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my tang wrote:
樓主PO出這麼多文字
真的有人會認真看嗎??...(恕刪)
不用懷疑了!
來這邊回文的有一半都是在問大家有沒有看完....
托洛茨基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在前線檢閱部隊
每當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為首的「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蓋因自上世紀20年代末以來的近80年時間裡，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也是戴著「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處決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但是，從這一決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實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並未昭雪，因為王實味是個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沒有」「參加托派」，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死有應得了！
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學習著毛澤東的著作，不斷地深化著反托意識；人們在為王實味英年早逝扼腕嘆息時，不會想到還有一個比王實味更富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國輿論宣傳的特點，托洛茨基漸漸淡出了普通大眾的視野，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
這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雖然列寧此前曾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因受矇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魯吉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個警告只是一種暗示，還不是斷言。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託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是不會束手待斃的，由他領導的書記處（以及組織局）當時已經從政治局手中接過了絕大部分行政職權。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組織權力，通過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將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職。這一過程甚至波及到基層，不反對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擔任廠長、車間黨支部書記、會計和謄寫員等職務。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前，許多省的代表會議的代表是在沒有差額的情況下根據省委書記的推薦選出的。從1922年夏天起，省委書記名義上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推薦選出的，實際上是由書記處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為了排擠托洛茨基更是殫精竭慮。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由「三駕馬車」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七人小組」每星期二召開會議，政治局每星期四召開會議，以便提前協調立場。「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當時的經濟、政治、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問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最重要的決定，所有組織問題還有黨的幹部任免問題，幾乎全是「七人小組」事先決定好的。季諾維也夫後來證明，「七人小組」是瞞著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實際領導，擁有專門密碼的真正的派別組織。在這種情況之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佈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機器否決了托洛茨基在經濟建設道路、黨內民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問題等等領域的理論和提案，並發動了持續數年的、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黨的最高委員會上作最後陳詞時警告各派說：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的反對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罵聲中，預言將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說其中不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數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將遭到滅頂之災；他相信斯大林的勝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體制將會突然垮台，徹底崩潰，因為眼前的勝利過分依賴暴力。很不幸，歷史讓托洛茨基成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將他的所有對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斷頭台；1991年，蘇聯解體。而預言了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史達林的特務刺客用冰鎬暗殺。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是頗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斯大林以後的蘇聯以及後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當成反革命來醜化。在革命的旗號下，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歪曲無所不用其極，托洛茨基的著作被嚴厲禁止，閱讀、傳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論處，被判處死刑、流放，最輕的也要監禁幾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末，蘇聯開始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將迎來公正評價之時，蘇聯解體了。因此，蘇聯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個正式的「官方結論」，可謂是不了了之。
river16800 wrote:
感謝詳盡的回覆,,,我承認沒完全看完 ^_^ ...
請問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是否意味著共產主義會比資本主義優 ?
或者如何避免資本主義進化到帝國主義 ?
謝謝.
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演化成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很難避免
因為資本集中 積聚 和積累的趨勢是始終存在的
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了，在AI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義經濟
這篇文章 這是12業的討論串和問題回答 有重複回答過的問題
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還有列寧也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本質上是壟斷性資本主義腐朽的最後階段
還有
你該學習一下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五段論
你就會知道你問的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
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儘管演化進程可能被帝國主義拖延，無產階級受苦的時間會延長
但是最終不可避免人類將會演化到共產經濟
Pan.tc328 wrote:
不要再報這種假新聞了..
每次休假塞爆了,上百萬輛車子上高速公路..有4成進口車,有1/3是休旅車,每台車都破百萬
每次休假,出國人數創新高
高雄衛武營蓋得美美的
這個國家拼有錢,拼門面..
我可能Top 2,3 第2第3名..
我連女友都找不到
每次追的女友..
男友都是非常有錢,都是年輕有為,什麼台中7期有置產的..
每個額頭都比頭頂高..
隨便一個都要找台積電或Google的工程師等
台灣汽車人均自有率只有35% 中國15% 美國90%
台灣很多人買不起汽車，但是因為大眾運輸工具發達
國土面積小 人口集中在北部 所以降低了汽車需求
大眾運輸才是最環保經濟的 ，向新加坡這種城市型國家也不太需要汽車
大眾運輸的通勤時間也很短，但是美國是國土面積大型國家 居住區域也比較分散
另一方面台灣進口車稅率也被拉高 售價被政府拉高，當然這樣做也有好處
一方面他是透過保護國產車這種貿易保護主義來避免國產車破產
這就是一種壟斷性的國內保護主義，是應該被批判的
一方面國產車廠說他們刺激就業 實際上是想要有保護主義的壟斷利潤
各國人均汽車擁有量列表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國家與革命 列寧 1917年8-9月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2．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3．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4．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
1．革命的前夜
2．革命的總結
3．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戰士這次嘗試的英雄主義何在？
2．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3．取消議會制
4．組織起民族的統一
5．消滅寄生物----國家
第四章 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1．《住宅問題》
2．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3．給倍倍爾的信
4．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
5．1891年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
6．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
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1．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2．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3．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4．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1．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2．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3．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
第一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癒來癒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指的是它們的「後方」）變成了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使他們更加憤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維奇以及以稍加掩飾的形式出現的策列鐵裡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派，等等）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這種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最著名領袖卡爾‧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看來現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
作 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節。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於莫斯科
第 一 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癒來癒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我們先從傳播最廣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已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了第6版。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譯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頁）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正是從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點上開始的，這種歪曲來自兩個主要方面。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抑制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家寫的無數決議和文章，都浸透了這種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都在這樣證明），而是唱著準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下面我們會看到，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作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後十分明確地得出來的。正是這個結論被考茨基......「忘記」和歪曲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還要詳細地證明。
2．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國家和舊的氏族〈或克蘭〉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我們現在覺得這種劃分「很自然」，但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裡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蘭〉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裡闡明了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公共權力已經「不再」同武裝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覺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只能是這樣。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瞭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特殊的、居於社會之上並且同社會相異化的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覆，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蓋了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複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這樣的組織所以不可能有，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就會導致它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的同類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論述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實際地、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在下面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時，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公共權力極其微小（這裡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指的是帝國主義以前時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佔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使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這段話至遲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註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進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這些「競爭的侵略者」，即進行掠奪的大國瓜分完了。從此陸海軍備無限增長，1914-1917年由於英德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即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掠奪戰爭，使貪婪的國家政權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釀成大災大難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個大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這個競爭加劇了許多倍而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卻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等詞句來掩蓋他們維護「自己」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為！
3．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為了維持特殊的、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就需要捐稅和國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站在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克蘭〉社會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於是制定了官吏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比克蘭代表更大的「權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國家掌握軍權的首腦，也會對「不是用強制手段獲得」社會「尊敬」的克蘭首領表示羨慕。
這裡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居於社會之上？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殺了。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德國的俾斯麥，都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開始迫害革命無產階級以後，在蘇維埃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而已經軟弱無力，資產階級又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直接解散它的時候，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採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法國和美國）。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裡，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暗中破壞，不願意實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而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12萬盧布的肥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聯盟，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切爾諾夫、策列鐵裡、阿夫克森齊耶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著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裡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考慮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說普選制是
「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卻正是期待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的想法：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裡」能夠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並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這種荒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個十分明白、準確而具體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宣傳鼓動中遭到歪曲。至於恩格斯在這裡所唾棄的這種想法的全部荒謬性，我們在下面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今的」國家的看法時還會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傳最廣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總結如下：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鼓動書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這種引用也多半好像是對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為了例行公事式地對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絲毫不去考慮，先要經過多麼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他們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國家機器究竟是什麼。
4．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證，又這樣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現在我們把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產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E學中實行的變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頁）
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在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論述中，被現代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實際接受的只有這樣一點：和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廢除」說不同，按馬克思的觀點，國家是「自行消亡」的。這樣來削剪馬克思主義，無異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因為這樣來「解釋」，就只會留下一個模糊的觀念，似乎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似乎沒有飛躍和風暴，沒有革命。對國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眾化的（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理解，無疑意味著迴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實際上，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粗暴的、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歪曲，所以產生這種歪曲，從理論上說，是由於忘記了我們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極重要的情況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這段論述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這是什麼意思，人們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一點，就是認為這是恩格斯的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這句話扼要地表明了最偉大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裡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餘。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
第二，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出色的極其深刻的定義在這裡說得十分清楚。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這就是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顯然，以一種（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來代替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這樣一種更替是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所說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鮮明地說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確而肯定地指「國家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即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無恥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卻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也是國家、因而在國家消失時民主也會消失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只有革命才能「消滅」。國家本身，就是說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國家自行消亡」這個著名的原理以後，立刻就具體地說明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從「國家自行消亡」這個原理中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
可以擔保，在1萬個讀過或聽過國家「自行消亡」論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僅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其餘的10個人中可能有9個人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人民國家」，不知道為什麼反對這個口號就是反對機會主義者。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偉大的革命學說竟然這樣被人不知不覺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結論被千百次地重複，庸俗化，極其簡單地灌到頭腦中去，變成固執的偏見。而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卻被抹殺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對於民主概念的市儈的、誇張的描寫，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由於當時是在合法地用這個口號暗示民主共和國，恩格斯也就從鼓動的觀點上同意「暫時」替這個口號「辯護」。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因為它不僅起了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會主義對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讚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裡，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僱傭奴隸的運。其次，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黨內的同志解釋這一點。
第五，在恩格斯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還有關於暴力革命意義的論述。恩格斯從歷史上對於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評述變成了對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這一點，這個思想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的，這些思想在對群眾進行的日常宣傳鼓動中也不佔任何地位。其實，這些思想同國家「自行消亡」論是緊緊聯在一起的，是聯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儘管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漲，他還要這麼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裡，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幹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迫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頁；第2編第4章末）
怎樣才能把恩格斯從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一再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這一頌揚暴力革命的論點，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結合在一個學說裡呢？
人們通常是借助折衷主義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他們隨心所欲（或者為了討好當權者），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時而抽出這個論述時而抽出那個論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自行消亡」論擺在首位。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書刊中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這種做法，自然並不新鮮，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可以見到的。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群眾，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下面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聲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開聲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們還可以回憶一下，約在30年以後，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達綱領的時候，曾無情地抨擊了這個綱領的機會主義），這種頌揚決不是「過頭話」，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展了他們的這些觀點。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第 二 章
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頭兩部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部著作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從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作出結論以前不久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1885年德文版第182頁）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以後（1847年11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的論述，同這一段關於國家在階級消滅之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論述對照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頁和第37頁）
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的這個定義，在正式社會民主黨的佔支配地位的宣傳鼓動書刊中不僅從來沒有解釋過，而且恰巧被人忘記了，因為它同改良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擊了「民主的和平發展」這種常見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的幻想。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複，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但是「忘記」補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要鎮壓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些用階級妥協的幻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想入非非，他們不是把改造想像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想像為少數和平地服從那已經理解到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它在實踐中導致出賣勞動階級的利益，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歷史就表明了這一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法、意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目前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復活起來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一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為它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了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在分離和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的同時，卻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摧殘比起無產階級來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獨立地進行鬥爭。
階級鬥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拚死反抗鎮壓下去，並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
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麼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組織！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接近於得出這個結論，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時也就談到了這個結論。
2．革命的總結
關於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黑體是我們用的〉。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中央集權，「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職能和幫手的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
......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黑體和著重號是我們用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907年漢堡第4版第98-99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裡，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裡，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裡，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準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不僅被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點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裡，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裡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並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忠於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他以1848-1851偉大革命年代的歷史經驗作為依據。馬克思的學說在這裡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用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需要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歷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面對著各被壓迫階級的獨立行動，國家機器如何改變，如何演變？無產階級在對待這個國家機器方面的任務是什麼？
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這兩種機構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繫。工人階級是根據親身的體驗來學習領會這種聯繫的，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並且很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繫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無知地、輕率地否認這個道理，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而忘記作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把國家看作寄生機體是無政府主義獨具的特性。當然，這樣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空前地玷污社會主義、竟把「保衛祖國」的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來替這個戰爭辯護和粉飾的市儈，是大有好處的，然而這畢竟是無可置疑的歪曲。
經過從封建制度崩潰以來歐洲所發生的為數很多的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官吏和軍事機構逐漸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還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個機構，這個機構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閒和榮耀的職位，使這些職位的佔有者居於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國在1917年2月27日以後這半年中發生的情況吧：以前優先給予黑幫分子的官吏位置，現已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獵取的對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想進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這些改革推遲「到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而且又把立憲會議慢吞吞地推遲到戰爭結束再舉行！至於瓜分戰利品，攫取部長、副部長、總督等等職位，卻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玩弄聯合組閣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戰利品」的一種表現。各種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職位已經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重新瓜分糾正了，----這無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這半年的總結，客觀的總結。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拿俄國的例子來講，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重新瓜分」官吏機構的次數癒多，各被壓迫階級，以無產階級為首，就會癒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黨，都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構，也就是鞏固原有的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這樣的任務：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
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多麼嚴格地以實際的歷史經驗為依據。那時在這個問題上，經驗還沒有提供材料，後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語，還只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裡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觀察和結論加以推廣，用到比1848-1851年這三年法國歷史更廣闊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重溫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恩格斯在《霧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裡寫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1907年版第4頁）
最後一句評語已經過時了，因為從1871年起，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停頓了，雖然這種停頓（無論它會持續多久）絲毫不排除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鬥爭達到徹底的結局的典型國家。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更緩慢地、更多樣地、範圍更廣闊得多地進行著那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還是在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都逐漸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瓜分著和重新瓜分著官吏職位這種「戰利品」，為爭奪政權進行著鬥爭；最後，「行政權力」，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整個演變過程的共同特徵。法國在1848-1851年這3年內迅速地、鮮明地、集中地顯示出來的，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特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大壟斷組織的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還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由於要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就大大強化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就空前膨脹起來了。
現在，全世界的歷史無疑正在較之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提供了極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摘要登在《新時代》雜誌上（第25年卷第2冊第164頁）。在這封信裡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裡，馬克思極其鮮明地表達了兩點：第一，他的學說同先進的和最淵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第二，他的國家學說的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侷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踐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書第1版刊行以後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市儈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卡‧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符合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立場所作的上述評語，因為這種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領域侷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內，在這個領域的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貫徹到最主要之點，貫徹到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貫徹到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的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第 三 章
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戰士這次嘗試的英雄主義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現以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告誡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會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當1871年3月工人被迫進行決戰的時候，當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儘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極其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曾寫文章鼓勵工人農民進行鬥爭，而在1905年12月以後卻自由派式地大叫什麼「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為「衝天的」（他的用語）公社戰士的英雄主義感到歡欣鼓舞，他還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戰士的革命經驗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署名的最後一篇序言，註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這篇序言中，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里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接著他們說：「......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單引號內的話，是兩位作者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的這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他們把這個教訓加進《共產黨宣言》，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個極其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歪曲了，而《共產黨宣言》的讀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這個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們在下面專論歪曲的那一章裡，還要對這種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所引證的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認為馬克思在這裡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奪取政權等等。
實際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黑體和著重號是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709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書信至少有兩種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編輯和作序的。）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被人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現時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義的「解釋」公然歪曲了！
至於馬克思提到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有關地方，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證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中，有兩個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於大陸。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所以馬克思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設想有可能而且確實有可能不以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為先決條件。
現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馬克思的這個限制已經不能成立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官僚和軍閥支配一切、壓迫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要以打碎、破壞「現成的」（是1914-1917年間在這兩個國家已製造出來而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的）「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的意。「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司徒盧威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了非常貧乏的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這種對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為例，那麼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應該算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在這兩次革命中都沒有很積極地、獨立地起來鬥爭，都沒有明顯地提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時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無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慘遭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最「底層」，曾經獨立奮起，給整個革命進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會來代替正被破壞的舊社會。
1871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占人民的大多數。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包括進來的革命，才能成為真正把大多數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同無產者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著力求為自己開闢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是，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極嚴格地估計到了1871年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實際的階級對比關係，但他絲毫沒有忘記小資產階級的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另一方面，他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剷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2．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確切些說，只是指出了任務，而沒有指出解決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
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會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究竟怎樣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全最徹底地「爭得民主」這點相適應，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並沒有陷於空想，而是期待群眾運動的經驗來解答。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經驗（儘管經驗很少）作了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地方摘錄下來：
起源於中世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在19世紀發展起來了。隨著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對抗的發展，「國家政權也就癒益□具有壓迫勞動的公共權力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在每次標誌著階級鬥爭的一定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癒益公開地顯露出來」。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況固定下來了。
「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公社正是」「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種「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的呢？它已開始建立的國家是怎樣的呢？
「……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
現在一切願意以社會黨自命的政黨的綱領中都載有這個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麼價值，這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徑中看得最清楚，因為他們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後就已在實際上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完全可以撤換。但是這個「僅僅」，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在這裡恰巧看到了一個「量轉化為質」的例子：民主實行到一般所能想像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程度，就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成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化成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裡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癒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癒不需要了。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著重指出的公社所採取的一項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裡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最幹凈！通俗的解釋（這種解釋多不勝數）是不提這一點的。人們把這一點看作已經過時的「幼稚的東西」，「照例」不講它，正如基督教徒在獲得國教地位以後，把帶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種種「幼稚的東西」「忘記了」一樣。
降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金，看來「不過」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現代機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愛‧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複資產階級那種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第二，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剷除幹凈。
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措施關係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繫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為公有制聯繫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馬克思寫道：「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人頭地」（從資產階級的意義來說），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者變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佔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3．取消議會制
馬克思寫道：「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佔了統治地位，這個在1871年對議會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評，現在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之列。部長和職業議員們，現今的無產階級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把批評議會制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做，又根據這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宣佈，對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難怪「先進的」議會制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爾、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斯陶寧格、布蘭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會黨人」就產生惡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儘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像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樣，把革命的辯證法看作是一種時髦的空談或動聽的詞藻。馬克思善於無情地屏棄無政府主義，鄙視它甚至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這個「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給議會制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作國家的一種機構，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擺脫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從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訓竟被忘得這樣幹凈，以致對議會制的批評，除了無政府主義的或反動的批評，任何其他的批評都簡直為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應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所不知道了。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於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這正好擊中了現代的議員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哈巴狗」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E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裡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後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裡，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帶有腐朽的市儈習氣的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列鐵裡之流，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耶夫之流，竟把蘇維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資產階級的議會，把它變成了清談館。在蘇維埃裡，「社會黨人」部長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民。在政府裡，不斷地更換角色，一方面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嘗嘗高官厚祿的「甜頭」，另一方面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在官廳裡，在司令部裡，卻在「幹著」「國家」工作！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情況不也證明了這一點嗎？這裡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官場裡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季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是這樣的不知羞恥，竟滿不在乎地在公眾面前象談小事情一樣厚著臉皮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佬的，官吏的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聯合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像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而沒有議會制，我們卻能夠想像和應該想像，除非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是空談，除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不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是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象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需要的那種官吏的職能時，拿「任何一個工廠主」僱用的人員來作比喻，即拿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作比喻。
馬克思沒有絲毫的空想主義，就是說，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以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為依據，竭力從這個經驗中取得實際教訓。他向公社「學習」，就像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的偉大運動的經驗學習而從來不對這些運動作學究式的「訓誡」（象普列漢諾夫說「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鐵裡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一樣。
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舊的官吏機器，立刻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並不是空想，這是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
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的職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拋棄「長官職能」，把全部問題歸結為無產者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以全社會名義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
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並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從；這種由於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幻想，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實際上只會把社會主義革命拖延到人們變成另一種人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現在的人沒有服從、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對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的服從。國家官吏的特殊「長官職能」可以並且應該立即開始、在一天之內就開始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夠勝任，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了。
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託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當然還要用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在大生產的基礎上，這個開端自然會導致任何官吏逐漸「消亡」，使一種不帶引號的、與僱傭奴隸制不同的秩序逐漸建立起來，在這種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監督職能和填製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後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後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郵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型。這是非常正確的。目前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變為這種樣式的組織。這裡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笨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拳粉碎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毀現代國家的官僚機器，我們就會有一個除掉了「寄生物」而技術裝備程度很高的機構，這個機構完全可以由已經聯合起來的工人自己使用，僱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對所有這些人的工作如同對所有「國家」官吏的工作一樣，付給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在對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務，它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考慮到了實際上已經由公社開始了的嘗試（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
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得像郵政一樣，做到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下使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如同所有公職人員一樣，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金，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標。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取消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構，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的這些機構免除家產階級的糟蹋。
4．組織起民族的統一
「……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也應當由各個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則不應該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樣予以廢除，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站在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理解，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多麼不願意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談到馬克思的上述這些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普魯東主張的聯邦制……儘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普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這幾個字放在引號內，想必他是表示諷刺〉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的思路是再接近不過的」。伯恩施坦接著又說：自然，地方自治機關的意義在增長，但是「民主的第一個任務是不是就像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像的那樣是廢除現代國家和完全改變其組織（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成），從而使全國代表機關的整個舊形式完全消失，對此我是有懷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第136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物」的觀點同普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裡談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對立的聯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裡都存在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圍、在充滿市儈的庸俗習氣和「改良主義的」停滯現象的環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機關」！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進行過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過伯恩施坦，特別是俄國著作界的普列漢諾夫和歐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這一歪曲。
機會主義者根本不會革命地思考，根本不會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聯邦制」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把他同無政府主義的始祖普魯東混為一談。而想成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卻對此默不作聲！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極端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的根源之一。關於這種庸俗的觀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一點聯邦制的痕跡。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普魯東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不管是普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主義者都不願意看見，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同普魯東和巴枯寧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論述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會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看成是消滅集中制！
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體制組織起來，把所有公社的行動統一起來去打擊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嗎？難道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不會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統一為一個民族，可能使無產階級的公社在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樣，以為集中制是只能從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制實行和維持的東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會有人歪曲他的這些觀點，所以特意著重指出，如果非難公社要破壞民族的統一、廢除中央政權，那就是故意捏造。馬克思特意使用「組織起民族的統一」這樣的說法，以便提出自覺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來同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對立。
但是……充耳不聞比聾子還糟。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正是充耳不聞消滅國家政權、剷除寄生物這樣的話。
5．消滅寄生物----國家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關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充幾段。
馬克思寫道：「……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於是這個摧毀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誤認為是……中世紀公社的復活。……是……許多小邦的聯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是反對過分的中央集權的古老鬥爭的擴大形式。……
……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一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會使農村生產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領導，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在已被廢棄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
「消滅國家政權」這個「寄生贅瘤」，「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在已被廢棄」，----這就是馬克思評價和分析公社的經驗時在國家問題上使用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寫的，現在必須把這些話發掘出來，使廣大群眾能夠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馬克思觀察了他經歷的最後一次大革命之後作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代到來的時候被人忘記了。
「……人們對公社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以及公社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證明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騙人的東西。……」
空想主義者致力於「發現」可以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考慮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則把議會制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當作不可踰越的極限，對這個「典範」崇拜得五體投地，宣佈摧毀這些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的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國家一定會消失；國家消失的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去發現這個未來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對法國歷史作了精確的觀察，對它進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導致的結論：事情已到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地步。
當無產階級的群眾革命運動已經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來研究這個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樣的形式，雖然這個運動遭到了挫折，雖然這個運動為期很短而且有顯著的弱點。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和「終於發現的」、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
我們往下就會看到，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和另一種條件下繼續著公社的事業，證實著馬克思這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第 四 章
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馬克思對公社經驗的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和結論，並且有時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闡明這個問題的其他方面，因此我們必須特別來談談這些說明。
1．《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論住宅問題的著作（1872年）中，已經考慮到了公社的經驗，幾次談到了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談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明顯地說明了無產階級國家同現今的國家相似的地方，根據這些相似的地方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又明顯地說明了兩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說，說明了向消滅國家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裡，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也就用不著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裡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為社會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頁）
這裡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的改變，只談到國家政權活動的內容。剝奪和佔據住宅是根據現今國家的命令進行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上來講，也會「下令」佔據住宅和剝奪房屋。但是很明顯，舊的執行機構，即同資產階級相聯繫的官吏機構，是根本不能用來執行無產階級國家的命令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同普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的。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農民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頁）
我們在下一章將要考察在這段論述中觸及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的問題。恩格斯非常謹慎，他說無產階級國家「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分配住宅。把屬於全民的住宅租給單個家庭就既要徵收租金，又要實行一定的監督，還要規定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那種公職人員享有特權地位的特殊的軍事和官僚機構。至於過渡到免費分配住宅，那是與國家的完全「消亡」聯繫著的。恩格斯談到布朗基主義者在公社以後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上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專政，作為向廢除階級並和階級一起廢除國家的過渡……」（第55頁）
一些喜歡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者「從事剿滅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大概以為，在這裡承認「廢除國家」，在上述《反杜林論》的一段論述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社會沙文主義者給國際主義者加上無政府主義的罪名現在是癒來癒時行了。
國家會隨著階級的廢除而廢除，馬克思主義向來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反杜林論》的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論述，並不是簡單地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2．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發生在187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把駁斥普魯東主義者即「自治論者」或「反權威主義者」的文章寄給意大利的一個社會主義文集。這些文章在1913年才譯成德文發表在《新時代》上。
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時寫道：「……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國家，而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冊第40頁）
請看，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地「廢除」國家！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國家將隨階級的消失而消失，或國家將隨階級的廢除而廢除，而是反對要工人拒絕使用武器，拒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使用應為「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這一目的服務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著重指出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國家具有「革命的暫時的形式」，以免人們歪曲他同無政府主義鬥爭的真正意思。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廢除國家是目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我們所斷言的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為了消滅階級，就必須實行被壓迫階級的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非常明確：工人在推翻資本家的壓迫時，應當「放下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粉碎他們的反抗？一個階級有系統地利用武器反對另一個階級，這不是國家的「暫時的形式」又是什麼呢？
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應該問問自己：他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第二國際大多數正式的社會黨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
恩格斯更加詳盡更加通俗地闡明了這同一個思想。他首先譏笑了普魯東主義者的糊塗觀念，譏笑他們把自己稱為「反權威主義者」，也就是否認任何權威、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輪船來說吧，這是一些使用機器的、很多人有計畫地共同工作的複雜技術設施，如果沒有一定的服從，因而沒有一定的權威或權力，那就沒有一樣能夠開動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恩格斯寫道：「……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裡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某種委託。』這些人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指出，權威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荒謬的；並且補充說，使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在日益擴大。然後恩格斯從權威問題的一般論述轉到國家問題。
他寫道：「……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只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拚命反對字眼。
為什麼反權威主義者不只是限於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
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制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佈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第39頁）
在這些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國家消亡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要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時應該考察的問題。那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說法（它特別容易引起誤會）指出了國家消亡有一個過程：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國家。
恩格斯這些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來反駁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意做恩格斯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從1873年以來同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無數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這樣提問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產生和發展，正是革命在對待暴力、權威、政權、國家方面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種十足的市儈式的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頭腦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厭惡。恩格斯就不是這樣談問題的。他著重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然後他具體地提出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巧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避而不談而可以說是把它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國家即武裝起來並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革命政權嗎？
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是簡單地用庸人的譏笑來敷衍，至多也不過是含糊地用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責備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責備他們背棄了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任務。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為了十分具體地研究一下無產階級無論在對待銀行方面還是在對待國家方面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
3．給倍倍爾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爾的信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附帶說一下，據我們所知，倍倍爾第一次發表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第2卷裡，也就是在恩格斯寫好並發出這封信的36年之後。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裡批判了也被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裡批判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且特別談到了國家問題，他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普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團』，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詞，相當於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頁）
應當指出：這封信是談黨綱的，這個黨綱馬克思在離這封信僅僅幾星期以後的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寫於1875年5月5日）裡曾作過批判；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一句話裡用「我們」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人黨的領袖建議，把「國家」一詞從黨綱中去掉，用「公團」來代替。
如果向為了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偽造出來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的首領們建議這樣來修改黨綱，那他們該會怎樣狂吠，罵這是「無政府主義」啊！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會因此稱讚他們的。
我們還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們的黨綱時，絕對必須考慮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而恢復馬克思主義，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建議。困難也許只是在用詞上。德文中有兩個詞都作「公團」解釋，恩格斯用的那個詞不是指單個的公團，而是指公團的總和即公團體系。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詞，也許只好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詞，雖然這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斷。看了上文以後，這個論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經不再是國家了，因為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來代替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如果公社得到鞏固，那麼公社的國家痕跡就會自行「消亡」，它就用不著「廢除」國家機構，因為國家機構將無事可做而逐漸失去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挖苦我們」，----恩格斯的這句話首先是指巴枯寧和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說的。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有正確之處，因為「人民國家」象「自由的人民國家」一樣，都是無稽之談，都是背離社會主義的。恩格斯竭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這個鬥爭在原則上正確，使它擺脫在「國家」問題上的種種機會主義偏見。真可惜！嗯格斯的這封信竟被擱置了36年。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誡過的那些錯誤。
倍倍爾在1875年9月21日寫回信給恩格斯，信中也談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綱領草案的意見，並說他責備了李卜克內西的讓步態度（倍倍爾的回憶錄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但是把倍倍爾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拿來，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問題上一種完全錯誤的論調：
「國家應當由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成人民國家。」（《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這就是倍倍爾那本小冊子第9版（第9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聽任一些人如此頑固地重複關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論調，特別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釋被擱置起來而整個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4．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時，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考茨基而過了10年以後才在《新時代》上發表的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因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變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當前帝國主義時代的任務。這個指示是恩格斯由於該綱領草案用「無計畫性」這個詞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作的，他寫道：
「……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裡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畫性也沒有了。」（《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8頁）
這裡抓住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後面這四個字必須用黑體加以強調，因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斷言的什麼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如此等等。完全的計畫性當然是托拉斯所從來沒有而且也不對能有的。但是儘管托拉斯有計畫性，儘管資本大王們能預先考慮到一國範圍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有計畫地調節生產，我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已經可以實現，已經刻不容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
現在我們回過來講國家問題。恩格斯在這裡作了三方面的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同國家結構的聯繫；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關於共和國，恩格斯把這點作為批判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重點。如果我們還記得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怎樣成了整個第二國際的典範，那麼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裡是批判了整個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
恩格斯寫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這裡沒有說〈黑體是恩格斯用的〉本來應當說的東西。」
接著，恩格斯解釋道：德國的憲法實質上是1850年最反動的憲法的抄本；帝國國會，正如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專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聯盟合法化的憲法的基礎上實現「將一切勞動資料轉變成公有財產」，「顯然是荒謬的」。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不能在綱領中公開提出建立共和國的要求。但是，恩格斯並不因為這個理由很明顯，「大家」都滿意，就這樣算了。他接著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要去解決的。這樣做是多麼必要，正好現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報刊中散佈的機會主義證明了。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復，或者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幾篇過早的聲明，就忽然想要黨承認在德國的現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那樣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復，----恩格斯把這個主要事實提到首位，毫不猶豫地稱之為機會主義，而且指出，正是因為在德國沒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謬的。恩格斯非常謹慎，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承認，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國家裡，和平地向社會主義發展是「可以設想」（僅僅是「設想」！）的，但是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佈某種類似的做法，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佈這種做法，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德國社會民主黨把這些指示「束之高閣」，黨的大多數正式領袖果然就成了專制制度的遮羞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人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從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發生，政治危機一旦來臨就會自行提到日程上來的迫切的具體問題掩蓋起來。這除了使黨突然在決定性的時刻束手無策，使黨在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由於從未進行過討論而認識模糊和意見不一而外，還能有什麼結果呢？……
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
如果說有什麼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恩格斯在這裡特別明確地重申了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銳化，以致一旦出現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必然通過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的領導得到實現。對於整個第二國際來說，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1917年革命頭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忘卻揭示得再清楚不過了。
恩格斯在談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關的聯邦□制共和國問題時寫道：
「應當用什麼東西來代替現在的德國呢？〈它擁有反動的君主制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邦分立制，這種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的種種特點固定下來，而不是使它們在德國的整體中被融解掉〉在我看來，無產階級只能採取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的形式。聯邦制共和國一般說來現在還是美國廣大地區所必需的，雖然在它的東部已經成為障礙。在英國，聯邦制共和國將是前進一步，因為在這裡，兩個島上居住著四個民族，議會雖然是統一的，但是卻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並存。聯邦制共和國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為障礙，它之所以還能被容忍，只是因為瑞士甘願充當歐洲國家體系中純粹消極的一員。對德國說來，實行瑞士式的聯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聯邦制國家和單一制國家有兩點區別，這就是：每個加盟的邦，即每個州都有它特別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組織；其次，與國民議院並存的還有聯邦議院，在聯邦議院中，每一個州無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資格參加表決。」在德國，聯邦制國家是向單一制國家的過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來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來自下面的運動」來加以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形式問題不但不抱冷淡態度，相反，他非常細緻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過渡形式，以便根據每一個別場合的具體歷史特點來弄清各該場合的過渡形式是從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制共和國或者是一種例外，是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向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條件下的「前進一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民族問題佔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動性和在一定的具體情況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行為，但是他們在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而荷蘭和波蘭兩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小國的狹隘市儈民族主義的極正當的鬥爭中，卻常常表現出這種傾向。
在英國，無論從地理條件、從共同的語言或從數百年的歷史來看，似乎已經把各個小地區的民族問題都「解決了」。可是，甚至在這個國家裡，恩格斯也注意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問題還沒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認建立聯邦制共和國是「前進一步」。自然，這裡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制共和國的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為實現單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而最堅決地進行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對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樣，從官僚制度的意義上去瞭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不排斥這樣一種廣泛的地方自治，這種自治在各個市鎮和省自願堅持國家統一的同時，絕對能夠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來自上面的「發號施令」。
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性觀點時寫道：「……因此，需要單一制的共和國，但並不是像現在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的共和國，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同1798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沒有什麼不同。從1792年到1798年，法國的每個省、每個市鎮，都有美國式的完全的自治權，這是我們也應該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自治和怎樣才可以不要官僚制，這已經由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給我們證明了，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英國的其他殖民地給我們證明了。這種省〈州〉的和市鎮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聯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聯邦制中，州對Bund〈即對整個聯邦國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獨立性，但它對專區和市鎮也具有獨立性。州政府任命專區區長和市鎮長官，這在講英語的國家裡是絕對沒有的，而我們將來也堅決不要這樣的官吏，就像不要普魯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專員、縣長、省長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一點，恩格斯建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專區和市鎮通過由普選選出的官吏實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權機關。」
在被克倫斯基和其他「社會黨人」部長的政府封閉的《真理報》（1917年5月28日第68號）上我已經指出過，在這一點上（自然遠不止這一點），我國所謂革命民主派的所謂社會黨人代表們是如何令人氣憤地背棄民主主義。自然，這些通過「聯合」而把自己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拴在一起的人，對我指出的這些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實和最確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即認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恩格斯所舉的1792-1798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國賦予的自由比聯邦制共和國要多。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夠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國，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
對於這個事實，以及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關於地方自治這整個問題，無論過去和現在，我們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都沒有充分注意。
5．1891年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第3版寫的導言中（導言註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載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順便就有關對國家的態度的問題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見，還對公社的教訓作了極其鮮明的概括。這個概括，由於考慮到了公社以後20年的全部經驗而作得非常深刻，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流行於德國的「對國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稱為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國每次革命以後工人總是武裝起來了；「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在每次工人贏得革命以後就產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失敗……」
對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作出的這個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了。這裡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也是國家問題的實質（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正是這個實質卻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談的。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洩露資產階級革命的這個秘密的榮幸（卡芬雅克式的榮幸）落到了「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列鐵裡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脫口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裝的決定，當然，他把這個決定既說成是他自己的決定，又說成這就是「國家的」需要！
策列鐵裡在6月11日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成為每一個研究1917年革命的歷史學家都要援引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證明策列鐵裡先生所率領的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的聯盟如何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
恩格斯順便提出的另外一個也是有關國家問題的意見是談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隨著它的日益腐化而癒來癒機會主義化，癒來癒對「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個有名的公式進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說，把這個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也是私人的事情！！嗯格斯起來反對的就是這種對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還只看到自己黨內機會主義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說得很謹慎：
「因為參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過的決議也就完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有些決議把共和派資產階級只是由於怯懦才不肯實行的、然而是工人階級自由活動的必要基礎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確定下來，例如實行宗教對國家來說僅僅是私人事情的原則。有些決議則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的內臟。……」
恩格斯故意強調「對國家來說」這幾個字，目的是要擊中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因為德國機會主義宣佈宗教對黨來說是私人的事情，這樣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儈的水平，這種市儈可以容許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執行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的任務。
將來研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學家在探討該黨1914年遭到可恥的破產的根源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的材料：從該黨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為機會主義打開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1913年的與教會分離的運動的態度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後20年是怎樣為鬥爭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教訓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教訓：
「……正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這種舊的中央集權政府的壓迫權力，即由拿破崙在1798年建立，以後一直被每屆新政府當作合意的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的敵人的權力，----正是這種權力應該在全國各地覆沒，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沒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佈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恩格斯一再著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國家依然是國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著它的基本特徵：把公職人員，「社會公僕」，社會機關，變為社會的主人。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表機構的代表以限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陞官發財了。……」
恩格斯在這裡接觸到了一個有趣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上，徹底的民主變成了社會主義，同時也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為，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機關的職能變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計算的手續，使大多數居民，而後再使全體居民，都能夠辦理，都能夠勝任。而要完全消除陞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國家機關中那些無利可圖但是「榮耀的」職位不能成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橋樑，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並沒有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是多餘的。這種似乎很巧妙但實際上並不正確的論斷，對於任何一種民主制度，包括給官吏發微薄薪金的辦法在內，都可以套得上，因為在資本主義下徹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都是會消亡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像一句古老的笑話所說的：一個人掉了一根頭髮，他是否就成了禿子呢？
徹底發展民主，找出徹底發展的種種形式，用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這一切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基本任務之一。任何單獨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會產生社會主義，但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度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共同存在」的，它也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辯證法。
恩格斯繼續寫道：
「……這種炸燬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已經在《內戰》第3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裡再一次簡單地談到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這是必要的，因為恰巧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恆的真理和正義所藉以實現或應當藉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於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擁護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
恩格斯告誡德國人，叫他們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時候不要忘記社會主義關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原理。他的告誡現在看起來好像是直接對策列鐵裡和切爾諾夫之流先生們的教訓，因為他們在「聯合的」實踐中正好表現出對國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還應當指出兩點：（1）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下，國家之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這決不等於說，壓迫的形式對於無產階級是無所謂的，象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導」的那樣。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採取更廣泛、更自由、更公開的形式，能夠大大便於無產階級為消滅一切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2）為什麼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呢？這個問題是同民主的消除問題聯繫著的，現在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
6．恩格斯論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談到「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曾連帶說到這一點。
恩格斯在給自己那本19世紀70年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文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寫道，在所有的文章裡，他都用「共產黨人」這個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黨人」，因為當時法國的普魯東派和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
恩格斯接著寫道：「……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社會民主黨人」〉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於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黑體是恩格斯用的〉政黨說來，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
辯證法家恩格斯到臨終時仍然忠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有過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很確切的黨的名稱，可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但這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在發展，只要黨意識到它的名稱在科學上不確切，不讓這一點妨礙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就行！
也許哪一位愛開玩笑的人會用恩格斯的話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說：我們有真正的政黨，它在很好地發展；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毫無意義的奇怪的名詞，這個除了表示我們在1903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佔多數這一完全偶然的情況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意思的名詞，也還「可以過得去」…… 現在，由於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實行迫害，「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獲得了全民的榮譽，除此而外，這種迫害還表明我黨在真正的發展過程中邁進了多麼巨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在這個時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對我在4月間提出的改變我黨名稱的建議表示懷疑了。也許我要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為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放在括號內……
但是黨的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態度問題重要。
人們通常在談論國家問題的時候，老是犯恩格斯在這裡所告誡的而我們在前面也順便提到的那個錯誤。這就是：老是忘記國家的消滅也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來，這樣的論斷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難於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會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因為民主也就是承認這個原則。
不是的。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國家，也就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消滅任何加在人們頭上的暴力。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在嚮往社會主義的同時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而對人們使用暴力，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將隨之消失，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
為了強調這個習慣的因素，恩格斯就說到了新的一代，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這裡所謂國家是指任何一種國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國家。
為了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分析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問題。
第 五 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時代》第9年卷第1冊上發表，有俄文單行本）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最詳盡的說明。在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薩爾主義的論戰部分可以說是遮蓋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遮蓋了對共產主義發展和國家消亡之間的聯繫的分析。
1．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我們在前面研究過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粗略地對照一下，也許會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濃厚得多的「國家派」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別。
恩格斯建議倍倍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綱領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團」一詞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佈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馬克思卻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產主義下也還需要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很清楚，確定未來的「消亡」的日期，這是無從談起的，何況它顯然還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彷彿存在差別，是因為他們研究的題目不同，要解決的任務不同。恩格斯的任務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概括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讚同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十分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個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
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所根據的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
馬克思首先掃除了哥達綱領在國家同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上造成的糊塗觀念。
他寫道：「……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關於「人民國家」的一切空話以後，就來提出問題，並且好像是告誡說：要對這個問題作出科學的解答，只有依靠確實肯定了的科學材料。
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確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
2．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發展情況的材料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利益不可調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從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從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和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是幹脆把「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這兩個概念並列在一起的。根據上述一切，可以更準確地斷定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條件下，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始終與古希臘共和國的自由即奴隸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條件，現代的僱傭奴隸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的最明顯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憲法規定的合法性保持得驚人地長久和穩定，幾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而在這個時期內，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相比，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來「利用合法性」，來使工人參加黨的比例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
這種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能看到的有政治覺悟的積極的僱傭奴隸所佔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萬僱傭工人中有100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1500萬僱傭工人中有300萬是工會會員！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那麼無論在選舉權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細節上（居住年限、婦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機構的辦事手續上，或是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建築物不準「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辦報原則上，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來對付窮人的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礙，看起來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貧困、從來沒有接近過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生活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也得佔十分之九）看起來是很微小的，但是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正好抓住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
但是從這種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資本主義民主向前發展，並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是簡單地、直線地、平穩地走向「日益徹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總還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這個大多數享有民主，對人民的剝削者、壓迫者實行強力鎮壓，即把他們排斥於民主之外，----這就是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改變了的形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覆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
「國家消亡」這個說法選得非常恰當，因為它既表明了過程的漸進性，又表明了過程的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作用，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周圍千百萬次地看到，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根本沒有令人氣憤、引起抗議和起義而使鎮壓成為必要的現象，那麼人們是多麼容易習慣於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同時對少數人即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癒完全，它也就癒迅速地成為不需要的東西，癒迅速地自行消亡。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下存在的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而且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很明顯，剝削者少數要能有系統地鎮壓被剝削者多數，就必須實行極兇狠極殘酷的鎮壓，就必須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類在奴隸制、農奴制和僱傭勞動制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其次，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而且在實行鎮壓的同時，還把民主擴展到絕大多數居民身上，以致對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剝削者沒有極複雜的實行鎮壓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裡提一下）。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完全不需要國家，因為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了，----這裡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採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行動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什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強行拉開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極端行動的根本社會原因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極端行動就必然開始「消亡」。雖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過程怎樣，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行動一定會消亡。而這種行動一消亡，國家也就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未來，馬克思並沒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較詳細地確定了現在所能確定的東西，即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
3．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關於勞動者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從整個社會的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除後備基金、擴大生產的基金和機器「磨損」的補償等等，然後從消費品中還要扣除用作管理費用以及用於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勞動產品歸勞動者」），而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怎樣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地分析了這種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的生活條件，他說：
「我們這裡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的綱領時〉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完成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他根據這張憑證從消費品的社會儲存中領取相應數量的產品。這樣，扣除了用作社會基金的那部分勞動量，每個勞動者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
似乎「平等」就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的權利」的時候，他是錯誤的，於是馬克思對他的錯誤進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這裡確實有「平等的權利」，但這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資產階級權利」同任何權利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權利」就是破壞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個人付出與別人同等份額的社會勞動，就能領取同等份額的社會產品（作了上述各項扣除之後）。
然而各個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馬克思總結說：「……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可見，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為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馬克思通過駁斥拉薩爾泛談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言論，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卻不能立即消滅另一不公平現象：「按勞動」（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
庸俗的經濟學家，包括資產階級教授，包括「我們的」杜岡在內，經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與人的不平等，說他們「幻想」消滅這種不平等。我們看到，這種譴責只能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了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權利」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限度內取消，即只是在同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是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權利」。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弊病」，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所以就這一點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
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個確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4．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著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現在我們才可以充分地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候就沒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目前已經在令人難以置信地阻礙這種發展，而在現代已經達到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此我們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但是，生產力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向前發展，將以什麼樣的速度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著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指出它的長短將取決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時，也就是說，當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極大地提高，以致他們能夠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勞動的時候，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就會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像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那時，分配產品就無需社會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並冷嘲熱諷地說社會主義者許諾每個人都有權利向社會領取任何數量的巧克力糖、汽車、鋼琴等等，而對每個公民的勞動不加任何監督。就是今天，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在用這樣的嘲諷來搪塞，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他們愚昧無知和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
說他們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正如波米亞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學校學生一樣，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當從剝奪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吏的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實行。
說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列鐵裡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正是因為他們一味爭論和空談遙遠的未來，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並使這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鐵裡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爾什維克的蠱惑人心的許諾，談到「實施」社會主義不可能做到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無論是誰都不僅沒有許諾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實施」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因為這根本無法「實施」。
這裡我們也就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不正確的一段話裡已經談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將來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義下來著重談論它就很可笑了，把這個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個別無政府主義者（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爾納利森和其他無政府主義「大師」們已經「象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或者如少數沒有喪失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格耶所說，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衛國戰士以後，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麼「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裡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他在這裡也徹底地運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
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那些沒有花過一點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這樣來譴責馬克思主義。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馬克思並不是隨便把一小塊「資產階級」權利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裡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以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決不是不可踰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階段之一。
民主意味著平等。很明顯，如果把平等正確地理解為消滅階級，那麼無產階級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的口號就具有極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僅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佔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於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通常的資產階級觀念，即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非常荒謬的；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後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而這一點又會產生如下的結果：民主在其發展的某個階段首先把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使他們有可能去打碎、徹底摧毀、徹底剷除資產階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裝的工人群眾（然後是人民普遍參加民兵）這樣一種更民主的機器，但這仍然是國家機器。
在這裡，「量轉化為質」，因為這樣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的框子、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相聯繫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麼資本主義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為真是「所有的人」能夠參加國家管理創造了前提。這種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做到的人人都識字，其次是千百萬工人已經在郵局、鐵路、大工廠、大商業企業、銀行業等等巨大的、複雜的、社會化的機構裡「受了訓練並養成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吏之後，在一天之內立刻著手由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表他們去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計算的問題同具有科學知識的工程師和農藝師等等的問題混為一談，這些先生今天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裝工人的支配下會更好地工作。）
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裡，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僱用的職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於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勞動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勞動，同等地領取報酬。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
當大多數人對資本家（這時已成為職員）和保留著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開始獨立進行和到處進行這種計算即這種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會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對它就絕對無法逃避、「無處躲藏」了。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在全社會推行的這種「工廠」紀律，決不是我們的理想，也決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製造成的卑鄙醜惡現象和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哪怕是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調整好」監督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癒完全，它成為多餘的東西的時候就癒接近。由武裝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癒民主，則任何國家就會癒迅速地開始消亡。
因為當所有的人都學會了管理，都來實際地獨立地管理社會生產，對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獨立地進行計算和監督的時候，逃避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會成為極難得逞的、極罕見的例外，可能還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重實際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跟自己開玩笑），以致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
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的大門就會敞開，國家也就隨之完全消亡。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國家對社會革命的態度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象整個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產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迴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採取了有利於機會主義和助長機會主義的躲躲閃閃的態度，結果就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庸俗化。
為了說明（哪怕是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1．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於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迴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他的這本小冊子有兩部分特別突出：一部分是歷史文獻，其中有關於施蒂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演變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關於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這樣拙劣的議論。
這兩個主題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的全部活動，因為在1905-1917年，普列漢諾夫正是這樣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當資產階級尾巴的半學理主義者，半庸人。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怎樣極其詳盡地說明了自己在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的觀點。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最激烈的鬥爭，----那時離〈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閉幕才兩年。」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佈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時迴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因為機會主義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那兩個問題。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2．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裡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別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墮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1900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叫作「橡皮性」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義更重大得多，這就是：現在，當我們來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經過的時候，就從他同機會主義者的論戰本身來看，從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來看，我們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我們拿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況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此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派資產者千百次地重複這種指責，用以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還特別談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企圖（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枉費心機）把馬克思對公社的教訓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伯恩施坦特別注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著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裡至少重複了三遍，並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燬全部國家機器。但在伯恩施坦看來，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像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還有比這更嚴重更不像樣的了。
而考茨基在詳盡駁斥伯恩施坦主義的時候是怎樣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他引證了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僅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別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反駁」伯恩施坦時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40年當中，教導無產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偷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這一任務所持的態度上，存在著一條不可踰越的鴻溝。
我們再拿考茨基後來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作者在這裡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課題。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迴避了國家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裡，到處都在談奪取國家政權，並且只限於此，也就是說，考茨基選擇的說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得政權。恰巧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中已經「過時的」東西，考茨基卻在1902年把它恢復了。
在這本小冊子裡，專門有這樣一節：「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其中既講到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又講到國內戰爭，又講到「現代大國的強力工具即官僚和軍隊」，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已經給了工人什麼教訓。可見，恩格斯告誡人們特別是告誡德國社會黨人不要「盲目崇拜」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著他敘述了綱領的各條。至於1871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像「冠冕堂皇」的陳詞濫調來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進行持久的和深入的鬥爭來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麥和伏爾加河流入裡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是他通過「深入的」鬥爭這種空洞而浮誇的言詞迴避了革命無產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的態度與以往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裡。
考茨基迴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革命這個思想」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麼試問這種「思想」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理想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幾乎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同時並存的可以有……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個人的」…… 「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裡，民主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並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來組織。」（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必須有所謂「官僚」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一個工廠、大商店和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根本沒有區別。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會有完全停產或損壞機器和產品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
但是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議會機構式的議會。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僅僅「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當然會「制定條例和監督」「機構的」「管理工作」，可是這個機構卻不會是「官僚的」機構。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徹底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措施：（1）不但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弄清楚馬克思的話：「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資產階級議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區別，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結合在一起，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則立即採取措施來根除官僚制，它能夠把這些措施實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滅，人民的民主完全實現。
考茨基在這裡暴露出來的仍然是那個對國家的「盲目崇拜」，對官僚制的「迷信」。
現在來研究考茨基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好像沒有俄文版本，因為它是在1909年我們國內最反動的時期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它不像1899年所寫的反對伯恩施坦的小冊子那樣泛談革命綱領，也不像1902年寫的小冊子《社會革命》那樣不涉及社會革命到來的時間問題而泛談社會革命的任務，它談的是那些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紀元」已經到來的具體情況。
作者明確地指出，階級矛盾一般都在尖銳化，而帝國主義在這方面起著特別巨大的作用。在西歐「1789-1871年的革命時期」之後，東方從1905年起也開始了同樣的時期。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為時過早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時期。」「革命紀元開始了。」
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應當把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當作一個尺度來衡量一下，看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答應要做什麼，在戰爭爆時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墮落到多麼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裡寫道：「目前的形勢會引起這樣一種危險：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看得比實際上溫和。」事實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比它表面看來要溫和得多，要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雖然如此明確地說革命紀元已經開始，但是就在他這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裡，卻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
所有這些迴避問題、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這一點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考茨基為代表，好像是在聲明說：我仍然堅持革命觀點（1899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紀元已經到來（1909年）；但是，一涉及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我還是要從馬克思在1852年所說的話向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中，問題就是這樣明擺著的。
3．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
潘涅庫克以「左翼激進」派的一個代表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在這個派別內有羅莎‧盧森堡、卡爾‧拉狄克等人，這個派別堅持革命策略，一致確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而無原則地搖擺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這個看法已經由戰爭充分證明是正確的，在戰時，「中派」（有人稱它為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是錯誤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醜態。
潘涅庫克在一篇談到了國家問題的文章《群眾行動與革命》（《新時代》第30年卷（1912）第2冊）裡，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激進主義」立場，是「毫無作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過程。」（第616頁）潘涅庫克這樣提出問題，就接觸到了我們所關心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
他寫道：「無產階級的鬥爭不單純是為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 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的強力工具去消滅和取消國家的強力工具…… 只有當鬥爭的最後結果是國家組織的完全破壞時，鬥爭才告終止。多數人的組織的優越性的證明，就是它能消滅佔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組織。」（第548頁）
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點，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現在來看一看考茨基怎樣反駁這種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寫道：「到現在為止，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奪取國家政權，後者卻想破壞國家政權。潘涅庫克則既想這樣又想那樣。」（第724頁）
如果說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確和不具體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與本題無關的缺點，這裡暫且不談），那麼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實質抓住了，而就在這個根本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上，他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他對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所作的說明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完全消滅國家，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即導向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之後，這個目的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滅國家，他們不懂得實現這個消滅的條件。（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後，必須徹底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武裝工人的組織組成的、公社那種類型的新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產階級將用什麼來代替它以及無產階級將怎樣利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定革命無產階級應利用國家政權，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通過利用現代國家來使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準備；無政府主義者則否定這一點。
在這場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涅庫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正是馬克思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不能只是把舊的國家機構轉到新的人手中，而應當打碎、摧毀這個機構，用新的機構來代替它。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轉到機會主義者那邊去了，因為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在他那裡完全不見了，而他把「奪取」解釋成簡單地獲得多數，這也給機會主義者留下了後路。
考茨基為了掩飾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就採用了書呆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本人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堅決使權力集中於國家政權掌握之下」。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是不是想破壞「集中制」呢？
這不過是一種把戲，正像伯恩施坦說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都主張用聯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樣。
考茨基的「引證」是牛頭不對馬嘴。集中制無論在舊的國家機器或新的國家機器的條件下，都是可能實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裝力量統一起來，這就是集中制，但這要以「完全破壞」常備軍、警察和官僚這種集中制的國家機構為基礎。考茨基採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迴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言論，卻搬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證來。
考茨基繼續寫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國家職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國家管理機關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取消國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選舉官吏…… 現在我們談的並不是『未來的國家』的管理機構將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奪取國家政權以前〈黑體是考茨基用的〉我們的政治鬥爭要不要消滅國家政權。哪一個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舉了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有各部中沒有一個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要取消的…… 為了避免誤會，我再說一遍：現在談的不是獲得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未來的國家』以什麼樣的形式，而是我們作為反對黨應該怎樣去改變現今的國家。」（第725頁）
這顯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這無論在他那篇文章的標題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中都講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正是以機會主義觀點偷換革命觀點。照他的意思：現在我們是反對黨，到奪取政權以後我們再專門來談。革命不見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要的。
這裡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管理機構」和整個國家機構，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對「各部」的「盲目崇拜」，試問，為什麼不可以由----譬如說----擁有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設立的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各部」呢？
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在於將來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設立「各種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構，這根本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浸透了因循守舊的惡習）呢，還是破壞它並用新的來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來指揮、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利用新的機器來指揮、管理，----這就是考茨基所抹殺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問題，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學說。他說：「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於僱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些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制的實質，在資本家被剝奪以前，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的公職人員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來，既然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還會存在，那也就是說，官吏在社會主義下也還會存在，官僚還會存在！這一點恰恰是不對的。馬克思正是以公社為例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公職人員將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為除了選舉產生，還可以隨時撤換，並且還把薪金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並且還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去代替議會式的機構。
實質上，考茨基用來反駁潘涅庫克的全部論據，特別是考茨基說我們無論在工會組織或在黨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這個絕妙的理由，證明考茨基是在重複過去伯恩施坦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變節的作品《社會主義的前提》中，激烈反對「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對他所稱為「學理主義的民主制度」的東西，即實行限權委託書制度，公職人員不領報酬，中央代表機關軟弱無力等等。為了證明這種「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維伯夫婦所闡述的英國工聯的經驗。據說，工聯根據自己70年來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頁）的條件下發展的情形，確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與官僚制相結合的議會制代替了它。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役下發展的，在這種奴役下，對普遍存在的邪惡現象、暴虐、欺騙以及把窮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機關之外的現象，自然非作種種讓步「不可」。在社會主義下，「原始」民主的許多東西都必然會復活起來，因為人民群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來了，不僅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地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於不要任何人來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從公社所採取的實際措施中看到了一個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為膽怯，因為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斷然決裂而害怕這個轉變，不願意承認這個轉變；無政府主義者則由於急躁或由於根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的條件而不願意看到這個轉變。「根本用不著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他們滿身庸人氣，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還對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只需要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著探究以往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教訓，用不著分析應當用什麼來代替和怎樣代替要破壞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無政府主義者當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隨克魯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所以他們就採取拚命的策略，而不是為完成具體的任務以大無畏的精神同時考慮到群眾運動的實際條件來進行革命的工作。
馬克思教導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導我們要以敢於捨身的勇氣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導我們要具體地提問題：看，公社就是通過實行上述種種措施來擴大民主制度和根絕官僚制，得以在數星期內開始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我們要學習公社戰士的革命勇氣，要把他們的實際措施看作是具有實際迫切意義並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個輪廓，如果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徹底破壞官僚制。
徹底破壞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日，使群眾能過新的生活，使大多數居民無一例外地人人都來執行「國家職能」，這也就會使任何國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繼續寫道：「……群眾罷工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個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視無產階級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都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 因此，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並且使議會變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這真是最純粹最庸俗的機會主義，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實際上背棄革命。考茨基的思想僅限於要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與1847年《共產黨宣言》宣稱「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比較起來，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謝德曼、普列漢諾夫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實行他所愛好的「統一」了，因為他們都讚成為爭取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而鬥爭。
我們卻要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決裂，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這二者有莫大的區別。
考茨基只得成為列金和大衛之流，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鐵裡和切爾諾夫之流的親密夥伴了，因為他們完全讚同為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動」而鬥爭，為「取得議會多數和爭取一個主宰政府的全權議會」而鬥爭，----這是一個極為崇高的目的，在這個目的下，一切都可以為機會主義者接受，一切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框子。
我們卻要同機會主義者決裂；整個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同我們一起進行鬥爭，不是去爭取「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是去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類型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大衛、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還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斯陶寧格和布蘭亭），在法國和比利時有饒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意大利黨內有屠拉梯、特雷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實際上始終依附於自由派的黨），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無論在議會工作中或在黨的政論方面都起著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露骨的機會主義。在這些先生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跟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沒有重大的區別。
鑑於這種情況，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第二國際的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公社的經驗不僅被忘記了，而且被歪曲了。他們不僅沒有教導工人群眾說，工人們應當起來的時候快到了，應當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從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為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的時候快到了，----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教導工人群眾相反的東西，而他們對「奪取政權」的理解，則給機會主義留下無數的後路。
當著國家，當著軍事機構由於帝國主義競賽而強化的國家已經變成軍事怪物，為著解決究竟由英國還是德國、由這個金融資本還是那個金融資本來統治世界的爭執而去屠殺千百萬人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歪曲和避而不談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就不能不產生極大的影響。
手稿上還有下面這一段：
「第 七 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
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這本小冊子自然就只能涉及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政權方面的任務直接有關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了。」（手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第一版跋
這本小冊子是在1917年8、9月間寫成的。我當時已經擬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的提綱。但這一章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來得及寫，因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妨礙」了我。對於這種「妨礙」，只有高興。但是本書第2冊（《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看來只好長時間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經驗」是會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於彼得格勒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三卷 109-221頁 輸入)
river16800 wrote:
您的論點客觀的講,實在很難讓人信服,理由是:
1. 目前幾乎是資本主義當道,少數三個共產主義國家,其實也只是披著共產主義紅巾,遂行資本主義才得以存活.
2. 這些少數共產主義國家的表現實在太糟糕了,幾乎與獨裁,極權畫上等號,,,共產主義已經被這3個國家搞到臭不可聞.
共產主義不等於社會主義，至今沒有一個國家實行過共產經濟，別傻傻分不清楚
你根本是無知，沒有系統性的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就妄加批判，
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文件(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都沒看過都不懂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歪曲馬克思列寧，無所不用其極歪曲事實，而你受到洗腦根本不懂獨立思考
蘇聯亡於「史達林官僚主義」和「一國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不是史達林主義
資本主義國家才是真正的獨裁和極權，看看他們發動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殺死這麼多人
對無產階級的鎮壓是多麼不民主，極少數人控制多數的資源，而多數人卻要為維持這個剝削的系統為此去死
而且也並非所有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在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
總而言之，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有很多是對於馬列的歪曲而實際上維持自己官僚統治而存在的
那些放棄世界革命 並建立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目標的國家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共產國家
那些以馬列主義維持獨裁統的國家 如史達林主義的蘇聯
並非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種「畸形的工人國家」，
一方面雖然生產資料公有但是工人自己沒辦法控制而是被官僚權力所控制，
托洛斯基才認為要由工人自下而上的結合民主生產的計畫經濟和領導，才能避免腐化
在列寧治理下的蘇聯下並沒有打算完全放棄市場經濟因此有「新經濟政策」
而列寧和托洛斯基，在一些原則觀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列寧基本上是反對史達林主義的，
列寧死前重病在身，希望史達林離開蘇共中央政局，因此有「列寧的遺囑」
史達林只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權謀家而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大清洗只殺根他意見不同的人，而不是真正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甚至還和希特勒和西方盟國締結盟約
你只要看看托洛斯基 、布哈林 等人的下場就知道，而100%計畫經濟
不採用第一部類計畫經濟+第二部類市場經濟結合
必定會導致工業生產的「比例失調」問題，這點對「資本論第二卷的再生產圖式」有研究透徹的人都明白
畢竟社會主義國家還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不可能完全脫離市場經濟，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更是不可能
而許多國家的房地產價格高漲，正是因為沒有對馬克思的地租理論進行深入研究，設計一套合理的地租政策而導致的，
因為房價是虛擬資本，地租才是真實的 ，而土地的地租和房租經過「資本化價格」才會產生「虛擬的房價」
例如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理論如果「在馬克斯看來就是一個幼稚園社會主義」的理論
孫中山只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小學生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膚淺的
列寧 國家與革命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癒來癒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托洛茨基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在前線檢閱部隊
每當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為首的「托派」，人們往往是談虎色變。蓋因自上世紀20年代末以來的近80年時間裡，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也是戴著「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處決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但是，從這一決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實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並未昭雪，因為王實味是個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沒有」「參加托派」，如果參加了，那就是死有應得了！
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學習著毛澤東的著作，不斷地深化著反托意識；人們在為王實味英年早逝扼腕嘆息時，不會想到還有一個比王實味更富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國輿論宣傳的特點，托洛茨基漸漸淡出了普通大眾的視野，幾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1924年的新經濟政策，卻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經濟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等幾乎一切領域……
這樣的一個偉大人物，又是如何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後，列寧的健康每況愈下，後又突發嚴重中風，右肢癱瘓，口齒失靈，有時甚至不能說話。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斯大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格魯吉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斯大林加諸格魯吉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雖然列寧此前曾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因受矇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這次的「格魯吉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查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與之相比較，他們之間的所謂「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寧曾不止一次向黨和共產國際表明，他認為托洛茨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者；列寧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魯吉亞問題使列寧認識到了黨的官僚化和權力被濫用傾向的嚴重，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說了這樣一番話：「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個警告只是一種暗示，還不是斷言。1923年1月4日，列寧又在信中專門補充了一段對斯大林的看法和處理意見：「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這些話就是被後人經常提及的「列寧的政治遺囑」。1923年3月5日，列寧感到健康狀況已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了，便致信託洛茨基，要求他在大會上代為捍衛自己的立場。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後擔任了總書記的斯大林是不會束手待斃的，由他領導的書記處（以及組織局）當時已經從政治局手中接過了絕大部分行政職權。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組織權力，通過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將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職。這一過程甚至波及到基層，不反對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擔任廠長、車間黨支部書記、會計和謄寫員等職務。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前，許多省的代表會議的代表是在沒有差額的情況下根據省委書記的推薦選出的。從1922年夏天起，省委書記名義上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推薦選出的，實際上是由書記處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為了排擠托洛茨基更是殫精竭慮。自列寧病情加重不能參加政治局工作開始，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結成了「三駕馬車」，很快又由「三駕馬車」擴展為「五人小組」，即在「三駕馬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後又形成「七人小組」，這七人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員再加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對此毫不避諱，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組」這個稱呼。「七人小組」每星期二召開會議，政治局每星期四召開會議，以便提前協調立場。「七人小組」壟斷了全部大權，當時的經濟、政治、對外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問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最重要的決定，所有組織問題還有黨的幹部任免問題，幾乎全是「七人小組」事先決定好的。季諾維也夫後來證明，「七人小組」是瞞著全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實際領導，擁有專門密碼的真正的派別組織。在這種情況之下，將列寧極不利於斯大林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公佈已不可能，更毋論執行了。而列寧在病中一再求助的，並決心與之一同反對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寧主義」的罪名。`
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機器否決了托洛茨基在經濟建設道路、黨內民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問題等等領域的理論和提案，並發動了持續數年的、一連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運動，最終於1926年褫奪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其逐出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黨的最高委員會上作最後陳詞時警告各派說：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所有的反對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罵聲中，預言將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說其中不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數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將遭到滅頂之災；他相信斯大林的勝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體制將會突然垮台，徹底崩潰，因為眼前的勝利過分依賴暴力。很不幸，歷史讓托洛茨基成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將他的所有對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斷頭台；1991年，蘇聯解體。而預言了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開除出黨，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遊行和實際上煽動叛亂」。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史達林的特務刺客用冰鎬暗殺。
關於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問題，國內外都是頗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和斯大林以後的蘇聯以及後來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當成反革命來醜化。在革命的旗號下，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歪曲無所不用其極，托洛茨基的著作被嚴厲禁止，閱讀、傳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論處，被判處死刑、流放，最輕的也要監禁幾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末，蘇聯開始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將迎來公正評價之時，蘇聯解體了。因此，蘇聯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個正式的「官方結論」，可謂是不了了之。
個人心得：以下文章是蘇聯創始元老之一拖洛斯基在二戰剛開始的1940年5月寫的文章，從21世紀的眼光現在看起來都一一被他言中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本身就是戰爭和剝削全球無產階級的根源，列寧認為，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被養成了「工人階級的貴族」而拒絕反抗，加上內部龐大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人口，因此這就是已開發國家內部反革命的根本原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採取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利用從國外輸入壓榨開發中國家的剩餘價值來養活國內的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還有無產階級貴族工人，因而表現為已開發國家內部的高工資高社會福利和北歐等級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帝國主義的外部世界剝削和全球60~65億人口的剝削基礎之上的。而史達林主義的官僚則退化成一種反世界革命的反動派，比如史達林後來為了拉攏向西方民主國家妥協解散了第三共產國際，又把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理解成了反法西斯戰爭和衛國戰爭。卻沒看見問題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市場和資源以及無限擴張的壟斷性資本主義才是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 托洛茨基 相關鏈接：第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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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1]
（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
托洛茨基
（1940年5月）
譯者：龔義哲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進行到轉折點的時候，第四國際（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召開了緊急會議。相互試探、進行準備與軍事上相對消極的階段早已過去。德國已經發動了全面進攻，將地獄的烈火全部傾瀉到盟軍頭上；而同盟國也在用它們全部的破壞性力量回擊。從現在開始，歐洲以及全人類的命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將由這場帝國主義大戰的進程以及它所導致的經濟與政治後果來決定。
第四國際認為，現在正是開誠布公的時候：它要表達自己對於這場大戰、對於參戰各方的觀點；它要對各個工人組織的戰爭政策進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它要指出擺脫戰爭，走向和平、自由與繁榮的道路。
第四國際依靠的不是驅使各國人民相互廝殺的各國政府，不是對這些政府負責的資產階級政客，也不是那些為正在交戰的各國資產階級提供支持的工人官僚。第四國際依靠的是男女工人，是士兵和水兵，是破產的農民與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第四國際與壓迫者、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絕無瓜葛。它是屬於全世界勞動者、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黨。這個宣言就是說給他們聽的。
目前的大戰的總原因
與1914—1918年的大戰結束時相比，科技是更為進步了，可是人類卻更加貧困了。各國的生活水平相繼下跌。這次大戰爆發時，農業的情況已經比上次大戰爆發時更糟糕了。各個農業國均已破產。工業國的中等階級已在經濟上被掠奪一空，形成了一個長期失業的階層——他們就是現代的賤民。國內市場已嚴重萎縮。資本輸出急劇減少。帝國主義實際上已經瓜分了世界市場，每個強國都擁有自己的一塊地盤。地球的人口出現了可觀的增長，但在目前這場大戰爆發前的十年時間裡，世界上109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卻下降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些國家的外貿總額下降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殖民地國家既要跟宗主國承受一樣的危機，還要承受自己獨有的內部危機。一些落後國家在過去還能維持半獨立的地位，如今已經淪為徹底的奴隸（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中國……）。為了戰爭，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要有自己的原料產地，而為了爭奪原料產地，又發生了新的鬥爭。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正在破壞人類千百年來的一切勞動成果，留下的只有污染。
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擁擠不堪。接收一百個難民，都會成為令美國這樣的世界強權頭疼的大問題。在飛機、電報、電話、廣播和電視的時代，跨越國界的旅途卻被護照和簽證所阻攔。這個國內外貿易日漸萎縮的時代，同時又是沙文主義——尤其是反猶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資本主義在自己的上升時期，曾把猶太人從隔離區中釋放出來，利用猶太人為它發展商業。如今，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榨乾猶太人的每一滴血汗；這個星球上有二十億人，猶太人的總數隻有一千七百萬人（還不到百分之一），卻沒有一寸立足之地！人類通過拓展土地和發展科技，征服了天空和大地，資產階級卻想把我們的星球變成一個污穢的牢籠。
列寧與帝國主義
1914年11月1日，在上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列寧寫道：「帝國主義嚴重地威脅著歐洲文化的命運，如果沒有一連串勝利的革命，這場戰爭過去之後，很快又會有其他的戰爭接踵而來。關於所謂『最後的戰爭』的童話，完全是一種空洞而有害的童話……[2]」工人們，請記住列寧的這個預測！目前這場戰爭——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它不是由某個獨裁者隨心所欲地發動的。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預測了它的爆發。各國資本家的利益衝突，是導致這場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與官府編造出來欺騙人民的謊言相反，造成戰爭與其它一切社會惡疾（失業、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法西斯主義、殖民壓迫）的主要原因，正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以此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國家。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與工人的技術能力，完全可以創造出充足的條件，讓全人類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取得長足的進步。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根據一個總計畫，正確地、科學地、合理地規劃每個國家和整個地球的經濟生活。但是，只要社會的主要生產力仍然被壟斷組織（即各自為政的資本家集團）所掌握，只要民族國家仍然是這些壟斷組織手中的馴順工具，爭奪市場的鬥爭與爭奪原料產地的鬥爭，其破壞性就一定會越來越強。只有革命的工人階級，才能從這些貪婪成性的帝國主義集團手中奪過國家政權，奪取對經濟的掌控權。這就是列寧的警告的意義（如果沒有「一連串勝利的革命」，就一定還會爆發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各種各樣的預測與預告都要接受事實的檢驗。所謂「最後的戰爭」的童話已被證偽。而列寧的預測不幸言中了。
大戰的直接原因
目前這場戰爭的直接原因，是富裕的老牌殖民帝國（英國和法國）與後起的帝國主義強盜（德國和意大利）之間的競爭。
英國是資格最老的資本主義強權，在十九世紀，它是當之無愧的霸主。從1815年到1914年的這段時間，是名副其實的「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Pax Britannica）——當然，各種各樣的軍事衝突依然此起彼伏。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艦隊，它在海洋上充當著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早在上世紀末，用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德國，就已經開始角逐歐洲的頭把交椅。而在大西洋對岸，曾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更為強大的國家。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競爭，是導致了1914—1918年大戰的最重要的經濟矛盾。至於美國的參戰，則是一種預防措施——它不能容忍德國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
戰敗的德國跌入了深淵。它的領土被肢解了，它的周圍全是虎視眈眈的敵人，巨額的賠款使它不堪重負，內戰的折磨使它虛弱不堪，它似乎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如果不是永遠的話——都無法參加競爭了。法國暫時坐上了歐洲大陸的頭把交椅。英國雖然打贏了戰爭，卻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它的各個自治領的獨立性不斷加強；它的殖民地頻繁爆發爭取獨立的運動；它喪失了海上霸權；隨著航空兵的發展，它的海軍逐步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性。
在打贏戰爭後的頭幾年裡，英國憑著慣性，仍想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它與美國的衝突越來越有火藥味。下一次大戰，似乎將是這兩個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但是，英國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它相信憑著自己的經濟實力，無法對抗大洋彼岸的巨人。它與美國簽訂了條約，允許美國擁有與它相當的海軍力量[3]，這表明它正式放棄了海上霸權，而在此之前，它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海上霸權。它用關稅壁壘取代了自由貿易，表明它公開承認了英國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失敗。它開始實行義務兵役制，表明它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於是，它拋棄了一切神聖的傳統。
法國與英國一樣，它的經濟實力也是與它的世界地位不相稱的，不過，法國的情況要比英國好一些。德國的覆滅與凡爾賽和約的刻意安排，使法國暫時成為了歐洲的霸主。法國的人口規模與經濟基礎根本撐不起它的霸主地位。當勝利的幻夢褪去後，真實的力量對比便浮現了出來。不只法國的敵人，就連它的盟友也已看出，法國已是外強中乾。法國為了尋求庇護，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英國的最新的自治領。
德國憑藉其一流的科技與組織能力，不可阻擋地復興起來。它的復興比人們的預計要快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英國，因為英國扶持了德國，以便對抗蘇聯、對抗法國的過度擴張，將來或許還要對抗美國。當資本主義英國還是最強大的強權時，它這種合縱連橫的計策曾多次取得成功。當它衰落後，它就玩不轉這種它曾經得心應手的招數了。
與英國相比，德國更加靈活，生產力更高，科技更先進，它再次把英國擠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市場，特別是東南歐與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在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上進行的；而在今天，世界市場正在不斷縮小，帝國主義國家除了從其它國家手中奪取市場之外，別無出路。
跟上次大戰一樣，第一個跳出來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還是德帝國主義。英國政府對此措手不及，先是企圖犧牲別國（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儘量避免戰爭。但這種政策是短命的。對希特勒來說，同英國「交好」，僅僅是一個短暫的戰術步驟。英國政府向希特勒做出的讓步，比希特勒自己預計的要多得多。張伯倫原本打算通過慕尼黑協定，同德國建立長期的友好關係，沒想到它卻加快了英德關係的破裂。希特勒已經不能指望英國政府會做出更多的讓步——德國的進一步擴張，必將危及英國的生命線。結果，張伯倫在1938年10月簽訂慕尼黑協定，宣稱世界已經進入了「和平的新紀元」，然而就在幾個月之後，慕尼黑協定引發了一切戰爭之中最恐怖的戰爭。
美國
戰爭一開始，德國遭到了封鎖，放棄了世界市場上的一些陣地，英國便拚命地擠佔這些陣地；而美國則幾乎是水到渠成地把英國給排擠出去。世界上的黃金，有三分之二都存放在美國的金庫裡，剩下的三分之一也正在運往美國。英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扮演全世界的銀行家的角色了。英國在其它領域的處境也一樣糟糕。當英國的海軍和商船隊正在遭受沉重損失的時候，美國的造船廠卻在建造龐大的艦隊，確保美國擁有遠勝於英國和日本的海上優勢。顯然，美國正在準備採用「兩強標準」（也就是說，它要建立一支軍力超過第二海軍強國和第三海軍強國的海軍軍力之和的海軍）。它還通過了新的方案，準備建立一支能壓倒其它國家的空中力量。
但是，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強權，它的工業實力、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卻並不總能保證美國的經濟能夠蓬勃發展，相反，這給它的社會制度危機注入了反覆發作的、極其有害的毒素。它雖然擁有數以十億計的黃金，卻派不上用場，成百上千萬的失業工人也找不到工作！第四國際在六年前發表的提綱《戰爭與第四國際》中做出了這樣的預測：
「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4]。」
「新政」和「睦鄰」政策[5]，是用妥協退讓來緩解社會危機、推遲社會危機的高潮到來的最後嘗試。這個耗費了數百億美元的政策破產後，走投無路的美帝國主義就只能訴諸武力了。為了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將以某種藉口和口號，參加這場規模宏大的衝突。美國資本主義會在何時、在何種情況下同它的敵人進行鬥爭，目前尚不清楚——恐怕連美國政府自己都不清楚。與日本的戰爭，將是爭奪太平洋上的「生存空間」的鬥爭。在大西洋上的戰爭，即使是直接反對德國的，也將是爭奪英國遺產的鬥爭。
對美國政府而言，德國戰勝同盟國的前景，簡直就是一個噩夢。德國如果能佔領歐洲大陸，利用歐洲殖民地的資源，並開動全歐洲的兵工廠與造船廠——尤其是在同東方的日本聯手的情況下——這將對美帝國主義造成致命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歐洲戰場上的大規模會戰，不過是德美戰爭的序曲罷了。法國和英國只是美國資本主義在大西洋彼岸的堡壘。一位英國首相曾揚言要讓萊茵河成為英國的國界，假如英國真的做到了這一點，那麼美帝國主義也許就會說，泰晤士河應當成為美國的國界。為了給即將到來的戰爭做準備，美國政府正在狂熱地引導輿論，它對於芬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國的遭遇可謂義憤填膺。格陵蘭「在地理上」是西半球的一部分，它正好擁有豐富的冰晶石，而冰晶石又是鋁的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於是，在丹麥被德國佔領後，格陵蘭便成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問題。美國政府也沒有忽視被奴役的中國、無助的菲律賓、孤懸海外的荷屬東印度群島和開放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被壓迫民族的偽善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慮，正在把美國推向戰爭。
但是，除非美軍能得到法國和不列顛群島的有力支持，否則它的干預是不會成功的。假如法國被德國佔領，德軍攻抵泰晤士河，力量對比將會對美國極其不利。出於這些考慮，美國政府將不得不加緊備戰，但是，它還得捫心自問：參戰的有利時機是否已經錯過？
針對白宮的官方立場，美國孤立主義發起了喧鬧的抗議，而孤立主義本身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另一種形式而已。美國資產階級當中有一部分人，他們的利益主要維繫於美洲大陸、澳大利亞和遠東，他們預計：假如同盟國戰敗，不僅整個拉丁美洲，就連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將自動成為美國的囊中之物。美國統治階級全都堅信，為了爭奪中國、荷屬東印度群島和整個東方，在不遠的將來與日本必有一戰。美國資產階級當中的這部分人很有影響力，他們正打著孤立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幌子，緊鑼密鼓地制訂在美洲大陸進行擴張、並同日本開戰的計畫。按照這個計畫的要求，還不能馬上同德國進行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至於諾曼‧托馬斯[6]之流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不過是這個帝國主義幫派的小跟班。
我們反對美國參戰的鬥爭，與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毫不沾邊。我們要公開告訴工人群眾：帝國主義政府一定會驅使美國參戰。統治階級內部爭論的只是何時參戰、先對哪個國家開戰。想用報上的文章與和平決議來使美國保持中立，無異於用掃帚阻擋潮水。要真正地開展反戰鬥爭，就要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鬥爭，並無情地揭露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國資產階級參加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或發動第三次帝國主義大戰。其它的方法，不是花言巧語的騙局，就是自作聰明的愚蠢，或兩者兼而有之。
保衛「祖國」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當民族國家仍代表著一種相對進步的因素的時候，《共產黨宣言》就已宣稱：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無產階級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全世界勞動者的祖國。到了十九世紀末，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更為廣闊的天地，而擁有軍隊和關稅壁壘的民族國家，已經成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最惡劣的障礙。到了今天，如果還有社會主義者要求保衛「祖國」，那麼這個人就跟保衛封建制度（也就是說，保衛自己身上的枷鎖）的旺代農民[7]一樣，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
在最近幾年，甚至最近幾個月裡，世人驚訝地發現，在歐洲地圖上，一個又一個國家如此輕易地消失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政治版圖的變動之快，只有拿破崙戰爭時期才能與之相比。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問題在於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取代已經過時的封建國家。如今的問題則是用各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聯邦來取代已經過時的資產階級國家。鏈條總是從最薄弱的環節開始斷裂的。在壟斷組織的殘酷競爭中，獨立的小生產商和小貿易商是沒有多少活路的；同樣地，在帝國主義強盜的爭鬥中，獨立的小國也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德國認為，考慮到自己的戰略位置，取道中立的小國，進攻自己的主要敵人，是比較有利的。與之相反，英國和法國則認為，用這些中立小國來掩護自己，是比較有利的，德國如果進攻這些小國，就會把它們逼到「民主的」同盟國陣營裡。這個問題的實質，並不會因為雙方採用了不同的戰略而改變。夾在兩大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小國，正在被碾成粉末。對於大國來說，要「保衛祖國」，就必須犧牲掉好幾個中小國家。
但是，就連大國的資產階級，考慮的也根本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市場、租界、原料產地和勢力範圍。資產階級根本不是為了祖國而保衛祖國。他們保衛的是私有財產、特權和利潤。只要這些神聖的價值遭到威脅，資產階級就會馬上轉向失敗主義。俄國資產階級正是這麼做的，十月革命後，俄國資產階級的子弟參加了每一支同蘇維埃政權交戰的軍隊，向他們原來的祖國開戰，他們現在仍然準備這麼做。西班牙資產階級為了拯救自己的資本，不惜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求援，乞求他們提供軍事援助，向本國人民開戰。挪威資產階級為希特勒的入侵出了大力。資產階級過去一直是這樣做的，將來也還會這樣做。
官方的愛國主義不過是掩飾剝削利益的假面具。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要輕蔑地丟開這個假面具。他們不會去保衛資產階級的祖國，而會去保衛本國與全世界的勞動者與被壓迫者的利益。第四國際的提綱中指出：
「在反對『保衛國家』的反動口號的同時，必須提出用革命摧毀民族國家的口號。針對已被資本主義弄成瘋人院的歐洲，必須提出建立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的綱領，作為邁向世界社會主義合眾國的一個步驟[8]。」
「保衛民主」
所謂「保衛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口號，與「保衛祖國」的口號同樣虛偽。說得好像工人群眾已經忘了英國政府幫助希特勒及其劊子手上台這回事似的！帝國主義民主國家其實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貴族統治制度。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的立國之本，正是對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正是因為掠奪了整個美洲大陸的豐饒財富，才有了美國的民主。這些「民主國家」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地位。帝國主義民主國家把相當一部分戰爭負擔轉嫁給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隸不得不獻出鮮血和黃金，讓自己的奴隸主繼續維持奴隸制。沒有殖民地的資本主義民主小國成了殖民帝國的衛星國，從它們的殖民利潤當中揀食一點殘羹剩飯。為了保衛自己的特權，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隨時可以拋棄民主。
小國挪威再次讓全世界看到了腐朽的民主的內部機制。挪威資產階級一手利用社會民主黨政府，同時另一手利用法西斯警察、法官與軍官。在遭到第一次重大打擊之後，民主派頭目就被掃清了，然後法西斯官僚馬上發現自己與希特勒有共同語言，就當上了房子的主人。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國家以不同的形式進行過同樣的試驗：意大利、德國、奧地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資產階級在遇到危機時，總是會讓它真正的統治機關（即金融資本的直接工具）擺脫各種民主條規的束縛。只有無可救藥的瞎子，才會以為英法兩國的陸海軍將領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反法西斯戰爭」！
民主國家正在轉變為反動的獨裁製度，這個過程不會由於這場大戰而中止。相反，就在我們面前，這個過程正在逐步完成。
在各國國內，在全世界，這場大戰都會立即加強最反動的集團、最反動的制度的力量。各國總參謀部（波拿巴主義陰謀集團的巢穴）、各國警察的毒牙、形形色色的拿錢辦事的愛國幫派、各種各樣的教會，都會立即被推到前台。羅馬教廷（人類的愚昧與仇恨之集大成者）正受到各方的頂禮膜拜，信仰新教的羅斯福總統更是對它讚賞有加。物質上與精神上的衰退，總是會帶來警察的鎮壓，並使人對宗教鴉片日趨依賴。
為了獲取極權制度的優勢，各個帝國主義民主國家正在加緊向工人階級進攻，並大力迫害革命組織。它們先是利用戰爭的威脅，現在又是利用戰爭本身，來打垮國內的敵人。資產階級始終不渝地遵守著這個信條：「主要敵人在國內。」
歷史上，最弱小者遭受的苦難往往最多。在目前這場對各國人民的大屠殺中，最弱小的人就是來自各個國家的無數難民，其中就有流亡的革命者。欺壓毫無還手之力的外國人，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首要表現形式。所有的民主國家在建造關押戰俘的集中營之前，都會先建造關押流亡革命者的集中營。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政府，尤其是蘇聯政府，它們對難民、流亡者和無家可歸者的處理方式，已經給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章。我們要向正在被關押、被迫害的兄弟致以最溫暖的問候，並鼓勵他們繼續堅持下去。歐洲和世界未來的大多數領袖，必將從資本主義的監獄與集中營中湧現出來！
納粹的戰爭口號
總的來說，希特勒的正式口號是經不起檢驗的。由於希特勒正在把民族國家變為多民族的國家，並踐踏其它民族的自由與統一，所以，所謂爭取「民族統一」的鬥爭，早就成了謊言。所謂爭取「生存空間」的鬥爭，不過是帝國主義擴張（即吞併與掠奪政策）的幌子。納粹主義以種族的優劣，來為帝國主義擴張辯解，這也是謊言；它完全是按照戰略考慮來判斷哪個種族優秀、哪個種族低劣的。法西斯宣傳中較為固定的一個要素，也許是反猶主義；希特勒在狗的吠叫聲和豬的哼唧聲中發現了「種族」與「血統」的真正語言，從而給他的反猶主義賦予了動物學的形式。難怪恩格斯把反猶主義稱作「傻瓜的社會主義」[9]！法西斯主義唯一不加掩飾的特徵，便是它對權力、壓迫和掠奪的渴望。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最純粹的精華。
各個民主國家的政府，以前曾盛讚希特勒是反布爾什維克的十字軍戰士，現在又把他說成了不小心從地獄裡放出來的惡魔；誰把這惡魔放出來，讓他侵犯條約、國界、規則、制度的神聖性的？要是沒有他，資本主義世界就會像花園一般欣欣向榮了！多麼可悲的謊言！這個腦袋里長著計算機、手裡握著無限威力的狂人，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獄裡鑽出來的；他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全部破壞性力量的化身罷了。在弱小的遊牧民族看來，成吉思汗和帖木兒是上天降下的災禍，其實他們不過是想要獲得更多的牧場和劫掠定居點而已，而這是所有遊牧部落共同的需求；同樣地，把老牌殖民強國給徹底打翻在地的希特勒，也不過是帝國主義對於強權的渴望的更徹底的化身罷了。深陷困境、無法自拔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趨於絕望，它借希特勒之手，開始剖腹自盡。
參加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屠夫們想把希特勒變成他們的替罪羊，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現有的全部統治者都將接受無產階級的審判。希特勒不過是這些罪犯當中的首犯而已。
德國的優勢
無論這場大戰的結局如何，德國都已經清楚地展現了自己的優勢。當然，希特勒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新式武器」。但是，德國憑藉組織得更為完善的工業，改進了現有的各種武器，並且協調一致地運用了這些武器，使德國軍國主義獲得了兇猛的力量。軍事力量與極權體制的特徵密切相關：統一的意志、集中的主動性、準備的保密性和行動的突然性。此外，凡爾賽和約也給同盟國幫了倒忙。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十五年裡，德國一直被限制軍備；希特勒上台後，不得不白手起家擴軍備戰，因此，德軍可以擺脫各種陳規陋俗的限制，不用受過時的技術與裝備拖累。士兵的戰術訓練的指導思想，是根據最新的技術制訂的。顯然，在殺人機器這方面，只有美國能夠超越德國。
法國與英國的虛弱，並不出人預料。第四國際的提綱（1934年）指出：「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10]。」這個綱領性文件進一步指出：「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失措[11]」。這就是第四國際的力量之所在：它的綱領經受得住重大事件的考驗。
由於英法兩國可以通過剝削殖民地獲得穩定的超額利潤，它們的工業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組織上都已遠遠落後。另外，由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鼓吹的「保衛民主」，為英法資產階級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形勢。而這種狀況，又總是會滋生懶惰與停滯。如果說，現在的德國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優於法國和英國的巨人，那麼這主要應該歸功於那些「保衛民主」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由於他們的阻撓，無產階級未能及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使英法兩國擺脫衰退。
「和平計畫」
作為奴役各國人民的回報，希特勒承諾，在未來的幾百年裡，他會給歐洲帶來「德國統治下的和平」。何等空洞的狂想！在戰勝拿破崙之後，「英國統治下的和平」能維持一百年——而不是一千年！——只是因為英國率先採用了新技術和進步的生產制度。然而，今天的德國就跟它的敵人一樣，儘管它有著強大的工業，但它卻是一個垂死掙扎的社會制度的旗手。希特勒的勝利，並不意味著和平的到來，而意味著一系列新的、血腥的衝突將在全世界爆發。在推翻英帝國、使法國像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一樣淪為自己的保護國之後，控制了整個歐洲及其殖民地的德國，必將成為世界頭號強權。它的跟班意大利頂多也只會控制地中海沿岸，不過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但是，頭號強權並不等於唯一強權。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只會進入新的階段。
日本正在準備建立「新秩序」，它打算趁著德國的勝利，把自己的統治擴張到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蘇聯將會夾在由德國統治的歐洲和由日本統治的亞洲中間。整個美洲大陸，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將落入美國之手。如果算上偏僻的意大利帝國的話，世界將會被暫時分成五塊「生存空間」。但是，帝國主義天生憎恨任何權力的劃分。為了集中精力對付美國，希特勒將不得不用血腥的手段來解決昔日的盟友——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在這場新的鬥爭中，日本和美國絕不會袖手旁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不會是民族國家，也不會是舊式的帝國，而是橫跨整個大陸的國家……。如果希特勒在目前這場大戰中獲勝，他不會帶來「德國統治下的千年和平」，只會帶來持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血腥混戰。
但是，同盟國的勝利，也不會帶來比較光明的結局。如果法國獲勝，它會為了重塑自己的強國地位而肢解德國，讓哈布斯堡王朝復辟，並使歐洲巴爾幹化。英國要想重新獲得主導歐洲事務的地位，就只能重施挑撥離間的故技——一方面是挑撥德法關係，另一方面是挑撥歐美關係。這樣一來，凡爾賽和約之後的局面，就會在歐洲重演，而且要惡劣上十倍，這對已經虛弱不堪的歐洲將產生極其有害的影響。另外，還得考慮到一個情況：沒有美國的幫助，同盟國是不可能勝利的，為此，美國將會索取比上次參戰更高的回報。筋疲力盡的歐洲——赫伯特‧胡佛[12]的施恩對象——將淪為破產的債務人，而債權人自然是它在大西洋彼岸的救星。
最後還有一種可能性最小的假設：交戰雙方在筋疲力盡後，按照「沒有勝利者，沒有征服者」的和平主義公式，實現了和平；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那也只會使國際形勢重新回到大戰爆發前的混亂局面，但這一次，這種局面卻是建立在浸透鮮血的廢墟、枯竭的資源與無盡的苦難之上的。要不了多長時間，一切舊的矛盾，就會在新的國際衝突中，以爆炸性的威力爆發出來。
同盟國許諾，在這次戰爭之後，將會建立一個民主的歐洲聯邦，在各種各樣的和平主義謊言之中，沒有比它更拙劣的了。國家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工具。只要還沒有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將壟斷組織與銀行沒收，國家之間的鬥爭就只能是壟斷組織之間的鬥爭。指望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會自願放棄由它的力量帶來的優勢，就跟指望各個壟斷組織會自願平分投資基金一樣，是荒謬的空想。只要資本主義所有制依然存在，民主「聯邦」就只會是國際聯盟的更糟糕的翻版，它具有國際聯盟的一切缺陷，卻沒有國際聯盟曾給人們帶來的幻想。
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使這個救世計畫名聲掃地，帝國主義霸主們卻徒勞地想讓它復活。它們的小資產階級奴僕徒勞地翻炒和平主義的冷飯，然而這種和平主義早就變成了對它們自己的嘲諷。先進工人不會被愚弄。正在交戰的各方勢力無法實現和平。工人和士兵將拿出自己的和平計畫！
保衛蘇聯
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的盟約，拉開了這場世界大戰的序幕，並直接致使波蘭人民陷入奴役之中；斯大林之所以簽訂這個盟約，是因為蘇聯自身的虛弱，以及當權官僚對德國的恐懼。造成這種虛弱的不是別人，正是當權官僚；當權官僚的國內政策，在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挖下了一道鴻溝；當權官僚的國外政策，犧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來滿足斯大林朋黨的利益。
佔領波蘭東部（這既是同希特勒的盟約的一部分，又是反抗希特勒的保障）之後，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半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財產都被國有化了。不這麼做，當權官僚就不能把佔領區同蘇聯合為一體。從中可以看出，儘管十月革命遭到了窒息與褻瀆，但它依然活著。
當權官僚想在芬蘭實現相同的社會變革，但未能成功。帝國主義發動了全世界的輿論來「保衛芬蘭」；英法兩國直接進行干預的威脅；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須在英法兩國的軍隊登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前佔領丹麥和挪威）——這些因素，迫使當權官僚放棄了將芬蘭蘇維埃化的企圖，將目標降為奪取必要的戰略要地。
出兵芬蘭，無疑會使蘇聯人民遭受嚴重的指責。但是，先進工人能夠理解：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犯下了纍纍罪行，但這絕不是說，蘇聯就不應該存在下去。如果蘇聯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這不僅意味著極權官僚的覆滅，也意味著新的所有制形式的毀滅、計畫經濟的首次試驗的崩潰、整個國家將淪為殖民地；也就是說，意味著帝國主義將獲得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它獲得喘息之機，然後再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結局，絕不是蘇聯各族人民和整個世界工人階級想要的。
芬蘭對蘇聯的反抗，儘管是英勇的，但是，它跟後來的挪威對德國的反抗一樣，都不是保衛國家獨立之舉。芬蘭政府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它寧願向蘇聯屈服，也不願意讓芬蘭成為英法兩國的軍事基地。我們完全承認每個民族都應享有自決的權利，但是，這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在目前這場大戰中，這種權利的份量不會比鴻毛更重。我們必須根據最根本的、而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來給自己的政策擬定基本原則。第四國際的提綱指出：
「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13]）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14]。」
這段話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義。有些小資產階級假革命者相信，在保衛蘇聯這個問題上，無產階級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取決於某些策略性的插曲（比如紅軍進軍芬蘭），這些人與瑞士社會愛國主義者羅伯特‧格里姆可謂半斤八兩。
世界資產階級利用蘇芬戰爭，發動了一致而瘋狂的宣傳運動，這便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在此之前，當權官僚的種種背信棄義和暴力行徑，從來沒有讓資產階級如此義憤填膺，因為世界政治史就是一部充滿了背信棄義和暴行的歷史。紅軍會按照它在波蘭東部的做法，對芬蘭進行社會改造——正是這種前景讓資產階級驚恐萬狀和憤怒不已。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所有制受到了新的威脅。這個反蘇運動自始至終都貫徹了階級性質，它再次揭示了這個道理：蘇聯的社會基礎，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而官僚階層終究還是要寄生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所以蘇聯仍是工人國家，這讓全世界資產階級感到心驚肉跳。蘇聯與資產階級簽訂的插話性的條約，並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15]。」
不少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昨天還把蘇聯當成團結「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核心，今天就突然發現，當他們的祖國遭到希特勒威脅時，蘇聯不但沒有來幫助它們，反而還採取了帝國主義的政策，於是他們斷言，蘇聯和法西斯國家毫無區別。
每一個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會反駁一聲：「扯淡！」——蘇聯和法西斯國家當然是不一樣的。對於兩者在社會基礎上的差別，資產階級要比滿嘴空話的激進派認識得更加透徹。當然，在一個落後國家裡，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並不等於它一定會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可以給社會主義（即有計畫地發展生產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礎條件。如果有人以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不會給群眾創造福祉為藉口，而拒絕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的話，那就等於以房子沒有牆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為藉口，而拒絕打下堅實的地基。凡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無論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有多麼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衛它們的話，徹底的解放也就無從談起。因此，保衛計畫經濟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並阻止資本主義關係的復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不願守住舊陣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陣地的。
第四國際要保衛蘇聯，但是保衛蘇聯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要正確地教育工人群眾，使他們認識到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工人國家——的階級性質，以及這些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有它們的內部矛盾，從而使工人群眾能夠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下，都能得出正確的實際結論。第四國際會不倦地同莫斯科寡頭集團進行鬥爭，同時堅決反對任何有可能幫助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政策。
保衛蘇聯的工作，必須符合準備發動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原則。我們堅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是愚蠢而反動的斯大林主義的產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蘇聯，保證它的社會主義方向。但是，要進行世界革命，就一定要消滅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
用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集團
在向「民主國家」獻了五年慇勤之後，當權官僚突然同希特勒結盟，並幫助希特勒扼殺波蘭人民，這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奇恥大辱；在出兵芬蘭之前，它鼓噪起了可恥的沙文主義，而在蘇芬戰爭中，又表現出了同樣可恥的軍事低能；它先是高聲許諾要從資本家手中「解放」芬蘭人民，然後又怯懦地向希特勒屈服——這就是斯大林主義體制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的表現。
極權寡頭集團已經成為阻礙國家發展的大敵，這在莫斯科審判中已經暴露無遺。隨著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它提出了越來越複雜的要求，它再也無法容忍官僚的桎梏了。但是，寄生幫派卻不願做出任何讓步。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它摧毀了這個國家最寶貴的一切東西。不要以為在二十年時間裡經歷過三次革命的人民會突然變傻。他們遭到了壓制和誤導，但他們正在觀察和思考。官僚階層每一天都在通過恣意妄為的統治、壓迫、掠奪和嗜血的報復來向人民宣示自己的存在。半飢半飽的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正在滿懷仇恨地低聲談論瘋狂的人民委員的肆意揮霍。為了給斯大林的六十歲生日獻禮，烏拉爾的工人被逼著幹了一年半的活，用珍貴的石料造出了可憎的「各族人民之父」的巨型肖像，——這種行徑只有薛西斯[16]和克蕾奧帕特拉[17]才幹得出！一個縱容這種醜惡行徑大行其道的制度，必然會遭到群眾的痛恨。
國外政策與國內政策如出一轍。假如當權官僚能代表工人國家的真正利益，假如共產國際能為世界革命事業發揮作用，小國芬蘭的人民群眾就一定會心向蘇聯，這樣也許就不用出動紅軍，或者說，芬蘭人民會把紅軍的進攻，當作革命的解放行動，而揭竿響應。然而，當權官僚的全部政策，都在使芬蘭工農疏遠蘇聯。希特勒在進攻中立國的時候，可以依靠所謂的「第五縱隊」；然而，儘管芬蘭有著1918年起義的傳統[18]，儘管芬蘭共產黨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斯大林在芬蘭卻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的進攻帶有直接而公開的軍事暴力的性質。而莫斯科的寡頭集團必須對這種暴力承擔全部責任。
戰爭是對一個制度的嚴峻考驗。這次大戰的第一階段的後果之一，便是蘇聯的國際形勢顯著惡化（儘管它取得了一些裝點門面的成就）。當權官僚的國外政策，使廣大的世界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疏遠了蘇聯。當權官僚奪取的戰略要地，在世界各大勢力的衝突中，只是第三流的因素。同時，德國卻獲得了波蘭最重要、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並與蘇聯直接接壤，也就是說，德國已經走到了向東方進攻的門檻上。德國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控制了波羅的海，把芬蘭灣變成了一個緊緊蓋著瓶蓋的瓶子。進退兩難的芬蘭已經處於希特勒的直接控制之下。現在，蘇聯在列寧格勒國境對面的對手，已經不是弱小的中立國，而是強大的德國。全世界都看到了被斯大林清洗後的紅軍是多麼虛弱。蘇聯國內的各種民族分離主義傾向都在加強。克里姆林宮領導層的威信已經嚴重受損。當權官僚在芬蘭進行的軍事冒險，讓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都感到無比安心。
面對著數不勝數的凶兆，斯大林只能從他貧乏的武器庫裡找出唯一的應對辦法：他撤了伏羅希洛夫[19]的職，換上了一個更加無足輕重的鐵木辛哥[20]。斯大林總是利用這種手段，來把人民和軍隊的怒火，從真正的罪魁禍首身上轉移開；他把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提拔到軍方首腦的高位，從而保證這個人對自己絕對忠誠。當權官僚再次暴露出它自己才是失敗主義的巢穴。只有粉碎這個巢穴，才能保障蘇聯的安全。
發動革命推翻莫斯科統治集團，是第四國際的主要任務之一。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它需要英雄主義與犧牲精神。但是，人類已經進入了大動盪的時期，這個時期會給克里姆林宮的寡頭集團造成接二連三的打擊，會破壞它的極權機關，會加強勞動群眾的自信，從而加快第四國際蘇聯支部的建設。只要我們能夠幫助他們，事情就會變得對我們有利起來！
戰爭中的殖民地人民
這場大戰對帝國主義中心地帶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危險，也給被壓迫的各個民族開啟了廣闊的機遇。從歐洲傳來的隆隆炮聲，是它們獲得解放的時刻正在臨近的預兆。
如果說，用和平手段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改造的綱領，是一種空想的話，那麼，通過和平手段來爭取殖民地的解放的綱領，就是雙倍的空想。另一方面，最後幾個半獨立的落後國家，也已經在我們面前淪為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中國……）。目前這場大戰，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一些國家想要奪取殖民地，另一些國家則拒絕交出殖民地。無論哪一方，都根本不想讓殖民地獲得解放。正在衰落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儘量搾取殖民地，並儘量減少給殖民地的回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必須進行直接而公開的革命鬥爭，才能為自己開闢解放的道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爭取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鬥爭，以及隨後的「保衛祖國」的鬥爭，與帝國主義國家的「保衛祖國」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都會無條件地支持中國或印度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21]。」
同時，第四國際事先就清楚一個道理，它還要向落後民族發出警告，讓他們明白這個道理：它們遲遲才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不可能走上獨立的、民主的發展道路。被日益腐朽的資本主義所包圍、深陷於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之中的落後國家，即使能獲得獨立，這種獨立也一定會是半真半假的，而在國內階級矛盾與國外壓力的影響下，它的政治體制最終必然會變成對人民的專政——土耳其的「人民」黨[22]、中國的國民黨都是這種制度，甘地未來在印度建立的也會是這種制度。從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立場來看，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只是把落後國家納入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過渡階段。
第四國際並不認為在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存在著截然分明的界限。第四國際要把它們結合起來，使它們服從於全世界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在我們這個時代，只有國際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同樣地，只有不斷革命的綱領，才是真正致力於消滅一切社會壓迫與民族壓迫的綱領。
中國的重大教訓
中國的慘痛經歷，給所有被壓迫民族上了寶貴的一課。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本來完全有可能勝利。在當時，一個統一的、完成改造的中國，將會在遠東成為捍衛自由的堅強堡壘。整個亞洲的命運，乃至全世界的部分命運，也都會被改寫。然而，當權官僚對中國群眾缺乏信心，他們為了拉攏軍隊將領，便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迫使中國無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打下手，從而協助蔣介石粉碎了中國革命。理想破滅、軍閥混戰、虛弱不堪的中國，向日本的入侵敞開了大門。
每一個瀕臨滅亡的制度，都無法從歷史教訓中學到任何東西，斯大林寡頭集團也不例外。在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當權官僚再次讓中共接受蔣介石的束縛，摧殘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動性的萌芽。抗日戰爭已經打了將近三年，而如果中國能以土地改革為基礎，發動真正的人民戰爭，並將革命之火傳給日本士兵的話，日本將會遭遇真正的慘敗，抗日戰爭也會及早結束。但是，中國資產階級害怕本國的武裝群眾，更甚於害怕日本強盜。如果說，蔣介石——凶殘絞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是為形勢所迫而抗日的話，那他的綱領依然跟以前一樣，是以壓迫本國工人群眾、向帝國主義屈膝退讓為基礎的。
東亞的這場戰爭，將會越來越緊密地同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為一體。中國人民只有在年輕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實現獨立，而世界革命的復興將重新點燃無產階級所必需的自信心。他們將指出一條堅定的前進道路。把我們的中國支部建成強大的革命黨，是事變的進程向我們提出的緊迫任務。
印度革命的任務
在戰爭的頭幾週裡，印度群眾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迫使機會主義的「民族」領袖以他們並不習慣的語氣說話。然而不幸的是，印度人民卻相信了那些誇誇其談的高調！甘地以「民族獨立」的口號為幌子，迫不及待地宣稱：在目前的嚴峻危機中，他不會給英國製造任何難題。但是被壓迫者如果不隨時隨地利用壓迫者的困難，又怎麼可能解放自己呢？！
甘地「在道義上」拒絕使用暴力，這體現出的僅僅是印度資產階級對本國群眾的恐懼。他們頗有道理地預感到，英帝國主義將把他們一道拖下深淵。英國政府則一開始就警告說，它將動用「一切必要手段」（當然包括西線急需的空軍）來對付抗命行為。這就是殖民地資產階級與英國政府的明確分工：甘地需要得到張伯倫和丘吉爾的威脅，才能更有效地癱瘓革命運動。
在不遠的將來，隨著帝國主義大戰日益成為印度資產階級的一筆大生意，印度群眾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會日益激化。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原料市場將向印度工業敞開大門，這將極大地促進印度工業的發展。如果英帝國徹底毀滅，印度資本與倫敦城之間的臍帶就會被切斷，印度民族資產階級馬上就會乞求紐約華爾街來充當自己的保護人。資產階級是根據自己的物質利益，並結合重力的法則，來制定政策的。
只要這個解放運動仍然由剝削階級來領導，它就不可能找到出路。唯一能夠把印度團結起來的辦法，就是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進行土地改革。一場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僅要直接反對英國的統治，還要反對印度的土王、外國租界、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國民大會黨以及穆斯林聯盟[23]的領袖。建設鞏固而強大的印度支部，是第四國際的緊迫任務。
在過去五年裡，蘇聯官僚一直在推行著階級合作的叛賣政策，幫助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戰爭準備；當資產階級不再需要和平主義的偽裝時，它就馬上拋棄了這個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不僅是中國和印度，也包括拉丁美洲），鼓吹「人民陣線」的騙子卻還在拖勞動群眾的後腿，欺騙他們去為「進步」資產階級充當炮灰，從而在當地為帝國主義創造政治基礎。
拉丁美洲的未來
為了用暴力手段來解決西半球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美國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這將在不久之後決定拉美各國的命運。短暫的「睦鄰」政策即將結束。羅斯福或他的繼任者很快就會戴上套著天鵝絨手套的鐵拳。第四國際的提綱指出：
「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行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蘇維埃聯邦[24]。」
六年前寫下的這段話，如今具有了非常迫切的現實意義。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只有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才能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從而變得不可戰勝。只有這樣的聯合，才能領導被壓迫民族推翻帝國主義，實現全面而徹底的解放。國際無產階級的勝利，將使殖民地國家與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攜手邁向社會主義，從而把殖民地國家從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漫長痛苦中解脫出來。
不斷革命的前景，絕不是說落後國家應該等待先進國家發出的信號，也不是說殖民地人民應該耐心等待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解救他們。俗話說，「天助自助者」。只要出現有利的條件，每一個國家（包括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群眾都要開展革命鬥爭，並以此來給其它國家的工人群眾樹立榜樣。必須做到積極、主動、堅決、果敢，才能真正實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叛賣的領袖對於大戰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如果西班牙革命獲得了勝利，歐洲就會進入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時代，也就能預先阻止現在這場大戰的爆發。英勇的西班牙革命本來完全有可能勝利，然而，它卻被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聯手扼殺了，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是積極的幫凶。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讓世界無產階級大失所望；而它所遭受的驚人的叛賣，也給世界無產階級提供了豐富的教訓。
1936年6月，法國無產階級的強大運動，為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25]。如果法蘭西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成立，它馬上就會獲得歐洲的革命領導權，在每個國家激起革命的迴響，動搖每一個極權制度，人類也就可以避免目前這場帝國主義大屠殺，無數受害者的生命就能得救。然而，過去十年裡最有希望的運動之一，卻在共產國際法國支部的積極配合下，被萊昂‧布魯姆[26]和萊昂‧茹奧[27]的徹底的無恥、怯懦而背信棄義的政策給葬送了。
西班牙革命被扼殺，法國無產階級的進攻遭到破壞——這兩個悲劇性的事實，促成了目前這場大戰的爆發。資產階級相信，有了這樣的「工人領袖」的配合，它就可以為所欲為，哪怕是驅使各國人民再次相互廝殺。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時，由於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從中阻撓，無產階級才未能推翻資產階級。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領袖的幫助下，資產階級發動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就讓這場戰爭成為他們的政治墳墓吧！
第二國際
1914—1918年的大戰，一下子就把第二國際分成了兩個用戰壕隔開的陣營。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保衛自己的祖國。戰後不到數年，這些背信棄義、勢不兩立的兄弟們，就握手言和，赦免彼此的罪過了。
如今，第二國際的內部形勢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表面上是這樣。它的所有支部，無一例外，全都在政治上支持同盟國陣營的軍事路線：一些支部這麼做是因為它們是民主國家的政黨，另外一些支部這麼做是因為它們是來自交戰國或中立國的流亡者。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霍亨佐倫王朝的旗幟下，執行著可鄙的沙文主義政策；現在它成了一個為法英兩國效勞的「失敗主義」政黨。要是有人以為這些死硬的奴才已經變成了革命者，這將是不可饒恕的過錯。這個問題並不難解釋。威廉二世的德國在議會機關、市政府、工會和其它地方給改良主義者提供了足夠多的美差。保守的工人官僚在飼料槽裡吃得腦滿腸肥，對於他們而言，保衛德意志帝國就是保衛他們那份豬飼料。早在六年前，我們的提綱就曾警告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黨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黨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28]。」即使是在沙皇統治下，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仍是愛國主義者——那時它們有自己的杜馬黨團，有自己的報紙，有自己的工會幹部，並希望能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在失去這一切後，它們現在對蘇聯採取了失敗主義立場。
因此，第二國際現在這種「一致」的態度，都是出於這個原因：它所有的支部，都希望同盟國能夠保住它們在民主國家的工人官僚機構中的職位和收入，並幫助它們在極權國家官復原職、討回工資。社會民主黨總是做著「民主」資產階級會庇護自己的白日夢，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在事關他們利益的時候，這些政治殘障者也根本發動不起鬥爭。
這在斯堪的納維亞暴露得尤為清楚：斯堪的納維亞似乎是第二國際最安全的避難所，溫和的、現實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與和平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曾在斯堪的納維亞的三個國家執政多年。這些紳士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保守的君主民主制，加上國教，再加上點滴的社會改良，而這種改良不超過在短時間內通過削減軍費所能實現的程度。有了國際聯盟的支持，又有了「中立」的保護，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政府以為它們可以在長達幾代人的時間裡，實現和平的、不受打擾的發展。然而帝國主義強權根本不在乎它們那點小算盤。它們不得不躲避命運的打擊。蘇聯出兵芬蘭後，斯堪的納維亞三國政府都宣佈對芬蘭保持中立。德國入侵丹麥和挪威後，瑞典宣佈對遭受入侵的兩個受害國保持中立。丹麥甚至在自己遭受入侵時宣佈中立。在自己的保護者英國的炮口下，挪威只做了象徵性的自衛。這些英雄為了活命，不惜犧牲民主的祖國，卻不願為之赴死。這場他們沒有預料到的大戰，順手毀滅了他們在國王與上帝的領導下和平發展的希望。斯堪的納維亞的天堂，第二國際的希望的最後避難所，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地獄的一小部分。
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只會一種政策——消極應付。在資本主義不斷腐朽的形勢下，他們無路可走，只能步步退讓，削減他們那本已可憐巴巴的綱領，降低他們的要求，全面放棄他們的要求，不斷地後退，直到縮進老鼠洞裡退無可退為止。但是，就算他們鑽進老鼠洞裡，帝國主義無情的手還是會抓著他們的尾巴，把他們揪出來。這就是第二國際短暫的歷史。目前這場大戰是它的第二次死亡，可以認為，它這一次是死透了。
第三國際
墮落了的第三國際的政策——粗劣的機會主義與魯莽的冒險主義的混合物——如果能對工人階級產生影響，就會產生比它的哥哥——第二國際——的政策更為有害的後果。革命黨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來制定的；共產國際的所作所為，卻都在腐蝕和毒化這種階級覺悟。
交戰雙方的官方宣傳家，都會揭露敵方的罪行，有時揭露得還很正確。戈培爾曾揭發過英國在印度的暴行，他揭發的情況有不少是正確的。法英兩國的報紙揭露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許多驚人內幕。但是，這種單方面的宣傳，本身就飽含著最有害的沙文主義毒素。真假摻半的謊言是最危險的謊言。
共產國際目前的整個宣傳正好屬於此類。共產國際花了五年的時間，最拙劣地向民主國家大獻慇勤，它把整個「共產主義」縮減為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千篇一律的控訴；到了1939年秋天，共產國際突然發現，西方民主國家原來都是罪惡滔天的帝國主義。好一個急轉彎！從那時起，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亡國、德國對丹麥和挪威的佔領、希特勒匪幫對波蘭人和猶太人施加的可怖獸行，共產國際連一句譴責都沒有！希特勒被寫成了一個總是遭到西方帝國主義挑釁的熱愛和平的素食者。在共產國際的報刊上，英法聯盟成了「反對德國人民的帝國主義集團」。哪怕是戈培爾親自出馬，也炮製不出比這更好的宣傳了！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心中燃燒著熾烈的愛國熱情。既然德意志祖國仍是一個法西斯國家，那麼德國共產黨的立場就是——社會法西斯主義。斯大林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終於有了得到落實的機會[29]。
共產國際法國支部和英國支部的行為，乍一看是與德國支部截然相反的。與德國支部不同，它們不得不批判本國政府。但是，這種突如其來的失敗主義並不是國際主義，而是一種扭曲的愛國主義——蘇聯官僚是這些紳士的衣食父母，所以他們也就把蘇聯官僚當成了自己的祖國。許多法國斯大林分子在遭受迫害時，表現出了無可置疑的勇氣。但是，這種勇氣的政治內涵，卻由於他們為敵國的掠奪政策塗脂抹粉而遭到了玷污。法國工人對此會怎麼想呢？
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總是會被反動派打成敵國的代理人。共產國際給自己的法國支部和英國支部製造的處境，給這種指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從而把工人群眾趕到了愛國主義陣營中去，或是讓工人群眾陷入了混亂和消極之中。
蘇聯官僚的政策非常簡單：把共產國際像石油和錳礦一樣，出賣給希特勒。但是，共產國際以狗一般的恭順，允許自己被出賣，這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共產國際的墮落之深。蘇聯官僚的代理人沒有原則、沒有榮譽感、沒有良心——只有卑躬屈膝的奴性。然而這種人卻從來沒有領導過革命。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友誼不會天長地久，甚至可以說持續不了多久[30]。在我們這個宣言抵達群眾手中之前，蘇聯官僚的外交政策可能就會發生新的轉向。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共產國際的宣傳調子也會跟著改變。如果蘇聯官僚決定向民主國家靠攏，共產國際就會從倉庫裡翻出記載納粹罪行的棕皮書。但這並不是說共產國際的宣傳會具有革命性。它仍然會像以前一樣，跟著蘇聯官僚的指揮棒轉。要執行革命的政策，首先得把真相告訴群眾。然而共產國際卻在系統地撒謊。我們要向全世界勞動者大聲疾呼：千萬不要相信這幫騙子！
殖民地的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黨
與剝削者關係密切、渴求特權的政黨，根本無法執行任何一種真誠的、涉及勞動者與被壓迫民族當中最受剝削的階層的政策。因此，通過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對殖民地的態度，就可以把它們的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
作為奴隸主的代理人與分享奴隸制利潤的股東，第二國際在殖民地沒有一個支部——如果我們不把那些由殖民地職員（主要是法國共濟會員）和「左派」投機分子組成的鬆散小組算在內的話，而這些人基本上都是騎在當地人民頭上的。第二國際及時地拋棄了發動殖民地人民反抗「民主祖國」的不愛國的主張，為自己贏得了給資產階級充當殖民地部長——即奴隸監工——的特權（比如西德尼‧韋伯、馬呂斯‧穆泰等人[31]）。
第三國際曾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向所有被壓迫民族發出了勇敢的革命號召，但它後來也在殖民地問題上徹底出賣了自己。就在幾年以前，蘇聯官僚發現了同帝國主義民主國家結盟的機會，共產國際便不僅把民族解放的口號運用於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還運用於奧地利。但在英法殖民地，共產國際就謙卑地把要求降低為「合理的」改良。當時，共產國際保衛印度，但這並不是從英國手中保衛印度的民族獨立，而是預防日本可能對印度發動的進攻；它保衛突尼斯，防備墨索里尼的毒牙。現在形勢發生了劇變。讓印度、埃及和阿爾及爾徹底獨立！——季米特洛夫會完全接受這個口號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會發現斯大林——當然不能算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成了他們最好的朋友。共產國際德國支部以寄生幫派的厚顏無恥，保衛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受英帝國主義的陰謀所害。這幫人什麼都幹得出，什麼都願意幹！只要蘇聯官僚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政策發生新的變化，他們就會再次恭順地乞求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在殖民地進行自由化的改良。
與第二國際相反，共產國際得益於它的偉大傳統，在殖民地具有無可爭辯的影響力。但是，隨著共產國際在政治上的演化，它的社會基礎也發生了改變。目前，共產國際在殖民地所依靠的那個階層，正是第二國際在帝國主義中心地帶的傳統基本盤。帝國主義利用超額利潤中的殘羹剩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培養了一個本土的工人貴族階層。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貴族階層可謂不值一提，但在普遍貧困的背景下，它就顯得尤為突出，所以它會緊緊地抓住自己的特權不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貴族以及國家官吏，為蘇聯官僚提供了許多特別馴順的「蘇聯之友」。在拉丁美洲，這種人最可惡的代表之一，就是墨西哥律師隆巴多‧托雷達諾，他為蘇聯官僚效盡犬馬之勞，給自己換來了拉丁美洲工會聯合會主席的位子[32]。
這場大戰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階級鬥爭的問題，給這些騙子手和投機分子製造了越來越困難的處境，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必須充分利用這種情況，一勞永逸地把共產國際趕出殖民地國家。
中派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戰爭會對現存的一切東西進行考驗，並拋棄一切已經腐朽的東西，它對苟延殘喘的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在共產國際的官僚階層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一定會轉身投靠本國帝國主義，特別是在蘇聯遭遇挫折的時候。與之相反，工人群眾將會越來越左傾。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和瓦解是一定會發生的。也有不少徵兆表明，第二國際的「左」翼有可能分裂出來。來歷各異的各個中派主義團體將會合併、分裂，建立新的「陣線」、「陣營」，等等。但是，我們這個時代將會表明，它不能容忍中派主義。最嚴肅、最真誠的中派主義組織——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的可憐的、悲慘的角色，將作為可怕的警告，永遠為先進無產者所銘記[33]。
然而歷史就是喜歡重複。總會有人按照第二半國際的模式——這一次應該是按照第三又四分之一國際[34]的模式——去建立新的國際組織。這種開端，只有在它反映了工人群眾內部的深遠動向時，才值得關注。但是，可以預先確切地指出：這些中派主義的「陣線」、「陣營」和「國際」，都缺少理論基礎、革命傳統和完善的綱領，因而都是短命的。我們應當無情地批判它們的優柔寡斷與半心半意，以此來幫助它們。
如果我們不提無政府主義，就不能完成對舊的工人階級組織的破產清算。無政府主義的衰落，是當代最確鑿無疑的現象。早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前，法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就已經成了最糟糕的機會主義者，成了直接為資產階級效力的僕人。在上次大戰中，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領袖大都成了愛國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無政府主義者當上了資產階級政府的部長。無政府主義清談家大談廢除國家，只是因為國家不需要他們。在危機時刻，無政府主義者就會像社會民主黨一樣，成為資本家階級的代理人。
對於目前的大戰，無政府主義者拿不出任何綱領，也沒有任何主見，只有一面由於背叛西班牙無產階級而被玷污了的旗幟。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者只會用愛國主義——配上幾聲人道主義的哀嘆——來腐蝕工人群眾的意識。有的無政府主義工人是願意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的，我們在團結這些工人的同時，還得要求他們同自己的領袖徹底決裂，這些領袖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革命中，都在給資產階級充當跑腿。
工會與戰爭
壟斷資本主義的巨頭雄踞於正式的國家政權機關之上，居高臨下地操縱著國家政權；機會主義的工會領袖則圍著國家政權的腳底四處奔走，竭力拉攏工人群眾去支持國家政權。如果工人民主能在工會中維持下去，這種醜惡的現象就不會上演。資產階級國家制度變得越來越專制，工會內部的制度也隨之變得越來越專制。在戰爭期間，工會官僚完全成了軍隊總參謀部安插在工人階級內部的憲兵。
但是，幹得再賣力，也救不了它。戰爭給目前的改良主義工會帶來了死亡與毀滅。正值壯年的工會幹部都被拉上了戰場。他們的崗位被兒童、婦女和老人接替了，而這些人的反抗能力是最弱的。戰爭結束後，所有參戰國都會遭到嚴重破壞，工人的生活水平將會倒退一百年。只有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改良主義工會才有可能存在。然而第一個被戰爭毀滅的，就是已經腐爛透頂的民主。當資產階級民主最終垮台時，它會拉著支撐它的所有工人組織當墊背。改良主義工會已經沒有生存空間。資本主義反動勢力將無情地消滅它們。必須立即向工人大聲發出警告，讓每一個工人都注意到這種危險。
新時代需要新方法。新方法需要新領袖。只有一種方法能夠拯救工會：把工會變為戰鬥組織，把戰勝資本主義的無序[35]與帝國主義的劫掠作為工會的目標。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工會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但這首先需要推翻資本家階級，並將生產資料國有化。只有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工會才能逃脫被戰爭的廢墟壓死的命運。
第四國際
無產階級先鋒隊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共戴天的死敵。但它並不害怕這場大戰。它接受了由階級敵人選定的角鬥場。它高舉著自己的旗幟，走進了這個角鬥場。
第四國際是唯一一個做出了以下成就的組織：它對世界大勢做出了正確的預測：它預見到了新的帝國主義災禍必然到來；它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和平主義騙子和斯大林派的小資產階級冒險家；它同以「人民陣線」為名的階級合作政策進行了鬥爭；它把在西班牙叛賣革命的共產國際與無政府主義者釘上了恥辱柱；它不妥協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中派主義幻想；它按照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精神，不斷地鍛造自己的幹部。我們在戰爭時期的政策，只是我們在和平時期的政策的集中延續。
第四國際依據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制定了自己的綱領。第四國際堅決拒絕調和主義，這種調和主義現在已經成了各個不同陣營的正式的工人官僚機構的主導思想，工人官僚常常以此為掩護，向資產階級民主屈膝投降。我們已經在一系列文件中闡釋了自己的綱領，而這些文件是向所有人公開的。我們的綱領的精神，可以概括為六個字：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的綱領是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為基礎的
第四國際徹底地、全心全意立足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傳統和組織方法。就讓那些反對集中制的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盡情哀嚎吧。就連只參加過一次罷工的工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沒有紀律，沒有一個堅定的領導層，鬥爭就搞不下去。整個當代都浸透了集中制的精神。壟斷資本主義把經濟上的集中制發揮到了極致。以法西斯主義為其外表的國家集中制具有了極權性質。民主國家正在日益倣傚這種模式。工會官僚正在無情地保衛自己的強大的機關。為了同革命作鬥爭，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在無恥地利用國家機關。在這種形勢下，保障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用革命的集中制來對抗反動的集中制。必須精心挑選出一批久經考驗、隨時準備自我犧牲、對勝利充滿不滅的渴望的革命者，用鐵的紀律把他們凝聚成無產階級先鋒組織。要系統地、辛勤地準備進攻，當關鍵時刻到來時，要堅決地把整個階級的力量投放到戰場上——只有一個堅決的、集中的黨，才能教會工人這個道理。
淺薄的懷疑論者總是喜歡說，布爾什維克的集中制會墮落成官僚主義。說得好像歷史的整個進程，全都取決於一個政黨的體制似的！事實上，黨的命運取決於階級鬥爭的進程。但是，無論如何，布爾什維克黨仍是唯一一個在行動中證明了自己能夠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國際無產階級現在需要的正是這樣的黨。如果戰爭結束後，資產階級制度仍然完好無損，那麼所有革命政黨都將墮落。如果無產階級革命能夠獲勝，導致墮落的條件就會消失。
在反動勢力耀武揚威、群眾陷入幻滅和疲憊無力的形勢下，在被工人階級的傳統組織的腐臭氣味給毒化了的政治氣氛中，在無數的艱難困苦之中，第四國際的發展難免會比較緩慢。中派分子瞧不起我們的努力，他們曾多次進行孤立的嘗試，企圖把左翼團結起來，乍看起來，這些嘗試要更廣闊、更有前途。然而，還沒等群眾記住它們的名字，這些自命不凡的嘗試就全都化作了塵土。只有第四國際在堅持不懈地逆流而上，並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成就。
我們經受住了考驗！
一個真正的革命組織，首先應該具有這樣的特點：每當形勢發生新的轉變時，它都會以嚴肅的態度，來制定和檢驗自己的政治路線。民主與集中制結合起來，才會結出豐盛的果實。我們的各國支部在戰火中熱烈地討論了有關無產階級政策的一切問題，對各種方法進行檢驗，順便清洗掉那些只是由於反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而加入我們隊伍的不可靠分子。在創建真正的革命黨的過程中，同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分道揚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分散在各國的同志，絕大多數都經受住了戰爭的初步考驗。這一事實，對於第四國際的未來具有無法估量的重大意義。我們組織的每一個基層成員，都要把自己當成即將在戰火中建立起來的革命軍的指揮員，這不僅是他們的權利，更是他們的義務。當群眾奮起參加革命鬥爭時，各種機會主義的、和平主義的、中派主義的綱領就會馬上暴露出它們的無用。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無論是在工廠裡、在礦山上、在工會裡，還是在團隊裡、在軍艦上，都要比一百個自怨自艾的小資產階級假革命者有用無數倍。
對於第四國際的作用，大資產階級政客要比小資產階級學究看得更清楚。就在法德兩國斷交之前，法國大使庫隆德爾[36]與希特勒見了最後一面，兩人用戰爭的後果來相互恐嚇，最後達成共識：「唯一真正的勝利者」將是第四國際。波蘭遭到入侵後，法國、丹麥等國的重要報刊都登出了這樣的消息：在柏林的工人區，有人在牆上貼出了這樣的標語：「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萬歲！」這句標語的意思是：「打倒第三國際，第四國際萬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獨立日，更為堅決的布拉格工人和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37]，「保護者」諾伊拉特男爵發表官方聲明，宣稱捷克「托派」是遊行的幕後主使[38]。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前總統貝內什[39]主辦的報紙上，刊登了來自布拉格的消息，這些消息表明捷克工人正在變成「托派」。目前，這還只是一些徵兆。但它們正確地預示了發展趨勢。新一代工人將會被戰爭逼上革命的道路，他們將走到我們的旗幟下。
無產階級革命
人們根據歷史經驗，總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取勝的基本條件，並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資產階級已深陷絕境，並導致了統治階級的混亂；（2）小資產階級中間出現了對現狀嚴重不滿、並絕望地尋求決定性變革的情緒，而沒有小資產階級的支持，大資產階級就撐不下去；（3）無產階級中間產生了對現狀忍無可忍、並願意進行革命行動的意識；（4）無產階級先鋒隊能夠拿出明確的綱領，並能提供一個堅強的領導層——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勝的四個條件。這四個條件同時成熟的情況是很少見的，這是許多革命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歷史上，戰爭往往會催生革命，正是因為戰爭會動搖陳舊的體制的根基，削弱統治階級的力量，推動被壓迫階級的革命義憤的增長。
不僅交戰國，就連中立國的資產階級都已經迷失了方向；人民群眾的驚恐和不滿情緒在不斷加重；戰爭每進行一個月，這些情況都愈加嚴重。誠然，在過去二十年裡，無產階級屢戰屢敗，每次失敗都比上一次更為慘重，它對自己的舊政黨失去了信心，它的確是懷著消沉沮喪的情緒來迎接戰爭的。但是，誰也不應高估這種情緒的穩定性或持久性。形勢造成了這些情緒；形勢也將驅散這些情緒。
戰爭和革命，首先是由青年一代來進行的。成百上千萬的青年在工業部門找不到工作，他們在失業中開始了自己的人生，也因此與政治生活相隔絕。現在他們正在或即將找到自己的位置：國家把他們編成團隊，從而為他們開啟了革命聯合的機遇。毫無疑問，戰爭也將把老輩們的冷漠情緒一掃而光。
領導層的問題
領導層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既然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都在為帝國主義效勞，而真正的革命分子只佔極少數，那麼，革命不就會被再次叛賣嗎？換個問法：我們能不能及時建成一個能夠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黨？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的回答，首先就要正確地提出問題。沒有成熟的革命領導層，某次起義就可能以失敗告終。但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單獨一次起義。問題在於整個革命的時代。
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走投無路，只能儘可能地垂死掙扎。需要為持續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戰爭、起義、短期休戰、新的戰爭和新的起義作準備。一個年輕的革命黨，必須立足於這個前景。歷史將會給它提供足夠的機遇與可能性，讓它考驗自己、積累經驗並成長起來。先鋒隊鍛造得越快，流血衝突的階段就會越短，我們這個行星遭受的破壞也就會越少。但是，只有讓革命黨成為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才能解決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革命的發展速度與時間間隔的問題固然極為重要；但它不會改變歷史的總前途，也不會改變我們的方針政策。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必須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就是第四國際的任務。
有些人為了給他們的悲觀結論找藉口，便一味念叨上次大戰造成的悲慘後果，真是大錯特錯！首先，上次大戰催生了十月革命，它的經驗教訓滋養了全世界工人運動。其次，目前這場大戰的形勢，與1914年的形勢有著根本的不同。如今，包括美國在內，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形勢都已極度惡化，戰爭的破壞力也遠遠超過了二十五年前的大戰。因此，在這次大戰中，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工人和士兵會做出更迅速、更堅決的反應。
第一次大戰的經驗，給群眾留下了很深的影響。當時，群眾仍對民主與和平主義充滿了幻想，第二國際的力量便來自這種幻想。工人群眾真誠地希望1914年的大戰會成為最後一場戰爭。為了使自己的後代不再相互廝殺，士兵們甘願赴死。正是因為心懷這種希望，人們才能忍受戰爭達四年多之久。如今，民主與和平主義的幻想已經幾乎徹底破滅。對於目前這場帶給他們無窮苦難的大戰，各國人民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除了新的枷鎖，他們已經不指望戰爭能帶給他們什麼東西了。極權國家的人民的想法也一樣。背負著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沉重負擔、並牢記著它的經驗教訓的老一輩工人，還遠未絕跡。那些比最老一輩年輕些的人，他們在上次大戰期間還在上學，他們還記得那些虛偽的愛國主義與和平主義口號。這個階層現在已經被戰爭機器的重量給壓垮了，但是，當大戰迫使勞動群眾站出來公開反對本國政府時，這個階層的無價的政治經驗，就會迸發出它的全部力量。
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倒回奴隸制
我們的提綱《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出路的迫切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40]。」
十九世紀的問題，僅在於保證經濟生活能夠更快、更健康地發展；現在問題已經變了：如今的問題是阻止人類的自殺。這個尖銳的歷史性問題，使機會主義政黨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相反，革命黨認識到，它是按照歷史無情的必然性來行動的，它由此獲得了無窮的力量。
另外，在上次大戰爆發時，只有少數孤立的國際主義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與現在的革命先鋒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只有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代表了革命的力量。但是，除了列寧身邊的一小批流亡者之外，絕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員都未能擺脫民族的狹隘性，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
與上次大戰爆發時的前輩們相比，第四國際的人數更多，它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更為出色。第四國際直接繼承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華。第四國際吸收了十月革命的傳統，並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最富有教益的歷史時期的經驗給總結成了理論。它對自己充滿信心，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
我們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戰爭會極大地加快政治進程。那些昨天看起來還很遙遠的重大任務，在兩三年內就會變成我們眼前的迫切任務，甚至可能要不了這麼久。依據和平時期的慣常形勢制定的綱領，必將落後於形勢的發展。與之相反，第四國際的過渡要求綱領，在目光短淺的政客看來非常「脫離實際」，但在發動群眾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它就會展現出自己的全部重要意義。
在新的革命開始時，機會主義者會像二十五年前一樣，再次向工人群眾灌輸在廢墟上建不成社會主義的觀點。說得好像無產階級還有別的選擇似的！人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基礎上進行建設。俄國革命已經證明，工人統治可以讓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發展起來，擺脫最嚴重的貧困。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創造更偉大的奇蹟。戰爭能摧毀樓房、鐵路、工廠和礦山；但它不能摧毀技術、科學和技藝。無產階級在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後，通過正確地組織自己的隊伍，投入資產階級制度留下的合格勞動力，根據一個統一的計畫組織生產，它不僅能在短短幾年時間裡修復被戰爭破壞的一切，還能創造條件，讓以團結友愛為基礎的文化能夠充分發展。
怎麼辦？
德軍在擊敗荷蘭和比利時，並粉碎了同盟國軍隊的初步抵抗之後，正在氣勢洶洶地殺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峽；就在此時，第四國際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這個宣言。在柏林，人們正在急不可耐地準備慶祝勝利。同盟國陣營已經驚恐不安，幾乎驚慌失措了。我們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去對戰爭接下來的階段進行戰略推演。無論如何，希特勒正憑著他的巨大優勢，深刻地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形勢。
「但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不是應該幫助民主國家進行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嗎？」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圈子就是這樣來提出問題的，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永遠都只是資產階級的某個派系的輔助工具。我們懷著極大的憤慨，拒絕這種政策。當然，就像同一列火車上也有不同檔次的車廂一樣，資產階級社會裡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當整列火車正在墜入深淵的時候，面對著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腐朽的民主主義和嗜殺成性的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也就消失了。
希特勒的勝利與獸行，自然會激起全世界工人的切齒痛恨。但是，工人的合情合理的仇恨，絕不意味著應該幫助希特勒的敵人（這些敵人儘管要弱一些，卻跟希特勒一樣反動）。對於人類的終極命運而言，英法帝國主義的勝利，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勝利一樣可怕。資產階級民主已經無藥可救。工人如果幫助本國資產階級同外國法西斯主義鬥爭，就只會加快法西斯主義在本國的勝利。歷史提出的任務，不是去支持一個帝國主義陣營，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陣營，而是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制度。
工人要掌握軍事技能
群眾正在日益軍事化。有人以為通過空洞的和平主義抗議，就能消除這種軍事化，我們不接受這種奇思妙想。在下一階段，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由武力來解決。工人不應該害怕武器，反而要學會使用武器。革命者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都要與人民打成一片。一個布爾什維克不僅要力爭成為最好的工會活動家，還要力爭成為最好的士兵。
我們不想讓資產階級到了最後關頭，才把沒受過訓練、或沒有接受過充分訓練的士兵趕上戰場。我們要求：國家必須立即給工人和失業者提供條件，讓他們學會步槍、手榴彈、機槍、火炮、飛機、潛艇及其它戰爭工具的使用方法。必須與工會密切合作，成立專門的軍事學校，把工人培養成熟練掌握軍事技能、並能勝任指揮員職務的專家。
這不是我們的戰爭！
同時，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這場大戰並不是我們的戰爭。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截然相反，第四國際的政策，不是為了讓資本主義國家大發戰爭財，而是為了把帝國主義大戰轉變為工人反對資本家的戰爭，推翻所有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從這個立場出發，戰線的變動、首都的毀滅、領土的佔領、個別國家的垮台，都只是重建現代社會的道路上的悲劇性的插曲。
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們都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向工人群眾解釋說，他們的利益與嗜血的資本主義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發動群眾反抗帝國主義；在一切交戰國和中立國宣傳工人聯合的思想；在每個國家組織工人與士兵的聯歡，並組織交戰雙方的士兵聯歡；發動婦女和青年反對戰爭；在工廠裡、在廠房裡、在村莊裡、在兵營裡、在陸軍和海軍裡，耐心地、堅定地、不懈地為革命進行準備。
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全世界無產者，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這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根據《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紐約，第二版，1973年）第183—222頁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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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0年5月19日—26日，正當納粹軍隊橫掃西歐之時，第四國際在紐約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同志起草的這個宣言。這是第四國際在托洛茨基同志生前通過的最後一個重要決議。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同志憑藉他敏銳的直覺和豐富的經驗，發現了這場大戰與上次大戰的不同點，因此，他得出了必須修改政策的結論。這個宣言，便是他的思考的結晶。
托洛茨基同志認為，隨著社會的軍事化，工人不能簡單地拒絕武器，而應該主動接受軍事訓練，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應當在工會的監督下，對工人進行軍事訓練，使工人成為熟練掌握軍事技能的專家。他還提出，戰爭將使形勢迅速發生變化，第四國際的每一個成員都要把自己當成即將成立的革命軍的指揮員。也就是說，他認為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都應當積極進行軍事準備，要抓住有利的形勢，建立政治獨立的武裝，借此推動革命。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這一新政策，是符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的。然而，他還沒來得及進一步發展和闡釋這個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務殺害了。他遇害後，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四國際美國支部）繼承和發揚了這個政策，將其發展成為「無產階級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PMP）。
遺憾的是，由於長期的孤立和殘酷的鎮壓，第四國際的許多支部，特別是被佔領國家的支部，依然囿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牴觸甚至拒絕接受「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沒有積極參加反抗法西斯軍隊的武裝鬥爭，結果失去了爭取群眾的支持、發展壯大組織的良機，也將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斯大林黨，從而使斯大林黨獲得了叛賣法國、意大利、希臘等地的革命運動的機會。
本文原名《第四國際關於帝國主義大戰與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為簡潔起見改為現名。——中譯者注
[2] 弗‧伊‧列寧，《社會黨國際的狀況和任務》，《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45頁。——中譯者注
[3] 即《華盛頓海軍條約》。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在華盛頓簽訂了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規定美、英、法、意、日五國的主力艦噸位之比為5:5:3:1.75:1.75。——中譯者注
[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4月，第327頁。
可在此處閱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3406.htm——中譯者注
[5] 所謂的「睦鄰」政策，是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的一項政策，他聲稱美國不會再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進行軍事干預，只想當個「好鄰居」。——原注
[6] 諾曼‧麥頓‧托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於俄亥俄州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11年擔任長老會牧師。一戰期間持和平主義立場，反對美國參戰。1917年參加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國社會黨參加總統大選。——中譯者注
[7] 1793年春季，封建貴族利用當地農民的落後性，在法國西部的旺代（Vendée）一帶掀起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企圖推翻共和國，復辟封建君主專制。革命軍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經過殘酷的戰鬥，才在當年年底把旺代的反革命叛亂鎮壓下去。維克托‧雨果在他不朽的傑作《九三年》中，對這場戰爭進行了精彩而入木三分的描寫。——中譯者注
[8] 托洛茨基，《號召建立第四國際的公開信》（Open Letter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5-36]），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26頁。此處引文略有修改。
可在此閱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 ——中譯者注
[9] 這句話一般被認為是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說的，但它的原創者應該是奧地利社民黨人費迪南德‧克洛納維特爾（Ferdinand Kronawetter，1838—1913）。——中譯者注
[10]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26頁。——中譯者注
[11] 同上，第326—327頁。——中譯者注
[12]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黨人，曾於1929—1933年擔任美國總統。——中譯者注
[13] 羅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1899年參加瑞士社會民主黨，在一戰期間反對戰爭，並組織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一戰後參與成立第二半國際。1915—1917年、1919—1936年間擔任瑞士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36—1945年任瑞士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主席，1946年擔任瑞士聯邦國務委員會主席。——中譯者注
[1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4—335頁。——中譯者注
[15] 同上，第329頁。——中譯者注
[16] 薛西斯一世（Xerxes I，約前519—前465），又譯克賽爾克斯、澤克西斯、克謝爾克謝斯等，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國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中譯者注
[17] 克蕾奧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前51年—前30年在位，因美貌動人、生活奢華而聞名。——中譯者注
[18] 1918年1月，芬蘭蘇維埃在共產黨領導下，試圖奪取政權，但芬蘭資產階級政府向德軍求援，鎮壓了蘇維埃。蘇維埃俄國政府當時沒有足夠的力量，只能給芬蘭蘇維埃提供象徵性的援助。——原注
[19]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於烏克蘭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派，積極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後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後逃脫。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獲大赦。二月革命後，於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3月在盧甘斯克組織紅軍游擊隊。後任第10軍軍長。1919年改任烏克蘭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3年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5年11月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26年至1960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34年任國防人民委員，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40年改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二戰後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53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年退休。——中譯者注
[20] 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鐵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生於南比薩拉比亞（現烏克蘭敖德薩一帶）一個農民家庭。1914年應徵入伍，曾在西線作戰。1918年參加紅軍，1919年參加俄共（布）。內戰期間歷任排長、連長、團長、旅長、師長等職務。1925—1938年先後任騎兵軍軍長、軍區副司令和軍區司令等職務。1940年5月擔任國防人民委員，不久後晉陞為蘇聯元帥。蘇德戰爭爆發後，於1941年7月改任西方面軍司令。此後曾擔任過多個方面軍的司令，戰爭末期擔任大本營代表。戰後曾擔任多個軍區的司令，1960年擔任國防部總監察組總監，1970年逝世。——中譯者注
[21]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2頁。——中譯者注
[22] 即共和人民黨（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該黨於1923年9月9日由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穆斯塔法‧基馬爾（Mustafa Kemal，1881—1938）創立，原名「人民黨」，1924年11月10日改稱「共和人民黨」。從1923年到1945年，該黨是土耳其唯一的合法政黨。——中譯者注
[23] 國民大會黨與穆斯林聯盟是反對英國統治的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印度獨立後，國民大會黨成為印度的執政黨；印巴分治後，穆斯林聯盟成為了巴基斯坦主要的政治力量。——原注
[24]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3頁。——中譯者注
[25] 1936年6月，法國爆發了大規模工潮，大約七百萬工人同時參加了罷工（許多是靜坐罷工）。1936年7月，法國又爆發了一波工潮。——原注
[26] 安德列‧萊昂‧布魯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於巴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大學。當過律師。十九世紀末參加社會黨。1914年7月饒勒斯被暗殺後，成為社會黨的主要領袖。一戰期間支持戰爭。1919年出任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兩次出任總理。二戰期間被維希法國政府關押，1945年5月獲釋。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臨時政府總理。——中譯者注
[27] 萊昂‧茹奧（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國工會活動家。曾長期擔任法國總工會領導。——中譯者注
[28]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37頁。引文有修訂。——中譯者注
[29] 「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是斯大林的創造，這個理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不是敵人，而是雙胞胎。既然社會民主黨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種變種，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種形式的法西斯分子，那麼，任何其它派別組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參加。希特勒能成功奪權，「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居功至偉。斯大林派最後在1934年拋棄了這個理論，然後，它就不僅向社會民主黨獻慇勤，也向羅斯福和達拉迪耶等資產階級政治家獻慇勤。托洛茨基這句話嘲諷的是這件事：斯大林派在1928—1934年堅持認為，所有的非斯大林派組織都是「社會法西斯」，所以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拒絕與任何工人組織合作；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條約之後，斯大林派事實上又變成了納粹德國的堅定辯護士。——原注
[30] 1941年6月22日，第三帝國入侵蘇聯後，蘇聯官僚對希特勒的政策發生了決定性的劇變。——原注
[31] 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1859—1947），空想社會主義的法比烏斯社（Fabian Society）的創立者之一，並協助創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他曾擔任殖民地大臣（1929—1931）與自治領大臣（1929—1930）。馬呂斯‧穆泰（Marius Moutet，1876—1968）是法國社會黨人，曾在1938年的人民陣線政府內擔任殖民地部長，並下令監禁印度支那托派領袖謝秋收（Tạ Thu Thâu，1906—1945）。——原注
[32] 比森特‧隆巴多‧托雷達諾（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3—1968），斯大林分子，墨西哥工人聯合會（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México，CTM，墨西哥主要的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積極參加了墨西哥斯大林黨對托洛茨基的大污衊，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污衊運動是為了給暗殺他製造輿論。——原注
[33] 1935年，與托洛茨基決裂的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同中派的工農同盟（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BOC）合併，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當他們參加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後，托洛茨基同他們斷絕了一切關係。——原注
[34] 即「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心」（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它是由一批脫離了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中派主義團體在1932年成立的國際組織，成員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西班牙支部）、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支部）、獨立工黨（英國支部）、工農社會黨（法國支部）等。它往往被戲稱為「第三半國際」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國際，因總部設在倫敦，簡稱「倫敦局」（London Bureau）。——中譯者注
[35] 此處的「無序」原文為anarchy，通常譯為「無政府（狀態）」，即「資本主義一味追求利潤，而盲目地、無計畫地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特徵之一，也是一次次導向經濟危機的原因。但是，為了應對危機，資產階級之中也一直有管制經濟的聲音，尤其是在30年代大蕭條之後，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政府管制已成為普遍現象，如果仍譯為「無政府狀態」，則很容易讓讀者誤會，故改譯為「無序」。——中譯者注
[36] 羅貝爾‧庫隆德爾（Robert Coulondre，1885年9月11日——1959年3月6日），法國外交官，曾於1936—1938年任法國駐蘇聯大使，1938—1939年任法國駐德國大使，他是法德斷交前的最後一任駐德大使。——中譯者注
[37] 1939年10月28日，即捷克斯洛伐克獨立21週年紀念日，許多工人和學生不顧納粹德國的鎮壓，在全國各地舉行了多次示威遊行。——中譯者注
[38] 捷克斯洛伐克被納粹德國吞併後，被劃分為「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在1939—1943年間，「波西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的「保護者」（即總督）為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中譯者注
[39] 愛德華‧貝內什（Edvard Beneš，1884年5月17日——1948年9月3日），生於波西米亞一個農民家庭，曾就讀於布拉格查理大學，1908年獲得法學學位。一戰期間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獨立運動的主要領袖，1915年流亡國外，1916—1918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員會書記，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後，於1918—1935年任外交部長，1921—1922年任總理，並於1935—1938年擔任總統，1939年10月—1945年4月任流亡政府總統，1945年—1948年再次擔任總統。——中譯者注
[40] 《戰爭與第四國際》，《托派第四國際資料（第二輯）》，第325頁。引文有修訂。——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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