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viswu wrote:
中國如果刻意在營造台灣縱放嫌犯的形象
那我們也應該積極聲明是中國不肯為他們的國民聲張正義啊!!!
那些台灣詐騙集團，是對岸努力在抓的
我們縱放嫌犯無誤
對岸拼命地在幫受害人申冤
怎麼看都是我們無理
我記得詐欺是非告訴乃論
只有犯案人是受害人五等親內的情況下才是屬於告訴乃論
這個刑法343條有規定到
沒辦法辦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犯行和證據要能夠連結
這時候需要有受害人的證詞去做連結
在沒辦法拿到受害人的報案筆錄還有整個過程的取證資料的情況下
案子根本就辦不下去
靈魂守衛 wrote:2016年04月16日00:04
看判決書瞜 我也...(恕刪)
作者：林彥良（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我是2011年6月9日「空中監獄」案的主辦檢察官，此案所有國內外電信詐欺犯罪者，都經我一手偵查起訴。其中境外拘回起訴的詐欺犯有199人中，法院判決結果，有罪190人，1人無罪，另有8人通緝。只可惜法院對此類型案件的量刑刑度遠低於社會觀感容忍範圍，甚至淪為肯亞案中對岸強力主張司法管轄的口實，不能說服法院重判，我深感慚愧不安。
本案依團伙及分工分成50餘個案號接續起訴，起訴時均以他們所犯的是跨國有組織犯罪集團，年輕力壯不思正途，請求法院從重量刑並宣告強制工作。無奈法院在該案仍然一律輕判。
仔細觀察，輕判並非立法造成。依2011年當時的法律，詐欺犯每一個犯罪事實從1天到5年都可以判。法院以一罪一罰重判詐欺犯，並沒有法律上的困難。
輕判實際上是審判實務畫地自限的結果。依個人及同仁偵辦所見，法院審理中只要律師強力質疑，檢方舉證對岸公安部門製作的大陸被害人指證筆錄、大陸共犯自白供述筆錄都有可能成為要丟出法庭的傳聞，沒有證據能力。
檢方曾在審理時聲請調查取證，請院方利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透過對岸法院系統取證，或者是利用兩岸已成熟用於偵查審判的視訊系統取證，換來的是法院系統從上到下堅守「非當庭交互詰問不能形成有罪心證」、「視訊取證不在協議範圍內，無法辦理」的判決理由，把一切伸手可得的證據技術性拒於門外，被告無罪的機會自然大增(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1 月10日院鼎文廉字第1010000209號函意旨、司法院101 年2 月17日院台廳刑一字第1010001255號函覆意旨，均為無罪判決所愛用)。
另一些法官一方面不想讓詐欺犯無罪脫身，一方面在證據自我弱化之下，又怕上級審法院不支持，只好和被告來個大和解，輕判了事。
在2014年6月18日修法後，類似案件固然拉高刑度到1年以上7年以下，但所謂7年真的是擺好看的，法院的量刑永遠會在最低度刑擺盪。其實，個案承審的法官們不該被過度苛責，他們只是在踐行臺灣法院好幾代傳承下來的輕判文化，不能輕易改變，以力求量刑的公平。這恐怕是司法院近年來一連串的量刑改革，也難以撼動的。
2013年間為屏東廣大興號漁民被菲律賓海巡官員殺害案件赴菲調查，接待我方調查團的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副局長致詞時宣稱：不論我們（法律人）身在何處，正義必需彰顯（No matter where we are, justice must be served.）。對照臺灣處理跨境詐欺案件自我本位、吞舟是漏的判決困境，想來不禁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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