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日本的陪審制度

清朝咸同年間，湖北武昌東湖，有個婦人，與婆婆相依為命，是鄰里間有口皆碑的孝媳。

婦人侍奉婆婆，早晚噓寒問暖，極為盡心。一日，婦人要端茶水進入婆婆房間，卻撞見婆婆床下有男人的鞋襪。婦人情知有異，心照不宣，悄悄退出門外。只是婆婆早已察覺自己姦情敗露，羞憤難當，上吊自殺。

鄉保認為婆婆生前好好的，沒有尋死的道理，認定是婦人逼死婆婆，於是將其送交官府。婦人唯恐婆婆聲名不保，到了官府也不自辯，寧可自己承認犯行。

人命關天，在押案犯又已經認罪，一條自殺的人命，賠上一個無辜的活人，全案定讞。

就在此時，新任縣令上任，重新審理重大案件，突然注意到這個似無疑問的「媳婦逼死婆婆命案」。

縣令過堂，見婦人「神氣靜雅」，認為婦人「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只是縣令再三詰問，婦人矢口不移。

「妳有冤，我能為妳申冤，此時妳不說實話，恐怕妳這條命不保。」縣令曉明利害，希望婦人吐實。但是婦人心意已決：「我不孝，沒臉見人，快快送我上刑場吧！」

婦人求死之心越強，縣令的疑惑就越深。縣令知道從婦人處已經打聽不出事情的來龍去脈，於是心生一計。

該縣衙門有個差役，其妻向以強悍出名，縣令故意編了一個到外縣出差的名義，要差役回家換好衣服，到衙門領公文後出差。

差役遵命回家，未久，就換好衣服返回衙門稟命。縣令突然大怒，指責差役回來遲了，必定是家中悍妻誤事，於是差人將悍妻捉拿到府，棍棒齊下，打得她皮開肉綻後，就關進牢中，與婦人同監。

「這個昏官！這樣辦案，怎麼讓人心服！」悍妻負傷纍纍，在監獄叫苦不迭。婦人見她哀聲連連，也跟著心浮氣躁，說道：「天下何事不冤！我連死罪都扛了，還忍著不說實情，妳無非就是挨了一頓打，就少說兩句吧！」

這段話，被縣令暗地派來的人偷聽到了，立刻回覆縣令。縣令大喜，第二天，提訊婦人，以昨日偷聽到的話質問，婦人知道再也瞞不住，這才一五一十說出實情。縣令因此平反了此案，另外還犒賞了那個遭到一頓冤打的悍妻。

這件案子，記錄在《清稗類鈔》的「獄訟類」中，反映了當年審理案件，在條件受限的狀況下，憑著「情況證據」就能定人生死。除非遇到青天大老爺，否則，枉死一條人命、再冤死一個活人，極有可能。由此看來，古往今來，生死繫乎判官一人的司法制度，不知已經平白添加了多少條冤魂，直到「陪審制度」誕生。

「陪審制度」源自英國，說白了，就是有罪與否，不再是法官一個人說了算，而是交由大家評理。這個「大家」，就是由平民選出來的陪審員來組成。

「陪審制度」在英美目前運作良好，在東方，除了英殖民地，當年的日本算是第一個嘗試這個制度的東方國家。

話說，日本的刑事制度建立當初，對於「法官獨立審案」相當堅持，認為法官的專業不該受到平民干擾，所以明治時期，儘管有過議論，但「陪審制度」一直未被導入日本的司法系統。之後，由於幾個案子出現了檢方不顧人權、法官枉顧事實的弊病，「陪審制度」這才正式進入實踐階段。

「陪審制度」在日本發軔於昭和三年(1928年)，算是東方國家將民意反映於司法審判的首次嘗試。日本政府對於這次新制度的上路很是認真，除了增加法院人手，還在報紙、廣播電台大大宣導，印了三百萬份小冊子、舉行了三千次演講會、又在各地作了模擬審判。萬事具備之後，才正式上路。

「陪審制度」很大程度減低了死刑案件成立的比率。根據日本資料統計，「陪審制度」實施下，殺人案件被判定無罪的比率為6.38%，放火案件的無罪率為31%。沒有「陪審制度」，則各自的無罪率分別是0.07%與0.57%。由此可以推知：「陪審制度」促成了被告人命的保全。

有看倌說：「老侯，那你倒是說說看，你開頭談的那個清朝的案子，換成日本的陪審制度，會是怎麼判？」

這就是我要談的，昭和四年發生的「養子殺人案(貰い子殺人事件)」。

昭和四(1929)年，靜岡地方法院審理了一件離奇的案子。事情的來龍去脈如下。一個在靜岡縣富士郡吉原做產婆的Ｋ女，與其情夫Ｙ男，同居在一起。Ｋ女平日幫一些未婚懷孕的婦女接生，順便媒介養父母，把孩子轉送給收養家庭，從中收取養育費。Ｙ男因為在外經商，人面較廣，養父母多半是Ｙ找來的。

為何這種仲介養父母的事情，能成為一門生意？原因在當年的社會風氣，女人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與孩子的生父結婚，如果從此帶著一個「拖油瓶」，將很難在社會上立足；再者，當年的法律也禁止人工流產。這讓意外懷孕的婦女，別無選擇。也就是因為如此，促成了這門「中介養父母」的生意。

這門生意做久了，難免會遇到母子連心，說甚麼都想見自己親生孩子一面的生母。但是面對這樣的母親，Ｙ男給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小孩現在過得很好，最好別去打擾。就這樣，交給他們的嬰兒，就像「人間蒸發」般，生母再也見不到面。久之，蜚短流長就有了，謂Ｙ女與Ｋ男兩人，說是媒介養父母，其實根本拿了錢之後就把孩子殺了，養父母壓根兒不存在。

就在此時，昭和二(1927)年七月廿日，駿河湾海岸，漂來了一具嬰兒屍體，居民傳得繪聲繪影，說嬰兒身上的衣服，與前一陣子才交給Ｙ、Ｋ兩人的小孩類似。而警察的調查也顯示：在嬰兒遺體發現的兩、三天前，Ｙ男曾經在附近一家旅館登記住宿。警察持續調查，到了隔年的昭和三(1928)年，警方正式傳喚Ｙ、Ｋ兩人。

兩人最初仍堅稱「小孩送給人，做人家的養子了」，問起送到哪，就推說是「送到伊豆一帶(東京西南方的半島)的老實人家」。在檢察官與警官的交相逼問下，兩人總算承認把小孩子殺了。犯案過程是：Ｙ男主動找上未婚的孕婦，自稱能仲介養父母，孕婦同意了，Ｋ女把孩子接生下來後，Ｙ男再偽稱要把孩子送到養父母家中，然後把孩子抱到附近神社或河邊堤防，把小孩掐死，遺體扔到河中。

由於Ｙ男堅稱是自己一人的犯行，日後法院對本案的審理，就是圍繞在Ｙ男一人於大正八(1919)年到昭和三(1928)年之間，殺掉的19名嬰兒。但就在法院審理之前，Ｙ男又推翻了之前的自白，案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就這樣，陪審團登場了。

有看倌說：「老侯，一個人把一兩個嬰兒殺了，都是匪夷所思了；一人殺了十九個？這檢警編故事也編得太離譜了吧？」

這就要談談當年的社會背景了。除了我一開始所說，未婚婦女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自己養活親生孩子，促成了「養父母仲介業」這門生意之外，當年醫療技術不發達，新生兒的夭折率本來就高，殺了新生兒，再向產科醫師開個難產死亡證明，醫師也多半不會深究，說開就開，這讓殺嬰成了表面合法的行為。就這樣，需求既高、殺人容易(甚至還合法)，前腳抱嬰兒領酬勞；後腳殺嬰兒領證明。一貫作業，乾淨俐落。您說，這造成犯罪份子趨之若鶩，幹這個勾當，能算怪事嗎？

從明治年間(晚清)，到大正年間(民初)，再進入昭和初期(民國十四年以後)，這類例子可說是史不絕書。就以1905年在佐賀爆發的殺嬰案子，夫婦被逮捕後，承認已經殺嬰達六十人以上；1913年在愛知縣爆發的另一起殺嬰案，數量則在卅二人；甚至到了戰後的1948年，由產科大夫自己犯下的案子，也造成了八十五名嬰兒死亡。如此看來，靜岡這對夫婦的「十九名死嬰」，在規模上看來，還只能算是「小案」。

但是，殺嬰儘管性質惡劣，令人髮指，定罪總得要有證據。1928年10月開始，法院審理此案，檢察官把起訴書寫得洋洋灑灑，光是朗讀就花了五十分鐘，但能呈堂的直接證據，卻是一個也沒有。

審判長問起Ｙ男，當初為何自白犯罪，Ｙ男答稱：「我招受了刑求，心想，我一個人先扛下，起碼別讓老婆(K女)受罪，等到法庭上我再說實情。」

又問起了嬰兒的所在，Ｙ男則是答得振振有詞：「全都送到伊豆那一帶的人家，小孩都過得很好，但是送到哪去，恕難奉告。」

為何就是不肯交代小孩的去向？Ｙ男的說法則是：「交代了，怕親生父母反悔，要把孩子帶走；再者，孩子都被人視為己出，好好地養育著。這涉及了小孩子未來的健全成長，我絕不能洩漏秘密，幹這種事！」

警方查訪了據指是介紹養父母的仲介共廿三人、Ｙ男的友人、鄰居。關於嬰兒的去處，大家的答法居然都與Ｙ男一致：無可奉告。

再把矛頭指向事件的開端：當初發現的那具漂流嬰屍。法院傳喚了當時的檢屍醫師，醫師親口證實，嬰屍的特徵，與民眾形容的寄養嬰兒並不一致。這也讓唯一可能的直接證據，斷了線索。

事情進行到此，唯一能成為「證據」的，就只剩Ｙ男一開始的自白了。檢察官在計四個小時的答辯中，如此斬釘截鐵地指控著：「被告在偵辦、庭訊之過程中，對嬰兒之去處，始終三緘其口。值此有罪無罪之決定時刻，豈有不惜斧鉞之誅，閉口不語之理？」

這幾乎已是斷定Ｙ男不肯透露實情，非奸即盜。看倌，您說，這與清朝同治年間那件「孝媳殺姑案」，是不是很類似呢？兩者都自稱為了維護關係人名譽，不願透露詳情，甚至都抱著必死的決心，面臨司法審判。您要是成為陪審團的一員，審理同治年間的「孝媳殺姑案」，您會相信檢察官的間接推論，還是主張無罪開釋呢？

日本的這個殺嬰疑案，給了我們「民意參與司法」之下，這個難案的一個可能發展方向。

審理到了第七天，總算進入了最後階段：陪審團表決。審判長先簡單報告，請陪審團成員不偏不倚，公平判斷。針對十九名行蹤不明的嬰兒，一個一個寫下名字後，提問「被告是否犯下殺人行為？」詢問紙交給了陪審團每個成員。

陪審團進了評議室，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討論，隨即由陪審團主席把答覆紙遞給了審判長。十九個提問，每個提問的回覆都是「然也」。

聽到陪審團的結論，Ｙ男立刻起立答稱：「夠了，要判我死刑就判吧。只是小孩子們都活得好好的。這些父母會為了點錢，就把小孩子賣給我；我把這些小孩交給更合適的養父母，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幸福美滿的事？這些親生父母為了活得體面，孩子都可以捨去，我憑甚麼要告訴他們孩子的所在？」

Ｙ男至死緘口，態度可說相當決絕。第二天，審判長做出了最後判決：Ｙ男殺嬰有罪，判處無期徒刑。十九條性命，換來一個人的終身禁錮，多少反映了在無證據下量刑的審判長心中猶豫。

以當今的司法實務而言，沒有直接證據，幾乎只能無罪推定，您由此可知：陪審團制度也絕非萬靈丹，當前台灣每遇到重大刑案，全國民眾極容易對被告醞釀「皆曰可殺」的氣氛，此時如果組成了一個「反映民意」的陪審團，做出與證據、邏輯相左的結論，豈是危言聳聽？

日本當年的陪審制度，分成「法定陪審」與「請求陪審」兩者。簡單說，一個是法院主動幫被告找來陪審團，另一個則是被告主動要求陪審。前者指的是具體求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刑事案件，法院得組成陪審團陪審；後者則是三年以上徒刑案件，被告得要求陪審團陪審。無論是「法定陪審」或「請求陪審」，被告都有權在正式審理前要求法院撤銷陪審，將審判權交還給審判長一個人。

那麼，陪審制度後來怎麼就在日本停止運作了？幾乎就在陪審制度熱鬧上路後的第三年，陪審案件就比前一年減少了一半，無論是法定陪審抑或請求陪審，都是逐年減少，這當中原因很多，一個重要原因：一旦有了陪審團，有罪判決確定了就無法再上訴，對於被告形同豪賭，而日本的陪審制度本身也存在著重要的缺陷：

一、日本當年的憲法規定法官等於「皇權」的伸張，陪審只有聊勝於無的花瓶作用。法官可以不限次數地否決陪審團的結論，陪審僅作參考。
二、「請求陪審」一旦敗訴，陪審費用全由被告負擔，這更讓人對陪審制度望而卻步。
三、陪審員有資格限制，窮人、女人都無資格擔任。
四、政治案件不適用。
五、證據採用有問題，某些情形下，連自白都可以作為證據。

1941年，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國家為了徵兵，各個村里的戶籍人員忙著製作「徵兵名簿」，再無餘力編撰「陪審候補名簿」，陪審制度的施行有了技術上的困難，1943年，一紙《陪審法實施停止之相關法律》出爐，這個東方國家的陪審制度就此畫上了休止符，民意與司法的調和，有了個虎頭蛇尾的結局。

陪審制度儘管在日本休止了半世紀以上，嚴格說起來，《陪審法》仍在，只是未再運作罷了。每逢司法發生了冤假錯案，陪審制度復活論就不時地端上檯面，但也正如我們熟悉的輿情變化──只要風頭過後，話題退燒，就又無人聞問，陪審制度在法界人士的口中，死去活來好多次。如今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會不會是取代陪審制度，成為民意與司法調和的最佳解，看倌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