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房價不跌，大多數人注定成為農奴

boss809090 wrote:
說了那麼多，你能先告訴我有啥理由台灣房價不跌的？
大家出社會薪水都幾十萬一個月嗎？7-11工讀生有普遍收入5萬了嗎？還是說樂透中獎機率是98％？
80％的人民身上的錢一直不斷的被政府各種名目的稅金吸走，然後又圖利財團，基本薪資永遠如此貧窮，買的人少，哪裡會漲價？
以前漲價是股市12000點，人民有錢，各項開銷都還能負擔的起，這種條件才有資格說漲價，然後目前社會少子化，大家連生孩子都不願意了，房子漲價？給狗住阿？狗最會生了阿

abc003 wrote:
我覺得政府可能會透...(恕刪)

abc003 wrote: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夢」的幻滅？今天的能夠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這將是本章探討的主題。

【正文】 第24節：
(www.tenluo.com)
在華爾街，總統吃了閉門羹

2009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信心滿滿地來到了華爾街，他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敲打華爾街的大佬們，二是敦促他們支援金融改革。

此時，總統的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他的競選口號「我們必須改變」早已家喻戶曉，深得人心。美國人正在金融危機中掙紮，失業的打擊，負債的煎熬，都趕不上失去家園的痛苦，而危機的元兇禍首華爾街，居然拿著納稅人的救助，領到了比危機前還要誇張的巨額獎金，這怎麼能讓普通的美國人心平氣和？美國社會對華爾街的情緒已經從不滿升級到憤怒，甚至是仇恨。美國人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英雄總統，而奧巴馬自以為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那個英雄。

奧巴馬還有一個更自信的理由，因為他是華爾街的大救星。在拯救華爾街的行動中，以他為首的美國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銀行的措施一項接著一項，國庫中納稅人的銀子，源源不斷地填進華爾街那巨大無比的資產黑洞。有形的救助規模已然前所未有，無形的輸血就更為驚人，在華爾街危在旦夕的時刻，僅美聯儲的臨時流動性救援就高達16萬億美元，遠遠高出財政救助的數量級。還有大規模的QE政策，以貶值貨幣和巨額赤字為代價，無異於向納稅人強行抽血，以補貼華爾街的貪婪。在奧巴馬看來，華爾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產一周年的「祭日」，也是總統向華爾街推銷金融改革的黃道吉日，他可以盡情地憶往思今，痛陳時弊，凝聚共識，共創改革大業，而華爾街的大佬們定然是羞愧交加，謙卑恭謹，洗心革面，準備重新做人。攜強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態，奧巴馬鬥志昂揚地踏上了華爾街的演講台，他的中心話題就是要讓華爾街的貪婪「付出代價」。

結果卻讓奧巴馬大吃一驚，華爾街的大佬們居然一個都沒來！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沒有一個美國大銀行的CEO出席（總統的演講）。」［1］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大佬們不知道總統要來華爾街？當然不是，總統演講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們的手中，新聞報導滿天飛，紐約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們不來，卻派了一群小嘍囉來充場面，微笑、鼓掌、閃光燈一樣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聽眾，金融改革的大計大佬們不來捧場，和小嘍囉們說了也白說。

奧巴馬的臉面有點掛不住了，這時他才明白，什麼民意，什麼總統，什麼監管，什麼改革，在華爾街大佬們看來，這些算個鳥！總統大老遠跑來華爾街想教訓大佬們很「貪婪」？那就別怪大佬們不給總統面子！

既然來了，奧巴馬只有硬著頭皮開講，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們，結果卻反被大佬們敲打：

「聽清楚我的話：我們將不會回到那個魯莽和沒有節制的時代，它們正是造成危機的核心，太多的人僅僅被掙快錢和高額獎金的欲望所驅使。」

奧巴馬心裏很清楚，這樣的話在華爾街聽起來相當刺耳，大佬們正是討厭這些說法才缺席。但是，華爾街的貪婪幾乎葬送了美國經濟，要不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華爾街，哪裏會有金融市場的反彈？知恩不圖報也就算了，就連出席總統演講這點起碼的禮貌都沒有，華爾街的傲慢讓奧巴馬一肚子火。

「（金融市場）回歸正常，不能讓人產生自滿不幸的是，金融行業中的某些人誤讀了現狀。雷曼兄弟的破產和我們仍在其中掙紮的金融危機，並沒有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教訓，他們選擇忽視這些教訓。」

大佬們對總統的救星心態非常反感，沒有華爾街的競選經費，奧巴馬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議員而已，是大佬們把奧巴馬送進了白宮，現在居然還端起救星的架子！誰是誰的救星都搞不清，還想來教訓大佬們，真是豈有此理！

「總而言之，我們將提出大蕭條時代以來最具雄心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強調，這些改革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我們應該制定透明和問責的明確規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市場將鼓勵負責任，而不是魯莽的行為；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獎勵完全誠實和嚴格守法的人們，而不是那些試圖鑽監管漏洞的傢夥。」［2］

奧巴馬聲嘶力竭地推銷著他的金融改革，這是他準備留在青史上的兩大政績之一。無奈，華爾街對他的金融改革顯然沒有興趣，對限制大佬們貪婪的監管就更加反感。

奧巴馬在華爾街沒見上大佬們，改革大計畢竟需要他們的參與和支援。於是，2009年12月14日，總統再度邀請大佬們到白宮面議。結果，幾個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藉口是華盛頓當天大霧，他們的飛機從紐約過來有問題。其實，他們也可以坐90分鐘的火車趕到華盛頓，只比飛機多30分鐘而已。

或者是大佬們的時間真的很寶貴，也許是他們壓根兒就懶得聽總統絮叨，反正該來的還是沒來，總統繼續演著獨角戲。

總統奈何不了華爾街，那國會能夠通過立法來遏制華爾街的貪婪嗎？

立法倒是搞出了一個，這就是總統和國會一直忙活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號稱是「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必將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33年銀行法案》）齊名的金融監管的裏程碑。

「沃克爾規則」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夢」的幻滅？今天的能夠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這將是本章探討的主題。

【正文】 第24節：
(www.tenluo.com)
在華爾街，總統吃了閉門羹

2009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信心滿滿地來到了華爾街，他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敲打華爾街的大佬們，二是敦促他們支援金融改革。

此時，總統的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他的競選口號「我們必須改變」早已家喻戶曉，深得人心。美國人正在金融危機中掙紮，失業的打擊，負債的煎熬，都趕不上失去家園的痛苦，而危機的元兇禍首華爾街，居然拿著納稅人的救助，領到了比危機前還要誇張的巨額獎金，這怎麼能讓普通的美國人心平氣和？美國社會對華爾街的情緒已經從不滿升級到憤怒，甚至是仇恨。美國人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英雄總統，而奧巴馬自以為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那個英雄。

奧巴馬還有一個更自信的理由，因為他是華爾街的大救星。在拯救華爾街的行動中，以他為首的美國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銀行的措施一項接著一項，國庫中納稅人的銀子，源源不斷地填進華爾街那巨大無比的資產黑洞。有形的救助規模已然前所未有，無形的輸血就更為驚人，在華爾街危在旦夕的時刻，僅美聯儲的臨時流動性救援就高達16萬億美元，遠遠高出財政救助的數量級。還有大規模的QE政策，以貶值貨幣和巨額赤字為代價，無異於向納稅人強行抽血，以補貼華爾街的貪婪。在奧巴馬看來，華爾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產一周年的「祭日」，也是總統向華爾街推銷金融改革的黃道吉日，他可以盡情地憶往思今，痛陳時弊，凝聚共識，共創改革大業，而華爾街的大佬們定然是羞愧交加，謙卑恭謹，洗心革面，準備重新做人。攜強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態，奧巴馬鬥志昂揚地踏上了華爾街的演講台，他的中心話題就是要讓華爾街的貪婪「付出代價」。

結果卻讓奧巴馬大吃一驚，華爾街的大佬們居然一個都沒來！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沒有一個美國大銀行的CEO出席（總統的演講）。」［1］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大佬們不知道總統要來華爾街？當然不是，總統演講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們的手中，新聞報導滿天飛，紐約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們不來，卻派了一群小嘍囉來充場面，微笑、鼓掌、閃光燈一樣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聽眾，金融改革的大計大佬們不來捧場，和小嘍囉們說了也白說。

奧巴馬的臉面有點掛不住了，這時他才明白，什麼民意，什麼總統，什麼監管，什麼改革，在華爾街大佬們看來，這些算個鳥！總統大老遠跑來華爾街想教訓大佬們很「貪婪」？那就別怪大佬們不給總統面子！

既然來了，奧巴馬只有硬著頭皮開講，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們，結果卻反被大佬們敲打：

「聽清楚我的話：我們將不會回到那個魯莽和沒有節制的時代，它們正是造成危機的核心，太多的人僅僅被掙快錢和高額獎金的欲望所驅使。」

奧巴馬心裏很清楚，這樣的話在華爾街聽起來相當刺耳，大佬們正是討厭這些說法才缺席。但是，華爾街的貪婪幾乎葬送了美國經濟，要不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華爾街，哪裏會有金融市場的反彈？知恩不圖報也就算了，就連出席總統演講這點起碼的禮貌都沒有，華爾街的傲慢讓奧巴馬一肚子火。

「（金融市場）回歸正常，不能讓人產生自滿不幸的是，金融行業中的某些人誤讀了現狀。雷曼兄弟的破產和我們仍在其中掙紮的金融危機，並沒有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教訓，他們選擇忽視這些教訓。」

大佬們對總統的救星心態非常反感，沒有華爾街的競選經費，奧巴馬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議員而已，是大佬們把奧巴馬送進了白宮，現在居然還端起救星的架子！誰是誰的救星都搞不清，還想來教訓大佬們，真是豈有此理！

「總而言之，我們將提出大蕭條時代以來最具雄心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強調，這些改革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我們應該制定透明和問責的明確規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市場將鼓勵負責任，而不是魯莽的行為；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獎勵完全誠實和嚴格守法的人們，而不是那些試圖鑽監管漏洞的傢夥。」［2］

奧巴馬聲嘶力竭地推銷著他的金融改革，這是他準備留在青史上的兩大政績之一。無奈，華爾街對他的金融改革顯然沒有興趣，對限制大佬們貪婪的監管就更加反感。

奧巴馬在華爾街沒見上大佬們，改革大計畢竟需要他們的參與和支援。於是，2009年12月14日，總統再度邀請大佬們到白宮面議。結果，幾個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藉口是華盛頓當天大霧，他們的飛機從紐約過來有問題。其實，他們也可以坐90分鐘的火車趕到華盛頓，只比飛機多30分鐘而已。

或者是大佬們的時間真的很寶貴，也許是他們壓根兒就懶得聽總統絮叨，反正該來的還是沒來，總統繼續演著獨角戲。

總統奈何不了華爾街，那國會能夠通過立法來遏制華爾街的貪婪嗎？

立法倒是搞出了一個，這就是總統和國會一直忙活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號稱是「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必將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33年銀行法案》）齊名的金融監管的裏程碑。

「沃克爾規則」

在《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諸多條款裏面，最接近《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精神實質的就是所謂的「沃克爾規則」了。它們都堅持一個極簡單的原則：銀行不能只顧冒險賺錢，而將儲戶的存款置於風險之下！

銀行的本質就是為社會託管資產，並提供貨幣服務，它的正當利潤應該源於這種服務所收取的服務費，如貸款利息就是借款人向銀行支付的貨幣服務費。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由於貨幣的特殊性質，銀行逐漸借助貨幣服務的壟斷地位，謀取了在其他領域中越來越大的利益，並最終使之合法化。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銀行可以參與股票市場的投機，而將儲戶的存款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下，如果投機賺錢，都是銀行的利潤；如果賠錢倒閉，儲戶的存款也將化為烏有，銀行的冒險行為實際上違背了儲戶的意志，強行綁架了他們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進行徹底分離，就是為了杜絕儲戶存款不應該遭受的風險。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目的在於促使由納稅人擔保的商業銀行，必須放棄高風險投機的誘惑。投資銀行可以繼續冒風險，但別指望納稅人來拯救。

在大英帝國時代，銀行冒險的代價極高，銀行如果破產，銀行家的私人財產將被儲戶無限索賠，直到19世紀中後期，有限責任的銀行才開始流行。但在金本位的嚴格制約之下，銀行一般都不敢過度冒險。相對於從前英國銀行的保守傳統，美國銀行的做法更像西部牛仔。

20世紀60年代美元開始大規模超發以來，錢越來越多，錢生錢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貪婪開始毫無顧忌地衝撞一切阻礙。20世紀70年代廢除金本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終於導致了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終結。

21世紀更是一個金錢突破各種監管，衝擊所有國界，追逐一切利潤的瘋狂時代，18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都不曾見識過金錢擁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能量。

肆無忌憚的貪婪，不僅導致了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而且也是下一場更大危機的策源地。如何將瘋狂的金錢魔獸關進籠子裏，這絕對是一項世界級的難題。

奧巴馬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原本沒有馴服金錢魔獸的條款，所謂保護消費者、系統風險監測、破產有序清償、衍生品清算和交易等內容，都是在控制金錢魔獸最終所造成的損失，而不是在遏制瘋狂貪婪的源頭。真正有可能對金錢魔獸產生約束力的就是「沃克爾規則」。

沃克爾是20世紀80年代初美聯儲叱吒風雲的鐵腕主席，對付高通脹敢用高利率的殺手鐧，寧可承受經濟衰退，也要捍衛美元地位，算是相當有膽色的一個人物。他的主張是，銀行必須切斷自己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的直接聯繫，並且他們自營交易的規模也必須受到限制。

作為奧巴馬的金融高參，沃克爾在其他問題上不得不遷就薩默斯或蓋特納，他畢竟是早已被邊緣化的人物，但在涉及金融改革最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沃克爾卻是驚人的「難纏」，奧巴馬最終同意將「沃克爾規則」增補進金融改革法案。

銀行參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這當然就像20世紀30年代銀行參與股票市場投機一樣，賺了歸自己，而現在即便賠了也有納稅人當冤大頭，風險不冒白不冒，好處不占白不占。自營交易（ProprietaryTrading）的問題比較複雜，這也是華爾街與新法反復拉鋸的最主要的條款。自營交易是否合乎「沃克爾規則」的關鍵在於，交易是為了盈利，還是為了對沖風險。如果自營交易的目的是追求盈利，那同樣是將儲戶的存款置於了風險之下，有賺就有賠，賺了是銀行的，賠不起又怎麼辦？儲戶損失，納稅人買單，政府收拾爛攤子？

華爾街申辯說，如果我的自營交易就是為了對沖所持有資產的風險，那只能算是買保險，而不是為了賺錢，難道我連規避風險的權力都沒有嗎？那這個生意就沒法做了！

如何區分自營交易的目的，確實很難梳理出涇渭分明的規則。

國會和監管部門對這一規則究竟應該如何在實際中應用，搞出來的方案複雜到令人頭痛的地步。事實上，「沃克爾規則」的貫徹，已經變成了和全球變暖、減少貧困、治療癌症或解決中東問題同樣複雜的問題。

其實，複雜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解決問題的態度。

當沃克爾被一位議員問起如何界定什麼是自營交易時，他借用了已故大法官斯圖爾特(PotterStewart)的名言：這就像是「色情文學」，「我看到它就能夠辨認出來」。

話糙理不糙，原則很簡單，常識即可！

就拿2012年震驚金融市場的「倫敦鯨」事件來說，常識就足以判斷它是否違反了「沃克爾規則」。

「倫敦鯨」的覆滅

「倫敦鯨」是摩根大通的交易員布魯諾伊科希爾（BrunoIksil）的綽號，此人在摩根大通的倫敦首席投資辦公室(CIO，ChiefInvestmentOffice)負責債券衍生品的交易，這位元元元元神秘的交易員近年來每年都為摩根大通創造上億美元的驚人利潤。

摩根大通的CIO也是個有意思的地方，它位於當今世界金融最自由、玩法最瘋狂的倫敦城。摩根大通號稱是銀行中的「資產負債表的堡壘」，在華爾街的金融叢林裏堪稱是「獅子王」。它吸納了1.1萬億美元的儲蓄存款，貸款規模約7000億美元，存款遠高於貸款，它本可以繼續貸款給美國的實體經濟，促進經濟復蘇，但是摩根大通卻不願這樣做，因為合格的貸款人實在不多，而且貸款這種老舊業務利潤不高，風險卻不小。於是，摩根大通在存貸款之差中，拿出了3000多億美元，交給了位於倫敦的CIO辦公室進行投資。這個CIO就相當於摩根大通內部的一個超級對沖基金，管理著3230億美元的龐大資產。

摩根大通吸納了1.1萬億美元的儲戶存款，貸款規模近7000億美元，在4230億

美元的存貸差中，有3000多億美元轉到倫敦的CIO進行高風險投資

注意，這3230億的投資基金來自儲戶存款，如果用於貸款就可以創造就業，如果投資國債和優質債券，也算是安全靠譜，這都算符合「沃克爾規則」。

但是，CIO的「倫敦鯨」們卻在摩根大通高風險、高回報、高獎金的文化之中，變成了嗜血的鯊魚。

「倫敦鯨」並沒有老老實實地投資安全穩定的債券，而是大舉投入了債券衍生品信用違約掉期（CDS，CreditDefaultSwap）市場。CDS的名頭曾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紅極一時，AIG、雷曼兄弟、貝爾斯登的破產都與之關係密切。所謂信用違約掉期，就是一種信用違約的保險，其本質就是雙方對賭某家公司的債券是否會違約，賣保險的一方承諾如果某公司債券違約，它願意賠償損失；而買保險的一方則需要定期向賣保險的一方支付保險金。由於AIG在市場中賣的保險太多，而危機導致債券違約大增，AIG賠得吐血，同時合約價值暴跌，導致AIG巨虧2000多億美元，除了美國政府，沒人能挽救AIG的破產。

好日子沒過幾年，CDS又捲土重來。貪婪不是病，貪婪是人性，無藥可治！

當然，「倫敦鯨」沒有傻到再去犯AIG同樣的錯誤，他沒有單獨去買賣某一家公司的債券違約保險，而是找到了一個更廉價也更可靠的途徑，這就是投資CDS的指數，只要趨勢對了，不必擔心某一家公司出問題。

「倫敦鯨」殺入的就是市場中最火爆的一種CDS指數：CDX.NA.IG.9!

這個看起來更像車牌數字的CDS指數究竟是啥意思呢？IG9就是金融資料服務商Markit集團提供的CDS指數CDX系列9的報價，它追蹤121家北美投資級（IG，InvestmentGrade）公司的CDS價格，並形成指數CDX系列9。這121家公司包括麥當勞、美國運通、HP、迪士尼等大品牌。以前這個系列共有125家公司，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墮落天使」，金融危機之後，4家公司從系列中被除名。

CDS已經是債券的衍生品了，而IG9又是CDS的衍生品，「倫敦鯨」玩的是衍生品的平方！

為什麼要投資IG9而不是其他的CDS指數系列呢？因為這一系列交易最活躍，資金進出量大，市場流動性好，合約的名義總值高達8860億美元，實際淨值1480億，即全部合約如果真的執行所涉及的資金總量。

摩根大通是CDX.NA.IG.9市場中的

超級鯨魚（華爾街日報）

「倫敦鯨」大量買入10年期的IG9指數，同時放空短期指數，但多倉遠高於空倉，空倉只是為了對沖風險。總的說來，「倫敦鯨」相當於賣保險的一方，擔保這121家公司的債券不會違約，可以說「倫敦鯨」對美國經濟向好是充滿信心的。他的交易對手，即買保險的一方需要定期向「倫敦鯨」支付保險金。如果IG9的指數越來越低，說明違約概率減少，「倫敦鯨」的保險合約就更值錢，因為交易對手支付的保險金高於市場水準，如果此時賣掉合約，「倫敦鯨」就實現了盈利；要是不出手，就是帳面盈利。風險在於，如果IG9指數開始走高，那「倫敦鯨」就會盈利減少；要是大幅攀升，「倫敦鯨」就會虧損慘重。

至少在2012年3月底之前，「倫敦鯨」是幸運的，美國經濟似乎的確在好轉，公司違約的風險自然就降低了，IG9指數的趨勢向下，「倫敦鯨」帳面盈利可觀。

人的本性都是貪婪的，而在摩根大通超級貪婪的文化之中，只會刺激貪婪變成極度貪婪！盈利與巨額獎金掛鈎，誰能抗拒這種誘惑？

「倫敦鯨」為了賺更多的錢，開始不斷加倉，再加倉，就像當年的AIG，在市場中狂賣保險。他代表的是摩根大通，背後是3000多億美元的超級對沖基金CIO，隨著投入資金的不斷放大，他在市場中的價格影響力也隨之放大，他賣的保險越多，對IG9指數所形成的壓力越大，這就如同大銀行賣利率掉期保險可以壓制利率水準一樣。

最後，「倫敦鯨」終於成為整個市場中最具影響力的超級玩家，他一動，價格隨之而動，所有市場中的對沖基金都看著他的動作來判斷市場走向。他已演變成一條小河中的大鯨魚，撲騰一下就能掀起層層波瀾，「倫敦鯨」的綽號由此在CDS市場中聲名遠揚。

但是，這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倫敦鯨」的行為扭曲了市場價格。在正常的CDS市場中，買入IG9指數的價格，應該與單獨買入121家公司債券的CDS的綜合價格相當，否則將會出現套利的機會。2011年8月之前，兩者的價格曲線幾乎完全重合，這表明市場行為基本正常。但2011年底卻出現了IG9的價格與單獨購買CDS價格的日益明顯的偏差，買IG9指數更便宜！

到2012年1月初，如果買IG9指數來為10年期1000萬美元的債券進行違約保險的話，成本為每年11萬美元左右，而單獨買IG9的121家公司的CDS保險則需要支付近13.9萬美元，IG9指數竟然便宜了2.9萬美元！［3］

這一發現，導致大量的對沖基金蜂擁入市，無論是為了降低對沖其他資產風險的成本，還是大膽和「倫敦鯨」進行對賭，大家都紛紛搶購「倫敦鯨」賣出的便宜保險。結果，「倫敦鯨」突然發現，他竟成了市場中的「孤家寡人」，幾乎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對手。雖然在2012年的頭3個月中，他還有帳面盈利，但形勢越來越不妙，由於自己在市場中已是一家獨大，導致了他難以轉換倉位的窘境。他如果逃跑，就必然導致手中的合約價格暴跌。

如果市場一旦反轉，後果更是不堪設想！他將被市場中其他對沖基金生吞活剝掉，雖然他是大鯨魚，但也架不住成千上萬小鯊魚的瘋狂撕咬。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歐債危機突然出現了死灰復燃的趨勢，而美國經濟的資料也遠非理想，不利消息迅速轉化為CDS市場的劇烈震盪。對於持有巨大倉位的CIO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噩耗。摩根大通的風險控制部門立刻繃緊了神經，CIO的兇險處境開始震驚摩根大通的高層。4月10日，「倫敦鯨」從市場上消失了，莊家的撤退引發了自身的災難，當天，CIO內部報告承認損失達到了每天600萬美元的程度，隨著合約價格的暴跌，90分鐘之後，損失變成了4億！

2012年，摩根大通的CIO部門以巨虧62億美元慘澹收場。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IG9指數開始劇烈震盪，「倫敦鯨」的覆滅已無可避免

在IG9接近1500億美元的總違約風險敞口中，摩根大通一家就獨佔了上千億，完全具有操縱市場價格的能力。只是豪賭的規模越大，風險也就越高，除非摩根大通將所有CDS的指數系列，以及每一家公司債券的CDS價格全部控制住，否則操縱必難以持久。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摩根大通以如此之高的風險敞口比例介入IG9市場，已經完全不是在對沖所謂的風險，而是目標明確地追逐利潤！摩根大通上千億美元的風險，既是它自己的風險，也是儲戶存款的風險。在摩根大通的過剩儲蓄中，高達3000多億美元已經悄然轉移到了倫敦的CIO部門。

摩根大通的儲戶存款不是在美國嗎？這些錢如何能夠「飛到」倫敦呢？

一條可能的道路就是通過回購轉抵押來「搬運」資金。

摩根大通在美聯儲的帳戶上趴著數千億超額準備金，這些資金並沒有被放貸出去，它們吃著美聯儲微薄的0.25%的利息被「閒置」在那裏，這當然不符合銀行追逐高額利潤的本性。一個巧妙的辦法，就是通過回購市場進行資金的「乾坤大挪移」。

摩根大通可以在回購市場中借出超額準備金帳戶上的「閒置資金」，收取國債作為抵押品，即所謂的「逆回購操作」。根據會計準則，「閒置資金」仍然停留在摩根大通的資產負債表上。由於摩根大通是三方回購市場上的兩大清算行之一，它可以將回購抵押品進行「轉抵押」，比如將國債轉抵押到倫敦的CIO部門，而倫敦市場對轉抵押的次數並沒有上限，CIO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國債，在倫敦的回購市場中再次抵押以獲得現金，然後投資到CDS的IG9市場中以博取高風險收益，這正是CIO為什麼要設在倫敦的原因。

如此一來，摩根大通在美聯儲的超額準備金帳戶上的「閒置資金」並沒有減少，從法律的角度看，它們依然趴在那裏吃著政府補貼的0.25%。但是，那僅僅是貨幣的「軀殼」，而其「靈魂」卻早已通過回購抵押鏈條，飛到倫敦賺大錢去了。

摩根大通不過是大銀行中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華爾街大佬們完全可以依葫蘆畫瓢來轉移它們的超額準備金。

由於不理解回購市場的精髓，很多學者誤以為美國的銀行系統在美聯儲的帳戶上還擁有2萬億美元的「閒置」儲蓄，財務狀況應該相當充裕，殊不知這些錢不知有多少早已漂洋過海參與高風險的賭博去了。

用這些資金進行冒險，當然就是拿儲戶的存款冒險，賺了屬於摩根大通們，賠到破產就活該納稅人倒楣。

摩根大通在「倫敦鯨」事發之後，仍然信誓旦旦地聲稱，這不算自營交易，而是風險管理，CIO在IG9上的投資，完全是為了對沖摩根大通的其他風險，絕不是為了賺取利潤。

有一種謊言叫瞪著眼說瞎話！

還是大法官斯圖爾特說得透徹：這就像是色情文學，我看到它就能夠辨認出來。

無法無天與有法無天

世界上有兩種腐敗：一種是無法無天，違法侵吞他人資產；另一種是有法無天，合法掠奪公共財富。天，就是天理、良心和正義！

法律本身並不必然保護正義，關鍵是誰在制定和執行法律。還記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嗎？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

旨在遏制華爾街貪婪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這一論斷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正文】 第25節：
當初奧巴馬簽署的法案版本，已經由多德議員提議之初的56頁，和弗蘭克議員提議的77頁，擴容至848頁，涵蓋了近400項條款，這項法案被稱為美國金融史上最冗長的法案。

在此之前，美國金融法案基本沒有超過50頁的。1864年頒佈的建立美國銀行體系的法案只有29頁，1913年的《美聯儲法案》也只有32頁，作為《多德—弗蘭克法案》精神楷模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不過37頁，難怪美國的法學界將《多德—弗蘭克法案》稱為「一個九頭鳥的怪物」。

在奧巴馬2010年7月21日正式簽署《多德—弗蘭克法案》之後的兩年裏，法案並沒有隨著爭論而簡化，卻因為華爾街利益集團的不斷攪局變得更為複雜。2010年7月848頁的法案，到2012年7月已經膨脹了令人窒息的8843頁！

而法案的執行細節才僅僅完成了1/3！

人們最終將會看到一個上萬頁，甚至幾萬頁的龐然大物。

難怪耶魯法學院教授喬納森梅西（JonathanMacey）尖刻地諷刺道：「法律本該是為普通人提供的行為規則，很顯然，《多德—弗蘭克法案》並不是提供給普通人看的，它是一部針對官僚主義者的綱領，用來指導這些人如何製造更多的法規，從而產生更多的官僚主義。」［4］

這就是華爾街麾下律師們慣用的「文山會海」的戰術伎倆，利用無限複雜的技術細節來幹擾核心問題，製造鋪天蓋地的檔大海來淹沒相關人員，掀起層出不窮的爭議浪潮來左右立法初衷。

法律界戲稱，當全部法案細則出齊之後，全美國恐怕只有兩三個最牛的律師事務所能真正搞明白這個法案究竟說的是什麼。金融監管部門、各級政府執法單位、金融機構的合規人員，以及金融從業者，要想清楚地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還需要極其漫長的學習和培訓，沒有個十年八年，法案根本無法執行。

「沃克爾規則」更是如此。

沃克爾單獨提交議案時，規則只有區區4頁紙。沃克爾的初衷是想通過一個簡單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阻止大型金融機構在自營交易中從事高風險的活動。在沃克爾的定義中，自營交易十分容易界定：「自營交易是你為自己掙錢，不是為客戶來服務。」沃克爾認為：「這通過跟蹤和計算銀行的交易頭寸就可以看出來。」

沃克爾認為很簡單的辦法，卻遭到了華爾街的強烈抵制。利益攸關，華爾街寸步不讓。如果嚴格按照「沃爾克規則」執行，僅限制自營交易一項，就將使高盛的年收入減少逾37億美元。而且，如果監管機構制定的相關細則格外嚴厲，高盛還可能面臨額外的數十億美元損失。除了高盛，「沃克爾規則」也對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美國銀行，以及花旗集團等華爾街大佬造成嚴重衝擊，如果2010年7月新法中的「沃克爾規則」很快到位，並於2011年開始實施的話，將對華爾街大佬們2011年的總收入造成高達500億美元的巨額損失。

正因如此，反對、阻礙、拖延「沃克爾規則」的實施，就成了華爾街的當務之急。

為此，高盛組織了美國政壇的「全明星」遊說大軍，與政府相關監管機構進行交涉，其中不乏重量級前政府要員。高盛希望可以說服這些機構修改「沃爾克規則」中的相關條款，放鬆規則的嚴厲程度。

高盛的「遊說軍團」，由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前副主席邁克爾皮斯掛帥，成員包括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白宮以及各主要監管機構前要員。這些要人通過政府與華爾街之間的「旋轉門」，搖身一變都成了在高盛領高薪的「食客」，他們拼命活動以證明他們在高盛享用的「豐盛飯菜」不是白吃的。此外，高盛還額外聘請數位頗具影響力的國會退休議員常駐在華盛頓，加強與政府的聯繫。其中，包括參議院共和黨前領袖洛特、共和黨前參議員約翰布魯，以及眾議院民主黨前領導人蓋派特等重量級人物。

華爾街和華盛頓早已是榮辱與共，不分彼此了。在他們的密切合作之下，法律最終鞏固的是「華爾街—華盛頓軸心」的金權天下！

面對華爾街的巨大壓力，奧巴馬不得不妥協，結果各種利益集團通過遊說，在「沃克爾規則」中插進了五花八門的「例外」和「細則」。當加入了「代客交易」「對沖交易」「止損交易」等赦免範圍之後，規則已變得極其複雜。原本只有4頁紙的「沃克爾法則」快速膨脹到298頁，就連沃克爾本人都看得直歎氣。

100個豁免，乘以1000個例外，等於10萬個不明白！

在諸多的「例外」和「豁免」之中，值得一提的還有「沃克爾規則」對美國國債和兩房MBS債券的自營交易網開一面。原因很簡單，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回購市場中，美國國債和兩房MBS乃是最重要的回購抵押品。如果取締了圍繞著它們進行的回購融資，整個影子銀行系統就會塌方，金融危機將立刻爆發。

回購交易屬於銀行的「自營交易」嗎？當然毫無疑問。銀行在這個市場的許多交易顯然是以營利為目的，但這種交易卻不可能禁止。由此還會衍生出更廣泛的困境，「沃克爾規則」不禁止美國國債，卻嚴禁銀行交易其他國家的主權債券來牟利，這將造成其他國家國債發行和交易上的難度、成本和風險，減少它們的市場流動性。英國、日本和歐盟國家對「沃克爾規則」的偏袒不可能心平氣和，這就必然影響世界金融市場規則的協調性。

內有抗拒，外有猜疑，「沃克爾規則」已是舉步維艱。

不僅華爾街搗亂，美聯儲對大銀行更是「偏心」。就在圍繞「沃克爾規則」的細則爭論愈演愈烈之時，一位美聯儲官員放出風來，「沃克爾規則」的自營交易定義或許還將根據金融機構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消息讓已經面目全非的「沃克爾規則」變得更加不知所雲。

不僅如此，原本規定2012年7月21日是「沃克爾法則」生效的日子，但是美聯儲卻突然跳出來通知各大銀行，不必立即停止自營交易，並給出兩年時間進行「相關業務的合規審核」。按照最樂觀的預測，「沃克爾規則」也要到2014年7月才能出細則，真正產生約束力就更晚，而且美聯儲還擁有繼續推遲生效時間的權力。即便是到了那個時候，「沃克爾規則」中還是會包含許多對銀行的豁免或延期規則，允許銀行繼續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擁有現在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投資業務，而自營交易規定只能是一大串的例外、豁免的灰色地帶。

沃克爾的「色情書」理論，大概只能由他自己慢慢享用了。

其實，沃克爾知道華爾街的巨大能量，他在規則中提到，要防止2024年及以後的時間中發生金融危機，言下之意就是此前犯規將從輕發落，這一竿子就將落實的問題支到了10年以後。

奧巴馬在競選時聲言要讓華爾街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代價，這一承諾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成了一句空話，從最終結果看，奧巴馬無非也是在「為窮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罷了。

如果說華爾街的大銀行是「大而不能倒」，那麼《多德—弗蘭克法案》則是「複雜到無法執行」，而嚴厲的「沃克爾規則」看起來更像是滑稽的「沃克爾遊戲」！

也正因如此，華爾街根本沒有把法案和規則放在眼裏，摩根大通照樣進行著「倫敦鯨」式的大冒險，而高盛對新法也是視若無睹。自《多德—弗蘭克法案》通過以來，高盛募集了多個新基金，包括一個能源基金、一個人民幣基金和一個房地產夾層基金。高盛相信這些新的基金能夠符合沃克爾規則的要求，就算不行，高盛也可以申請延期或者用其他手段讓這些基金繼續存在。

圍繞著《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克爾規則」所爆發的一系列尖銳矛盾，以及最終的結果，揭示出更多深層次的問題。

美國人民痛恨華爾街的貪婪，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也厭惡華爾街的貪婪，為什麼選民、總統和國會一起聯手都制定不出一部真正能夠保護公眾財富的法案？

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的禍首元兇造成了數十萬億美元的損失，上千萬人失業，數百萬家庭房產被剝奪，卻沒有一個華爾街大佬因此被定罪坐牢？為什麼他們不僅拿著更高的獎金，而且更加貪婪？

最可怕的腐敗，不是無法無天，而是有法無天！最可惡的貪婪，不是某個人的貪婪，而是利益集團整體的貪婪，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貪婪，是制度性的貪婪！

在法律保護之下的壓迫，導致財富公平分配的原則遭到了根本性的瓦解，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

沉淪的中下階級

2013年8月29日，美國60多個城市爆發了速食業和零售業雇員的大罷工，麥當勞、肯德基、漢堡王等連鎖餐館和商場的雇員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水準太低，強烈要求提高速食業的工資待遇。他們大聲疾呼：「七塊二毛五，我們無法生存！」他們抗議聯邦政府的7.25美元的最低工資，使他們陷入了永久性貧困的惡性循環，罷工的目標是：每小時15美元是最起碼的「生活工資」。

從傳統上看，速食、零售、餐飲、娛樂等行業基本沒有工會組織，要組織全國性的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些行業流動性太大，臨時性太強，8月底席捲全國的大罷工著實令人震驚。特別是美國的南部，從來就不是罷工的活躍地區，而這次南方諸州的速食、零售業也積極參與了全國罷工，這就反映出整個中下階層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情緒和決心。

與掙紮在貧困線附近的雇員工資相比，動輒數百上千萬美元獎金的速食業高管的收入就顯得格外紮眼，當集體性的極端不滿轉化為強烈憤怒的時候，就連鬆散和毫無組織性的速食業也能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人們普遍感覺到速食業的工資水準不高，但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數字看起來還是令人非常吃驚。2013年7月，美國最低的小時工資是7.25美元，非農就業部門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23.98美元，製造業工人是20.14美元，而速食業僅為9美元。

2009年以來，美國餐飲娛樂服務業的小時工資不斷下降（美國勞工部）

更糟糕的是，危機結束以來，他們真實的平均小時工資下跌了6%。就是如此微薄的收入，還不能保證足夠的工作時長。非農工作崗位的平均周工作時長為34.4小時，而美聯儲聖路易銀行的資料顯示，餐飲娛樂服務業（包括速食業）的周工作時長不超過26.4小時，速食業人員的稅前年收入僅有12355美元，美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11490美元，這意味著速食業的350萬就業人口，僅僅略高於貧困線。

速食業顯然不是什麼誘人的工作，但其就業崗位的競爭居然已接近白熱化。危機之後，麥當勞的工作已成為就業市場的香餑餑，2011年麥當勞在美國的連鎖店雇用了6.2萬人，而收到的工作申請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錄取率僅為6.2%！［5］與同年哈佛大學的錄取率相當，而比所有其他的美國常青藤名校的錄取率都要低！100萬人爭搶的麥當勞的6.2萬個工作機會，而其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9美元。

速食業已經不是從前學生打工掙點零花錢的時代了，2013年速食業雇員的平均年齡是28歲，其中，30%的人擁有大學學歷，25%的雇員至少有一個孩子，他們是在養家糊口！

12355美元的年薪，即便夫妻雙方都工作，一家四口的總收入不過2.47萬美元，月收入才2000美元出頭，這還是稅前。想想黑石「租客帝國」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吧，即便再便宜的租金也需要1000美元，上下班的交通費至少也要200美元～300美元，開車就更貴，如果全家四口人每天吃速食，那日子就別過了，在速食店工作的人連速食都吃不起。無論怎麼省，四口之家每月吃飯就得500美元以上，水電氣電話等基本開銷至少300美元，工資就已經透支了。孩子上學公費也會有開銷，不能買衣服、不能上網、不能用手機、不能看電影、不能去旅遊、不能下館子這是「美國夢」嗎？

速食業的工資絕對不是「生活工資」，連「生存工資」都夠不上，在北京做保姆的日子恐怕都要好過些。在美國，就連這樣的工作還只有6.2%的競爭者才能有幸得到。

速食業所代表的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美國中下階層的生活狀況，在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境遇不是在逐步好轉，反而更趨惡化。

美國CBS新聞在2013年7月28日，打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大標題：「調查顯示：80%的美國成年人口面臨接近貧困、失業的狀態。」文章指出，美國經濟的加速全球化，日益擴大的貧富分化，高薪製造業工作機會的外流，導致了當今美國社會五個成年人中就有四個掙紮在失業、接近貧困，或至少部分依賴政府福利的狀態。4620萬人處於貧困線以下，達到美國總人口的15%［6］，貧困人口數量之多在美國歷史上聞所未聞。

到2012年底，在美國領取政府食品券救濟的人數已達4780萬人，超過了西班牙的全國人口，比2008年暴漲了70%，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政府給每人每月的食品券救濟金額約133美元，食品券可以在商場中購買糧食、肉類、水果和牛奶等。1975年，美國人申請食品券救濟的比例僅為8%，37年之後，這一比例幾乎翻了一倍。貧困人口數量和比例的大幅增加，與美國GDP增長、失業率不斷下降、房價大幅上揚、股票屢創新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經濟好轉和貧困大增同時存在，到底哪一個才是美國經濟的真實寫照？

陷入貧困和領取食品救濟人口的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都是就業狀況極為糟糕，使他們無法找到超過貧困線水準的工作機會。

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曾高達10%，2013年8月失業率已經降至7.3%，如果失業率在不斷下降，就業市場自然就該逐步好轉，貧困人口怎麼可能大幅上升呢？

失業率從2009年的10%降至2013年8月的7.3%

就業市場的真相

2007年12月，當美國經濟達到了危機前頂峰的時刻，在美國的就業市場上，總共有1.38億個工作崗位，按照工作性質和收入水準可以大致分為三大類：高薪工作、中薪工作和低薪工作。

高薪工作是美國經濟的主幹部分，構成了美國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是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崗位，也是美國消費能力的基礎，其就業崗位總量為7180萬，占全部就業崗位元元元的52%，全部收入的65%，平均年薪為5萬美元，恰好是美國家庭的中位收入水準，能夠負擔四口之家的生活開銷，儘管經濟壓力不小。高薪工作一般為全職工作，每週工作時長為40小時，均有良好的醫療保險、退休金或401K計畫。這種高品質的工作崗位包括金融業、白領專業人士、資訊技術、商業管理、製造業、採礦業、建築業、房地產、政府雇員、交通倉存等領域。

中薪工作包括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社會服務等行業，平均年薪3.5萬美元，就業崗位總數為2890萬，不到高薪崗位的一半，占總就業崗位的21%。中薪工作的就業機會一直在不斷增長，不過，此類工作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支出和稅收補貼。

低薪工作的平均年薪僅為1.9萬美元，包括餐飲娛樂、酒吧招待、汽車旅館、瑜伽教練、花園園丁、零售業、臨時工等低收入崗位。低薪崗位的總量為3720萬，占就業崗位總數的27%。這些工作一般不提供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如果還拖著一個有孩子的家庭，就基本屬於貧困人口。

這就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前就業市場的大體輪廓。

2009年之後，美國失業率下降的奧秘就隱藏在低薪崗位的增長之中。被華爾街媒體啦啦隊所大肆吹噓的580萬個就業機會的復蘇，60%都屬於這一類別。

2013年7月，這些低薪工作的總規模達到了3750萬，比經濟衰退結束時的3470萬「新增」了280萬個就業機會。其實，這一規模與2007年的3720萬的數字幾乎相當。換句話說，280萬個低薪工作不是「創造」出來的，而是「再生」出來的。

2009年之後，低薪工作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準，280萬新增

就業崗位其實是「再生」出來的

年薪1.9萬美元只是略高於貧困線，速食行業就屬於低薪工作，這些就業崗位的收入僅能維持生存而已，4年以來280萬低薪崗位的總量增長，幾乎不能產生有意義的消費能力增長。如果扣除通貨膨脹，低薪崗位的收入實際上下降了6%，指望他們來推動美國經濟的復蘇是非常不靠譜的想法。

高薪工作是中產階級的核心，也是市場消費的主力軍，該領域的就業狀況要嚴峻得多。

金融危機導致了580萬高薪崗位的損失，隨後的4年多，僅僅恢復了140萬。平均每年增長僅31萬多，就連美國的人口自然增長規模都是其10倍以上！

2013年，高薪崗位的總數為6760萬，竟然比2000年的7190萬還差出一大截！如果以這樣的速度「復蘇」，美國的高薪工作到2025年才能恢復至2000年的水準，這是1/4個世紀！

而每年區區30多萬的高薪就業增長的背後，卻是高達1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政府消費），和每年8000億的美聯儲印鈔在共同推動。如果將8000億印鈔規模平攤到每個就業崗位，這意味著美聯儲花掉了250萬美元，才創造出一個年薪5萬的就業機會！其效果之差，簡直是空前絕後！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美聯儲的印鈔根本不是為瞭解決就業！每年8000億的QE規模，如果直接發到個人手中，相當於每年創造了1600萬個5萬美元的高薪工作！無論是伯南克開著直升機撒錢，還是分錢到戶，或者直接還掉止贖房的欠債，其經濟效果都遠比把錢給銀行要好得多！從行為的結果看，美聯儲的性質昭然若揭，它不是服務於政府，更不是服務於人民，而是服務於華爾街！

如果從2000年年初算起，美國高薪崗位負增長了430萬，而養家糊口的綜合成本卻在大幅增加，汽油價格3倍於從前，大學學費也普遍高出不止一倍，衣食住行無不大幅上漲，醫療保險和看病的費用更是遠遠高於2000年。當時的全職工作提供了極為便宜的醫療保險，員工每月僅僅支付幾十美元就可以為一家老小上保險，看病吃藥員工自掏腰包一般也就一二十美元。2013年的醫療保險如果覆蓋全家，動輒高達數百美元，看病吃藥的成本也大幅飆升。

2000年高薪崗位的數量與2007年危機前都是7190萬，這表明在整個「格林斯潘泡沫」期間，高薪工作實際上是零增長！以房地產泡沫為標誌的所謂「財富效應」，完全沒有創造出任何真實的經濟增長，反而製造了一個80年未有的金融災難。而之後的「伯南克泡沫」，試圖再次用房地產泡沫帶來經濟繁榮，其結果只會比「格林斯潘泡沫」更糟。

美國高薪工作復蘇極為緩慢，遠低於2000年和2007年的高點

最後來看中薪工作的增長情況。在危機後的4年多裏，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就業機會共增加了110萬，每年平均約25萬。如果從2000年算起，美國的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行業的就業一直保持著增長狀態，即便是金融危機，也沒有改變這一領域就業機會的增加。「教科文衛」被奧巴馬看作是保衛美國就業增長的「堡壘地帶」。

從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中薪崗位增加了660萬個工作機會，到2013年總量達到3080萬。其中，僅流動醫療健康服務（AmbulatoryHealthCare）部分就占了640萬，所謂流動醫療健康服務，就是在醫院之外的醫療健康體系，例如醫生的診所、病人的院外護理、家庭健康機構等。流動醫療健康的就業崗位竟然超過了美國建築業的550萬崗位，更遠超消費品工業的450萬。醫院系統雇用了800萬護士、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

總體來看，美國的醫療健康系統的總就業崗位高達1460萬；在教育系統，從幼稚園到大學，總共雇用了1400萬人；社會服務領域雇用了220萬人。

為什麼醫療健康系統的就業會持續增加呢？因為政府在醫療健康領域的開支暴漲！2000年，美國政府在老年醫保（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的開支總額為3000億美元，而到2012年，開支膨脹到8000億美元，幾乎是GDP增速的兩倍。

2000年克林頓總統任期結束時，美國政府的財政處於盈餘狀態，而2009年奧巴馬執政以來，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等於是政府對醫療健康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轉移支付。醫療開支遠高於GDP增速，意味著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被醫療制藥等行業大舉侵蝕，製造業的基礎不斷遭到削弱，美國製造業不願回流本土是有原因的。

醫療健康領域就業的異常增加，必然導致經濟資源被更多擠佔，從而壓制高薪就業機會的增長。社會服務領域的情況與醫療健康類似，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將實體經濟的就業機會轉移給了社會服務。

教育領域的就業增長主要來自私立學校系統的快速膨脹。2000年以來，美國非公立學校的就業增長了45%，而學生貸款的餘額從1500億美元暴漲到1萬億美元，並正在出現大面積違約。教育本該強化國家的未來，但高昂的學費，巨額的債務，正在透支學生的未來，摧毀國家的希望。

中薪崗位在一直增加，政府的轉移支付是其主因

中薪崗位的增加，特別是醫療健康和社會服務，嚴重依賴政府的財政赤字，在未來利率火山開始活躍之後，國債融資的成本將會顯著上升，政府償債的能力將面臨嚴峻挑戰，醫療健康的就業增長也會遭遇瓶頸。教育的就業增長，特別是私立學校系統，主要依賴學生貸款來支付高昂的學費以維持擴張，而學生貸款已高達1萬億美元的規模，超過了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的總和。在就業市場不景氣的現狀下，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拖欠危機，如果利率再出現大幅上揚的情況，學生貸款發生內爆將指日可待，教育就業的增長已面臨逆轉。

低薪工作的增加，無法帶來消費的增長，他們僅僅能夠維持生存。中薪崗位不僅未來增長將面臨瓶頸，而且消費能力依然有限。占就業半壁江山的消費主力軍高薪崗位則深受重創，遠遠沒有恢復元氣。

與2007年的零售總額相比，經濟復蘇了5年之後，如果扣除通貨膨脹，2013年仍比2007年低了2%，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三次危機之後的5年，零售總額分別比危機前高出20%、17%、13%。如果再仔細看零售業中的家用日常品和食物類別，真實消費水準竟然比2007年下降了6%，這是戰後歷次經濟危機之後，在復蘇過程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7］。就業市場所受的內傷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消費不振的根源在於就業市場的萎靡，這正是美國經濟難以復蘇的關鍵原因。

總體來看，金融危機造成的低薪工作損失已經基本恢復，高薪崗位損失的580萬，僅僅恢復了140萬，即便加上中薪工作新增的190萬，仍比危機前淨損失了250萬個就業。同期，美國人口增加了1500萬以上，而工作機會反而減少了250萬，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以就業參與率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可謂慘不忍睹。2013年8月，美國16歲以上的人口中，就業比例僅為63.2%，大幅倒退了35年，僅相當於1978年8月的水準。美國中位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比2000年還低7%！

2013年8月，美國就業參與率倒退了35年，

回到了1978年8月的水準

2013年的美國中位家庭真實收入（扣除通脹）

比2000年還低7%！

華爾街媒體啦啦隊吹噓的失業率正在不斷下降，消費者信心已經恢復，經濟基本面一片大好，完全扭曲了就業市場的慘澹景象，虛構出一個經濟復蘇的海市蜃樓。在如此糟糕的就業和收入條件下，股票市場的暴漲，房地產的虛火，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測，最終都會撞上就業這堵冰冷的石牆！

岩上之屋，還是沙上之夢？

美國製造業回流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2009年4月，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氣風發地準備「改變」美國社會了，他在喬治城大學發表了長篇大論，足足講了45分鐘。在演講中，奧巴馬將美國經濟描述為一座危房，他引述《聖經》裏的比喻說，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容易倒塌，建立在岩石上的房子則屹立不倒，「因此我們不能在沙子上重建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重建我們的房屋」。

奧巴馬心中的岩石，是堅如磐石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回流和新能源振興的前景，最讓奧巴馬心潮澎湃。

奧巴馬呼籲美國海外製造業應該回國發展，從他剛上任一直喊話到2013年，四年多過去了，製造業卻成了奧巴馬心中的難言隱痛。

2011年2月份，在與已故蘋果公司的CEO約伯斯共進晚餐時，奧巴馬就曾勸說，讓蘋果集團將iPhone的生產基地搬回美國，約伯斯當時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些工作不會回來。」

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連留在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在QE氾濫的貨幣大潮中，都不願意花錢進行資本性支出，CEO們在忙著發債融資，然後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撈快錢去了，即便海外的製造業回流美國，他們就能免俗嗎？

廉價貨幣的政策，不是在鼓勵實業資本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在摧毀真正的資本！

2013年2月13日，奧巴馬對製造業回流泡湯的事情耿耿於懷，他在國會進行連任之後的首個國情諮文演講時，將製造業放在核心地位，指出首要任務是使美國成為新就業和製造業的中心。在促進製造業回流趨勢方面，奧巴馬以揚斯敦設立的製造業創新研究所——3D列印業務為例，並宣佈要成立3個類似的製造業集群，其商業合作對像是美國國防部和能源局，並要求國會幫助成立15個製造業中心，以保障美國製造業的新一代革命。

規劃不可謂不宏大，志向不可謂不高遠，其成效卻讓人感覺到總統有點「志大才疏」的毛病。在2013年就業增長的成績單上，奧巴馬怕是鼻子都會氣歪。大半年下來，酒吧招待們倒是比較爭氣，增長了24.7萬，而屬於高薪工作的製造業呢？回流也好，集群也罷，總共才增加了2.4萬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幾乎是毫無執行力，在長期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薰陶之下，奧巴馬想逆貨幣逐利的本性而動，既沒有政策方針的大腦，也缺乏執行政策的手腳。

【正文】 第26節：
總統也就這麼一說，大家也就這麼一聽。

高薪製造業的外流，不是以國家政策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以資本逐利的本能為驅動，奧巴馬影響不了貨幣政策，也就左右不了資金流動的方向，更談不上什麼產業集群的宏偉藍圖了。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名氣最大的領袖，同時又是實權最小的國家元首之一，它僅僅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權力本身。

2013年，製造業就業崗位增加僅2.4萬人，

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奧巴馬「岩上之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就是新能源，其中特別火爆的就是「葉岩革命」。

據國際能源機構(lEA)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預測，在葉岩革命的影響下，到2017年，美國將超過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就能源產量的「淨值」而言，幾乎將實現「自給自足」。埃克森美孚公司的《2013年能源展望》指出，到2040年，天然氣的需求將增長65%，全球產量的20%將來自北美，大部分來自非傳統能源，特別是葉岩氣。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到2025年，葉岩革命將使美國成為能源的淨出口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預測，到2030年，美國將實現能源獨立。

對於葉岩革命，奧巴馬顯然深信不疑。2012年他聲稱，由於葉岩革命，「我們的天然氣供應將能保證美國100年的需求」。能源專家們預測，葉岩革命將至少創造170萬個就業崗位，毫無疑問，這些崗位顯然屬於高薪工作，到2020年，樂觀地估計將創造300萬個就業。

美國天然氣價格近年來的暴跌，似乎也在證實葉岩革命正在發生。華爾街媒體啦啦隊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它們聲稱，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新沙特」。不僅如此，如果葉岩氣和葉岩油能夠最終取代石油的地位，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將直接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的高薪工作，帶來更多的消費增長，經濟繁榮已經指日可待了。

穀歌趨勢分析顯示，葉岩氣在2005年開始被媒體關注，

2011年報導越來越頻繁，「葉岩革命」一詞同時出現

「葉岩革命」一詞突然出現在2011年

葉岩革命到底是什麼時候突然火起來的？大資料時代，還是用大資料說話。

如果用Google的趨勢工具來分析，關於葉岩氣的報導是在2005年開始升溫，2011年之後出現了媒體「沸騰」的局面，同時，「葉岩革命」這一爆炸性辭彙開始大量湧現。

2005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是葉岩技術的重大突破，還是另有原因？

葉岩技術的核心就是將水準鑽井法和水力壓裂相結合，將「壓裂液體」，即化學物質夾雜著大量水、泥沙，用高壓注入地下井，壓裂鄰近的岩石構造，擴張裂口，使遊離或吸附在葉岩中的天然氣能流入井中得以收集。壓裂液體中的化學成分往往有毒，如果滲透到地下水，將嚴重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葉岩技術其實早已存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進行過嘗試，到2005年之前僅僅占美國天然氣產量的3%，可謂微不足道，主要問題就是開採成本過高。這種成本既包括經濟成本，也包括環境成本和法律成本。

2005年，葉岩技術的鼻祖哈裏伯頓公司（Halliburton）的前總裁，曾任美國副總統的切尼，以及他在政界和石油圈子裏的盟友聯手運作，將水力壓裂法從美國環保局的監管之下「解放」了出來。過去，環保局依據美國《飲用水安全法》（SafeDrinkingWaterAct）對水力壓裂法的汙染和危害進行嚴格監管，這是葉岩氣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石油利益集團的強力遊說之下，葉岩生產打破了美國環保局嚴禁將有毒化學物質直接注入地下的規定，成為高度重視地下水環保的美國法律的「唯一例外」［8］。

2005年，美國《飲用水安全法》對水力壓裂網開一面，成為法律界著名的「哈裏伯頓漏洞」。可以說，沒有「哈裏伯頓漏洞」，就沒有所謂的葉岩革命。

葉岩氣水力壓裂法的化學有毒物質

可能汙染地下水資源

看來，只要將人命進行貶值，資產升值並不困難！

法網洞開，貪婪湧入，短短6年間，葉岩氣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比例從3%暴漲到40%，2005年堪稱是葉岩革命的「元年」。

不過，葉岩技術除了毒害水資源的副作用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葉岩井的衰竭週期太快，往往第二年產量就銳減75%～80%，5年後就基本報廢。生產商為了維持產量增長，保住股票價格，就必須持續投入重金去開採新的葉岩氣井，再加上大量熱錢聞風跟進，市場上出現了供應量急劇增加，而價格暴跌的景象。

葉岩氣井的衰竭速度快得驚人，第二年產量就下跌了75%～80%

當2005年切尼搞到環保局通行證時，天然氣價格為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到2011年2月，價格已暴跌至3.88美元；2013年年初，天然氣進一步跌到3.5美元。而葉岩氣的平均成本約8美元～9美元，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葉岩氣井都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葉岩氣行業財務上的負迴圈，導致了資金的困境。到2013年，葉岩氣生產商為了維持現有產量，每年不得不繼續開採7000口新井，耗資420億美元，而2012年葉岩氣的產出價值僅為325億美元。如果價格不漲，全行業每年虧損近100億美元［9］。

賠本賺吆喝誰都吃不消，為什麼葉岩氣生產商不減產抬價呢？

這與葉岩氣的產權有關。美國的葉岩氣井大都是在私有土地上開採，土地所有人與葉岩商的合同期為3年～5年，如果這段時間內不開工，那開採權將被收回，定金和其他投入就全打了水漂。而生產商們也是從華爾街借的錢，早一天開採就早一天見到現金流，只有這樣才能緩解還債的壓力，同時還能提升股價。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葉岩氣產量越大，價格跌得越凶，企業賠得越慘。

眾多公司已經很難支撐現金流的壓力了，它們只能靠變賣含葉岩氣的土地來彌補現金流的不足，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司被迫大規模減記資產，以反映實際的財務狀況。在這場豪賭中，資本欠佳的公司將是率先被淘汰出局的殉葬品，即便是資本雄厚的大玩家，也感到力不從心了。

2013年10月6日，世界重量級的石油大佬殼牌公司，不得不宣佈在葉岩革命的豪賭中認賭服輸。殼牌CEO在下臺前的感言中，痛悔看錯了美國的「葉岩革命」，在北美投入了高達240億美元用於葉岩資源收購和開採，8月被迫進行了21億美元的巨額資產減記。殼牌在北美的葉岩大冒險中扭虧無望，CEO坦言「所以你得承認高達30億美元的資產貶值，而這些資產卻沒有收入」。［10］

如果以殼牌在世界石油行業的地位和資本，尚且不能在葉岩革命中盈利，奧巴馬所指望的170萬～300萬個葉岩行業的高薪就業機會，恐怕又是一場春夢。

其實，所有的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真正的革命在發生初期，沒有人意識到它們是革命，而一開始就號稱是革命的事情，最後往往是泡沫。20世紀90年代以來，「革命」一詞早已被華爾街用濫了，什麼「電動汽車革命」「風能革命」「太陽能—光伏革命」「乙醇燃料革命」，到今天的「葉岩革命」，無非是金融市場圈錢的題材，這並不是說這些技術方向是錯誤的，而是被資本市場的極度貪婪所嚴重誇大了。

誇大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少數人偷走多數人的財富。華爾街主要圖財，而石油和軍工複合體，不僅圖財還要害命。當利益集團肆意綁架政策和法律，集團貪婪就異化成了制度性貪婪。

財富分裂折斷了美國夢的翅膀

最能說明制度性貪婪的指標莫過於國民收入的分配，即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分別佔有一國收入的比例。

如果把美國1%最高收入的人群稱為超級富人的話，那麼也只有他們才能算是美國真正的統治集團。在他們之中，年收入（包括資本收益）最少也要在44.3萬美元以上，而0.1%的頂級富豪的年收入至少為560萬美元。超級富人集團的總人數約152萬人，如果以一家4口計算，那麼超級富人的總人口約610萬人，在美國3.1億人口中僅占2%。

美國的統治集團不僅佔據著社會各領域的領導地位，而且享有巨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國家的財富分配大權就掌握在這一集團手中。如果說金融危機之後，誰是美國社會中最大的獲益者，那麼正是他們分享了貨幣寬鬆、資產升值、財政刺激、轉移支付、美元鑄幣稅等紅利的絕大部分，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增加值中，他們獨佔了高達95%的份額！

注意，1%的統治集團席捲了全社會收入增量的95%，如果不是政策和法律的刻意設計，那就只能是上帝特殊眷顧這批人了。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合理的經濟邏輯能解釋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

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人們早該想到，有權有勢者和富人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來做事的，這就叫資本主義。

除了吃肉的，還有喝湯的。

在1%以下和10%以上，就是美國的高收入階層了，他們算是富人或精英集團，但並不屬於統治集團，他們對社會的財富分配，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並沒有決策權。雖然以金錢作為劃分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依據稍顯武斷，但些許誤差並不影響結論。跟著統治集團喝湯的富人集團的年收入大致在12.7萬～44.3萬美元之間，他們有1360萬之眾，準確地說，富人集團的生活品質才算得上是人們嚮往的「美國夢」。

除了1%的統治集團和9%的富人階層，剩下的90%都算美國的中下階級。他們的人數高達1.37億，他們之中很多都是雙職工，算上家庭成員，總人口至少2.5億。中下階級的平均年收入僅3.1萬美元，雙職工的家庭總收入約6.2萬美元，中位家庭收入約5萬美元。中位收入是中下階級家庭收入的中間值，而非平均值，因而更具代表性。

一個4口之家收入為5萬美元的典型中下階級家庭，在繳稅和扣除社保、醫保等強制性費用後，每月實際收入不到3000美元，房貸或租金去掉1200美元，兩部汽車油費加保養至少500美元，4口之家的吃喝再去掉1000美元，上網、手機、有線電視、水電氣、房屋維護等生活必須開支至少也要300美元，這些都屬於強制性生活成本，基本沒有節省的空間。5萬美元的收入，僅僅能夠保證4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而幾乎沒有任何剩餘。

1970年以來的40多年裏，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

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

很多家庭還有車貸、學生貸款、信用卡的還債壓力，看電影、下館子、買衣服、添置電器、旅遊度假、過年過節的開銷要是算上的話，家庭非但不可能有儲蓄，而且很大可能是需要負債。這就是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的銀行儲蓄很少，極度依賴工資支票的原因。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在1970年之後的40多年裏，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1%的人吃肉，9%的人喝湯，90%的人被吃，這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甚至是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之後的長期趨勢。2013年，美國400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1.5億中下階級的財富總和，後者是美國人口的一半！

什麼叫「美國夢」？就業機會是夢的基礎，收入增加是夢的翅膀，而對於90%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夢」的基礎嚴重動搖，翅膀早已折斷，財富分裂使「美國夢」在過去的40年中逐步演變成一場噩夢。

2011年9月，美國爆發了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半個世紀裏最嚴重的階級對立衝突，這就是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城市之多，參與人數之眾都令人震驚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民眾明確提出了99%的窮人要挑戰1%富人的政治口號，這在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美國人的抗議行動，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從倫敦到巴黎，從法蘭克福到羅馬，從中國香港到悉尼，全球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城市沒有被波及。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情緒之強烈，在冷戰之後的世界裏堪稱是絕無僅有，這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問題，而是遍及世界各國的普遍問題。

貪婪與盜夢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財富分裂曾在1927年達到了第一個頂峰，10%的富人集團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緊接著發生的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29年危機爆發的原理與2008年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貨幣的過度寬鬆，刺激了資產價格猛漲，社會財富隨之出現了大洗牌，富人們獲益最大，窮人們則被緣邊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陷入長達4年的戰火硝煙之中，而美國則變成了歐洲最大的軍火供應商。戰爭的殘酷與激烈遠超歐洲人的預想，金錢的消耗達到了令各國財政破產的程度。英、法、俄等16個協約國被迫向美國大舉負債以維持戰爭，結果，美國賒賬搞生產，工業產能一飛沖天。戰後，德國的天價賠款壓垮了經濟，俄國革命賴掉了欠債，法國拿不到德國賠款就拒絕償還美國和英國，而英國收不回法、俄的欠款就還不了美國。1918年，軍事上勝利的協約國，卻變成了財政上失敗的「次級貸款人」。

放貸的欠錢的糾纏不清，債務困境、賠款爭議久拖不決，歐洲經濟難以復蘇，美國出口無法擴大，局面僵持到1922年，英國人想出了一個「貨幣寬鬆」的法子來，以英鎊和美元的紙幣為各國央行的貨幣儲備，以外匯替代黃金進行貨幣創造，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的由來。美元、英鎊與黃金等同，信用創造的基礎大為擴張，貨幣氾濫，特別是美元氾濫，催生出一個「喧囂的20年代」。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在資產膨脹的20世紀20年代卻沒有分享到繁榮的紅利，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從1917年的60%，下降到1927年的50%，而10%的富人佔有了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17年的40%，上升到1927年的50%［11］。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遭遇到「內需不振」的嚴重困擾，而不得不依賴面向歐洲市場的「出口導向」。

美國不僅向歐洲推銷過剩的工業品，而且大量提供廉價的美元信貸，鼓勵歐洲人購買美國貨，以便繼續擴張美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卻用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資本家的利益，阻擋歐洲產品的競爭，結果導致歐洲的美元負債越來越高，而卻無法獲得足夠的美元來償還債務的本息。同時，廉價美元在歐洲不是促進了經濟復興，而是壓制了工業生產，刺激了資產泡沫。20世紀20年代德國獲得的美元貸款，被大量用於地產項目，如到處興建遊泳池、電影院、體育館，甚至是歌劇院，原因很簡單，資產升值更快，賺錢更容易。

最終，廉價美元四處氾濫，美國與歐洲的資產泡沫齊飛，美元負債已高到無法償還。1928年美聯儲大幅加息1.5個百分點，利率劇烈反轉，債務違約一觸即發，股市繁榮苟延殘喘，192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絕非偶然。

20世紀30年代初，美元債務違約了，英國的金本位崩潰了，歐洲市場塌方了。美國嚴重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既沒有外需拉動，又缺乏內需支撐，只能發生大規模的內爆。成千上萬的資本家破產了，數千家銀行倒閉了，1300萬人失業了。

一個讓90%的人口喪失消費力的經濟體，最終也將自我崩潰。貪婪導致財富分裂，財富分裂最終也將葬送貪婪！

美國在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也是從貨幣寬鬆入手。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了第一輪QE，將利率從6%陡降到2.5%，向銀行體系注入了5億美元來挽救倒閉風潮，股票市場在1930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了50%。

1932年2月，美聯儲遊說國會，允許美國國債作為貨幣儲備，第一次將國債與美元進行了徹底捆綁。在歷史上，美國國會對美聯儲的貨幣大權深懷戒懼，擔心有朝一日美聯儲可能將國債貨幣化，對財政赤字提供融資，用貨幣權力進行尋租，腐蝕和綁架政府，顛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法律對美元發行有嚴格的規定，100美元紙幣背後，必須有40美元的黃金抵押，剩下的60美元的抵押資產主要是短期商業票據。在法律上，國債被禁止作為美元的抵押資產，因此在1932年之前，國債在美元發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業票據。

美聯儲利用危機倒逼國會放權，國債貨幣化的大門洞開，美聯儲終於能夠合法地進行大規模吃進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將美元與國債進行鎖死。從此，美聯儲以及它代表的金融資本勢力，利用貨幣權力進行政治權力的尋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1932年，美聯儲啟動了QE2，狂買10億美元的國債，向銀行體系大舉注入流動性，相對於1932年587億美元的GDP總量而言，規模相當於當今2700億美元的QE規模，在20世紀30年代堪稱是史無前例的大手筆，美國股市應聲暴漲了101%。

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隨即開始了QE3，將美元的法定黃金含量，從20.67美元對應1盎司黃金，大幅貶值到35美元，相當於一夜之間將基礎貨幣擴大了近70%，與伯南克的QE3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實現「倍增」的規模相近。

貨幣寬鬆沒能挽救美國經濟，凱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樣不能挽救經濟。1937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衰退。1933年羅斯福上臺時，美國失業人口1300萬，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時，失業人口仍高達1000萬。30年代歷經8年而無法解決就業的困境，與當今危機後5年就業難以復蘇何其相似。

真正使美國經濟徹底擺脫困境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戰爭的力量，使上千萬美國勞動力轉向戰爭機器，從根本上解決了失業問題。

戰爭永遠是一種強制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它迫使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富人集團的收入向參加戰爭的窮人子弟進行平移。無論是戰時軍人的工資，還是戰後復員軍人上大學的學費和軍人醫療福利，都為90%的窮人子弟提供了財富補貼，以及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1917年，10%的富人集團佔有國民收入的40%，1927年50%，

2012年超過50%（來源：PikettyandSaez）

從40年代初開始，10%的富人集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國90%的中下階級分享到了大約67%的國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壓制在33%左右。這正是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和穩定的40年黃金歲月！

不過，富人集團並不滿意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特別是0.1%的超級富豪們的怨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們只拿到了2.6%的國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們曾獨享10%的驚人份額。富人們怨聲載道，而超級富豪們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紀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決定徹底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規則，準備從根本上顛覆大蕭條以來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廢除國家對富人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

1973年，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一書，吹響了財富分配大革命的進軍號角。洛克菲勒明確指出，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他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顯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理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援是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聲炮響，點燃了富人們壓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會財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狂瀾。富人們指引方向，文人們猛烈炮轟，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政府運動，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10%的富人集團巧借90%的窮人階級對20世紀70年代高通脹的不滿，借力打力，準備砸碎政府對金融和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

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富人自由攫取財富的權力，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樣的世界裏，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富人集團的「第二次革命」開始實施，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選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亞州州長卡特作為總統的候選人，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被安插在卡特身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內開始放鬆，後來的雷根總統更是將去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重心，老布希繼承雷根的衣缽再接再厲，克林頓的《金融現代化法案》一腳定乾坤，徹底將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業的核心地帶。後來的小布希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放言要把政府關進籠子，而奧巴馬同樣沒有辜負富人集團的厚望，貧富分化創下美國立國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

制度性貪婪開始突破一切限制，他們將政府從經濟各個領域中全面擊退了，公營部門私有化，金融監管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化，銀行規模巨型化，各行各業「去管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富人革了誰的命呢？顯然是政府和窮人的命。從1978年開始到2008年的40年間，富人占國民收入的份額逐步攀升，並再度達到1927年的水準，10%的富人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級富豪又一次獨享了10.4%的驚人份額！與此同時，國家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債規模直線飆升，地方政府瀕臨破產，而90%的窮人實際收入卻倒退到1970年。

2008年，0.1%的超級富人再度獨佔了10.4%的

國民收入，與1927年相當

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當10%的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50%之時，財富分裂的臨界點一旦突破，一場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同等規模的經濟危機再次降臨！就業復蘇同樣舉步維艱，貨幣寬鬆同樣效果極差，而2013年的貧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們拿走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減反增！

奧巴馬競選時對貧富不公的猛烈抨擊，曾經打動了無數美國選民之心，他反擊貧富分化的決心是如此堅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聞者無不為之動容，「貧富分化同樣扭曲了我們的民主，它給極少數富人通過代價高昂的遊說和無限制的政治獻金，提供了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它把我們的民主制度賣給了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它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懷疑華盛頓的政治機器被（富人）操縱來對付窮人，我們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12］

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臺上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實話，幹出來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馳！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奧巴馬真是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善哉斯言！

一個政府，無論它貼上什麼樣的制度標籤，採取何種改革措施，最終，貧富分化是逐漸好轉，還是日益惡化，這是判斷其性質的終極標準！

資產分化遠比收入分化更嚴重

貧富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更體現在資產擁有的巨大鴻溝。

一個年收入10萬的80後中產階級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買房，他就能晉身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還沒有買房，儘管他的收入在不斷提高，他也將喪失負擔房產的能力。房產就像一道財富的階級門檻，邁過去你會看到另一片世界，邁不過去你將永遠糾結。

在中國，房產是貧富差距的重要標誌之一；在美國，金融資產則是財富階層的等級壁壘。

當富人們在1976年發動財富分配革命時，首要突擊方向就是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發祥地芝加哥大學，本來就是洛克菲勒財團用貨幣武裝起來的思想大本營，貨幣主義的興起對富人攫取社會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被統治集團派去親自調教雷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開小灶」，貨幣魔法被神化為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藥。

超級富人們非常欣賞格林斯潘在1987年應付股災所採取的貨幣鐵腕，只要華爾街出現災難，美聯儲總是最先撲上去用印鈔票擺平一切麻煩。流動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戲，1987年股災只是牛刀小試。20世紀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時，美聯儲開始大規模救助銀行系統；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中，中央銀行甚至出手拯救對沖基金，次貸危機之後就更是包攬了金融系統的所有風險。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遠，在印錢救銀行的規模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蕭條起家，最令他扼腕長歎的就是美聯儲在1929年到1933年沒有印出足夠的鈔票去挽救銀行，如此貼心的思路怎不讓超級富人們頷首贊許。

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30多年的長期走低

在美聯儲的精心呵護之下，華爾街大佬們全然沒了風險，賺了歸自己，賠了算國家。同時，通貨膨脹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壓制了30年，長期利率走低成為世界共識，而資產價格暴漲則是理所當然。

在20世紀80年代僅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開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購和商業票據融資，然後反復擴大長期資產規模的「養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投行們竟坐擁上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規模膨脹了上百倍。對沖基金、貨幣基金、保險公司也紛紛參與30年來最豐盛的資產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這就是美國如吹氣球一般膨脹起來的債務規模。別人的債務就是金融體系的資產，國家債務、地方債務、公司債務、消費債務、按揭債務、學生債務、汽車債務、信用卡債務，都成了富人們的美味佳餚，利率不斷降低，債券就不斷升值，大菜變得更加開胃。有美聯儲守護著零利率，外加QE購債效果等同於負利率，資產升值更是令富人們眉開眼笑。

在1976年財富分配的轉捩點上，美國所有負債不過5萬億美元，這是自17世紀殖民地時期開始，直到1976年為止的350年間積累起來的總債務。而1976年之後不過35年，美國的總負債就膨脹了10倍以上！以1/10的時間，欠下10倍的負債，這真是百倍的速度！

在1976年之前的350年中，美國總共積累了

5萬億美元的債務，而2008—2009年

僅兩年內債務就增長了5萬億

金融危機之後，負債不是爬升，而是在飛漲！在2008年到2009年區區兩年間，美國新增的債務總額就達到了5萬億，趕上了350年所積累的全部負債！

負債是對現金流的壓迫，而國家和民眾的超高負債，是對國民收入的巨大壓迫，它改變了社會財富的流向。在美聯儲的強力保護之下，富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了窮人的財富。

在債務迅猛膨脹的一片繁榮之下，股票市場的資金高度充裕，公司擺脫了政府和工會的掣肘，大力削減了員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壓縮了人力成本，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稅差紅利，公司利潤獲得了驚人增長，30年股市的暴漲和源源不斷的股息分紅，使富人們的荷包更加膨脹。

在歷史上有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豪強大戶很少納稅，當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們不僅擁有壓倒性優勢的資產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資產與收入只承擔很低的稅負，這使得富人們的財富膨脹得更快，制定分配規則的權力更具支配性。

徵稅權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也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平衡的關鍵手段。稅負不公平，財富分配就會失衡，貧富分化就是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貪婪的重要標誌，就是稅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帝國與王朝盛衰興亡的轉捩點。

統治集團的貪婪墮落，不是會與不會的問題，而是快與慢的問題。社會制度如同一座建築，歷經風吹日曬，雨雪冰霜，它將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穩固並不斷維護的建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牆腳的建築則會加速坍塌。

當統治集團和富人們放縱自己的貪婪欲望，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肆意踐踏之時，國家稅收制度必然首先遭到破壞。在當今世界，富人們掌握著稅收制度的制定權和避稅奧秘。例如，資本利得稅明顯偏低，1978年，在超級富人發動「第二次革命」之前，資本利得稅為35%，1981年雷根時代降到了20%［13］，到2012年僅為15%。另外，遺產稅對超級富人形同虛設，房地產有各種稅收優惠，連按揭利息也在抵稅之列。除此之外，還有各種避稅天堂，當然只有富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堂」。

在五花八門的避稅手段中，超級富人們廣泛採用的就是基金會的「天堂」模式，他們頻頻「裸捐」全部身家或大部分資產，降低應稅收入。在基金會的章程裏，只需把家族後代列為具有一票否決的關鍵投票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規避幾乎全部稅負，如遺產稅、贈與稅、資本利得稅。當然，基金會每年要拿出一部分錢資助科研、醫療、扶貧等慈善事業，但這些捐助比起累進收入所得稅簡直不值一提，而且這些資助，還能有效地替超級富人增加話語權。難怪美國人常說所謂的「非營利」（Non-Profit）的本質，就是「非納稅」（Non-Taxation）。

在基金會的玩法中，最早的拓荒者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華盛頓郵報》曾披露洛家經過兩代人經營，絕大部分家族資產已經轉入了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基金會，以及由此衍生出了下屬、分支、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從而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基金會網路體系。每個基金會的財務報告既無須審計，更不用公告，在社會輿論和政府監管的雷達中完全失去了蹤跡。

【正文】 第2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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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尼爾森洛克菲勒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總統競選時，不得不披露財務狀況，他個人申報了3300萬美元，眾人當然不信，後來他承認身家2.18億美元，比原先高出6倍。這是金本位時代的2.18億美元，遠比21世紀的美元值錢太多倍。這一數字已經非常驚人，但不過是洛家「裸捐」了絕大部分資產之後的「零花錢」。擁有如此驚人的財富，但參議院卻發現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尼爾森竟然沒有繳納過一分錢的個人收入所得稅。

在世界的富豪榜上，人們肯定看不到洛克菲勒這樣紮眼的大家族。但在1975年洛家發動財富革命時，洛家財團打理自家基金會財富的專業團隊就有全職人員154人，頂級財務專家15名，管理著700億美元的資產，注意，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700億！《洛克菲勒報告》一書披露：20世紀70年代時，洛家名下的基金會多達200多個，間接或衍生出來的不下千家，洛家實際控制著大通曼哈頓銀行（摩根大通）、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花旗銀行）和漢華銀行，老本行標準系的石油公司更不必說。除此之外，還控制著美國100家最大工業公司中的37家，20家最大交通公司中的9家，最大供水、電力、燃氣公司的全部，4家最大保險公司中的3家，美國50家最大商業銀行之中25%的資產和最大50家保險公司中30%的資產［14］。

這一切還是在超級富人們發動財富革命之前！

如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攫取的份額是當年的5倍，而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差距就更為懸殊，債券市場膨脹了10倍，股票資產膨脹了20倍，而當年完全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市場，現在已是數百萬億的龐然大物。超級富人們的特權更是達到玩弄法律、政要於股掌之間的程度。

豪強大戶富可敵國，但卻很少納稅，而美利堅帝國又必須維持龐大的開支，驚人的赤字、如山的國債、萎縮的福利、難以為繼的社保醫保，透支了90%的中下階級未來幾代的財富，他們承受著極度不合理的稅負壓力，而遭遇的卻是日漸減少的發展機會。在「美國夢」淡去的同時，失掉的是希望，滋生的是不滿，經濟痛苦正在向社會危機悄悄蔓延。

美國出現的財富分化的問題，也是世界主要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既是上一次金融海嘯的根源，也是下一輪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問題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正在加劇惡化。人們不知道下一輪危機何時爆發，但可以肯定它將不僅是一場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而且還將是一場貨幣危機和社會危機。

以史為鏡，可知現在的畸形。

世界經濟是在復蘇嗎？眼睛看見的只是海市蜃樓；金融市場更安全了嗎？內心感受到的卻是大斷裂之前的寂靜。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申論

關於權力，小布希總統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講，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小布希總統說得沒錯，美國的確將權力關進了籠子，但那不是代表選民利益的籠子，而是金錢和資本的籠子！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到底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民主的實質更重要，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獲得合理的財富分配！失去了最終的結果，一切過程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克林頓和奧巴馬都算得上是平民子弟，他們通過個人努力最後實現了總統的夢想，這被許多人看成是「美國夢」的象徵。他們的故事的確很勵志，但是出身於平民的總統，能夠改變90%平民的命運嗎？克林頓廢除了保持60年金融穩定的《格拉斯—斯蒂爾法案》，結果釀成巨大的金融災難，他所出身的階層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害。奧巴馬誓言要遏制華爾街的貪婪，但他提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卻被華爾街篡改得面目全非，他決心與財富不公的現象鬥爭到底，結果在他的兩屆任內，貧富差距卻空前惡化。

平民總統必須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這與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理想相矛盾，而他們最終只能服從超級富人們的意志。克林頓傷害了平民階層的利益，奧巴馬也沒有改變黑人的處境，假如未來美國選出了一位華裔總統，他對中國會更友好嗎？恐怕只會更糟，因為他要保持政治正確，而超級富人定義著什麼叫政治正確。將政府關進金錢與資本的籠子，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是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政治正確，誰支持這一理念，誰就能在國際上贏得喝彩。

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財富分配制度之爭，全世界的超級富人們正在聯合起來，決心共同主宰99%的人類的命運。1%的貪婪欲望日益膨脹，99%的反抗也必然升級，2011年波及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拉開的僅僅是一個序幕。

從歷史上看，制度性貪婪一旦固化，將自發形成不可逆的財富兼併趨勢，以及隨之而來的稅負不均的日益惡化，進而導致財政稅收出現結構性的赤字，政府被迫大幅增稅，這將刺激民眾不滿情緒的爆發。如果增稅已達社會穩定的極限，而仍然不能滿足財政開支的需求，這時超發貨幣將不可避免。貨幣貶值點燃的通貨膨脹之火，又反過來加劇富人進行財富兼併的衝動，致使稅負不合理和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誘發新一輪的貨幣貶值，直到民眾無法忍受惡性通脹和嚴酷稅收的壓榨，起而反抗至改朝換代為止。

形象地說，制度性貪婪就像癌細胞，當擴張到臨界點，它將突破一切束縛和制約，無限地自我膨脹，瘋狂掠奪其他細胞的資源，直至重要器官衰竭和生命停止。

有人認為，貨幣貶值是財政赤字的結果，其實，財政赤字的根本誘因是富人佔有財富的半壁江山而鮮有納稅。因此，貨幣貶值的根源在於富人貪婪的制度化和財富兼併趨勢的不可逆。

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在歷史上早已反復出現，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之事。帝國盛衰，王朝沉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未來，其實就在歷史之中！

在《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諸多條款裏面，最接近《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精神實質的就是所謂的「沃克爾規則」了。它們都堅持一個極簡單的原則：銀行不能只顧冒險賺錢，而將儲戶的存款置於風險之下！

銀行的本質就是為社會託管資產，並提供貨幣服務，它的正當利潤應該源於這種服務所收取的服務費，如貸款利息就是借款人向銀行支付的貨幣服務費。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由於貨幣的特殊性質，銀行逐漸借助貨幣服務的壟斷地位，謀取了在其他領域中越來越大的利益，並最終使之合法化。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銀行可以參與股票市場的投機，而將儲戶的存款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下，如果投機賺錢，都是銀行的利潤；如果賠錢倒閉，儲戶的存款也將化為烏有，銀行的冒險行為實際上違背了儲戶的意志，強行綁架了他們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進行徹底分離，就是為了杜絕儲戶存款不應該遭受的風險。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目的在於促使由納稅人擔保的商業銀行，必須放棄高風險投機的誘惑。投資銀行可以繼續冒風險，但別指望納稅人來拯救。

在大英帝國時代，銀行冒險的代價極高，銀行如果破產，銀行家的私人財產將被儲戶無限索賠，直到19世紀中後期，有限責任的銀行才開始流行。但在金本位的嚴格制約之下，銀行一般都不敢過度冒險。相對於從前英國銀行的保守傳統，美國銀行的做法更像西部牛仔。

20世紀60年代美元開始大規模超發以來，錢越來越多，錢生錢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貪婪開始毫無顧忌地衝撞一切阻礙。20世紀70年代廢除金本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終於導致了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終結。

21世紀更是一個金錢突破各種監管，衝擊所有國界，追逐一切利潤的瘋狂時代，18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都不曾見識過金錢擁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能量。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夢」的幻滅？今天的能夠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這將是本章探討的主題。

【正文】 第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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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爾街，總統吃了閉門羹

2009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信心滿滿地來到了華爾街，他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敲打華爾街的大佬們，二是敦促他們支援金融改革。

此時，總統的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他的競選口號「我們必須改變」早已家喻戶曉，深得人心。美國人正在金融危機中掙紮，失業的打擊，負債的煎熬，都趕不上失去家園的痛苦，而危機的元兇禍首華爾街，居然拿著納稅人的救助，領到了比危機前還要誇張的巨額獎金，這怎麼能讓普通的美國人心平氣和？美國社會對華爾街的情緒已經從不滿升級到憤怒，甚至是仇恨。美國人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英雄總統，而奧巴馬自以為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那個英雄。

奧巴馬還有一個更自信的理由，因為他是華爾街的大救星。在拯救華爾街的行動中，以他為首的美國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銀行的措施一項接著一項，國庫中納稅人的銀子，源源不斷地填進華爾街那巨大無比的資產黑洞。有形的救助規模已然前所未有，無形的輸血就更為驚人，在華爾街危在旦夕的時刻，僅美聯儲的臨時流動性救援就高達16萬億美元，遠遠高出財政救助的數量級。還有大規模的QE政策，以貶值貨幣和巨額赤字為代價，無異於向納稅人強行抽血，以補貼華爾街的貪婪。在奧巴馬看來，華爾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產一周年的「祭日」，也是總統向華爾街推銷金融改革的黃道吉日，他可以盡情地憶往思今，痛陳時弊，凝聚共識，共創改革大業，而華爾街的大佬們定然是羞愧交加，謙卑恭謹，洗心革面，準備重新做人。攜強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態，奧巴馬鬥志昂揚地踏上了華爾街的演講台，他的中心話題就是要讓華爾街的貪婪「付出代價」。

結果卻讓奧巴馬大吃一驚，華爾街的大佬們居然一個都沒來！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沒有一個美國大銀行的CEO出席（總統的演講）。」［1］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大佬們不知道總統要來華爾街？當然不是，總統演講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們的手中，新聞報導滿天飛，紐約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們不來，卻派了一群小嘍囉來充場面，微笑、鼓掌、閃光燈一樣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聽眾，金融改革的大計大佬們不來捧場，和小嘍囉們說了也白說。

奧巴馬的臉面有點掛不住了，這時他才明白，什麼民意，什麼總統，什麼監管，什麼改革，在華爾街大佬們看來，這些算個鳥！總統大老遠跑來華爾街想教訓大佬們很「貪婪」？那就別怪大佬們不給總統面子！

既然來了，奧巴馬只有硬著頭皮開講，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們，結果卻反被大佬們敲打：

「聽清楚我的話：我們將不會回到那個魯莽和沒有節制的時代，它們正是造成危機的核心，太多的人僅僅被掙快錢和高額獎金的欲望所驅使。」

奧巴馬心裏很清楚，這樣的話在華爾街聽起來相當刺耳，大佬們正是討厭這些說法才缺席。但是，華爾街的貪婪幾乎葬送了美國經濟，要不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華爾街，哪裏會有金融市場的反彈？知恩不圖報也就算了，就連出席總統演講這點起碼的禮貌都沒有，華爾街的傲慢讓奧巴馬一肚子火。

「（金融市場）回歸正常，不能讓人產生自滿不幸的是，金融行業中的某些人誤讀了現狀。雷曼兄弟的破產和我們仍在其中掙紮的金融危機，並沒有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教訓，他們選擇忽視這些教訓。」

大佬們對總統的救星心態非常反感，沒有華爾街的競選經費，奧巴馬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議員而已，是大佬們把奧巴馬送進了白宮，現在居然還端起救星的架子！誰是誰的救星都搞不清，還想來教訓大佬們，真是豈有此理！

「總而言之，我們將提出大蕭條時代以來最具雄心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強調，這些改革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我們應該制定透明和問責的明確規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市場將鼓勵負責任，而不是魯莽的行為；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獎勵完全誠實和嚴格守法的人們，而不是那些試圖鑽監管漏洞的傢夥。」［2］

奧巴馬聲嘶力竭地推銷著他的金融改革，這是他準備留在青史上的兩大政績之一。無奈，華爾街對他的金融改革顯然沒有興趣，對限制大佬們貪婪的監管就更加反感。

奧巴馬在華爾街沒見上大佬們，改革大計畢竟需要他們的參與和支援。於是，2009年12月14日，總統再度邀請大佬們到白宮面議。結果，幾個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藉口是華盛頓當天大霧，他們的飛機從紐約過來有問題。其實，他們也可以坐90分鐘的火車趕到華盛頓，只比飛機多30分鐘而已。



沃克爾的「色情書」理論，大概只能由他自己慢慢享用了。

其實，沃克爾知道華爾街的巨大能量，他在規則中提到，要防止2024年及以後的時間中發生金融危機，言下之意就是此前犯規將從輕發落，這一竿子就將落實的問題支到了10年以後。

奧巴馬在競選時聲言要讓華爾街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代價，這一承諾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成了一句空話，從最終結果看，奧巴馬無非也是在「為窮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罷了。

如果說華爾街的大銀行是「大而不能倒」，那麼《多德—弗蘭克法案》則是「複雜到無法執行」，而嚴厲的「沃克爾規則」看起來更像是滑稽的「沃克爾遊戲」！

也正因如此，華爾街根本沒有把法案和規則放在眼裏，摩根大通照樣進行著「倫敦鯨」式的大冒險，而高盛對新法也是視若無睹。自《多德—弗蘭克法案》通過以來，高盛募集了多個新基金，包括一個能源基金、一個人民幣基金和一個房地產夾層基金。高盛相信這些新的基金能夠符合沃克爾規則的要求，就算不行，高盛也可以申請延期或者用其他手段讓這些基金繼續存在。

圍繞著《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克爾規則」所爆發的一系列尖銳矛盾，以及最終的結果，揭示出更多深層次的問題。

美國人民痛恨華爾街的貪婪，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也厭惡華爾街的貪婪，為什麼選民、總統和國會一起聯手都制定不出一部真正能夠保護公眾財富的法案？

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的禍首元兇造成了數十萬億美元的損失，上千萬人失業，數百萬家庭房產被剝奪，卻沒有一個華爾街大佬因此被定罪坐牢？為什麼他們不僅拿著更高的獎金，而且更加貪婪？

最可怕的腐敗，不是無法無天，而是有法無天！最可惡的貪婪，不是某個人的貪婪，而是利益集團整體的貪婪，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貪婪，是制度性的貪婪！

在法律保護之下的壓迫，導致財富公平分配的原則遭到了根本性的瓦解，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

沉淪的中下階級

2013年8月29日，美國60多個城市爆發了速食業和零售業雇員的大罷工，麥當勞、肯德基、漢堡王等連鎖餐館和商場的雇員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水準太低，強烈要求提高速食業的工資待遇。他們大聲疾呼：「七塊二毛五，我們無法生存！」他們抗議聯邦政府的7.25美元的最低工資，使他們陷入了永久性貧困的惡性循環，罷工的目標是：每小時15美元是最起碼的「生活工資」。

從傳統上看，速食、零售、餐飲、娛樂等行業基本沒有工會組織，要組織全國性的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些行業流動性太大，臨時性太強，8月底席捲全國的大罷工著實令人震驚。特別是美國的南部，從來就不是罷工的活躍地區，而這次南方諸州的速食、零售業也積極參與了全國罷工，這就反映出整個中下階層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情緒和決心。

與掙紮在貧困線附近的雇員工資相比，動輒數百上千萬美元獎金的速食業高管的收入就顯得格外紮眼，當集體性的極端不滿轉化為強烈憤怒的時候，就連鬆散和毫無組織性的速食業也能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人們普遍感覺到速食業的工資水準不高，但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數字看起來還是令人非常吃驚。2013年7月，美國最低的小時工資是7.25美元，非農就業部門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23.98美元，製造業工人是20.14美元，而速食業僅為9美元。

2009年以來，美國餐飲娛樂服務業的小時工資不斷下降（美國勞工部）

更糟糕的是，危機結束以來，他們真實的平均小時工資下跌了6%。就是如此微薄的收入，還不能保證足夠的工作時長。非農工作崗位的平均周工作時長為34.4小時，而美聯儲聖路易銀行的資料顯示，餐飲娛樂服務業（包括速食業）的周工作時長不超過26.4小時，速食業人員的稅前年收入僅有12355美元，美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11490美元，這意味著速食業的350萬就業人口，僅僅略高於貧困線。

速食業顯然不是什麼誘人的工作，但其就業崗位的競爭居然已接近白熱化。危機之後，麥當勞的工作已成為就業市場的香餑餑，2011年麥當勞在美國的連鎖店雇用了6.2萬人，而收到的工作申請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錄取率僅為6.2%！［5］與同年哈佛大學的錄取率相當，而比所有其他的美國常青藤名校的錄取率都要低！100萬人爭搶的麥當勞的6.2萬個工作機會，而其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9美元。

速食業已經不是從前學生打工掙點零花錢的時代了，2013年速食業雇員的平均年齡是28歲，其中，30%的人擁有大學學歷，25%的雇員至少有一個孩子，他們是在養家糊口！

12355美元的年薪，即便夫妻雙方都工作，一家四口的總收入不過2.47萬美元，月收入才2000美元出頭，這還是稅前。想想黑石「租客帝國」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吧，即便再便宜的租金也需要1000美元，上下班的交通費至少也要200美元～300美元，開車就更貴，如果全家四口人每天吃速食，那日子就別過了，在速食店工作的人連速食都吃不起。無論怎麼省，四口之家每月吃飯就得500美元以上，水電氣電話等基本開銷至少300美元，工資就已經透支了。孩子上學公費也會有開銷，不能買衣服、不能上網、不能用手機、不能看電影、不能去旅遊、不能下館子這是「美國夢」嗎？

速食業的工資絕對不是「生活工資」，連「生存工資」都夠不上，在北京做保姆的日子恐怕都要好過些。在美國，就連這樣的工作還只有6.2%的競爭者才能有幸得到。

速食業所代表的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美國中下階層的生活狀況，在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境遇不是在逐步好轉，反而更趨惡化。

美國CBS新聞在2013年7月28日，打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大標題：「調查顯示：80%的美國成年人口面臨接近貧困、失業的狀態。」文章指出，美國經濟的加速全球化，日益擴大的貧富分化，高薪製造業工作機會的外流，導致了當今美國社會五個成年人中就有四個掙紮在失業、接近貧困，或至少部分依賴政府福利的狀態。4620萬人處於貧困線以下，達到美國總人口的15%［6］，貧困人口數量之多在美國歷史上聞所未聞。

到2012年底，在美國領取政府食品券救濟的人數已達4780萬人，超過了西班牙的全國人口，比2008年暴漲了70%，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政府給每人每月的食品券救濟金額約133美元，食品券可以在商場中購買糧食、肉類、水果和牛奶等。1975年，美國人申請食品券救濟的比例僅為8%，37年之後，這一比例幾乎翻了一倍。貧困人口數量和比例的大幅增加，與美國GDP增長、失業率不斷下降、房價大幅上揚、股票屢創新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經濟好轉和貧困大增同時存在，到底哪一個才是美國經濟的真實寫照？

陷入貧困和領取食品救濟人口的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都是就業狀況極為糟糕，使他們無法找到超過貧困線水準的工作機會。

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曾高達10%，2013年8月失業率已經降至7.3%，如果失業率在不斷下降，就業市場自然就該逐步好轉，貧困人口怎麼可能大幅上升呢？

失業率從2009年的10%降至2013年8月的7.3%

就業市場的真相

2007年12月，當美國經濟達到了危機前頂峰的時刻，在美國的就業市場上，總共有1.38億個工作崗位，按照工作性質和收入水準可以大致分為三大類：高薪工作、中薪工作和低薪工作。

高薪工作是美國經濟的主幹部分，構成了美國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是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崗位，也是美國消費能力的基礎，其就業崗位總量為7180萬，占全部就業崗位元元元的52%，全部收入的65%，平均年薪為5萬美元，恰好是美國家庭的中位收入水準，能夠負擔四口之家的生活開銷，儘管經濟壓力不小。高薪工作一般為全職工作，每週工作時長為40小時，均有良好的醫療保險、退休金或401K計畫。這種高品質的工作崗位包括金融業、白領專業人士、資訊技術、商業管理、製造業、採礦業、建築業、房地產、政府雇員、交通倉存等領域。

中薪工作包括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社會服務等行業，平均年薪3.5萬美元，就業崗位總數為2890萬，不到高薪崗位的一半，占總就業崗位的21%。中薪工作的就業機會一直在不斷增長，不過，此類工作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支出和稅收補貼。

低薪工作的平均年薪僅為1.9萬美元，包括餐飲娛樂、酒吧招待、汽車旅館、瑜伽教練、花園園丁、零售業、臨時工等低收入崗位。低薪崗位的總量為3720萬，占就業崗位總數的27%。這些工作一般不提供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如果還拖著一個有孩子的家庭，就基本屬於貧困人口。

這就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前就業市場的大體輪廓。

2009年之後，美國失業率下降的奧秘就隱藏在低薪崗位的增長之中。被華爾街媒體啦啦隊所大肆吹噓的580萬個就業機會的復蘇，60%都屬於這一類別。

2013年7月，這些低薪工作的總規模達到了3750萬，比經濟衰退結束時的3470萬「新增」了280萬個就業機會。其實，這一規模與2007年的3720萬的數字幾乎相當。換句話說，280萬個低薪工作不是「創造」出來的，而是「再生」出來的。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美聯儲的印鈔根本不是為瞭解決就業！每年8000億的QE規模，如果直接發到個人手中，相當於每年創造了1600萬個5萬美元的高薪工作！無論是伯南克開著直升機撒錢，還是分錢到戶，或者直接還掉止贖房的欠債，其經濟效果都遠比把錢給銀行要好得多！從行為的結果看，美聯儲的性質昭然若揭，它不是服務於政府，更不是服務於人民，而是服務於華爾街！

如果從2000年年初算起，美國高薪崗位負增長了430萬，而養家糊口的綜合成本卻在大幅增加，汽油價格3倍於從前，大學學費也普遍高出不止一倍，衣食住行無不大幅上漲，醫療保險和看病的費用更是遠遠高於2000年。當時的全職工作提供了極為便宜的醫療保險，員工每月僅僅支付幾十美元就可以為一家老小上保險，看病吃藥員工自掏腰包一般也就一二十美元。2013年的醫療保險如果覆蓋全家，動輒高達數百美元，看病吃藥的成本也大幅飆升。

2000年高薪崗位的數量與2007年危機前都是7190萬，這表明在整個「格林斯潘泡沫」期間，高薪工作實際上是零增長！以房地產泡沫為標誌的所謂「財富效應」，完全沒有創造出任何真實的經濟增長，反而製造了一個80年未有的金融災難。而之後的「伯南克泡沫」，試圖再次用房地產泡沫帶來經濟繁榮，其結果只會比「格林斯潘泡沫」更糟。

美國高薪工作復蘇極為緩慢，遠低於2000年和2007年的高點

最後來看中薪工作的增長情況。在危機後的4年多裏，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就業機會共增加了110萬，每年平均約25萬。如果從2000年算起，美國的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行業的就業一直保持著增長狀態，即便是金融危機，也沒有改變這一領域就業機會的增加。「教科文衛」被奧巴馬看作是保衛美國就業增長的「堡壘地帶」。

從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中薪崗位增加了660萬個工作機會，到2013年總量達到3080萬。其中，僅流動醫療健康服務（AmbulatoryHealthCare）部分就占了640萬，所謂流動醫療健康服務，就是在醫院之外的醫療健康體系，例如醫生的診所、病人的院外護理、家庭健康機構等。流動醫療健康的就業崗位竟然超過了美國建築業的550萬崗位，更遠超消費品工業的450萬。醫院系統雇用了800萬護士、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

總體來看，美國的醫療健康系統的總就業崗位高達1460萬；在教育系統，從幼稚園到大學，總共雇用了1400萬人；社會服務領域雇用了220萬人。

為什麼醫療健康系統的就業會持續增加呢？因為政府在醫療健康領域的開支暴漲！2000年，美國政府在老年醫保（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的開支總額為3000億美元，而到2012年，開支膨脹到8000億美元，幾乎是GDP增速的兩倍。

2000年克林頓總統任期結束時，美國政府的財政處於盈餘狀態，而2009年奧巴馬執政以來，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等於是政府對醫療健康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轉移支付。醫療開支遠高於GDP增速，意味著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被醫療制藥等行業大舉侵蝕，製造業的基礎不斷遭到削弱，美國製造業不願回流本土是有原因的。

醫療健康領域就業的異常增加，必然導致經濟資源被更多擠佔，從而壓制高薪就業機會的增長。社會服務領域的情況與醫療健康類似，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將實體經濟的就業機會轉移給了社會服務。

教育領域的就業增長主要來自私立學校系統的快速膨脹。2000年以來，美國非公立學校的就業增長了45%，而學生貸款的餘額從1500億美元暴漲到1萬億美元，並正在出現大面積違約。教育本該強化國家的未來，但高昂的學費，巨額的債務，正在透支學生的未來，摧毀國家的希望。

中薪崗位在一直增加，政府的轉移支付是其主因

中薪崗位的增加，特別是醫療健康和社會服務，嚴重依賴政府的財政赤字，在未來利率火山開始活躍之後，國債融資的成本將會顯著上升，政府償債的能力將面臨嚴峻挑戰，醫療健康的就業增長也會遭遇瓶頸。教育的就業增長，特別是私立學校系統，主要依賴學生貸款來支付高昂的學費以維持擴張，而學生貸款已高達1萬億美元的規模，超過了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的總和。在就業市場不景氣的現狀下，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拖欠危機，如果利率再出現大幅上揚的情況，學生貸款發生內爆將指日可待，教育就業的增長已面臨逆轉。

低薪工作的增加，無法帶來消費的增長，他們僅僅能夠維持生存。中薪崗位不僅未來增長將面臨瓶頸，而且消費能力依然有限。占就業半壁江山的消費主力軍高薪崗位則深受重創，遠遠沒有恢復元氣。

與2007年的零售總額相比，經濟復蘇了5年之後，如果扣除通貨膨脹，2013年仍比2007年低了2%，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三次危機之後的5年，零售總額分別比危機前高出20%、17%、13%。如果再仔細看零售業中的家用日常品和食物類別，真實消費水準竟然比2007年下降了6%，這是戰後歷次經濟危機之後，在復蘇過程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7］。就業市場所受的內傷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消費不振的根源在於就業市場的萎靡，這正是美國經濟難以復蘇的關鍵原因。

總體來看，金融危機造成的低薪工作損失已經基本恢復，高薪崗位損失的580萬，僅僅恢復了140萬，即便加上中薪工作新增的190萬，仍比危機前淨損失了250萬個就業。同期，美國人口增加了1500萬以上，而工作機會反而減少了250萬，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以就業參與率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可謂慘不忍睹。2013年8月，美國16歲以上的人口中，就業比例僅為63.2%，大幅倒退了35年，僅相當於1978年8月的水準。美國中位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比2000年還低7%！

2013年8月，美國就業參與率倒退了35年，

回到了1978年8月的水準

2013年的美國中位家庭真實收入（扣除通脹）

比2000年還低7%！

華爾街媒體啦啦隊吹噓的失業率正在不斷下降，消費者信心已經恢復，經濟基本面一片大好，完全扭曲了就業市場的慘澹景象，虛構出一個經濟復蘇的海市蜃樓。在如此糟糕的就業和收入條件下，股票市場的暴漲，房地產的虛火，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測，最終都會撞上就業這堵冰冷的石牆！

岩上之屋，還是沙上之夢？

美國製造業回流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2009年4月，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氣風發地準備「改變」美國社會了，他在喬治城大學發表了長篇大論，足足講了45分鐘。在演講中，奧巴馬將美國經濟描述為一座危房，他引述《聖經》裏的比喻說，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容易倒塌，建立在岩石上的房子則屹立不倒，「因此我們不能在沙子上重建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重建我們的房屋」。

奧巴馬心中的岩石，是堅如磐石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回流和新能源振興的前景，最讓奧巴馬心潮澎湃。

奧巴馬呼籲美國海外製造業應該回國發展，從他剛上任一直喊話到2013年，四年多過去了，製造業卻成了奧巴馬心中的難言隱痛。

2011年2月份，在與已故蘋果公司的CEO約伯斯共進晚餐時，奧巴馬就曾勸說，讓蘋果集團將iPhone的生產基地搬回美國，約伯斯當時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些工作不會回來。」

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連留在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在QE氾濫的貨幣大潮中，都不願意花錢進行資本性支出，CEO們在忙著發債融資，然後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撈快錢去了，即便海外的製造業回流美國，他們就能免俗嗎？

廉價貨幣的政策，不是在鼓勵實業資本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在摧毀真正的資本！

2013年2月13日，奧巴馬對製造業回流泡湯的事情耿耿於懷，他在國會進行連任之後的首個國情諮文演講時，將製造業放在核心地位，指出首要任務是使美國成為新就業和製造業的中心。在促進製造業回流趨勢方面，奧巴馬以揚斯敦設立的製造業創新研究所——3D列印業務為例，並宣佈要成立3個類似的製造業集群，其商業合作對像是美國國防部和能源局，並要求國會幫助成立15個製造業中心，以保障美國製造業的新一代革命。

規劃不可謂不宏大，志向不可謂不高遠，其成效卻讓人感覺到總統有點「志大才疏」的毛病。在2013年就業增長的成績單上，奧巴馬怕是鼻子都會氣歪。大半年下來，酒吧招待們倒是比較爭氣，增長了24.7萬，而屬於高薪工作的製造業呢？回流也好，集群也罷，總共才增加了2.4萬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幾乎是毫無執行力，在長期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薰陶之下，奧巴馬想逆貨幣逐利的本性而動，既沒有政策方針的大腦，也缺乏執行政策的手腳。

【正文】 第26節：
總統也就這麼一說，大家也就這麼一聽。

高薪製造業的外流，不是以國家政策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以資本逐利的本能為驅動，奧巴馬影響不了貨幣政策，也就左右不了資金流動的方向，更談不上什麼產業集群的宏偉藍圖了。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名氣最大的領袖，同時又是實權最小的國家元首之一，它僅僅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權力本身。

2013年，製造業就業崗位增加僅2.4萬人，

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奧巴馬「岩上之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就是新能源，其中特別火爆的就是「葉岩革命」。

據國際能源機構(lEA)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預測，在葉岩革命的影響下，到2017年，美國將超過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就能源產量的「淨值」而言，幾乎將實現「自給自足」。埃克森美孚公司的《2013年能源展望》指出，到2040年，天然氣的需求將增長65%，全球產量的20%將來自北美，大部分來自非傳統能源，特別是葉岩氣。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到2025年，葉岩革命將使美國成為能源的淨出口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預測，到2030年，美國將實現能源獨立。

對於葉岩革命，奧巴馬顯然深信不疑。2012年他聲稱，由於葉岩革命，「我們的天然氣供應將能保證美國100年的需求」。能源專家們預測，葉岩革命將至少創造170萬個就業崗位，毫無疑問，這些崗位顯然屬於高薪工作，到2020年，樂觀地估計將創造300萬個就業。

美國天然氣價格近年來的暴跌，似乎也在證實葉岩革命正在發生。華爾街媒體啦啦隊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它們聲稱，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新沙特」。不僅如此，如果葉岩氣和葉岩油能夠最終取代石油的地位，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將直接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的高薪工作，帶來更多的消費增長，經濟繁榮已經指日可待了。

穀歌趨勢分析顯示，葉岩氣在2005年開始被媒體關注，

2011年報導越來越頻繁，「葉岩革命」一詞同時出現

「葉岩革命」一詞突然出現在2011年

葉岩革命到底是什麼時候突然火起來的？大資料時代，還是用大資料說話。

如果用Google的趨勢工具來分析，關於葉岩氣的報導是在2005年開始升溫，2011年之後出現了媒體「沸騰」的局面，同時，「葉岩革命」這一爆炸性辭彙開始大量湧現。

2005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是葉岩技術的重大突破，還是另有原因？

葉岩技術的核心就是將水準鑽井法和水力壓裂相結合，將「壓裂液體」，即化學物質夾雜著大量水、泥沙，用高壓注入地下井，壓裂鄰近的岩石構造，擴張裂口，使遊離或吸附在葉岩中的天然氣能流入井中得以收集。壓裂液體中的化學成分往往有毒，如果滲透到地下水，將嚴重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葉岩技術其實早已存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進行過嘗試，到2005年之前僅僅占美國天然氣產量的3%，可謂微不足道，主要問題就是開採成本過高。這種成本既包括經濟成本，也包括環境成本和法律成本。

2005年，葉岩技術的鼻祖哈裏伯頓公司（Halliburton）的前總裁，曾任美國副總統的切尼，以及他在政界和石油圈子裏的盟友聯手運作，將水力壓裂法從美國環保局的監管之下「解放」了出來。過去，環保局依據美國《飲用水安全法》（SafeDrinkingWaterAct）對水力壓裂法的汙染和危害進行嚴格監管，這是葉岩氣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石油利益集團的強力遊說之下，葉岩生產打破了美國環保局嚴禁將有毒化學物質直接注入地下的規定，成為高度重視地下水環保的美國法律的「唯一例外」［8］。

2005年，美國《飲用水安全法》對水力壓裂網開一面，成為法律界著名的「哈裏伯頓漏洞」。可以說，沒有「哈裏伯頓漏洞」，就沒有所謂的葉岩革命。

葉岩氣水力壓裂法的化學有毒物質

可能汙染地下水資源

看來，只要將人命進行貶值，資產升值並不困難！

法網洞開，貪婪湧入，短短6年間，葉岩氣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比例從3%暴漲到40%，2005年堪稱是葉岩革命的「元年」。

不過，葉岩技術除了毒害水資源的副作用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葉岩井的衰竭週期太快，往往第二年產量就銳減75%～80%，5年後就基本報廢。生產商為了維持產量增長，保住股票價格，就必須持續投入重金去開採新的葉岩氣井，再加上大量熱錢聞風跟進，市場上出現了供應量急劇增加，而價格暴跌的景象。

葉岩氣井的衰竭速度快得驚人，第二年產量就下跌了75%～80%

當2005年切尼搞到環保局通行證時，天然氣價格為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到2011年2月，價格已暴跌至3.88美元；2013年年初，天然氣進一步跌到3.5美元。而葉岩氣的平均成本約8美元～9美元，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葉岩氣井都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葉岩氣行業財務上的負迴圈，導致了資金的困境。到2013年，葉岩氣生產商為了維持現有產量，每年不得不繼續開採7000口新井，耗資420億美元，而2012年葉岩氣的產出價值僅為325億美元。如果價格不漲，全行業每年虧損近100億美元［9］。

賠本賺吆喝誰都吃不消，為什麼葉岩氣生產商不減產抬價呢？

這與葉岩氣的產權有關。美國的葉岩氣井大都是在私有土地上開採，土地所有人與葉岩商的合同期為3年～5年，如果這段時間內不開工，那開採權將被收回，定金和其他投入就全打了水漂。而生產商們也是從華爾街借的錢，早一天開採就早一天見到現金流，只有這樣才能緩解還債的壓力，同時還能提升股價。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葉岩氣產量越大，價格跌得越凶，企業賠得越慘。

眾多公司已經很難支撐現金流的壓力了，它們只能靠變賣含葉岩氣的土地來彌補現金流的不足，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司被迫大規模減記資產，以反映實際的財務狀況。在這場豪賭中，資本欠佳的公司將是率先被淘汰出局的殉葬品，即便是資本雄厚的大玩家，也感到力不從心了。

2013年10月6日，世界重量級的石油大佬殼牌公司，不得不宣佈在葉岩革命的豪賭中認賭服輸。殼牌CEO在下臺前的感言中，痛悔看錯了美國的「葉岩革命」，在北美投入了高達240億美元用於葉岩資源收購和開採，8月被迫進行了21億美元的巨額資產減記。殼牌在北美的葉岩大冒險中扭虧無望，CEO坦言「所以你得承認高達30億美元的資產貶值，而這些資產卻沒有收入」。［10］

如果以殼牌在世界石油行業的地位和資本，尚且不能在葉岩革命中盈利，奧巴馬所指望的170萬～300萬個葉岩行業的高薪就業機會，恐怕又是一場春夢。

其實，所有的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真正的革命在發生初期，沒有人意識到它們是革命，而一開始就號稱是革命的事情，最後往往是泡沫。20世紀90年代以來，「革命」一詞早已被華爾街用濫了，什麼「電動汽車革命」「風能革命」「太陽能—光伏革命」「乙醇燃料革命」，到今天的「葉岩革命」，無非是金融市場圈錢的題材，這並不是說這些技術方向是錯誤的，而是被資本市場的極度貪婪所嚴重誇大了。

誇大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少數人偷走多數人的財富。華爾街主要圖財，而石油和軍工複合體，不僅圖財還要害命。當利益集團肆意綁架政策和法律，集團貪婪就異化成了制度性貪婪。

財富分裂折斷了美國夢的翅膀

最能說明制度性貪婪的指標莫過於國民收入的分配，即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分別佔有一國收入的比例。

如果把美國1%最高收入的人群稱為超級富人的話，那麼也只有他們才能算是美國真正的統治集團。在他們之中，年收入（包括資本收益）最少也要在44.3萬美元以上，而0.1%的頂級富豪的年收入至少為560萬美元。超級富人集團的總人數約152萬人，如果以一家4口計算，那麼超級富人的總人口約610萬人，在美國3.1億人口中僅占2%。

美國的統治集團不僅佔據著社會各領域的領導地位，而且享有巨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國家的財富分配大權就掌握在這一集團手中。如果說金融危機之後，誰是美國社會中最大的獲益者，那麼正是他們分享了貨幣寬鬆、資產升值、財政刺激、轉移支付、美元鑄幣稅等紅利的絕大部分，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增加值中，他們獨佔了高達95%的份額！

注意，1%的統治集團席捲了全社會收入增量的95%，如果不是政策和法律的刻意設計，那就只能是上帝特殊眷顧這批人了。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合理的經濟邏輯能解釋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

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人們早該想到，有權有勢者和富人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來做事的，這就叫資本主義。

除了吃肉的，還有喝湯的。

在1%以下和10%以上，就是美國的高收入階層了，他們算是富人或精英集團，但並不屬於統治集團，他們對社會的財富分配，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並沒有決策權。雖然以金錢作為劃分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依據稍顯武斷，但些許誤差並不影響結論。跟著統治集團喝湯的富人集團的年收入大致在12.7萬～44.3萬美元之間，他們有1360萬之眾，準確地說，富人集團的生活品質才算得上是人們嚮往的「美國夢」。

除了1%的統治集團和9%的富人階層，剩下的90%都算美國的中下階級。他們的人數高達1.37億，他們之中很多都是雙職工，算上家庭成員，總人口至少2.5億。中下階級的平均年收入僅3.1萬美元，雙職工的家庭總收入約6.2萬美元，中位家庭收入約5萬美元。中位收入是中下階級家庭收入的中間值，而非平均值，因而更具代表性。

一個4口之家收入為5萬美元的典型中下階級家庭，在繳稅和扣除社保、醫保等強制性費用後，每月實際收入不到3000美元，房貸或租金去掉1200美元，兩部汽車油費加保養至少500美元，4口之家的吃喝再去掉1000美元，上網、手機、有線電視、水電氣、房屋維護等生活必須開支至少也要300美元，這些都屬於強制性生活成本，基本沒有節省的空間。5萬美元的收入，僅僅能夠保證4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而幾乎沒有任何剩餘。

1970年以來的40多年裏，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

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

很多家庭還有車貸、學生貸款、信用卡的還債壓力，看電影、下館子、買衣服、添置電器、旅遊度假、過年過節的開銷要是算上的話，家庭非但不可能有儲蓄，而且很大可能是需要負債。這就是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的銀行儲蓄很少，極度依賴工資支票的原因。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在1970年之後的40多年裏，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1%的人吃肉，9%的人喝湯，90%的人被吃，這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甚至是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之後的長期趨勢。2013年，美國400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1.5億中下階級的財富總和，後者是美國人口的一半！

什麼叫「美國夢」？就業機會是夢的基礎，收入增加是夢的翅膀，而對於90%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夢」的基礎嚴重動搖，翅膀早已折斷，財富分裂使「美國夢」在過去的40年中逐步演變成一場噩夢。

2011年9月，美國爆發了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半個世紀裏最嚴重的階級對立衝突，這就是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城市之多，參與人數之眾都令人震驚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民眾明確提出了99%的窮人要挑戰1%富人的政治口號，這在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美國人的抗議行動，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從倫敦到巴黎，從法蘭克福到羅馬，從中國香港到悉尼，全球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城市沒有被波及。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情緒之強烈，在冷戰之後的世界裏堪稱是絕無僅有，這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問題，而是遍及世界各國的普遍問題。

貪婪與盜夢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財富分裂曾在1927年達到了第一個頂峰，10%的富人集團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緊接著發生的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29年危機爆發的原理與2008年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貨幣的過度寬鬆，刺激了資產價格猛漲，社會財富隨之出現了大洗牌，富人們獲益最大，窮人們則被緣邊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陷入長達4年的戰火硝煙之中，而美國則變成了歐洲最大的軍火供應商。戰爭的殘酷與激烈遠超歐洲人的預想，金錢的消耗達到了令各國財政破產的程度。英、法、俄等16個協約國被迫向美國大舉負債以維持戰爭，結果，美國賒賬搞生產，工業產能一飛沖天。戰後，德國的天價賠款壓垮了經濟，俄國革命賴掉了欠債，法國拿不到德國賠款就拒絕償還美國和英國，而英國收不回法、俄的欠款就還不了美國。1918年，軍事上勝利的協約國，卻變成了財政上失敗的「次級貸款人」。

放貸的欠錢的糾纏不清，債務困境、賠款爭議久拖不決，歐洲經濟難以復蘇，美國出口無法擴大，局面僵持到1922年，英國人想出了一個「貨幣寬鬆」的法子來，以英鎊和美元的紙幣為各國央行的貨幣儲備，以外匯替代黃金進行貨幣創造，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的由來。美元、英鎊與黃金等同，信用創造的基礎大為擴張，貨幣氾濫，特別是美元氾濫，催生出一個「喧囂的20年代」。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在資產膨脹的20世紀20年代卻沒有分享到繁榮的紅利，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從1917年的60%，下降到1927年的50%，而10%的富人佔有了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17年的40%，上升到1927年的50%［11］。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遭遇到「內需不振」的嚴重困擾，而不得不依賴面向歐洲市場的「出口導向」。

美國不僅向歐洲推銷過剩的工業品，而且大量提供廉價的美元信貸，鼓勵歐洲人購買美國貨，以便繼續擴張美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卻用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資本家的利益，阻擋歐洲產品的競爭，結果導致歐洲的美元負債越來越高，而卻無法獲得足夠的美元來償還債務的本息。同時，廉價美元在歐洲不是促進了經濟復興，而是壓制了工業生產，刺激了資產泡沫。20世紀20年代德國獲得的美元貸款，被大量用於地產項目，如到處興建遊泳池、電影院、體育館，甚至是歌劇院，原因很簡單，資產升值更快，賺錢更容易。

最終，廉價美元四處氾濫，美國與歐洲的資產泡沫齊飛，美元負債已高到無法償還。1928年美聯儲大幅加息1.5個百分點，利率劇烈反轉，債務違約一觸即發，股市繁榮苟延殘喘，192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絕非偶然。

20世紀30年代初，美元債務違約了，英國的金本位崩潰了，歐洲市場塌方了。美國嚴重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既沒有外需拉動，又缺乏內需支撐，只能發生大規模的內爆。成千上萬的資本家破產了，數千家銀行倒閉了，1300萬人失業了。

一個讓90%的人口喪失消費力的經濟體，最終也將自我崩潰。貪婪導致財富分裂，財富分裂最終也將葬送貪婪！

美國在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也是從貨幣寬鬆入手。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了第一輪QE，將利率從6%陡降到2.5%，向銀行體系注入了5億美元來挽救倒閉風潮，股票市場在1930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了50%。

1932年2月，美聯儲遊說國會，允許美國國債作為貨幣儲備，第一次將國債與美元進行了徹底捆綁。在歷史上，美國國會對美聯儲的貨幣大權深懷戒懼，擔心有朝一日美聯儲可能將國債貨幣化，對財政赤字提供融資，用貨幣權力進行尋租，腐蝕和綁架政府，顛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法律對美元發行有嚴格的規定，100美元紙幣背後，必須有40美元的黃金抵押，剩下的60美元的抵押資產主要是短期商業票據。在法律上，國債被禁止作為美元的抵押資產，因此在1932年之前，國債在美元發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業票據。

美聯儲利用危機倒逼國會放權，國債貨幣化的大門洞開，美聯儲終於能夠合法地進行大規模吃進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將美元與國債進行鎖死。從此，美聯儲以及它代表的金融資本勢力，利用貨幣權力進行政治權力的尋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1932年，美聯儲啟動了QE2，狂買10億美元的國債，向銀行體系大舉注入流動性，相對於1932年587億美元的GDP總量而言，規模相當於當今2700億美元的QE規模，在20世紀30年代堪稱是史無前例的大手筆，美國股市應聲暴漲了101%。

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隨即開始了QE3，將美元的法定黃金含量，從20.67美元對應1盎司黃金，大幅貶值到35美元，相當於一夜之間將基礎貨幣擴大了近70%，與伯南克的QE3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實現「倍增」的規模相近。

貨幣寬鬆沒能挽救美國經濟，凱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樣不能挽救經濟。1937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衰退。1933年羅斯福上臺時，美國失業人口1300萬，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時，失業人口仍高達1000萬。30年代歷經8年而無法解決就業的困境，與當今危機後5年就業難以復蘇何其相似。

真正使美國經濟徹底擺脫困境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戰爭的力量，使上千萬美國勞動力轉向戰爭機器，從根本上解決了失業問題。

戰爭永遠是一種強制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它迫使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富人集團的收入向參加戰爭的窮人子弟進行平移。無論是戰時軍人的工資，還是戰後復員軍人上大學的學費和軍人醫療福利，都為90%的窮人子弟提供了財富補貼，以及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1917年，10%的富人集團佔有國民收入的40%，1927年50%，

2012年超過50%（來源：PikettyandSaez）

從40年代初開始，10%的富人集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國90%的中下階級分享到了大約67%的國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壓制在33%左右。這正是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和穩定的40年黃金歲月！

不過，富人集團並不滿意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特別是0.1%的超級富豪們的怨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們只拿到了2.6%的國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們曾獨享10%的驚人份額。富人們怨聲載道，而超級富豪們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紀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決定徹底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規則，準備從根本上顛覆大蕭條以來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廢除國家對富人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

1973年，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一書，吹響了財富分配大革命的進軍號角。洛克菲勒明確指出，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他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顯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理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援是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聲炮響，點燃了富人們壓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會財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狂瀾。富人們指引方向，文人們猛烈炮轟，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政府運動，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10%的富人集團巧借90%的窮人階級對20世紀70年代高通脹的不滿，借力打力，準備砸碎政府對金融和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

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富人自由攫取財富的權力，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樣的世界裏，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富人集團的「第二次革命」開始實施，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選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亞州州長卡特作為總統的候選人，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被安插在卡特身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內開始放鬆，後來的雷根總統更是將去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重心，老布希繼承雷根的衣缽再接再厲，克林頓的《金融現代化法案》一腳定乾坤，徹底將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業的核心地帶。後來的小布希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放言要把政府關進籠子，而奧巴馬同樣沒有辜負富人集團的厚望，貧富分化創下美國立國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

制度性貪婪開始突破一切限制，他們將政府從經濟各個領域中全面擊退了，公營部門私有化，金融監管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化，銀行規模巨型化，各行各業「去管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富人革了誰的命呢？顯然是政府和窮人的命。從1978年開始到2008年的40年間，富人占國民收入的份額逐步攀升，並再度達到1927年的水準，10%的富人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級富豪又一次獨享了10.4%的驚人份額！與此同時，國家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債規模直線飆升，地方政府瀕臨破產，而90%的窮人實際收入卻倒退到1970年。

2008年，0.1%的超級富人再度獨佔了10.4%的

國民收入，與1927年相當

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當10%的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50%之時，財富分裂的臨界點一旦突破，一場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同等規模的經濟危機再次降臨！就業復蘇同樣舉步維艱，貨幣寬鬆同樣效果極差，而2013年的貧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們拿走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減反增！

奧巴馬競選時對貧富不公的猛烈抨擊，曾經打動了無數美國選民之心，他反擊貧富分化的決心是如此堅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聞者無不為之動容，「貧富分化同樣扭曲了我們的民主，它給極少數富人通過代價高昂的遊說和無限制的政治獻金，提供了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它把我們的民主制度賣給了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它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懷疑華盛頓的政治機器被（富人）操縱來對付窮人，我們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12］

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臺上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實話，幹出來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馳！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奧巴馬真是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善哉斯言！

一個政府，無論它貼上什麼樣的制度標籤，採取何種改革措施，最終，貧富分化是逐漸好轉，還是日益惡化，這是判斷其性質的終極標準！

資產分化遠比收入分化更嚴重

貧富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更體現在資產擁有的巨大鴻溝。

一個年收入10萬的80後中產階級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買房，他就能晉身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還沒有買房，儘管他的收入在不斷提高，他也將喪失負擔房產的能力。房產就像一道財富的階級門檻，邁過去你會看到另一片世界，邁不過去你將永遠糾結。

在中國，房產是貧富差距的重要標誌之一；在美國，金融資產則是財富階層的等級壁壘。

當富人們在1976年發動財富分配革命時，首要突擊方向就是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發祥地芝加哥大學，本來就是洛克菲勒財團用貨幣武裝起來的思想大本營，貨幣主義的興起對富人攫取社會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被統治集團派去親自調教雷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開小灶」，貨幣魔法被神化為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藥。

超級富人們非常欣賞格林斯潘在1987年應付股災所採取的貨幣鐵腕，只要華爾街出現災難，美聯儲總是最先撲上去用印鈔票擺平一切麻煩。流動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戲，1987年股災只是牛刀小試。20世紀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時，美聯儲開始大規模救助銀行系統；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中，中央銀行甚至出手拯救對沖基金，次貸危機之後就更是包攬了金融系統的所有風險。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遠，在印錢救銀行的規模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蕭條起家，最令他扼腕長歎的就是美聯儲在1929年到1933年沒有印出足夠的鈔票去挽救銀行，如此貼心的思路怎不讓超級富人們頷首贊許。

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30多年的長期走低

在美聯儲的精心呵護之下，華爾街大佬們全然沒了風險，賺了歸自己，賠了算國家。同時，通貨膨脹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壓制了30年，長期利率走低成為世界共識，而資產價格暴漲則是理所當然。

在20世紀80年代僅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開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購和商業票據融資，然後反復擴大長期資產規模的「養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投行們竟坐擁上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規模膨脹了上百倍。對沖基金、貨幣基金、保險公司也紛紛參與30年來最豐盛的資產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這就是美國如吹氣球一般膨脹起來的債務規模。別人的債務就是金融體系的資產，國家債務、地方債務、公司債務、消費債務、按揭債務、學生債務、汽車債務、信用卡債務，都成了富人們的美味佳餚，利率不斷降低，債券就不斷升值，大菜變得更加開胃。有美聯儲守護著零利率，外加QE購債效果等同於負利率，資產升值更是令富人們眉開眼笑。

在1976年財富分配的轉捩點上，美國所有負債不過5萬億美元，這是自17世紀殖民地時期開始，直到1976年為止的350年間積累起來的總債務。而1976年之後不過35年，美國的總負債就膨脹了10倍以上！以1/10的時間，欠下10倍的負債，這真是百倍的速度！

在1976年之前的350年中，美國總共積累了

5萬億美元的債務，而2008—2009年

僅兩年內債務就增長了5萬億

金融危機之後，負債不是爬升，而是在飛漲！在2008年到2009年區區兩年間，美國新增的債務總額就達到了5萬億，趕上了350年所積累的全部負債！

負債是對現金流的壓迫，而國家和民眾的超高負債，是對國民收入的巨大壓迫，它改變了社會財富的流向。在美聯儲的強力保護之下，富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了窮人的財富。

在債務迅猛膨脹的一片繁榮之下，股票市場的資金高度充裕，公司擺脫了政府和工會的掣肘，大力削減了員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壓縮了人力成本，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稅差紅利，公司利潤獲得了驚人增長，30年股市的暴漲和源源不斷的股息分紅，使富人們的荷包更加膨脹。

在歷史上有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豪強大戶很少納稅，當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們不僅擁有壓倒性優勢的資產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資產與收入只承擔很低的稅負，這使得富人們的財富膨脹得更快，制定分配規則的權力更具支配性。

徵稅權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也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平衡的關鍵手段。稅負不公平，財富分配就會失衡，貧富分化就是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貪婪的重要標誌，就是稅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帝國與王朝盛衰興亡的轉捩點。

統治集團的貪婪墮落，不是會與不會的問題，而是快與慢的問題。社會制度如同一座建築，歷經風吹日曬，雨雪冰霜，它將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穩固並不斷維護的建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牆腳的建築則會加速坍塌。

當統治集團和富人們放縱自己的貪婪欲望，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肆意踐踏之時，國家稅收制度必然首先遭到破壞。在當今世界，富人們掌握著稅收制度的制定權和避稅奧秘。例如，資本利得稅明顯偏低，1978年，在超級富人發動「第二次革命」之前，資本利得稅為35%，1981年雷根時代降到了20%［13］，到2012年僅為15%。另外，遺產稅對超級富人形同虛設，房地產有各種稅收優惠，連按揭利息也在抵稅之列。除此之外，還有各種避稅天堂，當然只有富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堂」。

在五花八門的避稅手段中，超級富人們廣泛採用的就是基金會的「天堂」模式，他們頻頻「裸捐」全部身家或大部分資產，降低應稅收入。在基金會的章程裏，只需把家族後代列為具有一票否決的關鍵投票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規避幾乎全部稅負，如遺產稅、贈與稅、資本利得稅。當然，基金會每年要拿出一部分錢資助科研、醫療、扶貧等慈善事業，但這些捐助比起累進收入所得稅簡直不值一提，而且這些資助，還能有效地替超級富人增加話語權。難怪美國人常說所謂的「非營利」（Non-Profit）的本質，就是「非納稅」（Non-Taxation）。

在基金會的玩法中，最早的拓荒者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華盛頓郵報》曾披露洛家經過兩代人經營，絕大部分家族資產已經轉入了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基金會，以及由此衍生出了下屬、分支、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從而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基金會網路體系。每個基金會的財務報告既無須審計，更不用公告，在社會輿論和政府監管的雷達中完全失去了蹤跡。

【正文】 第27節：
(www.mihua.net)
當尼爾森洛克菲勒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總統競選時，不得不披露財務狀況，他個人申報了3300萬美元，眾人當然不信，後來他承認身家2.18億美元，比原先高出6倍。這是金本位時代的2.18億美元，遠比21世紀的美元值錢太多倍。這一數字已經非常驚人，但不過是洛家「裸捐」了絕大部分資產之後的「零花錢」。擁有如此驚人的財富，但參議院卻發現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尼爾森竟然沒有繳納過一分錢的個人收入所得稅。

在世界的富豪榜上，人們肯定看不到洛克菲勒這樣紮眼的大家族。但在1975年洛家發動財富革命時，洛家財團打理自家基金會財富的專業團隊就有全職人員154人，頂級財務專家15名，管理著700億美元的資產，注意，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700億！《洛克菲勒報告》一書披露：20世紀70年代時，洛家名下的基金會多達200多個，間接或衍生出來的不下千家，洛家實際控制著大通曼哈頓銀行（摩根大通）、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花旗銀行）和漢華銀行，老本行標準系的石油公司更不必說。除此之外，還控制著美國100家最大工業公司中的37家，20家最大交通公司中的9家，最大供水、電力、燃氣公司的全部，4家最大保險公司中的3家，美國50家最大商業銀行之中25%的資產和最大50家保險公司中30%的資產［14］。

這一切還是在超級富人們發動財富革命之前！

如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攫取的份額是當年的5倍，而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差距就更為懸殊，債券市場膨脹了10倍，股票資產膨脹了20倍，而當年完全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市場，現在已是數百萬億的龐然大物。超級富人們的特權更是達到玩弄法律、政要於股掌之間的程度。

豪強大戶富可敵國，但卻很少納稅，而美利堅帝國又必須維持龐大的開支，驚人的赤字、如山的國債、萎縮的福利、難以為繼的社保醫保，透支了90%的中下階級未來幾代的財富，他們承受著極度不合理的稅負壓力，而遭遇的卻是日漸減少的發展機會。在「美國夢」淡去的同時，失掉的是希望，滋生的是不滿，經濟痛苦正在向社會危機悄悄蔓延。

美國出現的財富分化的問題，也是世界主要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既是上一次金融海嘯的根源，也是下一輪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問題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正在加劇惡化。人們不知道下一輪危機何時爆發，但可以肯定它將不僅是一場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而且還將是一場貨幣危機和社會危機。

以史為鏡，可知現在的畸形。

世界經濟是在復蘇嗎？眼睛看見的只是海市蜃樓；金融市場更安全了嗎？內心感受到的卻是大斷裂之前的寂靜。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申論

關於權力，小布希總統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講，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小布希總統說得沒錯，美國的確將權力關進了籠子，但那不是代表選民利益的籠子，而是金錢和資本的籠子！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到底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民主的實質更重要，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獲得合理的財富分配！失去了最終的結果，一切過程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克林頓和奧巴馬都算得上是平民子弟，他們通過個人努力最後實現了總統的夢想，這被許多人看成是「美國夢」的象徵。他們的故事的確很勵志，但是出身於平民的總統，能夠改變90%平民的命運嗎？克林頓廢除了保持60年金融穩定的《格拉斯—斯蒂爾法案》，結果釀成巨大的金融災難，他所出身的階層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害。奧巴馬誓言要遏制華爾街的貪婪，但他提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卻被華爾街篡改得面目全非，他決心與財富不公的現象鬥爭到底，結果在他的兩屆任內，貧富差距卻空前惡化。

平民總統必須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這與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理想相矛盾，而他們最終只能服從超級富人們的意志。克林頓傷害了平民階層的利益，奧巴馬也沒有改變黑人的處境，假如未來美國選出了一位華裔總統，他對中國會更友好嗎？恐怕只會更糟，因為他要保持政治正確，而超級富人定義著什麼叫政治正確。將政府關進金錢與資本的籠子，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是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政治正確，誰支持這一理念，誰就能在國際上贏得喝彩。

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財富分配制度之爭，全世界的超級富人們正在聯合起來，決心共同主宰99%的人類的命運。1%的貪婪欲望日益膨脹，99%的反抗也必然升級，2011年波及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拉開的僅僅是一個序幕。

從歷史上看，制度性貪婪一旦固化，將自發形成不可逆的財富兼併趨勢，以及隨之而來的稅負不均的日益惡化，進而導致財政稅收出現結構性的赤字，政府被迫大幅增稅，這將刺激民眾不滿情緒的爆發。如果增稅已達社會穩定的極限，而仍然不能滿足財政開支的需求，這時超發貨幣將不可避免。貨幣貶值點燃的通貨膨脹之火，又反過來加劇富人進行財富兼併的衝動，致使稅負不合理和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誘發新一輪的貨幣貶值，直到民眾無法忍受惡性通脹和嚴酷稅收的壓榨，起而反抗至改朝換代為止。

形象地說，制度性貪婪就像癌細胞，當擴張到臨界點，它將突破一切束縛和制約，無限地自我膨脹，瘋狂掠奪其他細胞的資源，直至重要器官衰竭和生命停止。

有人認為，貨幣貶值是財政赤字的結果，其實，財政赤字的根本誘因是富人佔有財富的半壁江山而鮮有納稅。因此，貨幣貶值的根源在於富人貪婪的制度化和財富兼併趨勢的不可逆。

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在歷史上早已反復出現，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之事。帝國盛衰，王朝沉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未來，其實就在歷史之中！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歐債危機突然出現了死灰復燃的趨勢，而美國經濟的資料也遠非理想，不利消息迅速轉化為CDS市場的劇烈震盪。對於持有巨大倉位的CIO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噩耗。摩根大通的風險控制部門立刻繃緊了神經，CIO的兇險處境開始震驚摩根大通的高層。4月10日，「倫敦鯨」從市場上消失了，莊家的撤退引發了自身的災難，當天，CIO內部報告承認損失達到了每天600萬美元的程度，隨著合約價格的暴跌，90分鐘之後，損失變成了4億！

2012年，摩根大通的CIO部門以巨虧62億美元慘澹收場。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IG9指數開始劇烈震盪，「倫敦鯨」的覆滅已無可避免

在IG9接近1500億美元的總違約風險敞口中，摩根大通一家就獨佔了上千億，完全具有操縱市場價格的能力。只是豪賭的規模越大，風險也就越高，除非摩根大通將所有CDS的指數系列，以及每一家公司債券的CDS價格全部控制住，否則操縱必難以持久。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摩根大通以如此之高的風險敞口比例介入IG9市場，已經完全不是在對沖所謂的風險，而是目標明確地追逐利潤！摩根大通上千億美元的風險，既是它自己的風險，也是儲戶存款的風險。在摩根大通的過剩儲蓄中，高達3000多億美元已經悄然轉移到了倫敦的CIO部門。

摩根大通的儲戶存款不是在美國嗎？這些錢如何能夠「飛到」倫敦呢？

一條可能的道路就是通過回購轉抵押來「搬運」資金。

摩根大通在美聯儲的帳戶上趴著數千億超額準備金，這些資金並沒有被放貸出去，它們吃著美聯儲微薄的0.25%的利息被「閒置」在那裏，這當然不符合銀行追逐高額利潤的本性。一個巧妙的辦法，就是通過回購市場進行資金的「乾坤大挪移」。

摩根大通可以在回購市場中借出超額準備金帳戶上的「閒置資金」，收取國債作為抵押品，即所謂的「逆回購操作」。根據會計準則，「閒置資金」仍然停留在摩根大通的資產負債表上。由於摩根大通是三方回購市場上的兩大清算行之一，它可以將回購抵押品進行「轉抵押」，比如將國債轉抵押到倫敦的CIO部門，而倫敦市場對轉抵押的次數並沒有上限，CIO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國債，在倫敦的回購市場中再次抵押以獲得現金，然後投資到CDS的IG9市場中以博取高風險收益，這正是CIO為什麼要設在倫敦的原因。

如此一來，摩根大通在美聯儲的超額準備金帳戶上的「閒置資金」並沒有減少，從法律的角度看，它們依然趴在那裏吃著政府補貼的0.25%。但是，那僅僅是貨幣的「軀殼」，而其「靈魂」卻早已通過回購抵押鏈條，飛到倫敦賺大錢去了。

摩根大通不過是大銀行中的一個例子而已，其他華爾街大佬們完全可以依葫蘆畫瓢來轉移它們的超額準備金。

由於不理解回購市場的精髓，很多學者誤以為美國的銀行系統在美聯儲的帳戶上還擁有2萬億美元的「閒置」儲蓄，財務狀況應該相當充裕，殊不知這些錢不知有多少早已漂洋過海參與高風險的賭博去了。

用這些資金進行冒險，當然就是拿儲戶的存款冒險，賺了屬於摩根大通們，賠到破產就活該納稅人倒楣。

摩根大通在「倫敦鯨」事發之後，仍然信誓旦旦地聲稱，這不算自營交易，而是風險管理，CIO在IG9上的投資，完全是為了對沖摩根大通的其他風險，絕不是為了賺取利潤。

有一種謊言叫瞪著眼說瞎話！

還是大法官斯圖爾特說得透徹：這就像是色情文學，我看到它就能夠辨認出來。

無法無天與有法無天

世界上有兩種腐敗：一種是無法無天，違法侵吞他人資產；另一種是有法無天，合法掠奪公共財富。天，就是天理、良心和正義！

法律本身並不必然保護正義，關鍵是誰在制定和執行法律。還記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名言嗎？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

旨在遏制華爾街貪婪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為這一論斷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正文】 第25節：
當初奧巴馬簽署的法案版本，已經由多德議員提議之初的56頁，和弗蘭克議員提議的77頁，擴容至848頁，涵蓋了近400項條款，這項法案被稱為美國金融史上最冗長的法案。

在此之前，美國金融法案基本沒有超過50頁的。1864年頒佈的建立美國銀行體系的法案只有29頁，1913年的《美聯儲法案》也只有32頁，作為《多德—弗蘭克法案》精神楷模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不過37頁，難怪美國的法學界將《多德—弗蘭克法案》稱為「一個九頭鳥的怪物」。

在奧巴馬2010年7月21日正式簽署《多德—弗蘭克法案》之後的兩年裏，法案並沒有隨著爭論而簡化，卻因為華爾街利益集團的不斷攪局變得更為複雜。2010年7月848頁的法案，到2012年7月已經膨脹了令人窒息的8843頁！

而法案的執行細節才僅僅完成了1/3！

人們最終將會看到一個上萬頁，甚至幾萬頁的龐然大物。

難怪耶魯法學院教授喬納森梅西（JonathanMacey）尖刻地諷刺道：「法律本該是為普通人提供的行為規則，很顯然，《多德—弗蘭克法案》並不是提供給普通人看的，它是一部針對官僚主義者的綱領，用來指導這些人如何製造更多的法規，從而產生更多的官僚主義。」［4］

這就是華爾街麾下律師們慣用的「文山會海」的戰術伎倆，利用無限複雜的技術細節來幹擾核心問題，製造鋪天蓋地的檔大海來淹沒相關人員，掀起層出不窮的爭議浪潮來左右立法初衷。

法律界戲稱，當全部法案細則出齊之後，全美國恐怕只有兩三個最牛的律師事務所能真正搞明白這個法案究竟說的是什麼。金融監管部門、各級政府執法單位、金融機構的合規人員，以及金融從業者，要想清楚地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還需要極其漫長的學習和培訓，沒有個十年八年，法案根本無法執行。

「沃克爾規則」更是如此。

沃克爾單獨提交議案時，規則只有區區4頁紙。沃克爾的初衷是想通過一個簡單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阻止大型金融機構在自營交易中從事高風險的活動。在沃克爾的定義中，自營交易十分容易界定：「自營交易是你為自己掙錢，不是為客戶來服務。」沃克爾認為：「這通過跟蹤和計算銀行的交易頭寸就可以看出來。」

沃克爾認為很簡單的辦法，卻遭到了華爾街的強烈抵制。利益攸關，華爾街寸步不讓。如果嚴格按照「沃爾克規則」執行，僅限制自營交易一項，就將使高盛的年收入減少逾37億美元。而且，如果監管機構制定的相關細則格外嚴厲，高盛還可能面臨額外的數十億美元損失。除了高盛，「沃克爾規則」也對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美國銀行，以及花旗集團等華爾街大佬造成嚴重衝擊，如果2010年7月新法中的「沃克爾規則」很快到位，並於2011年開始實施的話，將對華爾街大佬們2011年的總收入造成高達500億美元的巨額損失。

正因如此，反對、阻礙、拖延「沃克爾規則」的實施，就成了華爾街的當務之急。

為此，高盛組織了美國政壇的「全明星」遊說大軍，與政府相關監管機構進行交涉，其中不乏重量級前政府要員。高盛希望可以說服這些機構修改「沃爾克規則」中的相關條款，放鬆規則的嚴厲程度。

高盛的「遊說軍團」，由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前副主席邁克爾皮斯掛帥，成員包括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白宮以及各主要監管機構前要員。這些要人通過政府與華爾街之間的「旋轉門」，搖身一變都成了在高盛領高薪的「食客」，他們拼命活動以證明他們在高盛享用的「豐盛飯菜」不是白吃的。此外，高盛還額外聘請數位頗具影響力的國會退休議員常駐在華盛頓，加強與政府的聯繫。其中，包括參議院共和黨前領袖洛特、共和黨前參議員約翰布魯，以及眾議院民主黨前領導人蓋派特等重量級人物。

華爾街和華盛頓早已是榮辱與共，不分彼此了。在他們的密切合作之下，法律最終鞏固的是「華爾街—華盛頓軸心」的金權天下！

面對華爾街的巨大壓力，奧巴馬不得不妥協，結果各種利益集團通過遊說，在「沃克爾規則」中插進了五花八門的「例外」和「細則」。當加入了「代客交易」「對沖交易」「止損交易」等赦免範圍之後，規則已變得極其複雜。原本只有4頁紙的「沃克爾法則」快速膨脹到298頁，就連沃克爾本人都看得直歎氣。

100個豁免，乘以1000個例外，等於10萬個不明白！

在諸多的「例外」和「豁免」之中，值得一提的還有「沃克爾規則」對美國國債和兩房MBS債券的自營交易網開一面。原因很簡單，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回購市場中，美國國債和兩房MBS乃是最重要的回購抵押品。如果取締了圍繞著它們進行的回購融資，整個影子銀行系統就會塌方，金融危機將立刻爆發。

回購交易屬於銀行的「自營交易」嗎？當然毫無疑問。銀行在這個市場的許多交易顯然是以營利為目的，但這種交易卻不可能禁止。由此還會衍生出更廣泛的困境，「沃克爾規則」不禁止美國國債，卻嚴禁銀行交易其他國家的主權債券來牟利，這將造成其他國家國債發行和交易上的難度、成本和風險，減少它們的市場流動性。英國、日本和歐盟國家對「沃克爾規則」的偏袒不可能心平氣和，這就必然影響世界金融市場規則的協調性。

內有抗拒，外有猜疑，「沃克爾規則」已是舉步維艱。

不僅華爾街搗亂，美聯儲對大銀行更是「偏心」。就在圍繞「沃克爾規則」的細則爭論愈演愈烈之時，一位美聯儲官員放出風來，「沃克爾規則」的自營交易定義或許還將根據金融機構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這一消息讓已經面目全非的「沃克爾規則」變得更加不知所雲。

不僅如此，原本規定2012年7月21日是「沃克爾法則」生效的日子，但是美聯儲卻突然跳出來通知各大銀行，不必立即停止自營交易，並給出兩年時間進行「相關業務的合規審核」。按照最樂觀的預測，「沃克爾規則」也要到2014年7月才能出細則，真正產生約束力就更晚，而且美聯儲還擁有繼續推遲生效時間的權力。即便是到了那個時候，「沃克爾規則」中還是會包含許多對銀行的豁免或延期規則，允許銀行繼續在十多年的時間內，擁有現在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投資業務，而自營交易規定只能是一大串的例外、豁免的灰色地帶。

沃克爾的「色情書」理論，大概只能由他自己慢慢享用了。

其實，沃克爾知道華爾街的巨大能量，他在規則中提到，要防止2024年及以後的時間中發生金融危機，言下之意就是此前犯規將從輕發落，這一竿子就將落實的問題支到了10年以後。

奧巴馬在競選時聲言要讓華爾街為自己的貪婪付出代價，這一承諾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成了一句空話，從最終結果看，奧巴馬無非也是在「為窮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罷了。

如果說華爾街的大銀行是「大而不能倒」，那麼《多德—弗蘭克法案》則是「複雜到無法執行」，而嚴厲的「沃克爾規則」看起來更像是滑稽的「沃克爾遊戲」！

也正因如此，華爾街根本沒有把法案和規則放在眼裏，摩根大通照樣進行著「倫敦鯨」式的大冒險，而高盛對新法也是視若無睹。自《多德—弗蘭克法案》通過以來，高盛募集了多個新基金，包括一個能源基金、一個人民幣基金和一個房地產夾層基金。高盛相信這些新的基金能夠符合沃克爾規則的要求，就算不行，高盛也可以申請延期或者用其他手段讓這些基金繼續存在。

圍繞著《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克爾規則」所爆發的一系列尖銳矛盾，以及最終的結果，揭示出更多深層次的問題。

美國人民痛恨華爾街的貪婪，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也厭惡華爾街的貪婪，為什麼選民、總統和國會一起聯手都制定不出一部真正能夠保護公眾財富的法案？

為什麼2008年金融危機的禍首元兇造成了數十萬億美元的損失，上千萬人失業，數百萬家庭房產被剝奪，卻沒有一個華爾街大佬因此被定罪坐牢？為什麼他們不僅拿著更高的獎金，而且更加貪婪？

最可怕的腐敗，不是無法無天，而是有法無天！最可惡的貪婪，不是某個人的貪婪，而是利益集團整體的貪婪，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貪婪，是制度性的貪婪！

在法律保護之下的壓迫，導致財富公平分配的原則遭到了根本性的瓦解，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分化。

沉淪的中下階級

2013年8月29日，美國60多個城市爆發了速食業和零售業雇員的大罷工，麥當勞、肯德基、漢堡王等連鎖餐館和商場的雇員們紛紛走上街頭，抗議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水準太低，強烈要求提高速食業的工資待遇。他們大聲疾呼：「七塊二毛五，我們無法生存！」他們抗議聯邦政府的7.25美元的最低工資，使他們陷入了永久性貧困的惡性循環，罷工的目標是：每小時15美元是最起碼的「生活工資」。

從傳統上看，速食、零售、餐飲、娛樂等行業基本沒有工會組織，要組織全國性的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些行業流動性太大，臨時性太強，8月底席捲全國的大罷工著實令人震驚。特別是美國的南部，從來就不是罷工的活躍地區，而這次南方諸州的速食、零售業也積極參與了全國罷工，這就反映出整個中下階層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情緒和決心。

與掙紮在貧困線附近的雇員工資相比，動輒數百上千萬美元獎金的速食業高管的收入就顯得格外紮眼，當集體性的極端不滿轉化為強烈憤怒的時候，就連鬆散和毫無組織性的速食業也能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人們普遍感覺到速食業的工資水準不高，但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數字看起來還是令人非常吃驚。2013年7月，美國最低的小時工資是7.25美元，非農就業部門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23.98美元，製造業工人是20.14美元，而速食業僅為9美元。

2009年以來，美國餐飲娛樂服務業的小時工資不斷下降（美國勞工部）

更糟糕的是，危機結束以來，他們真實的平均小時工資下跌了6%。就是如此微薄的收入，還不能保證足夠的工作時長。非農工作崗位的平均周工作時長為34.4小時，而美聯儲聖路易銀行的資料顯示，餐飲娛樂服務業（包括速食業）的周工作時長不超過26.4小時，速食業人員的稅前年收入僅有12355美元，美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11490美元，這意味著速食業的350萬就業人口，僅僅略高於貧困線。

速食業顯然不是什麼誘人的工作，但其就業崗位的競爭居然已接近白熱化。危機之後，麥當勞的工作已成為就業市場的香餑餑，2011年麥當勞在美國的連鎖店雇用了6.2萬人，而收到的工作申請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錄取率僅為6.2%！［5］與同年哈佛大學的錄取率相當，而比所有其他的美國常青藤名校的錄取率都要低！100萬人爭搶的麥當勞的6.2萬個工作機會，而其平均工資僅為每小時9美元。

速食業已經不是從前學生打工掙點零花錢的時代了，2013年速食業雇員的平均年齡是28歲，其中，30%的人擁有大學學歷，25%的雇員至少有一個孩子，他們是在養家糊口！

12355美元的年薪，即便夫妻雙方都工作，一家四口的總收入不過2.47萬美元，月收入才2000美元出頭，這還是稅前。想想黑石「租客帝國」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吧，即便再便宜的租金也需要1000美元，上下班的交通費至少也要200美元～300美元，開車就更貴，如果全家四口人每天吃速食，那日子就別過了，在速食店工作的人連速食都吃不起。無論怎麼省，四口之家每月吃飯就得500美元以上，水電氣電話等基本開銷至少300美元，工資就已經透支了。孩子上學公費也會有開銷，不能買衣服、不能上網、不能用手機、不能看電影、不能去旅遊、不能下館子這是「美國夢」嗎？

速食業的工資絕對不是「生活工資」，連「生存工資」都夠不上，在北京做保姆的日子恐怕都要好過些。在美國，就連這樣的工作還只有6.2%的競爭者才能有幸得到。

速食業所代表的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美國中下階層的生活狀況，在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境遇不是在逐步好轉，反而更趨惡化。

美國CBS新聞在2013年7月28日，打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大標題：「調查顯示：80%的美國成年人口面臨接近貧困、失業的狀態。」文章指出，美國經濟的加速全球化，日益擴大的貧富分化，高薪製造業工作機會的外流，導致了當今美國社會五個成年人中就有四個掙紮在失業、接近貧困，或至少部分依賴政府福利的狀態。4620萬人處於貧困線以下，達到美國總人口的15%［6］，貧困人口數量之多在美國歷史上聞所未聞。

到2012年底，在美國領取政府食品券救濟的人數已達4780萬人，超過了西班牙的全國人口，比2008年暴漲了70%，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政府給每人每月的食品券救濟金額約133美元，食品券可以在商場中購買糧食、肉類、水果和牛奶等。1975年，美國人申請食品券救濟的比例僅為8%，37年之後，這一比例幾乎翻了一倍。貧困人口數量和比例的大幅增加，與美國GDP增長、失業率不斷下降、房價大幅上揚、股票屢創新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經濟好轉和貧困大增同時存在，到底哪一個才是美國經濟的真實寫照？

陷入貧困和領取食品救濟人口的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都是就業狀況極為糟糕，使他們無法找到超過貧困線水準的工作機會。

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曾高達10%，2013年8月失業率已經降至7.3%，如果失業率在不斷下降，就業市場自然就該逐步好轉，貧困人口怎麼可能大幅上升呢？

失業率從2009年的10%降至2013年8月的7.3%

就業市場的真相

2007年12月，當美國經濟達到了危機前頂峰的時刻，在美國的就業市場上，總共有1.38億個工作崗位，按照工作性質和收入水準可以大致分為三大類：高薪工作、中薪工作和低薪工作。

高薪工作是美國經濟的主幹部分，構成了美國經濟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是美國中產階級的主流崗位，也是美國消費能力的基礎，其就業崗位總量為7180萬，占全部就業崗位元元元的52%，全部收入的65%，平均年薪為5萬美元，恰好是美國家庭的中位收入水準，能夠負擔四口之家的生活開銷，儘管經濟壓力不小。高薪工作一般為全職工作，每週工作時長為40小時，均有良好的醫療保險、退休金或401K計畫。這種高品質的工作崗位包括金融業、白領專業人士、資訊技術、商業管理、製造業、採礦業、建築業、房地產、政府雇員、交通倉存等領域。

中薪工作包括醫療健康、教育培訓、社會服務等行業，平均年薪3.5萬美元，就業崗位總數為2890萬，不到高薪崗位的一半，占總就業崗位的21%。中薪工作的就業機會一直在不斷增長，不過，此類工作幾乎完全依賴政府支出和稅收補貼。

低薪工作的平均年薪僅為1.9萬美元，包括餐飲娛樂、酒吧招待、汽車旅館、瑜伽教練、花園園丁、零售業、臨時工等低收入崗位。低薪崗位的總量為3720萬，占就業崗位總數的27%。這些工作一般不提供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如果還拖著一個有孩子的家庭，就基本屬於貧困人口。

這就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前就業市場的大體輪廓。

2009年之後，美國失業率下降的奧秘就隱藏在低薪崗位的增長之中。被華爾街媒體啦啦隊所大肆吹噓的580萬個就業機會的復蘇，60%都屬於這一類別。

2013年7月，這些低薪工作的總規模達到了3750萬，比經濟衰退結束時的3470萬「新增」了280萬個就業機會。其實，這一規模與2007年的3720萬的數字幾乎相當。換句話說，280萬個低薪工作不是「創造」出來的，而是「再生」出來的。

2009年之後，低薪工作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準，280萬新增

就業崗位其實是「再生」出來的

年薪1.9萬美元只是略高於貧困線，速食行業就屬於低薪工作，這些就業崗位的收入僅能維持生存而已，4年以來280萬低薪崗位的總量增長，幾乎不能產生有意義的消費能力增長。如果扣除通貨膨脹，低薪崗位的收入實際上下降了6%，指望他們來推動美國經濟的復蘇是非常不靠譜的想法。

高薪工作是中產階級的核心，也是市場消費的主力軍，該領域的就業狀況要嚴峻得多。

金融危機導致了580萬高薪崗位的損失，隨後的4年多，僅僅恢復了140萬。平均每年增長僅31萬多，就連美國的人口自然增長規模都是其10倍以上！

2013年，高薪崗位的總數為6760萬，竟然比2000年的7190萬還差出一大截！如果以這樣的速度「復蘇」，美國的高薪工作到2025年才能恢復至2000年的水準，這是1/4個世紀！

而每年區區30多萬的高薪就業增長的背後，卻是高達1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政府消費），和每年8000億的美聯儲印鈔在共同推動。如果將8000億印鈔規模平攤到每個就業崗位，這意味著美聯儲花掉了250萬美元，才創造出一個年薪5萬的就業機會！其效果之差，簡直是空前絕後！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美聯儲的印鈔根本不是為瞭解決就業！每年8000億的QE規模，如果直接發到個人手中，相當於每年創造了1600萬個5萬美元的高薪工作！無論是伯南克開著直升機撒錢，還是分錢到戶，或者直接還掉止贖房的欠債，其經濟效果都遠比把錢給銀行要好得多！從行為的結果看，美聯儲的性質昭然若揭，它不是服務於政府，更不是服務於人民，而是服務於華爾街！

如果從2000年年初算起，美國高薪崗位負增長了430萬，而養家糊口的綜合成本卻在大幅增加，汽油價格3倍於從前，大學學費也普遍高出不止一倍，衣食住行無不大幅上漲，醫療保險和看病的費用更是遠遠高於2000年。當時的全職工作提供了極為便宜的醫療保險，員工每月僅僅支付幾十美元就可以為一家老小上保險，看病吃藥員工自掏腰包一般也就一二十美元。2013年的醫療保險如果覆蓋全家，動輒高達數百美元，看病吃藥的成本也大幅飆升。

2000年高薪崗位的數量與2007年危機前都是7190萬，這表明在整個「格林斯潘泡沫」期間，高薪工作實際上是零增長！以房地產泡沫為標誌的所謂「財富效應」，完全沒有創造出任何真實的經濟增長，反而製造了一個80年未有的金融災難。而之後的「伯南克泡沫」，試圖再次用房地產泡沫帶來經濟繁榮，其結果只會比「格林斯潘泡沫」更糟。

美國高薪工作復蘇極為緩慢，遠低於2000年和2007年的高點

最後來看中薪工作的增長情況。在危機後的4年多裏，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就業機會共增加了110萬，每年平均約25萬。如果從2000年算起，美國的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行業的就業一直保持著增長狀態，即便是金融危機，也沒有改變這一領域就業機會的增加。「教科文衛」被奧巴馬看作是保衛美國就業增長的「堡壘地帶」。

從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中薪崗位增加了660萬個工作機會，到2013年總量達到3080萬。其中，僅流動醫療健康服務（AmbulatoryHealthCare）部分就占了640萬，所謂流動醫療健康服務，就是在醫院之外的醫療健康體系，例如醫生的診所、病人的院外護理、家庭健康機構等。流動醫療健康的就業崗位竟然超過了美國建築業的550萬崗位，更遠超消費品工業的450萬。醫院系統雇用了800萬護士、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

總體來看，美國的醫療健康系統的總就業崗位高達1460萬；在教育系統，從幼稚園到大學，總共雇用了1400萬人；社會服務領域雇用了220萬人。

為什麼醫療健康系統的就業會持續增加呢？因為政府在醫療健康領域的開支暴漲！2000年，美國政府在老年醫保（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的開支總額為3000億美元，而到2012年，開支膨脹到8000億美元，幾乎是GDP增速的兩倍。

2000年克林頓總統任期結束時，美國政府的財政處於盈餘狀態，而2009年奧巴馬執政以來，財政赤字連續4年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等於是政府對醫療健康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轉移支付。醫療開支遠高於GDP增速，意味著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被醫療制藥等行業大舉侵蝕，製造業的基礎不斷遭到削弱，美國製造業不願回流本土是有原因的。

醫療健康領域就業的異常增加，必然導致經濟資源被更多擠佔，從而壓制高薪就業機會的增長。社會服務領域的情況與醫療健康類似，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將實體經濟的就業機會轉移給了社會服務。

教育領域的就業增長主要來自私立學校系統的快速膨脹。2000年以來，美國非公立學校的就業增長了45%，而學生貸款的餘額從1500億美元暴漲到1萬億美元，並正在出現大面積違約。教育本該強化國家的未來，但高昂的學費，巨額的債務，正在透支學生的未來，摧毀國家的希望。

中薪崗位在一直增加，政府的轉移支付是其主因

中薪崗位的增加，特別是醫療健康和社會服務，嚴重依賴政府的財政赤字，在未來利率火山開始活躍之後，國債融資的成本將會顯著上升，政府償債的能力將面臨嚴峻挑戰，醫療健康的就業增長也會遭遇瓶頸。教育的就業增長，特別是私立學校系統，主要依賴學生貸款來支付高昂的學費以維持擴張，而學生貸款已高達1萬億美元的規模，超過了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的總和。在就業市場不景氣的現狀下，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拖欠危機，如果利率再出現大幅上揚的情況，學生貸款發生內爆將指日可待，教育就業的增長已面臨逆轉。

低薪工作的增加，無法帶來消費的增長，他們僅僅能夠維持生存。中薪崗位不僅未來增長將面臨瓶頸，而且消費能力依然有限。占就業半壁江山的消費主力軍高薪崗位則深受重創，遠遠沒有恢復元氣。

與2007年的零售總額相比，經濟復蘇了5年之後，如果扣除通貨膨脹，2013年仍比2007年低了2%，而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三次危機之後的5年，零售總額分別比危機前高出20%、17%、13%。如果再仔細看零售業中的家用日常品和食物類別，真實消費水準竟然比2007年下降了6%，這是戰後歷次經濟危機之後，在復蘇過程中從來沒有發生過的［7］。就業市場所受的內傷之重，由此可見一斑。

消費不振的根源在於就業市場的萎靡，這正是美國經濟難以復蘇的關鍵原因。

總體來看，金融危機造成的低薪工作損失已經基本恢復，高薪崗位損失的580萬，僅僅恢復了140萬，即便加上中薪工作新增的190萬，仍比危機前淨損失了250萬個就業。同期，美國人口增加了1500萬以上，而工作機會反而減少了250萬，年輕人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以就業參與率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可謂慘不忍睹。2013年8月，美國16歲以上的人口中，就業比例僅為63.2%，大幅倒退了35年，僅相當於1978年8月的水準。美國中位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比2000年還低7%！

2013年8月，美國就業參與率倒退了35年，

回到了1978年8月的水準

2013年的美國中位家庭真實收入（扣除通脹）

比2000年還低7%！

華爾街媒體啦啦隊吹噓的失業率正在不斷下降，消費者信心已經恢復，經濟基本面一片大好，完全扭曲了就業市場的慘澹景象，虛構出一個經濟復蘇的海市蜃樓。在如此糟糕的就業和收入條件下，股票市場的暴漲，房地產的虛火，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測，最終都會撞上就業這堵冰冷的石牆！

岩上之屋，還是沙上之夢？

美國製造業回流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2009年4月，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氣風發地準備「改變」美國社會了，他在喬治城大學發表了長篇大論，足足講了45分鐘。在演講中，奧巴馬將美國經濟描述為一座危房，他引述《聖經》裏的比喻說，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容易倒塌，建立在岩石上的房子則屹立不倒，「因此我們不能在沙子上重建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重建我們的房屋」。

奧巴馬心中的岩石，是堅如磐石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回流和新能源振興的前景，最讓奧巴馬心潮澎湃。

奧巴馬呼籲美國海外製造業應該回國發展，從他剛上任一直喊話到2013年，四年多過去了，製造業卻成了奧巴馬心中的難言隱痛。

2011年2月份，在與已故蘋果公司的CEO約伯斯共進晚餐時，奧巴馬就曾勸說，讓蘋果集團將iPhone的生產基地搬回美國，約伯斯當時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些工作不會回來。」

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連留在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在QE氾濫的貨幣大潮中，都不願意花錢進行資本性支出，CEO們在忙著發債融資，然後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撈快錢去了，即便海外的製造業回流美國，他們就能免俗嗎？

廉價貨幣的政策，不是在鼓勵實業資本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在摧毀真正的資本！

2013年2月13日，奧巴馬對製造業回流泡湯的事情耿耿於懷，他在國會進行連任之後的首個國情諮文演講時，將製造業放在核心地位，指出首要任務是使美國成為新就業和製造業的中心。在促進製造業回流趨勢方面，奧巴馬以揚斯敦設立的製造業創新研究所——3D列印業務為例，並宣佈要成立3個類似的製造業集群，其商業合作對像是美國國防部和能源局，並要求國會幫助成立15個製造業中心，以保障美國製造業的新一代革命。

規劃不可謂不宏大，志向不可謂不高遠，其成效卻讓人感覺到總統有點「志大才疏」的毛病。在2013年就業增長的成績單上，奧巴馬怕是鼻子都會氣歪。大半年下來，酒吧招待們倒是比較爭氣，增長了24.7萬，而屬於高薪工作的製造業呢？回流也好，集群也罷，總共才增加了2.4萬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幾乎是毫無執行力，在長期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薰陶之下，奧巴馬想逆貨幣逐利的本性而動，既沒有政策方針的大腦，也缺乏執行政策的手腳。

【正文】 第26節：
總統也就這麼一說，大家也就這麼一聽。

高薪製造業的外流，不是以國家政策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以資本逐利的本能為驅動，奧巴馬影響不了貨幣政策，也就左右不了資金流動的方向，更談不上什麼產業集群的宏偉藍圖了。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名氣最大的領袖，同時又是實權最小的國家元首之一，它僅僅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權力本身。

2013年，製造業就業崗位增加僅2.4萬人，

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奧巴馬「岩上之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就是新能源，其中特別火爆的就是「葉岩革命」。

據國際能源機構(lEA)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預測，在葉岩革命的影響下，到2017年，美國將超過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就能源產量的「淨值」而言，幾乎將實現「自給自足」。埃克森美孚公司的《2013年能源展望》指出，到2040年，天然氣的需求將增長65%，全球產量的20%將來自北美，大部分來自非傳統能源，特別是葉岩氣。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到2025年，葉岩革命將使美國成為能源的淨出口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預測，到2030年，美國將實現能源獨立。

對於葉岩革命，奧巴馬顯然深信不疑。2012年他聲稱，由於葉岩革命，「我們的天然氣供應將能保證美國100年的需求」。能源專家們預測，葉岩革命將至少創造170萬個就業崗位，毫無疑問，這些崗位顯然屬於高薪工作，到2020年，樂觀地估計將創造300萬個就業。

美國天然氣價格近年來的暴跌，似乎也在證實葉岩革命正在發生。華爾街媒體啦啦隊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它們聲稱，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新沙特」。不僅如此，如果葉岩氣和葉岩油能夠最終取代石油的地位，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將直接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的高薪工作，帶來更多的消費增長，經濟繁榮已經指日可待了。

穀歌趨勢分析顯示，葉岩氣在2005年開始被媒體關注，

2011年報導越來越頻繁，「葉岩革命」一詞同時出現

「葉岩革命」一詞突然出現在2011年

葉岩革命到底是什麼時候突然火起來的？大資料時代，還是用大資料說話。

如果用Google的趨勢工具來分析，關於葉岩氣的報導是在2005年開始升溫，2011年之後出現了媒體「沸騰」的局面，同時，「葉岩革命」這一爆炸性辭彙開始大量湧現。

2005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是葉岩技術的重大突破，還是另有原因？

葉岩技術的核心就是將水準鑽井法和水力壓裂相結合，將「壓裂液體」，即化學物質夾雜著大量水、泥沙，用高壓注入地下井，壓裂鄰近的岩石構造，擴張裂口，使遊離或吸附在葉岩中的天然氣能流入井中得以收集。壓裂液體中的化學成分往往有毒，如果滲透到地下水，將嚴重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葉岩技術其實早已存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進行過嘗試，到2005年之前僅僅占美國天然氣產量的3%，可謂微不足道，主要問題就是開採成本過高。這種成本既包括經濟成本，也包括環境成本和法律成本。

2005年，葉岩技術的鼻祖哈裏伯頓公司（Halliburton）的前總裁，曾任美國副總統的切尼，以及他在政界和石油圈子裏的盟友聯手運作，將水力壓裂法從美國環保局的監管之下「解放」了出來。過去，環保局依據美國《飲用水安全法》（SafeDrinkingWaterAct）對水力壓裂法的汙染和危害進行嚴格監管，這是葉岩氣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石油利益集團的強力遊說之下，葉岩生產打破了美國環保局嚴禁將有毒化學物質直接注入地下的規定，成為高度重視地下水環保的美國法律的「唯一例外」［8］。

2005年，美國《飲用水安全法》對水力壓裂網開一面，成為法律界著名的「哈裏伯頓漏洞」。可以說，沒有「哈裏伯頓漏洞」，就沒有所謂的葉岩革命。

葉岩氣水力壓裂法的化學有毒物質

可能汙染地下水資源

看來，只要將人命進行貶值，資產升值並不困難！

法網洞開，貪婪湧入，短短6年間，葉岩氣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比例從3%暴漲到40%，2005年堪稱是葉岩革命的「元年」。

不過，葉岩技術除了毒害水資源的副作用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葉岩井的衰竭週期太快，往往第二年產量就銳減75%～80%，5年後就基本報廢。生產商為了維持產量增長，保住股票價格，就必須持續投入重金去開採新的葉岩氣井，再加上大量熱錢聞風跟進，市場上出現了供應量急劇增加，而價格暴跌的景象。

葉岩氣井的衰竭速度快得驚人，第二年產量就下跌了75%～80%

當2005年切尼搞到環保局通行證時，天然氣價格為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到2011年2月，價格已暴跌至3.88美元；2013年年初，天然氣進一步跌到3.5美元。而葉岩氣的平均成本約8美元～9美元，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葉岩氣井都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葉岩氣行業財務上的負迴圈，導致了資金的困境。到2013年，葉岩氣生產商為了維持現有產量，每年不得不繼續開採7000口新井，耗資420億美元，而2012年葉岩氣的產出價值僅為325億美元。如果價格不漲，全行業每年虧損近100億美元［9］。

賠本賺吆喝誰都吃不消，為什麼葉岩氣生產商不減產抬價呢？

這與葉岩氣的產權有關。美國的葉岩氣井大都是在私有土地上開採，土地所有人與葉岩商的合同期為3年～5年，如果這段時間內不開工，那開採權將被收回，定金和其他投入就全打了水漂。而生產商們也是從華爾街借的錢，早一天開採就早一天見到現金流，只有這樣才能緩解還債的壓力，同時還能提升股價。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葉岩氣產量越大，價格跌得越凶，企業賠得越慘。

眾多公司已經很難支撐現金流的壓力了，它們只能靠變賣含葉岩氣的土地來彌補現金流的不足，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司被迫大規模減記資產，以反映實際的財務狀況。在這場豪賭中，資本欠佳的公司將是率先被淘汰出局的殉葬品，即便是資本雄厚的大玩家，也感到力不從心了。

2013年10月6日，世界重量級的石油大佬殼牌公司，不得不宣佈在葉岩革命的豪賭中認賭服輸。殼牌CEO在下臺前的感言中，痛悔看錯了美國的「葉岩革命」，在北美投入了高達240億美元用於葉岩資源收購和開採，8月被迫進行了21億美元的巨額資產減記。殼牌在北美的葉岩大冒險中扭虧無望，CEO坦言「所以你得承認高達30億美元的資產貶值，而這些資產卻沒有收入」。［10］

如果以殼牌在世界石油行業的地位和資本，尚且不能在葉岩革命中盈利，奧巴馬所指望的170萬～300萬個葉岩行業的高薪就業機會，恐怕又是一場春夢。

其實，所有的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真正的革命在發生初期，沒有人意識到它們是革命，而一開始就號稱是革命的事情，最後往往是泡沫。20世紀90年代以來，「革命」一詞早已被華爾街用濫了，什麼「電動汽車革命」「風能革命」「太陽能—光伏革命」「乙醇燃料革命」，到今天的「葉岩革命」，無非是金融市場圈錢的題材，這並不是說這些技術方向是錯誤的，而是被資本市場的極度貪婪所嚴重誇大了。

誇大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少數人偷走多數人的財富。華爾街主要圖財，而石油和軍工複合體，不僅圖財還要害命。當利益集團肆意綁架政策和法律，集團貪婪就異化成了制度性貪婪。

財富分裂折斷了美國夢的翅膀

最能說明制度性貪婪的指標莫過於國民收入的分配，即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分別佔有一國收入的比例。

如果把美國1%最高收入的人群稱為超級富人的話，那麼也只有他們才能算是美國真正的統治集團。在他們之中，年收入（包括資本收益）最少也要在44.3萬美元以上，而0.1%的頂級富豪的年收入至少為560萬美元。超級富人集團的總人數約152萬人，如果以一家4口計算，那麼超級富人的總人口約610萬人，在美國3.1億人口中僅占2%。

美國的統治集團不僅佔據著社會各領域的領導地位，而且享有巨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國家的財富分配大權就掌握在這一集團手中。如果說金融危機之後，誰是美國社會中最大的獲益者，那麼正是他們分享了貨幣寬鬆、資產升值、財政刺激、轉移支付、美元鑄幣稅等紅利的絕大部分，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增加值中，他們獨佔了高達95%的份額！

注意，1%的統治集團席捲了全社會收入增量的95%，如果不是政策和法律的刻意設計，那就只能是上帝特殊眷顧這批人了。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合理的經濟邏輯能解釋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

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人們早該想到，有權有勢者和富人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來做事的，這就叫資本主義。

除了吃肉的，還有喝湯的。

在1%以下和10%以上，就是美國的高收入階層了，他們算是富人或精英集團，但並不屬於統治集團，他們對社會的財富分配，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並沒有決策權。雖然以金錢作為劃分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依據稍顯武斷，但些許誤差並不影響結論。跟著統治集團喝湯的富人集團的年收入大致在12.7萬～44.3萬美元之間，他們有1360萬之眾，準確地說，富人集團的生活品質才算得上是人們嚮往的「美國夢」。

除了1%的統治集團和9%的富人階層，剩下的90%都算美國的中下階級。他們的人數高達1.37億，他們之中很多都是雙職工，算上家庭成員，總人口至少2.5億。中下階級的平均年收入僅3.1萬美元，雙職工的家庭總收入約6.2萬美元，中位家庭收入約5萬美元。中位收入是中下階級家庭收入的中間值，而非平均值，因而更具代表性。

一個4口之家收入為5萬美元的典型中下階級家庭，在繳稅和扣除社保、醫保等強制性費用後，每月實際收入不到3000美元，房貸或租金去掉1200美元，兩部汽車油費加保養至少500美元，4口之家的吃喝再去掉1000美元，上網、手機、有線電視、水電氣、房屋維護等生活必須開支至少也要300美元，這些都屬於強制性生活成本，基本沒有節省的空間。5萬美元的收入，僅僅能夠保證4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而幾乎沒有任何剩餘。

1970年以來的40多年裏，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

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

很多家庭還有車貸、學生貸款、信用卡的還債壓力，看電影、下館子、買衣服、添置電器、旅遊度假、過年過節的開銷要是算上的話，家庭非但不可能有儲蓄，而且很大可能是需要負債。這就是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的銀行儲蓄很少，極度依賴工資支票的原因。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在1970年之後的40多年裏，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1%的人吃肉，9%的人喝湯，90%的人被吃，這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甚至是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之後的長期趨勢。2013年，美國400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1.5億中下階級的財富總和，後者是美國人口的一半！

什麼叫「美國夢」？就業機會是夢的基礎，收入增加是夢的翅膀，而對於90%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夢」的基礎嚴重動搖，翅膀早已折斷，財富分裂使「美國夢」在過去的40年中逐步演變成一場噩夢。

2011年9月，美國爆發了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半個世紀裏最嚴重的階級對立衝突，這就是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城市之多，參與人數之眾都令人震驚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民眾明確提出了99%的窮人要挑戰1%富人的政治口號，這在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美國人的抗議行動，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從倫敦到巴黎，從法蘭克福到羅馬，從中國香港到悉尼，全球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城市沒有被波及。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情緒之強烈，在冷戰之後的世界裏堪稱是絕無僅有，這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問題，而是遍及世界各國的普遍問題。

貪婪與盜夢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財富分裂曾在1927年達到了第一個頂峰，10%的富人集團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緊接著發生的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29年危機爆發的原理與2008年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貨幣的過度寬鬆，刺激了資產價格猛漲，社會財富隨之出現了大洗牌，富人們獲益最大，窮人們則被緣邊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陷入長達4年的戰火硝煙之中，而美國則變成了歐洲最大的軍火供應商。戰爭的殘酷與激烈遠超歐洲人的預想，金錢的消耗達到了令各國財政破產的程度。英、法、俄等16個協約國被迫向美國大舉負債以維持戰爭，結果，美國賒賬搞生產，工業產能一飛沖天。戰後，德國的天價賠款壓垮了經濟，俄國革命賴掉了欠債，法國拿不到德國賠款就拒絕償還美國和英國，而英國收不回法、俄的欠款就還不了美國。1918年，軍事上勝利的協約國，卻變成了財政上失敗的「次級貸款人」。

放貸的欠錢的糾纏不清，債務困境、賠款爭議久拖不決，歐洲經濟難以復蘇，美國出口無法擴大，局面僵持到1922年，英國人想出了一個「貨幣寬鬆」的法子來，以英鎊和美元的紙幣為各國央行的貨幣儲備，以外匯替代黃金進行貨幣創造，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的由來。美元、英鎊與黃金等同，信用創造的基礎大為擴張，貨幣氾濫，特別是美元氾濫，催生出一個「喧囂的20年代」。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在資產膨脹的20世紀20年代卻沒有分享到繁榮的紅利，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從1917年的60%，下降到1927年的50%，而10%的富人佔有了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17年的40%，上升到1927年的50%［11］。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遭遇到「內需不振」的嚴重困擾，而不得不依賴面向歐洲市場的「出口導向」。

美國不僅向歐洲推銷過剩的工業品，而且大量提供廉價的美元信貸，鼓勵歐洲人購買美國貨，以便繼續擴張美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卻用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資本家的利益，阻擋歐洲產品的競爭，結果導致歐洲的美元負債越來越高，而卻無法獲得足夠的美元來償還債務的本息。同時，廉價美元在歐洲不是促進了經濟復興，而是壓制了工業生產，刺激了資產泡沫。20世紀20年代德國獲得的美元貸款，被大量用於地產項目，如到處興建遊泳池、電影院、體育館，甚至是歌劇院，原因很簡單，資產升值更快，賺錢更容易。

最終，廉價美元四處氾濫，美國與歐洲的資產泡沫齊飛，美元負債已高到無法償還。1928年美聯儲大幅加息1.5個百分點，利率劇烈反轉，債務違約一觸即發，股市繁榮苟延殘喘，192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絕非偶然。

20世紀30年代初，美元債務違約了，英國的金本位崩潰了，歐洲市場塌方了。美國嚴重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既沒有外需拉動，又缺乏內需支撐，只能發生大規模的內爆。成千上萬的資本家破產了，數千家銀行倒閉了，1300萬人失業了。

一個讓90%的人口喪失消費力的經濟體，最終也將自我崩潰。貪婪導致財富分裂，財富分裂最終也將葬送貪婪！

美國在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也是從貨幣寬鬆入手。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了第一輪QE，將利率從6%陡降到2.5%，向銀行體系注入了5億美元來挽救倒閉風潮，股票市場在1930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了50%。

1932年2月，美聯儲遊說國會，允許美國國債作為貨幣儲備，第一次將國債與美元進行了徹底捆綁。在歷史上，美國國會對美聯儲的貨幣大權深懷戒懼，擔心有朝一日美聯儲可能將國債貨幣化，對財政赤字提供融資，用貨幣權力進行尋租，腐蝕和綁架政府，顛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法律對美元發行有嚴格的規定，100美元紙幣背後，必須有40美元的黃金抵押，剩下的60美元的抵押資產主要是短期商業票據。在法律上，國債被禁止作為美元的抵押資產，因此在1932年之前，國債在美元發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業票據。

美聯儲利用危機倒逼國會放權，國債貨幣化的大門洞開，美聯儲終於能夠合法地進行大規模吃進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將美元與國債進行鎖死。從此，美聯儲以及它代表的金融資本勢力，利用貨幣權力進行政治權力的尋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1932年，美聯儲啟動了QE2，狂買10億美元的國債，向銀行體系大舉注入流動性，相對於1932年587億美元的GDP總量而言，規模相當於當今2700億美元的QE規模，在20世紀30年代堪稱是史無前例的大手筆，美國股市應聲暴漲了101%。

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隨即開始了QE3，將美元的法定黃金含量，從20.67美元對應1盎司黃金，大幅貶值到35美元，相當於一夜之間將基礎貨幣擴大了近70%，與伯南克的QE3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實現「倍增」的規模相近。

貨幣寬鬆沒能挽救美國經濟，凱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樣不能挽救經濟。1937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衰退。1933年羅斯福上臺時，美國失業人口1300萬，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時，失業人口仍高達1000萬。30年代歷經8年而無法解決就業的困境，與當今危機後5年就業難以復蘇何其相似。

真正使美國經濟徹底擺脫困境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戰爭的力量，使上千萬美國勞動力轉向戰爭機器，從根本上解決了失業問題。

戰爭永遠是一種強制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它迫使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富人集團的收入向參加戰爭的窮人子弟進行平移。無論是戰時軍人的工資，還是戰後復員軍人上大學的學費和軍人醫療福利，都為90%的窮人子弟提供了財富補貼，以及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1917年，10%的富人集團佔有國民收入的40%，1927年50%，

2012年超過50%（來源：PikettyandSaez）

從40年代初開始，10%的富人集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國90%的中下階級分享到了大約67%的國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壓制在33%左右。這正是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和穩定的40年黃金歲月！

不過，富人集團並不滿意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特別是0.1%的超級富豪們的怨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們只拿到了2.6%的國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們曾獨享10%的驚人份額。富人們怨聲載道，而超級富豪們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紀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決定徹底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規則，準備從根本上顛覆大蕭條以來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廢除國家對富人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

1973年，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一書，吹響了財富分配大革命的進軍號角。洛克菲勒明確指出，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他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顯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理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援是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聲炮響，點燃了富人們壓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會財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狂瀾。富人們指引方向，文人們猛烈炮轟，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政府運動，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10%的富人集團巧借90%的窮人階級對20世紀70年代高通脹的不滿，借力打力，準備砸碎政府對金融和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

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富人自由攫取財富的權力，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樣的世界裏，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富人集團的「第二次革命」開始實施，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選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亞州州長卡特作為總統的候選人，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被安插在卡特身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內開始放鬆，後來的雷根總統更是將去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重心，老布希繼承雷根的衣缽再接再厲，克林頓的《金融現代化法案》一腳定乾坤，徹底將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業的核心地帶。後來的小布希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放言要把政府關進籠子，而奧巴馬同樣沒有辜負富人集團的厚望，貧富分化創下美國立國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

制度性貪婪開始突破一切限制，他們將政府從經濟各個領域中全面擊退了，公營部門私有化，金融監管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化，銀行規模巨型化，各行各業「去管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富人革了誰的命呢？顯然是政府和窮人的命。從1978年開始到2008年的40年間，富人占國民收入的份額逐步攀升，並再度達到1927年的水準，10%的富人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級富豪又一次獨享了10.4%的驚人份額！與此同時，國家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債規模直線飆升，地方政府瀕臨破產，而90%的窮人實際收入卻倒退到1970年。

2008年，0.1%的超級富人再度獨佔了10.4%的

國民收入，與1927年相當

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當10%的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50%之時，財富分裂的臨界點一旦突破，一場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同等規模的經濟危機再次降臨！就業復蘇同樣舉步維艱，貨幣寬鬆同樣效果極差，而2013年的貧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們拿走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減反增！

奧巴馬競選時對貧富不公的猛烈抨擊，曾經打動了無數美國選民之心，他反擊貧富分化的決心是如此堅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聞者無不為之動容，「貧富分化同樣扭曲了我們的民主，它給極少數富人通過代價高昂的遊說和無限制的政治獻金，提供了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它把我們的民主制度賣給了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它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懷疑華盛頓的政治機器被（富人）操縱來對付窮人，我們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12］

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臺上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實話，幹出來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馳！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奧巴馬真是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善哉斯言！

一個政府，無論它貼上什麼樣的制度標籤，採取何種改革措施，最終，貧富分化是逐漸好轉，還是日益惡化，這是判斷其性質的終極標準！

資產分化遠比收入分化更嚴重

貧富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更體現在資產擁有的巨大鴻溝。

一個年收入10萬的80後中產階級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買房，他就能晉身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還沒有買房，儘管他的收入在不斷提高，他也將喪失負擔房產的能力。房產就像一道財富的階級門檻，邁過去你會看到另一片世界，邁不過去你將永遠糾結。

在中國，房產是貧富差距的重要標誌之一；在美國，金融資產則是財富階層的等級壁壘。

當富人們在1976年發動財富分配革命時，首要突擊方向就是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發祥地芝加哥大學，本來就是洛克菲勒財團用貨幣武裝起來的思想大本營，貨幣主義的興起對富人攫取社會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被統治集團派去親自調教雷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開小灶」，貨幣魔法被神化為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藥。

超級富人們非常欣賞格林斯潘在1987年應付股災所採取的貨幣鐵腕，只要華爾街出現災難，美聯儲總是最先撲上去用印鈔票擺平一切麻煩。流動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戲，1987年股災只是牛刀小試。20世紀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時，美聯儲開始大規模救助銀行系統；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中，中央銀行甚至出手拯救對沖基金，次貸危機之後就更是包攬了金融系統的所有風險。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遠，在印錢救銀行的規模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蕭條起家，最令他扼腕長歎的就是美聯儲在1929年到1933年沒有印出足夠的鈔票去挽救銀行，如此貼心的思路怎不讓超級富人們頷首贊許。

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30多年的長期走低

在美聯儲的精心呵護之下，華爾街大佬們全然沒了風險，賺了歸自己，賠了算國家。同時，通貨膨脹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壓制了30年，長期利率走低成為世界共識，而資產價格暴漲則是理所當然。

在20世紀80年代僅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開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購和商業票據融資，然後反復擴大長期資產規模的「養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投行們竟坐擁上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規模膨脹了上百倍。對沖基金、貨幣基金、保險公司也紛紛參與30年來最豐盛的資產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這就是美國如吹氣球一般膨脹起來的債務規模。別人的債務就是金融體系的資產，國家債務、地方債務、公司債務、消費債務、按揭債務、學生債務、汽車債務、信用卡債務，都成了富人們的美味佳餚，利率不斷降低，債券就不斷升值，大菜變得更加開胃。有美聯儲守護著零利率，外加QE購債效果等同於負利率，資產升值更是令富人們眉開眼笑。

在1976年財富分配的轉捩點上，美國所有負債不過5萬億美元，這是自17世紀殖民地時期開始，直到1976年為止的350年間積累起來的總債務。而1976年之後不過35年，美國的總負債就膨脹了10倍以上！以1/10的時間，欠下10倍的負債，這真是百倍的速度！

在1976年之前的350年中，美國總共積累了

5萬億美元的債務，而2008—2009年

僅兩年內債務就增長了5萬億

金融危機之後，負債不是爬升，而是在飛漲！在2008年到2009年區區兩年間，美國新增的債務總額就達到了5萬億，趕上了350年所積累的全部負債！

負債是對現金流的壓迫，而國家和民眾的超高負債，是對國民收入的巨大壓迫，它改變了社會財富的流向。在美聯儲的強力保護之下，富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了窮人的財富。

在債務迅猛膨脹的一片繁榮之下，股票市場的資金高度充裕，公司擺脫了政府和工會的掣肘，大力削減了員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壓縮了人力成本，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稅差紅利，公司利潤獲得了驚人增長，30年股市的暴漲和源源不斷的股息分紅，使富人們的荷包更加膨脹。

在歷史上有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豪強大戶很少納稅，當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們不僅擁有壓倒性優勢的資產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資產與收入只承擔很低的稅負，這使得富人們的財富膨脹得更快，制定分配規則的權力更具支配性。

徵稅權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也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平衡的關鍵手段。稅負不公平，財富分配就會失衡，貧富分化就是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貪婪的重要標誌，就是稅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帝國與王朝盛衰興亡的轉捩點。

統治集團的貪婪墮落，不是會與不會的問題，而是快與慢的問題。社會制度如同一座建築，歷經風吹日曬，雨雪冰霜，它將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穩固並不斷維護的建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牆腳的建築則會加速坍塌。

當統治集團和富人們放縱自己的貪婪欲望，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肆意踐踏之時，國家稅收制度必然首先遭到破壞。在當今世界，富人們掌握著稅收制度的制定權和避稅奧秘。例如，資本利得稅明顯偏低，1978年，在超級富人發動「第二次革命」之前，資本利得稅為35%，1981年雷根時代降到了20%［13］，到2012年僅為15%。另外，遺產稅對超級富人形同虛設，房地產有各種稅收優惠，連按揭利息也在抵稅之列。除此之外，還有各種避稅天堂，當然只有富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堂」。

在五花八門的避稅手段中，超級富人們廣泛採用的就是基金會的「天堂」模式，他們頻頻「裸捐」全部身家或大部分資產，降低應稅收入。在基金會的章程裏，只需把家族後代列為具有一票否決的關鍵投票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規避幾乎全部稅負，如遺產稅、贈與稅、資本利得稅。當然，基金會每年要拿出一部分錢資助科研、醫療、扶貧等慈善事業，但這些捐助比起累進收入所得稅簡直不值一提，而且這些資助，還能有效地替超級富人增加話語權。難怪美國人常說所謂的「非營利」（Non-Profit）的本質，就是「非納稅」（Non-Taxation）。

在基金會的玩法中，最早的拓荒者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華盛頓郵報》曾披露洛家經過兩代人經營，絕大部分家族資產已經轉入了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基金會，以及由此衍生出了下屬、分支、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從而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基金會網路體系。每個基金會的財務報告既無須審計，更不用公告，在社會輿論和政府監管的雷達中完全失去了蹤跡。

【正文】 第27節：
(www.mihua.net)
當尼爾森洛克菲勒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總統競選時，不得不披露財務狀況，他個人申報了3300萬美元，眾人當然不信，後來他承認身家2.18億美元，比原先高出6倍。這是金本位時代的2.18億美元，遠比21世紀的美元值錢太多倍。這一數字已經非常驚人，但不過是洛家「裸捐」了絕大部分資產之後的「零花錢」。擁有如此驚人的財富，但參議院卻發現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尼爾森竟然沒有繳納過一分錢的個人收入所得稅。

在世界的富豪榜上，人們肯定看不到洛克菲勒這樣紮眼的大家族。但在1975年洛家發動財富革命時，洛家財團打理自家基金會財富的專業團隊就有全職人員154人，頂級財務專家15名，管理著700億美元的資產，注意，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700億！《洛克菲勒報告》一書披露：20世紀70年代時，洛家名下的基金會多達200多個，間接或衍生出來的不下千家，洛家實際控制著大通曼哈頓銀行（摩根大通）、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花旗銀行）和漢華銀行，老本行標準系的石油公司更不必說。除此之外，還控制著美國100家最大工業公司中的37家，20家最大交通公司中的9家，最大供水、電力、燃氣公司的全部，4家最大保險公司中的3家，美國50家最大商業銀行之中25%的資產和最大50家保險公司中30%的資產［14］。

這一切還是在超級富人們發動財富革命之前！

如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攫取的份額是當年的5倍，而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差距就更為懸殊，債券市場膨脹了10倍，股票資產膨脹了20倍，而當年完全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市場，現在已是數百萬億的龐然大物。超級富人們的特權更是達到玩弄法律、政要於股掌之間的程度。

豪強大戶富可敵國，但卻很少納稅，而美利堅帝國又必須維持龐大的開支，驚人的赤字、如山的國債、萎縮的福利、難以為繼的社保醫保，透支了90%的中下階級未來幾代的財富，他們承受著極度不合理的稅負壓力，而遭遇的卻是日漸減少的發展機會。在「美國夢」淡去的同時，失掉的是希望，滋生的是不滿，經濟痛苦正在向社會危機悄悄蔓延。

美國出現的財富分化的問題，也是世界主要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既是上一次金融海嘯的根源，也是下一輪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問題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正在加劇惡化。人們不知道下一輪危機何時爆發，但可以肯定它將不僅是一場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而且還將是一場貨幣危機和社會危機。

以史為鏡，可知現在的畸形。

世界經濟是在復蘇嗎？眼睛看見的只是海市蜃樓；金融市場更安全了嗎？內心感受到的卻是大斷裂之前的寂靜。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申論

關於權力，小布希總統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講，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小布希總統說得沒錯，美國的確將權力關進了籠子，但那不是代表選民利益的籠子，而是金錢和資本的籠子！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到底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民主的實質更重要，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獲得合理的財富分配！失去了最終的結果，一切過程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克林頓和奧巴馬都算得上是平民子弟，他們通過個人努力最後實現了總統的夢想，這被許多人看成是「美國夢」的象徵。他們的故事的確很勵志，但是出身於平民的總統，能夠改變90%平民的命運嗎？克林頓廢除了保持60年金融穩定的《格拉斯—斯蒂爾法案》，結果釀成巨大的金融災難，他所出身的階層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害。奧巴馬誓言要遏制華爾街的貪婪，但他提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卻被華爾街篡改得面目全非，他決心與財富不公的現象鬥爭到底，結果在他的兩屆任內，貧富差距卻空前惡化。

平民總統必須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這與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理想相矛盾，而他們最終只能服從超級富人們的意志。克林頓傷害了平民階層的利益，奧巴馬也沒有改變黑人的處境，假如未來美國選出了一位華裔總統，他對中國會更友好嗎？恐怕只會更糟，因為他要保持政治正確，而超級富人定義著什麼叫政治正確。將政府關進金錢與資本的籠子，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是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政治正確，誰支持這一理念，誰就能在國際上贏得喝彩。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夢」的幻滅？今天的能夠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這將是本章探討的主題。

【正文】 第2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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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爾街，總統吃了閉門羹

2009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信心滿滿地來到了華爾街，他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敲打華爾街的大佬們，二是敦促他們支援金融改革。

此時，總統的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他的競選口號「我們必須改變」早已家喻戶曉，深得人心。美國人正在金融危機中掙紮，失業的打擊，負債的煎熬，都趕不上失去家園的痛苦，而危機的元兇禍首華爾街，居然拿著納稅人的救助，領到了比危機前還要誇張的巨額獎金，這怎麼能讓普通的美國人心平氣和？美國社會對華爾街的情緒已經從不滿升級到憤怒，甚至是仇恨。美國人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改變這個國家的英雄總統，而奧巴馬自以為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那個英雄。

奧巴馬還有一個更自信的理由，因為他是華爾街的大救星。在拯救華爾街的行動中，以他為首的美國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銀行的措施一項接著一項，國庫中納稅人的銀子，源源不斷地填進華爾街那巨大無比的資產黑洞。有形的救助規模已然前所未有，無形的輸血就更為驚人，在華爾街危在旦夕的時刻，僅美聯儲的臨時流動性救援就高達16萬億美元，遠遠高出財政救助的數量級。還有大規模的QE政策，以貶值貨幣和巨額赤字為代價，無異於向納稅人強行抽血，以補貼華爾街的貪婪。在奧巴馬看來，華爾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產一周年的「祭日」，也是總統向華爾街推銷金融改革的黃道吉日，他可以盡情地憶往思今，痛陳時弊，凝聚共識，共創改革大業，而華爾街的大佬們定然是羞愧交加，謙卑恭謹，洗心革面，準備重新做人。攜強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態，奧巴馬鬥志昂揚地踏上了華爾街的演講台，他的中心話題就是要讓華爾街的貪婪「付出代價」。

結果卻讓奧巴馬大吃一驚，華爾街的大佬們居然一個都沒來！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就是：「沒有一個美國大銀行的CEO出席（總統的演講）。」［1］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大佬們不知道總統要來華爾街？當然不是，總統演講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們的手中，新聞報導滿天飛，紐約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們不來，卻派了一群小嘍囉來充場面，微笑、鼓掌、閃光燈一樣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聽眾，金融改革的大計大佬們不來捧場，和小嘍囉們說了也白說。

奧巴馬的臉面有點掛不住了，這時他才明白，什麼民意，什麼總統，什麼監管，什麼改革，在華爾街大佬們看來，這些算個鳥！總統大老遠跑來華爾街想教訓大佬們很「貪婪」？那就別怪大佬們不給總統面子！

既然來了，奧巴馬只有硬著頭皮開講，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們，結果卻反被大佬們敲打：

「聽清楚我的話：我們將不會回到那個魯莽和沒有節制的時代，它們正是造成危機的核心，太多的人僅僅被掙快錢和高額獎金的欲望所驅使。」

奧巴馬心裏很清楚，這樣的話在華爾街聽起來相當刺耳，大佬們正是討厭這些說法才缺席。但是，華爾街的貪婪幾乎葬送了美國經濟，要不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華爾街，哪裏會有金融市場的反彈？知恩不圖報也就算了，就連出席總統演講這點起碼的禮貌都沒有，華爾街的傲慢讓奧巴馬一肚子火。

「（金融市場）回歸正常，不能讓人產生自滿不幸的是，金融行業中的某些人誤讀了現狀。雷曼兄弟的破產和我們仍在其中掙紮的金融危機，並沒有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教訓，他們選擇忽視這些教訓。」

大佬們對總統的救星心態非常反感，沒有華爾街的競選經費，奧巴馬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議員而已，是大佬們把奧巴馬送進了白宮，現在居然還端起救星的架子！誰是誰的救星都搞不清，還想來教訓大佬們，真是豈有此理！

「總而言之，我們將提出大蕭條時代以來最具雄心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強調，這些改革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我們應該制定透明和問責的明確規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市場將鼓勵負責任，而不是魯莽的行為；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獎勵完全誠實和嚴格守法的人們，而不是那些試圖鑽監管漏洞的傢夥。」［2］

奧巴馬聲嘶力竭地推銷著他的金融改革，這是他準備留在青史上的兩大政績之一。無奈，華爾街對他的金融改革顯然沒有興趣，對限制大佬們貪婪的監管就更加反感。

奧巴馬在華爾街沒見上大佬們，改革大計畢竟需要他們的參與和支援。於是，2009年12月14日，總統再度邀請大佬們到白宮面議。結果，幾個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藉口是華盛頓當天大霧，他們的飛機從紐約過來有問題。其實，他們也可以坐90分鐘的火車趕到華盛頓，只比飛機多30分鐘而已。

或者是大佬們的時間真的很寶貴，也許是他們壓根兒就懶得聽總統絮叨，反正該來的還是沒來，總統繼續演著獨角戲。

總統奈何不了華爾街，那國會能夠通過立法來遏制華爾街的貪婪嗎？

立法倒是搞出了一個，這就是總統和國會一直忙活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號稱是「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必將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1933年銀行法案》）齊名的金融監管的裏程碑。

「沃克爾規則」

在《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諸多條款裏面，最接近《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精神實質的就是所謂的「沃克爾規則」了。它們都堅持一個極簡單的原則：銀行不能只顧冒險賺錢，而將儲戶的存款置於風險之下！

銀行的本質就是為社會託管資產，並提供貨幣服務，它的正當利潤應該源於這種服務所收取的服務費，如貸款利息就是借款人向銀行支付的貨幣服務費。在歷史上和現實中，由於貨幣的特殊性質，銀行逐漸借助貨幣服務的壟斷地位，謀取了在其他領域中越來越大的利益，並最終使之合法化。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前，銀行可以參與股票市場的投機，而將儲戶的存款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下，如果投機賺錢，都是銀行的利潤；如果賠錢倒閉，儲戶的存款也將化為烏有，銀行的冒險行為實際上違背了儲戶的意志，強行綁架了他們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進行徹底分離，就是為了杜絕儲戶存款不應該遭受的風險。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目的在於促使由納稅人擔保的商業銀行，必須放棄高風險投機的誘惑。投資銀行可以繼續冒風險，但別指望納稅人來拯救。

在大英帝國時代，銀行冒險的代價極高，銀行如果破產，銀行家的私人財產將被儲戶無限索賠，直到19世紀中後期，有限責任的銀行才開始流行。但在金本位的嚴格制約之下，銀行一般都不敢過度冒險。相對於從前英國銀行的保守傳統，美國銀行的做法更像西部牛仔。

20世紀60年代美元開始大規模超發以來，錢越來越多，錢生錢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貪婪開始毫無顧忌地衝撞一切阻礙。20世紀70年代廢除金本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終於導致了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終結。

21世紀更是一個金錢突破各種監管，衝擊所有國界，追逐一切利潤的瘋狂時代，18世紀的歐洲，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都不曾見識過金錢擁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能量。

肆無忌憚的貪婪，不僅導致了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而且也是下一場更大危機的策源地。如何將瘋狂的金錢魔獸關進籠子裏，這絕對是一項世界級的難題。

奧巴馬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原本沒有馴服金錢魔獸的條款，所謂保護消費者、系統風險監測、破產有序清償、衍生品清算和交易等內容，都是在控制金錢魔獸最終所造成的損失，而不是在遏制瘋狂貪婪的源頭。真正有可能對金錢魔獸產生約束力的就是「沃克爾規則」。

沃克爾是20世紀80年代初美聯儲叱吒風雲的鐵腕主席，對付高通脹敢用高利率的殺手鐧，寧可承受經濟衰退，也要捍衛美元地位，算是相當有膽色的一個人物。他的主張是，銀行必須切斷自己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的直接聯繫，並且他們自營交易的規模也必須受到限制。

作為奧巴馬的金融高參，沃克爾在其他問題上不得不遷就薩默斯或蓋特納，他畢竟是早已被邊緣化的人物，但在涉及金融改革最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沃克爾卻是驚人的「難纏」，奧巴馬最終同意將「沃克爾規則」增補進金融改革法案。

銀行參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這當然就像20世紀30年代銀行參與股票市場投機一樣，賺了歸自己，而現在即便賠了也有納稅人當冤大頭，風險不冒白不冒，好處不占白不占。自營交易（ProprietaryTrading）的問題比較複雜，這也是華爾街與新法反復拉鋸的最主要的條款。自營交易是否合乎「沃克爾規則」的關鍵在於，交易是為了盈利，還是為了對沖風險。如果自營交易的目的是追求盈利，那同樣是將儲戶的存款置於了風險之下，有賺就有賠，賺了是銀行的，賠不起又怎麼辦？儲戶損失，納稅人買單，政府收拾爛攤子？

華爾街申辯說，如果我的自營交易就是為了對沖所持有資產的風險，那只能算是買保險，而不是為了賺錢，難道我連規避風險的權力都沒有嗎？那這個生意就沒法做了！

如何區分自營交易的目的，確實很難梳理出涇渭分明的規則。

國會和監管部門對這一規則究竟應該如何在實際中應用，搞出來的方案複雜到令人頭痛的地步。事實上，「沃克爾規則」的貫徹，已經變成了和全球變暖、減少貧困、治療癌症或解決中東問題同樣複雜的問題。

其實，複雜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解決問題的態度。

當沃克爾被一位議員問起如何界定什麼是自營交易時，他借用了已故大法官斯圖爾特(PotterStewart)的名言：這就像是「色情文學」，「我看到它就能夠辨認出來」。

話糙理不糙，原則很簡單，常識即可！

就拿2012年震驚金融市場的「倫敦鯨」事件來說，常識就足以判斷它是否違反了「沃克爾規則」。

「倫敦鯨」的覆滅

「倫敦鯨」是摩根大通的交易員布魯諾伊科希爾（BrunoIksil）的綽號，此人在摩根大通的倫敦首席投資辦公室(CIO，ChiefInvestmentOffice)負責債券衍生品的交易，這位元元元元神秘的交易員近年來每年都為摩根大通創造上億美元的驚人利潤。


以就業參與率來看，美國的就業市場可謂慘不忍睹。2013年8月，美國16歲以上的人口中，就業比例僅為63.2%，大幅倒退了35年，僅相當於1978年8月的水準。美國中位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比2000年還低7%！

2013年8月，美國就業參與率倒退了35年，

回到了1978年8月的水準

2013年的美國中位家庭真實收入（扣除通脹）

比2000年還低7%！

華爾街媒體啦啦隊吹噓的失業率正在不斷下降，消費者信心已經恢復，經濟基本面一片大好，完全扭曲了就業市場的慘澹景象，虛構出一個經濟復蘇的海市蜃樓。在如此糟糕的就業和收入條件下，股票市場的暴漲，房地產的虛火，經濟增長的樂觀預測，最終都會撞上就業這堵冰冷的石牆！

岩上之屋，還是沙上之夢？

美國製造業回流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

2009年4月，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氣風發地準備「改變」美國社會了，他在喬治城大學發表了長篇大論，足足講了45分鐘。在演講中，奧巴馬將美國經濟描述為一座危房，他引述《聖經》裏的比喻說，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容易倒塌，建立在岩石上的房子則屹立不倒，「因此我們不能在沙子上重建我們的經濟，我們必須在岩石上重建我們的房屋」。

奧巴馬心中的岩石，是堅如磐石的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回流和新能源振興的前景，最讓奧巴馬心潮澎湃。

奧巴馬呼籲美國海外製造業應該回國發展，從他剛上任一直喊話到2013年，四年多過去了，製造業卻成了奧巴馬心中的難言隱痛。

2011年2月份，在與已故蘋果公司的CEO約伯斯共進晚餐時，奧巴馬就曾勸說，讓蘋果集團將iPhone的生產基地搬回美國，約伯斯當時直截了當地回答：「這些工作不會回來。」

其實，道理很簡單，如果連留在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在QE氾濫的貨幣大潮中，都不願意花錢進行資本性支出，CEO們在忙著發債融資，然後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撈快錢去了，即便海外的製造業回流美國，他們就能免俗嗎？

廉價貨幣的政策，不是在鼓勵實業資本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在摧毀真正的資本！

2013年2月13日，奧巴馬對製造業回流泡湯的事情耿耿於懷，他在國會進行連任之後的首個國情諮文演講時，將製造業放在核心地位，指出首要任務是使美國成為新就業和製造業的中心。在促進製造業回流趨勢方面，奧巴馬以揚斯敦設立的製造業創新研究所——3D列印業務為例，並宣佈要成立3個類似的製造業集群，其商業合作對像是美國國防部和能源局，並要求國會幫助成立15個製造業中心，以保障美國製造業的新一代革命。

規劃不可謂不宏大，志向不可謂不高遠，其成效卻讓人感覺到總統有點「志大才疏」的毛病。在2013年就業增長的成績單上，奧巴馬怕是鼻子都會氣歪。大半年下來，酒吧招待們倒是比較爭氣，增長了24.7萬，而屬於高薪工作的製造業呢？回流也好，集群也罷，總共才增加了2.4萬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幾乎是毫無執行力，在長期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薰陶之下，奧巴馬想逆貨幣逐利的本性而動，既沒有政策方針的大腦，也缺乏執行政策的手腳。

【正文】 第26節：
總統也就這麼一說，大家也就這麼一聽。

高薪製造業的外流，不是以國家政策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以資本逐利的本能為驅動，奧巴馬影響不了貨幣政策，也就左右不了資金流動的方向，更談不上什麼產業集群的宏偉藍圖了。

美國總統是世界上名氣最大的領袖，同時又是實權最小的國家元首之一，它僅僅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權力本身。

2013年，製造業就業崗位增加僅2.4萬人，

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奧巴馬「岩上之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就是新能源，其中特別火爆的就是「葉岩革命」。

據國際能源機構(lEA)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預測，在葉岩革命的影響下，到2017年，美國將超過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就能源產量的「淨值」而言，幾乎將實現「自給自足」。埃克森美孚公司的《2013年能源展望》指出，到2040年，天然氣的需求將增長65%，全球產量的20%將來自北美，大部分來自非傳統能源，特別是葉岩氣。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到2025年，葉岩革命將使美國成為能源的淨出口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預測，到2030年，美國將實現能源獨立。

對於葉岩革命，奧巴馬顯然深信不疑。2012年他聲稱，由於葉岩革命，「我們的天然氣供應將能保證美國100年的需求」。能源專家們預測，葉岩革命將至少創造170萬個就業崗位，毫無疑問，這些崗位顯然屬於高薪工作，到2020年，樂觀地估計將創造300萬個就業。

美國天然氣價格近年來的暴跌，似乎也在證實葉岩革命正在發生。華爾街媒體啦啦隊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它們聲稱，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新沙特」。不僅如此，如果葉岩氣和葉岩油能夠最終取代石油的地位，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將直接推動製造業回流，創造更多的高薪工作，帶來更多的消費增長，經濟繁榮已經指日可待了。

穀歌趨勢分析顯示，葉岩氣在2005年開始被媒體關注，

2011年報導越來越頻繁，「葉岩革命」一詞同時出現

「葉岩革命」一詞突然出現在2011年

葉岩革命到底是什麼時候突然火起來的？大資料時代，還是用大資料說話。

如果用Google的趨勢工具來分析，關於葉岩氣的報導是在2005年開始升溫，2011年之後出現了媒體「沸騰」的局面，同時，「葉岩革命」這一爆炸性辭彙開始大量湧現。

2005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是葉岩技術的重大突破，還是另有原因？

葉岩技術的核心就是將水準鑽井法和水力壓裂相結合，將「壓裂液體」，即化學物質夾雜著大量水、泥沙，用高壓注入地下井，壓裂鄰近的岩石構造，擴張裂口，使遊離或吸附在葉岩中的天然氣能流入井中得以收集。壓裂液體中的化學成分往往有毒，如果滲透到地下水，將嚴重危害飲用水的安全。

葉岩技術其實早已存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進行過嘗試，到2005年之前僅僅占美國天然氣產量的3%，可謂微不足道，主要問題就是開採成本過高。這種成本既包括經濟成本，也包括環境成本和法律成本。

2005年，葉岩技術的鼻祖哈裏伯頓公司（Halliburton）的前總裁，曾任美國副總統的切尼，以及他在政界和石油圈子裏的盟友聯手運作，將水力壓裂法從美國環保局的監管之下「解放」了出來。過去，環保局依據美國《飲用水安全法》（SafeDrinkingWaterAct）對水力壓裂法的汙染和危害進行嚴格監管，這是葉岩氣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石油利益集團的強力遊說之下，葉岩生產打破了美國環保局嚴禁將有毒化學物質直接注入地下的規定，成為高度重視地下水環保的美國法律的「唯一例外」［8］。

2005年，美國《飲用水安全法》對水力壓裂網開一面，成為法律界著名的「哈裏伯頓漏洞」。可以說，沒有「哈裏伯頓漏洞」，就沒有所謂的葉岩革命。

葉岩氣水力壓裂法的化學有毒物質

可能汙染地下水資源

看來，只要將人命進行貶值，資產升值並不困難！

法網洞開，貪婪湧入，短短6年間，葉岩氣占美國天然氣總產量比例從3%暴漲到40%，2005年堪稱是葉岩革命的「元年」。

不過，葉岩技術除了毒害水資源的副作用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葉岩井的衰竭週期太快，往往第二年產量就銳減75%～80%，5年後就基本報廢。生產商為了維持產量增長，保住股票價格，就必須持續投入重金去開採新的葉岩氣井，再加上大量熱錢聞風跟進，市場上出現了供應量急劇增加，而價格暴跌的景象。

葉岩氣井的衰竭速度快得驚人，第二年產量就下跌了75%～80%

當2005年切尼搞到環保局通行證時，天然氣價格為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到2011年2月，價格已暴跌至3.88美元；2013年年初，天然氣進一步跌到3.5美元。而葉岩氣的平均成本約8美元～9美元，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的葉岩氣井都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葉岩氣行業財務上的負迴圈，導致了資金的困境。到2013年，葉岩氣生產商為了維持現有產量，每年不得不繼續開採7000口新井，耗資420億美元，而2012年葉岩氣的產出價值僅為325億美元。如果價格不漲，全行業每年虧損近100億美元［9］。

賠本賺吆喝誰都吃不消，為什麼葉岩氣生產商不減產抬價呢？

這與葉岩氣的產權有關。美國的葉岩氣井大都是在私有土地上開採，土地所有人與葉岩商的合同期為3年～5年，如果這段時間內不開工，那開採權將被收回，定金和其他投入就全打了水漂。而生產商們也是從華爾街借的錢，早一天開採就早一天見到現金流，只有這樣才能緩解還債的壓力，同時還能提升股價。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下，葉岩氣產量越大，價格跌得越凶，企業賠得越慘。

眾多公司已經很難支撐現金流的壓力了，它們只能靠變賣含葉岩氣的土地來彌補現金流的不足，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司被迫大規模減記資產，以反映實際的財務狀況。在這場豪賭中，資本欠佳的公司將是率先被淘汰出局的殉葬品，即便是資本雄厚的大玩家，也感到力不從心了。

2013年10月6日，世界重量級的石油大佬殼牌公司，不得不宣佈在葉岩革命的豪賭中認賭服輸。殼牌CEO在下臺前的感言中，痛悔看錯了美國的「葉岩革命」，在北美投入了高達240億美元用於葉岩資源收購和開採，8月被迫進行了21億美元的巨額資產減記。殼牌在北美的葉岩大冒險中扭虧無望，CEO坦言「所以你得承認高達30億美元的資產貶值，而這些資產卻沒有收入」。［10］

如果以殼牌在世界石油行業的地位和資本，尚且不能在葉岩革命中盈利，奧巴馬所指望的170萬～300萬個葉岩行業的高薪就業機會，恐怕又是一場春夢。

其實，所有的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真正的革命在發生初期，沒有人意識到它們是革命，而一開始就號稱是革命的事情，最後往往是泡沫。20世紀90年代以來，「革命」一詞早已被華爾街用濫了，什麼「電動汽車革命」「風能革命」「太陽能—光伏革命」「乙醇燃料革命」，到今天的「葉岩革命」，無非是金融市場圈錢的題材，這並不是說這些技術方向是錯誤的，而是被資本市場的極度貪婪所嚴重誇大了。

誇大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少數人偷走多數人的財富。華爾街主要圖財，而石油和軍工複合體，不僅圖財還要害命。當利益集團肆意綁架政策和法律，集團貪婪就異化成了制度性貪婪。

財富分裂折斷了美國夢的翅膀

最能說明制度性貪婪的指標莫過於國民收入的分配，即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分別佔有一國收入的比例。

如果把美國1%最高收入的人群稱為超級富人的話，那麼也只有他們才能算是美國真正的統治集團。在他們之中，年收入（包括資本收益）最少也要在44.3萬美元以上，而0.1%的頂級富豪的年收入至少為560萬美元。超級富人集團的總人數約152萬人，如果以一家4口計算，那麼超級富人的總人口約610萬人，在美國3.1億人口中僅占2%。

美國的統治集團不僅佔據著社會各領域的領導地位，而且享有巨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國家的財富分配大權就掌握在這一集團手中。如果說金融危機之後，誰是美國社會中最大的獲益者，那麼正是他們分享了貨幣寬鬆、資產升值、財政刺激、轉移支付、美元鑄幣稅等紅利的絕大部分，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增加值中，他們獨佔了高達95%的份額！

注意，1%的統治集團席捲了全社會收入增量的95%，如果不是政策和法律的刻意設計，那就只能是上帝特殊眷顧這批人了。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合理的經濟邏輯能解釋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

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人們早該想到，有權有勢者和富人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來做事的，這就叫資本主義。

除了吃肉的，還有喝湯的。

在1%以下和10%以上，就是美國的高收入階層了，他們算是富人或精英集團，但並不屬於統治集團，他們對社會的財富分配，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並沒有決策權。雖然以金錢作為劃分美國社會各階層的依據稍顯武斷，但些許誤差並不影響結論。跟著統治集團喝湯的富人集團的年收入大致在12.7萬～44.3萬美元之間，他們有1360萬之眾，準確地說，富人集團的生活品質才算得上是人們嚮往的「美國夢」。

除了1%的統治集團和9%的富人階層，剩下的90%都算美國的中下階級。他們的人數高達1.37億，他們之中很多都是雙職工，算上家庭成員，總人口至少2.5億。中下階級的平均年收入僅3.1萬美元，雙職工的家庭總收入約6.2萬美元，中位家庭收入約5萬美元。中位收入是中下階級家庭收入的中間值，而非平均值，因而更具代表性。

一個4口之家收入為5萬美元的典型中下階級家庭，在繳稅和扣除社保、醫保等強制性費用後，每月實際收入不到3000美元，房貸或租金去掉1200美元，兩部汽車油費加保養至少500美元，4口之家的吃喝再去掉1000美元，上網、手機、有線電視、水電氣、房屋維護等生活必須開支至少也要300美元，這些都屬於強制性生活成本，基本沒有節省的空間。5萬美元的收入，僅僅能夠保證4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而幾乎沒有任何剩餘。

1970年以來的40多年裏，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

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

很多家庭還有車貸、學生貸款、信用卡的還債壓力，看電影、下館子、買衣服、添置電器、旅遊度假、過年過節的開銷要是算上的話，家庭非但不可能有儲蓄，而且很大可能是需要負債。這就是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的銀行儲蓄很少，極度依賴工資支票的原因。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的實際收入，在1970年之後的40多年裏，非但沒有增長，反而下降了1%。這是美國立國200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1%的人吃肉，9%的人喝湯，90%的人被吃，這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甚至是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之後的長期趨勢。2013年，美國400個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1.5億中下階級的財富總和，後者是美國人口的一半！

什麼叫「美國夢」？就業機會是夢的基礎，收入增加是夢的翅膀，而對於90%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夢」的基礎嚴重動搖，翅膀早已折斷，財富分裂使「美國夢」在過去的40年中逐步演變成一場噩夢。

2011年9月，美國爆發了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半個世紀裏最嚴重的階級對立衝突，這就是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城市之多，參與人數之眾都令人震驚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民眾明確提出了99%的窮人要挑戰1%富人的政治口號，這在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美國人的抗議行動，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從倫敦到巴黎，從法蘭克福到羅馬，從中國香港到悉尼，全球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城市沒有被波及。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情緒之強烈，在冷戰之後的世界裏堪稱是絕無僅有，這已經不再是美國的問題，而是遍及世界各國的普遍問題。

貪婪與盜夢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財富分裂曾在1927年達到了第一個頂峰，10%的富人集團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緊接著發生的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大蕭條。1929年危機爆發的原理與2008年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貨幣的過度寬鬆，刺激了資產價格猛漲，社會財富隨之出現了大洗牌，富人們獲益最大，窮人們則被緣邊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陷入長達4年的戰火硝煙之中，而美國則變成了歐洲最大的軍火供應商。戰爭的殘酷與激烈遠超歐洲人的預想，金錢的消耗達到了令各國財政破產的程度。英、法、俄等16個協約國被迫向美國大舉負債以維持戰爭，結果，美國賒賬搞生產，工業產能一飛沖天。戰後，德國的天價賠款壓垮了經濟，俄國革命賴掉了欠債，法國拿不到德國賠款就拒絕償還美國和英國，而英國收不回法、俄的欠款就還不了美國。1918年，軍事上勝利的協約國，卻變成了財政上失敗的「次級貸款人」。

放貸的欠錢的糾纏不清，債務困境、賠款爭議久拖不決，歐洲經濟難以復蘇，美國出口無法擴大，局面僵持到1922年，英國人想出了一個「貨幣寬鬆」的法子來，以英鎊和美元的紙幣為各國央行的貨幣儲備，以外匯替代黃金進行貨幣創造，這就是金匯兌本位制的由來。美元、英鎊與黃金等同，信用創造的基礎大為擴張，貨幣氾濫，特別是美元氾濫，催生出一個「喧囂的20年代」。

占總人口90%的美國中下階級，在資產膨脹的20世紀20年代卻沒有分享到繁榮的紅利，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從1917年的60%，下降到1927年的50%，而10%的富人佔有了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917年的40%，上升到1927年的50%［11］。美國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遭遇到「內需不振」的嚴重困擾，而不得不依賴面向歐洲市場的「出口導向」。

美國不僅向歐洲推銷過剩的工業品，而且大量提供廉價的美元信貸，鼓勵歐洲人購買美國貨，以便繼續擴張美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卻用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資本家的利益，阻擋歐洲產品的競爭，結果導致歐洲的美元負債越來越高，而卻無法獲得足夠的美元來償還債務的本息。同時，廉價美元在歐洲不是促進了經濟復興，而是壓制了工業生產，刺激了資產泡沫。20世紀20年代德國獲得的美元貸款，被大量用於地產項目，如到處興建遊泳池、電影院、體育館，甚至是歌劇院，原因很簡單，資產升值更快，賺錢更容易。

最終，廉價美元四處氾濫，美國與歐洲的資產泡沫齊飛，美元負債已高到無法償還。1928年美聯儲大幅加息1.5個百分點，利率劇烈反轉，債務違約一觸即發，股市繁榮苟延殘喘，1929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絕非偶然。

20世紀30年代初，美元債務違約了，英國的金本位崩潰了，歐洲市場塌方了。美國嚴重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既沒有外需拉動，又缺乏內需支撐，只能發生大規模的內爆。成千上萬的資本家破產了，數千家銀行倒閉了，1300萬人失業了。

一個讓90%的人口喪失消費力的經濟體，最終也將自我崩潰。貪婪導致財富分裂，財富分裂最終也將葬送貪婪！

美國在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也是從貨幣寬鬆入手。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了第一輪QE，將利率從6%陡降到2.5%，向銀行體系注入了5億美元來挽救倒閉風潮，股票市場在1930年上半年強勁反彈了50%。

1932年2月，美聯儲遊說國會，允許美國國債作為貨幣儲備，第一次將國債與美元進行了徹底捆綁。在歷史上，美國國會對美聯儲的貨幣大權深懷戒懼，擔心有朝一日美聯儲可能將國債貨幣化，對財政赤字提供融資，用貨幣權力進行尋租，腐蝕和綁架政府，顛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法律對美元發行有嚴格的規定，100美元紙幣背後，必須有40美元的黃金抵押，剩下的60美元的抵押資產主要是短期商業票據。在法律上，國債被禁止作為美元的抵押資產，因此在1932年之前，國債在美元發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業票據。

美聯儲利用危機倒逼國會放權，國債貨幣化的大門洞開，美聯儲終於能夠合法地進行大規模吃進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將美元與國債進行鎖死。從此，美聯儲以及它代表的金融資本勢力，利用貨幣權力進行政治權力的尋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1932年，美聯儲啟動了QE2，狂買10億美元的國債，向銀行體系大舉注入流動性，相對於1932年587億美元的GDP總量而言，規模相當於當今2700億美元的QE規模，在20世紀30年代堪稱是史無前例的大手筆，美國股市應聲暴漲了101%。

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隨即開始了QE3，將美元的法定黃金含量，從20.67美元對應1盎司黃金，大幅貶值到35美元，相當於一夜之間將基礎貨幣擴大了近70%，與伯南克的QE3將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實現「倍增」的規模相近。

貨幣寬鬆沒能挽救美國經濟，凱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樣不能挽救經濟。1937年，美國再度陷入嚴重衰退。1933年羅斯福上臺時，美國失業人口1300萬，到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時，失業人口仍高達1000萬。30年代歷經8年而無法解決就業的困境，與當今危機後5年就業難以復蘇何其相似。

真正使美國經濟徹底擺脫困境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由於戰爭的力量，使上千萬美國勞動力轉向戰爭機器，從根本上解決了失業問題。

戰爭永遠是一種強制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它迫使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富人集團的收入向參加戰爭的窮人子弟進行平移。無論是戰時軍人的工資，還是戰後復員軍人上大學的學費和軍人醫療福利，都為90%的窮人子弟提供了財富補貼，以及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1917年，10%的富人集團佔有國民收入的40%，1927年50%，

2012年超過50%（來源：PikettyandSaez）

從40年代初開始，10%的富人集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國90%的中下階級分享到了大約67%的國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壓制在33%左右。這正是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和穩定的40年黃金歲月！

不過，富人集團並不滿意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特別是0.1%的超級富豪們的怨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們只拿到了2.6%的國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們曾獨享10%的驚人份額。富人們怨聲載道，而超級富豪們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紀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決定徹底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規則，準備從根本上顛覆大蕭條以來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廢除國家對富人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

1973年，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一書，吹響了財富分配大革命的進軍號角。洛克菲勒明確指出，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他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顯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理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援是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聲炮響，點燃了富人們壓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會財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狂瀾。富人們指引方向，文人們猛烈炮轟，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政府運動，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10%的富人集團巧借90%的窮人階級對20世紀70年代高通脹的不滿，借力打力，準備砸碎政府對金融和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

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富人自由攫取財富的權力，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樣的世界裏，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富人集團的「第二次革命」開始實施，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選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亞州州長卡特作為總統的候選人，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被安插在卡特身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內開始放鬆，後來的雷根總統更是將去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重心，老布希繼承雷根的衣缽再接再厲，克林頓的《金融現代化法案》一腳定乾坤，徹底將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業的核心地帶。後來的小布希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放言要把政府關進籠子，而奧巴馬同樣沒有辜負富人集團的厚望，貧富分化創下美國立國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

制度性貪婪開始突破一切限制，他們將政府從經濟各個領域中全面擊退了，公營部門私有化，金融監管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化，銀行規模巨型化，各行各業「去管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富人革了誰的命呢？顯然是政府和窮人的命。從1978年開始到2008年的40年間，富人占國民收入的份額逐步攀升，並再度達到1927年的水準，10%的富人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級富豪又一次獨享了10.4%的驚人份額！與此同時，國家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債規模直線飆升，地方政府瀕臨破產，而90%的窮人實際收入卻倒退到1970年。

2008年，0.1%的超級富人再度獨佔了10.4%的

國民收入，與1927年相當

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當10%的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50%之時，財富分裂的臨界點一旦突破，一場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同等規模的經濟危機再次降臨！就業復蘇同樣舉步維艱，貨幣寬鬆同樣效果極差，而2013年的貧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們拿走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減反增！

奧巴馬競選時對貧富不公的猛烈抨擊，曾經打動了無數美國選民之心，他反擊貧富分化的決心是如此堅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聞者無不為之動容，「貧富分化同樣扭曲了我們的民主，它給極少數富人通過代價高昂的遊說和無限制的政治獻金，提供了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它把我們的民主制度賣給了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它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懷疑華盛頓的政治機器被（富人）操縱來對付窮人，我們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12］

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臺上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實話，幹出來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馳！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奧巴馬真是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善哉斯言！

一個政府，無論它貼上什麼樣的制度標籤，採取何種改革措施，最終，貧富分化是逐漸好轉，還是日益惡化，這是判斷其性質的終極標準！

資產分化遠比收入分化更嚴重

貧富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更體現在資產擁有的巨大鴻溝。

一個年收入10萬的80後中產階級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買房，他就能晉身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還沒有買房，儘管他的收入在不斷提高，他也將喪失負擔房產的能力。房產就像一道財富的階級門檻，邁過去你會看到另一片世界，邁不過去你將永遠糾結。

在中國，房產是貧富差距的重要標誌之一；在美國，金融資產則是財富階層的等級壁壘。

當富人們在1976年發動財富分配革命時，首要突擊方向就是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發祥地芝加哥大學，本來就是洛克菲勒財團用貨幣武裝起來的思想大本營，貨幣主義的興起對富人攫取社會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被統治集團派去親自調教雷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開小灶」，貨幣魔法被神化為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藥。

超級富人們非常欣賞格林斯潘在1987年應付股災所採取的貨幣鐵腕，只要華爾街出現災難，美聯儲總是最先撲上去用印鈔票擺平一切麻煩。流動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戲，1987年股災只是牛刀小試。20世紀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時，美聯儲開始大規模救助銀行系統；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中，中央銀行甚至出手拯救對沖基金，次貸危機之後就更是包攬了金融系統的所有風險。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遠，在印錢救銀行的規模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蕭條起家，最令他扼腕長歎的就是美聯儲在1929年到1933年沒有印出足夠的鈔票去挽救銀行，如此貼心的思路怎不讓超級富人們頷首贊許。

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30多年的長期走低

在美聯儲的精心呵護之下，華爾街大佬們全然沒了風險，賺了歸自己，賠了算國家。同時，通貨膨脹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壓制了30年，長期利率走低成為世界共識，而資產價格暴漲則是理所當然。

在20世紀80年代僅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開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購和商業票據融資，然後反復擴大長期資產規模的「養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投行們竟坐擁上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規模膨脹了上百倍。對沖基金、貨幣基金、保險公司也紛紛參與30年來最豐盛的資產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這就是美國如吹氣球一般膨脹起來的債務規模。別人的債務就是金融體系的資產，國家債務、地方債務、公司債務、消費債務、按揭債務、學生債務、汽車債務、信用卡債務，都成了富人們的美味佳餚，利率不斷降低，債券就不斷升值，大菜變得更加開胃。有美聯儲守護著零利率，外加QE購債效果等同於負利率，資產升值更是令富人們眉開眼笑。

在1976年財富分配的轉捩點上，美國所有負債不過5萬億美元，這是自17世紀殖民地時期開始，直到1976年為止的350年間積累起來的總債務。而1976年之後不過35年，美國的總負債就膨脹了10倍以上！以1/10的時間，欠下10倍的負債，這真是百倍的速度！

在1976年之前的350年中，美國總共積累了

5萬億美元的債務，而2008—2009年

僅兩年內債務就增長了5萬億

金融危機之後，負債不是爬升，而是在飛漲！在2008年到2009年區區兩年間，美國新增的債務總額就達到了5萬億，趕上了350年所積累的全部負債！

負債是對現金流的壓迫，而國家和民眾的超高負債，是對國民收入的巨大壓迫，它改變了社會財富的流向。在美聯儲的強力保護之下，富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了窮人的財富。

在債務迅猛膨脹的一片繁榮之下，股票市場的資金高度充裕，公司擺脫了政府和工會的掣肘，大力削減了員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壓縮了人力成本，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稅差紅利，公司利潤獲得了驚人增長，30年股市的暴漲和源源不斷的股息分紅，使富人們的荷包更加膨脹。

在歷史上有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豪強大戶很少納稅，當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們不僅擁有壓倒性優勢的資產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資產與收入只承擔很低的稅負，這使得富人們的財富膨脹得更快，制定分配規則的權力更具支配性。

徵稅權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也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平衡的關鍵手段。稅負不公平，財富分配就會失衡，貧富分化就是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貪婪的重要標誌，就是稅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帝國與王朝盛衰興亡的轉捩點。

統治集團的貪婪墮落，不是會與不會的問題，而是快與慢的問題。社會制度如同一座建築，歷經風吹日曬，雨雪冰霜，它將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穩固並不斷維護的建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牆腳的建築則會加速坍塌。

當統治集團和富人們放縱自己的貪婪欲望，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肆意踐踏之時，國家稅收制度必然首先遭到破壞。在當今世界，富人們掌握著稅收制度的制定權和避稅奧秘。例如，資本利得稅明顯偏低，1978年，在超級富人發動「第二次革命」之前，資本利得稅為35%，1981年雷根時代降到了20%［13］，到2012年僅為15%。另外，遺產稅對超級富人形同虛設，房地產有各種稅收優惠，連按揭利息也在抵稅之列。除此之外，還有各種避稅天堂，當然只有富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堂」。

在五花八門的避稅手段中，超級富人們廣泛採用的就是基金會的「天堂」模式，他們頻頻「裸捐」全部身家或大部分資產，降低應稅收入。在基金會的章程裏，只需把家族後代列為具有一票否決的關鍵投票權，就可以高枕無憂地規避幾乎全部稅負，如遺產稅、贈與稅、資本利得稅。當然，基金會每年要拿出一部分錢資助科研、醫療、扶貧等慈善事業，但這些捐助比起累進收入所得稅簡直不值一提，而且這些資助，還能有效地替超級富人增加話語權。難怪美國人常說所謂的「非營利」（Non-Profit）的本質，就是「非納稅」（Non-Taxation）。

在基金會的玩法中，最早的拓荒者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華盛頓郵報》曾披露洛家經過兩代人經營，絕大部分家族資產已經轉入了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基金會，以及由此衍生出了下屬、分支、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從而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基金會網路體系。每個基金會的財務報告既無須審計，更不用公告，在社會輿論和政府監管的雷達中完全失去了蹤跡。

【正文】 第27節：
(www.mihua.net)
當尼爾森洛克菲勒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總統競選時，不得不披露財務狀況，他個人申報了3300萬美元，眾人當然不信，後來他承認身家2.18億美元，比原先高出6倍。這是金本位時代的2.18億美元，遠比21世紀的美元值錢太多倍。這一數字已經非常驚人，但不過是洛家「裸捐」了絕大部分資產之後的「零花錢」。擁有如此驚人的財富，但參議院卻發現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尼爾森竟然沒有繳納過一分錢的個人收入所得稅。

在世界的富豪榜上，人們肯定看不到洛克菲勒這樣紮眼的大家族。但在1975年洛家發動財富革命時，洛家財團打理自家基金會財富的專業團隊就有全職人員154人，頂級財務專家15名，管理著700億美元的資產，注意，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700億！《洛克菲勒報告》一書披露：20世紀70年代時，洛家名下的基金會多達200多個，間接或衍生出來的不下千家，洛家實際控制著大通曼哈頓銀行（摩根大通）、紐約國家城市銀行（花旗銀行）和漢華銀行，老本行標準系的石油公司更不必說。除此之外，還控制著美國100家最大工業公司中的37家，20家最大交通公司中的9家，最大供水、電力、燃氣公司的全部，4家最大保險公司中的3家，美國50家最大商業銀行之中25%的資產和最大50家保險公司中30%的資產［14］。

這一切還是在超級富人們發動財富革命之前！

如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攫取的份額是當年的5倍，而資產升值帶來的財富差距就更為懸殊，債券市場膨脹了10倍，股票資產膨脹了20倍，而當年完全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市場，現在已是數百萬億的龐然大物。超級富人們的特權更是達到玩弄法律、政要於股掌之間的程度。

豪強大戶富可敵國，但卻很少納稅，而美利堅帝國又必須維持龐大的開支，驚人的赤字、如山的國債、萎縮的福利、難以為繼的社保醫保，透支了90%的中下階級未來幾代的財富，他們承受著極度不合理的稅負壓力，而遭遇的卻是日漸減少的發展機會。在「美國夢」淡去的同時，失掉的是希望，滋生的是不滿，經濟痛苦正在向社會危機悄悄蔓延。

美國出現的財富分化的問題，也是世界主要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既是上一次金融海嘯的根源，也是下一輪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問題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正在加劇惡化。人們不知道下一輪危機何時爆發，但可以肯定它將不僅是一場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而且還將是一場貨幣危機和社會危機。

以史為鏡，可知現在的畸形。

世界經濟是在復蘇嗎？眼睛看見的只是海市蜃樓；金融市場更安全了嗎？內心感受到的卻是大斷裂之前的寂靜。

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

申論

關於權力，小布希總統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講，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師們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

小布希總統說得沒錯，美國的確將權力關進了籠子，但那不是代表選民利益的籠子，而是金錢和資本的籠子！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到底是國家控制資本，還是資本控制國家？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民主的實質更重要，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獲得合理的財富分配！失去了最終的結果，一切過程的意義也就蕩然無存。

克林頓和奧巴馬都算得上是平民子弟，他們通過個人努力最後實現了總統的夢想，這被許多人看成是「美國夢」的象徵。他們的故事的確很勵志，但是出身於平民的總統，能夠改變90%平民的命運嗎？克林頓廢除了保持60年金融穩定的《格拉斯—斯蒂爾法案》，結果釀成巨大的金融災難，他所出身的階層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害。奧巴馬誓言要遏制華爾街的貪婪，但他提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卻被華爾街篡改得面目全非，他決心與財富不公的現象鬥爭到底，結果在他的兩屆任內，貧富差距卻空前惡化。

平民總統必須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這與他們的出身和個人理想相矛盾，而他們最終只能服從超級富人們的意志。克林頓傷害了平民階層的利益，奧巴馬也沒有改變黑人的處境，假如未來美國選出了一位華裔總統，他對中國會更友好嗎？恐怕只會更糟，因為他要保持政治正確，而超級富人定義著什麼叫政治正確。將政府關進金錢與資本的籠子，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也是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政治正確，誰支持這一理念，誰就能在國際上贏得喝彩。

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財富分配制度之爭，全世界的超級富人們正在聯合起來，決心共同主宰99%的人類的命運。1%的貪婪欲望日益膨脹，99%的反抗也必然升級，2011年波及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拉開的僅僅是一個序幕。

從歷史上看，制度性貪婪一旦固化，將自發形成不可逆的財富兼併趨勢，以及隨之而來的稅負不均的日益惡化，進而導致財政稅收出現結構性的赤字，政府被迫大幅增稅，這將刺激民眾不滿情緒的爆發。如果增稅已達社會穩定的極限，而仍然不能滿足財政開支的需求，這時超發貨幣將不可避免。貨幣貶值點燃的通貨膨脹之火，又反過來加劇富人進行財富兼併的衝動，致使稅負不合理和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誘發新一輪的貨幣貶值，直到民眾無法忍受惡性通脹和嚴酷稅收的壓榨，起而反抗至改朝換代為止。

形象地說，制度性貪婪就像癌細胞，當擴張到臨界點，它將突破一切束縛和制約，無限地自我膨脹，瘋狂掠奪其他細胞的資源，直至重要器官衰竭和生命停止。

有人認為，貨幣貶值是財政赤字的結果，其實，財政赤字的根本誘因是富人佔有財富的半壁江山而鮮有納稅。因此，貨幣貶值的根源在於富人貪婪的制度化和財富兼併趨勢的不可逆。

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在歷史上早已反復出現，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之事。帝國盛衰，王朝沉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未來，其實就在歷史之中！

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財富分配制度之爭，全世界的超級富人們正在聯合起來，決心共同主宰99%的人類的命運。1%的貪婪欲望日益膨脹，99%的反抗也必然升級，2011年波及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拉開的僅僅是一個序幕。

從歷史上看，制度性貪婪一旦固化，將自發形成不可逆的財富兼併趨勢，以及隨之而來的稅負不均的日益惡化，進而導致財政稅收出現結構性的赤字，政府被迫大幅增稅，這將刺激民眾不滿情緒的爆發。如果增稅已達社會穩定的極限，而仍然不能滿足財政開支的需求，這時超發貨幣將不可避免。貨幣貶值點燃的通貨膨脹之火，又反過來加劇富人進行財富兼併的衝動，致使稅負不合理和財政赤字更加嚴重，誘發新一輪的貨幣貶值，直到民眾無法忍受惡性通脹和嚴酷稅收的壓榨，起而反抗至改朝換代為止。

形象地說，制度性貪婪就像癌細胞，當擴張到臨界點，它將突破一切束縛和制約，無限地自我膨脹，瘋狂掠奪其他細胞的資源，直至重要器官衰竭和生命停止。

有人認為，貨幣貶值是財政赤字的結果，其實，財政赤字的根本誘因是富人佔有財富的半壁江山而鮮有納稅。因此，貨幣貶值的根源在於富人貪婪的制度化和財富兼併趨勢的不可逆。

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在歷史上早已反復出現，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之事。帝國盛衰，王朝沉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未來，其實就在歷史之中！

abc003 wrote:
這篇文章不錯
房地產飆漲是扼殺台灣經濟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