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你在為巴黎擔憂？”福爾摩斯在窗檯邊輕輕問道。
我走向窗邊，與他一起望着貝克街，“多麼平靜的倫敦。”我感慨着。
“難道不是因為英國人奴性重？”福爾摩斯敲了敲玻璃。
我掃了他一眼，吃不准他是不是在揶揄？“歇洛克，我更希望生活在一個有序的社會之中。”
“我們還有皇室，貴族，等級森嚴，不可逾越，當法國人將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台時，大英帝國在幹什麼？”
“不，歇洛克，每個國家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
“法國人也在尋求自己的道路。”
“可是巴黎局勢令我感到緊張。”
福爾摩斯笑了一下，“因為大波波娃在巴黎？”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判斷能力，“是的，她前天剛去了巴黎，本來我忙完診所的事，應當在明天與她匯合。”
“你有沒有聯繫過她？”
“有的，她說在酒店裡還是安全的。”
福爾摩斯打量着我，“酒店裡？你是知道法國男人手段的。”
我有點心神不寧，“胡說八道。”我掏出一根煙，顯出輕鬆的樣子。
“香榭麗舍大街，Alfred Sommier酒店，3059號房間，大波波娃小姐兩天來只離開過酒店一次，並且迅速返回，始終一個人吃飯，休息。”
我頓感放心，“你在巴黎有暗探？”
“巴黎每一家高級酒店都有服務生為我工作。”福爾摩斯似笑非笑。
“親愛歇洛克。”我給他倒了杯水，“你覺得巴黎騷亂還會持續嗎？”
福爾摩斯坐在了沙發上，“你不為大波波娃擔心了？”
“我對自己還是有信心的。”我堅定地說道。
“我對巴黎的街頭運動並不在意，那是法國佬常態。”
“民主自由的國度。”我不懷好意地笑着。
“我只是覺得有件事很有意思。”福爾摩斯若有所思輕輕說道。
“凱旋門博物館被砸？”
“不，華生，那是破四舊，我關心的是輿論。”
“有人在煽動？”
“恰恰相反，西方大媒體全部收起了人權大旗，哪怕法國內政部允許使用催淚瓦斯也視而不見。”
“不對嗎？連地鐵都停了，有人騎摩托車還撞死在路障上，巴黎需要儘快恢復秩序。”
“華生，如果濃煙滾滾的是莫斯科街頭，強行抓捕幾百人的是俄羅斯警察，你覺得《紐約時報》和《費加羅報》會如何發稿？”
我望着他深邃的眼睛，想了一會，“譴責俄羅斯，並呼籲普京先生下台，人權組織趕往莫斯科，為抗議者提供食物和資金……”
福爾摩斯微笑着點了點頭，“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所有非西方國家城市的街頭運動，都會冒出領袖人物，那怕是個傻子或騙子。”
“對，巴黎騷亂沒有任何值得包裝的領袖人物。”
“華生，並非不值得包裝，而是西方媒體自覺地拒絕讓領袖人物出現。”
“我記得有個長得像越南人的香港小混混上過《時代周刊》封面。”我努力回憶着。
“令人惡人的手法。”福爾摩斯冷笑着，“它們統一口徑，用懶漢，暴徒來形容抗議者。”
“連網絡都採用了這種說法。”
“報道總是在提醒人們，有多少法國警察受傷，有多少文物被毀，有多少人出行被阻……”福爾摩斯晃了晃水杯。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福爾摩斯，癱瘓社會是不對的。”
“烏克蘭基輔2014年癱瘓數月，火光衝天，西方不是在歡呼民主的到來嗎？為什麼到了巴黎，信息選擇標準完全相反？”
“法國亂了，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華生，巴黎自發的抗議被批判，而有的國家沒有衝突，西方跑到煽動衝突，這樣的把戲一再上演。”
“全球網友大多接受了西方媒體的說法。 ”
“輿論的可怕也在於此，黃馬甲的動機被歸結於汽油漲價。”福爾摩斯搖了搖頭。
“黃馬甲就是法國司機服裝呀，歇洛克，汽油漲價威脅着他們的生計，不對嗎？”
“華生，你能將一戰歸結於薩拉熱窩行刺事件？”
我也搖了搖頭，“不能，那只是導火索。”
“輿論在欺騙全歐洲，有人怕巴黎會成為震中，引起馬德里，羅馬，倫敦的地震，你還記得2008年羅舍爾港法國漁民抗議柴油漲價引發全歐洲浪潮嗎？”
“蝴蝶效應？”
“華生，目前油價並不高，用這個理由騙不了多久的，人們憤怒是因為馬克龍取消了富人稅，遷移稅，把財政危機轉嫁到平民身上。”
“上個月馬賽危房倒塌壓死了好多人，但馬賽市政府的錢又花在了非洲和中東難民身上。”
“巴黎上街的是白人為主，還有人趁火打劫。”福爾摩斯喝了口水。
“聖母的憤怒？”
“他們總是對的，選擇了馬克龍，又馬上唾棄他。”
“歇洛克，馬克龍真是為富人服務嗎？”
“不對，華生，馬克龍是為超級富人服務的，這是奧朗德說的。”
“法國佬的確又懶又浪，跟德國佬不一樣。”我壓低了嗓門。
“反核成了政治正確，政府關掉核電站，並對非清潔能源課重稅，這難道不是求仁得仁嗎？”福爾摩斯給我遞了根煙。
“歇洛克，中國工農紅軍代表什麼？”我相當好奇。
“長征精神。”
“他們能走到終點嗎？”
“塞納河的寒風和法國軍隊會讓他們冷靜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