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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暢銷小說
2020-06-21 由 南方都市報 發表于文化
姚一鳴
近從網上購得一本《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敘錄》，付建舟著，這是一部研究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的專著，系統地敘錄「說部叢書」的324部作品，分別對英國、法國、美國、俄日以及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每部作品的著者與譯者、諸種版本、章節目錄、序跋，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評述、作品廣告）等信息進行記錄，具有一定史料價值。但正如張治在《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敘錄：電子書截圖成就的文獻學創新》（刊於《上海書評》網絡版）中所言，由於不是以原始版本作為研究資料，加上作者對版本的把握不夠，自然在學術性研究上要差一些：「我認為《說部叢書》的『敘錄』，還應該做兩個工作：其一，這套叢書基本上都是翻譯文學，那麼應該儘量說清楚翻譯了什麼書；第二，小說文獻的敘錄，除了滿足文獻敘錄體應有的那些相關學術參考信息，還應該交待故事梗概或分析內容。從這三個要求來看，我認為這部《敘錄》都不合格……」
張治對「說部叢書」的批評，是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提出的中肯意見。張治長期研究「說部叢書」，也寫過一些相關的考證文章，除上面提到的文章，還寫有《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里的原作》《再談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里的原作》（刊於《南方都市報》）《〈說部叢書〉原作續考》（刊於《上海書評》網絡版）等，張治的文章有較強的學術性，也得到了中國近代小說研究權威、日本著名學者樽本照雄先生的肯定。
而最早對「說部叢書」有所提及和收藏研究的是北京的陸昕，他也是目前個人收集「說部叢書」最多的收藏家，他的「說部叢書」系列文章，雖不是恢弘大作，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百年前這套商務大書的概況。陸昕曾在文章中寫道：「《說部叢書》也是時代的產物。清末，康梁變法雖然失敗，但西學東漸之風卻興盛起來，因為維新的需要，最初傳過來的書籍以政治科技為主，稍後即有大量文學作品跨進國門，當時的文人們認為這不僅是了解西方世界的一個窗口，也對改造國民之性有好處。於是商務印書館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翻譯了這套《說部叢書》……我個人至今所能見到的《說部叢書》的各種形式，計有清末的道林紙本，民國時初、二集的藍花紅字本，三、四集的彩色封面本，《林譯小說》本，封面為漁網圖案本，封面為麻雀圖案本以及袖珍本，總共七種形式……」（《從〈說部叢書〉談搜書所見》，見《閒話藏書》，學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陸昕寫的其他相關文章還有：《說〈說部叢書〉》（見《藏書家》第三輯，齊魯書社2001年版），《「說部叢書」縱橫談》（刊於《藏書識小》）等。陸昕以實物見之，著重從收藏和鑑賞的角度來談這套叢書，書的裝幀形式、版次、用紙等談得較多，尤其是收藏部分談得較為詳盡，但在相關研究上還不深入。
「說部叢書」是晚清至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翻譯叢書，從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底開始出版，共出版十集九十二種，到1909年才出齊，內容涵蓋了翻譯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傳記、神話和寓言等。早期「說部叢書」在封面、字體、版式上並不統一，書名前常冠以「某某小說」的字樣。「說部叢書」的出版，和商務印書館於1903年創立編譯所大有關係，自從1897年商務創立後，通過教科書出版取得初步成功，急需發展其他的出版業務，於是成立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聘用了蔡元培、張元濟等先後任所長，「說部叢書」便是編譯所成立後的最初嘗試。在早期「說部叢書」中譯者多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1914年商務印書館開始重新編輯出版「說部叢書」，這次在封面、字體、版式上做了統一，初集百編即老版的翻印，二集和三集也是百編，四集為二十二種，共三百二十二種，至1924年出齊。此版「說部叢書」一律在書名前按題材來分類，如社會小說、政治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倫理小說、科幻小說、歷史小說、軍事小說等，有的歸類不一定準確，但總體還算規整，便於選擇閱讀。在「說部叢書」中的最大亮點是林紓翻譯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遺事》《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迦茵小傳》《亨利六世》《霧中人》《埃及金字塔剖屍記》《孝女耐兒傳》《賊史》《塊肉餘生述》《旅行述異》《三千年艷屍記》等，在全部「說部叢書」中林紓所譯的作品就有一百二十四種，作為一個不懂外文的翻譯家，林紓用與人合作的方式，成為了「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第一人」（胡適語）。
但「說部叢書」也有諸多的不足，如文言意譯畢竟離原著精髓稍遠，再說大多數作品都是從英文或日文轉譯的，並不能真實反映原著；在作家作品的選擇上，未能從作家的知名度及作品的藝術性和流傳度等方面加以取捨，過多地追求情節的可讀性，忽略了作品真正的思想藝術性。「說部叢書」是國人最初接觸外國文學作品的開始，為閱讀者打開了一扇展望世界的窗口。
「說部叢書」的意義，是許多現代作家青少年時代的閱讀，都和這套叢書相關，儘管如林紓、伍光建、梁啓超、包天笑、徐卓呆、王蘊章、周瘦鵑、朱東潤、褚嘉猷、惲鐵樵、張舍我、吳檮、奚若、周桂笙等「說部叢書」的翻譯者，有著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不同的趣味，所譯作品中也帶有自己個人的色彩，但淺近的文言、絢麗的異域世界、生動好看的故事，都使「說部叢書」如磁力一般吸引著那時的年輕人，他們從「說部叢書」所感受的文學薰陶，成為之後從事文學創作的寶貴財富。可以說「說部叢書」的閱讀史其實就是一部外國文學的接受史。
周作人接觸「說部叢書」的情況較為特殊，他既是這套叢書的閱讀者，也是參與者。在早期閱讀「說部叢書」過程中，周作人印象最深的是林紓的翻譯，周作人在日記中就有記錄：「（1902年1月22日）十三日：陰。上午大哥來，帶來書四部。……下午大哥回去。」「（1902年12月13日）正午大哥來，帶來書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長生術》……夜看《巴黎茶花女遺事》。」這是周作人接觸林琴南與西方文學的開始。其實周作人接觸「說部叢書」也是受了大哥魯迅的影響，魯迅在回憶自己的寫作生涯時曾寫道：「我們曾在梁啓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非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魯迅自選集》序）
沈從文1920年前後，在七姨夫熊捷三（曾擔任過國民政府總理熊希齡的弟弟）家，看到在客廳樓上的書房裡，有一隻很大的書箱，裡面有一套林紓翻譯的「說部叢書」和十來本白綿紙的印譜。使沈從文如同看到了寶藏一般，於是整整一個夏天，只要有空閒時間，沈從文就坐在大院花架旁的台階上，陸陸續續地讀完了《賊史》《冰雪姻緣》《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等小說作品，沈從文深深地喜歡上了這些文字：「親戚家裡有兩大箱商務印行的《說部叢書》，這些書便輪流做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歡這種書，因為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象別的書盡說道理，他只記下一些生活現象。即或書中包含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作者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沈從文《從文自傳》）
錢鍾書接觸「說部叢書」是在1922年前後，那時他還在無錫東林小學學習，第二年考上了美國聖公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錢鍾書自幼受到傳統經史方面的教育，從東林小學到蘇州桃塢中學，聰穎的錢鍾書除完成學業功課外，開始閱讀《小說世界》《紅玫瑰》等舊派文藝刊物，也閱讀到了「說部叢書」：
「我自己就是讀了林紓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入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志異》以外另闢的世界。我事先也看過梁啓超譯的《十五小豪傑》、周桂笙譯的偵探小說等等，都覺得沉悶乏味。接觸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我把林譯里哈葛德、歐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厭地閱覽。假如我當時學習英文有什麼自己意識到的動機，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夠痛痛快快地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險小說……最近，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出於意外，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並且接二連三，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錢鍾書《林紓的翻譯》）
林語堂在1908年前後廈門尋源書院讀書期間，首次讀到了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我特別注意，幼時同我二姊看林紓所譯的說部叢書，這是我初次與西洋文學的接觸，我們看到《撒克遜劫後英雄傳》，Ivanhoe為箭所傷，外頭敵兵包圍，我和二姊都在為他急得要死。」（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
「說部叢書」出版的年代，正是一個新舊思想交匯之時，也是外來優秀文化大量湧入中國之時，學習和借鑑國外優秀的文學藝術和科學文化，商務印書館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民營出版機構，在發展初期所編譯出版的「說部叢書」，是中國早期譯介外國文學的開始，他們以帶有前曕性的出版方向，使這套在清末民初的文學翻譯叢書，成為了幾代人的美好閱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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