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霧社事件 的 前因後果
再來看片會更了解~
霧社事件
各地有很多原住民 文化館會發現一下以前的歷史事件
比如說
日人叫這些原住民為番人
番又可分為 3類 「熟」、「化」、「生」番 其實就是受日化影響是否較多
而電影的 就是生番 基本上就是很難馴服的
在深山中會發生很多戰爭古蹟 其實都是這日據時代下產物 也說明了 日本高壓統治時代
從反抗到同化─霧社事件前後的理蕃政策及其影響
壹、前言
臺灣住民抗日運動大抵可從1915年余清芳帶領的「西來庵」事件為界，概分為武裝抗日與政治抗日，而這乃係針對漢族而言；原住民因為文化和經濟上根本的不同，故帝國的政策則採分割統治，因此若欲就原住民的抗日運動作分期，應以1930年的「霧社事件」為界，劃為反抗與同化二期。
霧社事件的爆發是始料未及的，因為霧社在帝國眼中乃是一個理蕃的模範地區，先前雖亦如其他地區也有反抗情況，但多為零星之小衝突，而一九三零年發生如此大規模的蜂起事件著實讓帝國政府措手不及，甚至感到惶恐，害怕會有更多的原住民群起加入。因此帝國除了投入大量軍力鎮壓外，也動用了許多非常手段，如離間原住民各部族藉此達成「以蕃制蕃」計劃，甚至使用國際所禁用的毒氣。事件平息後，帝國政府也不得不重新思考理蕃政策的妥當性，此期帝國政府統治臺灣的政策是以「同化臺民」為原則，故理蕃政策上原先以「綏撫」為主，不服從則以武力鎮壓的政策也做了修正，新上任的總督太田政弘頒布「理蕃政策大綱」將理蕃重心移至精神層面的教化，而一九三六年以後的皇民化運動則更進一步把臺民與原住民塑造成皇民。
而本文以霧社事件為指標，探討帝國政府在事件前後的理蕃政策之轉變，原住民從反抗到同化的過程
貳、帝國政府的壓迫
樟腦的製造、山林的經營、林野的開墾、農業的增殖，內地人的移居、礦山的開發，無一不涉及蕃地。要在蕃地興建事業，首先必須使蕃民服從我政府，讓他獲得生活的途徑，脫離野蠻的處境。要使蕃民服從，在使用威力的同時，也非實行撫育不可。[2]
這是民政局局長水野遵呈給總督樺山資紀的〈關於蕃人撫育的意見〉，水野遵與樺山資紀皆在一八七四年曾參與「征臺之役」，當時他征討的對象就是牡丹社的蕃人，為此他還親自冒險到大嵙崁、宜蘭等蕃地視察，也因此他們對原住民已有相當程度的調查[3]。接收臺灣後，樺山資紀採取了水野遵「綏撫」的意見做為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方針，這個意見並不新穎，過去的統治者，如劉銘傳也是使用個恩威並濟的折衷方法。誠如樺山資紀對官員所發表的「施政方針」所述：
惟臺灣乃是帝國的新版圖，未浴皇化之地，加上，島東部由蒙昧頑愚之蕃族割據。故今日入臨該土者，雖須以愛育撫孚為旨，使悅歸我皇覆載之仁，但亦要恩威並行，使在所人民不得生起狎侮之心。[4]
此時樺山資紀還在前往臺灣的橫濱丸號上。到了臺灣以後，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即是依照此方針施行。雖然上面的資料都沒有提到討蕃，但仍可從其中窺得不服從的原住民下場為何，故帝國政府理蕃政策之貫徹是建立在「服從」的前提下。
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後，居住在山地的原住民不只要防止瘟疫從平地傳入，更要擊退強佔土地的入侵者，日本人沒收了他們賴以維生的獵槍，即使要狩獵時日本警察也不太願意出借，有時僅給一兩發子彈，使他們感到為難。當上級官員來住所巡視時，警察總是召集族人們來列隊歡迎，農忙時常常會因此耽誤耕作，為了取悅長官，警察會任意捕捉部落裡的雞隻，對族人而言那是莫大的財產，可是他們不敢有怨言，更不敢奢望警察會補償他們。最令他們無法忍受的是警察竟仗著權勢，半強迫式的劫娶原住民婦女，那些與日本警察結婚的婦女被稱作「內緣妻」多半沒有正式地位，所生的孩子都變成了私生子，有些婦女甚至被遺棄在山上[5]。
帝國政府管理原住民時，未曾考慮人性面的措施，高壓的統治最終埋下了衝突的種子。以設置學校為例，小孩子都被捉到學校讀書而沒有辦法協助農耕，因此很多長輩不願讓小孩上學，政府與原住民雙方都為此感到憤怒[6]。又如臺灣總督府沿襲清朝的治法設置撫墾署，名義上是加速山地開發，提升原住民的生活品質，但原住民生活多少年來的平靜並無不適，撫墾署依法卻可未經原住民意願就大肆掠奪山上的土地、林木、樟腦的資源，在惡法下原住民只能任憑帝國政府貪婪的剝削[7]。賽德克族有一俗約，就是在無主土地上立石為記並舉辦「埋石祭」後便可以取得土地的歸屬權，但是日本人卻不尊重賽德克族人的傳統，巧立文件奪取土地[8]，賽德克族祖靈賦予的神聖傳承被踐踏，如何能不憤怒。顯而易見的，日本人的壓迫是致使霧社事件發生的本源，撰寫《臺灣蕃族慣習研究》的岡松參太郎即表示：
生蕃，依據社會學上來看是人類，但從國際法上來看，像是動物一般的東西……國家對此類積極叛逆狀態的生蕃具有討伐權，他的生殺予奪，完全在我國家處分權內。[9]
學者藤井志津枝認為岡松參太郎會有這樣的觀點是因帝國政府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影響而致，他說：
既然日本帝國以「蕃地」在經濟上或財政上的利益為主，因此不需要把「蕃人」當人看待，對待「蕃人」不以宗教家或慈善家的人道主義處理，也不必從法律技巧去謀求解決方案。因為「蕃人」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與優秀人種一接觸，即被同化或走向滅亡之途。[10]
在平地的警察和居民人數比是1:163，在山區則是1:57.5[11]，部落的「警察政治」是希望能夠革除原住民的舊慣，加強日語訓練，使其具有「內地人」的涵養[12]，可是派駐到山區的警察都是一些素質較差的警察，他們自己不但無法作為榜樣，還倚藉著權勢欺凌百姓，甚至就連日本人的教員也不喜歡警察[13]。
在日本警察的威逼下，原住民還必須「義務性」地協助日本人，這意味者大部分的勞動是無工資的，且日本警察根本就不理會原住民的感受，高德明牧師回憶道：
日本人按照家庭人數分配每一個人必須要去扛木材回來，而且一定要去實行，他們才肯罷休。因此，我媽媽還抱著當時仍是嬰兒的我在胸前，也去扛木材回來。這就是日本人當時對待賽德克族的惡劣行為，竟連婦女也讓他們去做這種粗重扛木頭的工作。[14]
如此，更使得文明的衝突一觸即發。原住民們本來有屬於自己的信仰，可是日本人卻強迫原住民去參拜日本神社，屈服於淫威之下原住民只能照作。以賽德克族為例，在他們的信仰中，死亡是因為生命被「神靈」所接走，因此他們從不敬拜人的「靈」，而日本神社的神祇是天皇的家族，這便與他們的信仰衝突，所以當日本人不在時便「雜草叢生，社身腐朽」[15]。
山區的經濟開化加速，原住民失去了原本寧靜的生活，以物易物互通有無的價值觀被薪資取代，原住民的處境不但日益惡化，還得為了金錢而奔波[16]。
参、理蕃政策的轉變與其影響
一八九六年樺山資紀辭職，臺灣總督一職由桂太郎接任。桂太郎對於殖民地的看法與前人殊異，在給伊藤博文的〈治臺意見書〉中他表示應以國防為優先，資源開發則為其次，特別是當前臺灣政局尚未穩固之際，他以「嚴命刑罰，以示威信」作為統治方針，雖然在短短的四個月任期中，並未發表有關理蕃政策的措施，但他強調嚴刑的統治，影響了日後的蕃政方針。
一九零二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執政時期，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奉命去考察北部一帶的蕃情，並於是年十二月向兒玉源太郎總督提出一份〈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書〉，對於原住民的區分，持地六三郎不依族別而是依服從的程度分為「熟」、「化」、「生」三種，並且他主張帝國政府應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最優先前提，他寫道：「蕃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而其經營必須要有財政上的方策。大概國家的各種問題，最後沒有不歸結到經濟上的財政問題。」故此期帝國政府在蕃政問題上決定運用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兒玉源太郎總督亦表示：「印度使英國致富，臺灣應化為日本的寶庫」。他在總督府內設立「臨時蕃地調查掛」、「蕃地調查委員會」等組織，並廢除對於山地開發較不具功能的撫墾署，改設「樟腦局」實施樟腦專賣制度。自此，帝國政府在理蕃政策上已擺脫清代的沿革，轉由學習西方殖民地對付原住民的方法與概念，持地六三郎的理論基本上也是白人對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的翻版。
霧社事件前對原住民影響最巨的應該是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他的出任顯然是經過精心安排，一八七四年「征臺之役」時，佐久間左馬太就曾率兵出擊牡丹社蕃，不但出征告捷，並且還殺死了牡丹社頭目的兒子而得到「生蕃剋星」的稱號。他就任總督時已經高齡六十二歲，以一個不諳政治的軍人來擔任總督，其的目的明顯的就是要藉著他的經驗以求早日掃蕩生蕃。
「五年理蕃計畫」一共有兩次，第一次為一九零七年起由大津麟平的主導的「甘諾政策」為手段，即以引誘得方式使蕃人甘心承諾在其境內設置隘勇線，但受到蕃人與漢人的抗拒，甚至引發了漢蕃聯合的抵抗運動。有鑑於「甘諾政策」的失敗，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一九一零年第二次的五年理蕃計畫，不同於前次，這次則有天皇的支持和國會的預算支援，他們在討伐前預先對氣候、地形和蕃人進行考察，以擁有的槍械多寡做為判別條件，對於「兇蕃」則毫不留情的剿滅，甚至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也親上戰場作戰指揮，因此得到非常好的成效。
除此，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任期的最後一年也推行「教化」政策，臺灣總督府的「囑託」丸井圭治郎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向總督提出〈撫蕃意見書〉及〈蕃童教育意見書〉，認為應用精神教育和物質教育以達到撫育的效果，物質教育即利用文明商品刺激蕃人對物質的欲望，並且他將蕃童列入重點，從蕃童中選出優秀者進入小學校，畢業後再依表現施予中高等教育，藉由培育「蕃秀才」以補強警政系統。希望藉由完全的日本教育能夠使蕃童成長後扮演統治者的代言人角色，花岡氏亦在此期受教，只是在霧社事件爆後，花岡氏終究不願與帝國站在同一陣線，所以帝國最後才又將撫育政策一轉改為「同化」，即是後來驅使原住民充任到南洋犧牲的「高砂義勇隊」[17]。
而「霧社事件」的發生是高壓理蕃政策下必然的結果，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警務長石井保、臺州知事水越幸一在事件後皆遭到撤職，帝國政府對於原住民的政策也有所改變，新任總督太田政弘頒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綱」作為新的方針，這個大綱由八大項目所組成，其中第一項即明確表示未來理政策為「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並使之浴於一視同仁之聖德中」。其他項目則為第一項的補充與警官的注意事項，如警察應該「愛護撫育蕃人」、「注意蕃人的風俗推移」。教化蕃人方面因為同化政策的相輔，使得成效有顯著改善，例如前述提到神社的祭拜問題，一九一零年總督府曾經試著用真宗僧侶進行宗教指導做為撫育蕃人的手段，可是因效果不彰而作罷。在此期總督府則使日本神社轉歸為地方性神社，將原住民祖靈編入神社信仰中每年舉行日本例祭。而為了實行安定原住民生活的政策，總督府積極引水路獎勵水田耕作與集約式的農業發展，理蕃課也施加農業指導與栽培蕃社的中堅人士為榜樣。
制度方面以外，新的理蕃政策還包括「集團移住」，大規模強制移居住在深山上的原住民至靠近平地的山腳下，最為人所知的案例就是參與霧社事件的賽德克族被移居至川中島。從一九三零年截至一九四一年的資料顯示，約有一萬人參與了移住計畫，當時隸屬警務局理蕃課管轄的原住民也才約一萬五千戶，可見其影響之鉅[18]。
由小團體擴張到社會全體的精神教化使得原住民的傳統秩序遭屏棄，一種以日本為一切的價值觀開始成形。警務局理蕃課發行的《理蕃之友》雜誌中刊登了一篇名為〈談國語推行〉的文章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內容寫道：
回想起來，本社蕃人在昭和五年(1930)十月二十七日發動霧社事件，使我們感到非常抱歉。可是昭和六年(1931)五月六日搬到本地川中島，接受官方保護，如今已經滿兩年了。本社蕃人對錯誤的行為大感後悔，只有一心一意對官方的保護覺得感謝和快樂。[19]
文章作者中山清在霧社事件爆發時逃離運動會場到道澤社避難，後被警察小島源治照顧，小島源治並搓和他娶花岡二郎的遺孀為妻，中山清從此歸順日本人。在新理蕃政策下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悔改了的蕃人」，以鼓吹帝國政府所冀望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蕃童及青年的再教育也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同化政策豐碩的效果要到一九三六年以後才充分呈現出來。換言之，如果沒有此期的扎根，後來的皇民化不會如此成功，大和精神更不會根深蒂固的植入在每個臺民的心中。
肆、皇民化與大和精神
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帝國政府結束文官總督統治，改派海軍上將小林躋造為第十七任臺灣總督，小林躋造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作為統治原則，皇民化運動就此展開。而後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和臺灣軍司令本間雅晴共同主持成立皇民化運動的機關─「皇民奉公會」，許多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都被網羅至其中，如臺灣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臺灣民眾黨顧問蔡式穀都被要求加入奉公委員會或任參事[20]。
在巍峨峻峰，層層巨岩，蓊鬱叢林，羊腸山路間，如馬、如猿，神出鬼沒的情形，比起真田幸村在甲府越前的山間帶領奇兵更為神奇，以一夫抵萬夫，刀斷箭盡而不求降，視死如歸，舉家共赴，並在死路上灑花，豈非一首哀詩！再說，蕃人中的婦女們，鼓勵男子出征，先自盡上吊者，多達一百餘人，這項報導痛打我們的肝膽。……如今，眼見日本人特有的璀璨的武士道精神在其本國已經喪失，反由尚未開化的蕃人展現，何人能不慨歎！[21]
這是內地《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中一篇名為〈由霧社蕃族學習什麼？〉的報導，文中感慨武士道精神在內地不傳反於島內的蕃人中展現，其實不止於思想，器物服飾亦是如此，以服飾而言，內地早已經維新西化，流行改著西裝，而島內學習本國文化時，卻是穿著內地認為過時的日服。加上武士道精神與原住民剛毅直樸的情操本就十分類似，其思想自然就容易融入原住民，使其與傳統相結合，關於此點則可從一個賽德克族人阿威狄米的行為窺得：
在作戰中，阿威狄米想到了日本的武士。日本的武士正像我們的祖先那樣偉大，一旦約定了的事情，就絕對不會背棄。日本兵也有武士的根性，阿威狄米想提議休戰，因為日本兵太強了。[22]
可以見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賽德克族心中與他們的祖先一樣神聖。又如運動場屠殺時，有一名日本老師臨危不亂地保護學生，那老師奮力的把對準他的槍口向旁邊撥去，然後拔出腰間的繫刀，削掉了一個賽德克族人的耳朵，族人們對此英勇的老師也加以讚揚，並不因其為敵人而蔑視[23]。類似的例子還有賽德克的少年想在川中島發起反抗運動，他們竟以日本史中戊辰戰爭的「白虎隊」命名，就現代的觀點而言，以敵人的精神去反抗敵人是十分矛盾的行為，但由此也可看出原住民受到日本文化的薰陶之深，且特別是關於「武士道」精神的部分。
事實上，這種「武士道」其實是皇民化時期教導臺民要「愛國」、「愛天皇」的思想教育一環，帝國政府透過說國語運動、穿著日服、取日本名字及加入志願役等制度逐步改造殖民地人民的思想[24]，而原住民本身的文化包袱就不如漢人、朝鮮人沉重，他們沒有文字、沒有大規模的體制、從未形成過國家，自然在皇民化的過程中會比其他民族還要更深，並且原住民也在其中找到了國家的歸屬感。
天皇陛下萬歲，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無論如何辛苦，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國家，一概不以為苦。請收我為軍伕。[25]
一個原住民志願兵的血書如此寫著，這就是在矛盾心情下轉變心態的標準例子，他們尋求武裝抗日以外的方法，試圖藉由外在的表現尋求認同，進而期待帝國政府能夠改善對原住民的政策。
我想藉著成為日本士兵，除去掉附著在霧社事件上的恥辱。只要入伍，我就能和日本人一樣光榮，我不怕死。[26]
這是荷歌社少數倖存的原住民士兵畢荷‧瓦歷斯的自白，他就是前述提到的中山清，並且他手上還有一個日文刺青[27]。這些都可以顯示原住民心態轉變後的差異性。
同時帝國政府也在內地宣傳臺灣，讓民眾更加支持「南進」政策，典型的例子是「莎韻之鐘」，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了〈蕃婦溪流に落ち，行方不明となる〉(蕃婦跌入溪中失蹤）的新聞，這是兩日前Sayun Hayun在大雨中搬運行李不慎失足落水的故事。翌年一月，《臺灣愛國婦人新報》為此做了專題報導，雖然本報導已將此事件塑造為「美談」，然而在此之後的近二年中便未曾有人再去注意這個少女的故事了。突然在一九四一年時，總督長谷川清得知這個善行後贈送了「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愛國少女莎韻之鐘)給部落，此事造成內地媒體的轟動，《理蕃之友》與《臺灣時報》等報紙專文、同名小說、歌曲甚至電影陸續出版[28]，其中電影女主角是由李香蘭擔任，還加入了兩個叫作莫那與賽布羅的虛構人物，賽布羅因莫那收到高砂義勇隊的徵兵令而自己卻未收到正感到難過時，莎韻趕緊安慰他說這次沒有收到徵兵令還有下一梯，一定會收到的！電影的拍攝背景選在霧社，而莫那自然是暗諷莫那魯道，可說明這些橋段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意外的悲劇一轉變成極富愛國主義的英雄神話。不僅如此，「莎韻之鐘」還發揮了召喚原住民的愛國情操的作用，鼓舞許多原住民跟隨「愛國少女」的腳步投身戰場[29]。
一位名叫愛烏移的原住民，他的父親未參與霧社事件，卻死於日軍的復仇行動下，而愛烏移卻參加了第六梯的高砂義勇隊。日本學者加藤邦彥隊此行為感到納悶，訪談中愛烏移表示因為他學習了「日本精神」，他說：
日本的教育都是關於「大和魂」。我們要怎樣翻譯這個詞？一種精神…我全都吸入了日本精神…，為了贏得最後的勝利，為了贏得最後的五分鐘。我們也記得那些歌曲。男子漢應該以為國家犧牲為榮，光榮就是到南洋去丟炸彈不是嗎？……不管被打或被殺，都要服從命令，這就是日本精神，我們都有日本精神。[30]
加藤邦彥注意到愛烏移不斷的提及「日本精神」，但他深入的尋問什麼是「日本精神」時，愛烏移及其身旁的原住民回答的是「國民精神總動員」、「為天皇效命」等似是而非的答案，這是被窄化的價值觀，它們被灌輸到原住民的思想中。並且加藤邦彥發現原住民分不太清楚「志願」的意思，他們把「志願」跟「命令」看作一樣的東西。除此之外，成為「日本軍人」或許是他們被視為平等行為人的唯一管道[31]。因此，原住民自然會認為加入高砂義勇隊有既提供經濟收入又能「為國效力」是一樁好事。類似的例子來自阿威赫拔哈的證言，他說：
在川中島，優秀的青年都爭先恐後地出征。我們都在志願制度下血書志願。這是告訴日本人，我們也是男子漢呀！不要對我們有差別待遇！由於志願的人過多而由抽籤決定。那是昭和十八年(1943)的事吧！[32]
這直接證明加藤邦彥的看法，即原住民為了得到帝國政府一視同仁的對待，於是想在表現上證明自己，過去的武裝抗日不復存了，因為在霧社事件以後，原住民流的血夠多了，慘痛的教訓迫使他們不得不記取教訓。
可是光憑「民族尊嚴」似乎還難以解釋為何徵兵時應徵人數會踴躍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例如1942年初次徵召時就有425,921個人應徵 1000個名額，第二梯次更加踴躍，共有601,147個人來應徵。其參加募兵的原因大多為生活困難，冀望以從軍方式謀求生路，也有受皇民化運動的教化，錯亂了自己的身分認同，認為加入軍隊是愛國的表現，是「島民的最高榮譽」，很多女子因無法當兵，就以護婦的身分隨軍出征[33]。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即可能是因為「氣氛」所致，社會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作「群體心理氣氛」(group climate)。高砂義勇隊就發生了這種情況，經由青年團、政府官員的鼓吹後，有些年紀較大、體格較差的人明知不會入選也特地去報名參加[34]。
伍、小結
臺灣島上的原住民，無論高山族或平埔族，回顧過去的歷史，會發現他們承受的是一個又一個不同外來政權的欺壓以及同化。十七世紀國際競爭時期的荷蘭人僅用康甘布(Cangan)十五匹就向新港社原住民換得赤崁一帶地方，並在該地修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築物。隨後的鄭氏及清朝政權或畫土牛溝、隘勇線為界，或置撫墾局招化為安，恩撫不從則實行威剿[35]。日本帝國以殖民者之姿來到臺灣這片土地，對待原住民是武力上的征服與思想的同化。
將日本帝國殖民臺灣的一系列蕃政做整理，可以概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初期樺山資紀的「綏撫」，中期佐久間左馬太的「武力掃蕩」，霧社事件後太田政弘的「精神教化」，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皇民化運動」。這四個分期只是依照不同時期的理蕃特色的重點而定，四者並非獨立實行的政策，如武力的威脅從未停過，思想的教育也是初期既有的政策，尤其霧社事件的爆發是「文官」總督石塚英藏在任時，更可看出理蕃政策的一貫性。
初期的「綏撫」完全是一種「殖民式」的政策，他採取恩威並行的手段，會如此自然是因為覬覦臺灣山林資源與經濟上考量，所以政府對於願意歸順的原住民加以開化撫育，而對於不願歸順的原住民則視為「禽獸」。直到桂太郎接任總督後以為應以國防為優先，將資源開發列為次要，其嚴刑高壓的統治對於日後的理蕃政策也有相當的影響。由於蕃人仍不乏武力反抗，於是帝國政府決定起用曾經討伐過牡丹蕃的佐久間左馬太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職期間實施兩次「五年理蕃計畫」，第一次為「甘諾政策」，即以武力壓制原住民，使其「甘心承諾」在境內設置隘勇線，但成效不彰，甚至引起反效果。於是在一九一零年第二次的五年理蕃計畫，此次因外在條件有天皇與國會的支持，加上已對蕃地進行透徹的考察，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更親上戰場，因此成效極佳。卸任的前一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也開始著手「撫育蕃人」的政策，他以物質教育作為吸引，並且尤其重視番童的教育。但是原住民並未就此安分，種種的壓迫致使一九三零年霧社爆發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霧社事件爆發後，譎詐的政府除了動員軍力、投放毒氣等，更採取了「以蕃制蕃」的策略，利用親日的「味方蕃」前導助戰，臺中州警務課長宮尾等人制定了賞金辦法，其它部族為了賞金而自相殘殺，造成的仇恨間接導致二次霧社事件的發生。
霧社事件是一個轉捩點，至此帝國政府對理蕃政策做了全面檢討，包括員警的部分也作了改善，從此理蕃轉向一個新的里程，開始加強對臺民的同化。一方面政府鼓勵原住民農業發展、實行思想教育，藉此「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一方面強制性的執行「集團移住」，將居住在深山的原住民遷徙到山腳。其中思想教育的成功使得後來的皇民化得以順利推廣，原住民文化比較薄弱，且本來沒有「國家」的概念，在日本帝國的思想教育下，甚至找到了一種歸屬感。錯亂自我認同之下，竟有大量的原住民自願加入「高砂義勇隊」到南洋從軍以報效日本帝國，當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想要藉由參與帝國的行動，希望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以求帝國政府能夠一視同仁的對待原住民同胞。不過，不管原因如何，扭曲的價值觀已使原住民成為一個帝國控制下的玩物了。
kevinhong9999 wrote:
的確很有讓人省思的 ...(恕刪)
當然日本對待所謂的"反叛蕃"也就是霧社事件的蕃社手段非常殘酷
因為這次事件以後,日本當局將參與霧社事件留下的老弱婦孺集中遷居名為保護
但竟然為了報復,趁賽德克族壯丁大部被殺,無力自衛時故意挑唆與賽德克族有怨隙的道澤群趁機圍殺霧
社事件後的活口 - 借味方蕃之手再殺一遍
釀成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慘劇" ,而在日本人特意拍的曬首照片中其中還有小孩的頭顱
之後又對強令遷居已近滅族的遺族洗腦,要長大的賽德克遺族青年洗刷當年"叛徒"汙名徵調他們參加太平洋戰爭,送到南洋做砲灰,連同霧社事件等於殺戮了賽德克族三次
賽德克族面對這種滅族式的打擊,還能頑強生存至今沒有全族盡滅真的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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