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經濟學人》把台灣放在頭條，分析了台灣種種怪奇現象：房價／所得比高於紐約與倫敦、同樣的東西在台灣往往比國外貴好幾倍、對美出口順差持續暴增、台幣嚴重被低估、硬體產業超強、經濟果實未能全民共享。把台灣現況總結成了一個詞「台灣病」。報導深入探討了台灣在「出口導向、晶片獨霸」的成功故事背後，所隱藏的嚴重結構性扭曲。
這一系列分析，雖然著眼於台灣的經濟風險，但其份量幾乎可視為歐美輿論施壓台幣升值的大動作。或更直接地說，這很可能影響美國後續對新台幣匯率的政策判斷。
台灣幾乎所有表面問題，根源都是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而外銷與匯率正處於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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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指出，台灣經濟正被「四大失衡」所困。
首要且最關鍵的，是極度低估的匯率。 根據經 GDP 調整後的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計算， 新台幣對美元被低估高達 55%，在全球敬陪末座。 這種低估程度，已顯著偏離台灣強勁的經濟基本面。台灣出口表現極為亮眼，過去 5 年晶片與伺服器出口暴增 3 倍；2025 年迄今的經常帳順差（涵蓋商品貿易與各種跨境收益）已擴大到 GDP 的 16%，遠高於 2010 年代的 10%。在如此強勁的數據支撐下，台幣的理論走勢應為升值，但現實顯然並非如此。
其次，是社會層面的失衡：經濟成長的果實並未被公平分享。長期偏低的匯率，對依賴進口食物與能源的台灣而言，實質上加重了所有消費者的負擔。弱勢台幣推高進口成本，其代價最終從普通家庭轉移到出口商的利潤上。
這也解釋了台灣勞工的長期困惑：為何經濟在成長，薪資卻顯得停滯？《經濟學人》提供的數據相當尖銳：自 1998 年以來，台灣勞動生產力翻倍，薪資漲幅卻遠遠落後。更具衝擊性的是，衡量工人報酬的「單位勞動成本」，同期間竟下滑 25%。這證實了許多人的感受——勞工在整體經濟產值中所獲得的相對占比，實際上正在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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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失衡，顯現在資產價格的泡沫化。為了維持低匯率，央行（CBC）必須持續在外匯市場購入美元，向金融體系釋放巨額的新台幣流動性，並長期壓低利率。這些找不到去處的過剩資金，最終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圖表顯示，台灣房價所得比的攀升軌跡，與外匯存底的累積軌跡高度相關。自 1998 年以來，台灣房價上漲了 4 倍。目前台北的房價所得比中位數已達 16 倍，其負擔壓力甚至超過倫敦與紐約。
最後，是潛在的金融系統性風險。巨額的順差資金總要有去處。報導指出，近年來央行為降低干預色彩、避免被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籤，部分順差資金被巧妙引導至壽險業，再由壽險業投資海外（主要是美元資產）。
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弱點：壽險公司以「新台幣」計價的負債（保戶的儲蓄），卻依賴「美元」計價的資產來支撐。這種「貨幣錯位」（currency mismatch）極度危險。一旦匯率出現劇烈變動，例如新台幣被迫快速升值，壽險業的資產負債表將遭受重創，可能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既然風險越堆越高，為何這樣的政策仍能延續？《經濟學人》歸納了兩個主因。
第一，是強大的出口遊說團體。弱勢匯率如同保護傘，讓許多利潤微薄、本應轉型的傳統製造業得以生存，而這些企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第二，是央行在台灣獨特的政治地位。報導分析，央行一方面出於對「荷蘭病」的恐懼，擔心單一產業過強導致匯率飆升、衝擊其他產業；但更深層的結構是，央行透過匯率所產生的巨額盈餘，已成為政府財政的關鍵支柱。央行上繳的盈餘占政府總收入的 6%，而其他先進國家的平均僅為 0.4%。
這種不尋常的財政依賴，賦予央行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儘管央行否認干預、聲稱只是「順應風向」以維持穩定，但外匯存底從 1998 年的 900 億美元，飆升至今日的 6,000 億美元（占 GDP 72%）的軌跡，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經濟學人》認為，這個模式已走到盡頭。風險正從兩端逼近：其一是美國的政治壓力，華府的貿易鷹派隨時可能施壓台幣升值；其二是內部的金融穩定——美元若持續走貶，將威脅壽險業的存續。
報導建議，台灣必須著手拆解這套過時的經濟架構。央行應逐步放鬆對匯率的控制，規劃一條可預期、可管理的長期升值路徑。轉型過程必然痛苦，那些依靠匯率補貼的企業將面臨裁員或倒閉，壽險業也將承受衝擊。
但這些衝擊並非不可管理。台灣政府財政相對健康，有本錢協助勞工轉型。唯有如此，台灣的普通民眾才能真正分享到國家出口奇蹟所帶來的甜美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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