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種方式
胡文輝
2019-07-09 10:55 來源：澎湃新聞
我沒搞錯。若要談“研究近代史的三種方式”，非我所宜，我要談的就是“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種方式”。
真不是標題黨。
先從名人談起吧。
1943年底至1945年秋，陳寅恪任教於大後方的成都燕京大學，
其間指導過石泉（原名劉適）研究中國近代史。
據石泉回憶，有一次他跟陳氏說起有意探討甲午戰敗的內政背景，
陳以為“此題可作”，最後說：
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習的；
不過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
認真做，就要動感情。
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
（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
收入《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類似內容又見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聯書店1997年版）
而陳氏到了晚年，卻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之作（見《陳寅恪集·寒柳堂集》），
討論“咸同光宣以來之朝局”，
石泉遂認為其師“此時已改變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自序》）。
只是陳氏雖自許“排除恩怨毀譽務求一持平之論斷”，
惟論題既與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
論述中更“參以平生耳目見聞”，
故此作在內涵、在體裁皆近於掌故，
異於史著。陳氏很講究著述體例，
其討論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見證，
而非作旁觀式的述史。故雖有此作，
我覺得陳氏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
無論如何，
陳氏早年對石泉所言，
意思自然是指其家世攸關於晚清政局，
若自己做研究的話，容易過分投入，
影響治史的客觀性。
眾所周知，陳氏治史，強調要有“了解之同情”，
所謂“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
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
表一種之同情”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
《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
但“了解之同情”是需要的，
卻也不能過猶不及——陳氏在此強調“動感情……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正宜與“了解之同情”互為修正、互為限制，
可以加深我們對“了解之同情”之說的理解。
總之，至少在那個時候，
陳氏著重考慮的是保持對歷史的中立觀察，
故對於與其家世相關的近代史事抱有一種“迴避”態度，
這是很可貴的學術自律。
陳寅恪
當然，有這種學術自律意識的，遠不止陳寅恪一人。
側重研討近代史的唐振常八十年代訪學澳洲，
在墨爾本遇見“胡適門下一人”，
此公談起胡適仍不時落淚。
唐氏特別寫到：
我問他為什麼不研究胡適。
他很傷感地說：
“不行，一研究就要動感情。”
這個觀點向合我心，
歷史學家對研究對像有了感情，
必失其真。
章太炎就說過，
歷史學應該“汰華辭，
去感情”，我深以他不研究胡適為然。
（《所遇胡適門下一人》，《半拙齋古今談》，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這位“胡適門下一人”，
唐氏當時隱匿其名，
陸灝後來點出其人即金承藝，
曾任胡適助手，
後專攻清初史事（《八旗子弟》《胡適門下》，《聽水讀鈔》，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鄭永年在海外做當代大陸政治社會方面的研究，
曾考慮探討農村改革問題，
後來發覺做不下去，
轉而探討中央與地方關係。
他後來自述其理由：
倒不是不熟悉，
而是太熟悉了。
做著做著，
就可能有一些情緒的東西出來，
不夠客觀。
（《鄭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實驗室》，
李懷宇《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識人談話錄》，中華書局2016年版）
從金承藝到鄭永年，
他們是針對自身經驗而言的，
跟陳寅恪針對家世舊聞而言有點差別，
但他們顯然都會認同陳的態度。
還有，
研治歷史人類學的王明珂是台灣眷村子弟，
其父原是國民黨軍人，
屬孫立人舊部，故他對近現代史，
尤其是遠征軍的事蹟甚感興趣。
可是，他卻有一段很動情的自我總結：
後來在我三十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
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
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
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聖土，
我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
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
有讓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
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
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麵包的印度人。
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
沒有仇恨，沒有恐懼。
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
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
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
（《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載《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這裡的表述甚為特別，
但很明顯，
他對“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有很深的情結，
視那段歷史為神聖，
不願意觸碰它，
甚至有“不願學術知識污染了它”這樣不“學術”的話。
跟陳寅恪相似，
他的內心也飄揚著“父輩的旗幟”，
無法不帶主觀地介入父輩參與其中的歷史。
這仍近於陳寅恪式的“迴避”態度。
王明珂
與此相對，
有另一類學人，也不願研究近代史，
但所持的理由卻跟陳寅恪截然不同。
以中國社會史研究斐聲於世的何炳棣，
七十年代末曾接受記者訪問，
強調“切不可研究第二流的題目”；
當記者又問，中國近百年史也極重要，
他是否考慮研究？
他回答：
這不錯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中國歷史幾千年我都有興趣，
只有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這一百年我不願專攻，
因為這段時期實在太慘痛了。
近百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和製度都比不上西方先進的文化和製度，
工業和軍事更是落後，
偌大的中國任憑西方和日本主義凌辱宰割，
我不忍專門去研究這一段歷史。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訪何炳棣教授》，
阮北康、歐陽瑩之《學人專訪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
何炳棣
以秦漢史研究名世的廖伯源，
六十年代末考上新亞研究院，
有意追隨嚴耕望研究古代政制，
他回憶當時的情形：
……浸會學院之老師章群先生引導餘到先生之研究室拜謁先生，
為餘請從先生治中國政治制度史，並呈上餘已出版之兩篇文章：
《京師大學堂籌設始末》及《強學會》。
……幾天以後，先生到餘之研室來，
歸還上次呈閱之文章，謂餘之文章屬近代史，
何以欲轉治中國政治制度史。
餘答以前讀近代史，所讀盡是列強欺侮中國，
常為之心情不佳，
故不欲以近代史為以後之研究專業。
（《回憶與懷念》，
《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台灣稻鄉出版社1997年版）
何炳棣、廖伯源是不同代際的學者，
但不約而同，
都對近代史有強烈的恥辱感，
而不願以之作為專業研究的對象。
與何炳棣、廖伯源相似的，
我還知道一個間接的例。
台灣有位研討宋史的張峻榮，曾自述其心理：
幼讀國史，
每閱至宋代，
視其國力之積弱不振，
屢為外患所欺，輒往往掩卷嘆息，
不忍卒讀，甚或避而越跨，
蓋終存輕蔑之心也。
及年齒徒長，識見漸豐，
始知讀史可以知鑑得失興替，
方能平泯意氣之怒，靜心觀讀，
然終有未釋於心者。
（《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自序》，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視其國力之積弱不振，屢為外患所欺……”，
說的是他讀宋史的感受，但更潛在的，
不如說是他讀近代史的感受吧。
“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他對宋史的“輕蔑之心”，隱藏著他對近代史的“輕蔑之心”，
是對近代史的恥辱感之延伸，包含了雙重的恥辱感。
故在深層心理上，他也跟何炳棣、廖伯源無異。
此外，高華研究現代史，
尤其側重革命史和黨史，
有訪問者記錄他離世前的情形：
病榻之上，
高華曾經自嘲式地告訴張鳴，
自己或許不該做黨史研究，
接觸到了很多的黑暗。
如果做古代史，可能會好些。
（袁凌《守夜人高華》，原載《財經·視覺》，此據網絡文本）
高華於黨史的感受，
多少類似於何炳棣對近代史的感受——儘管他說這些話時，
早就無法回頭。
陳寅恪們的心理，與何炳棣們的心理，
正成一個對照。
二者都表現出對近代史的“躲閃”心理，
但前者的動機是“迴避”，
在學術上是積極的，後者的動機是“不願面對”，
在學術上是消極的。
二者都動了感情，
但前者是不願自己的感情影響到所研究的問題，
後者卻是不願所研究的問題影響到自己的感情，
從學術本位來說，自有上下床之別。
簡單說，我以為前者更值得推崇，
但後者也完全可以同情。
不論是陳寅恪，還是何炳棣，
不論是“迴避”模式，還是“不願面對”模式，
總之他們都沒有研究近代史。此外還有一種情形，
是雖沒有研究近代史，
卻從近代史受到刺激，
抱著近代史的問題意識介入了古代史，
不妨稱為“參照與啟發”模式。
還是先舉陳寅恪為例。1941年冬，
他在流寓香港時曾購賣到一套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有跋語說：
辛已冬無意中於書肆廉價買得此書。
不數日而世界大戰起，於萬國兵戈飢寒疾病之中，
以此書消日，
遂匆匆讀一過。
昔日家藏殿本及學校所藏之本雖遠勝於此本之訛脫，
然當時讀此書猶是太平之世，
故不及今日讀此之親切有味也。
（《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跋》，《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
稍後說得更為詳細：
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
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
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環，國論是非之紛錯，
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
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
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
則忽豁然心通意會。
平生讀史凡四十年，
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而死亡飢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之外矣。
（《陳述遼史補注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
這是陳氏對自身遭際的感受，
與其家族記憶自有不同，
但仍不妨歸入廣義的“近代史”範圍；
而他當時深有體會於兩宋之際史事，
雖未付諸專業論述，
卻十分清晰地說明，
學者透過“近代”的視野，
是可以深化對古代世界的理解的。
在北洋軍閥時期，當時的知識階層，
尤其是敵視共和政府的遺老群體，
普遍有一種將當代比擬為五代的歷史修辭
（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182-184頁）。
在這一語境下，五代十國史研究就有了古今糾纏的特殊意味。
1937年下半年，陳垣寫成《舊五代史輯本發覆》，
請傅增湘作序，傅氏在復函中說到：
近忽眷念時事，
頗感吾輩所際與五季正同，
欲藉此覽薛史一過。
（見《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87頁）
此處說的“薛史”，即薛居正監修的《舊五代史》。
傅增湘說“吾輩所際與五季正同”，
想來也是陳垣的心事。
而陳垣所以撰作此著，史學的“內在理路”應是主要因素，
但民初政局的亂象，即他親身體驗過的“近代史”，
會不會也是令他起意的一個隱蔽因素呢？
如果說，陳垣之例還不充分，
那麼王賡武之例就很確鑿了。
王氏如今以研究南海貿易與華僑華人聞名，
但他早年在英國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題目卻是五代史。
他後來自述：
我對中國史最初的興趣是在近代。
我曾為那些在1911年清朝滅亡後割據中國長達數十年的軍閥所吸引。
饒有興味的是，當時中國的精英，
無論武人、官僚還是知識分子，
一致認為他們應當投身到中國的重新統一之中去。
……他們的所書、所言無不提醒著中國人，
亂離之世多在分裂之時；
特別是3世紀漢代之後和9世紀唐朝以後的割據狀態，
後者則是“天下”最後一次以同樣的方式分裂。
於是我要問，何以那種特殊形式的統一在此之後會實現？
註釋裡說得更為具體：
到了1960年代，
我讀了陶菊隱六卷本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之後，
對軍閥割據時代重拾先前的興趣。
我也曾受陳志讓關於軍閥政治起源研究的影響
（按：當指陳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
他的研究講述了統一和中央權力的困局，
導致數十年嚴重分裂的過程。
這一困局也呼應了這里關於爭奪10世紀對最高統治權的研究。……這堅定了我的信念，
即五代時期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研究高度相關。
（《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2007年版序》，中西書局2014年版）
王賡武由今而古，轉向的軌跡極為明晰，
他是將五代當作北洋的學術替代品了；
而他原先對現代軍閥的興趣和理解，
顯然也有助於他理解那個古典軍閥的世界。
這個例子充分體現了近代史所起到的“參照與啟發”作用。
對歷史研究而言，
史家得自“近代”的個人感受或家族記憶，
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從陳寅恪到何炳棣到王賡武，
三個人都不研究近代史，
但何炳棣的情況跟陳寅恪不同，王賡武的情況又跟陳寅恪、何炳棣都不同。
作為學人，
可以各行其是，“迴避”也好，“不願面對”也好，“參照與啟發”也好，
不妨各有各的選擇。
而選擇是一回事，成就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並不必是相關的。
一般來說，
歷史離我們越近，
我們越有切身之感，
理解就可能越深入；
但同時，我們投入的感情越多，理解就可能越主觀。
——借用量子物理學的概念，這可以稱作“歷史的測不准原理”。
那麼，當歷史就在不遠處，
當歷史逼人而來，學者如何面對它，
如何處理與它的關係，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治學路徑，
就成了一個有意味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體現了“史學與世變”的問題吧。
責任編輯：彭珊珊校對：張亮亮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