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隆冬時節舉行眾議院大選，由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與盟友日本維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這項結果不僅象徵自民黨重新掌握國會的絕對主導權，也被許多觀察者視為日本政治邁入新階段的重要起點—高市早苗有望終結近年來首相頻繁更替的政治亂象，取得推動全面改革的強力授權。
然而，在政治勝選的歡呼聲中，一個根本問題仍懸而未決：高市早苗能否真正拯救日本經濟？
日本經濟的長期困境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理解日本經濟所面臨的深層挑戰。自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已歷經所謂的「失落三十年」。這段期間，即便偶爾出現短暫復甦跡象，但結構性疲弱始終未解。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倒退、長期通貨緊縮、少子化與高齡化加劇、政府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產業競爭力相對下滑——這些問題交織成一張難以掙脫的經濟困境網。
近年來，全球通膨浪潮與日圓持續貶值，更讓日本社會承受前所未有的物價壓力。能源與食品價格飆漲，直接侵蝕中產階級的生活品質，過去被視為社會穩定基石的「中流階層」出現鬆動跡象。與此同時，人口結構持續惡化，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重，迫使日本逐步放寬外籍移工政策，卻也引發部分民眾對文化認同與社會治安的焦慮。
經濟困境與安全憂慮相互交織。中國軍事崛起、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存在增強，以及北韓核武與飛彈威脅，使日本社會同時面臨多重安全焦慮。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高市早苗提出「富裕而強大的日本」願景，成功觸動了民眾內心最深層的不安與期待。
「高市經濟學」的核心藍圖
評估高市早苗是否有能力帶領日本經濟走出困境，必須檢視她所提出的經濟政策藍圖。從她於2025年10月21日就任首相時的施政演說，到其著作《邁向美麗、強韌、成長的國家》，可歸納出「高市經濟學」的四大支柱：
宏觀財政戰略：責任型的積極財政
高市主張在維持財政紀律的前提下，採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具體措施包括：
民生保障：調降汽油稅與暫定輕油稅率，減輕民眾生活負擔。
企業扶持：提高中小企業的稅額抵減空間，並對陷入虧損的企業提供直接補助。
物價因應：透過燃油稅調整與補助措施，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因應通膨壓力。
對於日本龐大的政府債務問題，高市採取不同於主流論述的觀點。她指出，雖然日本政府債務占GDP比率高達260%，但若以「淨債務」（扣除政府持有資產）計算，實際比例約為160%，認為仍存在擴大發債以刺激經濟的政策空間。
危機管理與經濟安全雙軌並行
高市將「危機管理投資」與「經濟安全保障」視為成長雙引擎，政策重點包括：
強化供應鏈安全與關鍵技術自主，將科技產業與國防工業列為國家戰略核心。
提升糧食與能源自給率，例如確保稻米完全自給，並推動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發展。
透過補充預算，緊急支援醫療與長照體系，避免相關產業陷入系統性危機。
此一策略試圖結合國防產業與高科技製造，在科技與安全高度交織的全球趨勢中，打造新的經濟成長動能。
在安全與開放之間尋求平衡
高市主張在維護經濟安全的同時，維持日本的開放競爭力，其政策方向包括：
強化稀土、稀有金屬，以及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的自主能力。
因應中美科技競爭與全球供應鏈重組，重建整體國家安全架構。
透過經濟外交，提升日本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
民生與社會政策：從微觀層面活化經濟
高市強調從民眾生活層面刺激經濟活力：
透過稅制調整與補助措施，緩解家庭生活成本上升的壓力。
強化地方財政、扶植創新型中小企業、振興旅遊產業，縮小城鄉發展落差。
穩定醫療與長照體系，確保社會安全網不因財政壓力而失靈。
政治勝利能否轉化為經濟成果？
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並舉行大選的政治豪賭，表面上是為爭取自民黨單獨過半席次，實際上則是為掃除政策阻力、全面推動經濟與安全改革鋪路。此次勝選不僅強化高市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象徵石破茂政府時期一度退潮的舊安倍派勢力（清和會）重新回到權力核心。
自民黨重掌國會多數，使高市獲得推動改革的強力政治授權，並有機會終結日本多年來首相頻繁更替的政治不穩定，為國家提供更具決斷力與連續性的治理。
然而，政治勝利與經濟成功之間，從來不是簡單的等號關係。
結構性困境的頑固性
日本經濟的深層問題—少子化與高齡化、勞動力萎縮、社會福利支出沉重、企業創新動能不足—皆非短期內可以解決。即使科技產業升級進展順利，也難以迅速扭轉整體經濟結構。再加上日本企業文化偏向保守、決策流程冗長、風險承擔意願不足，這些深層文化因素同樣制約改革成效。
財政永續性的考驗
高市提出的「責任型積極財政」仍面臨現實考驗。即便她以淨債務比率為政策辯護，日本整體債務規模龐大仍是不爭事實。在全球利率可能長期維持相對高檔的情況下，債務負擔恐進一步加重。如何在刺激經濟與維持財政穩健之間取得平衡，將是高市政府的重大考驗。
此外，日本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與全球供應鏈。中美競爭加劇、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衝突頻仍，都可能干擾日本的經濟復甦布局。高市試圖在安全與開放之間尋求平衡，但在全球經濟日益分裂的格局下，這條鋼索愈來愈難走。
社會共識的挑戰
高市的部分政策，特別是涉及國防與安全議題，可能引發社會分歧。日本社會長期存在深厚的和平主義傳統，對軍事角色擴張抱持複雜態度。若安全政策推進過快，可能激化內部對立；若過於保守，則可能錯失戰略時機。
在移民政策、性別平權等社會議題上，高市相對保守的立場，也可能與年輕世代與自由派價值觀產生摩擦。
因此，與其將此次選舉結果簡化解讀為日本政治全面右轉，不如視之為選民在更嚴峻安全環境下，對「強硬立場與治理能力並存」的一次「有條件授權」，而非對單一政策路線的無限背書。
領導風格的優勢與侷限
高市早苗的個人領導風格，是其政治魅力的重要來源。相較於日本政壇傳統偏重協調與模糊妥協的模式，她展現出較為鮮明的執行導向。長期深耕政策研究，使她在產業與安全議題上立場明確，並強調施政應以具體成果為衡量標準。
這種「把事情做成」的形象，正是當前日本政治最稀缺的元素之一。
然而，強勢領導的優點同時也是限制。日本政治體制本身對改革型領導人設有多重制衡：自民黨內複雜的派系結構、官僚體系的慣性阻力、利益團體的遊說壓力，都可能使改革藍圖在執行過程中被稀釋。歷任首相難以長期穩定執政，正反映出這種制度性限制。若高市無法在黨內建立穩固權力基礎，其政策願景恐難以全面落實。
安倍經濟學的經驗與教訓
評估高市早苗的經濟策略，無可避免需與其政治導師安倍晉三的「安倍經濟學」相對照。安倍執政期間提出的「三支箭」（寬鬆貨幣政策、彈性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一度提振市場信心，促使日圓貶值與企業獲利成長。
然而，其成效亦有明顯侷限：實質薪資成長有限、貧富差距擴大、結構性改革推進緩慢。高市提出的「富裕而強大的日本」願景，某種程度可視為對安倍經濟學的延續與修正——她更強調經濟安全與科技自主，試圖將產業政策與國家安全更緊密結合。
在政治層面，高市與安倍最相似之處，在於對長期穩定執政的追求。安倍第二次執政長達近八年，成為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為政策推動提供了關鍵時間窗口。高市透過此次選舉鞏固權力基礎，其目的正是為創造類似條件。
可能的路徑：不是拯救，而是轉型
那麼，高市早苗能拯救日本經濟嗎？或許更精確的提問應是：「她能否帶領日本經濟成功轉型？」
歷史經驗顯示，任何單一政治人物都難以「拯救」一個面臨深層結構問題的經濟體，但領導者確實能塑造轉型的方向與節奏。從這個角度看，高市可能帶來的改變包括：
政策連續性的回歸
日本經濟最缺乏的，或許不是奇蹟式的解方，而是政策的一致性與可預期性。頻繁更換首相導致政策反覆，已成為投資與改革的重要障礙。若高市能實現長期穩定執政，將為經濟主體提供關鍵的政策確定性。
戰略焦點的重新定位
將經濟安全與產業發展結合的策略，回應了全球供應鏈重組與科技競爭的新現實，可能協助日本在半導體、量子科技、人工智慧等領域重建競爭力。
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若「責任型積極財政」能與日本央行政策有效配合，或可為長期通縮問題提供新解方，但這需要高度的政治手腕與政策平衡能力。
社會信心的重建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最需要拯救的不是GDP數字，而是社會對未來的信心。長期停滯已侵蝕國民的期待與創新意願。高市清晰而強勢的政治風格，或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這種信心。
謹慎的期待
高市早苗的崛起，反映出日本社會對穩定與復興的深切渴望。她所象徵的不僅是政治人物的更替，更是一種國家重新尋找定位的集體心理投射。然而，個人領導魅力難以單獨扭轉結構性困境。日本面臨的經濟轉型、人口危機與安全挑戰，皆是跨世代課題，需要長期政策投入與社會共識支撐。
對日本而言，高市早苗或許不是奇蹟式的救世主，而更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她能否帶領日本走出「失落三十年」的陰影，關鍵不僅在於政策設計，更在於能否重建國家對未來的信心。
高市早苗獲得的是「有條件授權」，而非「無限背書」。日本社會給了她機會，也期待成果。未來幾年，日本經濟是否出現實質改善，將是檢驗高市政權成敗的最終標準。
在2026年的此刻，日本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高市早苗手握前所未有的政治資本，面對複雜而艱鉅的經濟挑戰。她的選擇與行動，不僅將決定個人的政治命運，也可能深刻影響日本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軌跡。拯救與否，終將交由歷史評價；但至少，日本經濟迎來了一次擺脫長期停滯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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