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沉思錄：臺灣經濟為什麼沒有希望了？

原創潮思新潮沉思錄
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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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國民黨與臺灣》，我們以人物為線索，簡要的敘述了1950年後臺灣經濟的發展歷程。本篇，筆者將著重分析臺灣經濟的發展背後的原因，並回答一個問題——“臺灣經濟還會好嗎？”。


開宗明義，先說結論：臺灣經濟既不歸功於蔣介石，更不歸功於蔣經國，也不是國民黨政府主動作為、刻意設計的結果，臺灣的經濟崛起，實屬偶然。

而“臺灣經濟還會好嗎？”，答案是，如果明天的雙色球作者會中，那麼臺灣的經濟就還會好。

二戰後的國際經濟版圖中最為滄海桑田的變化是東亞經濟的崛起。在日本經濟高速擴張的帶動下，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形成的東亞經濟合作雁行模式，使得東亞地區崛起為與北美、歐洲鼎足而三的國際經濟板塊，形成了舉世矚目的“東亞模式”。廣義上的東亞模式，從時間線來說，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及更後面中國大陸。國際經濟學界出現了一系列理論描述東亞模式的背後成因，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是發展型國家理論和制度主義。

所謂發展型國家理論，大概意思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特點在於國家具有持續的發展意願、凝聚力極强的經濟行政機構、良好的政商合作關係、以及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


而制度主義簡言之，就是制度萬能論，什麼都能解釋。任何事物，任何情形，任何變化，不必考慮其背後複雜的因素，不必考慮任何決策者個人的因素，統統可以用制度來解釋。更進一步說，就是“制度無所不能，XX好是因為制度好，XXXX壞是因為制度壞”。

我們先剖解臺灣特有的經濟形態，再分析其經濟發展變遷的三個階段，最後，筆者將回到問題的開始，回答是什麼因素締造了臺灣的經濟奇迹。

臺灣地區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史料可以證實，上世紀舉世矚目的“臺灣奇迹”，其實存在兩個悖論現象：①國民黨政權為經濟發展而推動出口創匯，但大型企業和公有企業卻牢固地堅守島內市場；②國民黨政府並沒有給與中小企業以“傾向性”的出口優惠政策，但出口創匯企業主力卻是這些中小企業。

這一悖論現象背後的支撐性邏輯是這樣的：上篇文章我們提過一個事實，那就是國民黨政府自來臺之日，便沒有獲得過島內群眾的衷心擁戴。作為一個內戰的失敗者和島嶼的外來者，國民黨政府既要獲得支持，又要防止任何勢力、團體危及其自身，囙此，國民黨對於大型民營企業，既要予以支持和鼓勵（支持其佔有島內市場），又要防止其坐大，不斷膨脹，危及國民黨的統治地位；相反，中小企業的邏輯是類似而背反的，國民黨不需要提防中小企業危及自身統治地位，囙此對於中小企業的出口創匯事業絲毫不必加以限制，但同時，由於中小企業經營規模所限，國民黨也沒有意圖予以支持，因為所獲取的政治回報太少。

這個解釋邏輯不是經濟原因，而是政治原因，這一邏輯也是解讀臺灣地區經濟發展背後因素的根本性邏輯。更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推論，就是在國民黨政治需求和經濟需求的左右互搏之下，從經濟邏輯出發的產業政策總體效果是無效的，至少在臺灣地區經濟起飛的1950-1970年代是無效的。（蓋因這一時期其政權缺乏合法性，政治考量比重較大）產業政策的合理有效是發展型國家理論賴以存在的基礎，故此，發展型國家理論根本不足以解釋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

而經濟理論界另一個主要解釋，制度主義，則更無法解釋臺灣地區主導性經濟機构如走馬燈一般變幻的事實。自1953年起，是“工業委員會（1953-1958）”、“經濟安定委員會（1953-1958）”、“美國援助委員會（1958-1963）”、“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3-1973）”、“經濟部和財政部”漸次主宰了臺灣地區的經濟政策。這裡的各種委員會均為短期機构，括弧內即其實際存在時間，而經濟部和財政部對經濟政策的主宰則始於1960年代中葉。這樣劇烈變化的政策當局，這樣動盪的機构轉移和人事調整，說是制度决定了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讀者們信嗎？

對上一篇文章還有印象的讀者應該記得，筆者著重提到過的兩位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强人”，尹仲容和李國鼎。事實上，他們帶領的是同一支班底，所執行的是同一條經濟路線，所遵循的也是同樣的經濟邏輯。這要從“美國援助委員會”說起。

美國的援助，存續於1950年-1965年，這期間，美國提供了經濟援助14.65億美元，軍事援助24.8億美元，平均占臺灣地區總投資34%，覆蓋了90%的商品和服務貿易淨進口剩餘。可以說，美援的分配，决定了政府內各部門的政治前景，而主持美援分配的“美援會”，就是這時期最强大的經濟計畫機构。

而這時，跟隨蔣介石逃臺的人員中，懂經濟的寥寥無幾，即便是國民黨政權的經濟部和財政部，裡面也大半是蠢貨，那麼這時，受“領袖賞識（陳誠和蔣介石）”、執行力極强、富於個人魅力而又不貪戀權力的尹仲容，自然而然就變成了吸引金屬的磁鐵，將懂經濟、會辦事的人聚攏在自己周圍，構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經濟技術官僚團隊。在尹仲容去世後，這一班底繼續團結在李國鼎周圍，依然主宰著臺灣的經濟政策。這就是臺灣地區經濟計畫製定機构變化無常、存續極短（往往只有五年）的情况下，經濟運行依然平穩有效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個有趣的事情是，50年代時，推進臺灣的土改政策，政府不想掏錢，怎麼辦？拿股票換。當局在五十年代一共強制徵收了十萬地主的144000甲土地（每甲約折合14.55畝，總計約合200萬畝土地），總計應給與22億新臺幣的經濟補償。其中15億是實物兌換券分期分年限補償（等農民逐年交租後左手進右手出），而剩餘部分則用“臺灣水泥”、“臺灣工礦”、“臺灣農林”和“臺灣紙業”這四大公營公司的股票補償。那麼為什麼要選這四家公司呢？因為除了臺灣水泥經營狀況較好之外，其他公司經營狀況都非常差，政府拿在手裡純屬燙手山芋。但這樣的交易，造成了一個意外後果，就是締造了本地資本集團。大多數地主拿到股票以後，不知道應該幹什麼，甚至多數人對股票、經營毫無概念，此時極少數有實力的地主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了其他人的股票，股權完成了集中。

除土改產生的將地主變成資本家的情况以外，另外的民間資本來源則是大陸遷臺資本。這兩者構成了臺灣當局1959年鬆綁經濟管制後民間經營的起點。

這裡先介紹兩個概念，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所謂進口替代是一國經濟當局採取各種措施，限制進口外國工業品，促進本國的工業生產，逐步實現在本國市場上以本國工業品替代進口工業品，為本國發展創造條件、實現工業化的戰畧和政策組合。與之相對立的概念就是出口導向，是指以促進出口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調節生產結構，帶動國內工業化。拉丁美洲和熱帶非洲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政策基本沿用的是進口替代政策，而東亞模式（包括我國在內）在一段時間內使用的基本上是出口導向模式。

根據東亞的發展經驗，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發展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模式，但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要求經濟體本身“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在產業鏈的上游和中游也擁有能力，這樣產業鏈的完整程度越高，則在國際分工中越能佔據有利地位，提高利潤率，促進資本的生成和積累。而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我們知道國民黨政權在骨子裡是沒有建設的基因的，國民黨的高官顯貴沒有經驗和管理的知識、經驗和能力，不多的經濟人才還都跟著尹仲容和李國鼎搞經濟政策呢，那麼臺灣是如何完成產業的設計和完整的呢？這裡，同樣是一個巧合。

傳統上，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政策基本以壓制性政策為主，臺灣的經濟結構中，日資佔據了壓倒性地位（1941年數據為例，在500萬以上日元資本規模的企業中，台資僅占2.8%，日資占96.9%）。二戰結束後，日本在臺灣的所有資產，無論是日本軍隊和政府的，還是日本商人的，全部被國民政府沒收，據此，國民黨政府佔有了貿易、工業和金融的制高點。

當時，臺灣的資本積累模式是這樣：自日本進口關鍵原材料、零部件和科技，本地組裝，然後出口美國市場，在這個迴圈中創造外匯並積累資本；島內則形成二元金融模式和三重產業分工，公營企業經營上游產業，民營大企業經營中游產業給中小企業供貨，中小企業經營下游產業出口創匯；利率較低的公營金融機構主要面對公營企業和民營大企業，中小企業主要依靠民間高利貸和親朋拆借。

當出口導向型經濟遭遇美元和石油危機時，臺灣經濟陷入了麻煩。此時，蔣經國在1973年11月的國民黨十届四中全會上宣佈進行“十大建設”，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臺灣經濟所面臨的的麻煩。十大建設中，國際機場、高速公路、台中港、蘇澳港、電氣化鐵路、北回歸線鐵路都屬於交通項目，造船廠、石化廠和鋼鐵廠屬於重工業，而核能電廠和“十大建設”的基本動機是什麼？是老蔣隱居幕後，權力已基本交接給小蔣的現實情况下，小蔣作為臺灣當局的當家人，為自己謀求合法性所推進的大工程。

小蔣倒不是真的精通“逆向綜合”理論，或者產業鏈經濟理論，純粹是試圖用“十大建設”賦予自己更多的合法性，尤其是在1971年偽政權被逐出聯合國以來，外交上各大國不斷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時的臺灣島急需內部通過類似十大建設這樣的項目實施來增强凝聚力，呼喚群眾的認同。十大建設的實施，降低了整個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提高了臺灣島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資本積累能力，產業鏈向上進一步移動，而十大建設又屬於公營事業，借此，國民黨政府强化了公營企業的勢力。更進一步的說，“十大建設”首先受益者是蔣經國，其次是增强了經濟控制力的國民黨，而無意中完成逆向綜合、攀爬了更高一級產業鏈的臺灣經濟，可能屬於意外之喜吧。

我們接下來論述一點，電晶體產業政策的成功也同樣是偶然的結果。上篇文章我們敘述了在李國鼎和孫運璿的運作之下，臺灣創立資訊工業研究所、工業研究院、台積電、聯電，完成了20世紀最具遠見的產業升級。那麼，這足以說明是科學的產業政策的結果嗎？恰恰相反，在當時的臺灣當局經濟首長機构所設計的產業升級攀爬方向，既有高科技產業，也有汽車產業。而臺灣汽車產業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這充分說明了，如李國鼎般的經濟强人的突出的個人能力的巨大影響。半導體產業的成功，不是政策和制度的後果，反而是說明了制度和政策的不足。

這裡談談本文論說的經濟强人的概念。經濟强人與政治强人概念類似，但也有不同之處。經濟强人富有魅力，領導力，能够帶動一個團隊集中在一個目標下工作，但經濟强人沒有政治目的，所獲取的政治影響力最終也體現為其經濟意圖。

最後，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說，臺灣與日本和韓國有很大不同。日本和韓國是壟斷型企業完成了產業鏈的垂直整合，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一條龍，而臺灣的公營企業、民營大企業、民營中小企業則是顯著分割的，碎片化的內部經濟結構。從社會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說，臺灣這樣的經濟結構更公平，80-90年代所謂“臺灣錢淹脚目”就是相比於日韓，臺灣的經濟結構讓所有人獲得感更强、收入更多。

然而，好景不長，當穩定的政治强人和政治强人支持下的經濟强人都相繼逝去後，碎片化的產業結構自身難以為繼，不能形成有效的經濟合力去進行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甚至去中心化的社會圖景讓臺灣整體性陷入了內耗和低水準迴圈。這就回答了為什麼自九十年代以來韓國能持續向高技術領域前進，不斷攀爬更高的產業鏈上游，而臺灣則躺在80年代以來的老本上無所動作，僅存的“臺灣之光”-台積電也只是依靠接近90高齡的張忠謀苦苦支撐。

所以，臺灣經濟還會好嗎？不會了。

上個世紀以來的臺灣地區經濟奇迹，現象背後的本質，是在美援支持下，對社會握有絕對控制力的國民黨政府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奠定的基礎，和在此之時恰逢其會的產業升級。這裡面最重要的因素有四點，美國為依託的國際市場，國民黨偶然之下的超强控制力，兩蔣父子的政治目標與社會經濟需求的意外耦合，和以尹仲容、李國鼎兩位經濟强人為中心的經濟官僚團隊。這就是臺灣經濟崛起背後的秘密。

上文我們說過，蔣經國選擇李登輝作為副職，是孫運璿中風之後，無奈之下的選擇。李登輝一沒有政治派系，二沒有兒子（其子李憲文死於1982年），在蔣經國看來，自己身故後李登輝只能簇擁著蔣家的旂號才能獲得政治權威，而蔣家囙此對李登輝可以“予取予求”。出乎蔣經國自身意料的，是1984年選舉後不久爆發的“江南案”，這一事件的影響導致了蔣孝武幾乎不可能成功接班。但蔣氏父子的政治佈局是一脈相承的，高度碎片化、互相分割制衡的派系與政治集團，只效忠於蔣家這個共主，當蔣家不存在之後，繼任的領導人無法徹底完成權力的綜合，獲取KMT的最高權威。

即便是聰慧如李登輝，也在任內發生了二月政爭，新黨的分裂和宋楚瑜的退黨。從根源上來說，蔣氏父子的佈局之下，權力的高度分割，使得整個社會制度碎片化，不能凝聚起自我，免得對蔣氏統治構成威脅。但當蔣氏意外離開之後，這樣的社會就不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中心，不能形成任何有實質性的社會變革。再加上李登輝同樣包藏禍心，在其執政的十二年中對KMT和臺灣的政治體系進行分化瓦解，臺灣的政治秩序就更趨於混亂，兩個高度組織化的政黨（KMT和民進黨）卻猶如爛泥塘裏打滾，怎麼都提不出有效的政策。

當國際市場風雲變幻，國民黨早已潰不成軍，兩蔣父子屍骨早寒而菜菜子當局的經濟政策可用“胡說八道”來形容的當下，即便有什麼天命之子的經濟强人再度出世，也無從逆天改命。甚至可以說，早在李登輝悖逆的那時起，就已經說明了一時之幸，終將原原本本還給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