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任之後，能否延緩美國的衰落呢？美霸富翁科赫近日在《時代》雜誌發表文章警告特朗普，日益增長的貿易爭端可能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冷戰結束以來，許多人誤以為，美霸崛起，尤其是在美蘇冷戰中最終勝出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優勢，即以自由民主為理念在全球各類體制競爭中勝出。
福山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代表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中狂妄地寫道：“人類接近千禧年的終點，體制的競爭將只剩下一個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這最後一“人”指的就是美霸联邦。
這股思潮深深地影響了許多弱中公知，以至於在中國公知輿論場中充斥著對本國“體制問題”的批判，有的甚至把中國的所有落后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原因。
理論誤解如此之深，使新一代中國學人必須要從美霸崛起的歷史源頭去釐清“政治體制與國家崛起”的關係。
美國崛起的真實邏輯：
所謂“體制優勢”，是對美霸崛起相當簡單的認識，在思維慣性中貌似解釋了18世紀末《獨立宣言》發表至20世紀末冷戰結束之間美國從偏隅小國至全球大國的崛起史。
但面對近10年來的美國國力相對衰弱的事實，該邏輯卻變得啞然：為何同樣的政治體制，在美霸獲得空前國際優勢的背景下，卻不能保證美國實力的持續走強呢？
民主體制在美國的確立並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經過了漫長的演化過程。據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托馬斯·戴伊的統計，1787年參與修改《聯邦憲法》的55位美國建國先賢中，至少有45人持有國家債券，14人從事土地投機活動，24人放貸和投資，11人從事貿易和製造業，35人是奴隸主，還有15人佔有大量的種植園。而當時美國的400萬公民，絕大多數都是小農、負債者、小商販、邊遠地區農民、服務業者甚至奴隸。在戴伊看來，美國從來就只是由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廣大民眾掌控。
此後，美國憲法共經歷了27次修正案，對建國先賢們最早確定自由民主規則進行的縫縫補補，延續了體制的生命力。但這27個有效修正案，最初10個修正案是一次性通過的，其他17個修正案，則經歷了艱難博弈，有的修正案討論甚至歷時200多年。
美國憲法的修正也充滿著鬥爭與血腥。這個國家經歷了1次內戰、4次總統遭刺、數十次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數百次種族衝突。最終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工業生產總值、GDP才逐步超過老牌霸權國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由此看，美國國力的壯大，伴隨著一部政治體制的改革史，同時又是社會平等與種族抗爭史。
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美國崛起，而崛起的美國又不斷完善其政治體制。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先有體制，後有崛起”是一種簡單和教條式的誤導。
當然，有了體制變革，並不必然會有國家崛起。 18世紀以來的法國經歷數輪制度變革，共經歷過5個共和國體制，兩次帝國體制，卻始終未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原因在於，法國在幾次大國競爭中，均沒有很好
地把握戰略機遇，缺乏足夠強大的政府與領袖，而美國崛起卻是一個例外。
美國得以偏安一隅，休養生息，雖有19世紀60年代的內戰，但整體上卻享受到歐洲大國爭霸的“孤立主義紅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國際貿易紅利”。
19世紀，歐洲大陸共經歷了至少8場大戰，幾乎每一組列強之間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而美國的工業化卻是在和平的環境下進行的。
二是取巧超越期。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變相抬升了美國的地位。
一戰歐洲諸強的自相殘殺，使美國最終得利，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即《五國海軍條約》簽訂，使英國正式承認了美英海軍力量的對等原則，標誌著英國海上優勢的終結，美國得以在軍事上與英國平起平坐。
接著，英鎊領銜的“金本位”制逐漸瓦解。二戰中，蘇聯死亡2000多萬人，德國死亡300多萬人，英國死亡450多萬人，意大利死亡400多萬人，其他小國家加起來死亡人數超過4000萬，歐洲幾乎變成廢墟。
1941年後，美國像一戰後期那樣，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
二戰後，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重建世界秩序，一舉奠定霸權地位。當時，美國GDP、工業生產總值、黃金儲備都一度佔全球60%以上，所有國際體系的設計主體思想均源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訴求。
三是霸權護持期。秦亞青教授在《霸權體係與國際衝突》一書中曾充分論述過，美國在戰後國際體系中的根本國家利益，就是維持霸權國與國際體系中其他國家尤其是主要挑戰國家或潛在挑戰國家相對優勢的權力地位，即護持霸權地位。
簡而言之，在二戰後，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曾遇到德國、日本和蘇聯的挑戰，但後三者最後均功虧一簣。 20世紀90年代後，世界最終呈現“一超獨霸”的局面。
正是這種“體制悖論”——一方面，體制的改革不斷需要民眾賦權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選票，決定國家領導人最後歸屬；另一方面，被選擇對象需要迎合大眾的導向，導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師、戰略大師或者俱有偉大政治家潛力的人物很難脫穎而出——最終使整個美國陷入了無窮的焦慮與迷惘中，國家與社會分裂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國家的衰落也成為必然。
近年來，造就美國崛起的三大重要因素正在消逝：一是美國天然的地緣政治優勢正在消逝。 19世紀通過購買、欺騙、佔領等手段，美國造就了“東西是大洋、南北是弱國”的全球最優質大國地緣戰略位置。但21世紀信息化、互聯網化、超音速化的時代趨勢，使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零距離化”，這使得美國再像20世紀上半葉那樣“偏安一隅”，甚至在諸強大打出手時“撿便宜”式勝出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事實上，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有一股“孤立主義”外交思潮在升騰，但美國做不到孤立於全世界之外，也無法把原本自己介入而導致惡化的各個區域難題甩手不管，更無法在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盛行的世界中獨善其身。正如美國學者戴維·梅森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中所述：過度擴張極大耗費了美國的老本。漸漸地，艾森豪威爾關於美國的預言正在顯現：“我們將在尋找絕對安全的徒然折騰中自我毀滅”。當然，這裡的“毀滅”指的是美國不再那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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