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sat.org.tw/Journal.aspx?ID=22&ek=96&pg=1&d=1488
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的產生與讀書的意義
三角公園／
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的產生與讀書的意義
王雅珊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 碩士)
一、前言
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的產生與發展背景，是瞭解台灣社會文化的途徑之一。透過對閲讀環境的形成、讀者的產生、閲讀形式與閲讀樂趣的認識，及讀書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等視角來考察閲讀文化的發展，可藉由時空背景的差異性進一步對應日治時期台灣在社會文化史發展的特點，也是瞭解台灣文學與社會文化關係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在殖民地狀況下的台灣，除了面對語言的轉換衝突之外，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政治關係，也影響台灣閲讀文化發生的趨勢與導向。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讀書市場的發展，成為見證學校制度的確立、識字人口的普遍、出版流通事業成熟的現代化社會與文明發展重要參考指標。因此深入討論日治時期臺灣讀書市場的商業發展與廣告行銷需求、閲讀行為的產生及讀書的意義等內涵，瞭解日治時期臺灣所涵養的讀書市場根基，與促成閲讀文化發展的社會背景，將是理解日治時期台灣的閲讀文化發生與改變的主要觀點。從現代化活字印刷技術引進台灣取代雕版印刷開始，印刷技術的變遷、圖書印刷成本的降低與品質的提升，讓圖書印製量大幅增加並流通，「知識」不僅開始流通普及，也因此進入商業化過程。圖書出版的分工與市場銷售，在語言文字的差異下產生經營取向與圖書內容的歧異，漢文圖書與日文圖書在殖民地狀況下，由於基礎教育與日語普及政策，與日本、中國間關係惡化，中國圖書進口不易的影響，呈現此消彼長的現象。而圖書出版法規的管制也是殖民地統治的重要工具，圖書印刷、出版、販售的檢閱管理辦法，讓圖書出版品的內容與流通管道受到限制，尤其進入戰爭時期，印刷出版資材受到配給制的管理與限制，而出版內容被嚴格審查之外，圖書出版還需負擔起國策配合與宣傳工作。日治時期台灣的讀書市場變遷除了見證印刷出版技術的變革，與圖書流通系統等現代化發展及變遷過程外，同時也由於不同的語言文化、殖民地統治規範、戰時動員與國策配合等因素，而呈現閲讀文化發展的獨特之處，帝國統治下的台灣讀者，在接收到印刷出版物所承載的知識時，實際上所取得的是經過出版規則的設置、檢閱、篩選，並由日本帝國有意識的安排之後的再製產物。這種「知識」同時是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控制與規劃，資訊的公開與消音，以及統制知識的力量，透過印刷出版的過程對於閲讀文化的發展同時也產生關鍵影響。
台灣讀書市場的發展，以1910年代為分水嶺，1910年代中期活版印刷技術發展成熟，讓圖書出版開始進入大量生產的年代，加上漢文化與日本文化的衝撞、語言的變異、知識傳播的範圍與方式改變，教育制度實施也促成知識流動的媒介開始暢通，讀書行為開始由原本侷限的傳統知識環境，透過急速擴大發展的報紙媒體擴散，圖書廣告的推動與發展也因此與讀書市場的推廣產生密切關係。知識商業化的經營，透過不同語言與文化認同的產生，而達到啟蒙的目的，也形成互異其趣的閲讀品味。不同的圖書廣告樣式，在讀書市場的推動、圖書銷售的促進之外，還會因圖書出版流通業者選擇不同媒介而產生銷售訴求對象的差異，不同的語言與書類，產生不同閲讀品味的讀者，傳播媒介的差異、圖書廣告訴求的差別，也產生社會與文化價值認同的差異。
因此本文將透過討論閲讀文化的產生與讀書的意義，認識閲讀環境的形成與讀者產生的條件與過程，藉由對教育普及化、圖書推廣活動的認識，理解因閲讀行為所產生的讀者閲讀反應，及閲讀樂趣的討論，釐清閲讀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意義與對台灣閲讀文化變遷的影響。
二、閲讀環境的形成與讀者的產生
關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活動發展時，可以透過作家的創作過程、作品發表、當代的文藝活動、文學論爭等觀點，發現在1930年代後的台灣，其實已經具備有成為一個成熟讀書市場的條件。自1920年代開始，陸續成立的漢文書局開始蓬勃發展，引進販售大量漢典古籍、農工商參考書、政經、哲學、思想、科普類圖書，其中有來自中國、日本、世界各地的文學類譯本流通。1930年代後，日本圖書則在讀書市場開放競爭的環境下進軍台灣，透過大量的、特價傾銷的方式搶攻圖書市場，而經銷各類書籍雜誌、總督府出版品、教科書等圖書，由日本人開設經營的書局也遍及南北。此一圖書市場變化的過程，可以瞭解到其中所呈現的商業流通販售數量大幅增加、市場規模越益完整，表示當時台灣的讀書市場發展日益成形，而且也代表著「讀者」已經出現，讀者群的產生、醞釀，透過對於「閲讀」的認識、接受與理解，讓「閲讀行為」成為一種文化活動，並且逐漸普遍。
知識力的習得與具備
「讀者」的產生，除了讀書市場的出現與閲讀環境的構成之外，首先要有具備「閲讀能力」的讀者，日本統治台灣後，基於殖民地教化的需求，在台灣施行一連串的現代化教育制度，從公學校與小學校官制等義務教育開始，設立中級、高等學制，醫學、師範、工商業等專門學校，至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台灣的現代教育系統已然確立。但若以接受基礎教育、具有基本日語讀寫能力來作為基本的閲讀能力要求，及考察讀書普及的客觀條件，那麼日漸增加的就學人口，就代表著是閲讀市場基本讀者群的成立。
若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殖民地台灣具備有基礎日文讀解能力者作為觀察，討論具備基本閲讀能力的潛力「讀者」群，則可以由基礎教育的角度進入。1920年以降，至1941年3月《台灣教育令》修正，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義務教育制度完備這期間，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逐年上升，與教育機構的逐步設立有相當關係。以台灣人學童接受義務教育的就學人數成發來看，1920年代初僅有25.1%的平均就學率，到了1930年已成長為33.1%，及至1930年代結束時，台灣人學童的就學率已經超越五成。進入1940年代戰爭時期，在1943年則有七成以上的學齡兒童入學。根據學者李承機的分析，以透過接受過公學校正規教育定義可解日本語台灣人人口的比率，從1932年有22.74％台灣人具備日語讀解能力，至1938年為41.88％、1940年則跨入五成關卡，計有51.5％，迄至1942年戰時出版管制措施的實施，已有64.5％的人口可以理解日語[1]。這群接受過基礎教育、可以讀解日語的台灣人，正是在殖民地狀況下台灣的讀書市場裡，具有閲讀能力的基本讀者群、或可稱之為構成台灣閲讀文化主體的生力軍。
基本閲讀能力的提升及識字人口的增加，促使讀者對於知識的需求及認識更加依賴閲讀來取得，圖書出版的發展不僅滿足學校教育基本所需的知識需求，也進一步促成讀書市場的普及化發展。過往集中在傳統仕紳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內涵，得以逐漸打破階級藩籬，傳遞到普遍、一般性閲讀人口手中，讀者的閲讀能力具備之後，也讓閲讀習慣得以逐步養成，造就「讀者」的產生。
讀書市場的發展
日治時期的台灣讀書市場，經歷印刷基礎設施與出版行銷體系建立的過程。現代化活版印刷技術在日治中期才逐漸發展成熟，可以充足供應本地的書籍、期刊與報紙的印刷發行所需。在此之前，除少數雕版印刷方式在台印行的漢文圖書之外，多數圖書仍須仰賴進口。漢文圖書以自中國引進為大宗，透過漢文書店提供的中國圖書代購、經銷業務購買取得。1920年代是漢文書局發展的重要時期，文化書局、中央書局等新式書局也在這時期成立，引進與文明新知、現代思潮有關的漢文圖書，而蘭記書局是此時的代表性書局。
日人經營的書店在殖民地統治之初就隨著殖民政府的腳步，將其印刷出版事業經營版圖拓展至台灣。1898年「新高堂」在台北成立，初期經營文房具、圖書出版品銷售業務，隨著現代教育制度的實施、各級學校紛紛成立，加入教科書市場，成為台灣主要的圖書經銷商，之後更開始發行參考書、辭典等書籍，及在台日人作家的台灣觀察、文學創作作品。包括杉田書堂、文明堂書店、福澤書店、棚邊書店等日人書局也在1910年代就在台灣成立，主要經銷日本進口的一般書籍雜誌、教育用書籍，及總督府出版品、總督府教科書特許販賣等。1930年代，帝國圖書普及會在台灣舉辦特價書販售活動的好成績，促使東都書籍株式會社、丸善書局大阪支店等在台灣成立分支機構。
1930年代之後，殖民地台灣由於使用日本語人口增加，中國內部時局不定及中國與日本交戰的影響，自中國輸入的書籍出版物開始逐年減少。但另一方面，自日本輸入的書籍雜誌貨物價值則自1920年代開始逐年成長直到進入戰爭時期。台灣讀書市場對於日文圖書的依賴漸深，說明了在中國出版物輸入減少的市場環境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殖民地教育、語言政策對於讀書市場發展的影響，使的台灣讀書市場對於來自中國、日本等地的圖書項目產生需求性的根本差異。
閲讀推廣活動
在「讀者」具備有基本閲讀能力之後，除了前述可以透過出版市場中的書店販售、通信購買等方式，得到多樣化的閲讀選擇之外，由公眾的閲讀推廣活動中，更可以觀察到讀者對於知識的積極取得與閲讀習慣養成的過程。
1. 讀者接觸圖書的公眾管道
公眾閱讀管道的發展是培養讀者的基礎，日治時期台灣在基礎教育的奠基之外，更透過公共圖書館、巡迴書庫等空間的設立，及演講、展覽的方式來進行閲讀活動的推廣普及。
1901年成立的「私立台灣文庫」是台灣現代公共圖書館規模的濫觴，也是日本人在海外殖民地最早成立的圖書館，設立於台北城內書院街淡水館，由總督府官員及文化界人士一同成立。[2]1909年成立的「石坂文庫」則是民間經營圖書館業務推動閲讀活動的重要指標，創辦人石坂莊作期許圖書館業務的成立能夠推動台灣本島人的讀書思想及閲讀習慣的養成，除了增進一般智識的滿足，也能達到引導社會好學的習性，體驗讀書之趣的目標[3]。在圖書館業務外，也出版《石阪文庫年報》，對圖書館業務的推動與讀書習慣的培養等多有介紹。此外還在基隆地區成立文庫分館，並推動「巡迴書庫」服務，範圍遍及島內的台東、台南等地，甚至延伸到中國的福州、廈門，日本的沖繩、八重山諸島等地，都可見到石坂文庫巡迴書庫的蹤影，這些推廣活動都是讓閲讀得以普及的重要推動方式。
1915年8月「總督府圖書館」成立，這是殖民地政府推動台灣全島圖書推廣業務的官方機構，此一現代化公共圖書館經營的創設，成為圖書館業務在台灣普及的重要里程碑。總督府圖書館提供的讀者服務最基本的即是圖書資料閱覽的服務，同時也肩負起學校教育的延伸及社會教育的任務，這對於讀書風氣及習慣的養成，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1922年，「總督府圖書館」首推「館外借閱」業務，1924年開設「圖書相談部」提供閱覽參考諮詢服務，則讓入館讀者可以熟悉圖書館的設備及善用圖書館藏[4]。1929年總督府圖書館還與台北放送局共同製播「圖書館通訊」節目，透過廣播放送的管道介紹圖書、倡導讀書風氣的閲讀推廣也是首創。[5]
除了閱覽服務之外，「總督府圖書館」最主要的圖書館業務推廣項目就是「巡迴書庫」的延伸服務，將圖書出借送到全島各州廳的主要學校、機關進行巡迴與推廣，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圖書館及閲讀的認識，這是讓讀者能夠接近圖書與提高讀書興趣最直接的方法。透過公眾宣傳活動，使民眾認識圖書出版品、體驗圖書趣味，使優良圖書能夠普遍、讀書習慣得以養成，並且達到圖書保存、公眾閱讀推廣等社會教育功能。
台灣的公共圖書館自1920年代開始大量創設，1923年4月，台灣總督府公布「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經由管理圖書館設立規模、設置目的、申辦事項、管理規定、閱覽制度及私立圖書館經費預算規範等主要圖書館業務相關事項的確立，達到圖書推廣、教育普及、社會教化、內台文化融合促進等目的。[6]1923年前僅有10所公私立圖書館，而在「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公布後隔年開始，各地公共圖書館陸續規劃成立，進入1930年代已有將近70所，而到了1942年間達到顛峰，計有超過90所公共圖書館，除了台中州立圖書館、新竹州立圖書館，及台南、高雄、台北、基隆、彰化、花蓮港等六所市立圖書館外，主要多為街立、庄立等地方經營的小型規模圖書館，私人興辦的圖書館則屬少數。
1927年12月成立的「台灣圖書館協會」，則以本島圖書館事務調查研究及促進相關業務發展為目標，除發行會報之外，也主辦圖書館事務研討會，舉辦閲讀推廣展覽會、演講會，及圖書館人員講習會議等為主要業務，1931年開始訂每年1月11日舉辦「台灣圖書館週間」活動，也出刊過《推薦認定兒童青年讀物目錄》（1935年）、《推薦圖書目錄》（1938年）等刊物。[7]
隨著公共圖書館的普遍設立，由各地圖書館所帶動的「巡迴書庫」服務也隨之展開，將圖書館定點式的服務擴及各地提供流動服務。1922年總督府圖書館開始實施該項服務，將圖書巡迴於各州廳的街庄役所、學校等處，使圖書的效益充分發揮，到了1930年代中期，已有半數以上公共圖書館提供這項服務。此外，經由圖書館成立而衍生的演講會、讀書會、展覽會、兒童閲讀、圖書館週等推廣活動，也開始有組織、有目的性的展開，這些活動雖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一種工作項目，卻也正是推動閲讀的有效方法。
2. 民間社團的推動
讀報社及讀書會的成立，也是推動閲讀活動的方法，以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陸續在台灣各地成立的讀報社為例，雖然具備其揭露社會現實，針砭時事，啟迪民眾的政治性目的，對於書報內相關的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自決等議題也會特別提點介紹給閲讀者，然而「文化協會所設置之讀報社內所置書刊有台灣及日本的各種新聞雜誌，並且訂購中國報紙十數種以上供一般大眾閱覽，如台南讀報社內即備有『島內三新聞、大阪朝日、福音新報、台灣時報、上海身報、東方雜誌、青年進步、台灣民報、科學知識、教育雜誌、小說世界』等書報，及同志所捐贈之雜誌圖書多種。」[8]。
顯然地，台灣文化協會除了以身為台灣人言論機關自詡之外，對於知識啟迪與文化傳播也提供重要管道，閲讀刊物不僅有漢文、日文，也來自中國、日本及台灣本地，刊物類別除了新聞性期刊雜誌之外，還包括了教育、科學知識，及文學、文化等，全台十餘處讀報社不僅只是文化協會對民眾的窗口，聚眾效果也十分可觀，加上讀報社本身也經常舉辦文化講演、文化義塾、講習會等活動，讀報社也因此扮演起知識流通與資訊交流的角色和功能，由台灣知識份子發起的這類文化運動對於當時台灣人閲讀環境提供與讀書風氣的提倡具有相當啟發作用及影響力。
民間自發性的閲讀活動推廣對於閲讀普及有推波助瀾之效。1933年1月第二回台灣圖書館週活動期間，《臺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及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植松安倡議催生的「台灣愛書會」，就是希望透過讀書會的方式推薦優良圖書、帶動讀書風氣。目的與任務即是要透過講演會、展覽、會員集會、會誌發行等方式進行東西書誌等相關事項的調查研究，並同時普及發展愛書趣味[9]，除了讀書會例會的舉辦之外，舉凡進行圖書交換會，書誌研究展覽、圖書介紹會等主要活動，也都會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公開訊息。
閲讀推廣活動的推行是閲讀行為普及化、公眾化的基礎，也是讀者培養的重要關鍵，公共圖書館、巡迴書庫是閲讀空間公共化的象徵，將閲讀的環境普及一般讀者，並由固定空間擴及流動服務，知識的流動範圍不再侷限。圖書館服務延伸出來的相關演講會、展覽會、圖書館週活動，則是將閲讀透過活動推廣與介紹更加普遍。讀報社、讀書會，及民間社團舉辦的閲讀活動，除了將閲讀行為透過活動的推動更為具體化，而同時也挾帶著如知識啟迪、文化傳播、知識流通的任務與目的。
圖書廣告推動閲讀行為
讀者開始透過報紙、雜誌的廣告及書局販售等銷售促銷的活動，取得各項圖書資訊並且產生消費行為，而除了書局購買、學校訂購之外，也透過經銷（書局）訂購圖書、或是郵購書籍的方式取得圖書。圖書廣告所透露出的是當時讀者的閱讀品味與時代趨勢的延伸。
圖書廣告訊息的流通，讓消費者可以便利取得出版市場的資訊，並進一步消費，包括蘭記圖書的銷售廣告就常態出現在《三六九小報》的廣告版面上，除了介紹各類圖書資訊、促銷訊息之外，也提供讀者預約代訂漢文圖書的預定、日文書籍郵購的服務，通信販售的銷售方式已經相當普遍。日人書局除提供相同的銷售服務，《台灣日日新報》中出現的圖書廣告，不僅有台灣本地日人書局的圖書銷售訊息，日本內地的銷售廣告也大量出現，台灣的讀者可以透過通信販售的管道訂購，或者是向台灣本地的經銷商購買。圖書廣告成為圖書銷售服務與讀者間重要的溝通管道，除了銷售服務、資訊的提供之外，還兼具溝通圖書內容需求與市場反應的效果。
三、閲讀的形式及閲讀樂趣
透過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的基礎教育對於「讀者」知識力的建立，以及圖書出版市場漸次成熟發展與知識流通過程的認識，可以觀察到讀者從來自台灣本地及日本、中國、歐美等地的圖書及譯介作品中，得以廣泛地涉獵各種時代新知、多元文化等新資訊，進而啟發新知識與現代化思想之外，讀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將進一步讓人瞭解讀者與閲讀書物類型間的互動關係，而透過讀者不同的閲讀行為及閲讀型態，同時也將呈現在閲讀內涵轉變下代表日治時期台灣的讀者所架構出來的閲讀文化。
閲讀的形式與讀書的目的
在前述各項閲讀能力及閲讀環境齊備的狀態之下，對於「讀者」而言，讀書將產生不同的形式與意義：
1. 知識性的需求：
閲讀作為一種求取新知、獲得知識的方法，以學識的增長、競爭力的加強為目的。讀者在透過教育、知識的提升進階社會菁英的過程中，經常必須在正規學校課程所提供的知識基礎外尋求外援，購買讀書講義、參考書等自我充實進修、提升知識水準，競爭力的提升成了讀書的主要目的。知識性需求的閲讀，是一種目的性閲讀，讀書行為成為一種透過目的性的追求，透過競爭、考試，作為評量知識能力的方式，並藉此評斷知識階級的位置。
2. 功能性的目的：
作為一種尋求社會關係建立、同儕關係認同的手段。具有功能性的閲讀行為，會因為讀者明確認知自己的閲讀需求及目的，而逕自追求不同功能性的閲讀方式，並決定自己的閲讀內容，透過閲讀品味的建立，與社會關係認同所產生的閲讀行為。
3. 休閒性的娛樂：透過廣泛的閲讀，提高一般性的教養。
閲讀形式與目的的不同，是讀者在進行閲讀行為之前，決定閲讀內容的前提，在面對不同的閲讀能力及閲讀環境時，讀者會因為目的的不同，而追求不同類型的書類及閲讀方式。
知識性的需求會決定與切身社會功能相同的書物，與職業、考試相關的知識是主要書目。功能性的追求，則是在具備基礎讀書能力後，為了得到社會群體、同儕認同的一種目的。休閒性、娛樂性的閲讀，透過學科、知識目標外的廣泛閲讀，進一步拓展了社會文化中「教養」的寬廣度。在先行的閲讀形式與目的之後，接下來要討論的「閲讀的樂趣」即是在閲讀行為發生之後所產生的讀者反饋，以及因為閲讀行為所產生「讀書的意義」。
閲讀的樂趣
1.做為一種教養與「品味」（taste）[10]
身為一個讀者，透過教育的養成而具備了知識能力，除了知識性的學習與專業的追求外，對於淺白的、白話的文字作品會有較為明顯的閱讀興趣及接受程度。透過不同的圖書流通方式與管道，如圖書館、讀報社的閱讀推廣、圖書廣告的商業推薦，也會造成閱讀者對於閲讀行為的認知差異，影響讀者閱讀品味。
透過學校教育過程養成閲讀習慣，自發性的經由不同閲讀管道追求自己的閲讀興趣，並且藉由閲讀所得到的知識、樂趣抒發情懷，或透過閲讀增進知識應用與閱歷的累進，使閲讀成為一種教養的呈現，不同的閲讀習慣與樂趣的養成，又因此產生不同的閲讀品味，表現出閲讀者個人的、獨特閲讀取向。而當閲讀作為一種「品味」時，經常也成為一種「展示」的型態。
透過閲讀行為，對於讀者而言所得到的閲讀經驗會影響讀者在生活反應上的表現、圖書類別的認識與追求，除了達到知識追求的目的，對於心性的養成也有影響，可視為「教養」形成的重要因素，教育的培育是過程手段，而閲讀行為的持續及影響，則是可以培養知性能力與思考能力的基礎，從而表現出讀者個人所特有的閲讀品味。
2.做為一種「興趣」（interest ）[11]
閲讀成為一種探索知識與「真理」的過程，經由讀書行為而產生閲讀的興趣。閲讀行為的產生，或是吸引讀者閲讀的誘因，除了目的性的追求之外，閲讀習慣的養成及對於圖書持續投入關注，已經成為一種閲讀行為的「結果」。透過閲讀可以得到對外在的好奇與觀察，成為一種豐富「讀書」的方式，感性的激發與知性的探索。
「閲讀」不僅只是「讀」書的行為而已，透過圖書這項媒介認識了書裡的世界，也將視野延伸到圖書之外，得到的不只是書中所陳列的知識追求與功能性應用，及因為閲讀而產生對知識的認知，重要的是讓閲讀者對於知識有更進一步思辯的能力與延伸，讀書行為因此產生想像與思考的外延世界，閲讀者與圖書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閲讀樂趣的發生，使閲讀者探索知識的欲望必須透過不斷的閲讀來滿足。而不論是知識的追求、功能性的運用，或是休閒性的娛樂，對於閲讀者而言，這些都是透過閲讀而產生的，文字讓視野與想像可以不必膠著於單一的平面，而因此產生對於閲讀者而言各自定義與與存在、豐富而立體的「讀書世界」。
四、讀書的意義
現代化印刷技術的改變，讓書籍製造與流通產生革命性的變化，活字印刷技術在19世紀末引進台灣後，出版品的印刷品質、效率得以提升，書物雜誌的量得以增加、普及度也開始提升，並且平價書物的販售，也促使圖書普遍流通，而圖書市場的供需發展，同時也對閲讀的普遍及閱讀人口的增加發揮其影響力。
除了前述基礎教育的推廣普及使識字率提升，「閲讀」因此變得相對容易，再加上學校、圖書館、巡迴書庫等公共讀書空間的設立，及以演講、展覽、讀書會等方式進行的閲讀活動推廣，根據藤井省三的說法，日語讀書市場的成長規模，透過殖民地同化政策與普及日語教育的基礎，構成讀書→批評→新作→讀書…的生產、消費、再生產的模式，讓讀書行為成為一種社會儀式[12]。在此發展條件下，「閲讀」行為的發生不僅代表了日治時期台灣在殖民地統治下的社會現象，同時也具備了凝煉台灣閲讀文化的社會意義。
做為階級象徵的讀書
伊能嘉矩在〈台灣の讀書法〉[13]一文中，介紹清領時期台灣的儒學書院教育的型態與漢儒知識份子的活動概況、讀書的方法、所讀的文章典籍，與各項學藝的養成方式，直陳書院教育的菁英訓練及知識的集中現象。若以其對漢儒書院教育的觀察，相較於前述石坂文庫所倡議「提供公眾閲讀管道」、「養成一般讀者讀書習慣」、「滿足一般性知識與社會學習」等圖書館所應有的功能和目的，似乎恰好呈現對照關係。伊能嘉矩對台灣固有書院教育其運作形式的指摘，除了呈現殖民統治者俯視殖民地既有文化形式的觀察角度，但也可瞭解在台灣固有的書院教育，與提倡「提供公眾閲讀管道」的近代式圖書館之間，其差異性就在於如何處理「知識」的態度上。亦即讀書行為從菁英階級的書院裡被解放到一般民眾、「現代讀者」皆有機會接觸到的圖書館等公共空間，說明了殖民地狀況下台灣社會階級的構成也同時因為「讀書」而產生變化，知識階級的變動鬆動了傳統上對於知識的認識與維護。
讀書能力的改變、讀書習慣的變化，形成一群新知識份子，將以往中產的、都市的知識普及到下層的、地方的一般大眾讀者階層，與以往的讀者意識相比，在學習「閲讀」的過程中，逐漸普及的讀書行為、閲讀習慣、讀書市場，因此成為對一般民眾開放可能的空間。知識能力與普遍的圖書取得，也就成為階級跨越的階梯，反映著一種新的社會階級的養成，也就是讀書國民的普及。包括讀書空間的近代化，公共圖書館、書店、新聞綜覽所、學校空間的發展，都使「近代讀者」的形成更具現代意義。
前田愛在「近代讀者」的誕生中提到的就是由「音讀」進入「默讀」的概念，由於活版印刷技術的變革、廉價的印刷書物可以大量提供，以及教育普及、識字率的提升，讓讀書成為一種個人性的活動，由於讀書方式的改變，加上讀書空間由私有空間延伸到公共圖書館、學校等場所，以往集中式、大聲朗讀的學習方式因此改變，公共空間禁止「音讀」規定，使閲讀者及知識份子就此進入了「默讀」的公共空間與讀書模式。[14]由於讀書空間的改變，所產生的近代讀者，也因此形成一種對於「知識」認同的價值觀。
讀書行為讓知識形成一種認同方式，也成為用來區隔不同階級的差異點，雖然教育程度及識字率的提升讓知識不再只是上流階層的專屬，書物也普及為大眾商品，但是書物所承載的知識內容，及教育水準的差別，仍然被視為提高階級位置的工具。大眾讀者登場的同時，「知識人讀者」[15]也開始出現，透過對於知識的追求及理解差異，區別與大眾讀者的讀書差異，產生了因知識造就的階級意識，在傳統以文人為社會領導階級的概念下，將知識的取得視為一種跨越階級的工具、鞏固知識階級的門檻。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時，就揭示「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的目標，以啟蒙的文化運動作為提升台灣人地位的的基礎工作，藉由發行報紙《台灣民報》、成立各地讀報社、舉辦通俗講演會、夏季學校、文化講演會、讀書會、成立文化書局、中央書局等方式，積極推動知識普及與介紹的任務，在殖民地統治下進行思想啟蒙的文化運動，而樣的目標與理想，同時也是一種以「知識」作為階級躍升的方式。蔣渭水在闡述文化協會成立的動機時指也直指「台灣人現時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病根，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能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16]。在這些以「文化啟蒙」作為台灣人抵抗殖民地政府族群與文化差別差別待遇的作為下，所謂的「啟蒙」正是以「知識」作為區別階級意識的標準，以文化啟蒙與台灣人意識的建立，作為與統治階級的分別，也以教育、知識水準的差異，分辨出無知民眾與菁英份子間的階級地位。
「讀書」成為一種社會階級的象徵，社會底層的貧弱者透過讀書、知識的追求，作為提升社會地位甚至經濟地位的手段。知識份子、社會菁英又以知識的差異作為區別階級位置的標準，更也成為抵抗統治的文化象徵，透過讀書行為所呈現的是殖民地台灣社會對於文化衝突、語言差異、政治統治巨大變化之下的變動歷程與時代意涵。
做為教養的讀書
「讀書」成為一種教養的指標，不同於人格的養成與培育，包括識字能力及對知識的追求，在取得獲取知識的基本能力後廣泛展開閲讀習慣的養成，成為一種當代價值觀，這種由學校、機構習得識字能力，透過閲讀行為的進行、讀書團體的參與、圖書出版市場的活絡，將「讀書」變成一種可以改變文明的工具，能夠讀更多的書、購買、擁有更多的藏書，系統化的知識內容更為豐富時，「知識」成為一種開放的能力與工具，雖然面對著相同的社會環境、政治與經濟變遷，卻是不同於以階級差異作為分辨個人社會位置外在架構的方式，而是經由「讀書」行為、閲讀者內在價值的建立做為評斷社會地位的標準。
而1930至1940年代攀升的學童就學率，也代表著藉由「知識力」介入社會的能力提升。雖然藉由識字率、閲讀力的提升，已經可以突破知識階級的差異，但仍須具備足夠的「教養」程度，才能透過文化認同的方式，打破與知識階級的隔閡，並加入成為其中一員。如同阿爾維托‧曼古埃爾所指出，「在文字社會中，學習閲讀算是一道入會儀式，一個告別依賴與不成熟溝通的通關儀式。學習閲讀的小孩藉由書本之途徑得以參與集體的記憶，熟稔此以一社會的共同過去。」[17]龍瑛宗在評論「讀書」這件事時也指出，這是一種教養與人格的鍛鍊，是會提升社會文化的水平的，作為一個讀者如果只是從娛樂面來看書，雖未必是壞事，卻有可能會因追求娛樂而耽溺在作品情節中，甚至受到毒害。他認為「讀書無論如何都非有批判不可，沒有批判就沒有進步向上。批判和讀書是互相關連的，如果要培養批判之眼，就非多讀書不可。並且要不斷進行思索。讀者的眼光變得會批判，在質向上面向上的話，那就會自然產生文化的淨化作用，庸俗愚劣的作品就會從讀書市場上銷聲匿跡吧。」[18]
賴和1920年代由廈門返回彰化擔任開業醫生以後，在工作方面投注許多時間與精神，在社會周旋也逐漸獲得鄉里信賴，但他卻認為業務所耗費的時間讓他少了許多機會讀書修養，「不讀書，自然不能有資於修養，且因為忙，自要求些慰安，就只偏於於情的小說詩歌，及至第一次歐戰終了，世界思想激動，台灣亦有啟蒙運動的發生，我亦被捲入期中，我對於此運動，缺乏理解，無有什麼建樹。」[19]顯然賴和認為，透過讀書所取得的知識、啟蒙思想是一種人身教養養成的基本，而讀書或知識本身也因為是一種宜情的文字，或是影響人生態度的學習與精進，而成為教養高低的差別。
因此透過閲讀行為，才可以得到這樣知性累積的機會，才能參與文化社會。而為了能夠融入、並維持成為共同份子，就要透過不斷的學習、參與，也就是閲讀行為來維護，當具備有更多、更高等的知識程度時，也就越容易保持差異性，做為「教養」的讀書，也因此成為對於閲讀者一種社會價值的評斷，但這種價值觀事先建立在閲讀者本身對於讀書的內在表現與學問知識的追求。
不同類型的閲讀者，因對讀書的想法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閲讀樂趣」，接受傳統漢文教育的知識階級，和接受新式教育制度的新知識份子，對於知識的認識就有所差異，當讀書成為一種手段時，「知識份子」這角色的存在也就成為社會的階級象徵。當這群人意識到其階級的改變及力量時，對社會文化的敏感度也會提升，對知識的傳遞，也由被動轉變為主動參與，以自我提升、教育啟蒙、文化傳遞作為其身為知識份子責任，這種對於知識的認知，也意味著閲讀品味的轉變，閲讀因而成為一種「興趣」，同時也是一種「品味」的表現。
觀察日治時期台灣的文人、知識份子的閱讀活動。除了這群由新式教育制度普及造所就出來的具有知識力的閲讀者之外，傳統仕紳、中產階級也是受益者，這群原本社會中堅份子，再度透過教育、知識力增進的過程中，經由閱讀再進一步提升其社會、文化地位。「閱讀」因此成為一種代表中產的、有閒的「階級興趣」，而以「讀書」作為一種象徵時，知識力的掌握，將是一種可以突破階級差異的手段，不同階級之間的差異也可能因此形成更為明顯的代溝，甚至造成更大的階級差異（包括國族、經濟），而不同的閱讀形式與讀書目的，也將凸顯其中的權力關係扞格，包括國族的、階級的、文化的、語言的認同差異，透過閱讀產生不同程度的接受或是反抗態度。
然而，對於一般性的閱讀者而言，「讀書」不見得是一種如此具有意識性的選擇，對於閱讀內容的興趣可能僅是因為圖書推廣活動、圖書消費廣告的推介而產生的，並且藉由圖書出版流通與出版品推廣對讀者產生影響，進而激發閱讀樂趣、創造讀書意義。並且在殖民地台灣這個特定的時空條件下，閲讀內容本身與讀者之間的溝通歷程，也經由讀者不同的個體經驗與獨特性，呈現出以不同觀點視野所想像、建構的閱讀詮釋，而透過閱讀行為的產生與讀書意義的探討，得以進一步瞭解到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發展在殖民地狀況下所呈現的社會文化意義。
五、結語
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的產生與讀書的意義，即是透過認識「閲讀」行為的發生，瞭解從圖書出版流通到閲讀推廣，延伸至讀者的個人行為所對應的讀書現象，在社會環境背景的變遷過程中，所架構出來得當代台灣社會閲讀文化發展軌跡。
以日治時期作為台灣閲讀文化發展的觀察時空，相對濃縮了閲讀文化在台灣發展的面貌，尤其聚焦1910年代後現代化印刷技術發展成熟，及基礎教育逐漸推展普及後，讀書行為的發生，還挾帶著來自於政治、語言、文化間的莫大影響。教育普及、公共閲讀環境的建立、閲讀推廣活動的促成，以及圖書販售通路與圖書消費能力等條件，讓閲讀成為一項足以投射出階級關係等社會地位的行為。不同的閲讀形式代表互異的讀書目的與閲讀樂趣，讀書的意義及閲讀文化的發展，因此成為對應台灣社會文化發展變遷的象徵。
對於台灣人社會而言，雖然讀書行為所產生的知識力可以同時是跨越階級的工具和鞏固階級的門檻，但也因為日治時期台灣人的階級流動可能性尚且複雜地牽涉到殖民地狀況下的民族差別，從而使台灣人社會對讀書行為的需要性與構成條件異於西方或日本本土等其他非殖民地社會。讀書行為與知識力量可以做為台灣人社會地位躍升的工具，是一種社會位置的評量標準，在殖民地狀況下的台灣人以教育、知識來跨越政治、社會階級時，仍然受到殖民統治者的限制。教育制度方面首先被區分出日本人與台灣人就學條件的差別，中高等教育對台灣人開放的以師範、醫藥類科為主，這也直接影響台灣人社會普遍高度認同教師、醫師的社會地位，在入學競爭上更形激烈，而具有文化啟蒙、知識傳播力量的人文社會學科在此殖民地狀況下自然為殖民者所忽視，而台灣人在面對統治力量箝制的同時，對此類學科更是不被鼓舞。當讀書行為所產生的知識力成為跨越階級的工具與鞏固階級的門檻時，台灣人社會對於知識的認同方向與追求目標，已經因為身處殖民地狀況下而產生歧異，這種現象直至戰後台灣仍然因為政治統治力量的因素而持續存在。
對於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發生的背景認識，尤其是在殖民地狀況下的政治、語言、文化、商業流通、產業技術的變遷過程下所衍生的閲讀文化脈絡與影響，除了是對台灣圖書出版文化認識的補足，也可藉此作為對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發展特殊時代要素，及文學作品、作家與閲讀者間聯繫關係的釐清，而最重要的是藉由梳理日治時期台灣閲讀文化發展脈絡，充實對於台灣社會文化史的理解。
【參考書目】
（一）日治時期期刊
《私立石坂文庫年報》，基隆：石坂文庫。
《愛書》，台北：台灣愛書會。
（二）中文專書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吳昌杰譯，《閲讀地圖：一部人類閲讀的歷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張圍東，《走進日治台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2005年。
黃煌雄，《蔣渭水傳》，台北：時報出版社，2006年。
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台北：巨流圖書，2004年。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雜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龍瑛宗，《龍瑛宗全集：第六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出版，2004。
（三）日文專書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近代図書館史》，東京：社会評論社，2005年。
永嶺重敏，《雜誌と讀者の現代》，東京：エディタ－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年。
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大出版会、2005年。
前田愛，《近代読者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局，2001年。
[1] 參考：李承機，〈1930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新聞市場の競争化から考える植民地のモダニティ〉，《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大出版会、2005年，頁270。
[2] 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近代図書館史》，東京：社会評論社，2005年，頁78-80。
[3] 石坂莊作，〈設立文庫小啟〉，《私立石坂文庫年報》，基隆：石坂文庫，明治43年（1910年），頁2-3。
[4] 參考：張圍東，〈總督府圖書館的管理與服務〉，《走進日治台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2005年，頁148-157。
[5] 參考：張圍東，〈總督府圖書館的管理與服務〉，《走進日治台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2005年，頁253。
[6] 參考：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近代図書館史》，東京：社会評論社，2005年，頁78-84。
[7] 參考：加藤一夫、河田いこひ、東條文規，《日本の植民地図書館：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近代図書館史》，東京：社会評論社，2005年，頁96-97。
[8]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頁103。
[9] 「臺灣愛書會會則」，《愛書》第一輯，昭和8年6月（1933），頁206-208。
[10] 「品味」（taste），對於文學、閲讀具有鑑賞力的讀者反應，並且是含有消費概念的。參考：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台北：巨流圖書，2004年，頁398。
[11] 「興趣」（interest），對人、事、物表達好奇或關懷，在此作對於閲讀產生關心及好奇心的的意涵延伸。參考：雷蒙‧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台北：巨流圖書，2004年，頁198。
[12]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的發展〉，《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出版，2004，頁32-34。
[13] 伊能嘉矩，〈台灣の讀書法〉，《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基隆：石坂文庫，大正4年（1915年），頁35-36。
[14] 前田愛，〈音読から默読へ近代読者の成立〉，《近代読者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局，2001年、頁166-189。
[15] 永嶺重敏，〈近代日本の讀者變容と讀者〉，《雜誌と讀者の現代》，東京：エディタ－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年，頁27。
[16] 蔣渭水於1925年在《民報》發行五週年特刊號上發表文章提到文化協會創設的動機。引自黃煌雄，〈民眾黨以前時期〉，《蔣渭水傳》，台北：時報出版社，2006年，頁61-62。
[17]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吳昌杰譯，《閲讀地圖：一部人類閲讀的歷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11。
[18] 龍瑛宗，〈關於女性的讀書〉，《龍瑛宗全集：第六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68。
[19] 賴和著、林瑞明編，〈獄中日記〉，《賴和全集（雜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