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已經是中日戰爭開打過後五個多月，位於松山庄的台北飛行場(現在的松山機場)，才啟用兩年半，這陣子特別繁忙，不時有日本海軍航空隊的軍機起降，空襲上海、南京等地。松山庄的居民，本來對軍機凌空，見怪不怪。這十多架圖波列夫ANT-40轟炸機，絲毫沒引起居民的好奇。直到轟隆隆的發動機聲從小漸大，機身由遠而近，隱約地已經可見機翼上漆著的青天白日徽時，警覺的市民才發現這批軍機非比尋常。
(在中國的ANT-40轟炸機)
說時遲，那時快，台北飛行場突然發出一陣陣巨大的爆炸聲，伴隨著沖天的火焰，讓遠在數公里外的台北市民都親眼目睹了這一幕。附近居民有的從家中奪門而出，有的則驚慌奔回家，大部分嚇得不知所措。
(台北飛行場)
台北的混亂是意料中事。中日開戰以來，總是日本軍機在中國領空佔上風的場合多，炸上海、飛南京，橫行無阻，誰也沒料到居然會有這一天，「支那空軍」飛到「大日本帝國台灣」的領空，直搗皇軍的飛行基地。大家都沒心理準備，防空訓練全無，市民進退失據，防衛系統也形同麻痺。
這次空襲，根據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的公開戰果，「共擊毀地面日本軍機四十多架，爆破航空燃料三年分」。日本方面則宣稱「沒有軍機受損，僅少數居民犧牲」。
其實，這群由南昌起飛的轟炸機，是由來華助戰的蘇聯空軍志願隊P.F. 波立寧上尉領軍的多國籍軍團。組成份子沒有一個中國人。二月廿三日，也是蘇聯的「紅軍節」，選在這天轟炸宿敵日本，算是波立寧獻給祖國的一份大禮。
除了蘇聯派遣的飛行員之外，還有一些被中華民國軍委會延請來的外籍退役空軍飛行員，包含了一個負責駕駛戰鬥機護航的美國人：美軍備役少尉吉朋(Gibbon)。
日軍儘管後知後覺，但仍快速動員情報系統，上天下地搜羅，把這次參與空襲「帝國領土」的外國成員名單一網打盡，吉朋自然也名列其中。日軍情報單位還得到了一條消息：因為中國政府打算把首都搬遷到重慶，上下一團慌亂，既無暇也無錢照顧這群遠方來的傭兵，吉朋拿不到薪水，上空軍基地討錢又頻頻吃閉門羹，只有收拾行李回國。吉朋回國搭的船，是從當時英國領地香港出發，駛往美國，將會在四月二十二日途經橫濱港靠岸。
掌握這個重要情報的日本憲兵隊，見機不可失，決定在船一靠岸，就採取行動。
(日本憲兵)
吉朋，27歲，四月廿二日清晨，偕同妻子搭乘的加拿大籍輪船，停泊在日本橫濱港。吉朋夫婦仍在睡夢中，被急促的軍靴聲吵醒，船上的船員被迫領著日本憲兵，打開艙門。憲兵當中，有一個像是翻譯官的人物，用帶著日本口音的英語問道：
「Are you Mr. Gibbon?」
吉朋才從睡夢中醒來，沒搞清楚狀況，隨意答腔了一聲：「Yes.」
翻譯官說：「吉朋先生，你現在在日本的領海，我們日本憲兵隊，想請你配合釐清幾個問題。」
吉朋心裡已經有數，他沒有拒絕配合的權利。吉朋從行李廂中拿了一些簡單衣物，收拾了一下，安撫驚恐的妻子，說：「I will be fine.」遂跟著這群憲兵離開。
(吉朋)
日本憲兵在加拿大籍船上，逮捕一個美國人，一個程序沒弄清楚，演變成國際問題的風險極大。日本軍方的法務專家研究再三，認定一艘進了日本領海的船隻，日本政府自然擁有管轄權，這是國際法認可的國權伸張，加拿大政府無置喙的餘地。
此外，吉朋僅管是美國籍，但根據日本刑法第二條，在國外者，犯了與日本敵對的外患罪，不問國籍，一體適用。
成功拘捕吉朋後，日本憲兵把吉朋移交日本海軍軍部。消息呈報到了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米內打算拿吉朋開刀，殺雞儆猴之外，也為自己的功績多添一筆。
但在此同時，日本外務省的佐藤尚武外務大臣，受到了來自美國的莫大壓力，每天對應得焦頭爛額。
第二天的閣僚會議中，這兩個人在內閣總理林銑十郎面前吵了起來。
佐藤沒好氣地問米內道：「你們打算把這美國人怎麼辦？」
米內答：「怎麼辦？他既然和皇軍作對，就要知道會有這一天！」
佐藤問：「你們打算槍斃他？」
米內冷笑道：「你就等著看好戲。我們反正不打算善了！我們《刑法》有外患罪，外國人也適用，你知道的。」
佐藤嘆口氣，說：「米內大臣，你們惹的麻煩還不夠？你知道美國大使館成天派人來關切，反對我們拿日本法律懲罰中立國公民？我們現在和支那，雖然沒正式宣戰，但我看支那事變要短期結束，已經不樂觀。原先你們說的，三個月能結束戰事，現在不僅結束不了，連美國人都要惹？」
米內面色鐵青地說：「佐藤大臣，你這是在幫著敵人說話？你知道這個美國人加入了支那空軍，侵犯了我們的領空，還曾在江蘇上空攻擊過我們皇軍？這是道道地地的敵人，是戰俘！」
佐藤說：「所以他現在是俘虜囉？那就請按照對俘虜的方式對待他，不要和我提甚麼《刑法》。拿《刑法》對戰俘的戰爭行為治罪？你除非把俘虜都殺光！這是違反國際公約的。」
米內一下子語塞，半晌，他回答：「我們和支那之間還沒宣戰，只能算事變。這個美國人不算是戰俘。」
佐藤反駁道：「你們真以為能拿他治罪？你們準備好和美國、支那兩面作戰了？」
「佐藤大臣，你說我們該怎麼辦才好？」米內的口氣已經失去一開始的強硬，倒像是在討教了。
佐藤諷刺道：「你可以問問關東軍，問問他們當年怎麼就地解決張作霖的。」
佐藤的話，聽在出身陸軍的內閣總理林銑十郎耳中，隱隱約約感覺到這是一件麻煩事。而這麻煩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自找的。如果是在中國遭遇這些外籍傭兵，只要一顆子彈送他們上西天，都是活該。現在可好，人家送上門了，解決方法反而不能像一顆子彈那麼輕鬆。殺不得，甚至關不得！吉朋，本來應是大禮，這下居然成了自行請來的瘟神。
關在海軍拘留所的吉朋，經過第一天的疲勞偵訊，交代了自己加入中國空軍外籍傭兵的經過、參加過的戰役，之後幾乎就提供不出甚麼重要情報。吉朋反覆辯解：自己身為一個外國人，語言不通，本來也就沒甚麼機會接觸機密，純粹是拿錢辦事。
偵訊只密集進行了一天，第二天以後，除了有人送飯送水之外，幾乎再沒人搭理他。這個年輕的冒險家不知道：日本軍方、外交系統，乃至整個日本內閣，此時此刻都為他焦頭爛額，灰頭土臉。處罰吉朋，惹不起美國；不處罰吉朋，又對軍方、對敵愾心高漲的日本國民交代不過去。如此這般，索性不開庭、不審理，不罰而罰地拖下去。
吉朋拘捕六天後，日本軍事檢察官對吉朋做出了「不起訴」決定。日本海軍省法務局做出了這麼一個似通非通的法律解釋，為自己找下台階：「支那事變雖非戰爭，仍宜視為準戰爭。美國人不必然為中立國人，然現下葵度該犯嫌情狀，謂該犯嫌為中立國人，亦非不允當。吉朋囊昔加入支那軍隊，而今脫隊，即不得繩之以刑法第八十一條(外患誘致)或八十二條(外患援助)...。」
吉朋後來搭上了回國的輪船，返回美國。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日本在戰時按照法律、國際慣例所演出的最後一場「文明戲」。三年半後，日本正式對英美宣戰，日本戰俘營充斥著歐美各國俘虜，暴行飢餓不斷上演，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廿七，是其他軸心國戰俘營的數倍。
一九四五年，有八名B-29轟炸機的美軍乘員，在日本墜落後被捕。這八名當中有兩名，被帶去進行「空手道處刑」。原來當時日本戰略物資極端不足，軍方打算全民動員，用農具武裝百姓，施以簡單武術訓練，以近乎原始的方式對付可能上岸的美軍。「空手道處刑」算是這一種原始方式的實戰驗證。結果證實行不通，又將這兩名送還監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在經歷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後，把屠刀指向了這八名美籍戰俘。八人被拖到福岡市一個叫做「油山」的森林中，以日本刀斬首，八顆美國人頭，落在日本九州的深山漫草裡。
(福岡油山)
吉朋和其他八名美軍同僚的際遇，在動盪的時代中發展出如此截然不同的結果。吉朋是個小人物，但是他在微妙的國際關係中，僥倖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僅僅相隔七年，美、日交戰，「微妙的國際關係」成了「你死我活的敵我關係」，彼此殺紅了眼，他的八名美軍同僚，自然再也得不到這樣的機會。
五天後，日本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