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劍橋中國史·劍橋中華民國史》，讀的我心驚肉跳啊！委員長丟了大陸，他丟的一點都不冤

最近在讀《劍橋中國史·劍橋中華民國史》，讀的我心驚肉跳啊


　　委員長先生，簡直……
　　我算是知道委員長為什麼丟了大陸了。
　　他丟的一點都不冤。





　　1931—1932年和以後在1935—1936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上升，而南京當局看上去是躲在綏靖政策之後時，學生的愛國熱情迸發為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甚至毆打政府官員。南京政權對學生的這些抗議，最終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而對學生鼓動者中有少數共產黨人的事實又過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幾千學生被投入監獄。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現，出其不意地搜查學生宿舍和同學突然失蹤，使學生感到恐怖。這樣，南京政權在控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學生運動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為取得這種成功，南京政權同學生疏遠了，在政治上把學生推向左傾，其中許多人終於變成了共產黨員。 政治鎮壓是國民黨統治的一個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當時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再也掩飾不了，南京政權就不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北華捷報》在1930年5月寫道，“與不到18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①三年後，頗有聲望的《國聞周報》評論說，“民眾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②



　　南京政權決心鎮壓這股正在興起的不滿浪潮，加劇對批評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對者遭暗殺；愛報導缺點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報紙刊物受檢查。因為政府對領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評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國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蔣介石的政敵控制的省份，如張學良的湖北省或陳濟棠的廣東省，以求相對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時期，中國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華中地區，對蔣介石政策的反對卻是沉默的。任何組織和群體，若要對該政權的權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該政權強加控制，使之無害。 然而，正如陰陽之間的關係一樣，南京政權獨裁主義的性質，也由它本質上的虛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動和貪污腐化，腐蝕了國民黨運動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風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積極性。所以，甚至這個政權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實現孫逸仙綱領目標的動力、獻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眾擁護，在20世紀，民眾擁護才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於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確實，這種自我適應引起了許多——也許大多數——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①





　　由於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確實，這種自我適應引起了許多——也許大多數——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①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致。例如，由於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溫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復了共產黨人曾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後，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土地歸還原地主。這種政策有時格外難以實施，因為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掌握土地已達六年以上，界標和地契在許多情況下早已被毀。 南京政權也與國內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係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稅徵收權交給各省之後，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稅收或國營企業支持財政的辦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1/5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而銀行則從這種關係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別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於面值價——往往僅為面值的60%至75%——把公債出售給他們。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潤。②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的確，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產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但是，它們的利益有時也相互衝突。1927—1928年，當南京政權採取恐嚇、敲詐和綁架的手段為北伐最後階段籌款時，資本家第一次知道了這一實情。1935年，政府又剝奪銀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憑藉發行新政府債券，迫使私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受這些債券充當資本，孔祥熙一舉使政府成為兩家銀行的大股東。採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幾家規模較小的私人金融機構；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的近70%。①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結束了銀行家作為政治壓力集團所起的作用，並且確定無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權控制了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權。






　　與面向文職人員的CC系相對照，黃埔系則主要由軍官組成，但是，它對政治的關心也極為廣泛，至少是潛在地觸及國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嚴格地說，黃埔系概指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他們保持着對蔣介石效忠的強烈結合力。然而，如此稱謂的黃埔系並無組織，其中一些成員——如何應欽、陳誠及青年軍官——相互嚴重對立。因此，黃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間，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秘密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① 藍衣社在1932年初由為數不多的青年軍官組成，他們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對國家及國民黨運動的現狀感到擔憂。日本軍隊正在侵犯中國領土；共產黨軍隊雖歷經幾次圍剿依然在內地生存下來；而且，也許最令人驚恐不安的是，國民黨運動成員已變得腐敗，更多關心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不是關心實現革命的目標。根據藍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經失敗，國家處於危險之中。這些青年軍官——以胡宗南、戴笠、鄧文儀和康澤為代表——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財務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領導的情況下，組織起一個有三個基本層次的金字塔式團體。在高層，由主要領導層組織成力行社；中層命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運動的普通成員來自軍隊的下層、學生和政府機關，組織成中華復興社。鑒於國民黨組織混亂和紀律鬆弛，藍衣社強調有必要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團體領導人；同時還強調儉樸、廉潔和嚴守秘密。 由於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國的力量日益增長，法西斯理論漸漸引起藍衣社領導人物的注意。蔣介石也大力了解納粹的組織及活動方法。據報導，大約在1935年，他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中社會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②由於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獲得明顯的成功所產生的魅力，藍衣社同樣地提出極端民族主義、領袖崇拜、清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及社會“軍事化”。 藍衣社在30年代成為頗有影響的團體。他們控制軍隊內的政治訓練，從而有助於保證蔣介石得到這政治權力最終泉源的持續的支持。藍衣社也涉足於民事活動，如學校、童子軍①和警察。他們提供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新生活運動的幹部。他們手中也掌握着隸屬於蔣介石軍事委員會的令人生畏的軍事調查統計局。②這個以戴笠為首的秘密警察組織，對蔣介石判定的敵人（從日本人和共產黨人到貪官污吏，甚至國民黨內的政治對手）進行情報活動。它參與新聞檢查；還要對這10年間許多最聲名狼籍的暗殺活動負責，如1934年對史量才——上海的主要報紙《申報》的編輯③的暗殺。







　　有意義的是，思想意識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雖然這兩個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確定上表現出來，但是，根本問題是權力和地位。例如，藍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現為如何執行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然而，一個前藍衣社領導人承認，“任何[派系]鬥爭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鬥爭，而是為了飯碗的鬥爭”① 蔣介石知道這些黨內衝突，但是只要它們不爆發為暴力行為——如1934年藍衣社和CC系之間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預。的確，蔣介石實際上鼓勵派系之間的競爭。因為派系間的鬥爭使任何一個派系不致過於強大，蔣介石從而得以確保他對所有派系的至高權力。 國民黨統治通常被認為是“保守的”。然而，這易於使人誤解，因為這個政權的領導人事實上強烈不滿足於現狀，他們期望驟然地，甚至“徹底地”與中國當前的民族衰老狀況分手。例如，他們讚美西方科學及工業的進步，熱切期望運用西方技術來改善中國民眾的經濟福利。他們也希望重建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蔣介石理想的社會模式不在中國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國獨特的軍國主義。他回想起他在日本軍校的學生時代，聲稱那裡嚴格的兵營紀律，大體上恰恰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理想。①他認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國實現了那種理想。他羨慕地聲稱，“按照法西斯主義，組織、精神和活動都須軍事化……在家庭、工廠和政府機關，每個人的活動必須和在軍隊中一樣……換句話說，必須有服從、犧牲、嚴格、清潔、準確、勤奮、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須堅定地、勇敢地為團體和國家做出犧牲”。② 蔣介石熱切希望在中國創造的，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嚴格紀律和無條件服從領袖意志的軍事化的社會形象。他在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並自吹自擂地說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從他下面的言論可以看出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什麼是我現在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問道。“簡單地說，就是把全國公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以便他們能培養勇敢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時候為國家做出犧牲。”③顯然，他的法西斯主義形象實際上完整無缺地轉變成了新生活運動。





　　這樣的專門知識，在其他省份漸漸納入南京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軌道時，肯定會有助於蔣介石。也許在長江下游省份建立模範區的這一方案——事實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經濟顧問楊格在當時設想的，①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實幹家的現實精神。然而，這10年的歷史使人想到，這種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會小於蔣介石奉行的政策。因為蔣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麼也未控制好。這一點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壓倒一切的中國經濟，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經濟。例如，在1933年，現代製造業、採礦業及公用事業部門僅佔國內生產凈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四個從事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凈值的65%左右。農民生活的貧困駭人聽聞，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氣惡劣的年份，他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貧困的程度難於測度，但是，從下列事實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民眾的悲慘境地，1930年中國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於美國死亡率2.5倍，甚至顯著高於印度的死亡率。① 許多當代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們強調說，少數地主擁有多得太不相稱的耕地，把它們以過高的租率租給佃戶。正如國際聯盟駐中國首席農業專家路德維希·賴赫曼在1934年說的，“在[造成農村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因素中，也許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② 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來解決這一問題。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穫量的37.5%）。土地法還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規定不在鄉地主的佃戶，若已耕種該土地10年以上，有權購買他們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終不過是一份極好的表達意向的文件，因為南京政府從未執行過。佃戶繼續繳納主要收穫量50%至70%的地租；中國大約一半的農民繼續租種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國民黨人害怕搞亂農村的社會經濟關係。正如楊格所暗示的，他們可能為地主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所以不希望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剝奪或疏遠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樣，他們害怕解決租佃制度會引起社會革命，其結果他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見。②不論是什麼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實上一直未變。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國農村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的一個直接原因。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糧食生產間的不適宜的比例，而這是國民黨人首先要着手解決的問題。
　　





　　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項提高農民的生產率的廣泛計劃。這項計劃倡議進行種子新品種、殺蟲劑及肥料的研究。為防止水災，在長江、黃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設灌溉系統，並通過採用抗病植物和改進銷售技術，努力使絲、棉及茶的生產恢復生機。 這些改革計劃對農業地區影響輕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開支總額不到4%用於經濟發展。③而且，連這筆微薄的款項也大多亂花在官僚政治的無價值的項目中，積極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個國民黨支持者在1937年所寫：“前年，工作是調查某某地區；去年，工作也是調查某某地區；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調查、收集統計數字，畫地圖和召開會議。然而，由於撥款已用完，實際工程卻無法進行。”④
　　





　　感慨啊……
　　很多人懷念過去，並非因為過去比現在好，而是因為對現在的不滿。
　　都說毛老人家是殺人魔頭，我看和委員長一比，立馬相形見絀。
　　PS：關於三年時期，可以參考維基百科。
　　裡面有這樣一句話：在饑荒最嚴重的1962年，人口死亡率甚至快要接近民國時期的平均值。
　　也就是說，新中國死人最多的一年，還不到民國死人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