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115000206-260306?chdtv
傳教士返歐 須獲皇帝同意
廣州教會那兩名中國讀書人對於與他同行頗感興趣，他相信他們一定是理想的選擇，因為外表優雅又乾淨，也擁有必要的語言能力。他們甚至能夠幫他從事翻譯工作，而且不需要他花太多心思督導。如果有他們其中一人在漫長的旅程上陪伴，他即可保持自己的中文口語能力，因為唯有每天練習才能維持水準。
樊守義北上前去覲見皇帝的時候，傅聖澤還在北京城裡。巧合的是，樊守義向皇帝報告了歐洲的地理與習俗之後幾天，皇帝就下旨准許傅聖澤返回歐洲，當時身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必須獲得皇帝的同意才能離開。
這時候，教宗特使嘉樂與奉康熙皇帝之命前往葡萄牙從事使節任務的張安多（Antoine Maghalaens）神父，都決定帶著中國助手同行──傅聖澤對此知之甚詳。他們並沒有保密，雖然康熙因為顧慮國家安全而企圖阻止中國人到海外去，卻總是有些充滿冒險精神的人士願意前往，而且不惜代價。
（一七二一年十月六日 星期一，廣州）
與耶穌會教士疏遠
潘如來到傅聖澤位於耶穌會院的房間，為他傳遞教宗特使的口信：傅聖澤已獲得正式許可，能夠將他的藏書帶到法國。書面同意書將於後續補發。潘如在上週也才剛來過，傳遞教宗特使的命令，要求傅聖澤在抵達巴黎之後前往羅馬。到了羅馬，他必須覲見教宗，報告傳教工作在中國的進展。
潘如親自前來是一項非常貼心的舉動，尤其是廣州的街道在近來已變得異常危險。英國船隻博尼塔號的貨物管理員斯卡特古德，有一個手下在黃浦島殺害了一名中國人，結果引發當地居民的報仇呼聲。中國武裝部隊在街道上巡邏，洋人都人人自危。洋人的倉庫和居所都遭到監視，斯卡特古德自己也躲藏了起來，而且也難怪，自從上次發生類似的事件後，一名與凶殺案完全無關的英國醫生就遭到暴民抓了起來，痛打一頓，然後被丟在遭到殺害的中國人屍身旁等死。當地的中國駐軍將領還將卡多根號的五名船員關進牢裡，只因他們正好行經碼頭附近。後來，英國商人集體揚言將徹底中止貿易活動，那五名船員才獲得釋放。
必須仔細留意中國官方在這些事務上的表現，他們採行的措施也可能非常強硬。三名屬於教廷傳信部的傳教士在一七一○年以模糊不清的罪名遭到監禁，而且一關就是十一年，官方從頭到尾完全沒有提出任何正式控訴。其中一人是前教宗特使的傳譯員，另一人是醫生，第三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致贈皇帝酒與藥品──只因為這些原因，他們就遭到了皇帝懷疑，只能在牢裡憔悴度日。
傅聖澤不太瞭解當前這些騷動，因為他都待在法國耶穌會院和教堂裡，藉著靜修為即將來臨的漫長旅程預做準備。
現在，船隻已經確定將在一月初離港出發。
身為耶穌會教士，傅聖澤雖然住在中國城東北部的法國耶穌會院，卻深深涉入教廷傳信部的活動，也與直接受命於教宗的人員密切往來。他與教宗特使嘉樂接觸後，又接到前往羅馬的命令，使他更加覺得自己和其他耶穌會教士在知性方面愈來愈疏遠，眾人並不認同他對中國典籍裡的宗教意象所抱持的觀點，還堅持立場，不相信中國的禮儀本質上有宗教意味。在某些情況下，這使得他們比較容易說服敬拜祖先的中國讀書人皈依天主教，但採取這種立場其實明顯違反了教宗的禁令。戈維理神父是廣州法國傳教團的庶務員，是傅聖澤的上司，儘管傅聖澤比他年長了三歲。戈維理不時會到傅聖澤的房間與他討論這些問題，而且談話的時間總是相當長。不過，傅聖澤比較喜歡潘如，他們兩人自從六月開始建立的友誼已經愈來愈深厚。他們喜歡談論教會裡的政治運作、敵視傳教活動的地方勢力、教宗特使團隊面臨的問題，以及傅聖澤自己到歐洲之後的發展前景。
戈維理神父從中作梗
在教宗特使的許可令發布之前不久，傅聖澤寫了一封冗長的信件給戈維理，請求對方的准許，讓他把自己收藏的書本帶出北京。此外，他從歐洲郵購的一些書本終於由剛剛抵達的法國船隻送到手上，他也希望能一起帶走。戈維理對所有權的問題相當一板一眼，認為許多書籍應該屬於中國耶穌會教團的財產，因為他們非常需要一座良好的研究圖書館。他也以安貧誓約告誡傅聖澤，結果傅聖澤激動反駁道：「我要帶走的這些東西是商品嗎？這些書本和不符合我身分的華服、財物或奢侈品難道是相同的東西嗎？」傅聖澤對於自己即將踏上的漫長旅途極為執迷，一心認為自己必須在船上研讀這些書本，才不至於浪費寶貴的時間。他向戈維理表示，他甚至願意在抵達法國之後就立刻把這些書寄回中國，或者送給法國的耶穌會機構。
戈維理並不認為傅聖澤的論點具有說服力。他答覆道，中國典籍也許可輕易找到替代品，但現在才剛送到的那些昂貴歐洲書籍呢？薄伽丘的《異教神祇的系譜》（The Genealogy of the Pagan Gods）、布拉赫（Tycho Brahe）的《天文學》（Astronomy）、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與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的著作、一本希臘字根指南，還有一套十二冊的利普休斯（Justus Lipsius）著作，售價二十八法郎，以及一套四冊的祈禱書。此外，更有霍夫曼（Hoffman）一套四冊的對開本辭典，售價高達驚人的一百二十二法郎。一方面，傅聖澤希望獲得耶穌會的補助；另一方面，他卻又想把這些書籍帶走。他不能兩面好處都要兼得。戈維理的想法正好相反，不但要傅聖澤支付買書的錢，還要把這些書留在中國。
教宗特使跳過傅聖澤的上司而准許他帶走所有的書籍──至少是已經抵達廣州的書籍──讓他稍微鬆了一口氣。但另一項煩惱卻因此而更顯迫切：他該上哪兒去找他的中國助手？廣州教會那兩名中國讀書人對於與他同行頗感興趣，他相信他們一定是理想的選擇，因為外表優雅又乾淨，也擁有必要的語言能力。
他們甚至能夠幫他從事翻譯工作，而且不需要他花太多心思督導。如果有他們其中一人在漫長的旅程上陪伴，他即可保持自己的中文口語能力，因為唯有每天練習才能維持水準。不過，這兩名中國人卻突然不再有興趣，而且沒有明確的原因。傅聖澤於是愈來愈確信是因為戈維理神父從中作梗。
（一七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廣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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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雇用更多的中國人
在北京期間，他一度有幾個中國人擔任他的祕書助手，不僅幫他抄寫典籍內容，也學會了摹寫他的書信──包括義大利文、法文與拉丁文書信。儘管他們完全看不懂內容，還是可以將一張薄宣紙鋪在他的信件上，循著他的筆跡分毫不差地畫出一個個字母。
1720年十一月，傅聖澤奉命立即從北京循陸路南下廣州。儘管他多年來一再請求調回歐洲，以便能夠全心繼續他的學術工作，卻沒想到自己會必須在這麼匆促的情況下離開。傅聖澤在北京的上司只給了他八天的時間打包所有的財物、書籍與筆記。他的圖書收藏量極為驚人，儘管租了十六頭騾子，也只載得動其中一部分，迫使他不得不拋下一千兩百本以上的書籍，裡面充滿了珍貴的筆記和眉批。後來，這些書籍有三箱經由水路送至廣州，但送達的時間太遲，當時他已離開了中國。至於他留下的大批個人文件，則是全部丟棄銷毀。
在《易經》中找證據
教會方面表示，他之所以必須離開得這麼匆促，原因是這樣他才趕得上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冬季船班，趁著順風出發。傅聖澤雖然拖著病體，而且冬天的旅行條件又相當惡劣，但他還是在二月二十日就抵達了廣州，當時那些法國船隻都還沒到達。於是，他浪費了將近一整年的時間枯等，原因是那些船隻錯過了季風，只能在各自的所在地等待冬天過去。
傅聖澤把自己的中文書籍整理過後又重新裝箱，共有十一箱。除此之外，他還利用法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的經費，為巴黎的國王圖書館在南京書市代為賒購了七箱書籍。他最重視的是他自己的十一箱書籍，因為他研究的核心資料都在其中：他所詮譯的中國典籍將可證明宗教的真實奧義，藉此導正中國傳教團所陷入的錯誤。傅聖澤的那十一個箱子裡共有將近四千本書，他還將其仔細區分為十四個基本類別。居於首要地位的就是中國所謂的五經，包括《易經》以及探討禮、詩、史等的另外四部經典。接著，則是孔子的《論語》和中國基礎教育當中的其他短篇著作，還有中國歷代史、探討道教和語言的著作、經書注本，以及哲學思辨、科學、政府、教育、禮儀等方面的書籍。用來探討中國人偶像崇拜的佛教經典則居於末座，連同若干小說作品，例如講述唐三藏到印度取經的明朝冒險小說《西遊記》，還有若干天主教傳教士以中文撰寫的作品。光是傅聖澤親手抄寫的分類目錄，就長達四十八頁。
傅聖澤在中國待了二十二年，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投注於證明他所獲得的三項基本洞見：第一，中國古代宗教典籍，例如《易經》，都來自神聖的源頭，是真神賜給中國人的；第二，在中國的神聖典籍當中，「道」一字代表的正是基督徒崇拜的真神；第三，在許多中國典籍中用於指涉終極真理的哲學詞語「太極」，也具有同樣的神聖意義。
為了向心存懷疑乃至抱持敵意的上司證明這些觀點，傅聖澤必須在典籍中為自己的每一項論點找出確切證據。他引用了許多部典籍，卻在《易經》中找到最多證據。舉例而言，中國人認為有一股神聖的力量存在於慾望與混亂之外，在全然的平靜當中展現生命。每年春季，這股力量就會捨棄其平和的隱遁之處，而促使萬物為人類而生長。傅聖澤指出，只要以正確的方式研讀《易經》，即可看出這個存在體渴望降臨人間，書中對於它的千百種細微描寫，乃是暗示了基督的化身。《易經》的第十三卦明確指出以馬內利的降臨，以及人世喪失了純真的悲哀。第十四卦指出，人世間的敵人將在漫長的三年間反抗天主並且抗拒祂的律法。第二十四卦提及耶穌，第五十九卦提到上帝的意圖，讓小的羊群各自走散，大的羊群則會被帶回家。傅聖澤指出：「這個卦象明白預言了所有民族將重新聚合，屆時人類最初的狀態與世界最早的喜樂都會因此恢復。所有願意承認至高無上的天主並且臣服於祂的國家，都將獲得一道明亮的光芒所照耀。」
這就是傅聖澤所致力從事的工作，也是他的熱情所在──將中國古代所隱藏的神聖意義，明確地揭示出來。「在這一項工作中，」他寫道：「一切辛勞都甜美無比，即便是最沉重的苦工，也多少變得津津有味。」
揭示隱藏的神聖意義
儘管如此，他的研究工作仍然極度耗時而且困難無比。傅聖澤早已花費多年的時間閱讀所有早期經典，一一挑出足以引導他找出真相的線索。因為他還有其他許多工作，所以單是抄寫典籍中的篇章就可能花費數天或數週的時間。在北京期間，他一度有幾個中國人擔任他的祕書助手，不僅幫他抄寫典籍內容，也學會了摹寫他的書信──包括義大利文、法文與拉丁文書信。儘管他們完全看不懂內容，還是可以將一張薄宣紙鋪在他的信件上，循著他的筆跡分毫不差地畫出一個個字母。不過，在一七一八年，據說聘用這樣的助手違反了他的安貧誓約，上司於是禁止他再雇用更多的中國人。傅聖澤認為這些上司真正的用意其實是要阻撓他完成研究工作。
儘管遭到這項禁令約束，傅聖澤抵達廣州之後卻遇到了兩名上耶穌會教堂禮拜的中國信徒。這兩人都頗有學問，也樂於協助他的工作，但卻因為傅聖澤生病而不得不中斷合作。法國船隻將在不久之後駛回法國，傅聖澤也將搭船離開。他有沒有可能說服其中一名中國人和他同行呢？他們可以先到巴黎，再去羅馬。這種做法曾有前例，他也仔細瞭解過。當時，有史以來曾經到過法國的兩名中國人都沒有返回祖國講述他們的經歷。沈福宗在一六八○年代隨著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前往歐洲，覲見了路易十四與詹姆士二世這兩位國王，並且在牛津做了不少有用的工作，卻在返國的途中死於海上。黃嘉略在一七一四年由梁弘仁（Artus de Lionne）主教帶至巴黎，娶了一名法國女子，生下一個女兒，在當地定居下來，任職於王室圖書館，結果在不久之後因病死亡，連他的妻女也一併遭殃。不過，在中國人為西方教士擔任助手的例子當中，樊守義的經歷比較鼓舞人心，後來艾若瑟在海上去世，樊守義也堅決保護他的屍身，不讓自己敬愛的老師被海葬，而是將他一路運回中國，在聖土上以基督徒的儀式下葬。
（一七二一年十月六日 星期一，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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