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文字獄極為頻繁,不勝枚舉。其中大都是牽強附會,任意解釋,其荒謬程度,簡直難以想像。如山西王爾揚,為李範作墓志,於「考」字上用一「皇」字,不學無術的地方官見了大驚,認為大逆不道。他們一方面想爭取向朝廷邀功的機會;一方面也確實怕朝廷說他們「失查事小,隱違事大」,不但丟官,還可能招致殺身之碢,所以趕忙上奏朝廷,準備再興大獄。其實「皇考」意即「先父」,古文裡常這樣使用,並無悖逆的意思。
乾隆也覺得這樣就興獄問罪,去抓一個鄉下的老頭兒,甚不值得。所以把地方官訓斥一遍,算是了事。又有個叫韋玉振的人,為他父親刻行述,上面有「於佃之貧者,赦不加息」一句話。他的叔父見用了「赦」字,以為這是皇帝專用的字,十分惶恐,連忙去官府稟首。地方官即報朝廷,準備問以大逆重罪。乾隆這一次也很惱怒,將處理此案的巡撫楊槐交部議處。
這時,文字獄由於株連過多,已經是人人自危,無所措手足。當時有個告老還鄉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總結了一個處世經驗,即「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所以朝廷想殺一儆百,摧殘鎮壓臣民異端不軌思想言行的目的,已經完全達到。於是對文枉嚴密的政策,開始有所改變。
在中國歷史中,清朝的文字獄可算是達於極峰。這一專制獨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學術思想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無聲處,隱伏著一觸即發的社會危機。清王朝由盛至衰,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大興文字獄這種加深臣民不滿,對朝廷產生巨大離心力的嚴酷政策,也是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
(摘自:http://www.ltsh.ilc.edu.tw/history/history1/newpage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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