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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簡史】納粹醫師心中的惡魔–人體試驗的黑暗史（1）
絕不可執行會讓受試者死亡的實驗！除非，受試者本人就是進行實驗的醫師」－
紐倫堡公約（The Nuremberg Code），1947年。
用肉身開啟真理之門－孤獨的心導管之父
「人體試驗：徵求受試者……」，台大醫院的長廊裡，年輕的學生看著公告正思考著，他並不擔心實驗的安全性，心中只計算著那500元的營養金划不划算。他從來沒有想到，眼前的這些人體實驗，也有著自己的故事，故事裡有著用自己的肉身窺見真理的醫師，也有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更有著堆積如山的屍體以及許多慘無人道的實驗。這個橫跨半個世紀多的漫長故事，就讓我們從二戰前的一名德國醫師，和他的導尿管開始說起吧……
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寒風正要吹向歐洲，此時希特勒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名年輕的德國醫師正執行著史無前例的人體實驗，25歲的沃納·佛斯曼（Werner Forßmann）醫師正將導尿管插入一名男子的左臂裡，他興奮地快速推進，看著導尿管沿著靜脈迅速地爬上肩膀、鎖骨，漸漸地靠近了男子的心臟，佛斯曼覺得血脈噴張、興奮不已…
數週前，佛斯曼深深地為一幅素描著迷，那是張動物實驗的素描，畫中的科學家用塑膠管深入馬的心臟，直接量測心臟的搏動與壓力變化。對佛斯曼而言，這幅畫散發出難以言喻的魔性，他日夜的想著－「這能用在活人身上嗎？」。毒癮般的求知慾折磨著這名年輕醫師，終於他下定決心，要找個活人來達成心中的慾望，趁著四下無人，他走向了診所裡的護士…
佛斯曼將護士綁好後，腎上腺素湧遍全身，他用力地割開靜脈，今晚，他一定要碰觸到活人的心臟，只不過，佛斯曼的目標，是自己的心臟！
「絕不可執行會讓受試者死亡的實驗！除非，受試者本人就是進行實驗的醫師」－紐倫堡公約（The Nuremberg Code），1947年。
多年後，佛斯曼回想時說道：「我認為，如果實驗可能會出問題時，那受試者就應該是我自己，絕不是其他人」。佛斯曼走進了X光室，由於還有條導尿管在左手裡，佛斯曼只得用右手調整螢光板，拍下了醫學史上第一張「心導管」的X光片。從那一刻開始，佛斯曼手裡的那根導尿管，逐漸發展成葉克膜、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等數不清的救命科技，全都源自於佛斯曼醫師那毒癮般的求知慾，和捨我其誰的自體實驗精神。
但不幸的是，當時的醫界無法接受如此新穎的概念，報告刊出後反倒引來排山倒海的抨擊，佛斯曼醫師被同儕嚴重排擠，他的所有實驗，都得不到支持。而在當時，雖然佛斯曼醫師擁有納粹黨黨籍，但他拒絕黨部提供活人受試者，堅持只用自己的肉體進行實驗：「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將病人的身體當做天竺鼠般地使用！」。不久，二戰開打，佛斯曼醫師為了祖國而選擇參戰，他被派去冰冷的蘇聯戰場，迎向隨時會戰死的未來……
而佛斯曼醫師於戰場中求生的同時，德國境內也有一群醫師－一群被心中的惡魔所吞噬，化身為撒旦的死亡醫師，而他們所創造的地獄，我們稱之為－「納粹集中營」。
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
披著白袍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冷冷地看著一對對的雙胞胎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他是名醫生，但他的外號更響亮，人稱－「死亡天使」。病態的意識之下，門格勒堅信他能夠打造出金髮、碧眼又高壯的完美人種，他只需要一些材料，一些「活著的」材料而已……
大屠殺倖存者蘇珊·薇戈禮托（Susan Vigorito）緩緩的說道：「我和雙胞胎妹妹被關在狹小的木籠裡，門格勒會反覆地從我的腿上割去一點組織，或是在我妹妹的脊柱裡注射液體，整整一年」。門格勒還會將化學物質注射進孩童的眼睛裡，試圖製造出藍色的瞳孔。各種意義不明的實驗殺死了許多人，大約1000對雙胞胎成了門格勒的實驗「材料」，約800對死在他的手裡。當年僅3歲的薇戈禮托活了下來，但他的妹妹卻再也沒有離開奧斯威辛集中營。
無意義的殺戮實驗當然令人髮指，但如果是用科學之名包裝成的虐殺呢？
1941年，希特勒對蘇聯開戰，包括佛斯曼醫師在內的數百萬名德軍，湧入冰天雪地的環境。而在德國境內的西格蒙德·拉舍爾（Sigmund Rascher），卻以科學之名，用活人測試寒冷對身體的影響，許多人被迫浸泡在冰水裡直到凍死為止，數百名囚犯因此死亡。而除了失溫的實驗外，拉舍爾也強迫囚犯連續喝12天的海水，模擬飛行員迫降於海面的情況。而更殘忍的實驗是將囚犯關在減壓艙中，讓活人經歷失壓的過程後，再鋸開大腦來觀察血管內氣泡的產生。在拉舍爾所控制的達豪（Dachau）集中營裡，死亡有時候反而是一種解脫……
三名醫師，三種結局
二戰末期，納粹德國敗局已現，佛斯曼醫師、門格勒、拉舍爾三人的命運也隨著戰爭快速流轉。1945年時，拉舍爾因犯罪而被處死，和被他殺死的許多人一樣，葬身於達豪集中營裡。而門格勒假扮成一般士兵，躲過追緝後流亡到南美洲，直到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斃後才被確認身分。而始終堅持人性的佛斯曼醫師則在戰火中存活了下來，1945年時游過易北河後向美軍投降，戰後以泌尿科醫師的身份默默地生活著。在惡魔的年代結束之際，三名醫師分別擁來了他們各自的結局……
用屍體換來的規範－紐倫堡守則
堆積如山的屍體、骨瘦如柴的幸存者，那些泯滅人性的實驗震撼了全世界。1948年在紐倫堡進行的醫師審判，被告的醫師之中，不乏知名的科學家，如施靈（Klaus Karl Schilling）曾是國際瘧疾研究聯盟的成員，戰時卻刻意讓一千多名囚犯感染瘧疾來進行科學研究。科學家在戰爭期間荒唐的行徑，讓美國醫師里昂·亞歷山大（Leo Alexander）動筆起草人體實驗中應有的道德規範，也就是今日我們熟知的「紐倫堡公約」，寫明了醫師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傷害受試者（除非受試者就是醫師本人）。而1964年在芬蘭舉辦的全球醫師大會更提出「赫爾辛基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說明了受試者有絕對的權利了解實驗內容，保障了受試者「知情同意」的權益。
數十年的努力之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誓言杜絕非人道的臨床實驗，全世界都認為這種惡魔般的人體實驗不會再出現了。
我們都錯了。
遲來的公道－1956年諾貝爾醫學獎
讓我們把時光退回到1956年的西德，51歲的佛斯曼醫師已在郊區執業六年，一生坎坷的他歷經了學界的排擠、戰爭的砲火，甚至在戰後，西德政府還禁止他從事醫療業務五年之久。而由他年少時所開啟的心導管領域，早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發揚光大，但這數十年來，佛斯曼醫師卻完全被學界捨棄，直到全世界都已經遺忘了佛斯曼醫師的姓名時，來自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捎給了他一則訊息：
「我們決定將諾貝爾醫學獎授予沃納·佛斯曼先生，以表彰您對心導管的開發，以及應用於相關疾病上的貢獻」－1956年 [註1]
本文感謝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Yu-Wei Chang）協助
註1：佛斯曼醫師和迪金森·理查茲（Dickinson W. Richards）、安德烈·弗雷德里克·考南德（André Frédéric Cournand）三人共享195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後兩位是在美國執業的醫師，主要的貢獻在於延續並發揚心導管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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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Forssmann – Biographical。諾貝爾獎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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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uch C. Cohen (1990) The ethics of using medical data from Nazi experiments, Journal of Halacha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Spring; No. 19:103-126
Eugene Garfield (1989) Citing Nazi Research: To Do So Without Condemnation Is Not Defensible, The Scientists,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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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簡史】國家安全比人權更重要？–人體試驗的黑暗史（2）
把「國家安全」或「國家面子」置於人民的福祉之上，整個國家是多麼的醜惡啊……
醜惡的疾病，醜惡的人心
梅毒對多數人來說，是個只聞其名、不知其貌的疾病，事實上，這難以啟齒的性病沒有想像的這麼稀罕，單在2014年，就有將近7000名台灣人染上梅毒而求診。而梅毒的病徵變化多端，長久以來讓許多醫學家、歷史學家著迷。難以確診的特性，讓它有了個響亮的外號－「偉大的模仿者（Great Imitator）」。梅毒初期會造成生殖器潰瘍、全身性紅疹，末期患者會長出梅毒肉瘤、摧毀患者的五官，侵入中樞神經，扭曲病人的心智，隨著病情加重，病人的尊嚴和靈魂也跟著消失殆盡……
僅管梅毒和人類從數百年前就一路纏鬥至今，但最早發展出來的藥物是現代人聞之色變的劇毒重金屬－水銀，當時的醫師不僅會把水銀抹在潰瘍處，更會讓病人攝取水銀，希望內外夾攻之下，能夠治好梅毒，但可惜的是，這種以毒攻毒的療法，水銀的毒害通常比梅毒還要嚴重。1932年的美國政府，為了觀察梅毒在人體上的惡化，啟動了「塔斯基吉梅毒試驗」，邀請非洲裔的梅毒患者加入科學研究，計畫內容要求病人定期回診、抽血，但不給予藥物。不給藥很殘忍嗎？其實在二戰之前，幾乎沒有藥物可以對付梅毒 [註1]，面對惡疾，醫師也只有束手無策罷了。
時光流轉，世界陷入烽火，戰前由亞歷山大·弗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所發現的青黴素 [註2]，其療效在戰爭的催化之下迅速擴大。醫師們挾著史上首支抗生素向微生物們宣戰，青黴素猶如魔術子彈般地，一個個撂倒那些知名的疾病。1943年，首篇用青黴素治療梅毒的動物實驗報告出現了，同年的冬天，美國紐約的約翰·馬奧尼（John F. Mahoney）醫師等人，發表了用青黴素治療梅毒病人的臨床報告。青黴素逐漸成為治療梅毒的標準療法。
全世界的梅毒標準療程正在改變，但詭異的是，美國的衛生機關完全漠視塔斯基吉梅毒試驗受試者的治療權益，任憑他們將梅毒傳染給配偶、子嗣，慢慢的因病痛而死亡。1945年，同盟國的軍隊攻入納粹集中營，揭開了慘無人道的恐怖實驗。震驚之餘，醫界展開了檢討，在1947年提出了「紐倫堡公約」的聲明，主張實驗主持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傷害受試者。剎那間，放任國民生死於不顧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成了官員們的燙手山芋，要選擇公開和道歉嗎？當時的官僚們選了他們最擅長的作法－「掩蓋」，數百位公民的生命，被政府官員掩埋在公文堆裡，隨著官員們的上班、下班，時間一天天的過去，受試者們逐漸的死去……
在「國家安全」和「國家面子」之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二戰結束，揭開了鐵幕的年代。冷戰的威脅讓美國政府感到強烈的恐懼，強烈到政府決定拿國民當白老鼠，開始測試自家的生化武器……
50年代，一艘神秘的小船緩緩地駛近舊金山海灣，船上放出像是燃煤的白煙，氣體和水氣結成薄霧，裊裊地朝著岸上的城市飄去，船隻上的海員從港邊釋放特殊的細菌，試圖讓城裡的居民受到感染。實驗非常成功，細菌擴散到灣岸的城裡，感染了許多人，數日後，多位民眾因罕見的細菌感染住進醫院，一位市民死亡。
60年代，黑衣男子潛入紐約市地鐵，將實驗室開發的特殊細菌，滴在車廂的燈泡上，再悄聲地離去。列車緩緩地駛出車站，炙熱的燈泡慢慢地將神秘的水珠蒸散，特殊的微生物隨著蒸氣而散布到擁擠的車廂。不知情的乘客一口口吸進了充滿細菌的空氣，上萬名過著跟你、我一樣生活的紐約客，帶著細菌離開了車站，通勤的旅客變成了數量龐大的活動感染載具，整個紐約市變成了巨大的細菌之城。
上述的情節並非來自科幻電影，主導者也非邪惡的保護傘公司，而是在冷戰期間，雙眼被「國安」意識蒙蔽的美國政府。由於對新式的戰爭懷著巨大的恐懼，美國從二戰結束後開始進行許多特殊實驗，但實驗的受試者以及方式卻大有問題。器官移植領域的開拓者－法蘭西斯·摩爾（Francis D. Moore）醫師（請見【科學簡史】–器官移植（一））就曾在回憶錄裡言道：「在擔任衛生署顧問期間，我目睹到了政府主導的有違倫理人體試驗。
政府正在研究能夠讓人神經錯亂、陷入瘋狂的毒氣，他們找了一群年輕大兵來試驗。我大為震驚，但官員們振振有詞地說道：『國家安全需要防範於未然！』……後來那些志願的年輕人們，有些發生情感問題，有些開始催殘自己的身體……」。冷血的官員們視「紐倫堡公約」和「赫爾辛基宣言」於無物，他們的眼中只剩下國家安全和面子，百姓的生命就只剩下了統計上的意義而已。
摩爾醫師的自傳裡寫了一段有意思的話：「政府會承認百億元的虧損或超支，但如果少數人因政府而受傷或死亡，它們通常會選擇－『掩蓋事實』。」
正義的叛徒
僅管美國政府努力掩蓋，仍有許多具有爭議性的人體試驗走漏風聲，包括上述的生化恐怖攻擊實驗、放射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實驗等，社會輿論持續地對政府施壓，但最終撂倒美國政府的卻是一名來自官僚系統裡的叛徒，一名有良心的叛徒。
1972年以前，沒多少人聽過彼得·邦司頓（Peter Buxtun）這名律師的名字。60年代，邦司頓先生在公共衛生服務部工作時，意外地發現了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內容，他決定依從自己的良心向上舉報。從60年代起，邦司頓先生一再地循正常的管道向高層反應，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敷衍、安撫。面對巨大的政府機器，邦司頓先生無力抵抗，他需要更強大的力量。1972年7月，邦司頓先生走向了媒體，揭發試驗的內幕，隔日更登上紐約時報的頭版，全國為之譁然。美國國會召開公聽會，邦司頓先生在會上的證詞，證實了美國政府竟會允許如此非人道且充滿種族歧視的人體實驗進行，數百位國民在政府的默許之下痛苦地死去。一系列保護受試者的法案在數年內被通過，建全了人體試驗的整體環境，邦司頓先生這名遵從良心的叛徒，卻是人體試驗發展史上的聖騎士之一。
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終結
檢視這些在美國發生的非人道實驗，顯示了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當實驗僅由科學家把關的時候，易受傷害的族群就有可能會遭受到有違倫理的對待。
讓我們回到1974年的美國。邦司頓先生揭發的新聞掀起了一連串的效應，政治壓力催生了國家研究法（National Research Act/ Public Law 93-348），規定所有的人體試驗，都必須經由試驗倫理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以下簡稱IRB）審查許可，而IRB的組成，將會包含法律、倫理道德和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那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的受害者呢？據評估，加入實驗的四百多人當中，約有100位患者死於梅毒，約40位妻子被丈夫傳染，而將近20名嬰兒一出生就罹患梅毒。1972年，這個長達40年的不人道的實驗，終於被中止了，但直到1997年，柯林頓總統才公開道歉，距離實驗開始的那一刻起，已經65年過去了，當年的倖存者，早就所剩無幾……
當IRB的權力大於一切的時候……
IRB的審查標準將以1979年貝爾蒙特報告（The Belmont Report）為最高指導，內文的三大倫理原則是：對人的尊重，對病人的好處，以及公平。由於成員涵蓋各界專業人士，臨床實驗不再僅由科學家監控，有效地避免了如同塔斯基吉梅毒試驗等邪惡的人體研究。
但，這就是對病人最好的方式了嗎？下一章，我們將從器官移植界的領航者－史達策（Thomas E. Starzl）醫師的親身經歷（請見【科學簡史】–器官移植（三）），來看看當IRB的權力高於一切之時，病人的生死不再取決於醫師的技術，而是抽籤的手氣，在那個病人失去了自主權力的年代。
接下來…第三章－是誰剝奪了病人自主的權力？
本文感謝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Yu-Wei Chang）協助
註1：這種情形直到1907年才開發出首支有效的化療藥物－砷606，但可惜的是，砷606有保存不易、副作用大的缺點，在治療上未能成為梅毒的標準療法。
註2：亞歷山大·弗萊明爵士、霍華德·弗洛里爵士（Howard Walter Florey, Baron Florey）和恩斯特·伯利斯·柴恩爵士（Sir Ernst Boris Chain）因為發現及開發青黴素對於治療疾病的貢獻，而獲得194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疾病管制局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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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kegee’s Long Arm Still Touches a Nerve，紐約時報官方網頁。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GCP人體試驗講習班上課內容
師擅測腦波 16國小童被當「白老鼠」，NOWnews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