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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他就輸定了（上）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介石一邊高唱反帝的調子，一邊以「中國中心主義」取而代之，英國歷史學家畢可思評論說，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將中國的範圍擴大至西藏和蒙古，甚至似乎包括東南亞大陸，「國民黨一面投身反帝國主義，同時又想取得區域的領導地位。」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聞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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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幻象能拯救國民黨嗎？
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內戰和抗戰中視民眾如草芥，但為了虜獲民眾的靈魂，仍然要努力打造出關於中國未來的願景來，讓民眾成為實現此一願景的奴隸勞工。
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已經開打一年多，中國的全面抗戰則進入第六個年頭。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開始顯示疲態，但在中國戰場仍佔據上風。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蔣介石希望寫一本書來提振民心和士氣。
早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過生日那天，蔣介石即有意寫一本書，回顧中國百年歷史，展望中國未來之前途，書名為《國民革命風》。此後，他多次與文膽陳布雷討論書稿。陳布雷因患病，讓侍從室五組組長陶希聖執筆此書。十一月七日，蔣決定將這本小冊子的名稱改為《中國之命運》。陶隨即整理出三萬字初稿呈上。蔣覺得不能用，需要親筆修改，於是在黃山上住了將近五十天之久，對此書作了近二十次修改，增補至十萬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不是陶希聖的作品，而是蔣介石的作品。據說，對這本書的內容有所不滿的蔣經國，怒氣衝衝去找陶希聖「指出謬誤」時，陶希聖拿出手稿給蔣經國一看，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蔣介石手寫改動的地方。
《中國之命運》全書共八章，總結了中國五千年歷史演變和儒家文化底蘊，回顧了中國近現代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論述了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是信仰三民主義的結果，其中又特別提出國民革命軍北伐和抗日戰爭是國民黨的兩大歷史貢獻。書中重點突出「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正當性：
中國國民黨如能存在一天，則中國國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那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地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從此，世界地圖上面，亦將不見中華民國的名詞了。……如果全國革命份子和有志青年，真正要與國家共存亡，和民族共榮辱，以國家的事業為個人的事業，以民族的生命為個人的生命；那就應該要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纔能夠盡到國民最崇高的責任，達到人民最完備的境界，亦必如此，纔得完成我們共同建國的偉大使命。
如果說《中國之命運》中有什麼「理論創新」或「理論突破」，那就是重新定義「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華民族」是清末輿論鼓動家梁啟超首先發明的術語，五四後由親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和顧頡剛等人運用西方現代民族理論加以進一步修飾和完善。蔣介石將「宗族」與「民族」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各宗族都擁有共同祖先，通過累世通婚和相互同化，各個宗族形成了中國的民族，「總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記錄。」他進而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而非單一民族的集合。
由此，蔣悄然否定北京政府時代孫文也認同的「五族一家」（漢、滿、蒙、回、藏）的民族觀。美國歷史學者羅丹（Daniel D.Knorr）指出，蔣的民族主義學說將各個少數民族統統歸在中華民族旗下，強調這一過程是在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這就徹底斷絕了少數民族實行民族自決的可能性，任何少數民族的離心都被視為分裂民族團結的行徑。蔣的這個民族觀，後來被他的敵人中共所繼承和強化——中共在進行「反對民族分裂」的宣傳時，便以「中華民族」來消滅各民族的主體性。
《中國之命運》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崇高而偉大。蔣指出，與西方國家和日本所實行的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充滿愛好和平的趨向，儒家思想的忠和孝是中華民族德性的最好體現。蔣反復強調，恢復這些價值觀對於重現昔日中國的輝煌是至關重要的。
在一本官方出版的《中國之命運》的學習指南中，作者列舉出中華民族的十大品質，包括對一切族群一視同仁的平等性、調和性、保守性、堅韌性、和平性、吸收性、統一性和團結性等。然而，以中國白紙黑字的歷史記載衡量，這些說法是自欺欺人：二十六史和《資治通鑒》中的記載與蔣的描述相反，中國的內戰和外戰一點不比歐洲少。越南、朝鮮等屢屢遭受中國侵略的周邊國家不會同意中國愛好和平的觀點，圖博、東突厥斯坦、苗族、蒙古族、回族等多次遭到漢族種族滅絕式的族裔也不會認同對中國式殖民的無限美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一邊高唱反帝的調子，一邊以「中國中心主義」取而代之，英國歷史學家畢可思評論說，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將中國的範圍擴大至西藏和蒙古，甚至似乎包括東南亞大陸，「國民黨一面投身反帝國主義，同時又想取得區域的領導地位」。
蔣介石的知識結構頗為駁雜。從德國和日本的尚武精神，到基督教和宋明理學，再到孫文的「總理遺訓」，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共同塑造了蔣的專制獨裁人格。在本質上而言，蔣是王陽明、曾國藩的信徒。作為一個「閱讀聖經的儒家」，在寫作《中國之命運》前後，蔣介石花了不少時間閱讀宋元理學家的著作和梁啟超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著作。在一次日軍空襲中，蔣躲避在路邊的防空洞中，掏出一本「學案」（蔣手不釋卷的通常是《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讀起來，並且感慨說：「看書之收穫任何富貴皆不能比重也。」讀書固然是好習慣，但讀什麼書更重要。希特勒喜歡讀書，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喜歡讀書，但他們讀再多的書，也不會具備基本的人權觀念和自由思想。
當時，蔣介石不顧黨內高官們反對，執意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手批判西方帝國主義以及五四後在知識分子中佔據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手反對蘇俄及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手中並沒有必勝的底牌，偏偏要四面開戰，結果必輸無疑。而以蔣剛愎自用的性格，不會承認《中國之命運》是一本不合時宜的作品。蔣在日記中稱，《中國之命運》出後後，反應最為強烈者，一為英國，二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行此書對於國家與民族之影響將愈久而愈大，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陶希聖也回憶說，蔣對批評意見不屑一顧地說：「我寫了一本書，若是沒有強烈的反應，那才是失敗。」
蔣介石的以「反帝」為主軸的悲情論述，宛如向英美宣戰
《中國之命運》的誕生背景，是英美列強廢止此前與清帝國簽訂的若干條約。陶希聖回憶說：
自十月十日起，蔣委員長著手起草一本書。書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來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旦解除，一般人應如何以獨立國家自由公民的資格，與世界各國的國民平等相處，同時應如何自立自強，共同致力於建國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成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與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各國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
然而，書稿在黨內高層徵求意見時，被批評最多的正是關涉不平等條約的內容。國民政府的很多高級官員認為，此時批評友邦，有損英美盟友關係。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群不無擔心地認為：「書中指摘英美俄過去對華政策部分，深以其有傷友邦感情為慮。」面對諸多批評，蔣介石不為所動。據時在侍從室的唐縱言：「《中國之命運》一書，外間批評頗多。最多數的人，認為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何必再責備和得罪英國人。有一次軍事會報，何總長、白副總長提到此事，委座云，我正為此而寫，你們軍人，不應怕得罪外國人。」
在蔣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不平等條約是導致中國社會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中國應該毫無例外地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蔣介石看來，為要救國，就須反帝。因此，全書含有強烈的排外性的農民民族主義色彩，美國駐中國代辦艾哲遜（G. Atcheson）就對該書持批評態度，指其存有強烈的排外偏見；法國漢學家畢仰高（Lucien Bianco）評論說，它的「反帝國主義染有盲目愛國主義的色彩。」當時，蔣介石一邊要依靠美國的援助才能維持重慶政府的生存和繼續抗日戰爭，一邊卻又將西方視為仇讎，就好像一個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明明離不開父母提供的衣食住行，卻又在口頭上反對父權和母權。
《中國之命運》反對幾乎所有西方現代文明。概書指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蔣痛心疾首地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
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信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的固有文化遺產。
因此，蔣嚴厲批判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西方現代思想，前者是英美思想，後者是蘇俄思想，兩者都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
全書超過一半內容在梳理和聲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雖然英美列強已放棄在中國的特權，但蔣認為，中國人的恥辱並未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深入骨髓，必須加以清除。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也許能成功地將英國人送回蘇伊士運河以西，但西方人仍會留下其文化與價值觀。所以，蔣指出，中國的問題不單是反對帝國主義，更是反對西方本身。中國的疾病不是皮肉也不是心臟，而是靈魂。洗劫中國漢人五千年歷史精華的，不是西方列強而是西方文化，並且羞辱、降格、奴化中國人。在該書的序言中說，「政治革命」需要「文化與道德的重建」相伴，這番話看起來陳詞濫調，卻將演變成巨大的恐怖。
一九四二年，美國政府派年輕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來華，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駐華大使特別助理。一九四三年五月，費正清昆明讀了《中國之命運》之後，「感到十分駭然」，「我沒有看過利用歷史來達成政治目的的如此惡毒的手法」。《中國之命運》中有此一論調，「帝國主義是一切苦難的根源」。費正清慨歎：「一位政治家寫出這樣的小冊子實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為什麼每位與此書英譯本相關的人，像得了寒熱症一般。」但是，這種歪曲現實與歷史真相的宣傳術語，往往能蠱惑和動搖民心。
蔣介石邀請在西方最有名的中國作家林語堂翻譯本書前言部分，並讓外交家王寵惠翻譯全書。然而，王寵惠十分擔心英譯本會讓西方人對國民黨人強烈的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傾向產生反感：書中喋喋不休地批判西方的自由主義和蘇俄的共產主義，卻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置一詞。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參議審定此書英文稿的浦薛鳳回憶說：「當時若干高級文武官長對實際執筆人，殊頗不滿。……不平等條約固始國恥，但政治、經濟、社會、道德、文化一切一切之墮落，皆歸罪於不平等條約，客觀研究殊有問題。質言之，殊難折服盟邦在朝執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時猶需斟酌量，況在戰時，又何況在需求協助合作之關頭。予一面協譯，一面坦白吐露，此時刊行恐不慎適當之意見。」
較為親美的蔣夫人宋美齡在勸說蔣放棄翻譯此書當中起了關鍵作用。宋美齡結束在美國的巡回演講回到重慶後，對羅斯福的中國問題顧問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說，她反對在美國發行《中國之命運》的英文版，一旦該書在美國發行，毫無疑問，委員長在書中的排外修辭與蔣夫人演說中的親美和民主表態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會令美國讀者感到震驚。如此，宋美齡在美國所爭取到的朝野對中國的同情將被抵消。
蔣介石不聽別人的意見，卻不能不聽夫人的意見。於是，國民黨的審查機關在外國記者的電文中刪去一切有關此書的內容，英譯本也一再推遲出版，「如譯成英文須摘由意譯，刪略一切刺激外人之語，蓋是書在供國內青年閱讀，主旨原不在對外也。」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國六位國會議員提出要國務院翻譯這本書，卻遭到重慶方面拒絕，理由是該書屬於「絕密」文件。直到一九四七年，該書完整的英譯本才出版，其結果果然是災難性的，如畢可思所說：「同盟國開始質疑國民黨領導的中國值不值得拯救，或是到了戰後的世界能否與之共同合作。」
歷史學者張瑞德指出，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完成了「近代中國的受害者論述（victim discourse或稱悲情論述）」。但蔣介石茫然不知的是，西方自近代以來強加給中國的條約體系，正是他本人的權力和國民黨政權存在的根基。如果沒有英國人赫德幫助建立的現代海關的龐大機構和制度，國民政府的財政能靠古代的「皇糧」（農業稅）來支撐嗎？如果沒有德國人和美國人（甚至也包括日本人）幫中國訓練新式軍隊，中國能有現代國防嗎？
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反對條約體系、反對西方文明，等於是想把坐在椅子上的自己搬到半空中。果然，當帝國主義放棄中國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根本不是得到蘇俄支持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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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他就輸定了（下）
蔣介石毫不掩飾對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的敵視
早在《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前，國民黨即予以大肆宣傳。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國民黨中宣部的機關刊物《中央週刊》刊登預告，稱此書是「現時代最偉大的著作」、「中國獨立自由的明燈」、「中國革命建國的指南」。三月十日，此書初版發行後，當局加大宣傳力度。次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稱「總裁在這部大著中，已經指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稱，「這是主宰現代中國命運的巨人的啟示」，蔣「目光之遠大深刻，實無比倫」，張作戰無能，馬屁成精。陶希聖撰文介紹說，此書「把中國五千年立國之道，百年來衰落之由，和五十年來國民革命的奮鬥，六年來抗戰的犧牲，無不指出其詳細確切的意義。」
三月二十七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通令全國各級黨、政、軍、學機關研讀此書：
關於《中國之命運》一書，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各級黨部與各大中學、各戰區、各級政治部及全體官兵等均應切實研討與批評，並將研討結果與批評意見於六月底以前呈報中央，由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行政院及教育部分別整理後，送由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彙編呈閱。除分電外，希即查照辦理，並轉飭所屬遵照為要。
國防最高委員會乃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黨、政、軍最高決策機關，該通令即國民政府最高指示。從通令內容看，這次研讀活動規模宏大、鄭重。凡全國黨、政、軍、學各機關均需參加；各機關的研討結果和批評意見均需經中央相關部門整理、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彙編，最終由蔣閱覽。任何民主國家都不會如此明目張膽地、強制性地推銷和推廣國家領導人的著述。
《中國之命運》印刷精美，鑒於當時國統區缺乏優質紙張，該書價格實屬低廉——人們猜測，該書的印刷是由政府贊助的。該書出版之後兩天，《中央日報》稱供不應求，第二版已在印刷中。蔣介石將它指定為軍政官員必讀書，要求黨政軍高官必須寫讀書報告。蔣多次手諭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各中心小學至少需預備三冊，各中學校每個年級至少需預購兩冊，各大學應於學期考試時，給每位學生撰寫論文一篇，由教育部擇各校中前五名，從優予以獎勵，並將其姓名與論文一併呈閱。據一項統計，《中國之命運》第一版即印了二十萬冊，至五月已行銷一百三十萬冊以上，中正書局印刷了一百三十版，至年底時重印已達兩百多次。
然而，這種用行政命令讓全國上下讀一本書的方式，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如果說德國真有很多納粹黨人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當作聖經，那麼極少有中國人認真看待這本中國版的《我的奮鬥》。行政院次長以上人員如期交卷者，不過三人，大家對此事的態度是敷衍塞責。行政院參事陳克文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甘乃光家發現高級官員呈送的讀書報告，「十有八九係敷衍了事的文章。其中有厚至數十頁等，亦有簡單至六、七句者。惟糧食部部長徐堪及次長龐松舟、劉航琛三人聯名之一本頗有見解，敢採批評態度。其餘均是紙肉麻的恭維語，或抄錄原句，或複述原書大意，絕無一看之價值。」但蔣介石的評價標準與陳克文不同，蔣不會接納或嘉許真正有獨立見解的批評性意見，偏偏對那些溜須拍馬的文字心花怒放。
《中國之命運》一書，令此前對蔣介石報有好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深感失望。蔣介石在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甚至否定五四的方向。蔣警告因生活陷入困頓而對國民政府的腐敗越來越不滿的知識分子說：「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復興事業。這一點顯明的事實，是應該為全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所徹底認識的。」
在此之前一年，詩人和文學教授聞一多與長子聞立鶴談時事，對蔣介石領導的抗戰抱有相當的信心，把蔣視為「一生經歷了多次艱難曲折，『西南事變』時冷靜沉著，化險為夷，人格偉大感人，抗戰得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然而，《中國之命運》一出版，聞一多發現，蔣原來是義和團式的、歇斯底里的排外主義者，遂與國民政府離心離德，並急劇左轉。
無獨有偶，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告訴一位學生，在國民政府眾多敗筆中，最大的敗筆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雷海宗聲稱，那本書中的錯誤多如牛毛，連美國漢學家都能看出來。
雷海宗指的美國漢學家正是費正清。費正清毫不留情地批評說，這本掌權者署名出版的書，對著書立說的教授們是一種侮辱：
自從蔣介石成為所謂的聖人和英雄後，這裡的學者們反抗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行動。老金（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社會科學家認為這部書廢話連篇，對其表示不屑並感到恥辱。學術界現在和將來都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現在蔣介石公然侮辱了他們。……教授們都心情沮喪，認為中國將要實行警察政治，開明的大學教育將被扼殺，經濟生活和人們的思想都將受到控制。他們認為，沒有力量能阻擋這個進程。
青年學生更是厭惡這本專制之書。一九四四年，復旦大學的一名學生通過美國大使館轉交給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Wallace）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中國之命運》是一本邪惡的書。其中充滿謊言和荒誕不經，但是卻被列為全國大學和高中的必讀書。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與汪精衛的偽政權實屬一丘之貉，二者唯一的區別是：前者假裝愛國，後者公開投敵。
如果蔣介石讀到這封信，一定會被氣瘋過去，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國青年人不能接受他的諄諄教導。而正是他的愚蠢和頑固，加速了知識分子和青年人左轉的過程。
一個自稱「自由中國」的政府，卻以反對自由主義為己任。在蔣眼中，「民主」與「憲政」更多的不是保護個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通過頒布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中國是毫無生存空間的。蔣拋出這一立場使得他裡外不是人：對外，蔣介石反對民主自由的「西方價值」，讓美國對他失望，戰後很快就撤回對他和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對內，蔣介石反對「五四」以來深入知識分子心靈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普世價值，也就失去知識分子的心，而失去知識分子的心就等於失去天下的民心。蔣介石為自己挖好了墳墓，葬禮何時舉行，只是時間問題。
蔣介石不顧眾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出版《中國之命運》，既是有針對性地闡述他的建國主張，更是是為他在中國戰後的地位作準備——蔣介石憑藉日本入侵導致民族危機所產生的民眾向心力，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激發中國人在外敵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樹立其領袖權威。這一權威顯然是排他的，尤其是否定共產黨的道路。
由此，《中國之命運》成為國共長期「文鬥」中一部分。在國共兩黨全面武裝衝突爆發之前，這種文宣領域的針鋒相對已發生多次，每一次都是共產黨大獲全勝、國民黨節節敗退，這一次也不例外。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是一場觀念秩序的競爭，蔣介石手上的武器是儒家文化，宛如僧格林沁親王的蒙古騎兵及其使用的大刀長矛等冷兵器；毛澤東手上的武器是共產主義，宛如英法聯軍使用的橫掃千軍萬馬的馬克沁機槍。武器如此，勝負早在開戰前就決定了。
《中國之命運》剛剛出版時，共產黨正在延安忙於整風運動。到了六月中旬，毛澤東藉助整風運動確立的最高權力、統一全黨思想之後，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之命運》上來，親自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評判運動。首先，毛讓升任黨內第二號人物位置的劉少奇主持召開延安理論幹部會議，決定對《中國之命運》發動批判攻勢。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最重要的筆桿子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陳伯達批評《中國之命運》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
正如蔣介石親自修訂完成由戴季陶寫作初稿的《中國之命運》，陳伯達的這篇文章也經過毛澤東的親自修改。七月十九日，毛致函《解放日報》社長秦邦憲和主編陸定一，指示具體細節：「請在今日或明日發表，以約五千字登在社論位置，其餘皆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兩天或三天廣播之，並請廣播兩次。另印小冊子，亦請在日內印出，印一萬五千份。」跟蔣介石在手諭中不厭其煩的確定《中國之命運》的宣傳細節一樣，毛澤東對這場輿論反擊戰亦高度重視。兩天以後，毛澤東在一封寫給董必武的信中指出，此文的作用是「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從陳伯達文章發表之後，持續兩個多月的宣傳戰，中共的報刊以延安的《解放日報》、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為主，莫斯科的《紅星報》和《戰爭與工人階級》、美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報》登，則遙相呼應。兩個月間，僅《解放日報》即刊出多達百萬字的評判文章和資料，除中共領袖外，延安的一些重要學者如范文瀾、呂振羽、艾思奇等，均有專文發表，分別批判《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觀、哲學思想和法西斯主義。
七月三十日，毛指示彭德懷說：
望將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解放報社論，及陳伯達、范文瀾評《中國之命運》等文多印廣發，借此作一次廣大深入的有計劃的階級教育，徹底揭破國民黨的欺騙影響，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國民黨思想在我們黨內是相當嚴重地存在的。
爾後，毛又告誡全黨：「蔣介石在他的階級敵人面前是警覺、堅定、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階級政治家。」
所謂「國民黨思想」，就是只講民族不講階級，毛要求通過對蔣著的批判展開階級教育，就是既要講民族，又要講階級。蔣著的出版真正引起毛澤東警覺的，正是它以民族模糊階級的論點。歷史學者鄧野分析說，蔣著與陳文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各自將兩黨的歷史關係重新做了一次政治清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提到：「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
陶希聖與陳伯達的論戰，或者更準確地說，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論戰，僅僅一個回合就決出了輸贏。當時還是少年人的詩人邵燕祥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蔣介石的名著是《中國之命運》，但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就從家兄手中讀到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那已經把蔣書駁得體無完膚。其實我當時亦未通體讀透，但年輕人好鬥又好觀戰，觀棋尚且難免有傾向，何況讀論戰文章。於是隨著陳書的筆鋒，體味到一種顛覆權威的快感，自然就站到從在野立場批駁在朝言論這一邊來了。」
對於蔣介石來說，他在發表《中國之命運》時，沒有料到一年多以後，國民黨軍隊會在豫湘桂戰役中被日本人打得潰不成軍，他的聲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他更沒有想到，六年多之後，他的政權被共產黨輕而易舉地取而代之，他的「中國之命運」成了水月鏡花。歷史學者周瑞錫寫道，正如葉芝（William B.Yeats）的一句名言所云：「萬物都已解體，中心難以維繫。」在很多方面，國民政府毀滅的種子，在一九四三年就已種下。
對於毛澤東來說，雖然他的願景擊敗了蔣介石的願景，但他並未將中國人帶入一個美妙無比的烏托邦，相反將中國帶入「人相食」的地獄般的慘景。毛澤東版的「中國之命運」的「那本書」一直沒有寫完，為了完成「那本書」，他不惜掀起一場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他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位親手摧毀革命成果的革命者。毛因為殺害上億無辜民眾，最終的歷史定位肯定比蔣介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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