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李志德的《叛國者》與龐大為《情報札記》兩本書後，我認爲雖然都是以1990年代兩岸諜報戰和劉連昆案為主題，但性質完全不同。
《情報札記》是由前情報人員龐大為撰寫的回憶錄，屬真實史料。《叛國者》則是由作家李志德根據真實案件、公開報導、訪談資料與文學想像改編而成的諜報小說。
《叛國者》雖以1997年「少康專案」為創作題材，但人物、劇節和專案名稱均有相當程度的改動，不能視為對劉連昆案的完整史實重建。
早年讀過《情報札記》，反觀《叛國者》顯然是參考了《情報札記》的內容與素材。李志德以小說方式描述人物心理、情報員的行動細節，使故事戲劇化具有可觀性。若把《情報札記》比作較接近史料的《三國志》，那麼《叛國者》就比較像是《三國演義》。前者重點在記錄與揭露歷史，後者重點在戲劇性、人物塑造性與劇情張力。
客觀性的疑問
然而，小說好看，並不等於作者的敘事完全沒有帶入個人政治立場。李志德曾在媒體節目《華視三國志》中強調自己沒有任何政黨立場並希望以媒體人身份客觀描述這段歷史。但從《叛國者》的書名來看，作品仍然帶有明顯的政治框架與色彩。
首先「叛國者」這個稱呼本身就帶有特定的政治立場，似乎預設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互不隸屬」的國家定位。然而，在當年的歷史與政治還境下，兩岸諜報人員的忠誠標準，主要仍是建立在「中華民國」、「中共」及「中國人」的國族認同之上。雙方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政權，而非彼此完全無關的不同民族或國家，因此，相關人物未必適合直接被定性為「叛國者」。
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作者可能認為自己沒有明確替任何政黨宣傳，但小說仍然透過人物稱謂、國家稱呼、對話設計和情節取捨，呈現出特定的政治視角。文學作品可以有立場，問題在於是否把這種立場包裝成純粹客觀的歷史敘述。
時代背景的用語落差
劉連昆案所涉及的主要情報活動，發生在1990年代兩岸仍以「一個中國」及分治架構理解彼此的時期；李登輝直到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才正式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就是後來所稱的「兩國論」。
因此，若小說把後來逐漸形成的台灣主體性語言，直接大量移植到1990年代人物的日常對話中，就可能產生歷史語境錯置。當時台灣社會雖然已開始出現本土化與主體性論述，但政治、憲法和社會認同仍未完全轉向後來的綠營框架，「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仍是錯綜複雜、也更具爭議的概念。
例如，書中以報章把1990年代在台灣死亡的香港女子描述為「外籍女子」，便可能與當時的社會和行政用語完全不相符。當年歷史背景香港居民在台灣社會通常不會被直覺地當成一般意義上的「外國人」；若按照當年的新聞語言，更可能使用「香港女子」、「港籍女子」或「香港居民」等稱呼。
同樣地，書中安排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情報人員，以「1949年以前你也是中華民國國民」、「我們都是，我爸爸也是」這類方式進行對話，也可能顯得過於幼稚。1990年代的情報人員當然可能討論國家、政權與歷史，但當時台灣社會整體仍較偏藍，以「一中憲法」及中華民國法統為核心的認同仍占主流，根本不會與大陸人士說出這種話。正因如此，李登輝後來提出的相關兩岸論述才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政治與社會爭議。若將後來形成的台灣主體性語言直接套用到1990年代的情報對話中，便容易造成時代背景與政治語境的錯置。
綜合判斷
總的來說，《叛國者》可以被視為一部以劉連昆案為靈感、並大量參考相關情報資料的歷史諜報小說，而不是完全客觀的紀實作品。它的人物描寫和情節鋪陳相當精彩，但書名、敘事角度及部分對話，確實反映出作者較接近當代台灣主體性的政治語境。
我今年還沒過四十歲，也沒有接受過黨國教育，但仍能理解這年代的歷史脈絡。以作者五十多歲的年紀與成長背景而言，他不可能不了解1990年代台灣的政治氛圍，以及當時社會對中華民國法統和「一中憲法」的普遍認知。
因此，從整體敘事來看，《叛國者》更像是由一名具有台灣主體性、政治立場偏向綠營的媒體人，重新改寫一段原本屬於中華民國情報體系的歷史。小說雖然保留了真實諜報案件的基本框架，也展現出相當成熟的文學敘事能力，但其中的人物塑造、政治語言與價值判斷，仍受到作者自身立場的影響，客觀性自然值得進一步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