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台灣回憶

我叫艾德。 2025年7月下旬，我拿著一張單程票從台灣桃園國際機場登上了一架飛機。十年來，我第一次沒有回國的計畫。我放棄了和家人一起慢慢建立的生活。雖然沒什麼特別的，但我有房子、有事業、有車，還有積蓄。對於一個在台灣的外國人來說，我很幸運。一年前，為了在英國那點微薄的希望而放棄一切，這似乎很愚蠢。但那天晚上，當飛機起飛時，我感到的只有解脫。

發生了什麼事？
過去四年，我一直在台灣的公共英語廣播機構「台灣正傳」（TaiwanPlus）工作。不久的將來，我會寫一篇關於我在「台灣正傳」工作經歷的文章；許多文章的作者實際上對這個機構及其面臨的挑戰知之甚少。

無需贅述細節，我和其他許多人在「台灣Plus」的工作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從一篇稱唐納德·川普（川普的確）為「重罪犯」的報道不幸被刪除開始，新聞編輯室的政治幹預就變得無法忽視。

川普事件爆發後，我開始計畫離開。顯然，我所熟悉、所愛的台灣那個充滿激情卻又理性的公共空間，正被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所取代。但真正讓我下定決心的，是接下來幾個月發生的事。


我的前同事發現自己因為一個基本的事實陳述而登上了頭條。圖片來自Newtalk.tw
大召回
我想先說幾句：我相信有很多聰明且善意的人會不同意我在這裡的觀點。他們會告訴你，台灣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健康、強勁的民主和公民行動的一部分；台灣因此得到了加強，而不是削弱。也許他們是對的。我只想說，台灣大眾似乎不完全相信。

（簡單概述一下本節內容：在7月和8月的請願活動之後，台灣幾乎所有反對派區議員都遭到罷免投票。這些議員被指控為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因為他們傾向於對大陸採取比政府更為溫和的政策。但無一人成功罷免。）

我一直不相信有人試圖將賴清德政府宣傳為「蔡英文的延續」。首先，兩人彼此看不順眼；有些人甚至會說他們互相憎恨。因此，賴清德如果只是簡單地追隨蔡英文的腳步，就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了，因為他的職業生涯都是透過與人正面交鋒而建立起來的，包括在2020年初選中與蔡英文對峙時。在擔任蔡英文副總統四年後，他真的會繼續穩紮穩打地執政嗎？

現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儘管他的民進黨在國會中缺乏多數席位，但一開始並沒有提出與反對黨組成聯合內閣的提議。而他的關鍵盟友們已經在談論「大規模罷免」所有可能的反對黨立委。這項計劃很快就成形了，突然擺脫了與民進黨的聯繫，轉而與「公民團體」掛鉤。

這種假裝與民進黨無關的企圖，不知怎麼地被許多通常親民進黨的台灣評論家全盤接受了。我試著想像美國也發生類似事件，例如全國步槍協會和各種共和黨附屬團體試圖罷免一位民主黨總統。這種說法會這麼容易被接受嗎？公民團體中有多少成員是民進黨的選民？民進黨議員？

台灣罷免制度的現實是，自2016年改革以來，罷免案的投票變得過於容易。它需要兩輪簽名收集：首先是特定選區1%的選民簽名，然後是10%的選民簽名。這仍然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簽名必須按照嚴格的標準進行收集和填寫。這需要數週時間在街上站立，風雨無阻，日以繼夜。但最終，台灣幾乎每個選區都會在全國選舉中以至少30%的得票率投給民進黨或國民黨（國民黨，主要反對黨）候選人。在當今黨派色彩濃厚、言論極端的台灣政壇，讓10%積極參與的民進黨選民簽名罷免國民黨立委，完全是有可能的。


2024年總統大選結果。台灣兩大政黨（綠黨和深藍黨）通常至少能獲得30%的選票。 2024年，第三個政黨（淺藍黨）也獲得了超過25%的選票。目前，這兩個藍黨已結成對立陣營。圖片來源：CMMedia.com.tw
新的敵人
「大罷免」與另一個令人不安的進展相伴而生：台灣有意針對大陸配偶。從民選政客到親北京的有影響力人士，再到普通居民，政府在沒有製定任何新法律的情況下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行動只是對現有條款的解讀，而台灣歷屆政府對這些條款的看法各不相同。姑且不論每個具體案例的是非曲直，但缺乏正當程序和先例的確立就令人擔憂。但當兩名反對大陸配偶、支持罷免的主要活動人士被發現曾研究納粹主義，包括使用類似的圖像，並引用「尋找一群可以變成猶太人的群體」的言論時，情況變得更加險惡。

當然，民進黨和黎智英政府確實有理由否認（儘管他們曾多次與這些人同台），畢竟他們不是為黨效力。但說真的，有人會相信，幾句措辭不足以製止罷免團體和這些有影響力人士嗎？即使沒有人相信，公開的譴責也能幫助人們明辨是非。

由網紅八炯等人發起的「拒絕統戰 守護台灣」凱道大會師行動19日在凱道登場，聯電創辦人曹興誠（右）與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左）同台亮相，響應活動。中央社記者王騰毅攝 114年4月19日
民進黨「立委」沈普瑪和商界大亨兼罷免運動倡導者曹錦輝在一場支持「大罷免」的集會上，站在一個疑似納粹主題的標誌前。當時我和同事開玩笑說，它看起來很像納粹。結果發現這並非玩笑。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
最後一根稻草
最終，我和我的家人成了這些極端分子的攻擊目標。罪名是什麼？似乎監管的產出與政府的口徑不完全一致。

雖然我很少報道自己，但我的確擔任高級編輯，我一直利用這個職位來平衡我們的產出，這自然會側重於政府政策和優先事項（世界各國都是如此；政府制定新聞議程。媒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相反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媒體自由度）。當然，我和其他人試圖平衡各種觀點——甚至盡可能地包含中文聲音——但在台灣的公共媒體工作，這並非易事。因此，在台灣Plus工作期間，我全力以赴，盡可能多地報道其他方面以及鮮為人知的故事（至於我是否成功，就讓別人來評判吧）。但這幾個故事卻給我和我的同事們帶來了無盡的悲傷。

作為一個非公民，我始終堅決避免在非常複雜的台灣身份問題上表明立場（我沒有權利就此發表意見），最終，試圖保持新聞專業性、保護我們的記者，不讓它影響到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負擔。

氣氛的變化既突如其來，又不突然。我預見到台灣會走上這條道路一段時間，但長期以來，精英階層拒絕迎合支持者最壞的衝動，這阻礙了它的發展。我擔心這樣的日子可能已經結束了。

簡單來說，我不認為台灣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下一步是什麼？
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待了12年多，人生的三分之一都在這裡度過，回到英國對我來說很不容易。雖然我內心深處一直渴望回歸，但另一方面，我卻樂於繼續過著我辛苦建立的生活。

寫了這麼多，幾乎都是關於台灣的，我在這裡想說－－這個Substack不會只關注台灣！我人生的那個階段暫時結束了。相反，我想專注於英國——儘管它有種種缺點，但它是我的家鄉，我迫切希望看到它復興——以及英國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理解。在倫敦，人們常常從利益競爭的框架來看這個問題。無論是北京、華盛頓或台北，對其他國家有利的，都不一定適合英國。我希望我能提供亟需的視角、分析，以及（至少！）有趣的內容。

至少現在，它也可以作為我時不時傾訴心聲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