nickmice wrote:
簡單的說，若生產資料共有，則能爆發較目前生產模式更高的生產力，進一步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而擺脫了為生存而勞動的階段，人類的創造力將進一步豐富公共化的生產資料，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
我十分肯定樓主在此的努力，雖然個人理解有限，在此表達支持。
Henrylin123 wrote:
知道200年來哪國人殺中國人最多嗎，
很簡單就是中國人，
中國領導者很少有把把自己人民當人看的。
Kenji.K wrote:
什麼叫被西方蹂躪了200年，什麼叫生靈塗炭
我告訴你，文革才是蹂躪，大躍進才是生靈塗炭
White bear wrote:
你忘了人性。
現實世界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分別由他們的信徒執行了幾十年後，生產力的差距就赤裸裸的攤在那裡。是誰的生產效率好不需要解釋了吧？
1.毛哲東本身的理論水平很低的他17歲才讀小學 馬克思是博士生兼哲學家+經濟學家
會搞出文革和大躍進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扭曲
2.史達林的大清洗並不是只有清洗一些反動的資產階級
他同時清洗掉很多正統派的列寧主義者,甚至是拖洛斯基也被史達林所暗殺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
第四國際
3.列寧還有大學生程度
但是就以理論水平和對經濟學理解的程度來看 馬克思>普列漢諾夫 >列寧
格奧爾基‧瓦連京諾維奇‧普列漢諾夫
4.毛哲東和史達林走的是「一國社會主義路線」 ,並不熱衷於世界革命和建立共產國際
毛哲東大煉鋼更是露出了他本身對於經濟理論和科學的無知(我已說過毛本身只有國小學生程度 17歲才讀中學)
毛輸出革命也只能往第三世界國家輸出,因為他沒聽懂列寧的工人貴族理論，不理解要如何打破帝國主義的壟斷模式
而中國的資本有機構成 和勞動生產率當時都是處於比西方社會低很多的狀態,
所以馬克思才會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會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
但列寧觀察到工人貴族現象 ,因此推斷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即帝國主義是最高階段會進一步加強和鞏固這一模式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這兩本書就已經表明列寧的思想
但列寧以為一國革命後不可能馬上發展出社會主義,因此才會提出先鋒隊理論等
他們並不懂200年前亞當斯密 李嘉圖和馬克思等人就已經知道的現象,所以不斷嘗試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
會把毛哲東和馬克斯混為一談的通常是受到如美國之音、法輪功等媒體妖魔化+洗腦無知的表現 或是兩蔣時代灌輸的洗腦教育
所謂市場分工和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亞當斯密舉出鐵釘的例子
西方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說過如下的話 ----------
如果一個人來完成生產鐵釘或針，所有生產步驟他一天可能可以做10個針或鐵釘
(比如找鐵匠製作)
如果把鐵釘的生產拆解成1000個基礎的步驟
讓一群工人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分工合作
人均產量一天可能可以生產1000個鐵釘 相比之前的手工生產10個1人完成所有製程 單位產量提高100倍
人均產量在分工之下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 成本被降低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戰勝農業時代手工業的原因
但是也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導致勞動者本身不擁有了生產資料
發生「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生產者勞動者之間發生的分離現象
在中世紀 許多農民本身就有生產資料 在英國也有許多小農 小店主本身是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以自己完成生產和銷售
而分工的效率提高帶來的提升導致「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上 和實際生產者的分離
馬克思就觀察到這種矛盾性的存在
這種制度的未來會如何會產生的結果雖然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成本
但是也就是資本有機構成會提高 利潤率會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低
《國富論》中，第三章題目就是「論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斯密在第一段中提到：
「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場大小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就無法鼓勵人們始終專於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餘物隨意交換自己所需」。（斯密，1776年，31頁）
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市場範圍和生產範圍也是相關聯的：
「有些職業，即便是普通的職業只能在大城鎮存在。如搬運工，無法在除了大城鎮之外的地方找到工作並得以生存。在荒涼的蘇格蘭高地，那些人跡稀少的小鄉村，甚至不可能會有制釘這一行業。如果制釘工人每天能生產1000枚鐵釘，他們每年能生產出30萬枚鐵釘。但在蘇格蘭的窮鄉僻壤間，即便像制釘這樣的行業不可能存在，因為一年不可能售出1000枚鐵釘。」（斯密，1776年，31頁）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斯密對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理解是廣義的，而不僅僅侷限於常常提到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通常是指對於同一產品生產，其大規模生產的成本要低於小規模生產。斯密的理論是廣泛意義上的規模經濟，即大市場下的大規模生產，使得勞動分工成為可能—而勞動分工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有力因素。因而，市場規模提高了整個經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不是對某一特定產品生產而言的。從而斯密用一整段話來闡釋這一觀點：
「我們應該銘記，製造業的完美發展得益於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的程度可以應用在各個製造業領域，但我們很有必要控制這個分工程度。市場的範圍決定了勞動分工的程度。」（亞當斯密，1776年，680頁）
亞當斯密已經知道市場分工的規模會影響到生產效率 也就是「規模經濟性」分工越細化成本越低,這個馬克思也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人口的多寡和市場規模的大小會影響到發展的前景,永遠不可能再小國家的經濟體內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經濟的分工體系,否則只會造成類似北韓那樣的悲慘結果,前蘇聯大約有3億人口,但西方不論控制的人口即市場規模最大和有資本機構成都超過東方,俄國一開始的資本有機構成就沒這麼高,另外帝國主義國家壟斷了生產資料和高附加價值產業還有金融體系的剝削,並用那些剩餘價值去收買他們本國的底層形成「勞工貴族」,勞工貴族團結在資本家內部被民族主義和唯心主義所洗腦,因此也很難輸入革命到發達國家內部,例如我舉出的「美國麥當勞工人比印度麥當勞工人工資高20倍」的例子就可以看的出來絕對有跨國剩餘價值轉移過程.也就是帝國主義. 另外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和列寧有所不同
但是這種情況最近正在瓦解 ,從中美貿易戰中可以觀察出來,高技術產業正在擴散到開發中國家打破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例如中國的2025計畫,也就是減少了美國能夠分配到的剩餘價值,因此底層的工人貴族才會去支持川普搞民粹主義和新納粹主義,最終貿易戰博弈的結果假如是美國失敗很可能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從外國榨取的剩餘價值量變少,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內部矛盾會加大,然後出現資產階級難以分配他們國家內部的底層足夠的剩餘價值這狀況帝國主義會解體,甚至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會減少,就有可能發生內部革命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關於在俄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的爭論
Plekhanov and Lenin's Debate on Whether the Socialism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Russia
內容提要：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漢諾夫與列寧曾經就資本主義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普列漢諾夫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俄國革命必須嚴格遵循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循序漸進地演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認為俄國當前的任務是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是立刻實施社會主義。而列寧則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不失時機地將革命引向社會主義，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在這場爭論中，就成功地奪取政權、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列寧無疑是勝利者。而從後來社會主義實踐的進程來說，普列漢諾夫的一些觀點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不無啟示意義。
關 鍵 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十月革命/民主
一、引言
眾所周知，如何才能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對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對那些經濟文化落後的非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只是其最終的必然歸宿而不是近期的前景，其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努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社會主義的任務才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由於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時代絕大多數國家還處在前資本主義階段，所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一方面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態度為後繼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資本主義的立場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更何況，晚年的馬克思在回答上述問題時確實與早期相比顯得有些猶豫和謹慎，不似早年那麼堅定。不過，在後來首先成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經濟文化卻十分落後的俄國，表現出急於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人，主要是後來那些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革命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相反，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後來較晚才改變觀點的列寧在內)倒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實際，甚至可能是由於俄國相比於西歐的極端落後而表現得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為謹慎。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這方面的觀點自始至終沒有改變過。正是由於這一點，引申出了他的許多其他方面的觀點，並最終導致他與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上最終被定格為「機會主義者」、「時代落伍者」。因此，仔細研究普列漢諾夫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及他與列寧的爭論並給予儘量不帶偏見的客觀評價，不僅對於普氏本人的思想和政治定位十分重要，而且對於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和解決也非常必要。
二、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刻實行社會主義？
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相關具體理論，並考慮到俄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實際狀況，普列漢諾夫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態度和立場應該說非常明確、毫不含糊：當前俄國社會的現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不足，因此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極不成熟，還需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在其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發表的著名的《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年)一文中普列漢諾夫指出：「社會主義的組織，正如任何其他的組織一樣，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而這樣的基礎在現代的俄國是沒有的。人民生活的舊基礎是太狹隘，種類太不相同而片面了……生產的客觀社會諸條件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有社會主義組織的程度……」①在同年撰寫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解放社」綱領》中，他也指出：「當代的俄國所遭受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痛苦，而且也有這一發展不夠的痛苦。」②後一說法，他在以後還多次重複過。根據對社會主義和俄國社會現實的這一認識，普列漢諾夫進而指出：「我們完全不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堅決地相信資本主義越是有力地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銳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越會臨近。」③「如果我們不願意背叛我們所代表的那個革命階級的利益，那麼我們應當毫無例外地堅決抵抗一切停止歷史車輪的企圖，換句話說，也就是堅決抵抗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④「凡是已經有可能用另一種更高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地方，我們就力求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凡是我們只能在這種關係和過時的前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之間作一選擇的地方，我們則為它掃清道路。」⑤因此，俄國社會主義者當前的迫切任務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變革，而是儘力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掃清障礙，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階級準備去扮演它的將來獨立的和進攻的角色，據我們的意見，在現時所可能『規定的黨的任務』，就是這樣的。想把推翻專制制度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種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聯結為一，想在進行革命鬥爭時把社會發展的這兩個環節在的歷史中合而為一——就是等於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刻都推遲」⑥。
基於這樣的認識，普列漢諾夫堅決主張俄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革命的最近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保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同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準，待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時，再準備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並最終在俄國實現共產主義。考慮到俄國社會的極端落後，普列漢諾夫在提出上述革命的終極策略時，總是不忘強調這一革命策略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種邏輯的劃分，而應特別注意其時間性，即兩個革命階段之間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間隔，而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用他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能同專制制度的崩潰同時並舉」⑦。因此，他堅決反對當時俄國革命陣營中為相當一部分人所熱衷的那種「不斷革命」的「左」傾論調。
從這一革命的總策略出發，普列漢諾夫認為，在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階段，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策略是必須與俄國社會中一切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人結成同盟，只有這樣民主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針對當時革命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對資產階級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指出的那種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尖銳對立的情形，只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會有的現象，而並不是落後的俄國社會的現實。在他看來，在俄國意欲實現民主革命的現階段，資產階級不但不是革命的障礙，反而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永遠對立的，二者至少在民主革命中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在革命中結成統一戰線是完全有可能的，關鍵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策略是否對頭。因此，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完全不必過分擔心和害怕資產階級。當然，像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也沒有過高估計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這種一致性決不會達到同一性的地步：資產階級要同舊制度的各種殘餘勢力和睦相處比起無產階級來容易得不能相提並論。德國資產階級即為一例。」⑧因此，「我們的策略隨時隨地也都應當這樣，當資產階級作為革命階級同舊制度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同它一起走。當資產階級放慢腳步，當它不再是革命階級的時候，我們就批評它」⑨。
在20世紀初之前，列寧基本贊同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不過，後來列寧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看來，普列漢諾夫的觀點書生氣十足，完全不能適應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墮落為機會主義了。列寧的這種判斷來源於他此時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認定：與早期不同，20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是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的。當然，列寧也承認這樣的判斷是就整個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而言，他從來沒有否認過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當然不會忘記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教誨，在20世紀初之前，他也曾經多次以此為理論依據駁斥過俄國一些民粹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空想⑩。那時候，與普列漢諾夫相似，列寧表現得像是一個堅定的「西歐派」。不過，列寧畢竟首先是一個革命家、特別是一個革命策略大師，「與時俱進」、善於抓住稍縱即逝的革命時機是像他這樣的革命者的天性，於是他主張(至遲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在資本主義雖不如西方國家發達但確已達到相當水平的俄國，不失時機地推翻專制制度並實現社會主義。如果不這樣做，就是對歷史和人民的犯罪。實際上，早在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當時剛剛形成不久的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初步形成了這樣的想法，只不過鑑於當時的形勢和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這樣的想法還完全不可能付諸實施，弱小的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公開亮出這樣的旗幟。後來革命失敗，使列寧意識到無論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還是社會主義的實現都還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然而，歷史確實充滿弔詭和偶然性，第一次革命僅僅過去十餘年，布爾什維克的機會就不期而至，於是機敏的列寧力排眾議、不失時機地率領布爾什維克一舉奪得了政權，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裡必須指出，列寧觀點的改變不能僅僅歸結為外部環境變化的刺激和他善於調整和改變自己觀點的個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邏輯的制約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這就是，雖然馬克思終其一生始終肯定社會主義的實現和最終成功必須依賴於資本主義的一定發展，因而它始終鄙棄民粹主義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但馬克思並沒有明確說明(實際上也不可能說明)他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定」的資本主義前提究竟是什麼？是否有精確的指標即資本主義究竟要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水平才能考慮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11)在列寧看來，既然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遲早會被拋棄，那麼，我們就算稍稍提早一點拋棄這個過時的廢物，至少不是什麼歷史罪過，還很可能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何況等革命者掌權後再來補資本主義生產力落後這一課也為時不晚！就像列寧所說的，就算俄國目前暫時還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和文明前提，但「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12)？所以，客觀地說，即便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來衡量，我們也難以得出列寧的觀點和行動一定是錯誤的結論。
列寧之所以發生這種後來被證明具有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的變化，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他思想深處有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一方面，列寧根據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認為俄國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俄國社會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革命將加強資本主義的統治，革命後俄國將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列寧有時又認為，工農民主專政之後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按：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及歐洲革命的勝利並援助俄國革命)下通過鬥爭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寧發揮的正是這後一思想。但是在這之前，在列寧的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前一想法。」(13)「在關於工農民主專政前途的第一種考慮(按：即資本主義前途)中，對俄國客觀條件的尊重無疑佔了上風。……而在後一種設想(按：即社會主義前途)中，俄國『客觀條件』的不足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能動性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所克服，因此在這種思路中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能動性就被提到首位，通向社會主義之路上物質條件的匱乏可以由這種能動性的發揮而得到克服。」(14)另外，列寧之所以在二月革命後很快放棄以前的觀點，主張將資產階級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還在於：由於列寧只是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完成俄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工具，那麼在革命完成之後革命者就自然面臨著這一工具的存廢問題，從而尖銳地提出了非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權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問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原理早已告訴人們，在和平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是不能存在一個工農政權的，因而在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即工農民主專政建立後的進一步選擇只能是：或者是工農民主專政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在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這一專政快速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在1917年以前，列寧傾向於認為前者是俄國革命的前途，但二月革命爆發不久，列寧的看法改變了(15)。
其實，就連普列漢諾夫這樣「穩健」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以真正抵擋住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誘惑。他的如下這段話無疑可看成是對被他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的讓步：「但是這兩個時刻(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接近是取決於我們的。我們應當傚法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光輝榜樣，他們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當資產階級還採取革命行動時，同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同時，『一分鐘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間努力培養儘量明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敵對情形的意識』。當這樣做時，共產黨人是要使『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16)既然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有「一定」的發展(這是布爾什維克和反對他們的人都一致認可的)，那我們何必過分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何況這些詞句有些也是含糊不清的)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呢？
可普列漢諾夫究竟不是列寧，他更像是一個學究氣十足的理論家，他一生不僅很少變化而且似乎對列寧式的「善變」不屑一顧。他以不同的詞句反覆申述同一個觀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遠沒有發揮出來。更確切一些說：與其說我們吃資本主義的苦頭，不如說我們吃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苦頭。」(17)「以馬克思的學說為依據的社會主義政策當然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18)俄國並沒有做好走向社會主義的準備，「這是神聖的真理，只有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才能拒絕它」(19)。政權轉入社會主義者手中「無非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勞動群眾還沒有實行這種專政的準備。正像恩格斯指出過的，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在它還沒有充分發展而不能適當的利用政權的時候就得到政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要遭到慘重的失敗。至於勞動群眾，那麼，如果它奪取政權，它的失敗也會是必然的，因為大家知道，俄國現在正遭受空前的經濟破壞。……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麵粉，因此當它還沒有磨好這種麵粉的時候，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必須讓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在目前這個十分特殊的時期是特別必要的」(20)。
三、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上述爭論的評價及這一爭論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啟示
作為不帶偏見的歷史研究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普列漢諾夫當時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認識呢？今天這可能依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再給普氏貼上過去那種本身就含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標籤——「機會主義」的做法是難以被稱為客觀的研究了。因為只要我們仔細研究當時俄國的國際國內形勢，就不難真切地感受到普列漢諾夫如此謹慎的原因。實際上，當時如此謹小慎微的不僅是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樣的「穩健派」，就連在一向被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內部，許多人也對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就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充滿疑慮和不安。對此，列寧的回答(21)一開始還顯得比較謹慎，他一方面正面反駁加米涅夫等人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觀點，指出從革命的含義是指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來說，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而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已經完成？」這一問題提得不正確：因為在理論上，這樣抽象地、簡單地提問題，忽視了極其複雜的現實狀況；而在實踐上，這是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舉手投降。現實情況是，政權轉移到了資產階級手中，這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同時除了現實的政府外還存在著一個附屬政府，即蘇維埃，這也是一個政府，而加米涅夫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另一方面，他回擊對他的冒險主義的指責說：「在我的提綱中，絕對保險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整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一點也沒有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因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這種經驗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完全根據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充分保證大多數人實行直接的、絕對的統治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22)但很快列寧就改變了看法(保證布爾什維克不奪取政權的《論策略書》寫作於1917年4月8—13日之間，而改變觀點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寫作時間是同年4月10日)：「不推翻資本的權力，不把國家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爭得民主的非強制的和約。」(23)1917年6月上旬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列寧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會放棄這樣做(按：指掌握全部政權)，我們的黨也不放棄這樣做，它每一分鐘都準備掌握全部政權。」(24)不過，隨著後來蘇俄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列寧的觀點似乎有了一些變化。在其最後著作之一的《論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一文中，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前俄國在社會經濟關係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實施社會主義的準備，只是由於當時俄國社會的矛盾異常尖銳，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情況下，只能奮起鬥爭，奪取政權。但革命的成功使得他們能夠利用這一政權著手創造和發展文明，並「開始走向社會主義」(25)。甚至還在此前四年多就寫成的《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他指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6)
二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革命的爭論實際上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無產階級應不應該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是否成熟，社會主義者是否應該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後馬上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那就是實施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他看來當時還遠未成熟，所以他斷然否認當前革命轉變的可能性。這方面他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而列寧的看法則不同，十月起義發生前，列寧和俄國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承認俄國近期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俄國而言還是比較遙遠的未來。但與普列漢諾夫不同的是，在大多數場合下(特別是為了反駁普列漢諾夫等人對他想「提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指責時)列寧是將上述兩個問題分開對待的：先奪取政權，再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立刻實現了社會主義，或者奪取政權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前面已說過，《四月提綱》提出時，列寧並沒有明確提出奪取政權的要求，更沒有把奪取政權後要建立的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十月革命成功後的情況又如何呢？從列寧那時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來看，起初他只是稱這一革命為「工農革命」或「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而沒有將其界定為社會主義革命。「從1917年革命事件一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明白了俄國尚未為直接『實施社會主義』作好準備。但是他們奪取政權不是為了直接實現社會主義變革，而是為了完成民主變革。」(27)「在十月起義的進程中，並沒有特彆強調這場正在進行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與後來的許多宣傳用的套話和聲明相反，起義當天——10月25日(11月7日)——說的是『布爾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農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本文作者注)，已經成功了。」(28)托洛茨基在描述列寧當時的立場時指出，這一立場導致的結論是「在只有工人階級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才能完成民主革命」(29)。這就是說，在列寧看來，雖然已經發生了二月革命，但這一革命是不徹底的民主革命，沒有實現他早在1905年革命時就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理想，所以必須繼續革命，使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奪得政權，才能真正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列寧著名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
當然，對十月革命性質的界定，列寧的看法不久就發生了改變，明確肯定它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就成為公認的、流行的觀點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道理不難理解：雖然十月革命前列寧明確反對托洛茨基激進的「不斷革命論」，但一旦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情況就可能有所改變，之前如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這一被認為似乎是難以踰越的界限，現在可能變得不那麼不可企及了(30)。就像托洛茨基所說的：「無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最低』和『最高』綱領(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政治旗幟下取得政權，它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31)。從邏輯上說，托洛茨基的觀點並沒有必然性，列寧區分革命的兩個階段或主張「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從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托洛茨基的看法確實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是因為，雖然從理論上說革命可分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但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間隔有多長列寧並沒有明確說明，這就使這一「兩個革命階段」的理論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為後來以種種理由縮短這一進程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預留了空間。列寧本人雖然經常強調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不應該過早地實行社會主義，但同時他也有另一方面的思想，即一旦時機成熟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只不過在二月革命爆發前，前一方面的思想表現得比較突出，後一方面的思想比較隱晦。但二月革命發生以後，列寧逐漸改變了觀點，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迅速奪取政權，並將資產階級革命不失時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轉變固然有其政治敏銳這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列寧思想中早已存在的這後一傾向的潛在影響。
一方面，在上述問題上，相比於列寧政治上的高度敏銳和靈活性，普列漢諾夫確實顯得比較呆板和教條，列寧對他在這方面的批評是正確的。而且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本身也無可厚非。如果像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些自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死抱著「無產階級只能在資本主義鞏固的基礎上才能奪取政權，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這樣的觀點不放，那恐怕社會主義永遠沒有成功的那一天(按照這種「社會主義條件論」來看，最具備實行社會主義條件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卻至今也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如下一段話是比較公允的：「孟什維克始終不渝地忠於他們的信仰，這種品格確實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品質。但是，他們的學說有嚴重缺陷，孟什維克運動因此而衰落下去，終於銷聲匿跡。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可以在不發達的俄國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而自己不想去奪取政權，這種見解在理論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實際上是非常不現實的。要是沒有工人階級大規模地參與的話，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進行，那麼期望無產階級把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願望壓在心底，難道合理嗎？可曾有過什麼階級為革命出過力，然後自願退讓，讓別的階級去獲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實？」(32)
另一方面，從後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來看，普列漢諾夫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認識也有其合理之處和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後，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革命者應該繼續前進，將革命不斷向深處引導。即使不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在至少已經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基本條件，所以應該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發動的。應該說，革命確實獲得了成功，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從社會主義近一百年的實踐過程來看，當初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的看法是有些過於樂觀了。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雖然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轉變，從而被視為機會主義者，但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說，在他的這種反對中隱藏著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非常值得重視的意見，那就是：二月革命雖然成功地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革命就已經真的大功告成了。對像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不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本來就很薄弱甚至完全闕如的落後國家來說，社會主義者在奪取政權以後，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民主革命已經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徹底過時，從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相反，與那些具有比較長期和深厚的民主傳統的國家相比，落後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更應該注重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我們今天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時所應獲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驗教訓。的確，從歷史來看，「在一個充滿著『領地』、『封邑』、『小公爵』、『獨斷專行』和『家族統治』的社會裡發動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一個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處於第四等級地位的中世紀社會裡發動反對近代文明的『革命』，會造成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那場『反修防修』的浩劫說明了這一切」(33)。
其次，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最終政治目標無疑是要在俄國社會實現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者或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又深深地相信，歷史的發展必須循序漸進，不可單憑某一個階級或黨派甚至個人的主觀好惡而隨意跨越那些本不可以輕易跨越的歷史階段。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歷史階段。與列寧及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的是，普列漢諾夫所謂「資本主義不可跨越」，不僅指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不可跨越——即使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國家勝利了，也必須補上資本主義大生產缺失這一課，否則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同意；而且也指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可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加以借鑑和利用，這點至少十月革命後的列寧是不會贊同的。特別是考慮到長期的封建專制歷史使俄國社會極度缺乏民主和自由，普列漢諾夫特別重視這個問題。當然，和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談論民主和自由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相比封建主義的專制是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終歸會被未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所代替」這一歷史決定論的理論架構中進行的。只不過，比較而言，普列漢諾夫更多地談到前者，與列寧相比他顯然更多地注意到俄國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傳統(後者在談到俄國社會的落後時，似乎更關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內容)，並且還認為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應該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因為既然俄國社會已經走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又暫時不能被超越，那談論資本主義民主已經過時、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優越在他看來就是不適當的，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當務之急應該是在俄國社會儘快地補上民主自由缺失這一課。
如此看來，雖然在普列漢諾夫眼裡，資產階級民主並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有害和恐怖，反而對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有益的東西，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普列漢諾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始終都沒有遊離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外，始終都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高利益前提下進行的。他多次強調的一句話「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34)就是這個意思。「要順利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有政治自由。」(35)「爭取政治自由應該是，而且只能是為在多少遙遠的未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的必要條件之一。」(36)正因為這樣，他也沒少像一般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抨擊資本主義的民主和自由，認為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口號的價值只是形式上的，因而是冠冕堂皇的，批評這個口號「一百多年，這個出色的口號最好不過地同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剝削群眾的現象和平地相處」(37)。更是因為這樣，他才會要求對民主應有所限制：「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而如果為了革命的成功需要暫時限制一下某個民主原則的作用，那麼在這種限制面前停步不前就會是罪過的。」(38)姑且不論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是否正確，但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和強調，對我們反思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值得我們今天加以注意。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固然不能因為後來蘇聯解體、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而事後諸葛亮般地指責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初選擇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是冒險主義；同樣，對普列漢諾夫反對在俄國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因而反對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這件事，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將其斥之為「落後者」、「機會主義」而簡單了事。今天看來，普列漢諾夫關於革命應有步驟、分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在革命過程中革命者不可急於求成等觀點還是相當有預見性的。我們看到，在革命漫長的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無論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者，還是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都具備堅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地奔向他們心中神聖的革命目標。但歷史地看，他們當中許多人當初都犯了一個共同的毛病，即革命的「急性病」。無論是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還是毛澤東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都是這種革命急性病的典型表現，其後果已如「大躍進」這樣的歷史悲劇所一再證明。與此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以「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重新審視革命和建設等事關重大的問題，於是行動的目標變得實在了，路線、方針、政策變得切實可行了，表面上看目標似乎降低了，建設速度也降下來了，但由於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反而取得了扎紮實實的成效。
①②⑥《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4、79頁。
③④⑤⑦《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上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172、174、305、126頁。
⑧⑨《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227、66頁。
⑩直到二月革命發生時，在1917年3月中旬回國前夕，列寧還對瑞士工人說：「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裡，社會主義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
(11)《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12)《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頁。
(13)(14)(15)曹浩瀚：《列寧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97、165頁。
(16)《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
(17)(18)(19)(20)《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03、23—24、203、207頁。
(21)這裡有必要說明，與過去人們普遍的看法有所不同，筆者發現在列寧著名的「四月提綱」中並沒有明確提出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設想，更沒有提出立刻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問題，相反，列寧認為：「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該提綱中比較激進的地方只是：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支持，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議會制共和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等等。
(22)(23)《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7頁。
(24)(26)《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21頁。
(25)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頁。
(27)(28)(29)[俄]阿‧帕‧布堅科：《蘇聯歷史的現實悲劇》，載李宗禹主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頁、637頁注(23)。
(30)何況十月革命至少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即介於舊式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革命階段，它實行的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甚至直接就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專政。
(31)[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蔡漢敖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63、62頁。
(32)[俄]亞伯拉罕‧阿謝爾編：《俄國革命中的孟什維克》，石菊英、余瑞先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發行，第40頁。其實孟什維克有時也表現得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教條，他們曾經有如下主張：「雖然我們一定要經歷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這兩場革命可能不像西方那樣，被一段長時期的和平發展分割開來。假如內戰延長，作為民主革命而開始的革命，很可能就會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如何，我們切不可忽視這種可能性。社會民主黨同空想的無政府主義相反，始終認為，俄國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躍進到社會主義階段。但是，我們並沒有想要規定出這兩者之間的確切間隔時間。世界資本主義在繼續發展，資本主義條件開始在改變俄國的舊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越是延緩專制制度崩潰的時間，人們就越有理由期望從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前書第63頁。)
(33)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34)《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35)《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3頁。
(36)《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2—23頁。
(37)《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417頁。
(38)《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首先樓主會認為毛哲東是馬克思主義者,很顯然就是完全的無知+被法輪功美國之音和兩蔣洗腦灌輸教育 自己就沒認真獨立思考過
再不然就是自己本身是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因此才有的反動思想,你自身的經濟狀態決定你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者有以下流派
1.馬克斯列寧主義 正統派以第三國際為代表
2.托洛斯基主義 托派以第四國際為代表
3.民主馬克思 改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 以考斯基、德國的伯恩斯坦 英國工黨的柯賓為代表
愛德華‧伯恩施坦
4.盧森堡主義
5.史達林主義以 一國社會主義和蘇聯計畫經濟為代表
六藝君子 wrote:
不必陷入名詞的遊戲與思考的泥沼,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重大的辯證缺陷, 而且這個辯證缺陷還經過了實務的驗證:
1.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請問無產階級人數眾多, 如何專政? 誰說了算?
2. 承接(1), 必然性地, 必定由無產階級專政轉化成共產黨專政
3. 同樣的問題再度發生, 共產黨員這麼多, 如何專政? 誰說了算?
4. 植基於武裝鬥爭路線, (3) 必定演變成槍桿子出政權, 由控制最大武力的少數共產黨員專政
於是人類最大的悲劇就是滿懷理想色彩, 嘗試拯救被奴隸人們的共產主義, 毫無例外地, 一個一個變成恐怖的暴力獨裁集團, 借助無上的烏托邦理論, 超越人類社會的道德與法律之後, 反而將每個個體逼入了最醜陋的求生動物本性, 毫無仁愛, 反對溫情, 集體失智, 全部變成共黨最高統治者精神與肉體的奴隸, 打破了所謂的封建, 卻建造了最大的人間地獄, 打倒了帝王, 卻製造出比帝王更獨裁的暴力獨裁者.
以剝奪個人自由意志為遂行手段的任何主義, 即便描繪的是天堂, 在地上實現的卻往往是地獄 -- Mobile01/六藝君子
1.馬克思主義有許多流派 比如盧森堡主義、列寧主義、托洛斯基的第四國際
我的提法是所謂列寧主義的流派，但他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形式
羅莎‧盧森堡
第四國際
比如盧森堡主義的馬克斯就認為要和多黨制的西方民主結合
這種「政治多黨制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有支持者
羅莎‧盧森堡是西方國家政治多黨民主+經濟民主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的提法是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但是不能代表全部的馬克思形式
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完全不同，甚至批判過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制
但是你知道羅莎‧盧森堡後來怎麼死的嗎？
就是被資產階級暗殺掉的 所以「西方的多黨制民主馬克思就胎死腹中了」
而托派的「第四國際」也主張布爾什維克不應該一黨獨大，但他堅持要推不斷革命和推動世界革命
因為不符合蘇聯當時的國情行不通，在波蘭遭遇慘敗
托洛斯基主張十月革命後應以先支援其他國家共產黨革命為最優先路線，
史達林則是以先鞏固建設蘇聯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優先路線，後行有餘力再支援世界革命。
後來史達林把它暗殺在墨西哥了 ，托派的第四國際也並是馬克思主義非主流的形式
羅莎‧盧森堡，1895年
我個人認為「盧森堡的西式多黨制民主馬克思」根本都行不通
因為最終一定會演化成資產階級專政
但是盧森堡的確是令人敬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第二國際理論家
她為革命付出生命 最終還被資產階級暗殺掉了
英國工黨 民主馬克思主義者(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者)柯賓的困境
英國大選在即馬克思為何受推崇？ - BBC News 中文
英國工黨領導層大力推薦《資本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經濟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究竟是本怎樣的書？
騎腳踏車上班、欣賞馬克思的英國老左派：工黨領袖柯賓-風傳媒
柯賓無疑是一位惇厚而忠實的改良主義者。但，也因此，他將面臨改良主義的全部問題。
2015年5月7日，在英國國會大選中面臨再次敗選的工黨，當時的工黨領導人——知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學者之子艾德‧米勒班（Ed Miliband），隔日隨即宣佈負起政治責任，辭去擔任了約4年8個月的黨魁一職。
該年9月，自1983年成為國會下議院議員後，從未擔任過任何內閣（或者影子內閣）成員，被視為工黨內左派的邊緣候選人——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在工黨黨魁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當選。
隔年，僅短短9個月多月左右時間，工黨內的中、右派藉脫歐公投等議題，開始對柯賓的領導權提出挑戰，黨內影子內閣成員紛紛辭職逼宮，黨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對他發起不信任投票，黨內情勢完全不利於柯賓，然而拒絕辭職的柯賓，在2016年9月；一年內的第二次黨魁選舉中，再一次囊括了超過六成的選票，強勢擊退了競爭者歐文‧史密斯（Owen Smith）。
從最不受歡迎到離唐寧街10號一步之遙？
事實上，從柯賓當選工黨領導人的那一刻起，英國的主流媒體（尤其是右派傳媒），就毫不遮掩的攻擊柯賓明確偏左的主張與立場，不斷透過將他描述、定調為unelectable（無法選贏的）在野黨領導人。甚至將他比喻為工黨1980年代上一位試圖將黨帶往左轉的黨魁富特（Michael Foot），並以1983年富特與工黨在大選中慘敗的經驗，預言柯賓帶領下的工黨必然將在選舉中走向潰敗1。
對於工黨黨內主流的中、右派以及英國媒體，幾乎堅定不移的看法是：工黨在1994年布萊爾當選為在野黨領導人後，所逐步確定的「共識」或「真理」是，工黨只有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主張上，放棄傳統偏左的「改良主義」色彩，放棄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支持對象，極力往中間靠攏，將黨定位為「大眾黨」而非「工人階級政黨」，才有可能獲得執政的機會。這個所謂的黨內甚至社會的所謂「共識」，主宰、制約了工黨黨內超過20年的發展路線。
然而，這個被不斷警告牢不可破、不應該越雷池一步的「共識」，在今年6月份的英國國會大選開票後，徹底的粉碎與瓦解了。
柯賓在2015年成為工黨領導人後，不同於他的前任黨魁米勒班——對於黨內路線「左轉」顯得搖擺不定、遲疑躊躇，面對工人與學生的抗爭態度曖昧、模糊。柯賓打從一開始就高舉了左轉的大旗，他大大方方的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這裡「社會主義者」的意義與內涵還是在改良主義的框架下來界定）。
舉例來說，當米勒班在2015年大選前，終於略為抱定主意、明確表態，將推動讓大學學費從9,000英鎊，較為溫和的調降為6,000英鎊時（2010年保守黨政府一次性地將大學學費自3,000英鎊巨幅調漲至9,000英鎊，而引發數十萬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大規模抗議，而事實上，將高等教育推向商品化與市場化，最劇烈的轉變其實是出現在布萊爾執政的時期）。柯賓成為黨領導人後的主張，卻是直接廢除學費，讓英國的大學回到早年免學費的傳統。
這種明確、不再是模稜兩可的「左轉」主張，事實上一直是柯賓成為國會議員以來的長期立場，這也是他過去在黨內「邊緣」的主因，但當他成為黨的領導人後，這樣的主張與立場，讓許多過去對工黨已經死心與絕望的工人與青年，開始重新對工黨產生希望，其中更有許多人開始主動參與到「支持」／「保衛」柯賓路線的運動。
大幅成長的年輕選民支持
今年4月，保守黨首相梅伊宣佈解散國會、提前進行大選，梅伊與保守黨原本的算盤，是希望在脫歐公投後，操作脫歐的議題、先發制人，希望透過提前改選重挫工黨，來「確保英國擁有更穩定、更有力的政府」。然而6月份大選結果出爐後，結果卻讓保守黨以及工黨內中、右派啞口無言。
柯賓領導下的工黨，在選舉期間推出了被形容為自1983年富特以來最「左傾」的選舉政策主張宣言，除了廢除大學學費外，還包括了將推動鐵路與郵政部門重新國有化、打擊企業逃稅、取消給企業的稅賦減免等等政策主張。柯賓在選戰中結合各大小左翼組織、青年團體與草根社會運動團體2，透過大小演講、社群媒體等方式直接與民眾接觸，繞過主流媒體不友善與敵視的干擾，最終，工黨勝選的席次大幅度增加了30席（發動提前改選的保守黨反倒減少了13席），如果以總體得票率來看，柯賓帶領下的工黨拿到了超過40%的得票率，足足比2015年的大選增加了將近10%選票，這是自1974年以來工黨在大選中的第三高得票率（前兩名分別為1997年的43.2%與2001年的40.7%）3。
如果從選民支持的年齡結構來看，工黨在18-24與25-34兩個年輕的年齡層民眾當中，分別獲得了超過六成與接近六成的壓倒性支持率（相較於2015兩者皆呈現了約20％的成長），而且，根據媒體的報導，青年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更是創下新高。即便在35-44這個年齡層，工黨也拿到了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4。
若以選民階級與區域來看，柯賓領導的工黨，此次也拿回了許多本來就是傳統工人社區的重鎮，過去在工黨右轉時期流失的選票。
「柯賓現象」反應了什麼？
大選過後不久，柯賓竟然從主流媒體過去「最不受歡迎」與「無法選贏」的黨領導人，在最新的民調中，成了英國民眾眼中「最適合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人雜誌在選後幾天的一篇評論中，下了這麼樣的一個標題：
布萊爾路線在6月8日正式終結，工黨現在是屬於柯賓（路線）了！5
2015年工黨輸掉大選時，倫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題為「米勒班的左轉讓工黨輸掉選舉」的專文分析6。然而，不過事隔兩年，當下「柯賓現象」背後所反應的，其實是工人階級與青年們，這一、兩個世代的民眾，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最大的受害者，在歷經金融危機後新一輪的「樽節政策」進一步攻擊各項「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後，用清楚的行動與態度，表達出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與貧富不均的憤怒與不滿。
換言之，米勒班與工黨在2015年輸掉大選，並非如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太過「左傾」，而是根本不夠「左傾」。
入主唐寧街10號是當前左翼的最高目標？
這其實才是英國社會興起的「柯賓現象」背後所傳達出最寶貴而關鍵的訊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新自由主義的憤怒，對走不出金融危機的不耐，讓民粹主義隱隱蠢動著，這股社會集體憤怒、失落與焦躁，需要一套分析與解釋、需要一個可以說服的計畫與方案、需要一個可以讓安置他們憤怒的政治選擇，這樣的選擇，如果左翼無法承擔，那麼，極右翼與法西斯就會趁勢而入。
對於左翼而言，或者更明確的說，對於不同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左翼而言，「柯賓現象」終於在英國政治撐開了一些左翼發展的空間與契機，然而，「柯賓現象」同時也伴隨著危機與風險。
簡單來說，將柯賓與工黨送進唐寧街10號，會是或應該是「左翼」的最高目標嗎？對於工黨黨內目前暫時休兵、閉嘴的中、右派而言，現階段當然是開始殷切著期盼的柯賓重新帶領工黨重返「執政榮光」。但對於為數眾多過去根本放棄工黨的左翼小團體與草根社運組織，讓工黨重新入主唐寧街10號，很可能只會再一次重演過往歷史上不斷發生改良主義的各種侷限、甚至悲劇罷了。
事實上，綜觀柯賓在大選所提出來的政策主張宣言內容，一來，在社會主義左翼經濟學家的分析中7，其實非但稱不上太過激進，實際上左轉的力道恐怕都還尚嫌不足，對「戰略性事業」國有化的規模，其實並不足以撐起疲弱不振的國內投資，而更關鍵的是，即便是這樣的政策綱領，以目前工黨內仍舊是中右派當道的情勢，以目前英國具壟斷地位的跨國金融機構仍強勢主導、影響著英國的各項政策方向，以目前資本家與媒體對柯賓左傾路線不斷上升的敵意，一旦工黨與柯賓真正透過選舉重新執政，恐怕都很難讓這些目前提出來政策綱領一一落實。這其實並非只是當前英國的政治困境，坦白說，這很可能是長久以來所有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政策的根本困境。
回顧Syriza：在希臘的崛起、困境與「背叛」
上述英國的政治困境絕非孤例，同為歐盟一員的希臘這些年來的發展，即可作為佐證，這些年來一度打著「反樽節」旗號，在希臘政治局勢中不斷擴張、捲動大規模左翼與社會運動團體支持的新興政黨Syriza（激進左翼聯盟），2015年甚至在獲得多數希臘工人與青年的支持下，成為希臘國會的第一大黨主導組閣執政。
然而，Syriza的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為了迅速獲得最大支持、取得執政權，原先較為激進主張逐漸被更加溫和與改良者所取代。甚至在執政後，即便在公投壓倒性反對繼續接受歐盟、歐洲央行所提出對勞工與基層民眾無比嚴苛的「樽節方案」，Syriza的執政團隊依舊選擇留在歐元區，甚至以更加嚴苛的條件，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及歐洲央行「三駕馬車」所提出的紓困「樽節方案」，而被嚴厲批評為「出賣靈魂」8。
Syriza的困境其實與英國左翼或者全世界左翼的困境多多少少有些類似，在過去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右翼意識型態霸權之下，2008年危機後的工人階級群眾，事實上，呈現的一種意識型態近乎真空的狀態。當前對資本主義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多數恐怕是來自於素樸的直觀，而相對缺乏完整對左翼意識型態的整體認識與思想準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Syriza或者柯賓主導下工黨，雖然短時間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樣的社會集體需求，而成為不滿與憤怒下的新選擇，然而，一旦這樣的政治力量在掌握國家機器執政後，受限於各種隨時準備反撲的反動力量，以及改良主義本身的政治選擇，發生類似上述Syriza被視為「背叛」的重新轉向，對左翼政治與左翼力量的反挫與重創，恐怕將是更為嚴重！
怎麼辦？
那麼，倘若重新高舉「正統」或「古典」改良主義的旗幟，試圖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度中取得「執政權」，尋求推動改良主義政策，恐怕並非當前左翼運動最重要與最關鍵的目標的話，那麼，面對世界各地工人與青年在金融危機後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時，左翼運動優先的工作與任務又會是什麼呢？
無論是在英國、希臘，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把握住在這些因政治經濟大環境變動所極為難得開啟民眾意識轉變的契機與空間，透過對左翼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推介與傳播，讓更多的工人與青年，能夠清楚而正確的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本質與其內在必然且無法調和的矛盾；能夠充分意識到：當前的困境，無法靠著努力解決資本主義「內」所產生的問題來克服，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能夠耐著性子理解到：要取代資本主義，不可能藉由在資本主義內取得「單一」一個國家「一時」的執政權來完成，它必然需要仰賴一個全球的、國際主義式的漫長全面性革命進程。
而這不代表左翼應該自動放棄掉日常生活各個戰場的政治或經濟鬥爭（諸如代議制度選舉或個別工會的組織工作與活動），相反地，左翼應該更積極的介入，但重點是我們需要同時賦予這些行動更深刻與更長遠的意涵。讓群眾在資本主義代議制度中看見它的侷限與反民主本質，讓工人在工作組織起來的行動中，體認必須超過資本主義僱傭制度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使工人階級與青年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認識全面提升與武裝，以作為下一波擴大左翼運動的堅固基礎，直到我們能夠真正翻轉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或許，才會是左翼在無論是英國的科賓熱、希臘的Syriza熱等現象中，真正最優先的工作與任務。
•1. 對於1983年工黨黨魁富特敗選原因的分析，有評論指出事實上富特的所謂「過度左傾」並非主因，而是受到英國與阿根廷所爆發的「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影響，可參見"1983: the biggest myth in Labour Party history"。諷刺的是，事實上，富特本身當時同樣支持英國出兵「捍衛」遠在南大西洋的福克蘭群島。
•2. 不少分析指出，科賓2015年當選為工黨黨魁不久後，以支持科賓與「左翼化」工黨為宗旨而成立的草根運動組織「Momentum」，在科賓的兩次黨魁選舉與今年的國會大選中，扮演著協助科賓獲得青年與社運組織支持的重要功能。至2017年7月，Momentum在英國各地擁有約150個地方團體（local group），會員人數超過2.7萬人。
•3. Jeremy Corbyn just made history with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Labour's vote share since 1945.
•4. Young voters, class and turnout: how Britain voted in 2017.
•5. The Labour Party now belongs to Jeremy Corbyn.
•6. Ed Miliband's move to the left lost Labour the election.
•7. 推薦參考Michael Roberts發表於2015年9月11日文章"Corbynomics – extreme or moderate?"。該文翻譯可見〈「柯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8. 可以參考Costas Lapavitsas 所寫的"One year on, Syriza has sold its soul for power"。
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重審歷史案件。蘇聯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正式宣佈為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平反，撤消當年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羅森戈爾茨等二十人的判決，認為」這些人的行為沒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5]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恢復布哈林的黨籍。1988年10月20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決定恢復甦共前領導人布哈林的科學院院士稱號，並撤銷了1937年5月21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將布哈林開除科學院的決定。在慶祝十月革命70週年的講話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特別讚許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50年之後的今天，戈巴契夫像布哈林期待的那樣，為他解開了史達林系下的"可怕的罪行之結"。
布哈林長期以來被看作「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直到蘇聯最高法院都為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了，蘇共才公開承認史達林殺錯了他們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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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經濟學家，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 曾被列寧稱為「受黨愛戴的人」
對於布哈林這個名字，共產黨人一點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閱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啟蒙小冊子走近馬克思主義的。此書成為當年每個入黨申請人的必讀書。
隨著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這個名字從我們的記憶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著對農業發展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麼樣道路認識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們。當年布哈林與斯大林激烈論戰並最終造成個人悲劇的「新經濟政策」，後來被譽為「唯一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譽為列寧身後布爾什維克高層最理解新經濟政策意義的人。198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還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熱」。
經濟政策論爭被上綱到政治鬥爭
列寧逝世後，布哈林是繼承和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對於發展社會主義農業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間發生了衝突。
托洛茨基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提出了超工業化計畫，主張通過降低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增加賦稅等犧牲農民的辦法來發展工業。布哈林認為這將破壞蘇維埃政權工農聯盟的基礎並出現災難性後果。他針鋒相對地提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應該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換，應該進一步減少對農民的限制，鼓勵個體經濟的發展，使農村雇工合法化，減少農業稅收，讓農民自由地種地、生產和銷售糧食，同時降低工業品的價格，從而獲得農民的支持，促進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國將拉著農民的大車以蝸牛爬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布哈林「階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經濟政策觀。在1925年黨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農民發出號召:「發財致富吧！發展自己的經濟，不要擔心有人壓制你們。」
季諾維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講話是「富農傾向」，並強調富農的危險性，要求對富農保持壓力，增加對富農的稅收，部分地恢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推廣大型集體農莊，更加重視工業的發展。季諾維也夫強調說：「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退卻，它的基礎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不能掩蓋新經濟政策的消極面，必須防止右傾的危險。」他還特別攻擊了布哈林讓農民發財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經濟政策上的論爭，客觀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鬥爭的需要。在這場關於經濟政策論爭的初期，斯大林靜觀雙方爭執，一直不表態。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經濟才幹和理論權威地位，在駁斥和批判反對派的鬥爭中佔得先機。斯大林一方面贊同布哈林的主張有現實操作性，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認「發財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
布爾什維克1925—1927年間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對布哈林進行猛烈抨擊，而斯大林營壘則稱布哈林為「我黨最優秀的理論家」、「我黨最優秀的幹部」、敢於「說出自己思想」，是「我們大家全體愛戴和支持」的人。
後來，當托季聯盟被徹底摧毀後，布哈林這個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淪為了階下囚。
斯大林大權在握後便試圖改變新經濟政策，開始雄心勃勃地執行「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這樣，布哈林的經濟政策又不可避免地與斯大林「對落後的俄國工農業生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嘗試」發生嚴重對立。
美國人科恩在《布哈林》一書中說：「斯大林的政策人為地製造了1932—1933年的饑饉，俄國歷史上最可怕的饑饉。」50多年後《真理報》報導：「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際，餓死的人大約有三四百萬。」這是長期以來諱莫如深的一個數字。
1927年秋冬，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認為危機的原因是富農囤積糧食和商人投機倒把，主張採取反對富農的強制措施，包括沒收餘糧。斯大林還強調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糧食生產地區完成集體化。
這就使「農業集體化運動」達到了「狂熱的頂點」。由於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區出現了強迫命令的現象。為了達到集體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區大刮浮誇風，以行政命令代替說服教育，有的地方竟採取「剝奪財產」、「褫奪選舉權」等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一些地方領導人出於「邀功請賞」心理，公然違反中央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只是把基本生產資料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的指示，蠻橫地跳過勞動組合而徑直組織農業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實行了公有化。於是，有些農民就用屠宰牲口的辦法進行反抗。據披露：1929年頭幾個月，在全國3400萬匹馬中，有1800萬匹被宰；1400萬頭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當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觸目驚心的饑饉景象時，感到如果不站出來說話就「有昧於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發生了激烈爭吵。在強制農民加入集體化農莊遭到布哈林反對時，斯大林說：「在舊制度下，農民進行單干，用古老陳舊的方法和舊式農具工作，為地主和資本家、為富農和投機分子工作，自己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而使別人發財致富。」這就把經濟政策論爭上升到了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經濟上的衝突已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布哈林罵斯大林是「渺小的東方暴君」，並且退出會場。隨後，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寫好的辭職聲明。據說，斯大林接到這些辭職聲明時，臉色蒼白，雙手哆嗦。不僅如此，從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還連續發表3篇文章，不點名地對斯大林的路線進行了公開抗議。其中《列寧的遺囑》一文，闡明了列寧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篇反對斯大林經濟政策的宣言。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評了斯大林的過激行為。
斯大林的經濟政策在現實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蘇聯國內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了嚴重的饑荒。面對難以收拾的局面，他在會上被迫作出讓步。
然而斯大林有著「文過飾非」的心理，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甚至會做出「掩耳盜鈴」的舉動。斯大林忌諱提饑饉，只要一提「饑饉」這個詞，立即敏感地判定為「別有用心」，「反革命鼓動」。斯大林對一個膽敢在政治局會上談到饑饉的人咆哮道：「你應該辭掉州委書記和烏克蘭中央委員的職務，到作家協會去，去寫童話，好給傻瓜讀。」
妻子娜傑日達自殺對斯大林的嚴重創傷
斯大林對敢於提出異議的結髮妻子也毫不客氣。1931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娜傑日達開槍自殺，當年《真理報》的說法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精神憂鬱」。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披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要員都聚在伏羅希洛夫家，阿盧利耶娃（娜傑日達）表達了對導致饑荒的農民政策的批評。斯大林用俄語中最骯髒的字眼厲聲責罵她。回到家裡後，克里姆林宮的服務員發現她情緒激憤，過了一會兒，她的房間裡就響起了槍聲……」
娜傑日達是斯大林老戰友阿盧利耶夫的女兒。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孤身一人來到彼得格勒時曾寄宿在老戰友家中。1919年，39歲的斯大林與不滿18歲的娜傑日達成婚。娜傑日達年輕、貌美、上進，她具備與斯大林夫人身份相適應的知識水平與工作能力。她隨斯大林上過前線，在列寧辦公室當過秘書……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在給友人的信中，對媽媽作了這樣的回憶：
問題在於媽媽一直堅持自己對於生活的理解。她從不妥協。她自己屬於革命的年輕一代，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計畫的熱情勞動者。他們是具有堅強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設者，他們自己就是新的人，他們虔誠地相信革命把人們從市儈習氣和舊社會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義的全部力量相信這一切，而她周圍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她的信念。在這些人中間，我父親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範。
娜傑日達自殺前給斯大林留下一份遺書，斯大林看後，感到「氣憤至極」，「憤怒壓倒了悲傷」， 立即將遺書撕毀。斯大林認為這是他「最親密和忠誠的朋友」對他的「背叛」。大概正因為如此，在娜傑日達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斯大林走近棺材站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推開棺材，轉身走了。此後，斯大林也沒有再到新聖母公墓去參加妻子的葬禮。
解力夫在《縱橫捭闔斯大林》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從看到過這張條子的人那裡得知，條子上充滿了對斯大林個人以及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申斥和指責。當時正是農村為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出現了強迫現象最嚴重的時候。
斯維特蘭娜說：「媽媽死後，爸爸的心靈上受到嚴重的創傷。他對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層陰影，同親屬和朋友的關係疏遠了。他相信一切現行的或潛在的反對派必須根除和摧毀。他的猜忌和獨裁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斯維特蘭娜還說：「爸爸一直在尋找致媽媽於死命的『罪魁禍首』是誰，是什麼？」
也許從那一刻起，布哈林的悲劇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布哈林犯了極其幼稚的政治錯誤
斯大林一向善於把經濟論爭上綱為政治鬥爭。1928年4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上，斯大林不點名地批評「有人想在農村實行一種既使富人喜歡又使窮人喜歡的政策，這種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紅色教授學院的報告中，再次不點名地批評布哈林是「恢復富農經濟……離開了列寧主義」，「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經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極限的邊緣，但他「不撞南牆不回頭」。
在隨後一系列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布哈林又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復「軍事共產主義」，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後果，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無以轉圜的死角，他開始了猛烈反擊。在1929年4 月召開的中央和中央監委的全會上，斯大林作了長篇發言，全面而廣泛地批評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團」，第一次在全黨面前公開了持續一年之久的黨的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全會還作出決議：堅決譴責布哈林等人的經濟觀點，並撤銷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和《真理報》的職務，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這就相當於給布哈林亮出了「黃牌警告」，或者說是下了「最後通牒」。
但布哈林仍「執迷不悟」，「決心帶著他的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布哈林與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發表聲明，宣稱堅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全會作出決議：撤銷右傾分子的領導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面對斯大林的嚴厲反擊，布哈林卻在政治上犯了一個極其幼稚的錯誤。他秘密約見加米涅夫，並非常激動地指責：「斯大林的路線總的來說是對革命的災難。這條路線將會給我們帶來毀滅……他是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把一切都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布哈林沒想到加米涅夫把這次談話作了記錄，是他自己為經濟論爭塗抹上政治派別的色彩，這就給斯大林提供了打擊布哈林的把柄。1929年初，政治局委員和中央監委幾位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譴責布哈林進行「派別活動」。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團」反對黨的路線，提出了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政綱」，企圖「同托洛茨基分子拼湊反黨聯盟」等。布哈林沒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長達30頁的反訴書，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動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別有深意地暗示「最近黨內出現了一些異己分子，他們不瞭解階級政策的原則，企圖同富農和睦相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這已經成為「屁股坐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斯大林提醒全黨，時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隱匿的階級敵人」。並提出那個貽害無窮的論斷：「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階級敵人會更多地冒出來。」至此，布哈林與斯大林的矛盾完全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斯大林輕諾寡信，布哈林被處死
布哈林和列寧之間，有著長期而親密的友誼。在那封被稱為「政治遺囑」的信中，列寧給予布哈林極高的評價：「是最傑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列寧患病期間，布哈林經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寧總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領到花園去，談論各種問題。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響，首先就要破壞人們印象中列寧與布哈林親密的關係和感情。斯大林要通過法庭向人們宣佈：「布哈林從來就不是列寧的親密戰友，而是列寧最凶惡的敵人。」斯大林命令審訊人員，必須讓布哈林承認曾企圖暗殺列寧。內務部人員起草了一份審訊筆錄，其中寫道：早在1917年，當他得知德國政府為列寧提供火車包廂，同意列寧在戰爭狀態下穿越德國的時候，就開始懷疑列寧同德國人之間有見不得人的勾當。後來，當列寧堅持要與德國人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他便確信列寧是德國間諜，從而生出了殺害列寧的念頭和計畫。這是一箭雙鵰的陰謀，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貶低了列寧。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絕在供詞上籤字，並怒不可遏地說：「斯大林這是要把死去的列寧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布哈林一直拒絕招供。內務部人員加緊了刑訊，偵訊人員增加了一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親自督戰，伏羅希洛夫作為政治局的代表也參與審訊。他們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以他們的安全為要挾，對布哈林「曉以利害」。內務部像對待其他受審人一樣，以斯大林的名義向布哈林許諾，只要布哈林能滿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兒子就會平安無事，他本人也只會受點監禁之苦。
斯大林是施展此類手腕的高手。
就在兩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會上，斯大林還親自為布哈林敬酒，說：「我們都瞭解他熱愛他，誰要是老記著過去，誰就從我的眼前滾開！」與此同時，內務部卻正在準備一份布哈林「過去反列寧」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週年紀念日，布哈林拿著《消息報》主編的通行證參加紅場的慶祝活動。一年前，他是作為國家領導人登上列寧墓上的主觀禮台，而現在只能站在觀禮台的一側了。這時，一個衛兵跑過來向布哈林敬了個禮，說：「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請我轉告您，您站的不是您應站的地方，他請您馬上到主觀禮台去。」就在說這話的時候，斯大林已決定把布哈林從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名單裡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內務部人員帶著搜查證闖進布哈林家。正要開始搜查時，通向克里姆林宮的專線電話響了。電話是斯大林打來的。布哈林侷促不安地告訴斯大林內務部的人正在家裡搜查，斯大林大聲吼道：「叫他們統統滾出去。」於是搜查停止了。而當時，斯大林正在召開會議討論是否馬上逮捕布哈林。
「前車之鑑，後車之覆」。無數事實讓布哈林對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認識。布哈林知道自己難免一死，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個念頭：保護好自己的家人。
最後，雙方作出妥協，達成一個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寧與德國勾結之事，也可以不說企圖謀殺列寧，只說為阻止和約簽訂而打算將列寧逮捕，並扣押一晝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認自己是德國間諜，但必須承認參與了對基洛夫和高爾基的謀殺，還得承認企圖謀殺斯大林。這樣，布哈林的家人將不受任何牽連，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輕諾寡信」，布哈林最終還是被處以極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一書中說：「布哈林死的時候嘴裡咒罵著斯大林。他是挺著胸脯站著死去的，而不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樣，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著要求憐憫。」
入獄之前，布哈林已作了最壞打算。他草擬了一封《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要求妻子拉林娜一遍遍地背誦，直至一字不差。信中寫下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這樣的遺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面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面對著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裡，我堅信，經過歷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污穢沖掉……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的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讀著布哈林的遺書，不知是應該感動還是嘆息。革命浪費了億萬人民對它的感情，或者說是粗暴地蹂躪和踐蹋了人們曾對它有過的忠誠，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從布哈林的政治悲劇中，我們看到了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當我們把蘇維埃早期幾位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劇放到一起，則驀然意識到：儘管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性格特點各異，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都毫無例外地扮演了同樣的悲劇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