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AIT）近期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引發外界揣測，是否意味美方將發起一場針對中國「一中原則」的新一輪法律敘事戰。然而回顧歷史，美國對台灣地位的處理從未是為台灣設想，而是一種服務其戰略利益的政策語言，目的是保留彈性、避免被中國主張主權的話語所綁架。
早在1950年，冷戰初期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即向杜魯門總統建議，美國應否定《開羅宣言》關於台灣歸屬中國的內容。他認為，該宣言假設台灣人民願意回歸中國，然而經歷日本統治與戰後變局，這一前提已不符現實。杜勒斯主張，《聯合國憲章》保障人民自決的原則應優先於戰時協議，未來若台灣真與中國建立政治聯繫，也應考慮某種自治安排，以反映台灣人民對自我治理的期待。
這樣的主張在冷戰初期構成「地位未定論」的法理基礎，其核心並非支持台灣獨立，而是讓美國在對中關係、亞太政策與國際法之間取得空間。1972年美中建交過程中，美方在《上海公報》中僅「認知」（acknowledge）中方立場，從未「接受」（accept）中國對台主權的主張，這種語言策略，正是模糊政策的體現。從1970年代到2000年初期，美國儘管在實務上維持一中政策，但始終未放棄法理上的模糊空間。
小布希政府初期，對中鷹派曾打算重新推動「地位未定論」，認為尼克森與季辛吉對中國讓步過多，應回歸1950年代的原始立場。惟911事件發生後，戰略重心轉移，相關論述被擱置，直至歐巴馬與川普時期，美中關係全面競爭下，「未定論」才又被政策圈重新提出，作為抵制中國「一中原則國際化」的重要語言工具。
然而對台灣而言，這場辯論的核心不在於歷史本身，而是如何套用至當前現實。歷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過去決策，但無法解決今天的困境。即使美國與其盟友在法理上支持「地位未定」，但有哪一國會僅因法律主張，在台海發生衝突時挺身而出？國際社會的支持從來不建立在法律語句，而是建立在利益與實力之上。
巴勒斯坦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即便聯合國特別報告明確指出，以色列可能構成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國際輿論在法理與道義上大多傾向巴方，但戰火至今未歇，國際社會的實質作為極其有限。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在今日的國際變局中，難道真的看不見？
台灣若無法持續展現經濟實力、科技優勢與制度韌性，即使在法理上占據道德高地，也難以獲得實質支持。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台灣內部真的認為可以依賴「未定論」作為主權論述主軸，甚至將其視為自我定位的一環，可能反而削弱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若自認地位未確定，今天的政府憑什麼代表台灣人民？
在當今區域局勢不斷重組、強權競逐加劇的背景下，台灣未來的空間只能由實力撐起，而非模糊論述可以支撐。如果我們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那麼「未定論」不過是他人手中的談判籌碼，與其說台灣被誰犧牲，不如說是自己看不清現實。
反之，若台灣能持續證明自己的價值，例如，科技產業的不可取代，以及作為印太和平穩定的關鍵節點，其他國家即使面對中國壓力，也會思考與台灣合作的可能。因為在國際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值得尊重的價值與無法忽視的實力。
當美國再次打出「台灣地位未定」這張牌，台灣必須審慎面對，看清楚這張牌，到底是幫助我們，還是只是對方博弈的籌碼？只談地位、不談實力，甚至否定體制的合法性，只想靠意識形態壯膽的心態，能守護台灣多久？（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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