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會怪不成功是因為家庭拖累嗎? 而不問自己有努力嗎?跟我哥一樣
家人他確實要負擔 但也並非全依賴他 我自有存款與勞保也負擔的起母親+我自己
最重要是從沒見過他努力過
以前當美髮師時 他說沒興趣 但說真的他的外表與才能很適合
喜歡發明 也沒看他研究 只是後發明1~2個簡單理論的設計 但專利要錢就放棄 也不再鑽研 他也不適合看高深科研
很有雕塑家天賦 但沒鑽研<<<<<<<<這點應是未來成功機會
有遊戲企劃天分 沒下心力 也不適合
想要搞生意一次大發 有靈感 沒執行能力 (比如app付費教學生解題之類)
等等
莫零 wrote:筆者苟同於這樣一種觀點：“父母財産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
其實一般人失敗都會...(恕刪)
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産，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産傳之子女。”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后，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在山西晉中各縣的地方縣誌中几乎都有烈女卷，記載一些年輕時就開始守寡且能守節一生的婦女的事跡。
當時，山西各地的年輕男人往往在新婚不久，便要離家別妻走西口，到口外去謀個營生。幾年過后，到了歸期，可送回鄉里的經常是一口棺材，新婚媳婦哭干了眼淚，只能守着幼兒艱難過日。
當時婦女地位極其低，寡婦再嫁是辱沒門庭、沒有臉面的一件事情，於是有的女人選擇了自殺，有的則忍辱負重，撫養孩子長大成人。在《介休志？列女卷》中可以查到這樣的真人真事有很多。全是年輕寡婦，守節終生，留有貞節牌坊作她們最后人生的見證。清朝時期這樣的記載更多，可見當時年輕人外出討生活之風有多盛興，也可見走西口者的婚姻有多不幸。
當年在山西民間流行着這麼一句話：“嫁女不嫁走西口漢，一輩子婚姻三年半。”聽着都凄慘。
山西人走口外經商，常年漂泊在外，口外的蒙古是他們的重要活動地區。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准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伙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
因此，從十一二歲人號，到六十歲退休，走西口的經商者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的機會。
於是，在山西，便有許多描述年輕商人外出與妻子分別的民謡，如：半截瓮，栽蒜薹，綠綠生生長上來。
兒出門，娘安附，隔着門縫看媳婦。
白白臉，黑頭髮，越看越愛舍不下。
經商去，遠離家，不如在家種莊稼。
又如年輕媳婦思念外出經商丈夫的民謡：悔不該嫁給買賣郎，丟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還是莊稼漢，一年四季常做伴。
由於走西口的商人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家與老婆團聚，導致其婚姻多有不幸，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說法。
清人紀昀(1724—1805年)，字曉嵐，號青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謚文達，直隸河北獻縣人。學問淵博，長於考證訓詁，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任總纂官，並主持寫定了《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紀昀在其《閲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了多例關於晉商常年外出引發的男女之事。在此列舉其中記載的三個故事：其一：
晉籍李甲，婚后外出經商，又轉徙為鄉人靳乙養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蹤跡，遂傳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無所依，寄食於母族舅家。其‘舅又攜家外出經商，商舶南北，歲無定居，李甲久不得家書，亦以為妻死。靳乙謀為甲娶婦。會婦舅流寓於天津，念婦少寡，非長計，亦謀嫁於山西人，以后尚可歸裡。懼人嫌其無母家，因詭稱己女。衆為媒合，遂成其事。結婚之夕，以別已八年，兩懷疑而不敢問。宵分私語，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實據而遽嫁，具詬且毆。合家驚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婦亡之實據乎？且流離播遷，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諒其非得已矣”。甲無以應，遂為夫婦如初，破鏡重合。
其二：
又有張一科，攜其妻就食塞外，傭於(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資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厭薄之，辭誶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
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愛我，眠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資於我。此而不遣，留之何為？”一科益憤，竟抽刀殺妻，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后自首就獄”。
其三：
又有一人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全。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云：“我與爾婦最相眠，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托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故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鬥至訟庭。
在山西各地的地方志中也記載了許多晉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經商，苦守一生的悲慘事例：
“明代永洛人韓玻妻薛氏，玻商於淮以病歿，薛聞訃慟，不欲生。弟媳勸慰說，嫂勿念無后嗣，我生男，即為伯后。薛泣謝，最后孤寡度過一生。
“清代山西襄汾縣王永珍妻劉氏，永珍貿易江南，客死宿州，劉氏時年二十有三，聞訃哀慟幾絶，繼念室中無他親故，子義順才一歲，遂日機杼為生。子稍長，教讀書，劉氏守節二十七載以病終。
“臨汾陳萬春妻，年十四嫁萬春，十七時萬春貿易於外，不知去向。劉氏事翁姑，備極辛苦。
“臨汾樊恪妻張氏，夫歿於商，張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櫬來歸，朝夕啼哭。孤子三歲而歿，取侄為子，亦歿。苦節終生如一日。
“梁曇妻李氏，年十八，夫歿於賈，生子甫二月，婦矢志守節。曇嘗植槐於庭，夫歿，婦紡織不離其處。或問其故：此樹吾夫所植，見樹如見吾夫矣。后撫孤成立，壽八十五歲，其夫所植槐大數圍，鄉人呼為節孝槐。
“介休縣侯懋功妻賈氏，婚八月，懋功即商於外，四載，客死在雲中。櫬既歸，賈氏即飲酒未絶，姑力救之。
“臨汾縣刊、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貿易，病故，時王氏年二十三歲，子儀；歲，家貧無依，王氏堅志守節，針指度日，撫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終。
“稷山縣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貿易西隆，音訊杳然，存亡未卜，程氏矢志詩之，雖凍餒交侵而終生不易其守，歿時年七十六歲。
“翼城張氏，史左信妻，婚后四十日左信即入秦行賈，未幾歿於涼州，張氏誓不改適，苦守節四十年。
“聞喜薛氏，張學優妻，夫貿易河南，遂歿於外，子佩秀甫四歲，薛氏撫之。
“翼城王氏，王鳴歧妻，夫服賈山東，因染時症亡，時王氏年十九，夫柩歸裡，王氏哀痛不已，出殯前，自縊於靈前。
“夏縣樊雲煥妻王氏，夫貿易五年不返，客死於外，王氏年二十二歲，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節二十九年卒。”
晉商在選擇妻子的標準上，以賢德為首，目的是使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外出經商。如祁縣富商喬氏創始人喬貴發，當年在包頭經商發跡后，年已三十多歲。如果他在包頭結婚會很容易，包頭的姑娘他也可任意挑選。但是他覺得如果在包頭結婚后無人能代他常去祖宗墳頭祭祀，因此認為仍在原籍找妻子為好。其次，他考慮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個本分、賢惠的妻子幫他料理家務。喬貴發發跡后，恰巧有個帶一小男孩的年輕程寡婦借住在他的舊居。原來此女年輕時曾與喬貴發有些戀情，借住喬氏舊居后便常去喬氏祖墳代為祭祀，算是對借住房主的還報之意。喬貴發見到此女，心想若娶個千金小姐，不僅需雇人侍候，還擔心賺回的錢來被她揮霍掉，如果娶了這個小寡婦，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了。
於是便決定與程氏結婚——富商娶了個小寡婦。可見喬貴發在婚姻問題上的講實際與精明之處。
當然，富貴如喬貴發者還娶小寡婦的，絶對是個例而已。一般來說，晉商中的富戶豪族，其婚姻也要考慮門當戶對。就以喬貴發的后代為例，其子弟多與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輩喬景僖妻曹氏為富商女，景儼委妻趙氏為太谷同知之女；映字輩喬映霄妻馬氏為富商女，喬映奎妻為大德恆票號掌柜之妹，喬映輝續弦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璜妻馬氏為富商馬氏女，喬映寰妻常氏為榆次富商常氏女，喬映庚妻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經理閻維藩之女，喬映南妻曹氏為太谷富商曹氏女。喬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喬是儀之女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儼之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太谷商人書法家趙鐵山等。
但是，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並不是有了錢就美滿。如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原配程氏，難産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不久楊氏也去世。一次，喬映霞在津偶與劉菊秀邂逅。喬映霞在津因微疾人院，劉菊秀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后成婚，生一子。后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后離異。喬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髁骨斷裂，終成跛腳。
民國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民國画報》第十七、十八期上，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喬映霞與劉氏的婚姻內情：喬劉二人是1917年經人介紹結識，並於這一年的農曆十一月二十日結婚，第二年農曆十月三十日生下一子。劉菊秀有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之間的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后，劉菊秀並未嫁林某，而是嫁給了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財産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産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産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産墜人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産受着痛苦了。財産究竟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享有財産的人不會用財産呢？”
筆者苟同於這樣一種觀點：“父母財産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
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産，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産傳之子女。”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后，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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