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消費率約55%，我們為何不敢花錢？](https://attach.mobile01.com/attach/202511/mobile01-9a73e13d877c0509f39d36602c058959.jpg)
破解「國富民窮」格局刻不容緩，消費困局根源直指收入分配？
在上海進博會一場重磅論壇上，知名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擲地有聲地指出，中國正面臨「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困境。這一尖銳判斷瞬間引爆全場，揭開了中國消費不振的深層傷疤。
數據顯示，中國最終消費率僅為55%，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80%的水平，甚至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也不到40%，大幅低於全球55%的平均水平。
而且，消費增速正在快速下滑，與GDP增速嚴重脫節，工業產能利用率持續走低，這些冰冷數字共同指向一個現實：整體需求不足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
劉元春指出，這本質上是一個分配問題！
在全球對比中，中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僅60.6%，低於世界平均水平5.5個百分點；而企業部門和政部門占比分別高出5.6和0.1個百分點。
尤其觸目的是，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最高達36%，而居民收入占比僅43%左右，這種失衡格局導致「國家強制性儲蓄過高」，居民錢包被無形擠壓。
短期來看，形勢似乎更加嚴峻。
消費信心在底部徘徊，消費降級現象明顯，一線城市消費疲軟，房地產相關消費持續低迷。
劉元春測算，短期需要補足的消費規模接近2.9萬億元之巨，而當前「以舊換新」等政策僅能撬動約2萬億元，政策力度亟待加碼。
劉元春指出，在中長期，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尤其是織好社會安全網。「所以說『十五五』是一個關鍵期，一定要彰顯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的主題，把惠民生和擴消費相結合。」
1. 現在問題的本質是什麽？
當我們談論中國消費不足時，很多人會立刻想到房貸、教育、醫療這些壓在肩上的擔子，認為只要發了補貼、降了利息，人們自然就敢花錢了。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沒有落到實質上去。
劉元春校長指出的「分配問題」，恰恰點中了這個更深層的結構之困。
而我呢，恰好也想分享下我的觀點，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分蛋糕」公平性問題，它實際上是中國經濟高速奔馳了幾十年的那台核心引擎，其運行邏輯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這台引擎，我們可以稱之為「投資與出口雙輪驅動」模式。
在過去幾十年「發展是硬道理」的追趕歲月裡，這套模式創造了無與倫比的「中國奇跡」。而驅動這台引擎的，是一個無比強大的以「生產」為主的模式。
可以這樣理解：在資本極度稀缺的年代，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總指揮和超級投資人的角色，它通過強大的產業政策、舉國體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關鍵生產要素（如土地、金融資源）的精準配置，將全社會的力量擰成一股繩，朝著「快速增長」這個單一目標全力沖刺。
它的效率極高，我們今天看到的縱橫交錯的高鐵網、拔地而起的工業園區、以及震撼世界的「中國製造」神話，都是這一模式的輝煌勳章。
然而，任何模式都有其代價。
這套以「生產」主導的增長模式，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就是全社會新創造出來的財富在第一瞬間如何劃分——上，打下了一個深刻的烙印。財富的分配，會天然地流向那些最能直接、最快拉動GDP增長的環節。誰是急先鋒？是龐大的資本投入，是企業的利潤滾動，是官方投資帶來的巨大乘數效應。
因此，在國民收入這塊大蛋糕被切分的第一刀，能夠直接創造GDP的資本要素（企業利潤、官方投資回報）和稅收，就拿走了最大、最厚實的兩塊。
而作為經濟活水源泉的勞動要素，即億萬普通居民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其份額便在無形中被相對擠壓了。
那麽，便催生了一個關鍵機制：「強制性儲蓄」。
注意，這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省吃儉用」的主動儲蓄，而是一種由體系內生的、系統性的財富流動。
什麽意思呢？即通過土地財政，將居民部門的購買力轉化為地方發展的啟動資金；通過龐大的金融體系（例如，居民低息存款與企業高息貸款之間的利差），將社會資金導向官方支持和扶持的領域；通過國有企業等渠道，將大量利潤留存並用於再投資。
而這些渠道，就像一條條隱秘的河流，將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沈澱、匯聚到公共部門和資本密集型行業。
這些被強制匯聚起來的巨額儲蓄，並沒有停下來，它們立刻被投入下一個循環：轉化為更多的投資。
於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被塑造出來了，高儲蓄 → 高投資 → 高產能 → 高出口/高基建 → 更高的GDP。此循環一旦啟動，就擁有強大的慣性，它推動著經濟列車一路狂飆。
可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很明顯發現了，在「更高的GDP」這一光鮮亮麗的成果背後，居民收入的占比在這個循環中被一次次地、結構性地相對稀釋了。整個經濟體系在高效地「造物」，卻在分配環節未能同步地「富人」。
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消費疲軟，其病根早在幾十年的增長路徑中就已埋下。
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風寒，而是深植於肌體內部的慢性病癥。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任何短期的消費刺激，都只是在為這艘巨輪臨時加速，而真正的轉向，則需要一場觸及動力系統的深刻變革。
2. 誰是真正的「富」？
劉校長提到「富企業」，這一點其實很值得研究的。相關數據告訴我們，中國的「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中占據著顯著份額，也就是「富有」。
一個「富」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遍地黃金、利潤豐厚的商業盛景。
所謂「富企業」，我們所能知道的，其實是那些「頭部企業」——無論是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還是在風口上崛起的平台型民企巨頭。
它們是信貸資源的寵兒，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寶貴的金融血液；它們是產業政策的焦點，能輕易進入被鼓勵的新興領域；它們也是市場準入壁壘的受益者，憑借體量與規模，構築起堅固的護城河。它們的「富」，是現金流充沛、資產雄厚、投資迅猛的富。
但那些吸納了超過80%城鎮就業的中小微企業呢？
許多新聞也都反覆強調，它們才是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維系著最廣泛的生機與活力。
然而，它們的生存狀態，卻與「富」字相去甚遠。
它們長期掙紮在「融資難、融資貴」的泥潭中，一筆救急的貸款可能意味著求告無門，或是承擔遠高於基準利率的成本。它們的利潤薄如刀片，一次原材料漲價、一場市場波動，就可能從微利跌入虧損的深淵。
對它們而言，「富」是一個遙遠而奢侈的概念，「生存」才是每天必須面對的課題。
這個鮮明的對比便是現在，也是近幾十年來的中國的現狀。
國民收入中流向企業部門的那一大塊，在內部進行了一次極不均衡的再分配，資源與利潤，都在向金字塔頂端加速集中。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即便是這些頭部企業所獲得的豐厚利潤，也並未有效地轉化為驅動內需的居民收入。這筆巨額的「未分配利潤」，其去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錢袋子。
它們主要流向了兩個方向，而這兩個方向，都繞開了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
第一個方向，是再投資。企業將利潤投入到擴建廠房、增加新的生產線中。
傳統觀念裡本是好事，但在當前「需求不足」已成為核心矛盾的背景下，這種源於供給側的、持續擴大的投資，只會進一步加劇我們已經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
它讓「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剪刀差越拉越大。
第二個方向，則是金融投資。當實體投資的回報率開始下降，大量企業利潤並未用於提升員工薪酬或進行技術創新，而是轉而流入了金融體系——購買理財產品，或曾經熱衷於投資房地產。
這筆錢在金融系統內「空轉」，推高了資產價格的泡沫，卻未能進入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費循環。
而一個詭異的悖論就此形成——企業部門的賬面上現金流充沛，甚至「錢多到不知該投何處」，而居民部門卻感覺囊中羞澀，不敢消費。
這一幕，與日本上世紀經濟泡沫破裂後形成的「法人化社會」何其相似——企業富可敵國，但整個社會的內需卻如一潭死水，陷入長期通縮的泥沼。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富企業」其根底之下，是兩個亟需重視的問題。
一是結構性的分化，富者愈富，而承載就業大多數的中小微企業舉步維艱；二是功能性的失衡，企業的高利潤未能成為滋養居民收入的活水，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內部失衡。
3. 什麽是「窮居民」？
在論壇上，劉校長還提到另一個詞——「窮居民」。「窮居民」不僅指流量上的收入低，更指存量上的資產負債表脆弱。
在資產端，問題在於一種深入骨髓的「財富結構畸形」。
對於中國普通家庭而言，「財富」幾乎與「房產」畫上了等號，接近70%的家庭資產都凝結在那一磚一瓦之上。這曾是一個造富的神話，無數人依靠房產的升值實現了賬面財富的暴漲。
但當房地產行業告別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進入深刻的下行周期時，這套賴以生存的財富邏輯便瞬間崩塌了。曾經那種「房價永遠漲」所帶來的「財富幻覺」——那種讓人感覺自己很富有、從而敢於大膽消費的心理預期——如泡沫般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資產縮水感。
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最大的、最核心的資產價值正在緩慢蒸發，這種切膚之痛會直接作用於他們的消費決策。
經濟學上稱之為「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說得直白些，就是當你感覺自己的家底正在變薄時，你花每一分錢都會更加猶豫，更加謹慎。這不是吝嗇，而是人類最本能的財務防御反應。
只是命運的殘酷性在於，就在資產端不斷釋放負面信號的同時，負債端的壓力卻絲毫未減，反而顯得更加沈重。
為了購置這套正在縮水的核心資產，中國居民部門早已透支了未來的購買力，背負了極其沈重的房貸債務。居民杠桿率（債務與收入之比）攀升至歷史高位。這意味著，每個月的收入中，有相當大的一塊必須雷打不動地用於償還房貸的本金和利息。
這筆剛性支出，像一塊巨大的磐石壓在胸口，迫使廣大家庭必須進行更高水平的「預防性儲蓄」。
他們不敢花錢，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不敢——他們必須存下更多的錢，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失業、疾病等不確定性，確保那筆至關重要的月供不會斷流。
這份為「安全感」而存在的儲蓄，無情地侵蝕了本可用於當下消費的支付能力。
於是，一個清晰的「雙重絞殺」格局便形成了。
一方面，是收入流這條「活水」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追不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
另一方面，更為嚴峻的是，代表家庭總盤子的資產負債表正在經歷「收縮」：左邊的資產在貶值，右邊的負債卻依然剛性存在。
一增一減之間，家庭的凈資產感受大打折扣。
這，才從根本上解釋了為什麽即便推出各種消費補貼、發放購物券，許多人的消費行為依然趨向於保守和防御。
任何短期的補貼，就像是給一個正在失血的人輸了一袋血，能暫時緩解癥狀，卻無法止住體內那個不斷流血的傷口。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整體財富前景感到擔憂，並對未來的債務償還充滿焦慮時，幾百元的補貼根本無法扭轉他根深蒂固的消費謹慎心態。
所以，破解「窮居民」的困局，根本就不是增加當期收入那麽簡單，它更是一場關於如何重構居民財富結構、如何穩妥化解債務壓力、如何重塑社會安全感的系統性工程。
4. 最後的看法
我認為，短期的消費刺激政策（如以舊換新、消費券）確實是「強心針」，不過，雖能緩解癥狀，但無法治愈疾病。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啟動一場深刻的社會契約變革，將經濟增長的目標從「物的積累」（GDP、產能）回歸到「人的發展」（居民收入、福祉）。「十五五」規劃將「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列為核心目標，這釋放了至關重要的信號。
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嘗試破解一個世界性難題：如何將一個成功的發展型國家，轉型為一個成熟的、內需驅動型的現代化經濟體。
這個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因為它觸及了既有利益格局和增長路徑的深層依賴。
但這也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經之路。
當「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逐漸轉變為「強治理、活企業、富居民」的新生態時，中國經濟的巨輪才能真正駛入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廣闊新海域。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場關於發展哲學的根本性轉變。
我們正在見證歷史。
個人感想：文中提到的劉校長顯然是一位敢言的知識份子。有敢言的人，才能使一個國家進步。我記得去年有兩位大陸財經學者也在公開的演講中指出問題所在，但他們的社交帳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希望這位劉校長不會遇到那種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