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價上億的人如果能叫大老闆, 大概大安區信義區隨便路上撞到人都是大老闆了.
這裡指的大老闆當然是指買的起每坪上千萬, 身價數百億金字塔頂端的那幾百人.
假如戶數有幾十戶, 賣給那些買的起的那幾百人, 也就夠了.
身價數億當然要低調, 因為根本沒什麼好炫耀的.
東莞台奴 wrote:
你說的大老闆是幾億?還是幾千億?我說的是上千億的
不要用你的想像力，去幻想大老闆都是懶惰、窩在招待所吃喝玩樂，不愛上班。
之前是提到，住陽明山的大老闆，車子出了家門後，在仰德大道一樣得跟平常人一般塞在車陣裡。此時，你反駁說大老闆得自己開車嗎？我告訴你，無論自己開車或司機開車，都一樣會塞車，除非他坐的是直升機。此時你卻轉向說，你所謂的大老闆是身價上千億。身價多少，跟車子會不會塞車有啥關係啊？難不成身價千億大老闆的車子，開在路上遇到車陣時，會飛起來？
依照富士比的國際富豪排名，2009年國內資產上千億的人，只有五位。莫非整個陽明山只住這五位財閥？資產不到千億的，不算大老闆，不能住陽明山？前面你舉曹興誠為例，稱他為大老闆，這你豈不是前後矛盾嗎？因為曹興誠的資產不到千億。別把上市公司的資產，等同於董事長的個人資產。很多上市公司的老董，持股比例極低，實際資產不到百億。
我那幾位鄰居，有的是全國綜所稅繳稅冠軍；有的錢多到開銀行（當然是上市公司），持有土地量驚人，縱橫政商兩界，家族身價名列前茅的大財閥；其餘知名企業創辦人等，不一一舉例。此外，專業經理人則如知名外商總經理、金控總經理等等。這些大老闆，公事上一絲不苟，但與鄰居間的應對則是客氣有禮，管教子女都極為嚴格，不是像你猜測的那樣不按時上班、或者一天只上一小時班那般怠惰。
華碩創辦人童子賢先生，外出演講時，自己拎著電腦，到了會場自己架設連接資料，這就是低調，不是每位大老闆都紙醉金迷。
此外，某位王董確實會叫司機走路肩趕時間。這證明大老闆的車子，一樣會塞在車陣裡，所以才需要走路肩趕時間。不過這位老董叫司機走路肩的時機，多在高速公路上。至於市區道路，慢車道一堆機車，這時哪來的路肩讓這位老董鑽？此時老董的車，一樣得乖乖塞在車陣中。至於你說的大老闆叫司機闖紅燈，這就扯得太過頭。台北市遇到紅燈，左右向車道的車子魚貫穿越你面前時，試問：就算這位大老闆繳得起罰款，但也穿越不了橫向綿密車陣。除非他每天搭乘救護車，愈到路口就喔依喔依叫個不停，才有點可能吧？討論事情別太扯了！
chou1223 wrote:
看來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恕刪)
這個很多人探討過到底貧富差距大不大, 剛好今天有一篇文剛到講到這個議題可以參考看看
正確理解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
【經濟日報╱社論】 2010.09.21 01:29 am
主計處公布了2009年的所得分配統計後，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再度成為媒體與政府關注的焦點。
衡量所得不均度通常有兩種指標：吉尼係數與大島指數（Oshima index）。所謂大島指數，就是將所得分配分成數個等分，然後計算最高和最低組平均所得的比例；一般多將所得分成五等分，所得最高與最低20%家戶的平均所得比例就是常用的大島指數。此一比例越高，貧富差距越顯著。由於大島指數相對於吉尼係數更容易理解，所以媒體習於用大島指數做為所得不均度的代表。
台灣早年的所得分配相對平均，成為國際間經濟發展的典範。但在2000年後，不論從吉尼係數或大島指數來看，所得分配都呈現惡化的狀況。2009年統計顯示，根據所得最高與最低20%家戶「原始」所得所計算的大島指數為8.22；但若加入社會救濟等移轉支付後的可支配所得為計算基礎，大島指數為6.34，高於去年的6.05，表示所得分配更趨不均。
目前許多討論只從大島指數去看所得分配不均，這是過度簡化問題，其中還包括錯誤的解讀。所以，我們將試著澄清一些觀念。首先，任何統計指標，包括大島指數，只能呈現所得分配的某些特性，一定有其局限性。因此，批評大島指數的適當性根本是弄錯了重點，重點是如何正確解讀統計數據與指標。其次，主計處以家庭收支調查的家戶所得計算所得分配；既然以家戶為本，任何有關所得分配的討論都不該忽略家戶特性，否則即無法呈現不均度的真相。
以下僅舉兩個家戶因素來說明。以1980、1990、2000、2005四個年度做代表，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顯示，所得最高20%的家戶中，戶長平均年齡在不同年代都在43至45歲，但所得最低20%的家戶戶長年齡卻由1980年的44歲，逐漸增加到2005年的62歲。再從家戶規模來看，前者家戶規模在25年間由5.7人降至4.2人，後者則由3.7人降至1.9人，減幅達一半。
這些結構因素顯示，現在的最低所得家戶中，很多是退休老人的家庭；事實上，戶長年齡逾60歲的家戶已超過六成。由於社會變遷，很多老人家庭與子女家庭分開，所以家戶規模變小。退休的人仰賴退休金、年金及儲蓄，但這些家庭自有房屋者超過八成，生活其實不虞匱乏。換言之，這些家戶雖是低所得，但並非貧戶。這種家戶特性與20年前的低所得家戶有很大的不同。
學者的研究發現，和大島指數呈現的表面現象相反，在控制了各種家戶變動因素後，重新計算的吉尼係數與大島指數都顯示所得分配不均度其實和20年前非常接近。這並不是說如今並沒有不均或貧窮的問題；相反的，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其餘的低所得家戶中，很高比重的戶長為年輕未婚的女性，也就是女性單親家庭；這些弱勢家庭是真正的貧戶，也是亟需社會福利與職業輔導的對象。
我們的說明其實並非創見，主計處本身早有專文說明如何解讀所得分配，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做過相關研究。但許多人不曾也不願花時間深入理解，卻只用直覺去論述，或者鸚鵡學舌一番。結果媒體颳所得分配不均的風，學者與名嘴就跟著起鬨下雨，政治人物則立刻打傘以免沾濕。這是台灣理盲而濫情的另一例證。
政府對社會現象的理解當然不能只靠直覺，制訂政策更不能人云亦云。決策者無法每件事都鉅細靡遺地分析，才需要好的政策研究與分析做為決策參考。所以，決策的基礎不在庶民，而在專業；兩者若沒分清楚，施政的品質恐就不堪想像了。
【2010/09/2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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