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Intel執行副總裁唐克銳來到中國的第一站又是深圳。短短的兩天時間里，他密集地見了一撥又一撥的「小工廠主」。這種稱謂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妥，因為如果把這些分散在珠三角的生產鍵盤、模具、電源的廠商一個個單拎出來，很多都只是十幾個人的小作坊。
但包括唐克銳在內的Intel高管們卻對拜訪深圳這件事樂此不疲。「每隔一兩個月，那些大人物都會來這邊一次，而在三年前，讓一個副總裁級別的人來視察絕對是不現實的。 」老周(化名)是Intel在深圳對接合作夥伴的一線經理，他現在可是總部的熱門人物，一些部門甚至主動拿出自己的預算，讓他幫著張羅在深圳辦個會，只為見見那些「小工廠主」。
幾乎是同一時間，Intel新任CEO科再奇在北京和中國區總裁楊敘商量著如何加大在深圳的投資。在一個月前的IDF(Intel信息技術峰會)上，他剛剛向全球展示了來自深圳的 平板
機。這被認為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尤其對於中國區的團隊來說，他們正在試圖讓深圳成為Intel的下一個動力源泉。
「我在Intel待了19年，像今天這樣在一個(本土市場之外的)國家專門設置團隊，從後端一直延伸出幾百人的支持團隊，還是頭一次，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投入還在繼續。」Intel中國區移動通訊事業部運營總監洪力稱。
主角和配角
但嚴格意義上講，這並不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在三年前，當Intel提出 超極本的概念時，只是無意識地讓深圳也參與了一些準備工作，主要工作依然是在美國和台灣。經過了近二十年的積累，兩地之間的配合完全可以概括整條PC產業鏈的生產過程。
而最終一個小小的突破改變了這一切。
為了滿足超極本的厚度要求，鍵盤被認為是第一批需要變薄的零部件。台灣團隊當時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點，為3.7毫米。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報價跟傳統的鍵盤幾乎沒有差別，當總部得知這出自於一家知名度並不高的深圳廠商時非常吃驚。
他們最終把這個項目給了深圳。僅僅三個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這起碼比台灣的正常周期快了兩個月。 「我們開始給國外大的OEM廠商供貨，結果供不應求，總部也第一次覺得深圳的產業鏈很驚人。」老周告訴記者。緊接著，在外殼、 電池等超極本最核心的幾個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遠遠甩開了台灣。
Intel的調查結果顯示用戶更接受金屬外殼，但這比塑膠外殼成本高了不少，蘋果Mac Air的外殼成本達到了100美金。深圳有非常多此前並沒有做過PC加工的衝壓工廠，他們非常擅長做一種金屬和塑膠相混合的外殼。這種產品的外層是金屬件，內層則是塑膠件，利用衝壓技術把它們緊緊地壓在一起。這一套只需要30美金，甚至可以更便宜。關鍵的是，在經過一系列的跌落測試和設計之後，它的強度也達到了標準。
當然還有電池，超極本的厚度要求決定了它只能選擇更輕便的鋰電池，深圳在這方面絕對走在世界的前列。 老周的團隊幾乎沒有費勁，就找到了幾家願意給超極本供貨的鋰電池廠商。
就這樣，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深圳的團隊實際上就拿到了總部足夠多的授權，基本上變成了深圳的團隊在主導整件事情。決定權開始轉移，總部把很多決定權放到前線來，因為他們發現如果按照原來的方式，很多事情將無法推進，尤其是在技術性決策上。
Intel中國區此前更習慣於等著總部或者台灣「下命令」，深圳的團隊會把發現的潛在需求反饋給後方，等到總部驗證之後，再把任務分配給相應的團隊。「但現在我們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為什麼要做，我們遇到了什麼問題……」老周稱，「他們反而成了配角，完全在後方支持我們。」
奇特的「工模」
與此同時，合作夥伴的訂單開始激增。那些以前並不專註PC零部件的廠商的確經歷了幾個月的陣痛，他們中的大多數對合作也都沒有太強的信心。Intel在那個階段幫助他們去推翻原有的思維方式，改變供應鏈的結構。
結果沒過多久，苦日子便結束了。幾家鍵盤廠商以前充其量算是三流廠商，最多能接到二流OEM的訂單，但現在他們已經能和台灣的一流廠商平起平坐，訂單也大多來自於像 聯想這樣的國際品牌。
2011年，深圳也有了專門的產業鏈大會，這個類型的會議在台灣已經持續了好多年。一個顯而易見的變化就是兩者的懸殊越拉越大。第一年，台灣比深圳多了100多家供應商，第二年就持平了，而到了今年，深圳的參會人數比台灣多了30%。一些廠商開始只參加深圳的會議，而放棄投入產出比並不高的台灣。
楊敘連續參加了三屆，「第一次印象深刻，我們租了一個並不大的場地，當時連走廊和過道都坐滿了人，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而在今年的第三屆會議上，Intel已經有了多個分會場。記者被禁止進入會場，因為不同於其他的內部會議，圍繞著超極本、「二合一」和平板機的零部件都成了非常成熟的生意。
深圳獨有的「工模」模式開始凸顯效應，這是台灣從未產生過的商業模式。深圳在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會有非常多的參與者，它們會先把自己的業務模塊化和流程化，然後再自發地去橫向和其他環節的廠商對接，而整個過程都不需要有一個廠商去主導。 聯發科曾經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風暴」已經把市場教育好了，它們習慣於找到一種「Turn Key(交鑰匙)」式的解決方案。
這跟台灣有著非常大的不同，那裡的產業鏈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互動，觸摸屏的廠商根本不可能知道顯示屏廠商的新技術。「而在深圳，你在A廠商看到的產品，沒過幾天，B廠商就會有了。」老周稱。
這種模式極大地縮短了產品研發周期，Intel如今只需要定義一個「工模」，產業鏈就會自動地去完善它。Windows 8在去年9月上市沒多久，各式各樣有觸摸屏的PC平板二合一產品就出現了，這就是工模的結果。
到了2012年底，深圳已經成了Intel絕對的核心，前一年公布的3億美金的超極本基金有一部分投在了這裡。Intel的高管們也開始在公開場合評價這個他們曾經有些「不屑(因為山寨橫行)」的地區，「它會成為全球智能設備的創新中心。」楊敘說。
下一個聯想？
Intel認為他們找到了一個合理的方法論，即便媒體對此的註解不那麼樂觀。在他們看來，Intel在移動終端領域遲遲打不開局面，使得這家科技巨頭在 三星等強勢廠商面前失去了話語權，才不得不去「討好」那些山寨廠商。
這正是因為Intel希望在平板機上做得更多，Intel董事長安迪·布萊恩特在11月明確地表示Intel已經落後了，「我們似乎迷路了，我們拒絕平板機，這使公司陷入困境，我們必須趕上來」。據科再奇透露，2014年Intel在平板機晶元上的出貨量目標將達到4000萬顆。
而且跟超極本很大的不同是，Intel不僅僅限於與零部件廠商的合作，它開始扶植像藍魔這樣的本土OEM廠商。 洪力甚至拿這件事和曾經的聯想類比：「1994年，我一天到晚給總部寫郵件，告訴他們誰叫聯想，為什麼要支持它。那時聯想的營業目標非常低，而IBM、康柏和惠普才是真正的巨頭。所有的人都在問這樣投入是不是值得，但現在你看，聯想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深圳過往兩年的變化使得Intel不再迷信大品牌。它在進入智能手機晶元領域時，選擇的是像聯想、中興這樣的大廠商。「平板機一部分的OEM都在深圳，這跟超極本有很大不同，它們還集中在台灣。深圳不僅有成熟的製造體系，還有個大市場。」老周稱。
這是Intel選擇更進一步的主要原因。它把工模延伸成了「MRD(主參考設計)」，它們會做出一些很完整，而且達到量產質量的參考設計，一些小廠商甚至可以直接生產銷售。除了技術支持和打通產業鏈之外，Intel還導入了它在全球的銷售渠道和品牌資源。
「有的廠商開始戰略性地轉向平板機，它很大的一個需求就是快速地與產業鏈上的各種供應商建立關係。而當它做出產品之後，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渠道計劃，就是把好的產品設計帶給全球的用戶。」洪力稱。
為此，中國區移動通訊事業部的員工們開始了「15×6」的工作時間，即每天工作15小時，周末還要加班。這完全是深圳當地廠商的工作節奏。 「為什麼工程師晚上8點就下班了？」剛開始推進平板機業務，洪力經常會接到這樣的投訴。
那些小的OEM廠商以及山寨廠商對時間的敏感度極高，因為這往往決定著產品的最終銷量。Intel中國區移動通訊事業部業務拓展與客戶營銷總監Stephanie Hallford說：「Intel以前每推出一個平台，跟OEM對接的周期大概是8到12個月，而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減少到6個月以內，甚至2到3個月。」
在與藍魔的合作中，Intel相關的銷售人員基本每天都會在藍魔上班。產品臨上市時，雙方都想臨時更換一個更好的屏，但在之後的調試中出現了兼容的問題。他們熬了四天夜，最終解決了問題。而同樣的事情放在之前，Intel一般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如今，類似於藍魔這樣的合作夥伴，Intel已經有了14家。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一些體量更小的OEM廠商還是很難得到與Intel合作的機會，他們更傾向於能提供更完整解決方案的廠商，而這才是深圳產業鏈基數最龐大的族群。
楊敘也看到了這塊市場，在他看來，深圳還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我們還要進一步地完善支持體系。」而就在他說這些話的同時，高通和聯發科也在時刻瞄著深圳，尤其是後者，無數的「小工廠主」還在期待著它的強勢回歸。
從 APP 打開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