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扶贫？支教的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问为什么都2000年后了，山海情里的学校还那么穷，有些不可思议。我完全不觉得不可思议，我可是在2013年左右去山里支教过，我当年遇到的那所学校，比山海情里那所穷得更离奇，也明显更写实——当年那一趟，几乎把刚进大学不久的我颠头洗了三观。
我世界观都崩塌了，真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是在某国际公益比赛上拿了奖，于是兴致勃勃地决定实干。募捐了好些钱、衣物，旧书，又自掏腰包贴了好些钱买东西。大包小包往山沟沟里去了。

我万万没想到，2013年了，我竟然是到了贵阳又坐车去毕节(我之前记错市了)，又坐汽车翻山去织金县，再坐小汽车去八步镇，再在八步镇坐那种一个人2块钱的小巴，环山一路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停下，自己翻过高速公路的栏杆，步行往山里走。还好我先到的队长带人来接我，他们拖着我给他们带的肉干、零食，走了快一个小时的山路，终于看到几间土坯房。
到那儿的当天，我就看见那儿的教室了。离谱的没门，没窗户，没黑板，也没有操场，连旗杆都没有。在来这儿之前，我脑子里的贫困小学就是电视里希望工程那种小学，锃光瓦亮的教学楼，土里土气的小朋友，穿的脏点儿，但绝对不是这种在泥坑里滚猴儿的样子。
我们虽然傻眼，但是也卯着傻劲儿，把捐的物资都清点了，准备给学校弄个小图书馆，买几台电脑，再周末赶集的时候去六盘水买些桌椅和黑板，也准备买旗杆。

结果第一天就傻眼升级，这小学的老校长来了。还没冒头，村里的人就拎着锄头，提着镰刀，出来砍他了。在声势浩大地村民奔向村口撅老校长的过程里，我们吃了个烂瓜——这老校长，之前 “霍霍”过村里的小学女娃。我们一下听懂了，一个个吃惊不已——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这人该在监狱里而不是还能进村。听说他是因为知道我们这些城里娃又来了，还有城里女娃，赶紧来看看——也是听村民说，早前浙江某高校也有人来支教过，就有城里女娃被这个垃圾“欺负”了，连夜整个支教队都走了再也没来过。
我们就决定首先一定是自我保护，其次再是完成我们此次的目标和安排。

这个学校一共就仨老师，一位被村民们用锄头往脸上打，一位一直没见过，还有一位是位阿姨。她在我们抵达后，站在我们住的房屋门前踌躇，羞怯地说，看到捐赠的衣服里有“大人”的衣服，问能不能挑几件。
我们当时正愁这些大人衣服咋处理，她问了，我们赶紧说来啊挑啊。
她进来挑，我当时就坐在旁边，竟看到她鞋头是个窟窿，露出里面包着袜子的脚。
我很惊讶，毕竟当时2013年，我赶紧在盒子里翻看有没有鞋，有，翻出来也都堆在她旁边，她一看很喜欢，羞涩地脱了自己的鞋，穿上试。我都没敢细看——这种情况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太关注似乎不礼貌，我就站起来继续去捣鼓箱子盒子了。
后来她提着几件衣服和一双鞋要走，我说你多拿几件吧，小朋友也穿不了。她说不拿了够了。后来过了几天她让她老公来请我们去她家吃饭，给我们炒了几个菜。

而孩子们每天竟然凌晨4点就会出现在我们门前玩闹。我能理解——没网也没什么电，在把电脑里下载的电影全都看了之后，只剩下看星星了。看星星也有趣，当时我们住的那地儿，旱厕，挑战人性，大家就开始往正门前的玉米地里施肥。但我们几个爱看星星的也喜欢站在正门，有次我、队长和另一个队员在正门口站了一排，盯着前方和天际，说这儿星星太密太漂亮了。玉米地里就喊出一声，“能不能别看了，还让不让人拉了！”
其实也看不见他，人就是这种擅自尴尬又害羞的动物。

后来小朋友来了，我们才知道他们竟然是从对岸游过来的。
我们傻眼的一塌糊涂，观察那湍急的河水。一位热情的队员一拍脑门，说，我要去对岸家访，就叮铃咣啷收拾了东西，带着一个人，从山崖这一侧滑下去，扑通跳进河里了。
下午的时候回来了，丢了一只鞋，还是娃给他领回来的。娃认路，他不认，娃在河里比他游的快，山崖也溜的更稳。他鞋陷进泥地里拔不出，鞋没了。八岁的娃娃把我们的队员送回来，他就蹲在院子里哭。我说丢了只鞋，至于吗？
他说不是因为鞋。是因为八岁的娃娃是个姐姐，下面还有个五岁的弟弟，一个两岁的妹妹，家徒四壁，没有家长！八岁的娃踩着小凳子在大灶台上弄饭，一问，爸妈竟然要再过几个月才回来。这一家子里，八岁这个就是家长了。他哭不是因为鞋没了，而是因为怎么会这样啊？他给娃娃留了两百块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从来没露过面的老师露面了，听说是学校代理校长。夜里七八点来的，问我们，你们说要给我们买电脑的，怎么到现在都没买？
当时我才知道，原来有之前给这个学校捐赠过设备的人专门联系了我们队长，说电脑不要买，你捐什么，这个平时不露面的人就会跑来抱回自己家里。
我们队长表明不会买电脑了，那个主任说我们是骗子。然后我们吵了起来。吵到大概九点，他气愤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发现学校被封了。那个气愤的代理，竟然昨天摸黑（也许是当早摸黑），给每个没门没窗户的教室上都贴了张封条，意思是我们不能支教了。
我们又傻眼，被离谱地头昏眼花。夜里开小会，知道这一片是有什么更大“中心校长”，再由中心校长管些小校长。这学校那个前校长是不能找了，只能想办法找找中心校长。我们停了几天课打电话给各种局，坚持不懈地缠些地方相关人员，搞得一个头几个大才总算处理这事。

后来又有学生们上三天就不见了。我点名的时候问 那个谁谁谁呢？班里从6岁到16岁的全兴高采烈地嚎，说那谁谁谁的爸前天让JC抓走了，没人放牛了，他回家放牛去了。
我当时已经没那么傻眼了，毕竟这个村子里，听说穷到一半人都在违法。下课后我去家访，这孩子没找到，回来的路上看见他和一头牛站在山坡上。我说你还来上学吗？他说不来了。我说来吧，我们做饭给你吃。他说牛咋办，我说牛就放在附近吧，我让那个谁谁（我们队员）给你看着。
他说那你们走了谁给我看着？
我想了想也是，但是没话说，就重复了一句，还是来上学吧。
后来他也没来。

过了几天有个女娃在教室墙背角哭，听说是被同年级里的大龄生又骂又打，我当时很生气，就找那几个大龄生质问，才知道这女娃偷他们钱了。我傻眼，又回去问女娃，才知道女娃没钱吃饭要饿死了，又傻眼，听女娃说家里都是她种地，她做家务，做不好了姥姥就让她弟打她，让她站着别动挨打。我一听，傻眼地同时气的七窍生烟，跑到二年级找她弟，她弟说她离家出走，把姥姥气的不行，她偷家里钱，偷她弟的文具，偷弟弟零花钱还陷害弟弟。我一听，又又傻眼，迟疑地上楼，问这女孩儿，为什么偷家里钱偷弟弟钱还陷害弟弟。她说，她没有零花钱也没有零食，啥也没有，也没文具，她弟啥都有，她也想要，只能偷。

我他妈傻眼，19岁的我当时有种——这事儿我根本没法处理的感觉。

我觉得这家从根儿上坏逑子了，我就问你妈妈呢？
她妈妈在她5岁的时候坐牢了。
我说你爸爸呢？
爸爸竟然在她1岁半的时候就坐牢了。

我傻眼傻成个蚊香陀螺，也想回我小院子哭。我除了抱着她说外面世界很大之类的屁话，啥也讲不出。然后我送了她几本书，说你看看这几本书，你不能偷东西，你要好好学习考出这座大山。她也哭着说好。

离谱的是，第二天，她姥姥来了。手里拿着我送给女娃娃的两本书，说，这是她在家发现的，肯定是女娃偷我们的，她赶紧拿来还给我们。
我说不是的，是我送给她的。
姥姥竟然拉着我的手，说这娃坏的很，啥都偷，这么好的书千万不要给她，你们留好，千万不要给这个坏娃。

我当时，我的傻眼值满到溢出来。拿着两本书回我的小房子了。我跟我队员讲，我队员也有自己的傻眼事——原来他们给学校建旗杆，把外套脱在一边，好些村民孩子们都来帮忙了。
然后他们兜里的手机都让人偷走了。

我们几个傻眼的青年蹲在村子的一片苞谷地前，默默享受这股傻眼的眩晕，久久没能平息。

后来上课上得无比艰难，一个年级一个班，但一个年级的年龄跨度很大，那些十五岁读三年级的，你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又因为我们的物资给的太轻易了，没几周我们就看到作业本被撕了叠飞机，自动铅笔盒被拆的零零散散满地都是。我们之前还用物资做奖励，后来他们都不想要了，还想换别的，问我们除了文具有没有别的，我们说就买了书文具和衣服书包。他们还嚷，为什么不买游戏机啊？为什么不买小赛车啊？
我当时真是，恨不得给孩子们提起来从前门踹进玉米地里去。

但后来我们竟然真的立了个旗杆子。我丢了手机的队友说，偷手机不拿充电器，怎么用？就把充电器放在前门的院墙上。第二天早上就没了。他又担心说，会不会不是同一个人拿走的，万一一个拿了充电器，一个拿了手机，他俩咋碰面啊?
我紧皱眉头，经历了这么多傻眼，我还有队友是24K纯圣母。我当时想，那电视剧里的24K也不都是骗人的，我特么眼前就有个活的。

后来我们快走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做了文艺汇报晚会。连十六岁的三年级捣蛋鬼都来参加了，跟我合影的时候塞我一个棒棒糖，我藏在兜里，给一个一年级的娃了。
那个姥姥不疼弟弟不爱爸妈坐牢的女娃，抱着我哇哇大哭，我觉得她是所有学生里最乖的一个，不明白大家怎么都觉得她坏——她还画了幅画给我，画个她画个我，蜡笔写了什么 爱老师爱学习。我找了很久都不知道该送给她啥，只能塞了些钱给她，让她不能再偷了，“不能再偷”这几个字我真是想尽一切办法纹她脑仁儿上，还给她写了封信，主题就是千万不能再偷了。她拿着我的信还有字不认识，我就给她当面标拼音。

而我那几个心软的队友，抱着娃们狂哭。刚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娃们是自己带干粮来上学的，都是纯干粮，杂粮米饭，馒头，粥。我们就开大锅，我们队长四川人（我在那几天也学会炒菜了）就给学生们炒菜炒肉，我们早上把孩子们的饭盒收上来，中午给大家热热，把我们炒的菜放上去。
菜一放上去，娃们竟然就不认得了。
当时我和我的队友捧着两个碗，碗上是杂粮饭上盖着茄子炒肉，我印象太深刻了，小孩子不敢要，说，“这不是我的饭。”
我说“这就是你的饭。”
她说这不是。
我那几个24K圣母队友就开始眼含热泪，说，“这就是你的饭，菜是我们放的，快去吃吧。”

文艺汇报结束那天，我的队友就抱着这个“这不是我的饭”的小女孩，在院子里哇哇大哭，他最开始不是还丢了双鞋吗，穿着从八步镇买的一双拖鞋，跪在地上哇哇大哭。

后来我们要走了，害怕娃们伤心，没敢说。结果我们拎着行李走的时候，娃们还是知道了，好多跑在泥路上，往我们怀里扑。我是心最硬的——我特么总是心最硬的，我眼圈都没红，我拖着行李被孩子们鼻涕眼泪地抓着衣服，他们抢我们行李，让我们不得不拖着他们一起行进。我一米八五的队长默默流着眼泪，24K们更是哽咽出声，而我像个老巫婆一样企图把这场傻眼闹剧尽快收场——
——直到我听到对岸有娃娃在喊我们。

我抬眼看过去，只看见对面山上，十几个 六七岁、八九岁的娃，对着我们疯狂招手和哭喊——他们不知道我们要走了，现在是看到我们了。我看到孩子们小小的脸，喊破音的声儿，突然喉头咕咚一下，有点紧。
可突然间，对面山上的孩子，就往山崖下面溜了。扑簌簌——从山坡上往河里滑。
我喊，诶不要过来！
可是根本拦不住，七八岁的娃们，扑通通——就跳进了大河里，湍急的河水从侧面拍打着他们。我的队友们一下崩溃，也从这边往山下滑，我当时眼圈就红了，我说疯啦你们也滑？！
我的队友也扑通通！跳水里去了。

娃们从对面游过来，他们游过去，一把抱住孩子，再一起往回游。我下到半坡上，搭手抱住孩子，拉住他们——他们都湿透了，湿透的孩子也抱住我，上到路面上都倒在地上。他们湿透地抱着我大哭。
我也掉眼泪，觉得这真是莫名其妙、不讲道理！

后来车来了，小孩子的拳头再攥不住我们，不得不放开手。那个大家都觉得坏就我觉得乖的女娃，站在高速路边又哭，我说赶紧回去，高速路，这儿车太多了赶紧回去。

我们坐在车上，感觉似乎是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我们队伍里大多是南方人，上海深圳南京人，从深山里出来，出了八步镇，出了织金，出了毕节，到了贵阳，我们站在公交上，说，卧槽贵阳的路可真平啊。
我们住了宾馆，不用周末去镇上的公共浴池洗澡，也不必周六去赶集买菜。觉得神奇，神奇于我们竟然真的经历了两三个月要赶集的日子。现在回到 有网有电的地方，一下不知道该干点啥，夜里早早就睡了。

第二年有人知道了我们的事，也组织了去那里支教。回来也是一脸傻眼，我们中间还经历了许多其他事，只觉得无可奈何。我年年都想回去看，可又忙又贪心，一直没安排上日程。

直到前几年队长给我打电话，说土锅村小学拆了。当地的娃们能去镇上上学了，对岸的那个破村户也没了。我当时只觉得，啊，拆了啊。
最近看山海情，突然意识到，那个村没了，是迁了吧？
唉，总算啊，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