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後改林正誼，後再改為林毅夫，男，台灣宜蘭人，現定居於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學家，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與妻子陳雲英育有兩名子女。 維基百科
出生： 1952 年 10 月 15 日（67歲），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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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叛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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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經過
1979年2月16日，林正誼成為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步兵第二八四師第八五一旅第五營第二連連長(馬山連連長)，軍階上尉。馬山位於金門主島的東北角，距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據點角嶼僅約2公里，是中華民國國軍前線的最前哨，可以掌握福建白河口、小嶝角、刀嶼、大伯嶼、小伯嶼等第一線解放軍的動態。馬山還設有對大陸心戰喊話的播音站，因此馬山連連長經常要向到前線視察的長官和外賓們簡報，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出任馬山連連長，由此也可見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對林正誼這位台籍青年的提攜眷顧之隆[1]。
1979年5月16日夜，從台灣探家回到金門約一週後，林正誼身上攜帶軍籍證明及有關資料，從金門泅海約2公里到廈門，投奔中國人民解放軍。[2][3]
下列部分內容主要源自於台灣作家管仁健《搶救台灣的「雷恩大兵」》一文中的描述：
林毅夫叛逃時，是中華民國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第八五一旅第五營第二連連長。時任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作戰科科長霍守業，是首先接獲叛逃回報的高勤官；時任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政戰科科長蕭如波，同是參與調查這起叛逃案的成員之一；而當時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師長周仲南少將、第八五一旅旅長薄榮萍上校、第五營營長侯金生中校；事發前三個月林毅夫剛從前一個單位，第八五二旅第五營營長高華柱中校的單位調任現職。
中華民國國軍方面於5月18日18時晚餐時，馬山連連長林正誼上尉缺席；至19時士兵還找不到連長林正誼本人。連上開始緊張，士兵四處尋找，直到半夜仍不見人影，遂向師部報告。師部全面清查後發現，不僅連長林正誼失蹤，第二連連旗和金門防衛作戰機密資料也不見了。全師一萬多名官兵立刻全體總動員漏夜展開搜尋，照明彈從凌晨打到天亮，50機槍與105榴彈砲不斷朝海面射擊可疑漂浮物，但打到的都是浮木。5月19日清晨開始，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執行「雷霆演習」，全島十萬名國軍官兵與五萬名平民，每人手臂上綁上一樣的白臂章識別，手持木棍翻遍島上每寸土地。但找了好幾天都全無結果，軍方研判他是帶著籃球浮具從海上潛逃的[1]，後來有關林毅夫「抱著兩個籃球游過海峽」的不實傳聞顯然源於這一錯誤研判[4]。
林正誼叛逃與金門防衛作戰機密資料的失蹤使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立即下令將駐守金東的陸軍步兵第二八四師與駐守南雄的陸軍步兵第三一九師緊急對調交接換防。1979年6月，陸軍步兵第一五八師移防回台灣本島，陸軍步兵第一二七師移駐小金門，陸軍步兵第一四六師移駐金中。短短一個月內，國軍駐守大、小金門的五個陸軍野戰步兵師全部換防、移防，同時「通訊密碼表」和金門防衛作戰計畫都全部重新制訂[1]。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調查報告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調查報告指稱，林毅夫一開始很排斥被派任為馬山連連長，覺得像是被利用。1979年4月26日，林毅夫從台灣休假返金，情緒明顯不穩定，曾表示希望能回陸軍軍官學校兼課教書，也對沒有被排入培英案考試感到很失意。軍方事後在調查報告評論，林毅夫自視甚高，性格急功近利，才會有見異思遷之舉。[5]
根據軍方調查，5月16日晚間，林毅夫穿著由連長保管的救生衣，趁著大退潮游泳到金廈之間的角嶼投敵。軍方透露，角嶼距離馬山連2130公尺，那天的退潮恰好是當年最大的一次退潮，兩端的海底幾近浮現，可以踩著海底走上一段，真正需要游泳的距離並不長，不到二小時就能到角嶼，水文因素讓林毅夫叛逃成功機率大增。調查報告指出，5月14日林毅夫巡查海岸班哨時曾嚇唬班兵，遇到共軍水鬼，如果對方沒招惹，就不需要開槍；他還在5月16日上午向連上文書兵廖振柱索取潮汐表查閱，而根據潮汐表，當天下午四時滿潮，晚間十時退潮。[5]
軍方表示，當晚最後見到林毅夫的人是連上文書兵童進耀，他在晚間8時30分於伙房向連長林毅夫報告將到營部接新兵，但當他在晚間9時30分接到新兵想向連長報告時，林毅夫已不在寢室，研判林毅夫叛逃時間應該就在這一個小時之內。馬山連內部搜索未果，17日零時上報師部，師長周仲南少將指派副師長劉國嶼前往仍然找不到人，後來在馬山連陣地前緣斜坡雷區內，一條通往海邊的小路找到一雙寫有「連長」的球鞋，這也是軍方研判林毅夫可能叛逃的證據之一。[5]
本人說法
1980年，林毅夫寫給在日本東京的表哥李建興轉交的家信中談到了他由金門游過海峽逃離台灣到中國大陸的動機。[6][7]
建興兄：
臨別之際，未及問你將來在東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僅以姑且試之的心情投寄，真沒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轉眼離家已近一載，雖說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兒女私情，而忘卻肩上的責任；但是思鄉之情卻是隨著日月的增長而加深。捧讀來信之際，真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了「家書抵萬金」之心情。
回國以後，原想儘速給家裏捎個消息，但顧及親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從事。我的回國對台灣當局來說，當然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而我在臺的知名度，更給了大陸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但為了在臺親友的安全，經我的要求，組織終於同意，只要台灣當局不對我的家屬和親友採取迫害行動，這邊也就不以我的回國做文章。
在大陸這段時間，經組織的安排，我參觀了許多地方，雖然總的來說，大陸在經濟建設方面還相當落後，人民的生活水準也還很低，但基本上每個人是可以吃得飽、穿得暖的，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項突出的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中國應該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使整個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實事求是地檢討建國30年來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
自從「四人幫」倒臺以後，整個大陸正在以一個飛躍的速度向前進步，人民充滿朝氣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基於對歷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但是長城的雄壯，故宮的華麗，並沒有在我心裏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戰國時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築的都江堰。由於都江堰，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還在惠及眾生。當我站在江邊，聽那滔滔的水聲，真讓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為後世子孫千萬年之幸福，貢獻一己之力量，實有愧此生之嘆！
台灣的未來，現在正處於十字路口，長期維持那種妾身未明的身份，對台灣一千七百萬同胞來說，並非終久之計。因此何去何從，我輩應當發揮應盡的影響力。正如你來信所說，台灣不該獨立，更不應該再次淪為次殖民地。那麼台灣到底應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題。基於對文化、歷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認識，我覺得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選擇方案。
做為一個台灣人，我深愛這塊生我、養我的地方，我願為它的繁榮、幸福奉獻一生的精力；但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台灣除了是台灣人的台灣之外，台灣還應該能對中國的歷史發揮更大的貢獻。長期的分裂，對大陸不利，對台灣不利，對整個中國的歷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損害台灣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國早日再度統一，是我輩有志青年無以旁貸的責任。
現在大陸對台灣這30年來在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陸在提出和平統一台灣政策的同時，也再三保證，尊重台灣現行的狀況和現行制度，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不改變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而從我所接觸中，感覺到大陸當局是充滿誠意的。當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不改變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問題，而我覺得將來台灣統一以後，最主要的工作還是經濟方面。因此，目前我準備再以三年的時間，對經濟理論問題再好好下一番工夫。
在台灣我雖也曾是被吹捧的對象，可是國民黨對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養；現在這邊則是真正重視我，培養我。
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單調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滿意。上次在佳佳餐廳，我原有意將雲英、小龍、小麟托你照顧，而如今你也已經離開台灣。雲英一個女子要撫養兩個孩子，其艱辛可想而知。小龍已經3歲，正是最需要父親的時候，但卻只能和他母親相依為命。小麟出生，連跟父親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我母多病，我未能盡人子應有之孝道，對於他們我實在有說不盡的抱歉，但望團圓之日早日來臨。
對雲英請代我多鼓勵她。也請你轉告大哥大嫂，要他們對家庭多負點責任，將來我會十倍、百倍奉還。雲英的生日是2月16日，我母親是農曆五月份生的，我父親是農曆八月初七生，小麟應是陽曆8月5日左右生的吧？小龍則是12月12日生日，這些日子若方便，請代我向他們送些禮物，我和雲英之間有個小名叫方方，在禮物上寫上這個名字，她就會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聯繫的親人就是你，但是你也應該特別小心，不要給國民黨當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來一身麻煩。消息最好採用口傳，以免留下痕跡。現在你大概忙著準備4月份的考試吧！等考完試再進一步聯繫。請代我向建成兄嫂問好。最後，我們台灣人應有一個志氣，不但要做台灣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為中國的統一、富強而努力吧！
——林毅夫，《給表兄李建興的信--台灣人也要做中國的主人》[8][9]
2010年，林毅夫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時表示，在金門時，他的想法已經經歷一場劇變，只想著：我想讓中國富強，但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住在中國大陸；所以，如果我到大陸，可以有更大的貢獻。林毅夫也首度說出泅海游往大陸的經過，他用自由式游了近三個小時，上了岸，因認為海灘必埋有地雷，不敢擅自走動，便用手電筒打信號，解放軍駐防部隊派出一名士兵逮捕他。[7][10]
2012年4月，林毅夫回憶當年「叛逃」事件談及外界稱他為「現代吳三桂」，對他有兩大質疑，一個是「傷害很多人」，另外則是「攜帶機密文件到對岸」。[11]
林毅夫表示：「當時政府以人間蒸發的方式把影響降到最低，原先的營長高華柱仕途未受影響，離開時的營長侯金生也正常退伍，旅長、師長也從中將、上將退伍」，並認為「選擇1979年5月16日離開，是很困難的選擇，因為女兒尚未出世。」他表示，「我在2月16日離開高營長（高華柱），因為當時規定一個人離開三個月，過去的長官不負政治責任，到任不到三個月，當時的長官也不用負責；選擇當天離開，兩位長官因此沒事。」[11][12]
林毅夫憶述，當時到大陸只帶兩種東西，一個是能證明他是中華民國軍官的證件，另外則是水壺、救生衣等救生用品，沒帶四顆籃球和機密文件渡海。並略為激動的說：「有沒有帶機密文件，兩邊國防部都可以查。此外，他服役的連上沒有四顆籃球，而且游泳怎麼馱著四個籃球，重點是連上並沒有那些機密文件。」[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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