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愛廢話 wrote:
在台灣某些綠政客確實(恕刪)
朱高正當年......當年讀高中的時候，看完孫文總理寫的三民主義，
主動參加國民黨，進入小組研討的時候，發現上賊船，
因為那時候的國民黨已經不太講孫文總理寫的三民主義。
蔣介石的民生育樂補述講得比原來的三民主義還要多。
這些是陳年往事，也不用提了。誰知道朱高正講得是真話還假話。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現在有幾個國民黨員看完孫文總理寫的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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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 Mobile01 的閱讀與創作版放了一篇文，供大家參考如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94&t=6041496
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他就輸定了（上與下 合輯）
部分摘錄如下，全部要看完的請點開上面或下面的連結，都可以看到全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098
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他就輸定了（上）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介石一邊高唱反帝的調子，一邊以「中國中心主義」取而代之，英國歷史學家畢可思評論說，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將中國的範圍擴大至西藏和蒙古，甚至似乎包括東南亞大陸，「國民黨一面投身反帝國主義，同時又想取得區域的領導地位。」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聞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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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幻象能拯救國民黨嗎？
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內戰和抗戰中視民眾如草芥，但為了虜獲民眾的靈魂，仍然要努力打造出關於中國未來的願景來，讓民眾成為實現此一願景的奴隸勞工。
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已經開打一年多，中國的全面抗戰則進入第六個年頭。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開始顯示疲態，但在中國戰場仍佔據上風。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蔣介石希望寫一本書來提振民心和士氣。
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過生日那天，蔣介石即有意寫一本書，回顧中國百年歷史，展望中國未來之前途，書名為《國民革命風》。此後，他多次與文膽陳布雷討論書稿。陳布雷因患病，讓侍從室五組組長陶希聖執筆此書。十一月七日，蔣決定將這本小冊子的名稱改為《中國之命運》。陶隨即整理出三萬字初稿呈上。蔣覺得不能用，需要親筆修改，於是在黃山上住了將近五十天之久，對此書作了近二十次修改，增補至十萬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不是陶希聖的作品，而是蔣介石的作品。據說，對這本書的內容有所不滿的蔣經國，怒氣衝衝去找陶希聖「指出謬誤」時，陶希聖拿出手稿給蔣經國一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蔣介石手寫改動的地方。
《中國之命運》全書共八章，總結了中國五千年歷史演變和儒家文化底蘊，回顧了中國近現代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論述了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是信仰三民主義的結果，其中又特別提出國民革命軍北伐和抗日戰爭是國民黨的兩大歷史貢獻。書中重點突出「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正當性：
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地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如果全國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與國家共存亡，和民族共榮辱，以國家的事業為個人的事業，以民族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那就應該要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纔能夠盡到國民最崇高的責任，達到人民最完備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們共同建國的偉大使命。
如果說《中國之命運》中有什麼「理論創新」或「理論突破」，那就是重新定義「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華民族」是清末輿論鼓動家梁啟超首先發明的術語，五四後由親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和顧頡剛等人運用西方現代民族理論加以進一步修飾和完善。蔣介石將「宗族」與「民族」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各宗族都擁有共同祖先，通過累世通婚和相互同化，各個宗族形成了中國的民族，「總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記錄。」他進而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而非單一民族的集合。
由此，蔣悄然否定北京政府時代孫文也認同的「五族一家」（漢、滿、蒙、回、藏）的民族觀。美國歷史學者羅丹（Daniel D.Knorr）指出，蔣的民族主義學說將各個少數民族統統歸在中華民族旗下，強調這一過程是在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這就徹底斷絕了少數民族實行民族自決的可能性，任何少數民族的離心都被視為分裂民族團結的行徑。蔣的這個民族觀，後來被他的敵人中共所繼承和強化——中共在進行「反對民族分裂」的宣傳時，便以「中華民族」來消滅各民族的主體性。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崇高而偉大。蔣指出，與西方國家和日本所實行的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愛好和平的趨向，儒家思想的忠和孝是中華民族德性的最好體現。蔣反復強調，恢復這些價值觀對於重現昔日中國的輝煌是至關重要的。
在一本官方出版的《中國之命運》的學習指南中，作者列舉出中華民族的十大品質，包括對一切族群一視同仁的平等性、調和性、保守性、堅韌性、和平性、吸收性、統一性和團結性等。然而，以中國白紙黑字的歷史記載衡量，這些說法是自欺欺人：二十六史和《資治通鑒》中的記載與蔣的描述相反，中國的內戰和外戰一點不比歐洲少。越南、朝鮮等屢屢遭受中國侵略的周邊國家不會同意中國愛好和平的觀點，圖博、東突厥斯坦、苗族、蒙古族、回族等多次遭到漢族種族滅絕式的族裔也不會認同對中國式殖民的無限美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一邊高唱反帝的調子，一邊以「中國中心主義」取而代之，英國歷史學家畢可思評論說，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將中國的範圍擴大至西藏和蒙古，甚至似乎包括東南亞大陸，「國民黨一面投身反帝國主義，同時又想取得區域的領導地位」。
蔣介石的知識結構頗為駁雜。從德國和日本的尚武精神，到基督教和宋明理學，再到孫文的「總理遺訓」，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共同塑造了蔣的專制獨裁人格。在本質上而言，蔣是王陽明、曾國藩的信徒。作為一個「閱讀聖經的儒家」，在寫作《中國之命運》前後，蔣介石花了不少時間閱讀宋元理學家的著作和梁啟超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著作。在一次日軍空襲中，蔣躲避在路邊的防空洞中，掏出一本「學案」（蔣手不釋卷的通常是《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讀起來，並且感慨說：「看書之收穫任何富貴皆不能比重也。」讀書固然是好習慣，但讀什麼書更重要。希特勒喜歡讀書，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喜歡讀書，但他們讀再多的書，也不會具備基本的人權觀念和自由思想。
當時，蔣介石不顧黨內高官們反對，執意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手批判西方帝國主義以及五四後在知識分子中佔據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手反對蘇俄及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手中並沒有必勝的底牌，偏偏要四面開戰，結果必輸無疑。而以蔣剛愎自用的性格，不會承認《中國之命運》是一本不合時宜的作品。蔣在日記中稱，《中國之命運》出後後，反應最為強烈者，一為英國，二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行此書對於國家與民族之影響將愈久而愈大，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陶希聖也回憶說，蔣對批評意見不屑一顧地說：「我寫了一本書，若是沒有強烈的反應，那才是失敗。」
蔣介石的以「反帝」為主軸的悲情論述，宛如向英美宣戰
《中國之命運》的誕生背景，是英美列強廢止此前與清帝國簽訂的若干條約。陶希聖回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