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假設目前的房價是合理的(意思是在需求供給不變的情況下 房價就是持平)
目前房價下跌的最大的論點就是少子化吧
很多人都說少子化會降低房子的需求 造成房價下跌
但台灣人變少了 台灣的總資金還是不變呀
是否會下跌還很難說
至於需求下降 這的確是房價看衰的主因
但從日本的經驗來看
人口會往都市集中 都市的房價頂多不漲 不至於大跌
再說 日本少子化 後的解決辦法 就是鼓勵國外的人移民日本
我覺得日本的成效不彰的原因是他們的母語畢竟還是日語
要移民的基本條件太高...
而台灣呢 少子化後大概也會走日本的道路...鼓勵移民台灣
再來大家應該都有預感了
沒錯....就是中國13億的人口
大陸的勞動力人口 對未來台灣勞動力缺乏算是個解決之道
聲明：沒有政治立場，單純以解決台灣勞動力的角度去思考
其實現在已經有引進外勞來取代勞動力了(缺工後
大家應該很難保證說未來不會開放移民吧
畢竟未來20年藍綠誰當選 目前應該差不多都五五開
大陸人一旦開放來台 台灣的房價 不用說就是"漲"一個字...
不現在準備好 哪時候要準備好呢
結語：會造成房價漲的原因很多，移民、物價上漲、台商回巢
但房價跌的理由只有少子化，但都市人口越來越集中，中國移民，是否真的會跌還很難說。
咬牙買房撐不下去的會很多
法拍或缺錢便宜賣的會增加....
....................
科技發展的悲哀：為什麼大數據讓窮人上班越來越忙，卻越來越窮？
窮人為什麼越來越忙？因為在大數據的觀察下，排班對企業來說獲得了優化，在固定成本的情況下用最少的人力。不過對窮人來說，班表卻變得越來越扭曲，生活也越來越忙碌。
窮人為什麼越來越窮？因為在這樣扭曲的班表、工作內容之下，窮人沒有翻身的機會，光是上班，就佔去了人生的所有。再加上人力市場過剩，你不做，還有很多人要做，久而久之窮人就失去了向上爬的一切。（責任編輯：陳君毅）
大數據下的新工作時段：關開店（clopening）
美國一些大公司的員工最近創造了一個新詞：關開店（clopening）。這是指公司安排一名員工工作到深夜，負責替商店或咖啡店關門，然後幾個小時後，天還沒亮便要回來開店。站在公司運作的角度，安排同一名員工關開店往往是有道理的。
但是，這會導致員工無法充分休息，工作時間表也將變得非常離譜。
非常不規則的工作時間安排如今愈來愈普遍，而受此影響最嚴重的是星巴克、麥當勞和沃爾瑪等公司的低薪員工。他們未能及早獲得通知，則令問題變得更嚴重。許多員工事前一兩天才知道自己必須上週三的夜班或在週五的繁忙時段值班。他們的生活因此亂成一團，照顧小孩的計畫也大受影響。要安排時間吃飯和睡覺，都變得相當困難。
這種不規則的工作時間安排，是數據經濟的產物 。關開店不過是此一趨勢的現象之一，而隨著監視技術在工作場所普及應用，數據經濟獲得更多數據輸入，這種趨勢料將壯大。
她唯一可以應付的，只剩下上班
企業藉由彈性的人力安排省錢，代價自然是由員工直接承受。在效率欠佳的舊模式下，員工的工作時間不但是可預測的，還可享有若干悠閒時間。你可以說他們受惠於欠缺效率的人力安排：有些人上班時能找到時間閱讀，甚至是做研究。
如今在電腦程式負責人力調度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每一分鐘都很忙。而且程式可能隨時要求員工配合臨時的工作安排，包括在週五晚間負責關門、週六一早負責開門 。
2014 年，《紐約時報》刊出單親媽媽納瓦洛（Jannette Navarro）的報導。她希望
一邊在星巴克當咖啡師、一邊念完大學，同時照顧她四歲的小孩，但飽受工作時間安排困擾。她的值班時間不斷改變，偶爾還必須負責關開店。這令她無法安排固定的日間托兒服務，也迫使她暫停學業。她唯一可以應付的，只剩下上班。
納瓦洛的情況，在美國相當普遍。美國政府的資料顯示， 三分之二的餐飲業勞工和超過一半的零售業勞工如果被雇主改變了工作時間，提早得知的時間不超過一個星期──往往是一兩天之前才知道，而他們將被迫狼狽地緊急安排交通工具和托兒服務。
《紐約時報》的報導刊出後數週內，遭點名的大公司宣佈將調整他們的人力調度方式。這篇報導令這些雇主尷尬不已，他們承諾在他們的模型中加入一個限制條件，也就是不再要求同一名員工負責關開店，接受效率稍差一點的人力安排。
因為品牌形象更仰賴公平對待員工，星巴克決定更進一步表示，將調整其人力調度軟體，減輕其 13 萬名咖啡師承受的值班時間困擾。星巴克承諾至少提前一週公佈值班安排。
但是，《紐約時報》一年後的追蹤報導顯示，星巴克未能信守承諾，甚至連杜絕關開店的安排都做不到。 問題在於維持最低人力已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在許多公司，管理層的薪酬取決於他們的人力運用效率，以員工每工作一個小時公司創造多少營收為衡量標準。人力調度軟體協助管理層提高這些數字和他們的薪酬。即使公司高層要求前線管理層寬鬆一點，後者也往往會抗拒，因為這違反他向來被灌輸的觀念
源自於二戰的應用數學理論：作業研究
這種人力調度技術主要源自「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這門功能強大的應用數學。這門技術要到二戰時真正壯大了起來，當時美國和英國軍方動員了多個數學家團隊，協助優化軍方的資源運用。
在 1945 年 3 月至 8 月的飢餓行動（Operation Starvation）期間，第 21 轟炸機司令部奉命摧毀日本商船，阻止食物其他貨品安全抵達日本控制的港口。盟軍作業研究團隊致力研究如何以最少的轟炸機摧毀最多的日本商船。盟軍達成了超過 40 比 1 的「交換比率」：轟炸行動摧毀 606 艘日本船隻，僅損 15 架飛機。這被視為非常高效率的行動，而作業研究團隊對此有顯著的貢獻。
二戰之後，大企業（以及美國國防部）投入大量資源到作業研究上。物流科學根本改變了我們生產商品和將它們送到市場上的方式。
到了 1960 年代，日本汽車廠商再有重大突破，設計出「及時制」（just-in- time）製造系統。在及時制系統下，汽車組裝廠不會儲存大量的汽車零組件（需要時從巨大的倉庫裡拿出來用），付錢買來許多將閒置良久的零組件，而是視需要向供應商訂購零組件。豐田和本田都建立了複雜的供應鏈，由供應商以隨傳隨到的方式供應零組件。汽車業彷彿成了單一有機體，有自身的恆定控制系統（homeostatic control systems）。
可以省錢而不省是極其愚蠢的，甚至是不自然的及時制系統非常有效率，很快便傳遍全球。許多地方的公司可以非常快速地建立及時制供應鏈。這些模型也成了支撐亞馬遜、聯邦快遞和優比速（UPS）等公司運作的基礎。
人力調度軟體可視為及時制經濟的延伸，只是必須適時出現的不再是割草機刀片或手機螢幕，而是人——通常是迫切需要金錢的人。 因為這些人迫切需要金錢，雇主可以扭曲他們的生活以配合數學模型的要求 。
我必須補充一點：企業會採取一些措施，以免員工的生活變得太痛苦。雇主全都明確知道，如果員工受不了折磨而辭職，找到替代人選需要花多少錢。 這些數字也在雇主蒐集的數據範圍內。
勞動力過剩：勞工毫無議價的本錢
站在員工的角度，問題在於低薪勞工供給過剩。人們迫切需要工作，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堅持不放棄時薪僅八美元的工作。 勞動力供給過剩，加上有力的工會相當罕見，勞工幾乎毫無議價能力可言 。這意味著大型零售和餐飲業者可以扭曲員工的生活，以配合愈來愈荒謬的工作時間安排，而且不會因此遇到員工流動率過高的問題。這些公司賺到更多錢，但其員工的生活卻愈來愈惡劣。
一如許多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問題的根源在於建立模型的人選擇了什麼目標。這些模型追求的是最高的效率和營利能力，而不是正義或「團隊」的福祉。當然，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對企業來說，盈利有如氧氣，是維持生命力的必要條件。站在他們的角度，可以省錢而不省是極其愚蠢的，甚至是不自然的 。這就是為什麼社會需要一些與此對抗的力量，例如利用媒體報導有力地突顯過度追求效率的惡行，令相關公司感到羞愧，藉此促使它們做正確的事。
而如果這些公司未能充分糾正錯誤（像星巴克那樣），媒體必須一再揭露問題。此外，我們也需要監理機關有效地約束企業，強健的工會組織勞工、突顯勞工的訴求，以及從政者立法遏制企業的惡劣行為。
《紐約時報》2014 年刊出相關報導後，美國國會中的民主黨人迅速擬出約束人力調度軟體的法案。但是，因為在國會占多數的共和黨人強烈反對政府規管企業，該法案根本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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