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王義川，因遭跟監與拍照，故對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及多名記者，以涉及國安法、個資法、妨害秘密罪與社維法等為告發與告訴，亦有官員跟進，警政署長在立法院答詢時，更稱已有相對應的處理流程與程序。而除可能有中資介入致涉國安法之部分外，其他所涉罪名，皆與新聞記者的工作有關，致會衍生第四權行使界限之問題。
依據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但屬告訴乃論之罪。故就記者跟拍來說，若是在公共場合，似不符合非公開活動，即無隱私權期待，致不會觸犯此等罪名。惟這種以公、私場合，作為有否隱私權保障之標準，顯過於簡化，且也不符合時代變遷。
因跟監的方式，可以是單純的定點拍照，也可以利用精密的電子儀器，甚至是GPS定位系統，來為長時間且不間斷的追縱，就可經由點、線、面的累積與分析，致完全掌握個人的行動軌跡，甚至是生活全貌。也因此，個人於公共場合的零碎資訊，或不在隱私權期待，但若藉由這些瑣碎資訊的大量累積，即拖網式監控，而可得知個人的社會活動，仍應受隱私權之保障。惟司法實務對此爭議，意見仍屬分岐，且即便認為公共場合仍有隱私權期待之可能，但到底利用科技設備跟縱，如何才稱得上是拖網式監控，不僅不明確，也難於查證，最終恐得基於罪疑惟輕，致無法適用刑法第315條之1的竊錄罪。而如此的疑問，也會延伸至個人資料保護法上。
因依據個資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洩漏他人個資，致生損害他人者，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且屬非告訴乃論之罪，實比刑法第315條之1之罪嚴重。惟同樣地，在公共場合的隱私權保障，無法劃出一條清楚界限，再加以保障新聞自由之考量，要成立此等罪名的機率，實也不高。
而目前有關跟縱他人，還可能涉及跟縱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騷罪，惟此罪不僅是告訴乃論，且屬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輕罪，再加以跟縱、騷擾的定義模糊，實也難於適用。故於記者跟拍的行為，有很大可能，就會落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即可處三萬元以下罰鍰或申誡之秩序罰，致非屬檢察官所能管轄的範疇。甚且，根據此法條文義，必須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警察才能對之處罰，則若不知有人跟縱，實也不可能有任何勸阻動作，就使處罰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又關於有否正當理由，更是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雖在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裡，針對追蹤行為是否正當，強調須綜合考量跟追之目的，行為當時、地、物等相關情況，及對被跟追人干擾之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跟追行為所構成之侵擾，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限。只是如此的解釋，卻又充斥一大堆空泛且模糊之字眼，實無助於釐清所謂正當理由之有無，就可能因恣意解釋，而侵害新聞自由之核心。從此凸顯出，要在確保新聞採訪自由及維護個人資料自主間，取得一個平衡，實非易事。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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