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為一個系統，有他相對獨立的運作邏輯，目前台灣法律系統的原則是不認為死刑可以化約環境(社會)的複雜度，亦即死刑並不能起到追求社會正義的目的。法律想扮演的是仲裁者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有個前提: 那就是必須能讓社會接受他的仲裁，法律的邏輯必須和社會的邏輯建立耦合(coupling)，否則無效。目前的情況是，這個耦合還很困難，兩者似乎並不在同一個層次共同演化，台灣的法律系統很明顯已經在和一個更大的法律或社會系統(以西方為主的社會和法律)進行耦合，但台灣的社會似乎還沒有進入到這個演化階段。
也就是說，台灣法律和社會系統之間的演化並不同步，還沒有建立起互相轉譯對方語言的能力和程度，死刑的爭議就是兩種系統的各說各話，彼此溝通的程度很低。台灣的法律、政治、社會、經濟系統是以西方為主的一個更大系統底下的子系統，換言之，後者是前者的環境，台灣這個子系統的生存離不開作為環境的大系統，大系統怎麼演化，你勢必要跟著演化，否則當兩者落差過大，子系統就不再有能力從環境中得到支持以持續生存，而最先反映這個趨勢的便是法律系統，因為法律具有一種優勢地位，可以直接改變社會系統的演化方向(比如一條法律的改變，便會修正一連串的行為)，而相反來說，社會要改變法律就慢得多，並且法律系統的一般化符號媒介(symbolically generalized media)共通程度是最高的(亦即，改變法條的邏輯要比改變社會的邏輯容易得多)。
當社會絕大多數人不贊成廢除死刑時，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你所要融入的西方社會廢除死刑(或正朝此方向做)，這並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事，因為牽涉到基本社會邏輯的問題，亦即你要不要進入以社會契約為基本架構的國際社會秩序，如果不願意，那麼你等於就放棄了進入這個大系統的資格，社會契約是一個根本的世界觀，他是進入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的通行證，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和俄國永遠進不去的原因!
系統間的演化只有兩種可能: 一是將異質性的系統(或結構)包含進來，那就是學習和溝通，一是排斥，那就是對抗(結局便是解消或被解消)，台灣不可能選擇後者，此一子系統必須要進入與西方整個大系統一起演化的階段，否則台灣的現狀不可能保持下去，會重新退回到與整個舊的環境(中國)一起演化的命運，既然台灣離開舊環境已久，唯一的道路只能繼續這個已經走了數百年的道路往前演化，因此法律系統對社會系統的改造是必然的，而死刑的廢除也是早晚的問題，這兩個子系統越早建立起相互轉譯的機制(需要越多的二階觀察)，彼此便能有更好的溝通，從而共同演化造就更多生存的機會，否則就會逐漸失去在世界主流體系中的地位，甚至最終走向被邊緣化到像北韓或伊朗那樣的地步。
這種系統間的演化和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死刑的爭議還會持續很久，不過終歸是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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