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殺的人多是國民黨時期的軍政人員（軍、警、憲、特）和地方上的（鄉、保、甲長以及哥老會的頭目），故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全是根據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連殺人佈告也是用手寫的。這些反革命從監獄裡拉出來，對對名字照片，不脫衣服，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死標，甩上刑車（不是押上，因為一部刑車要裝20餘人，四周還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只能人重人的堆放著），即向成都市北門外20里之遙的磨盤山駛去。磨盤山是個亂葬墳，樹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縱然殺個幾千幾萬也好處理。兩天前這裡就挖了許多土坑，一個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屍體。刑車到了磨盤山一字兒排開停下，眾多的解放軍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線，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槍筒，在山坡高處還架有機關鎗，在警界線外是農村武裝（又稱民兵）。囚犯從刑車上一個個甩下來，由兩個解放軍提著胳膊飛快地跑向指定地點。20人為一批，齊嶄嶄地跪在地上，站在他們身後不足五尺遠的解放軍，端著步槍瞄準著射擊的腦袋。監刑官一聲哨音：預備；二聲哨音：瞄準；三聲哨音：扣動扳機，崩的一聲，被殺者腦袋開花。殺人的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裁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指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我算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148人時，我執內勤距刑場最近，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腦花，紅紅的血水，流成一條條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泥土變了一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目昏頭眩。
批量性的大屠殺後，變為小批量的屠殺。這種小批量的屠殺在於「打擊敵人，教育群眾」起到殺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處是，每殺次人就要召開上千上萬人的公審大會，地點多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被公審的人均是五花大綁的捆著，那捆在身上的繩索快勒進肉裡，每人胸前掛著塊寫有本人名字、畫上紅×××的大紙牌。他們一個個低頭彎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審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聲聲一字字，揭發控訴他們有過的罪行。被激怒的參會群眾不斷地呼喊口號：「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捍衛革命勝利果實，支援抗美援朝！」、「堅持要求政府鎮壓反革命xxx！」，然後是「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記得最清楚的是公審前國民黨某地區專員冷寅冬，因他發動暴亂，不歸順共產黨，俘後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為甚麼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著頭說：「共產黨是亂黨，用暴力顛覆了合法的國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對他。」又問：「你當偽專員貪污了人民多少財產？」他十分泰然說：「我不是偽專員，我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貪不貪污你們管不著，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污。」 他侃侃而談, 顯得很從容。還有西門同興社總舵把徐子昌，東門青龍公會總舵子黃亞光，兩人是上通官府下擁槍炮的黑勢力老大，解放後拒不與共產黨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軍。公審他們時都不倒威，挺胸直項一副好漢樣子。再就是何本初與夏斗樞。何是茂縣專員，解放初宣佈起義1950年4月為首成立「反共救國軍指揮部」，率眾舉事叛亂被捕，公審殺時也是威風不倒，還說「為黨國就義死得光榮。」夏斗樞當過楊森部隊的副軍長，是川西地區組織指揮暴亂的主要頭頭，和共產黨週旋了幾個月，先後打死上千個解放軍，公審槍斃他時表情從容,沒叫喊一聲，顯得極為鎮靜，說：「兩軍交戰各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無怨」。
在這些被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個是我認識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張貴武與四人合股在安樂寺對面（今成都人民商場）開了一家很大的茶館，叫「大北茶廳」，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帶。胡先生一生好色，為保護生意不受人騷擾，臨解放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的頭銜（簡稱調統，解放後共產黨將它列為特務組織）。解放後共產黨為瓦解國民黨殘餘勢力，採取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政策：硬，公開抓捕；軟，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向人民政府登記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響應號召，第一個跑到派出所登記，時稱「自新人員」，屬於管制對象。可是胡先生並不知道此身份的嚴重危險性。仍我行我素過他逍遙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沒事上街去「弔膀子」（即在街上調戲勾引不認識的女人）。在鎮反階段，一個晚上他在祠堂街閒逛，看見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訕調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為找到了便宜貨，喜出望外地尾追於後，結果進了公安局。原來這位漂亮女人是軍管會的特勤人員，認為他不是「弔膀子」，是在搞暗殺，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黃泥巴掉在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後即五花大綁地拉出去斃在昭覺寺後面的樹林裡。他家人不敢去收屍，托我去看一看。在一叢楠木樹下，我看見他老兄長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還穿著毛料長衫，腕上還戴著手錶，只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按說這是錯殺，誰又敢去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環境，殺個人像殺隻雞。在農村，工作組長就有批准的權力，後來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時殺人權力控制在縣上，但工作組仍可抓捕人，只需動過嘴，武裝（即民兵）就去執行。我聽得這麼個近似笑話的故事。那時寧夏街關的人太多，每天來來去去像趕場一樣。走的去了殺場，來的新抓的反革命。當時監獄不准看報紙（每殺次人或開公審會，報紙上都要登載），封鎖了大鎮壓的消息。監捨裡每走一個人，大家都拱手恭賀，以為得到寬大。那天也是這樣，一個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賀一番，托這托那忙得不可開交。可沒兩個小時他又押了回來，一臉煞白，渾身軟得像塊滋粑，四肢不停哆嗦顫抖，褲襠全尿濕了。他無聲無語地躺了三天，後才告訴同監舍人，他一出去即被兩個解放軍五花大綁捆上，背上插上死標。他嚇昏了，屎尿流了出來。約莫過了一個多小時，有個當官的（可能是監刑官）拿著照片叫名字對，原不是一個人，才把他放回來。自此大家才知道，關在這裡是一群送宰的豬，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覺寺。
有人作過統計，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殺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時成都市總人口為六十萬，被殺比例為千分之二點五，完成和超額完成千分之一點七的任務，所以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書記某某都連跳三級。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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