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2k wrote:
港獨有必要那麼緊張...(恕刪)
基本法第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但也沒說明五十年後要不要變，所以很難說。這條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訂立的，
根據當年鄧小平說法是，五十年都不變了，五十年後要變的機會更小了。
反而要擔心的是，中共聲稱"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所以這五十年不變，改個基本法可能就不算數了。
Roadstar wrote:
我覺得中共的意思是...(恕刪)
維持資本主義制度 就是 維持 一國兩制 50年不變
香港今日亂象，源於很多人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兩制”是指“資”“社”，不是央地權力分割
香港今日亂象，源於很多人對“一國兩制”的誤解！“兩制”是指“資”“社”，不是央地權力分割
自6月9日以來，香港的一些激進反對派發動了一連串具有暴力性質的示威遊行。他們衝擊立法會大樓、破壞公共設施，毆打警察，製造爆炸物。到7月21日，香港反對派發起的暴力遊行達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一些激進分子在遊行中圍堵香港中聯辦，向該機構辦公大樓門口懸掛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公然挑戰中央政府權威，觸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完全超出了一般遊行示威的範疇。
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大大小小的街頭示威遊行不少。但凡是比較激烈的抗爭遊行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這就是以抵制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某項法律或行政命令為由，歪曲“一國兩制”的內涵，把香港視為中國憲法不能涵蓋、中央政府無權管治的法外之地。近年來，香港一些極端反對派以香港社會問題為理由，直接攻擊中央政府的活動越來越激進。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這裡，我們先簡單梳理一下香港回歸以來發生的幾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2002年9月24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並在當年12月24日完成質詢。但是，這個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卻遭到一些極端反對派的攻擊，認為是中央政府試圖通過這個法律插手香港社會，是對“一國兩制”的破壞。“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在2003年7月1日發起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最後特區政府被迫撤回23條立法草案。
2011年5月5日，港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建議將此科列為必修科，被香港極端反對派歪曲為中央政府要在香港學校推行內地發展模式，要對香港學生“洗腦”，因此是在破壞“一國兩制”。5月29日，一些激進學生成立“學民思潮”，從2011年5月到2012年7月，發動了一系列的街頭遊行，其間裹挾了大量的學生家長參加。最終，特區政府在2012年10月宣布擱置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根據《基本法》正式宣布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展開諮詢，這個旨在推動香港社會民主化的政改方案同樣遭到極端反對派的強烈抵制。為了抵制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香港多個反對派團體在2014年6月11日遊行到西環的中聯辦，抗議中央政府頒發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認為白皮書剝奪了香港自治權，破壞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在示威過程中，一些極端人士公然挑戰中央政府，在中聯辦門口焚燒白皮書。並在9月28日發起了歷時79天的佔中運動。
2016年11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內容，第二天，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即發動了“反對釋法大遊行”，並鼓動數千人包圍中聯辦，直接挑戰中央政府，有8人因違法行為遭到警方拘捕。
而這一次香港極端反對派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為由發動的示威遊行，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最大規模、最具暴力色彩的街頭運動，也是首次公開損污國徽，公然挑戰中央權威的暴力行為。
示威者暴力襲擊後的立法會大樓里一片狼藉
由於香港經歷過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有部分人深受殖民統治的影響，有人對中央政府心存敵意是難免的。但是，真正懷念英國政府，仇視中國政府的畢竟是少數。但是，為什麼這些少數敵視中國政府的人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起大規模的挑戰憲法，挑戰中央政府的街頭運動呢？
對於香港街頭運動的社會根源，很多人都詳細分析，比如香港產業空心化，大地產商壟斷香港經濟，房價之高，貧富懸殊之大，全球罕見。這些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普通香港人的怨氣和不滿日益強烈，而由於香港回歸後並沒有經歷過去殖民化教育，一些普通香港人被激進反對派所主導的輿論媒體所引導，把香港嚴重的社會問題都歸結為中央政府和內地居民。結果，中央政府和內地社會常常被歪曲為香港社會內部矛盾的根源。在2014年香港佔中行動發生時，筆者本人也曾這樣分析過。
但是，上述社會根源的分析固然不錯，但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從歷次香港極端反對派發動的抗爭運動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抗爭運動實際上是在鼓動普通香港市民去執拗地維護一個錯誤理解的“一國兩制”，一個本來並不存在，也不應當存在的所謂香港社會的固有權力。這就是為什麼所有這些極端反對派在發起街頭抗爭運動時，通常也會反過來指責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收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
出現這種情況，除了一些人有意混淆視聽，歪曲“一國兩制”外，許多人，包括許多香港人，許多內地居民，也包括許多香港和內地學者、媒體人士，對“一國兩制”的內涵存在着一定的誤解，而這種誤解使得少數香港極端反對派可以用虛假的幻像去撬動大規模的社會群體，鼓動普通香港人去努力維護一個本身並不存在的幻像，而當這些被誤導的香港人發現這種幻想無法實現時，則很容易轉化為失望和憤怒。
“一國兩制”中的“兩制”究竟所指為何？由於制度這個概念在表述不同的指稱對象時有許多不同的含義，所以，人們在談“一國兩制”很容易產生混淆和誤解。
制度這個概念，可以是指權力的形成和繼承，比如君主制或封建制、共和制或世襲制；也可以指國家結構形式，比如單一制或聯邦制；也可以是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關於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基本法》講得很清楚，就是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除此別無他意。但遺憾的是，一些人在談論“兩制”的時候不是在談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在談香港的自治權，談香港與中央的分權關係。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兩制”就意味着中國有着兩種不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權力安排，兩種不同的國家結構形式。這是嚴重誤解，也是香港回歸以來極端反對派能夠鼓動或裹挾普通市民上街遊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中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提出來的。1982年6月15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接見了王寬誠等12位香港人士，正式向外界宣布中方決定解決香港問題。鄧小平指出：“1997年必須收回香港主權，這是原則問題，不可討論的。但對香港仍要繼續維持自由港、貿易金融中心不變。…… 使其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這次會見後，王寬誠用了“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的形象比喻來說明香港回歸後將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表明“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基本法》第五條更是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從“一國兩制”的最初提出和相關的法律文件可以清楚看出，所謂“兩制”就是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而不是說中國要實行兩種不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所以，當人們談論“兩制”在香港回歸後是否真正得到了落實，應當是討論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資本主義在香港的運轉是不是很好？這是評判“兩制”是否在香港有效實施的最根本標準。
7月20日，在香港添馬公園，香港各界共同展示“守護香港”的大型標語。 新華社記者 王申 攝
但事實卻是另外一回事。當我們觀察香港這些年出現的街頭示威遊行時，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幾乎所有要求維護香港不同於內地制度的人都不是在抱怨資本主義沒有在香港得到很好的實施，都不是在呼籲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在抱怨香港沒有從中央分權——
2003年，反對派抵制港政府推動23條立法，是要把香港隔離在國家安全的法規之外；
2012年，反對派以維護“兩制”為由抵制香港政府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
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中行動”是要抵制全國人大發布的政改方案；
2016年香港出現的“反對釋法大遊行”更是把矛頭直指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機構中聯辦；
最近發生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是要切割香港與內地的法律關係。
——所有這些政治抗爭都不是在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在要謀求從中央“分權”，實現香港的某種獨立性。實際上，“兩制”這個概念已經被歪曲為香港應當實行跟內地不同的國家結構形式制度，香港應當像聯邦制下的政治實體一樣擁有固有的權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認識誤區，而這種認識誤區經常被人挑動起來對抗中央政府。
香港社會出現上述誤解，不排除有的政治勢力刻意製造混亂，但是港陸兩地理論界對“一國兩制”的理論闡述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理論闡釋不足，一些人錯誤地以為香港擁有遠比內地高得多的自治權，因此香港與中央的法律關係也就應當是不同於內地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這種錯誤想象使得一些人即使認同中央對香港的主權，但仍然會以“一國兩制”的理由來否定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把香港錯誤地理解為擁有固有權力的自治實體。
確實，從香港的自治程度上看，香港享有的自治權已經超過一般聯邦制國家的自治權。根據《基本法》，香港依法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貨幣發行權、海關和出入境管轄權等，世界上許多聯邦制國家內部的州都沒能擁有這樣廣泛的自治權。由於香港享有極高的自治權，有些人就想當然認為，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除了沒有處理國防、外交事務權力之外，就應當是獨立於中央政府的管治權之外，甚至有人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使得中國不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已經變成是一個“准聯邦制國家”，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誤解。
產生上述誤解的人忽略了，香港作為單一制國家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享有的自治權力的多寡並不能改變這個行政區隸屬於中央的法律框架。香港享有的自治程度再高，即使超過了聯邦制國家的州權很多，但也不能改變香港行政區隸屬於中央的法律定位，因為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並不是香港所固有，而是來自中央授權，這跟聯邦制國家的州權在性質上完全不一樣。聯邦制國家的州權即使小於香港特區的自治權，但其權力為州所固有，這是聯邦制國家與單一制的根本區別。二者切不可混淆。
這一次香港極端反對派對中聯辦的暴力衝擊給人們敲響了警鐘。香港的街頭抗爭運動已經觸碰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已經在挑戰中央的權威，法律的權威。香港是隸屬於中央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中央把對香港的大部分管治權授予香港特區政府，是香港地區主權和管治權的權力來源，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權威不容挑戰。對任何挑戰中央權威的個人或群體，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香港的知識界、輿論界，也包括內地的知識界和輿論界有必要澄清“一國兩制”的真實含義，“兩制’僅僅是指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別無它意，尤其不能理解為香港擁有內地其它地區所不具備的固有權力。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跟內地城市比如上海與廣州一樣，都是隸屬於中央的行政區域，權力來自中央的授權。香港與內地城市的差別僅在於中央授予了香港更多的自治權，但無論香港的自治權有多大，都是來自於中央的授予。只有破除香港社會中對“一國兩制”的錯誤幻像，只有澄清了“一國兩制“的真實含義，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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