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錫良：二十世紀的古漢語語法研究 ( 漢語語法的研究變遷討論，慎入，非通俗性質讀物。 )

漢語語法的研究變遷討論，慎入，非通俗性質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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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紹年

郭錫良：二十世紀的古漢語語法研究

2016/05/02 來源：愛思想

內容提要：本文回顧了二十世紀古漢語語法研究的歷程，總結了各個時期古漢語語法研究的特點。

文章指出古漢語語法研究經歷了構建系統、語法演變的描寫研究、
重視理論尋求解釋三個歷史階段，目前第三個階段正方興未艾。

關 鍵 詞：二十世紀/古漢語語法/語法演變/專書語法/描寫/解釋

站在世紀的交匯點上，回首二十世紀的古漢語語法研究歷程，不禁使人十分振奮。這不僅僅是由於古漢語語法學自身的輝煌，也是由於古漢語語法學伴隨著中國的近現代化事業而誕生，它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誕生，而且標誌著中國的學術思想擺脫了舊傳統的羈絆，步入了近現代化的進程。百年來，古漢語語法學自身也經歷了一個逐步現代化的過程，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目前，古漢語語法學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中最具基礎性的分支之一。

縱觀百年來的古漢語語法研究，可以大致地分為前四十年、中四十年、後二十年三個時期：一是構建系統的時期（1898馬建忠《馬氏文通》發表——30 年代後期）；二是以歷史語法描寫研究為主的時期（1936王力《中國文法學初探》發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是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與關注理論、尋求解釋並重的時期（80年代初——）。這三個時期相互交錯，相互包含，上一個時期的餘波會延伸到下一個時期，而下一個時期的先河也會出現在上一個時期，不可能截然分開，我們之所以分為幾個時期是為了反映本世紀古漢語語法研究學術思想的走勢。因此三個時期的具體年代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古漢語語法研究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所表現出來的不同特點。我們只能依據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的發表時間標出每一時期的上限，至於每個時期的下限只好定在下一時期的上限之前。

壹、構建系統的時期（1898——20世紀30年代後期）

中國的語法學從無到有，首先面臨的任務是構建漢語語法系統。發表於十九世紀末的《馬氏文通》，是一部以古漢語為研究對象的漢語語法著作，它是漢語語法研究的開山之作。《文通》成功地引進了西方的語法學，第一次完整地構建了漢語的語法系統。《文通》使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研究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文通》的發表標誌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端。

馬建忠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在學術上的最高成就是撰寫了《馬氏文通》。《文通》屬於新學，自然受到了新派人物的讚揚，梁啓超、孫中山、胡適都對馬建忠和《文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註：參見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第93頁，中華書局1936）、孫中山《〈建國方略〉之一「以作文為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29頁，人民出版社1956）、胡適《國語文法概論》（《胡適學術文集》第3頁，中華書局1993）。）不僅如此，《文通》還得到了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國學大師黃侃的充分肯定（註：參見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125—126頁，中華書局1962））馬建忠的《文通》同時受到新學和國學雙方的認同和讚揚，足見此書的確是中西文化貫通融會的成功之作。馬建忠的《文通》突破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樊籬，顯示了更加博大開放的胸襟和深邃獨到的眼光，這在百年前的中國彌足珍貴。《文通》的意義不僅僅限於語言學，它是中國學術思想近現代化路途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中國，當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還處於翻譯西人著作、介紹西方成說階段的時候，馬建忠的《文通》已經率先進入了掌握西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的具體問題的新時期。歷史選擇了《文通》作為中國學術近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這是《文通》的光榮，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光榮，也是二十世紀古漢語語法研究的光榮。

（一）《文通》構建了完整的古漢語語法體系

在《文通》裡，詞類、句法、句類三個方面雖然不很平衡，卻瞭然分明，顯示了馬建忠對語法學已經全局在胸。詞類，馬建忠稱字類。《文通》明確地主張漢語詞有定類。《文通》指出「字類凡九，舉凡一切或有解，或無解，與夫有形可形、有聲可聲之字胥賅矣」，「無字無可歸之類，亦類外無不歸之字矣」（1983：23頁）。馬氏清楚地了解字類是研究句法的基礎，字類的確定同字在句讀中的位置密切相關，他說「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1983：15頁）

《文通》字分虛實，「實字」、「虛字」這兩個術語雖然古已有之，但是含義模糊分歧，直到馬建忠才第一次給了它們語法學意義上的定義，是《文通》把虛實之分帶進了科學的領域。《文通》把虛字分為四類（介、連、助、嘆），它對虛字的分類是從語法功能的角度出發的，這符合現代語言學的原則，也符合漢語的實際情況。《文通》把實字分為五類（名、代、靜、動、狀），其中「代」和「狀（副詞，包括句法中的狀語）」基本上是依據語法功能的標準劃分出來的，「名」、「靜（形容詞、數詞）」、「動」則是以詞的意義和句法位置作為分類標準的。馬氏說「字各有義…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故字類者亦類其義耳」（1983：23頁），人們往往據此批評馬氏誤導後人，種下了「依句辯品，離句無品」的根源。這一批評並不全面，現代語言學認為詞類是詞的語法功能的分類，反映了各類詞的分布總和。西方語言有形態作為詞類的外在標記，而漢語缺乏形態，因而漢語詞類研究困難重重。趙元任先生指出「在實際工作上，我們抄近路，求助於意義…通過一般的意義傾向，能找到某些形式特點」（註：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第8 頁（呂叔湘譯，商務印書館1979）。），馬建忠正是第一個「抄近路」的中國人。在西方語法學的啟發下，馬建忠注意到漢語裡某些一般意義傾向相同的詞在充任句法成分方面有相似的語法分布上的特點。但是，他只注意某類詞常常充任某種句法成分，而沒有注意到漢語詞類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對應的，在漢語裡不能僅僅依據句法成分確定詞類，而是必須從詞的分布總和中抽出能夠體現各詞類語法特性的區別性分布作為劃分詞類的標準（如現代漢語某些詞類用鑑定字作為分類標準）。由於馬氏對詞的語法功能的狹隘理解，只注意詞所充任的句法成分，因而導致了對漢語詞類的形式特點發掘不夠。但我們不能苛求於馬氏，我們應該承認：《文通》的詞類觀同當代科學的漢語詞類觀並不矛盾，它們是可以銜接的。回顧五十年代以來的幾次漢語語法討論，不少人的詞類觀還遠不及馬氏，我們就更能夠體會到馬氏詞類觀的價值。

至於馬氏所言「字有一字一義者，亦有一字數義者。…凡字之有數義者，未能拘於一類，必須相其句中所處之位，乃可類耳」，「字無定義，故無定類，欲知其類，當先知上下之文義何如耳」（1983：23—24頁），仔細分析《文通》給出的例句，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話主要是針對一個漢字可以表達若干個不同的詞這一語言現象而發的。一個字可以表達若干個詞，只有在具體的上下文中才能確定它表達的是哪一個詞，這些不同的詞當然可能分屬於不同的詞類。但是，馬建忠在處理詞的同一性方面不夠精確，例如，他認為「止」字在主賓語、述語和定語位置上的意義不同，因而處理為三個詞，使「止」字分屬名動靜三類，從而在理論上留下了漏洞。馬氏沒有認識到劃分詞類並不是給具體詞義分類而是對概括詞進行分類，漢語的謂詞性成分自指化以後不可能構成新詞，（註：參看宋紹年《古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指稱化與名詞化》（載《古漢語語法論集》，語文出版社1998）。）處於主賓語和定語位置上的「止」，同謂語位置上的「止」屬於同一個概括詞，也屬於同一個詞類。馬建忠是主張詞有定類的，但上述確認詞的同一性方面的漏洞卻留下了滑向詞無定類的橋樑，《文通》在詞的同一性方面的疏漏被後人演化為「離句無品」、「詞無定類」，這並不符合馬氏的初衷。

在句法方面《文通》首先建立了「詞」和「次」兩套概念。「詞」即句子成分，「詞」分七種：起詞、語詞、表詞、止詞、司詞、轉詞、加詞。「次」是專門用於分析名詞和代詞組合關係的一套概念，也即指名詞、代詞在句法結構中的位置和分布。「次」有六種，兩兩相關，構成三對：主次和賓次、偏次和正次、前次和同次。「次」的設立顯然是受到西方語言名詞、代詞具有格語法範疇的影響，漢語不具有格語法範疇，因此「次」的設立是不必要的，我們可以把「次」與「詞」合併起來。事實上《文通》的「次」和「詞」在內容上大部分重複，只有偏次和正次是「詞」沒有涉及到的，這對概念用來分析名詞性偏正結構，偏次即名、代字充任的定語，正次即名、代字充任的中心語。

《文通》還設立了「讀」的概念，從定義上看「讀」是指主謂詞組，（註：馬建忠《馬氏文通》第28頁（商務印書館1983）「凡有起、語兩詞，而辭義未全者曰讀。」）但實際上包含的內容很多。「讀」是馬氏受西方語法中不定式短語（infinitive phrase）、 分詞短語（participialphrase）和從句（clause）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啟示，而設立的漢語句法概念，「讀」實際上指充任句法成分的各類謂詞性詞組。馬建忠並不是簡單地照抄泰西的葛郎瑪，他沒有試圖在漢語裡尋找根本不存在的、分別與不定式短語、分詞短語和從句各自相對應的形式，而是緊緊抓住漢語謂詞無形態變化的特點，深入研究了漢語謂詞性成分可以較為自由地充任句法成分這一語言現象。「讀」概念的建立對分析結構繁複的漢語句子是非常必要的。

在句類方面，馬氏把句子分為兩類，他說「句之為句，似可分為兩類：一則與讀相聯者，一則舍讀獨立者」（1983：425頁）。當代漢語語法學一般把句子分為單句和複句，複句下位再分為聯合複句和主從複句。這種分類顯然不同於馬氏，但二者之間存在對應關係。馬氏的「與讀相聯」之句大體可以對應後代的單句和主從複句；「舍讀獨立」之句大體可以對應後代的聯合複句。馬氏的句讀理論雖然有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之處，但是馬氏對句子的分類卻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我們既然承認謂詞性詞組可以充任主語、謂語、賓語、定語、補語五種句法成分，從而把這些類型的句子分析為單句，為什麼不能承認謂詞性詞組也可以充任狀語，從而把主從複句也分析為單句呢！取消主從複句，把一般認作從屬分句的成分分析為狀語，似乎更具有理論上的徹底性。

談到《文通》的理論基礎，以往一般認為僅僅是泰西各國的葛郎瑪。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裡說過「十九世紀末期，歐洲的語言學已經很發達了，而馬建忠似乎並沒有學過語言學，他所著的《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瑪（grammar）的影響」（1981：174頁）。迄今，在文獻中確實沒發現馬建忠學習西方普遍語言學的記載，但是，有跡象表明馬建忠是了解歐洲語言學的，《文通》的理論基礎是笛卡兒語言學，又稱為普遍唯理語法（註：參看宋紹年《論〈馬氏文通〉的理論基礎》（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4期）。）。《文通》的理論基礎不僅僅是葛郎瑪，而是包含了更深刻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文通》對於古漢語語法系統構建的貢獻是全面的、系統的，百年後的今天，站在當代語言學的高度重讀《文通》，仍會有常讀常新的感覺。

（二）對《文通》體系的完善與修正

《文通》的出版引發了漢語語法研究的熱潮，在以後的三十多年裡，出版了數十種以文言為研究對象的語法著作。其中有些是《文通》的簡縮之作，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但是也有些著作以英語語法為參照系，對《文通》的語法體系進行了補充或修正，使《文通》的體系進一步得到了完善。

章士釗1907年出版了《中等國文典》（商務印書館），這部著作的主要貢獻是劃清了字和詞的界限，對《文通》作出了重要的修正，指出「一字可為一詞，而一詞不必為一字。泛論之則為字，而以文法規定之則為詞，此字與詞之區別。

」（《總略》1頁）書中把詞分為兩類，單字詞和合字詞，合字詞中包括雙字同義詞（由近義語素構成）、雙字相待詞（由反義語素構成）、連字詞（由重言構成）、綴字詞（詞根加詞尾構成）。《文典》一書專講詞類，沒有專門論述句法的章節，只是在《總略》中談到了句子的構成，認為句子都有主語和謂語，二者缺一不可。這種句法觀顯然不適合漢語，是對英語語法的照搬。
劉復1920年出版了《中國文法通論》（益群書社）。作者不滿意《馬氏文通》用拉丁語法的格局來解釋漢語語法，企圖用一般語言學理論來建立一個研究中國文法的新框架。他首先討論了文法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少正確意見。在具體分析古漢語語法時，劉氏以斯維特（H•Sweet）的《新英語語法》為依據，側重從邏輯的角度按概念對詞進行分類，對《馬氏文通》的詞類區分提出了全面的修正意見。正如他自己1932年在《中國文法講話•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評：「其中疏漏牽強，隨在皆是也。」這方面的嘗試是不成功的。這部著作最主要的貢獻是在句法方面，它是第一部比較詳細地討論了單句和複句情況的漢語語法著作。它按語氣把單句分成了直示句（陳述句）、感嘆句、詢問句、命令句；又把複句分成主從複句、衡分複句、包疊複句、擴充複句、減縮複句；還立專節討論了「獨字句」的問題。1932年他又出版了《中國文法講話》（北新書局），目的是要糾正《馬氏文通》的錯誤，只講了名詞、代詞，缺乏系統性的敘述，其價值還不如《中國文法通論》。

1922年陳承澤出版了《國文法草創》（商務印書館），金兆梓出版了《國文法之研究》（中華書局）。《國文法草創》的主要貢獻在古代漢語的詞類研究方面。陳氏提出了漢語詞類研究的兩條原則：「（甲）各字類在文位上不能辨別時，須另定一辨別標準；（乙）各字類全體之總界，須足以吸收一切之字而無所掛漏是也。」（1982：17頁）原則甲觸及到了漢語的一個本質性特徵，即詞類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對應的，不能僅僅依據句法成分劃分詞類，這是對《文通》的重要修正。陳氏批評馬氏把主賓語、述語、定語位置上的「止」看作三個詞，分屬於名、動、形三個詞類的做法，指出：「以余觀之，馬氏所舉之三類，皆屬止之活用。止之字類，應為自動字，即『絀然而止』之『止』，是也。」（1982：18頁）陳氏指出：「活用與變義異」（1982：65頁），並把活用分為「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兩類。所謂「本用的活用」，指某詞在所屬詞類不變的情況下，在句中出現在本類詞的非最高頻句法位置上，例如《孟子》「白馬之白」的第二個「白」，《左傳》「惠公之卒也」的「卒」。陳氏指出：「此種名用，凡象字（形容詞）皆能之」，「凡自動字皆能之」（1982：66頁），陳氏已經清楚地感覺到了漢語的謂詞可以較自由地充當主賓語及定語的中心語等句法成分。所謂「非本用的活用」，指某詞在句中出現在非本類詞的句法位置上，而是出現在他類詞的句法位置上，這時某詞改變了自己原屬的詞類，歸屬另一個詞類。例如《白居易詩》「晚來天欲雪」的「雪」，《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志」，《詩經》「在泮獻囚」的「囚」。陳氏「非本用的活用」還包括「致動」和「意動」，這兩個概念的明確提出對後世的古漢語語法研究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意動確實導致了詞類的變化，應該歸入非本用的活用；而致動則不然，自動詞的致動用法並未導致詞類的改變，似應歸入本用的活用。陳氏的詞類研究已經觸及到了漢語裡確定詞的同一性的原則、陳述與指稱的相互轉化、謂詞性成分的名詞化同自指化與轉指化之間的關係等一系列漢語語法的深層理論問題。

金氏的《國文法之研究》無疑受到了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的影響，間接也是受了斯維特的影響。他屏棄漢語實詞一般名動形三分的處理，而改為體詞（名詞和代名詞）、相詞（形容詞和動詞）兩分。他抓住了漢語形容詞可以作謂語這一有別於西方語言的特點，對動詞和形容詞作出了更高層次上的概括，後世稱之為謂詞。他對漢語的介詞和連詞的劃分，具有獨到之處。他指出：「我這裡的介詞聯詞是主從連合與衡分連合的分別，不是字與句的分別」，「不論介字或介句，只要是表主從的關係，都叫他介詞」（1983：54頁）。金氏的這一論述著眼於句法關係，同《文通》的句類觀有密切的聯繫。

楊樹達1919年發表了《馬氏文通勘誤》（1931年，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了《高等國文法》（商務印書館）。楊氏服膺高郵王氏，精於小學，所以對《文通》語言材料方面的錯誤多所勘正；但是楊氏在現代語言學方面的修養不及馬建忠，在體系方面不但沒有前進，反而倒退了。他只是模仿英語語法建立了以詞法為中心的文言語法體系，基本不講句法和結構關係，詞類劃分得很細，卻很少談到各詞類的語法特徵。楊氏在古漢語語法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虛詞研究。他早在1928年就出版了《詞詮》，《詞詮》是把《高等國文法》中講到的虛詞輯錄出來再補充材料而寫成的。它對每個虛詞在訓釋之外，都加注詞性，引例豐富，可以說是傳統文言虛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裴學海1932年出版的《古書虛字集釋》（商務印書館）和《詞詮》屬同類著作，重視特例的訓釋，但可商之處甚多。

黎錦熙1933年出版了《比較文法》（北平著者書店），作者把《新著國語文法》中的「以詞位綱紀句式」的理論用在古今漢語句式的比較中，著重指出了古代漢語句式與現代漢語句式的不同，對學習古代漢語有一定幫助。同類著作還有楊伯峻1936年出版的《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商務印書館）；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1942—44）也對古今漢語語法作了比較，不過它的基點是放在現代漢語方面。

貳、以歷史語法描寫研究為主的時期（30年代末——70 年代末80年代初）

「五四」以後，對漢語語法理論體系的全面探索歷史性地從古漢語研究領域轉入了現代漢語研究領域，古漢語語法研究進入了以歷史語法描寫研究為主的時期。所謂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既包括對語法演變的描寫，也包括對古代某些共時語法現象的描寫。在這個時期里，一方面歷時語法演變研究蓬勃發展；另一方面也不乏古代漢語語法共時研究（含專書語法研究）的著作，但是共時語法著作在新的時期里具備了新的特點，研究者都比較自覺地把自己構築的平面同前後時代的語料相比較，以凸顯出本平面的特點，從而把自己的平面研究作為構建宏大的漢語歷史語法系統的一個支撐點。

（一）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開創與發展

胡適在《國語文法概論》中提出：研究文法有三種必不可少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歷史的研究法」（1993：37頁）。他1918年發表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就是這一方法的具體實踐。胡小石1928年寫下了《甲骨文例》（《胡小石論文集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其中辭例篇談到了甲骨文的一些語法現象。黎錦熙的《三百篇之「之」》（《燕京學報》6、8期，1929、1930）分析了《詩經》中一千多個「之」字的用法。丁聲樹1935年發表了《釋否定副詞「弗」「不」》，文章材料極為豐富，從語法分布的角度分析了「弗」和「不」的區別。上述這些論文可以看作是古漢語語法研究向第二個時期轉進的先河。

王力先生1936年發表《中國文法學初探》（《清華學報》11卷1 期），1937年發表《中國文法中的系詞》（《清華學報》12卷1期）。這標誌著古漢語語法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不以構建完整的語法體系為目標，而以對歷史語法的某些現象進行描寫研究為主的時期。王力先生在《初探》中指出：研究漢語語法要「按時代分為若干時期」，進行「文法史的研究」（1985：111頁）。這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任務，此後，以現代漢語研究為代表的漢語語法理論體系研究和漢語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互為依託，並肩前進，漢語語法學又一次呈現出宏大的嶄新局面。王力先生重視古今語法之間的聯繫和演變，他分析了人稱代詞古今的差別，討論了「關係詞」的演變，還提出了「中國上古是沒有系詞的」（1985：149頁）論斷。《中國文法中的系詞》一文，就是具體論證漢語裡系詞從無到有的歷史演變的。作者首先論證了「不用系詞乃是中國古文的常態」（1990 ：363頁）。再討論各種句型中的「為」字，論證了大多數句型中的「為」字是動詞，只有少數是帶有系詞性的。然後討論各種句型中的「是」字，先論證了系詞「是」源於指示代詞，駁議並排除了那些被誤認作系詞的「是」字；再論證了系詞「是」產生於六朝；並探討了系詞「是」在六朝以後的發展（即系詞的活用）。論文考察詳盡，引例豐富，是第一篇真正研究漢語語法發展歷史的論文；儘管經過半個世紀的繼續研究，系詞產生的時代提前了幾個世紀，但是《中國文法中的系詞》一文的開創意義及其方法論上的示範作用卻是永恆的。

王力先生1944年出版了《中國語法理論》（早在1938年《中國語法理論》和《中國現代語法》就作為西南聯大的講義印行了），這部著作的價值當然首先是在理論和方法方面。它注意發掘漢語語法的自身特點，發現並描寫了具有漢語本質性特徵的幾種句法結構；借鑑普通語言學，在漢語語法研究方法論上第一次提出並運用了「隔開（擴展）」和「轉為（轉換）」（1984：46、120頁）兩個概念。這無疑對整個漢語語法研究的深入開展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理論》縱論古今中外，對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多有涉及。例如：《理論》指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的使成式」（1984：112頁）；「處置式是近代產生的語言形式」（1984：118頁）；「也許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的被動式」，「到了近代，被動式就顯然產生了」（1984：125頁）；「『於、自、以』等字之變為（即被替換為）『在、從、拿』等字，都是由虛趨實（由關係詞變為動詞），因此它們所構成的末品也是大致由後置變為前置的。這是中國語法史上重要事實之一」（1984：157頁）。這些思想極為可貴，有些論述甚至包含了當代漢語語法學新觀念的雛形，這些思想為王力先生後來寫作漢語語法史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王力先生1958 年出版了《漢語史稿》中冊（科學出版社）。 早在1954年他就在北京大學開設了漢語史課程，並寫有講義，1956年已經兩易其稿，上冊語音史已經交付出版；為了培養、提攜青年，也為了加快中、下冊的修訂工作，他讓幾個畢業不久的學生收集各方面的意見，補充引例，幫助修訂。《漢語史稿》中冊是王力先生積近二十年研究漢語語法史的成果，加上數年集中努力而寫成的個人專著，是《漢語史稿》三部分中最具獨創性的部分。全書總共二十三節，除一節《語法發展的一般敘述》外，其餘分成兩個部分：「歷史形態學」八節，講述九類詞的發展情況；「歷史句法學」十四節，講述句法的各種演變發展。在形態學部分，作者特別注意上古聲調變化同詞性變化的聯繫、中古詞尾的形成和發展。他指出「動詞形尾『了』和『著』的產生，是近代漢語語法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1980：311頁）在句法學部分，「系詞的產生及其發展」、「使成式的產生及其發展」、「處置式的產生及其發展」、「被動式的發展」、「遞系式的發展」等，都是作者早在寫《中國語法理論》時就已經作過一些研究的，也是本書最精彩的獨創部分。總之，這部著作對漢語的構詞法、詞類和句法的演變進行了全面的描寫；此前，漢語語法的研究多是泛時或共時的靜態研究，很少是從歷時動態角度來研究的，更沒有從歷史的全過程來研究漢語語法發展規律的。這是第一部漢語語法史，它開創了一個新的學科，在二十世紀漢語語法研究的整個進程中，《漢語史稿》中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呂叔湘四十年代發表了十多篇有關古漢語語法的論文，五十年代結集出版了《漢語語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5）。從內容上看這些論文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關於共時文獻語法現象的描寫研究，例如《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和《相字偏指釋例》，另一類是對歷時文獻中某一語法現象演變的描寫研究，例如《論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來》、《把字用法的研究》和《說們》。呂氏還收集了大量有關近代漢語指代詞的資料，並作了排比分析，但直到八十年代才由他的學生江藍生補充、整理，出版了《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1985）。這些論著材料非常豐富，描寫十分細密，在事實的描述中力圖揭示語言規律。呂氏開創了古代漢語描寫語法的一代學風，影響了幾代人的學術研究。高名凱的《唐代禪家語錄所見的語法成分》（《燕京學報》34期，1948）也是較早研究近代語法的論著。
劉世儒1965年出版了《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他把名量詞分成陪伴詞、陪伴•稱量詞、稱量詞三類。全書五章，第一章「總論」，討論了南北朝量詞的體系、語法特徵、組合規律等問題；後面四章分別討論三類名量詞和動量詞，在詳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語主要量詞的起源和發展逐個作出了細緻的描寫研究。用大量的例證說明六朝已有動量詞，從而修正了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認為動量詞唐代以後才產生的說法。它解決了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專題，影響深遠。

郭錫良六十年代就在《漢語史講授提綱》中提出：「第三人稱代詞在上古發展還不成熟，它是由指示代詞兼任的。」後來寫成《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起源和發展》（《語言學論叢》6輯，商務印書館，1980）。論文的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1.論述了並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有第三人稱代詞，「殷商時代（漢語）第三人稱代詞還沒有產生」（1997：1 頁）。論證了被人們認作第三人稱代詞的「之、其、彼、厥」是指示代詞，而非人稱代詞。2.論述了「之、其」在春秋戰國時期具備了向人稱代詞轉化的條件；漢以後，「其」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到南北朝時演變成第三人稱代詞，「之」卻日益衰退，沒有完成向第三人稱代詞轉化的過程。3.對先秦至唐代有代表性的古籍中的「他」字用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統計，用定量分析研究的結果論證了：「他」先秦時代的意義為「別的」；經過漢末到南北朝時期演化出「別人」的意思，成為向第三人稱代詞轉變的重要階段；再到初唐，開始具有第三人稱代詞的語法功能，盛唐以後才正式確立起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地位。作者關於漢語第三人稱代詞起源和發展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這不僅是一篇有創見的漢語語法史論文，同時在方法論上也有一定的意義。

此外，在本時期，周法高的《「之」「其」「厥」用法之演變》（《學術季刊》4卷4期，1956），余健萍的《使成式的起源和發展》（《語法論集》2集，商務印書館，1957），祝敏徹的《論初期處置式》（《語言學論叢》1輯，1957），楊建國的《補語式發展試探》（《語法論集》3集，1959），馬忠的《「是」的用法演變》（同上），潘允中的《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中國語文》1期，1980），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語法演變描寫研究論文。

（二）古漢語語法共時研究的繼續發展

在歷時演變研究已成為古漢語語法研究的主流之後，共時平面的研究仍繼續發展，在新的時期里，共時平面的研究除了表現為構建古漢語語法一般框架（文言語法）之外，還表現為對斷代語法研究和專書語法研究的更大的自覺性，以及關注斷代語法和專書語法在整個漢語語法發展史中所處的地位。伴隨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巨大的發展，古漢語語法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細緻。

周法高五、六十年代寫了一部《中國古代語法》，先後出版了《稱代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造句編上》（1961）和《構詞編》（1962），計劃中的《造句編下》和《虛詞編》沒有出版。根據作者在三本書中的《自序》，容易誤會他是要寫一部六朝以前的漢語語法史，其實他寫的是一部「以春秋戰國的文獻為主」的先秦漢語語法。作者著眼的基本上是一個共時的語法框架，而不是歷時的語法演變軌跡和規律。作為一部共時的古漢語語法，這本書的主要貢獻是自覺吸收結構主義語法理論，採取布龍菲爾德的直接成分分析法，還有趙元任、霍凱特等人的語法觀點，有時還提到「轉換」的方法。這部書一改自馬建忠、楊樹達以來古漢語語法著作的面貌，在語法體系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同時，周氏也有了比較明確的時代觀點，能在大框架中指出某些語法現象只在某部書、某個時代出現。這就是本書「上溯殷周，下探漢魏六朝的發展」的具體內容。還有，作者在材料的準備上傾注了極大的工夫，搜集了大量例句，不少章節都是經過反覆研究才寫成的，《構詞編》對《詩經》、《孟子》中的複音詞的論述，就是最好的例證。它是自《馬氏文通》以來體系最新、篇幅最大的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令人遺憾的是沒有出齊。

楊伯峻1955年出版了《文言語法》（北京大學出版社），經過修改，1963年改由中華書局出版，劉景農1958年出版了《漢語文言語法》（中華書局），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馬漢麟的遺著《古漢語語法提要》。這三部書原本都是大學的講義，都以學生已經掌握了現代漢語語法為前提，因而都注重古今語法的比較。有的在論述時略同詳異，如楊、劉二氏之作；有的甚至基本上只講異，如馬氏的《提要》。三部書都或多或少吸收了五十年代以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成果，敘述簡明，條理清楚，舉例也較典型、精當，是眾多古漢語語法普及類著作中的上乘之作。楊伯峻、何樂士的《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語文出版社，1992）類似周法高的《中國古代語法》，也力求在描寫秦漢語法時，上溯甲、金，下探唐宋。本書材料豐富，照顧的面相當廣泛，但是難免顯得有些龐雜。王海棻1987年出版了《古漢語疑問詞語》（浙江教育出版社），這是一部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相結合的語法著作，對古代疑問詞語、疑問句式進行了儘可能全面而詳細的描寫。

王力先生六十年代主編了文科統編教材《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2），通論部分有八節講古漢語語法；郭錫良八十年代主持編寫了《古代漢語》（北京出版社，1983），也有八節常識講古漢語語法。兩部教材採取了和馬漢麟的《提要》相同的作法，重實用而不過分強調系統，只講古今語法差別較大的詞法、句法現象。在語法體系上充分吸收了王力先生《中國語法理論》中的理論觀點，也採用了他們自己研究古漢語語法的某些成果。兩部書長期被廣泛採用作教材，或用作參考書，年年重印，因而對古漢語語法的教學和研究影響較大。

何樂士等1979年出版了《文言虛詞淺釋》（北京出版社），收虛詞209個；後來經過修改，並增收虛詞340個，更名為《古漢語虛詞通釋》重新出版（1985）。《通釋》不但收錄虛詞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同類著作，更主要的是它不停留在傳統訓釋的方法上，而是著重於虛詞語法功能的描述；採用了層次分析法。例如，它指出「『所』字結構里，『所』字先與介詞…相結合，然後再與動詞…（包括它的賓語）組成名詞性短語」（1985：547頁）。這標誌著古漢語虛詞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洪成玉1983年出版了《古漢語複音虛詞和固定結構》（浙江人民出版社），打破了古漢語虛詞研究一般只講單音虛詞的傳統。

五十年代以後，《馬氏文通》重新獲得了廣泛重視，研究評述《文通》的論著紛紛面世。其中呂叔湘、王海棻的《馬氏文通評述》（《中國語文》1、2期，1984）寫得比較扼要平實。孫玄常的《馬氏文通札記》（《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頗能抓住要害，揭露矛盾，特別是呂叔湘的校批更富有啟發性。王海棻的《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對《文通》的語法體系作了比較全面詳盡的評述。

管燮初1953年出版了《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這可以算是一部最早的斷代語法著作。它對甲骨文的詞類和句法進行了全面描寫，儘管比較簡略，只是把現代漢語的語法框架套向甲骨文，然而首創之功不可忽視。更為可貴的是，在某些方面還做了抽樣調查統計，作者指出「我們曾經用不加選擇的一千句單句做分析，從句子結構來分，有主語的句子占36%，沒有主語的占64%；有賓語的句子占54%，沒有賓語的占46%。再從組成謂語的主要詞類分，動詞句占絕大多數，形容詞句不足十分之一，系詞句和名詞句沒有幾句」（1953：10頁）。陳夢家1956年出版的《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第三章《文法》也全面描寫了甲骨文的語法，個別方面也許比管氏的著作內容更豐富，也更具有新意。但是，《綜述》對甲骨文的句法談得不多，總的來說，《綜述》比管氏的著作單薄一些。

專書語法研究有許世瑛的《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台灣開明書店，1973），作者對論語的每個句子都進行了句法分析，這種窮盡式的句法分析實踐，是對現有析句方法和理論的一次全面檢驗。作者在句法分析的基礎上概括出了八類古漢語的句式。同類的著作有詹秀惠的《〈世說新語〉語法探究》（台灣學生書局，1973）。

此外，在本時期，周遲明的《漢語連動性複式動詞》（《山東大學學報》1期，1957），洪誠的《論南北朝以前漢語中的系詞》（《語言研究》2期，1957），黃景欣的《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副詞「弗」「不」研究》（《語言研究》3期，1958），周光午的《先秦否定句代詞賓語位置問題》（《語法論集》3集，1959），方光燾的《關於古漢語被動句基本形式的幾個疑問》（《中國語文》10、11期，1961），黃盛璋的《古代漢語人稱代詞研究》（《中國語文》6期，1963），馬漢麟的《古漢語三種被淘汰的句型》（《南開大學學報》6期，1978），馬真的《先秦複音詞初探》（《北京大學學報》6期，1980），祝敏徹的《〈朱子語類〉中的「地」「底」的語法作用》（《中國語文》3 期，1982）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共時語法研究論文。

叄、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與關注理論、尋求解釋並重的時期（80年代——）

八十年代以來，古漢語語法研究再一次具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的特點。在歷史語法描寫研究的深厚積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巨大成就、國外新理論的迅速引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古漢語語法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不僅繼續注重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並且同時注重理論，尋求解釋。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對於語法史研究來說，語法的理論體系不是重要的，語法演變的事實才是重要的。歷史語法研究的深入發展使人們意識到，語法的理論體系是語法史研究的指針，好的語法理論體系可以使我們觀察到更多的語法演變事實，並且有助於對語法的演變作出合理的解釋。重視理論，在描寫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釋的觀念目前正方興未艾，這一時期將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一）歷史語法描寫研究的繼續發展

在本時期里，歷史語法的描寫研究繼續發展，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新的時期里眾多描寫研究的論著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強了自己的理論色彩。

1.語法演變的研究

八十年代王力先生改寫自己的漢語史著作，重寫了語音史以後，著手修訂《漢語史稿》中冊，1983年4月脫稿，以《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1989）為書名重新出版。書中改原來的節為章，首先是增寫了四章：《動詞（下）》（討論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在發展中的互相轉化）；《長句的發展》；《能願式的發展》；《連動式的發展》。其次是對其他章節作了某些調整，各章的內容都有所充實修訂。這部著作無疑比原書更加豐富，只是作者已經年過八旬，不可能把《史稿》出版後二十多年學界的研究成果都吸收進來。

為了教學的需要，撰寫了漢語語法史，如潘允中的《漢語語法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史存直的《漢語語法史綱要》（華東師大出版社，1986），孫錫信的《漢語歷史語法要略》（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向熹的《簡明漢語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這些著作或是對《史稿》有所闡發和補充，或是取材、寫法與《史稿》有所不同；跟《史稿》差異最大的是史氏的《綱要》。《綱要》作者的主旨似乎不在揭示漢語語法的發展軌跡和規律，而是重在宣示他對漢語語法發展的某些看法。因而全書顯得論多於史，討論的問題不夠全面系統，特別是句法方面的內容顯得很單薄。孫良明的《古代漢語語法變化研究》（語文出版社，1994）以先秦古書和漢代注釋為研究材料，通過二者的比較，探討了兩種語料在語法上的差異，從一個側面探討了先秦至漢代這段時期漢語語法的歷史變化情況。
本時期歷史語法演變研究的成果更多的是反映在大量的專題論文之中。郭錫良先後發表了多篇討論句法、詞法發展的文章，大都有所創穫。例如，他的《關於系詞「是」產生時代和來源論爭的幾點認識》（《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對半個世紀以來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熱點爭論問題作出了比較可信的小結。《先秦漢語構詞法的發展》（《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嶽麓書社，1994），比較全面細緻地揭示了殷商時代和周代的構詞法及其演變規律。《介詞「於」的起源和發展》（《中國語文》1期，1997 ）和《介詞「以」的起源和發展》（《古漢語研究》1期，1998）對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主要典籍中「於」、「以」的用例進行了詳盡的數量統計研究，對「於」、「以」語法功能的歷史演變過程，從起源於動詞到豐富表達功能的逐漸形成都作了細緻地描寫。文章對某些著作用訓詁學方法訓釋虛詞的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強調「要特別重視語言的系統性，把每個虛詞都擺在一定時期的語言系統中去考察，一個虛詞的各個語法意義、語法功能之間都是有聯繫的，自身形成一個系統，不要孤立地看問題，隨文釋義，把一個虛詞的語法意義系統搞得支離破碎，強給它設立一些非固有的義項」。這一批評振聾發聵，很有現實意義。唐鈺明的《論上古漢語被動式的發展》（與周錫馥合作，《中國語文》4期，1985）、《漢魏六朝被動式略論》（《中國語文》3期，1987），《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國語文》6期，1988 ）是共時靜態研究與歷時動態研究相結合的一組論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在本時期里，陳初生的《早期處置式略論》（《中國語文》3期，1983），張萬起的《連詞「所以」產生的時代》（《語文研究》4期，1984），王紹新的《「得」的語義、語法作用衍變》（《語文研究》1期，1985），李曉琪的《關於能性補語式中的語素「得」》（《語文研究》4期，1985），李平的《〈世說新語〉和〈百喻經〉中的動補結構》（《語言學論叢》14輯，1987），解惠全的《談實詞的虛化》（《語言研究論叢》4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王洪君的《漢語表自指的名詞化標記「之」的消失》（《語言學論叢》14輯，1987），楊平的《「動詞+得+賓語」結構的產生和發展》（《中國語文》2 期，1989）、《帶「得」的述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古漢語研究》1 期，1990），錢學烈的《試論全唐詩中的把字句》（《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宋紹年的《「所以」再認識》（同上）等一系列論文論及了漢語語法演變的諸多方面。

2.斷代的和專書的語法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斷代和專書的語法研究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取得了許多成果。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81）是對金文語法系統進行全面描寫的第一部著作。作者選取西周文字較長的金文208篇，對它的語法現象進行了全面地分析歸納，不但有定性論述，還有定量分析；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語法分析方法上得到了陸志偉的指導，接受了結構主義的影響，採取直接成分分析法，他用來分析金文的語法體系比他寫甲骨語法時前進了一大步。該書材料翔實，分析細緻，結論比較可信，較好地反映了西周時代金文語法的面貌。朱歧祥的《殷虛卜辭句法論稿》（台灣學生書局，1990）和沈培的《殷虛甲骨卜辭語序研究》（台灣文津出版社，1992）是這個時期研究甲骨文句法的代表作，他們收集的材料都比較豐富，採用的語法理論體系也比前一個時期跨進了一大步。李佐豐的《文言實詞》（語文出版社，1994）是一部研究先秦斷代實詞的著作，作者以窮盡式數量統計分析為依據，對先秦漢語的實詞進行了細緻的分類。並提出了使動、意動不屬於活用；名詞可以劃分為有生和無生兩個小類，這兩個小類在語法功能上存在對立等有價值的新觀點。柳士鎮的《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對研究較少的中古語法作了初步探索。趙克誠的《近代漢語語法》（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馮春田的《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劉堅等的《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語文出版社，1992），曹廣順的《近代漢語助詞》（語文出版社， 1995），吳福祥的《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嶽麓書社，1996）等是研究近代漢語語法有影響的著作。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辟有專章討論語法，它在論述近代漢語語法研究狀況的過程中，多有中肯的評論，有的是對某一具體研究成果從理論方法的高度加以考察，有的是在深入比較幾種不同結論的基礎上表明自己的取捨，其中凝聚著作者的獨到見解。

這個時期專書的語法研究收穫頗豐，何樂士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潛心研究《左傳》的語法，先後發表了《〈左傳〉的單句和複句初探》（《先秦漢語研究》，1982），《左傳虛詞研究》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9）；《左傳範圍副詞》論文集（嶽麓書社，1994）等一系列論文（共50餘篇），對左傳的句法和虛詞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論文材料翔實，分析細緻，重視把虛詞和句式結合起來研究，重視運用定量分析的統計方法。不少論文探討深入，能出新意，很有參考價值。她的專書語法研究具有明確的語法史的觀念，她還依據漢語史分期選取了若干時期的代表性語料進行共時研究，並比較它們在語法上的異同。例如，她把《史記》所記載的史實與《左傳》相應的部分進行對照，從司馬遷對《左傳》史料的引用和翻譯中找出史記語法的一些特點，並指出「《史記》語法較之《左傳》有重大的發展變化，它們各自有自己的顯著特色」（《兩漢漢語研究》261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管燮初1994年出版了《左傳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廖序東1995年出版了《楚辭語法研究》（語文出版社），殷國光1997年出版了《〈呂氏春秋〉詞類研究》（華夏出版社），盧烈紅1998年出版了《〈古尊宿語要〉代詞助詞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專書語法研究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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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燮初 1953 《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中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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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兆梓 1922 《國文法之研究》，中華書局1983年新1版。

11 黎錦熙 1933 《比較文法》，著者書店。

12 劉復 1920 《中國文法通論》，中華書局1939年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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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

15 呂叔湘 1942 《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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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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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梅祖麟 1981《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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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力 1936 《中國文法學初探》，《王力文集》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2 —— 1937 《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王力文集》十六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3 —— 1944 《中國語法理論》，《王力文集》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4 —— 1958 《漢語史稿》（中冊），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

25 —— 1981 《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6 —— 1989 《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

27 楊樹達 1928 《詞詮》，中華書局1954年新1版。

28 —— 1930 《高等國文法》，商務印書館1984年新1版。

29 章士釗 1907 《中等國文典》，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12版。

30 周法高 1959 《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編》，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

31 —— 1961 《中國古代語法•造句編（上）》，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

32 —— 1962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

33 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標記「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方言》1期。

34 —— 1985 《漢語方言裡兩種反覆問句》，《中國語文》1期。

35 —— 1989 《語法叢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65233



補充幾本參考書籍 :

劉景農 漢語文言語法

郭錫良 古代漢語語法講稿

呂叔湘 中國文法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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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notes/756080504978039/

高中生的哲學入門書書單，以下依類別建議：

梁靧

上次編輯在2021年3月12日

閱讀時間1分鐘

給高中生的哲學入門書單


我常受他人之請，私下開各種學科的入門書單。不過，即便我大學與研究所是哲學科系的，但竟未曾有人要我提供「給高中生的哲學入門書」過。我多半都是遇到他人針對他想理解哪個思想流派或哪部哲學經典，請我開入門書單。我卻從未開過針對「哲學」的入門書單。我從未曾細想過這個狀況是為什麼，直到這次友人受出版業之託，轉問我適合高中生唸的哲學入門書有哪些。我開始列了書單之後，才發現要列出這排書單之困難，足足花了我四天時間思考。



關於這書單為何如此難列，我在書單最末會做點說明。好啦，廢話不多說，先直接看書單吧！



給高中生們的書單服用建議：



1. 如果你都沒接觸過哲學書，或只是想找幾本入門書看看而已，建議從 【哲學概論類】裡挑幾本自己讀得喜歡的，然後在【西洋哲學史類】、【中國哲學史類】之中各挑一本就好。



2.如果你有意大學就讀哲學系，那麼我建議你先打聽一下你想要去的學校的哲學系，它們專攻的類別是什麼。除了在上述1.的建議之外，你可以針對他們專攻的相關類別的書單裡再選個2~3本書來讀。我必須要說哲學系是全台所有系所裡最分殊的科系，往往不同學校的哲學系出身的「大學生」，可能彼此間在哲學認知與學習經歷上會有許多地方是無法互相對話的。這是其他科系在還未進入研究所前，是非常難以想見的情形。



3.如果你有意大學就讀哲學系，但卻不一定會去哪所大學就讀，或你希望至少能學習到一個入門「基礎」。那你可能就慘了，我必須強調，我以下開的書單就只是「入門書」而已，但與其他學科會開給高中生的入門書相比，數量是非常的多，這是因為前述2.最末說的情況所致。所以你可能各類別要挑2~4本以上來閱讀。



4.以下各類書單，在類別內的順序經過用心安排，並不是要你照著順序唸，而是希望你在找書時先按照順序找，找到你覺得適合的才唸。這個順序主要是依照書的難易度與趣味度做排序，並盡量以繁體書為優先，除繁體書類不足才推薦簡體增補，但有的書會因為影響力(較多人閱讀、共通話題性較高)而稍微被挪前。另外，【分析哲學類】則按照了概論與導論、思想實驗、心智哲學、邏輯、科學哲學的細類安排，這個順序有點難易度的意味存在；而【歐陸哲學類】與【中國經典與各家導讀類】則按照了哲學家與經典的時間順序安排。最後，部分類別最後幾本書往往是補充類型的書，例如【形上學類】、【倫理學類】與【知識論類】的最後一本，談的都是中國哲學或帶有中國哲學取向的，這是因為多數這類書只談西方，但若進入以中國哲學專業較強的學校，會出現入門銜接的問題。而各書的網址連結已找過對書本說明較多的網路書店做為參考。





【哲學概論類】：
《哲學超圖解》 田中正人 野人出版社
《今天學哲學了沒》 張智皓 商周出版社
《哲學哲學雞蛋糕》 朱家安 紅桌文化
《哲學入門九堂課》 湯瑪斯・內格爾 究竟出版社
《哲學淺談》 Joseph M. Bochenski 御書房
《101個有趣的哲學問題》 馬丁・柯亨 究竟出版社
《一把鑰匙，走進哲學》 朱立安・ 巴吉尼 麥田文化
《44位東西方哲學家大集合！史上最強哲學入門套書》飲茶 大牌出版社
《哲學概論》 Robert Paul Woff 學富文化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目前有兩冊) Blanche Robert etc 大家出版社



【西洋哲學史類】：
《圖解哲學入門》 大城信哉 究竟出版社
《蘇菲的世界》 喬斯坦・賈德 木馬文化
《寫給所有人的簡明哲學史》 羅伯特・索羅門/凱瑟琳・希金斯 麥田文化
《一本就通：西方哲學史》 傅佩榮 聯經出版社
《一口氣讀懂哲學家們》 小川仁志 美藝學苑社
《哲學的40堂公開課》奈傑爾・沃伯頓 漫遊者文化
《哲學經典的32堂公開課》奈傑爾・沃伯頓 漫遊者文化
《哲學的故事》 威爾・杜蘭特 野人出版社



【中國哲學史類】：
《圖解中國哲學史要略》 張勻翔 五南圖書
《一本就通：中國哲學史》 江心力 聯經出版社
《中國哲學史話》 吳怡/張起鈞 三民書局
《通識中國哲學》 楊國榮/溫帶維 香港中華書局
《中國哲學十九講》 牟宗三 台灣學生書局



【現代哲學史類】：(在中西古典哲學史上基礎後的，較進階)
《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簡體) 張汝倫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現代哲學通論》(簡體) 宋志明 人民大學出版社
《現代西方哲學新編》 (簡體) 趙敦華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國現代哲學新論》 (簡體) 李軍 齊魯出版社



【分析哲學類】：
《跟著白色的兔子走，到哲學的世界裡去》 菲利普・希伯爾 橡實文化
《少年達力的思想探險》 鄭光明 三民書局
《當代分析哲學導論》洪漢鼎 五南圖書
《自願被吃的豬》 朱立安．巴吉尼 麥田文化
《人心難測－心與認知的哲學問題》 彭孟堯 三民書局
《邏輯謬誤鑑識班》 冀劍制 漫遊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