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bek wrote:
人民根本一知半解 就像奴隸突然自由了 但不知道自由後要做什麼 別人說什麼就信什麼
我怎覺得這是在說台灣，我問過一些死忠支持者到底支持什麼？（不分黨派）不少說不出個東西來
節選自《紅星照耀中國》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裏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這場災難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人註意到，甚至在中國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數幾個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勇氣可嘉的人，為了搶救一些災民，冒著生命的危險到這些傷寒流行的災區去。他們中間有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外國人如德懷特·愛德華茲、O.J.托德和一個傑出的老醫生羅伯特·英格蘭姆。我有幾天同他們一起，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跨過一度肥沃、如今變成荒蕪不毛之地的鄉野，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裏，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於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象個幹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麽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睪丸軟軟地掛在那裏象幹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裏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幹癟下垂，象空麻袋一樣。但是，女人和姑娘畢竟不多，大多數不是死了就是給賣了。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裏，我看到過萬人冢裏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裏，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裏，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裏有的是糧食谷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麽？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準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饑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
“他們為什麽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麽他們不聯成一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占他們土地卻不能修覆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麽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裏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麽？”
他們的消極無為使我深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時間認為。沒有什麽事情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鬥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上述這種背景下，我們得悉共產黨人在西北特別受人民歡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為那裏的情況對於農民群眾來說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都沒有根本的改善。
這方面的事實已經等到你萬萬沒有想到的一個人士的生動的證實，我在這裏指的是斯坦普爾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報告，他是國際聯盟派赴南京擔任顧問的著名的衛生專家。他的材料是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爾博士最近在陜西和甘肅省的國民黨統轄區進行了考察，他的報告所根據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觀察。
節選自《中國震撼世界》
一九四一年夏秋兩季，我走過河南、河北兩省，從黃河走到長江，目睹了本書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場大饑荒的開始。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麽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糧秣官橫征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
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裏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演戲筵席上受著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當我得知正是這些將領和國民黨官吏把饑民的土地收去抵稅，等侯雨季放佃時，我就不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時候，每天都有農民來到我的馬車跟前，向我哭訴自己的悲摻遭遇，每天晚上都有縣官偷偷來到我的住所，求我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在老百姓還未全部餓死之前，幫幫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幫幫忙吧！”我答應盡力而為。
我回到重慶後履行諾言，在珍珠港事變前不久，寫了一篇報道，敘述我所目睹的慘狀，希望引起外界註意，迫使蔣介石或是出於差愧或是出於策略考慮而為他那些不幸的臣民做點好事。但蔣介石的國際宣傳局局長聲稱，這與他從內地傳教土(他們當然沒有挨餓)那裏得到的消息不符，便把我的稿子扣下。這位我十分氣惱，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然而，在這次據說是我所捏造出來的饑荒中，有好幾百萬農民死去了。
這麽多人是怎麽死的？有人說是由於旱災和歉收。可是蔣介石的官員、地主、稅交卻沒有一個餓死的。華北解放區的氣候同樣惡劣，同樣缺雨，卻沒有死這麽多人。此中的差別在哪裏?為什麽這邊的人挨餓，而那邊的人卻有飯吃?
河南蔣管區的人民並不是因為老天爺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為騎在他們頭上的統治者太貪婪了。應當說，他們是被捐稅逼死的。
我常常感到納悶，這些農民為什麽不反抗？為什麽不沖進城去，打開糧倉，把軍人用槍、稅吏用秤從他們那裏搶走的糧食拿回來呢1他們並非麻木不仁，他們並不想死；既然橫豎是死，為什麽不起來鬥爭，反抗那些封建統治者呢?事實上他們還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軍打到豫北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農民配合民族敵人攻擊湯恩伯的部隊。這是很可以理解的。為什麽不這麽幹呢?難道日軍會比蔣軍更壞嗎?
有位北平教授也許心中想到這個事件，所以在一九四七年警告蔣介石說，路易十六是因為實施腐敗和暴虐的稅制而被趕下台的。“除非你改革稅制，”這位教授預言說，“否則法國大革命就會在中國重演。“
教授的話裏只有一點錯誤：革命不是將要在中國發生，而是已經發生了。發生革命的部分原因是苛捐雜稅把農民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時只要有推出來幫他們甩掉背上的重負，讓他們重新站立起來，那麽他們就會跟著誰走。
苛捐雜稅在中國並非新事，自從清朝被推翻，軍閥開始用槍從農民那裏征糧養兵以來，就一宜存在。不過這些殘暴的軍閥，在蔣介石政權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蔣介石政權從中國農民那裏榨取的財富，恐怕比中國悠久而曲折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多。
近年來，蔣介石的職業辯護士把沈重的捐稅歸因於抗日戰爭。可是他們無法說明，何以國民黨幾乎是從其當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收重稅。
即使在蔣介石政權的所謂黃金時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據官方材料，中國農民必須交納的五花八門的捐稅，也有一百八十八種之多。一九三二年，據說是蔣介石實現大治之年，就在這一年，中國多數地區的田賦也比美國高三倍。
然而比正式田賦更苛刻的，是各種名目的雜稅，其數值往往十倍於正稅。在前清末年，雜稅從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蔣介石的鼎盛時代，雜稅竟高達正稅的十倍！
對農民這種駭人聽聞的剝削，在抗日戰爭時期自然又達到了空前的新高度。為了進行這場戰爭，蔣介石在其紙幣變得毫無價值的情況下被迫放棄貨幣稅，改收實物稅，要農民交糧。
四川省是蔣介石在抗日時期的大後方，那裏對農民征收實物稅有時達到稻米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在湖南洞庭湖一帶是百分之五十三；在雲南是百分之四十九。地主頭上的稅雖然增加了，可是他們總是以增加租子的辦法把負擔轉嫁給佃戶。如果佃戶過去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稻谷或麥子，現在就要交百分之七十、八十或九十。有時超過百分之一百，我在成都平原就看到達種情況。這樣佃戶還得去買米來繳祖。也就是說，佃戶在稻田裏於了一年，到頭來自己卻得不到一粒米。
抗日戰爭的結束並沒有使備受壓迫的莊稼漢松一口氣。雖然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在內地和光覆地區免稅一年，但是實際上農民還要拿出更多的錢糧交特別捐。
這一類捐稅多少還是固定的，雖然名目繁多，卻還不及農民實際捐稅負擔的一半。這是因為兵捐這種古老的賦稅形式在西方早已廢除了，在中國卻從來沒有消失。由於連年內戰和抗日戰爭，兵捐實際上比過去幾個世紀更普遍了。
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兵捐的負擔確實嚇人。由於軍費無著，軍官層層盤剝，拖欠糧餉，以及搜刮之風盛行，不少中國軍隊就依靠兵捐來獲取糧食、衣服、房屋以及巨額銀行存款。糧食、牲畜、車輛、房屋、金錢以至人丁，都是軍官們征派的對象。不過若是沒有蔣介石官吏以及地方豪紳的合作，對農民的這種剝削是不能實現的。其實，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傭為妾。
對台灣人民的大屠殺
失樂園：台灣大屠殺
當我從滿洲回來的時候，我發現國民黨已經半公開地向它本國人民宣戰。不僅席卷全國的反內戰、反美國幹涉和反獨裁的示威遊行進到直接的血腥鎮壓。成千上萬的學生、商人和知識分子被毆打，成千上萬的人被投入監獄，還有不少人挨了刺刀，吃了子彈，慘遭殺害。幹這些勾當的時候，多半用的是剿匪、控捕間諜或共產黨特務等名義。但是受害者人數之多、聲望之高，使廣大群眾無法接受這些誣陷不實之詞。一陣陣激憤的批評聲來自四面八方。為了平息民憤，政府有時只好承認許多受害者並非共產黨，而只是一些受了外國異端邪說的影響而誤入歧途青年。蔣介石說，為了拯救中國，為了肅清這些異端邪說的影響，人民必遵守須聖賢之道，接受政府對他們的改造。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間，蔣介石政府在台灣島上，以實驗室的規模對人民試行了這種“改造”。其結果是很說明問題的，因為那裏既受不到俄國人的影響，中共也插不上手，甚至內戰也沒有波及到那裏。一九四七年二月，蔣介石軍隊殺害了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卻幾乎末引起外界的註意。直到敢於仗義執言的《密勒氏評論報》美籍編輯約翰·鮑威爾去該島采訪，如實報道了他的所見所聞以後，這個事件才透露出來。盡管國民黨報刊破口大罵鮑威爾“小題大作”，但是我卻發現實際情況比鮑威爾所報導的還要嚴重。要理解台灣慘案的實質，就需要了解其發生背景。這個長橢圓形的島嶼，面積同荷蘭差不多，離中國大陸海岸有一百英裏，堪稱東方最引人人勝的地方之一。在這小小的天地裏，景色瑰麗多彩，美不勝收，簡直可同整個美國媲美。全島有三分之二是丘陵，有七十七座高達一萬英尺的山峰。有些山峰保持著迷人的原始風光，海拔七千英尺的陡崖峭壁巍然屹立，直插環繞全島的太平洋萬頃碧波之中。雨季一到，山洪呼嘯奔瀉而下，提供了重要的水電資源。山巒低處的坡地披蓋著難以穿行的熱帶叢林，低平處是精耕細作的農田，整個農村象是一個黃綠相映的大花園，稻田、農舍、繁忙的道路和蜿蜒的溪流交織其間。島嶼四周海濱點綴著無數的沙攤，是理想的日光浴和遊泳場所。氣候暖和，溫差不大，即使在最炎熱的季節，也有習習海風吹來，有時也刮起一陣颶風，使得島上頓時涼爽宜人。台灣人民生產的糧食自給有余，遍地盛產魚、米和水果。更有那萬紫千紅的鮮花朵朵，點綴著山坡、水田，佩戴在秀麗的台灣中國婦女頭上，為這個天然樂園錦上添花。台灣的歷史是很不平靜的。據史書記載，中國人在公元六O五年第一次遠征該島。後來滿洲人征服中國的時候，離鄉背井的明朝遺民在這裏找到了安身之地，把土著的部落居民趕進了深山。有一個時期，台灣成了海盜嘯聚之所。海盜從島上的老巢出發，在中國沿海一帶殺人越貨。島的周圍有危險的暗礁，西方世界船舶在此觸礁遇難，數以百計，它們也成為海盜掠奪的對象。遇難船上的人員一般都遭到殺害。荷蘭人和葡萄牙人先後占領過路上的部分地區。最後，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無能的清廷簽訂條約把台灣割讓給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時間才平定了全島。但是局勢一定，他們就發展交通，改善公共衛生，擴大商品流通，規劃農業，以提高人民生活。他們消彌匪患，興修鐵路，保證行旅安全，為台灣人建立了一套嚴厲的法制，但是卻沒有給他們多少社會或政治自由。由於最後這一條，由於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出於他們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國人民更高，由於他們已經風聞大西洋憲章、民主和蔣介石夫人的新生活運動，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國軍隊進駐台灣時，當地居民一片歡騰，他們穿著節日盛裝，列隊到火車站和碼頭上去歡迎他們的“解放者”。但是他們的喜悅心情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因為他們發現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而且是被比他們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蔣軍士兵到市場貨攤上拿東西不給錢，夜裏攔路搶劫老百姓，下鄉打家劫舍時甚至還殺人滅口。於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盜賊絕跡的村鎮城鄉，不得不紛紛成立保衛地方的組織。
蔣的文職官員來接替軍隊管理地方以後，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接收大員們沒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財產，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飽私囊，或索性把東西運回大陸，送到自己家裏。把日本人的財產收拾完後，蔣的官員們很快又打起台灣人財產的主意來了。
在接收一個工廠的時候，蔣的憲兵總要問三個問題：“現款有多少？“有汽車嗎？”“有洋樓嗎？”台灣籍職員陸續被辭退，由國民黨帶來的人接替。盡管島上的技術人員幾乎同全中國的技術人員加在一起一樣多，但是當地的技術人員大部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奪了飯碗，被迫去給國民黨的小官僚們當廚師、文書或低三下四的仆役。例如：有一個制藥廠的廠長被解職，由一個中國官員的親戚接任，此人原來是在上海一家藥房打雜的小夥計；漁業技術人員被辭退，當了傭人和聽差；台北煤氣公司的經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當職員。這種做法，加上中國人沒有投入任何資金和美國空襲遺留的影響，使台灣的工業失去了元氣，一撅不振，就象屠宰場裏尖刀已經插到心窩的一頭肥豬一樣。大陸人不但把台灣人攆出工商業，而且也把他們攆出政府。甚至連大小辦事人員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讓給在國氣黨裏有靠山的人。由台灣人擔任的最高政府職務是教育廳副廳長，此人後來也慘遭殺害。
蔣的接收大員一手壟斷政府，一手壟斷工商業，這是使他們得以大發橫財的絕妙方法。人們不給賄賂就很難領到開店經商的營業執照。
敲詐勒索的大陸人受到國民黨秘密警察和蔣政府的保護。嘉義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對一個受賄的中國專賣局長提出公訴，但是在開庭以前政府插手幹預，硬說證據不足。一位敢說敢當的台灣法官對政府提出異議說：“你們可以砍我的腦袋，但是無論如何你們也不能幹預法律。“結果，受到控告的中國官員被送回大陸，逍遙法外，那位法官後來卻丟了性命。
蔣的官僚們采用大陸上的做法，很快就對從茶葉到肥料的大部分商業部門實行政府專賣，把台灣人擠走，為私下納賄大開方便之門。
在這些接受大員的種種打擊下，台灣的一切生活領域都搞得一塌糊塗。美軍初到台灣時，台幣一元值美金一角，一直穩定了六個月。但是，大陸人沒有讓台幣維持在一個健全的基礎上，而是把它同他們自己濫印的鈔票掛鉤，結果使台幣一元貶值為美金一厘。用島上的一位美國官員的話來說，這是“對台灣人民犯罪“，他們蓄意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盤剝島上的居民，也是為了造成一種不斷波動的匯兌率，惜以搞各種投機倒把的勾當。蔣的官員斂財的做法到了貪得無厭的地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以每噸五點二六美元的價格把煤賣給台灣的國營燃料委員會後來這批煤卻在黑市上出現，售價每噸一百三十美元。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把十二萬噸肥料運到台灣交給蔣的官員，每磅作價八元台幣。買肥料的錢是由美國納稅人負擔的。這些肥料本來應該發給陷入困境的農民，但是卻並沒有徑直送到他們手裏，而是出現在黑市上，售價每磅一百六十元台幣。這種盤剝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過去在日本人統治時期，勞動階級平均每月工資一百元台幣，還能吃得上魚、蛋和一點油。到了一九四七年，工人的工資只相當於原先的二十五元台幣。工資的百分之九十花在吃飯上面；他們買不起衣服，很快既象農民一樣打赤腳了。中產階級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他們靠薪水無法維持生活，先是變賣家當，等到積蓄全部花光後，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女兒送進妓院，讓自己的兒子去街上賣煙卷。在日本統治時期，孩子們都上學。大陸人說：“那是強制教育；現在你們可自由了。“台灣人回答說，可以自由當叫化子了。國民黨對台灣糧食的掠奪達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說過，島上的糧食本來是自給有余的。稻田的產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況下，可以讓大片農田休耕一年或更長的時間，糧食仍然夠吃。過去日本人總是要等到全部莊稼收割完畢，可以決定公平合理的田賦以後，才把大米運出該島。現在中國人卻任意規定實物田賦，結果使歉收的農民納糧以後家裏剩不下多少大米。尤為惡劣的是，在農民送糧去稅站的時候，沿路的駐軍哨所不擠到點油水就不放行。結果，農民到達稅站的時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夠數了。不單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且人民的健康水平也下降了。在蔣政權到來以前，島上有十五年以上沒有發生過一例天花。一九四七年卻發生了四千一百九十三例，五個月內死亡率達百分之三十七。出於日本人實行十分嚴格的檢疫制度，一九二O年後，島上就沒有發生過霍亂。但是由於大陸人在台灣和大陸之間大搞走私，結果把霍亂也帶回島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一再向台灣醫務當局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走私，恢覆霍亂防疫制度。蔣的醫官回答說，走私難以制止，因為走私者都有武裝。當時島上有四萬名土兵，後來就用他們來鎮壓台灣人民，但是當時他們卻居然不能制止少數武裝走私者。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四六年發生嚴重的霍亂疫情就毫不奇怪了。台灣南部的疫情特別嚴重，死亡率很快就上升到百分之八十。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把它的醫生和護士全部派往疫區，想消除各種混亂現象，按隔離醫院搞得象樣一點。當時在霍亂醫院裏了作的只有一名中國醫生和五名護士。但是就在附近的一所省立醫院裏，雖然只有十五個病人，卻有十四名中國醫生和二十名護士。這些醫護人員都拒絕轉到霍亂病院去工作。疫情日益惡化，甚至有病人死在燒火間和醫院後面的柴草房裏。除此以外還遇到了其它困難。霍亂這種病常引起血液失水，病人血管曲張，血液越來越濃，直到血管迸裂，心臟衰竭。通常治療霍亂的辦法是靜脈註射任求氏溶液鹽水針。這種溶液制起來非常簡單。即使制不了這種溶液，用熱水溶劑代替也可以頂點兒用。但是，正當霍亂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有一位中國醫官卻下令節約使用這些溶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官員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因為這只能斷送那些本來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個官員回答說：“這些霍亂病人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窮人嘛。“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一位醫生氣得流出了眼淚，跟他頂了起來，他沖著這個官員說：“你闊，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讓你自己也得霍亂。“我在台灣的時候，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說，大約有一千名麻瘋病人散居全島，無人管理。以前他們都關在政府管理的麻瘋病人隔離區，經費由日本人撥給。但是蔣政權來到以後，不發經費，於是就把他們送回了家，好象這一切倒行逆施都還不夠似的，醫生開業執照竟然可以用錢買，每張執照售價三十萬元台幣。
不單台灣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況不斷惡化，而且教育質量和道德風尚也日益敗壞。國民黨人進島的時候，發動了堅決取締日語的運動。當時老百姓對學中國普通話異常積極，因為據說學會了就可以成為真正的中國公民。但是他們很快就開始感到自己其實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樣努力學習，也永遠成不了真正的中國公民。
在學校裏，頭半年的時間國民黨的教員除了漢語和國民黨的黨義以外什麽也不教。算術、科學知識等等全被置之不顧。國民黨的教員對台灣人說要教他們標準國語，但是在一個為台灣教員舉辦的訓練班裏，五位中國教授各說一種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拎的台灣人搞不消究竟誰講的是國語。
更糟糕的是，語言也被用作鎮壓和控制的工具。國民黨教員叫大陸籍女生暗中監視台灣籍女生揭發偷講日語的人。島上的女孩子本來例挺願意學普通話，但是這種禁令卻激起了她們的反抗精神，她們硬是講起日語和台灣方言來了，借以表示對大陸人的不滿。在日本人統治時期，考試作弊原來都被看作是極嚴重的過失。誰要是作弊給抓住，馬上就開除出校。在台灣一所中學裏，有一名大陸籍男生作弊給抓住了，在全體學生要求下學校把他開除了，但是這個男生的爸爸是位有權有勢的國民黨官員，不但讓兒子覆了學，而且還迫使校長賠禮道歉。在這種社會風氣影響下，台灣籍學生很快自己也都大肆作弊起來。學生賄賂老師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在蔣的這幫誤人子弟的教員到來以前，島上幾乎沒有這種陋習。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試前夕，學生都用紅紙包了鈔票，上面寫些應景的吉利話，給老師送去。不這樣孝敬老師的學生，非得學業出眾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數。
蔣介石的官員不但把貪汙、詐騙和霍亂帶到了台灣來，而且還把早已在島上失傳的中國封建習俗帶了來。納妾的陋俗在日本統治時期已經基本絕跡，現在又在島上流行起來。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姑娘認為給人當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丟人的，但現在由於無以為生，許多人把這當作最好的出路。
大陸人對待台灣姑娘是十分心毒手辣的。例如，有七個年輕的大陸官員湊錢買了個戒指，由其中一個家夥出面去向一位台灣姑娘求婚。在征得女方家長同意後，這個官員就與這位姑娘結婚，把她接回家來，歡度了一個新婚之夜。第二天晚上換了另一個男人到姑娘的床上來唾，第三天晚上又換了一個。姑姑被逼得逃跑了。許多嫁給大陸人的台灣姑娘，等到大陸上的元配太大一到，才發現自己原來只是“小老婆”。
就象吃了慢性毒藥似的，台灣人自己也腐化墮落，變得同大陸來的統治者不相上下了。納妾和賣淫之風四處蔓延。道德淪喪到了新的低點。台灣人看到這種風氣，悲嘆說：“要不了幾年，我們就會墮落得同那些大陸豬仔一個樣了。
筆者極力避免在談論獨裁政權的所作所為時帶上主觀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人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對人類的犯罪。
蔣介石的官員對台灣的剝削，不但使他們自己而且也使他們整個國家名譽掃地。“中國”一詞變成了既可恨又荒謬的同義語。不管什麽事出了毛病，台灣人就說；“中國就是這樣嘛。”這個詞概括了一大堆壞現象，如娶兩個老婆，醉生夢死，辦事先要錢，搞裙帶風等等。這也就是美國人所講的“一團糟”的意思。自來水筆、電燈和電話出了毛病，就罵中國，就連山裏的土著部落居民也把年久失修的山路叫作“三民主義路”。
台灣人開始時用好言規勸蔣的官員改變作風，但是不起作用。於是他們就采取諷刺的辦法。他們在墻上貼出宣傳畫，畫上有一條狗(代表日本人)從島上逃跑，有一只豬(代表國民黨人)進來。宣傳回上寫道：“狗還能保護人，豬卻只會吃和睡。”這對中國官僚不發生什麽作用，但是台灣人感到出了口氣。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的五十一年期間不得參與政務，所以他們不太知道怎樣同精通權術的中國政客進行鬥爭。起先他們只是少數人聚在一起，議論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商量他們自己該怎麽辦。由於手中沒有武器，大家一籌莫展。後來認為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筆桿子，於是就辦報紙雜志，發表文章鼓吹民主和自治。接著就公開批評政府腐敗、貪汙和專制。後來，那些抨擊政府的人大多以“共黨歹徒”的罪名不是被捕就是被殺。
起先並沒有什麽台灣人想采取積極行動來反對蔣政權，人們只是希望那些官員改變作風。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這是辦不到的。盡管如此，要不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的話，他們也是不會有所動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由於島上大米被外運，物價飛漲，所有的城市裏都出現買大米的長龍。台灣人一天比一天消瘦。他們越來越窮困，心頭的怒火也越來越升高，很快就有一種主張不徑而走：大家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間收割稻谷後抗糧，發動全島人民起來鬥爭，反抗國民黨，他們希望用這種辦法迫使蔣介石的官員改弦更張。提出這種主張的人並沒有準備把鬥爭的時間提早。但是情況發展得太快，本來可能按計劃進行的起義，卻在無人領導、完全自發的情況下爆發起來，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成為台灣起義導火線的事件本身是根本微不足道的。但是這件小事卻終於使島上的老百姓忍無可忍、揭竿而起。台灣人對國民黨最為不滿的事情之一就是專賣制度，國民黨利用專賣制控制了島上的全部商業。專賣局的警察，以取締私賣煙卷為名，開始追打沿街叫賣的孩子，搶走他們的煙卷。二月二十七日晚，首府台北有位賣煙卷的老婦抗拒一個警察拿走她的煙卷而被槍殺。當晚就有一千名台灣人到警察局示威，要求懲兇。但是他們的要求根本沒有得到滿足。次日，有五千人由同意為他們作證的西方商人陪同，到專賣局示威，抗議警察開槍殺人。他們派代表進入辦公樓，其余群眾都站在門外等侯。這時屋頂上的士兵朝人群開火，第一排槍就打傷了八名台灣人。群眾驚散以後怒不可遏，到處找大陸人算帳。他們一見小轎車就截，一見衣冠楚楚的大陸人就攔，拿走他們身上的鈔票，當眾焚燒。當時群眾根本沒有想將來怎麽辦，而是一心想破壞，想把他們認為是大陸官員從他們身上榨取的財富毀掉。
這時候，有一批學生到車站，想搭火車南下，但被鐵路警察抓了起來，受到毆打，有的給打死了。接著有四千名被激怒的群眾到鐵路局示威，就在美國領事館完全看得見的地方遭到憲兵槍擊。
台北人民嘩然，他們很快就控制了整個城市，只有幾個位居要沖的政府機關除外。事態的發展嚇壞了行政長官陳儀。他通過廣播答應懲辦開槍射擊的肇事者，並滿足人民的改革要求。於是全市局勢就平靜下來，學生和商人組織起來在街上巡邏，維持秩序。從那時起，直到蔣介石的軍隊開到為止，全市一直太平無事。
三月一日，台北市議會成立委員會來處理這一事件。大家很快就一致認為光就事論事地處理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堅決要求解決人民所有的疾苦。
因此，在市政廳舉行了一次公開會議以後，這個委員會給陳儀行政長官送去了一份開列各項要求的清單，其中包括按照喬治·馬歇爾在華期間，蔣介石親自批準的憲法所保證的那樣實行自治、真正民主和真正自由。陳儀把文件退了回來，托詞文件未按公文格式，措詞也不當，必須更新改寫。顯而易見，他是在拖延時間。這只能意味著正在從大陸調軍隊來島。
台灣人認識到自己力量太弱，無法抵擋整師的武裝部隊。他仍到美國領事館去探問美國能否以某種方式進行仲裁。他們還請求駐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勸蔣介石不要派軍隊到處於和平中的島上來。台灣人被告知說，這是小事一樁，不值得美國過問。
在這期間，台灣人幾乎接管了全島。他們的政治組織的分支機構接管了地方上的警察局以及所有的政府建築物和辦事處。市鎮議會已經開始工作。沒有發生什麽騷亂。這是歷史上最和平的叛亂之一。嚴格按照法律意義說來，這並不是一次叛亂，因為台灣人並不想推翻他們的統治者，而只是想改造他們。
陳儀是統治過福建老奸巨滑的軍閥，善於玩弄政治權術。在這期間，他簡直把缺乏經驗的台灣人當小孩子一樣地耍弄。鑒於台灣人堅決要求充分地參政陳儀就叫當地人民把他們所薦舉的市慶、市議員和其它官員的人選開個名單交給他。台灣人根本沒留心眼，完全照辦。這下可就為陳儀日後逮人和殺人提供了黑名單。
三月八日，蔣軍開抵基隆，當晚進入省城台北。他們馬上就把許多台灣青年拖到大街上槍斃。士兵們擲石頭打破窗子爬進民房，當著驚駭的戶主的面進行洗劫。他們闖進一個小學女教師的家裏，奸汙了她，還開槍打死了她的父親和兄弟。她的父親是一位校長。
第二天，陳儀就取締了人民委員會，軍隊占領了廣播電台、所有的政府建築物和所有的學校。
青年人和學生被驅趕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兩天，槍聲日夜不斷，台灣電力公司的一個職員身上帶了三千元上街買米，不單錢給搶走了，而且還丟了性命。一位小學校長，身上帶著三萬元學費，也慘遭同樣下場。台灣人一出門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彈。
與此同時，還到處搜捕、毆打和槍斃中學生。有一幫憲兵去逮捕一名市議員，他的妻子抱著嬰孩到門口堵住了路，憲兵就開槍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搶劫、毆打和辱罵，就是呆在家裏也有人破門而入，把東西洗劫一空。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進行了更有計劃的大屠殺。軍隊和憲兵按照大陸籍官員提供的仇人名單，搜捕冤家對頭，特別是記者、教員、委員合成員和商人。這些人往往被就地槍決，也有些人給帶走，不知所終。名單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們的家屬抓去作為人質。吳凡欽法官曾經判處一個貪臟枉法的中國警察徒刑，他被人從家裏帶走，扔到橋底下結果了性命。煙草局的一個官員和其他八名台灣人也遭到同樣對待，被扔到橋底下，割鼻、毀容和閹割。有一位留美的大學畢業生曾經想要興辦一個台灣糖業公司，不讓大陸資本進入島內。他遭到槍擊，丟了性命。有三個法官被人從家裏綁架走，他們都曾經給貪贓枉法的中國官員判刑。一位曾經公開抨擊大陸人貪汙腐化的七十二歲高齡的國民參政員被人從病床上拉走，同他的兩個兒子一起慘遭殺害。幾十具學生和其他人的屍體有的被扔在一塊兒，草草掩埋以後，因為蓋土太淺，又露出了地面，有的被扔進海後又沖上了岸。從屍體上可以看出，他們是被打死、刺死、槍斃、砍頭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絕，而且也完全不明白為什麽會禍從天降。她們跪在被害親人的身邊號哭著：“你不是壞人，又沒有幹壞事，為什麽要殺害你呀？“台灣大屠殺震驚了中國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裏甚至也使世界為之驚駭。但是，由於其他事件紛至踏來，這場大屠殺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蔣介石政府並沒有因為感到羞愧而低下頭來。相反，它還發表了最假仁假義的聲明，為其軍隊所進行的大屠殺辯解。蔣介石說：“這場風波完全是台灣共產黨人挑起的。這些台灣共產黨人過去曾經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過仗。“有一種吹捧陳儀行政長官的宣傳材料說：“他主張實行民主政治。……他從大陸招聘的僚屬都為人正派、經驗豐富，都是不顧巨大的個人犧牲而來的。台灣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忘乎所以，就是因為他過於開明的緣故。
“蔣的官僚們可以昧著良心瞎說一氣，把掠奪和殺人害命說成是開明政治。當局發動了一個“新文化運動”。在大老虎陳儀下台後，從大陸弄來一大批黨棍收拾殘局。他們為政府歌功頌德，要求大家服從權威—就是官家作威作福，百姓也得逆來順受。記要是對貪汙腐化現象提出批評，就給誰戴上漢奸、謀求私利、共產黨或分裂主義的帽子。這就是那幫封建舊勢力所發明的新文化！蔣政府搞了這些虛仁假義的把戲猶未滿足，還用刀在人家傷口裏挖肉。
它下令學校把四月二十六日定為感恩日，讓孩子們對前來戡亂護民的國民黨軍隊表示感恩戴德。還叫小學生每人捐獻五元錢，中學生每人捐獻十元錢，作為感激的具體表示。這豈不是要孩子們給殺父的仇人送禮嗎？這次起義和對起義的殘酷鎮壓給憲兵們開辟了新的生財之道。現在特務和黨棍可以秘密逮捕台灣一些最有錢的人，給他們安上同起義有牽連的罪名，向他們敲榨錢財，不給的話就把人整死。要是人們太窮，拿不出很多錢來，就讓他們集體贖身。據說基隆就有十七個人給了蔣軍憲兵十萬元錢，才把自己贖出監牢。台灣北部有十三個人被限令在三天以內拿出四千包大米來換取活命。當時大米售價每包台幣一萬元(折合十美元)，這筆贖金即使按美國的標準來看也是相當可觀的。為了鎮懾人民，憲兵定期公開處決犯人。在起義披鎮壓很久以後，高雄有兩兄弟，一個二十五歲，另一個三十五歲，就在火車站附近的大廣場上，當著他們家屬的面被槍決了。他們的家屬是被迫到場觀刑的。據台灣人說，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後全島共有兩萬人被打死、打傷或失蹤。這個數字恐怕是誇大了。據外國商人和外交官估計．總數應為五千。這些數字無從核對。但是，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屠殺這是肯定無疑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無辜被殺的。那麽為什麽要進行屠殺呢?答案只能是，蔣介石政府一味利用恐怖來進行統治。這種恐怖政策還是起作用的。台灣人幾乎完全給嚇住了。大多數人都不敢過問政治了。他們更不敢批評政府或批評政府的腐敗了。反正是不敢公開批評了。不過私下裏還是要議論的。實際上也只能私下裏偷偷議論，而且還要極端小心。要是有誰同外國人說了話，就會受到懷疑。因此，我約一位台灣人談話時，必須提前半小時到場；談完後這位台灣人必須比我先走半小時，以免人家懷疑我們曾經在一起呆過。我發現大多數台灣人感到束手無策。共產黨地區的人民則不同，他們通過多年鬥爭，已經學會用最簡陋的武器進行戰鬥，因為他們已經有了綱領，有了鬥爭方法。
我問台灣人為什麽他們不上山打遊擊，他們搖搖頭說：“沒有武器，設法打啊。”這些人對自己沒有什麽信心了。這也難怪，他們還只是沒有見過世面的毛核子，不是那幫善於耍權術和搞陰謀詭計的大陸人的對手。國民黨用兩面三刀的手腕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一個台灣人對我說，“日本人待我們很壞，但至少我們對自己的處境心裏還有個底。我們沒有什麽自由，但法制還是公正的。法院裏秉公審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們不會背後給你一刀。
現在我們有警察、憲兵、特務、三青團、國民黨和政府，監視我們的機構真是數不啊！“辦事必須行賄，可又不知道錢究竟落到誰的腰包裏，但願能送對路後，把你放出監牢。連我們的警察也沒有什麽辦法。他們無權逮捕作奸犯科的大陸憲兵，無權幹預軍隊。從前我們的警察抓住一個小偷，就由政府出錢把他解送到首府開庭審判。現在警察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費用能不能報銷，所以幹脆就把小偷放走。結果，小偷和警察很快就合夥幹起來了。
“我們還有什麽指望?還能依靠誰啊！這麽多人壓迫我們，我們有冤無處訴，只好仰天號哭。“這是遭受巨大苦難的人民絕望的心聲。然而台灣島上所發生的悲慘事件也有其革命的意義。因為在這個似乎與世隔絕的小島上就象是在實驗室裏顯微鏡底下做試驗似的，驗證了、也揭示了中國歷史的內在進程。
蔣介石政府在台灣做了那麽多壞事，使得各地的中國人都看到，無需共產黨來摧毀這個國家，中國的封建官僚已經做了赤色分子幹不了的事。台灣島上的情況不容懷疑地證明，正是蔣政權的官僚資本主義體制驅使它掠奪本國國民，這完全是不以它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打破這種體制，就不可能進行改革。一切危及統治機構利益的抗議、批評和反抗都只能招來鎮壓、暴行和屠殺。
在太平洋一個小島上所進行的這次試驗，對於遼闊的中國大陸不會沒有影響的。有許多中國人原先持騎墻觀望的態度，妄想在互相鬥爭的兩種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現在他們斷定這場內戰並不是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爭，而是人民與獨裁統治者之間的戰爭。台灣慘案以後，有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急劇左傾，離開蔣介石，倒向共產黨。台灣事件對於全世界也是一個教訓：這個小島上的情況無情地證明—如果還需要什麽證明的話—再也不存在什麽世外桃源了。高戈安、倫敦和梅爾威爾等人的作品裏所曾經謳歌的其他一些海島樂園，也象台灣一樣不覆存在了。昔日這些世外桃源已經成了將軍、司令、政客和強盜的天下。最後，對於極力想把中國獨裁者的一切麻煩全都歸咎於羅斯福總統和俄國人的那些美國人來說，‘台灣是最好的回答。這個小小的海島，在蔣介石接管前，本來好端端的，只不過受到輕微的戰爭破壞。蔣接管了幾個月，它就幾乎成了一座監獄，樂園變成了鬼島
對學生的鎮壓
中國知識分子同統治者之間的鬥爭，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就已經開始。當時昆明學生為要求和平，舉行示威。警察竟向他們扔手榴彈，造成學生死四人，傷十四人。這只是更大規模鬥爭的序幕。昆明慘案發生兩個半月後，在重慶和平談判期間，舉行了一次群眾大會，有好幾百名國民黨打手搗毀了大會主席台，打傷了群眾組織的五十多位領導人。喬治·馬歇爾來到中國，使要求和平的呼聲更加高漲，結果也迫使蔣政權更加公開地與本國人民為敵。一九四六年三月，群眾列隊遊行歡迎由美國人、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的停戰小組，國民黨軍隊竟驅散遊行群眾，抓走了四十名為首的人。據說其中的兩名教員被活埋，八名男女學生被扔進附近的河裏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監獄。六月二十五日，蔣介石駐防徐州的部隊，開槍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學學生，傷二十七名。該校教務主任身中七彈，當即斃命。有三百多名學生跪在機槍前面懇求饒命—這些機槍可能就是由正在進行調處的美國供應的。一九四六年內，國民黨幾乎一直是在大搞恐怖，以鎮壓和平要求。呼籲和平的社會名流受到國民黨特務毒打。昆明有兩位教授，在反內戰集會上講話，會後即遭暗殺。民主同盟的北平委員會委員被綁架拷打。
國民黨用這種手段把全國人民的和平要求鎮壓了下去。如果以為這種鎮壓毫無效果，那也不對。在知識分子接連被殺、學生接連被捕以後，和平運動轉入了半地下狀態。但是，對和平運動的打擊必然會引起反擊。對知識分子的屠殺不僅使渴望和平的人民感到震驚，而且也使社會上有政治敏感的分子徹底看清蔣介石發動內戰的真面目。要是他能很快就結束戰爭，這些鎮壓也許會被人遺忘。但是戰爭曠日持久，山河殘破。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和平的知名人士慘遭殺害，就使人們格外感到無法容忍。政府發動內戰的時候，曾經保證在三個月內結束戰爭。到一九四六年底，人們都已經看出，恐怕三年也結束不了。大家知道，沒有美國的援助，蔣介石是無力進行戰爭的。人們開始私下議論反對美國武器、美國顧問和美國陸海軍士兵進入中國。年底前兩天，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北平強奸了一位中國姑娘，這一事件使反美情緒公開猛烈爆發。中國人群情激昂，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在全國各地幾乎同時爆發。戰爭的第一個年頭就是這樣在風暴雨往、雷電交加的情況下過去的。民眾的激憤情緒驟然爆發，政府並不是完全漠然置之。但它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不許幹涉中國”，這已經成為和平運動新的動員口號。這個新的口號具有愛國的性質，政府不敢正面反對。然而它也並不就此罷休。一九四七年春，蔣的憲兵以種種借口在北平抓了兩千人，在青島和廣州也抓了三千人。
這種辦法使人民沈默了一些時候。但是，反蔣活動的低潮並沒有持續多久，最多不過幾個星期。同以前一樣，在反對蔣介石的隊伍裏，沖在最前面的是學生。一九四七年學生同獨裁者之間公開爆發戰鬥，中心問題主要倒不是和平，而是學校裏的個人自由。
為了理解這場中國大學校國裏的戰爭，有必要在這裏說一說陳立夫其人。他是國民黨的頭頭兼教育部長。陳看起來是位好好先生，臉色紅潤，表情陰郁，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勢。他曾經在美國匹茲堡礦業學院學過短時期的西方科學，但是等到蔣介石一上台，他很快就把所學的西方思想忘個精光，成為專制君主的傳統思想體系—儒家學說的主要鼓吹者。同時，他也極力宣揚他獨家創立的“唯生主義”。這是一種稀奇古怪的理論，一開始就提出中國人先於“愛因期坦發現四度空間”這樣一個莫明其妙的說法，接著涉及知識的全部領域，提到原子和氫核子的電解分析、生命原理、動物、植物和礦物界，真、善、美，人類的六個時期和政治演進的六個階段—酋長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政黨專政制度和最後的“全民政治”。陳立夫把這一套陳年古董的說教灌輸給中國學生，還寫過幾本書籍，鼓吹他從希特勒那裏搬來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主張。在學校裏，稍帶自由色彩的書籍均在查禁之列。學生偷看這種書籍，一旦給人發現往往既要挨打。陳的特務或蔣家青年團打手身帶手槍，以學生身份混在校園裏。
到一九四七年春，學生們的神經受盡折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全中國的大學校園都象開了鍋似的沸騰起來了。“五四”是中國學生運動紀念日。學生們原來只打算一般地紀念一下這個日子，搞些遊行反對削減夥食費，反對報紙反對精神迫害和集體開除。許多人料到政府可能會反對遊行，但是誰也沒有超到蔣竟然會在比較大的城市裏下毒手，因為象上海和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當時還有許多外國見證人在呢。學生們的神經固然緊張，官僚們的神經也一樣緊張。他們一見群眾運動就受不了，所以下令對遊行群眾進行鎮壓。就在首都南京，就在外交使團的跟前，竟然用刺刀和鐵棍來襲擊學生，連女學生也和男學生一樣不能幸免。學生們無不義憤填膺。幾天之內，全國各地大學紛紛罷課。這又招致警察對校園的襲擊。西方人恐伯很難想象這些襲擊的情景。要作一個合適的比較的話，美國人需要想象一下，淩晨三點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們正在宿舍裏酣睡之際，全副武裝的紐約市警察加上幾十名民主黨(即執政黨的特務)，突然闖進校園，殺死幾名學生，還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國”、“共產黨”或者幹脆就以“危險分子”的罪嫌，不經審判關入監獄。這在中國是常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警察襲擊上海法學院，殺死一名女生，抓走十一名學生。類似事件很快就在上海、南京等地發生，到五月二十四日已有一百五十名學生被捕。四天後，一千名蔣介石的憲兵強行進入暨南大學，抓走七十一名學生，打傷一百多人。五月三十日，兩千多名軍警包圍了上海市中心的交通大學。六月一日，在被稱為中國芝加哥的漢口，軍隊用火箭炮和機槍攻打國立武漢大學，抓走五名教授和三十多名學生。全校學生集合起來，保護被抓的師生，軍隊就用機槍掃射，打死三人，打傷五十多人。在蔣的抗戰首都重慶，女子師範有八十四名女生被捕，全市有三百多名學生被投入監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兩周之內，被捕的師生單是有名有姓可查的就有九百二十三人，據信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打傷。濫捕濫殺青年學生的事件，使全國知識界義憤填膺，群情鼎沸。政府當局對學生家長說，他們的孩子給共產黨引入歧途了。家長們不相信這一套。政府不顧一切地想要使學生和家長安分守己，取締一切自由傾向，因此，繼大規模逮捕之後又大批開除師生。一九四七年內就開除了好幾千名大學生和二百三十名教授和講師。由於政府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信，它采取了這些極端措施以後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級裏安插特務監視可疑的學生。其目的當然是確保各大學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統。北洋大學的一名學生給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信說：“特務學生夜間檢查宿舍，腰裏插著手槍。誰都可能因為不恭維他們或者同他們有仇而被捕。我們開會討論技術問題，也受到特務學生的嚴密監視。誰要發牢騷，被特務一匯報就上了黑名單。“本來想對學校實行思想統制，結果事與願違。在學校以及拘留被捕學生的“感化”營裏，憲兵、特務和三青團都不斷攻擊中共，肆意渲染它的罪惡。這樣大肆宣傳的結果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統治之苦的學生心想，為什麽那些如此可惡的家夥偏偏要當著他們攻擊共產黨呢？為什麽親手打過他們的人卻偏偏要聲嘶力竭地宣傳共產黨的野蠻?為什麽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開明的老師，那些在三青團用棍棒行兇時挺身保護他們的老師被罵為共產黨？為什麽那些年過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槍、橫行霸道的“學生”，會突然之間跳出來，硬說一個經常在圖書館裏埋頭讀書的學生是共產黨？在此期間，國民黨推行了一種新的、其實也是很陳舊的戰略來對付政治上的反對派，這種戰略終於使它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揚鏢。在統治集團的字典裏，群眾行動、學生遊行、抗議壓迫、要求減稅，受盡折磨的人們要求自由的淒厲呼聲、企圖免受剝削的各種嘗試—一言以蔽之，一切進步的思想和行動—都成了中共或“八路”的同義詞。學生們不免要問：難道達一切都是共產主義嗎？蔣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內心的希望都同共產黨的口號聯系起來。如果你老是把一個人說成是共產黨，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後他自己也會說；“莫非我就是個共產黨吧。”如果你覺得這種事情很荒唐的話，那末今天在美國也可以看到達種現象，只是還沒有發展到那種地步而己。非美活動委員會一類機構極力企圖在我們的學校裏實行思想和政治統制，迫使人們要麽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表示忠誠，要麽站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但這樣一來就與共產黨劃等號，而其實他們可能根本不信仰共產主義。在美國，這種情況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正在很快地朝這個方向發展。就在我寫本書的時候，有消息說俄克拉何馬州議會已經通過一項法案，要求全州所有的教師和所有州立大學的學生宣誓效忠美國，“作為就業和參加本單位各種活動的條件。“紐約州議會也在討論一項法案，其中規定“凡是參加共產黨，或在查詢時拒絕說明自已是否為共產黨員，或同意共產黨的學說，或支持並同情共產黨事業的人，均不得擔任教授或在本州學校系統中任職。“盡管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紐約教師聯合會、美國勞工黨等組織反對，但是有一些強大的勢力支持這種法案，例如，赫斯特報系既要求全國都通過這種法案，以保護我們的學校免受共產黨的影響，因為，據說學校是共產黨首先進行滲透的地方。人們往往看到，受到這種法案損害的一般並不是共產黨，而是人們的思想自由。姑且不談這一點，姑且不管這種法案將把我們的學校搞成輿論一律，毫無生氣，也姑且不管它對自由的全面威脅，只根據中國的經驗也可以斷定，這些條規並不能保護學校免受共產黨的影響，卻只能為共產黨制造盟友。
首先，禁果總是反而更誘人，對於青年說來尤其如此。你越禁止共產主義進入學校，人們就越覺得偷偷閱讀共產黨的小冊子是一種了不起的探險，而不是枯燥的學習。其次，當局不讓共產黨的學說在公開論壇上同民主學說互相比個高低，人們自然會認為當局對民主的優越性原來毫無信心。第三，這種法案需要有一套機構來執行，這就必然會造成一個擁有半獨裁權力的特權集團，在學校裏就會出現監視活動和文化特務，而這一切又會造成其本身的對立面。第四，讓一個特權集團自行裁決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不是共產主義，那些敢作敢為、獨立思考的師生往往不服，
不接受學校當局對共產主義所下的定義。這又會招致新的鎮壓，造成新的反對派。最後，所有這些法案都為共產黨同自由派人土提供了進行合作的共同基礎，結果不是行不通就是壓制了自由。這樣搞下去，必然導致獨裁—法西斯的、共產黨的、美國式的、或者不管是哪種牌號的獨裁。
在中國，政府當局企圖在****基礎上實行思想統制，這種做法促成了蔣介石的失敗。蔣政權把凡是要求自由民主的人都當作共產黨，這種態度使它必然會幹出一系列的暴行，結果連許多最不關心政治的人也加入了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鬥爭行列。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這種暴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在靠近緬甸邊境、遠離內戰戰場的昆明，政府當局出動了兩千多名軍警，並不是為了去驅散一支示威遊行隊伍，而是去襲擊雲南大學和南菁中學的校園。軍警帶著手槍、步槍、機槍、刺刀和水龍帶，打死五名學生，打傷一百鄉人，被捕學生據報道共達一千二百人之多。其中三百人被關進集中營，受到了嚴格的思想審查。有七百人被投入監獄，受到嚴刑拷打。有一個名叫吳綬琴的女學生受了五次電刑，以致神經錯亂。一位懷孕的女教員被折磨得流了產。學生在監獄裏每天只給兩碗飯，一杯鹽水。還在半夜裏把他們拖出牢房，強迫他們跪在碎石上。然後專職看守在他們頭頂上揮舞閃亮的刺刀，朗天開槍，逼他們供認是共產黨。有三十多名被捕的人遭到活埋。所有的人都沒有經過法庭審判。
一九四八年八月，蔣政權在日益不滿的公眾輿論面前氣急敗壞，又怕又恨，好象覺得對中國青年的迫害折磨還不夠狠似的，又下令設立特刑庭提審被國民黨特務所檢舉的學生。全國各地有一千名學生被拘捕。國民黨當局的目的顯然是要在秋季開學以前徹底清洗校園，以杜絕下一學年發生學潮的可能。
設立特刑庭的法律根據就是那個“戡亂時期危害民國治罪條例“。國民黨利用其本身就成問題的一項法律，設特刑庭來對付中國人民，這就使法律和憲法在人民心目中喪夫了尊嚴。而當某些有名望的自由主義人士和教育家假借法律為政府迫害學生開脫時，效果就更糟糕了。在美國的現實生活裏，華盛頓大學最近發生的事件與此多少有些類似，該校當局迫使教授們出席法庭接受對自己政治信仰的審訊。
說也奇怪，在政治上維護正統的那些知名的中國自由主義分子並沒有給政府增添資本，反而為它的衰亡增添了一個新的因素。許多學生和教授漸漸認識到，在現有的體制下根本沒有希望實行民主改革，而必須公開起來反對蔣的獨裁制度。很多人現在已經這樣幹了。學生們團結起來保護那些可能被捕的同學。在北平，有許多教授串連起來發表聯合聲明，揭露政府在各大學蓄意制造事件。
知識分子日益公開反對政府。《密勒氏評論報》編輯部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信件。這個刊物是當時被壓迫的中國人民所能利用的極少輿論工具之一。北洋大學的一個學生問道：“在一個民主國家裏能發生這種事情嗎？“這個問題本身就提供了自己的答案，發人深省。安徽蕪湖一個學生的來信極悲憤地說：
“半年以前，我還有興趣去讀對政府的批評……現在這種批評也跟政府一樣對我毫無意義了。誰還相信國民黨，誰就是白癡。“
從幻想完全破滅再前進一步，就是起來造反了。許多學生不想再在蔣介石統治底下生活了。幾乎所有將被逮捕的人都逃奔解放區，這些知識分子便為農民提供了領導骨幹。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比任何社會學調查都更雄辯地說明了力量對比的消長。這些事實清楚地表明，學生已對舊政權失去希望，正轉向新政權尋找出路。這些事實也暴露了蔣政權各種手法的卑鄙本質。如同一個魔術師憑空變出兔子來一樣，中國的秘密警察硬是從本來沒有共產黨的地方制造出共產黨來。
在搞垮國民黨和壯大共產黨力量方面，學生所起的作用恐怕是怎麽估計也不為過的。在蔣管區的受難人民中，實際上唯有他們能發出自己的呼聲。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國民黨地區投奔解放區，為共產黨人數不多的隊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識分子骨幹。在抗日戰爭期間，有數萬學生從國民黨地區跑到延安學習。其中很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內戰場發以前已經成為重要的政治幹部和行政幹部。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加緊進行迫害的時候，學生繼續大批逃亡。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宣布黑名單以後，據說有一千七百名學生逃出蔣管區。同年十月，華中地區的開封被攻克後，又有四千五百名學生投奔共產黨。
這種大規模逃亡，造成了兩個地區學生之間的一種統一戰線。在國民黨地區，新的學生領袖接替了投奔解放區的學生領袖，同他們保持著密切的地下聯系，有的接著也踏上了同樣的道路。就這樣，在蔣的政權機器旁邊又有一套新的機構發展起來，形成了一種地下的國中之國。
這些事件包含著一個革命的教訓，那就是說，不可能單靠策略來制止一場革命。在這一方面，戰爭和革命都一樣。策略必須服從於戰賂，戰略又必須服從於政治。如果顛倒了，就非失敗不可。而蔣介石除了保住自己的權位以外，根本沒有什麽政策。因此，他讓一切都服從於他的策略，那就是****。他的特務機關把什麽辦法都使上了—殺人、鎮壓、特刑庭—可是無論用哪一種辦法，都救不了他。
在那些日子裏，在上層，在華麗的政府衙門裏，蔣介石的教育部、黨部和特務機關狼狽為奸，設法對付學生。同時在中國社會的底層，學生和小商人、民族工業家以及城市工人之間，正在形成一種半公開的聯盟。有人註意到，在學生舉行遊行時，一些商人跑到學生中間，把錢塞到他們的手裏，小聲說：“幹吧！我們支持你們。”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就這樣在蔣介石軍警的刺刀下面拉起手來。
經濟大崩潰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不滿，這是促使蔣管區的知識分子、商人和民族工業家結成聯盟的首要因素。內戰期間，蔣管區城市裏的糧食供應日益緊張。老百姓在饑餓線上掙紮。難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擁入上海，結果是，街頭巷尾棄屍累累。這對蔣政權是無聲的控訴，
揭露它完全無能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報紙不顧嚴厲的新聞檢查，開始報道由經濟問題造成的駭人聽聞的慘劇。“《密勒氏評論報》是讀者來信專欄，簡直成了人們傾吐苦水的“哭墻”。中國社會各階級都在分崩離析，工廠工人和人力車夫無心幹活，淪為盜匪。工廠的企業管理開始瓦解。在蔣介石統治下，財產權顯得不牢靠了。利潤下降，風險日增，民族工業家受到蔣的官僚資本排擠而紛紛破產。同時由於所謂的國有化和驚人的通貨膨脹，其他人也逐漸失去了搞生產的勁頭。
通貨膨脹的情況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濫印鈔票使外匯行市大幅度上漲，美元的比價由三千元上漲到三十萬元，後來又上漲到空前的六百萬元。形勢惡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蔣的鈔票貶值到同給死人燒化的紙錢相差無兒了。廣東有一家大造紙廣，買進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鈔票，當作造紙原料。使錢不當錢用，這個現象簡直把大家嚇昏了。物價自然是直線上漲，幾乎無法計算。在離內戰戰場將近一千英裏的華南地區，米價在幾天內從每擔一千八百萬元漲到三千六百萬元。據報紙估計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兩百元。但是誰還都不願以此為根據進行買賣。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給公職人員發放工資，但中央銀行、郵局、鐵路局和稅務局全都拒收這種鈔票。這簡直是直接掠奪中產階級。然而蔣的官僚還有更大的打算。由於下面怨聲載道，蔣介石恐慌萬分，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發行一種新的金元券，規定三百萬元舊幣換一元新幣。同時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挾，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銀、墨西哥鷹洋和所有外幣全都交給中央銀行。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說：“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紙，另一只手好象變戲法一樣把人民的財富搜刮一空。“
本來發行“金元券”是為了挽救已經喪失信用的政府通貨，結果卻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產陷於停頓。物價只穩定了短短幾天，然後又開始上漲，一如過去。政府想用經濟法今來穩住物價，可是苦鬥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麽辦法，物價也穩定不長，幹脆就拒絕把店裏的商品拿出來賣，以此進行反抗。人們到處搶購，見什麽就買什麽。上海的有錢人，為了出脫金元券，開始把最大的鉆石、最貴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東西搶購一空。在北平，人力車夫把昂貴的法國點心買個精光，因為市場上別的東西部沒有了。據報道，廣州的家庭主婦寧願買蛇吃，也不願留著金元券過夜，怕第三天在市場上買不到東西。中國人民對政府已經喪失信心。對於他們來說，由這樣一個政府的資產作保證的新鈔票只是一堆廢紙而己。
蔣介石拼命想挽回民心，防止發生暴亂，就派他在俄國留過學的長子蔣經國到上海去當經濟獨裁者，並特地為他配備了軍隊和警察。小蔣召集親信密商後，決定采取打擊中產階級以爭取城市貧民支持的方針。他的策略是照搬希特勒奪取政權時所用的那一套。小蔣善於蠱惑人心的那一套，是他那位比較刻板的父親所望塵莫及的。他呼籲上海人民實行所謂“社會革命”綱領。
這位太子爺派特務和軍隊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挾，迫使商人按硬性規定的價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腦袋被手槍頂著，沒有辦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機會瘋狂地搶購，把毫無價值的鈔票換成有價值的商品。店員和店主忙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使勁勸顧客別買。這在中國近代史上也許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們還是白費唇舌。顧客們哪管什麽式樣、尺寸，什麽東西都買，而且馬上就要。有一個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黴素。店員吃了一驚，問他是不是知道青黴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
上海商店的貸架被搶購一空。許多商人在幾天之內就傾家蕩產。蔣介石試圖用蠱惑人心的政治手法解決經濟問題，這反而使大家都看出，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過，商人的屈服長了蔣介石的威風，使他由驚慌失措變為一意孤行，決定要蠻幹下去。中產階級的油水已經擠幹，現在該輪到上層階級了。小蔣橫了一條心，不計後果，向銀行家和上海灘的地方勢力開刀，這些人曾是他父親的最堅決的支持者，蔣介石就是靠了這些人的幫助才上台統治了二十年。
為了使他的新法西斯主義綱領獲得人們的支持，小蔣接連查抄有錢人的財產。貨棧、店鋪、市場、車輛、船只和飛機全部是他手下警察打劫的對象。搶走了人家的資產以後，小蔣又進而逮捕資本家本人。他先拿一個二流投機商王春傑開刀，把他槍斃了，殺雞給猴看，威逼其他人乖乖交出錢來。
接著小蔣逮捕了申新紗廠、永安面粉廠和浙江系的銀行錢莊老板。這些全都是他父親的金融機器基本組成部分。小蔣以驚人的速度打掉了他父親經濟基礎的支拄。
換句話說，一個垂死的政權已經到了它生命史中的關鍵時刻，這時舊社會的頭面人物為自己安排好了自殺。可嘆在這樣的時刻，歷史倒往往會變得富有藝術意味起來。蔣最後的一個支柱偏偏要由他自己的兒子來削弱，這真可謂是他的惡報啊。而偏偏這個兒子又曾經在蘇聯留過學，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小蔣行動的高潮就象是庸俗電影裏的情節一樣。一九二七年，上海有名的私販鴉片大王杜月笙派出五千名地痞流氓從公共租界進攻華界的工人，才使蔣介石得以上台。現在小蔣竟整了他父親的恩人，把這個鴉片大王的兒子抓起來了。
在打擊上海的上層階級以後，蔣介石政權茍延殘喘，只拖了幾十個星期。對上海的社會中上層實行恐飾政策，倒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卻同推行這一政策的原意完全相反。危機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劇了。人們到處談論“槍決經濟犯“和掠奪有錢人。很明顯，人們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使是蔣的支持者，如果要想保住自己，也得把蔣搞掉，除此以外是沒有任何別的辦法的。到一九四八年秋，蔣已經把自己原先經濟基礎的支柱毀掉了許多。他能指靠的只剩下內地的少數地主和徹底依賴美國了。隨著蔣的勢力範圍越縮越小，處於半無領導狀態的群眾，也越聚越緊，不斷吐露著憤怒、絕望和反抗的情緒。
對於幾十萬人說來，切身的問題不再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獨裁的問題了。忠於職守的中國教員以前曾經宣稱，他們寧願餓死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崗位。但是，他們現在面臨著真正餓死的危險，而不是挨餓的可能，他們的想法很快就變得不一樣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國立北京大學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罷教，說他們的月薪只夠維持自己幾天的生活。兩天後，清華、南開和北洋大學都舉行了罷課、罷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學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學也相繼響應。從十一月十三日起，漢口地區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學以及昆明、青島、南京、上海、成都、長沙等城市成千上萬名教授、學生都加入了罷課浪潮。西方意義上的教育陷於停頓。教師們不得不花好幾個鐘頭去借錢買糧。學生們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隊買米。
開始有教員自殺。廈門大學的一位生物學女教授服了毒，說她養不活她的孩子。國立廣西大學的杜蘇教授，因為付不起醫院費用而跳樓自殺。漢民中學有一位教員自縊身死，因為有人看見他在路邊賣自己的衣服，就懷疑他是偷了人家的東西。不光教員，軍官也有自殺的。駱英超少將從船上跳水自殺，遺書中說，“余從軍三十載，身為少將，仍無法養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餓死“雲雲。
麻木不仁和絕望情緒急劇擴展。與此同時，人們的怒火也不斷高漲。上海的群眾沖米店、飯館、食品雜貨店和煤球鋪。警察抓走了數十名鬧事者，但是後來又只得把他們釋放，因為
監獄已經人滿為患。更有甚者，已經有警察在暴民沖進米店時，把頭扭過去，裝作什麽都沒有看見的樣子。一個警察對記者說：
“我幹嘛要抓他們呢?說不定明天我自己也會跟他們一塊兒幹呢。“
從這個警察所說的話裏，可以聽出舊社會的喪鐘已經敲響了。社會制度的武裝保衛者竟然準備跟老百姓一塊兒幹，這就充分說明政府的權力正在崩潰。國民黨人沒有能力收拾局面，這一點已經暴露無遺。因此他們對自己也失去了信心。黨內四分五裂，派系鬥爭十分劇烈。人們害希望於出現奇跡，或者是美國進行幹涉。
但是積極參與政治的中國人不再相信奇跡了。他們唾棄國民黨政權了。如果以為中國人民大多數都起來造統治者的反了，那是錯誤的。情況根本不是這個樣兒。但是，在全體人民當中，確實已經有起決定作用的少數人，也就是多數積極參加政治鬥爭的人，為了搞掉蔣介石，願意忍受各種犧牲，承擔巨大的風險。
促使許多人改變政治態度的，是蔣管區急劇惡化的生活條件，以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共產黨地區安定的生活條件。共產黨采取開明的經濟政策，他們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私有財產，這就打消了許多中國實業界人士的恐懼心理，使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在共產黨統治下生存下去，而他們現在已經無法在蔣介石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共產黨優待被俘的國民黨將領一事，使得國民黨的司令官們在為蔣賣命之前不免三思。不少人還幻想，投順共產黨後，仍然可以通過在敵人陣營內部耍弄政治權術而重新得勢起來。逃奔解放區的學生捎回消息說，他們已經成了“新社會”裏的光榮領袖人物。在蔣管區，許多在舊社會裏混不下去的人，現在開始看到了一條出路。不少中國人原來只是消極反對蔣介石，現在已經變為直接支持共產黨。
商人們搞起了一文木船隊，從上海和香港載運汽油、煤油、輪胎、汽車零件、化學藥品和其他物品，駛往沿海的共產黨地區。劉伯承將軍的部隊橫渡黃河進入華中的時候，商人們立即開始穿越前線，運送布匹，給他的士兵做上了制服。這種貿易之所以興起，一方面是由於蔣家官員的貪汙受賄，另一方面是要做生意白有門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許多中國人想要搞掉他們的獨裁統治者，並且把共產黨看作唯一的希望。過去蔣介石能夠不讓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送到解放區人民的手裏，但是現在這種貿易雖然在他的鼻子尖底下進行，他卻根本沒有辦法制止。運往共產黨地區的貨物，有些是經過蔣介石自己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批準的。木船滿載運給共產黨的物資，平安無事地在拱衛上海的吳淞要塞的大炮跟前駛過，船主用金條買通了吳淞口和長江上的海軍巡邏艇。更妙的是，船上裝的貨都在蔣的政府銀行保了險。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身上帶著違禁的金條，大搖大擺，走在上海街頭，他們往往持有蔣介石特務機關發給的特別通行證。許多特務對他們的獨裁統治者已萌異志。
在全國各地，人民的不滿情緒漸漸轉化為堅定的革命情緒。蔣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很快就得到了報應。知識分子和學生，受到壓迫、迫害、拷打和殺害，空前迅速地覺醒起來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在講台上歷數“美帝國主義”的罪行。有人出版墻報，讚揚毛澤東制定的“新民主主義”。******的浪潮從北平的大學校園擴展到各省，從城市發展到農村。雖堅決的是華南的農民，而他們離內戰地區將近一千英裏。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廣東省曾是國民黨革命的發祥地。現在，那裏的農民遊擊隊從國民黨官員手裏奪取了整個、整個的縣份。與緬甸接壤的雲南省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當地的草莽英雄帶領窮人起來戰鬥，自行割據小塊的地盤。但是蔣政府對這些兇兆置之不顧，地主仍舊當權，農民繼續造反。
中國社會的一些頭面人物看出大勢不妙，蔣的統治機器猶如大廈之將傾，大家紛紛同它脫離幹系。四川軍閥停止把大米運住長江下遊。曾任蔣介石行轅主任的李濟深將軍，避居香港，在那裏搞起了一個國民黨反對派組織，號召全國起來造蔣的反。南洋華僑停止匯款回國。美國的一些華僑領袖撤消了對蔣介石的支持。盡管蔣企圖力挽狂瀾，結果卻只是枉費心機。他的特務機關給所有******的人都扣上共產黨的帽子，這也無濟於事。
蔣原先依靠的支柱全都垮了，他的軍隊也開始崩潰。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都是農民出身，共產黨所搞的土地改革，在瓦解他們的士氣方面一直起著重大的作用。現在，後方的知識分子起來反對政府，使得將領們也都意志消沈，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到了造反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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