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9日,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和”号发射升空,并顺利入轨,中国空间站建设的大幕就此开启。《面对面》栏目专访了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天和核心舱责任总设计师杨宏。
中国空间站工程今明两年要“11连发”
中国空间站工程在今明两年将接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发射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并依次围绕核心舱完成组装建造工作。这样高密度任务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从未有过。11次任务环环相扣,一系列关键技术需要在天上验证,并进行分段评估,才能进行下一阶段建造工作,进而决定“下一步走向”,可谓是“步步惊心”。
杨宏:这次天和核心舱4月29日发射以后,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开启了中国空间站的时代,但是我想说的是,天和核心舱发射只是我们新的开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天和核心舱要在轨进行关键技术的多项验证,验证过后还要在轨评估才能进行组装建造,组装建造完成后还要开启十年的长寿命,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延寿还要更长的时间,后面任重而道远,这只能说是一个开始。
运补给、加燃料、收废物 天舟货运飞船功能有多强?
核心舱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舱段,是整个空间站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整个空间站的控制功能核心,除此以外,还配置全套生命维持装置和一定规模试验设施,支持航天员长期驻留以及科研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可以说从居住区、工作区到科研区一应俱全。
核心舱发射升空并顺利入轨后,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发射天舟货运飞船。
杨宏:天舟二号运上来的是航天员生活补给,我们的维修备件还有科学实验设备,运送上来的货物进到里面以后,由航天员安装到位或者做科学实验。
天舟货运飞船对接上来以后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给空间站补加燃料,带着推进剂带着燃料对上以后就像空中加油一样,这个过程是自动完成的,接上以后管路就自动连通了,源源不断地给空间站进行燃料补给才能使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
空间站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要存放到货运飞船当中去。当货运飞船的任务和使命完成后要脱离空间站的时候并不返回地面,而是带着空间站的垃圾返回到预定的海域,进入大气层当中烧毁。
等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把粮草供给和燃料运达空间站后,接下来要发射的,是载人的神舟十二号飞船。据了解,3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将成为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在轨驻留3个月。
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倒逼我们自主创新”
1992年9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921工程。工程确定了三步走战略,而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是战略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在这一年,29岁,刚刚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的杨宏被调入中国载人飞船总体室从事飞船研制工作。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的过程中,距离地球400公里近地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于2010年开始全面使用。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作的计划,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主导建设,曾经有19国的宇航员乘坐美俄两国的飞船造访过国际空间站。但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沃尔夫条款” 冻结了中美官方航天合作,中国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
杨宏:其实就是说国外的长期封锁反倒倒逼了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甚至说我们想跟着别人后面跑人家也不带我们玩儿,所以必须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立足于我们中国的力量来自主进行研发。
往大了说,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举一国之力,也就发挥我们国家新型举国体制,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小了说,我们航天的一整套的体系可以指导我们航天系统内外乃至全国各个领域齐心协力,按照同一套标准同一套规范,来完成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工程任务。
空间站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前布局 避免“卡脖子”
2006年,天宫一号正式立项,其目标是在太空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太空实验室,杨宏担任天宫一号的总设计师。
2011年,天宫一号成功发射。杨宏开始担任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如何实现从“空间实验室”到“载人空间站”的迭代和升级,成为杨宏和他的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
杨宏:空间站设计之初我们就做好了受国外封锁或者“卡脖子”这样一个准备,比如像元器件、原材料,我们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提前做了布局,去规避一些技术上的风险。比如我们空间站要有高速的科学实验数据要传输,那就要用到高端的宇航级的高速处理的芯片,那这些芯片我们就提前布局,立足于我国的力量自主研发,等我们提前布局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就彻底打破了美国的封锁。
记者:这种宇航级别的高传输功能的芯片如果要想买的话,买得来吗?
杨宏:应该说我们是买不来的,所以开始抱定了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再到一个企业,还是到一个个人,都应该靠实力来说话,只有有了实力才会有话语权
汝知哪劍處 wrote:
支共和台灣的關係是 (恕刪)
日本以"支那人"侮辱台灣人的記錄
台灣大學歷史學報 第37期
日據時期的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如是稱呼台灣人為支那人:
或雲台灣土人(包括支那人種)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為基本之政的人種。論者之意在於只有以殺伐才能治理台灣土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
日治時期兒玉總督如是稱呼台灣人為支那人:
2月25日,兒玉總督再度出息眾議院委員會,說明台灣統治的目標是使新領土的人民「浴於皇化,成為真的忠義之民」但「這裡是有近三百萬支那民族之地,他們移居此地至少已經三百年...」
陸奧宗光: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的移往
熟蕃乃蕃人之中,其進化達到與支那人種〔土人)同一程度,在普通行政區域內,事實上行「威撫兼用」的「理蕃」政策——持地六三郎〈有關蕃政問題的意見書〉(1902年)
台灣之住民,今稱有三類,曰支那人、曰熟蕃、曰生蕃。其中,支那人固為後世移殖之民,御之不難。獨熟生二蕃,必先完遂其形而上下之研究,次講治教之道——伊能嘉矩手稿
1902 年,台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針對台灣原住民行政向總督府提出〈復命意見書〉,將台灣人民分為幾類:將漢人(按:原文為「支那人種」)稱為「土人」
且漸漸地把同化他們的方法變得更容易,讓他們繁殖支那人種——《重新解讀日治初期日本封殖民地台灣統治的帝國意識》〈木畑洋一 1998 ;北川勝彥,平田雅博 1999 〉
人在公共場所稱呼我們,全稱為「本島人」,有佬人為福建人,客家人則錯稱為廣東人,歧視我們抑或鳥我們時一概叫為「支那人」,「清國奴」。——時報周刊,1991
以及1895年5月8日以後始自中國大陸來台者,均被視為外國人,日人以「淸國人」、 本籍,但日人常另稱台灣本島 「支那人」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謂「支那人」。——《台灣文化的發展:世界之交的省思》
反而,那些耀武揚威,漫罵台灣平民百姓是畜牲、支那人、清國奴的日本人警察官卻躱藏了起來
而在稱本島人之前,則被日本人蔑稱為「支那人」或台灣的「土人」。——戴國煇〈戰後台日關係與我〉
台灣的肝病之父、台灣消化內視鏡之父宋瑞樓回憶過去曾眼見台灣人常被日本人咒罵為「支那奴」、「清國奴」,屢次遭受不平等的對待。
預定將「支那人」和其他如台灣生番等七種人種以活人展出的規劃經新聞披露後…李新.中華民國史 第一編 全一卷
將居住於台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後裔稱為『台灣土人』,是來自於支那的『支那人種』
日本人學生仗着統治者心態, 時常欺負台灣人學生, 動口就罵台灣人學生是「 支那人」、 「 清國奴」( chankoro) , 如果打架, 不分青紅皂白, 一定痛痛地修理台灣人一番。——《夏潮》
但台人學生受盡日人師生的欺侮,嘗盡「清國奴」「支那人」的苦痛。一位日本評論家訪問一位日本人校長,問及日台共學的學生關係,日人校長說...「吵架打架是把台灣人當做對等的人看待才會發生的,我們這裡是把台灣人當做人「以下」的東西看待——《潮流》
因為日本殖民者從來沒有把殖民地的原住民視為自己的同胞,而是視為自己的奴隸,當支那年在台灣親歷殖民教育的陳慶雄說:「支那,支那人,是平常的稱呼。有的甚至於罵『清國奴』,我記得在十三歲時,有十幾個日本學生罵我們『清國奴』 陳慶雄:《日本統治下之台灣教育》,《教育雜誌》第18卷,第10號,本文第3~4頁
有「台灣第一才子」美譽的呂赫若,於1935年在其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寫到主角楊添丁因違反規定,而被警察責罵「支那豬」
這個法西斯的日本人老師於是就氣急敗壞地向我身上拳打腳踢,並且一邊大聲罵道:『支那人,回去支那!』——吳克泰《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
1895年4月17日滿清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時事新報》於20日對尚未進佔新領土的統治方針的社論提到「...要把從敵國所得到的新土地加入並成為日本永久的版圖,有兩個方案。唯有取其地,豐富其地的資源,不用太在意當地人民的去留,去留就順其自然,同時催促我國民移居,讓多數的日本人居住至此,建立純然的新日本國;不僅把從以前就居住於此的支那人同化為日本人,且漸漸地把同化他們的方法變得更容易,讓他們繁殖支那人種,政府只要掌握地方政治的權柄」
台灣著名作家楊逵在1932年的短篇小說〈送報伕〉里描述台灣日治時期日本製糖公司以不正當的手段奪取土地,警部補大吼道:對於這種「非國民」我是決不寬恕的。主人公父親表示不滿卻被咆哮:「拖去!這個支那豬!」把他父親拖到警察分所去了。
六條通居民:(日本人)大聲咆哮,對女生毛手毛腳動不動就說支那支那的,在日本人眼中,台灣人就是支那人
支那人為日本人對清朝—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以及華人帶貶義的稱呼(包括已經併入日本的台灣地區漢人),另日本官方文書從未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為支那人
日本人是只將台灣閩南人與客家人視為「支那民族」,因為祖先是從「支那」(中國大陸)過來的,台灣原住民則不被視為支那民族,而是高砂族
支那人,日語中廣義上對華人的泛稱。在1946年日本戰敗後,日本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並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故不再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中使用該詞。該詞在1946年前則被日本官方/民間用來稱呼/羞辱中國大陸人士(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大陸移居台灣的人)、「蕃人」(台灣原住民)以外的台灣本島人(「台灣土人」)、海外華人種族。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亦在文本中將香港華人列為支那人,例如將帕西華人混血兒羅旭龢列為“英支混血兒”, 將當地華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調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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