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 wrote:
1.可用居住地2.人...(恕刪)
1.可用居住地
2.人口密集提升度
3.國防安全考量
4.族群融合
首選~~台東市!!!
竹科主要是製造業
而內科多半是媒體、軟體研發、生技研發以及辦公室
你總不好拿電視台的廣告收益去和製造業的產值比較吧
別的不提～內科裡頭還有好市多、家樂福以及特力屋等購物中心
這些購物中心的收入營運似乎也和製造業不能相提並論
但是我個人會想到遷都的主要原因，不過就是台北市已經開發的差不多了
而且就算政治中心不在台北，相信台北市的發展也不會停下多少
相對於建設幾乎是停滯的南投縣，嘉義縣等地，將政治中心設置在這些地方有助於都市的發展
而且以中興新村來說，他位置處在南投縣，正好是台灣的中心
而且四面皆有山，要設置戰略隱蔽性高的指揮所也是有很多場所
再加上南投未開發的腹地多，想要蓋新的建築物成本相對較低
接下來只要把烏日的台中高鐵站與台中市的台中火車站對中興新村的接駁做好
交通就會非常的發達～
別的不提，如果不想要中興新村，直接挑烏日也是個選擇，
首府可以緊臨著高鐵，而不遠處的台中可能就會變成衛星都市
而遷都的影響呢？
1.當地的餐飲業與不動產業會興盛起來
2.政府的大型工程會或多或少減低失業率
(雖然我個人並不清楚目前台灣的營造業是否沒有工作～不過以上的推論是來自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羅斯福蓋胡佛水壩這種大型工程以減低失業率的前例）
3.鄰近的台中市會成為首府周邊的衛星都市，烏日或是中興新村到台中這段路上可能會開始出現新商圈
還會有什麼其他影響嘛？
半瓶醋 wrote:
我挺好奇～
當年凍省之後～中興新村的那些省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業務轉移情況如何
現在應該那個地方已經不太有人在辦公了
話說回來～當年那些辦公人員就可以轉移，現在首都這些人就動都動不得？
省府人員大部份都沒有搬，
因為他們後來被編成行政院中部辦公室，
後來再把人員慢慢改編到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太老的人就獎勵他們提前退休這樣。
半瓶醋 wrote:
別的不提～內科裡頭還有好市多、家樂福以及特力屋等購物中心
這些購物中心的收入營運似乎也和製造業不能相提並論
大賣場區不算內科，建議你看一下下面這個圖：
紅框之內才算是內科範圍，
大賣場區不算，
大直大彎北段重劃區美麗華也不算。
半瓶醋 wrote:
台灣從鄭成功到現在，首府從台南到台北
當時日本把總督府放在台北的原因，也不過就是離基隆和淡水河近
把軍隊送進來容易，而且四面環山易守難攻
以及當地比較沒有南部大戶的壓力，可以互相制衡
以台北為首府的關鍵是劉銘傳與劉璈的二劉之爭，
而且北部有茶葉樟腦出口，
當時已經遠比南部繁華，
之後日本人也只是因循劉銘傳而已。
而且清末日治初期，北部的大戶更有錢，
尤其是板橋林家，名列清朝三大首富，
財產是台北當時第二有錢人林春生的大約100倍。
日治初期估算，林維源在台灣財產大約有1.1億日元，
長老教會信徒的大買辦林春生是第二名，大約有120萬日元。
有興趣可以查林滿紅的成名作：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
國都遷建
壹、前言
遷都之概念最早由呂副總統所提出 ，國都之選訂與遷建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複雜層面與意涵，因為這關係到所有民眾對於國都意涵之認同，因此國都遷建當然也牽動前述複雜的因素。或台灣一旦有遷都議題之形成或規劃，可能造成前述政治與經濟（財政）等衝擊，也可能立即引發政治（對立）、經濟（資源分配）、行政（組織）、社會（認同）、歷史（定位）等討論或爭議，因此不能不針對前述因素預作準備或進行討論，或進行相關配套措施的研究與設計。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同朝代會在不同城市定都，但遷都還是比較少見，有些遷都甚至與戰爭或敵國威脅有關。
一、成效
什麼是國都遷建成效？國都遷建要有成效，首先要能滿足不同的政治利益，特別在政黨角力嚴重之時，若未顧及到政治利益的平衡量，國都遷建不可能成功，因此必須顧及利益團體的滿意度；第二，由於經濟是台灣的命脈，遷都相關政策的形成與思考，同時應該重視經濟效率與公平之達成；第三，國都遷建牽涉複雜的政府組織間關係，包括垂直與水平溝通協調聯繫的關係，因此行政效率與行政人員的感受度必須顧及；第四，由於國都遷建是國家大事，一定會引起廣泛的社會討論，因此不能不滿足社會民眾的需求，或應對社會需求有所回應；第五，歷史文化其實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核心價值與思想，換句話說，願景不能脫離歷史文化的根。因此，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歷史文化成為衡量國都遷建成效的五個考量層面，下文並將以這五個層面進行國都遷建與國都遷建成效之分析。
伍、國都遷建之分析
國都遷建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建立遷都的願景，讓這願景成為大家希望追求的夢想，透過遷都的完成，實現大家的夢想。首先，當然是領導者要先能建立願景，而這裏所謂的領導者當然包括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的領導者；或者，光是政治領導者建立不被其它層面認同的願景，不可能形成具有共識或大家認同的願景。而且既然是願景，應該是長遠的規劃，至少為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規劃。合理的說，所發展出的願景應該是跨政黨、政府組織、族群、宗教、領域。
國都遷建之分析首先涉及政治議題，因為必須歷經政治的考驗，因此政治分析不能免除；一旦形成遷都的共識，將歷經政策的形成、規劃、執行與評估等程序，政策分析必須顧慮，而因政策分析經常使用經濟取向之成本效益分析，因此政策分析亦應同時思考經濟分析；行政效率經常係重要的衡量指標，因此行政分析亦屬必要；社會的觀感係國都遷建成功與否的重要基礎，因此社會分析必須重視；國都遷建亦因牽涉歷史文化傳承，因此歷史文化觀點必須納入。國都遷建議題龐大，分成五個取向分析使得國都遷建議題亦形擴大，但為顧及論文之深度與廣度，因此分從五個層面進行分析。下文即分就政治、政策、行政、社會、文化等取向進行分析。
一、國都遷建的政治分析
關於國都遷建的政治分析，國都遷建從議題形成、成為法案、進入立法議程，乃至於在執行階段，都勢必要透過政黨協商。或因國都遷建必須經過行政程序，因此難免會有政治介入或受政治（利益團體）因素所左右。從過去政黨協商的狀況顯示，可能出現協商破裂、議題交換、議題杯葛等情形，可能出現許多難以預期的現象。在這方面，Moe(1990)提供很好的思考觀點，他認為官僚組織其實許多政治利益妥協的結果，政府組織在總統、國會議員、利益團體（含組織內部與組織外部的利益團體）交互影響下，形成具有政治不確定的官僚組織。由於國都遷建牽涉龐大的預算編列（投資），決策過程勢必引來諸多討論，讓國都遷建變成泛政治化的議題。從是否遷都、政策選擇、遷都地區、遷都地點選定、遷都方法、建築選擇、組織安排等，無不可能充滿政治角力或協商，其結果可能與早先的設計或想法有所出入。
換言之，國都遷建必須考量國內的政治生態或意識型態的問題，例如，如果考慮遷都高雄，由於高雄被視為泛綠大票倉，那麼泛藍的國會議員便可能極力反對。那麼遷都中部是否好些？可能未必，因為如果遷都台中或中部地區，可能會因現任縣市首長係泛藍或泛綠的考量，會被視為是任內的政績。而且目前立法委員三年一任（未來改為四年一任），總統與縣市首長都是四年一任（且僅能連選一任）。換句話說，在政治任期的考量下，所謂的國都遷建可能呈現不同的風貌。或者，有可能出現本屆與下屆政治人物不同政治觀點的情形（不論是否係同一政黨都可能發生觀點不同），導致遷都設計與作業規定的改變。不過，若其它因素不變，而且已存在遷都共識，台中與高雄相較，台中的政治性爭議可能較小。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遷都難免讓人聯想到，其政治意義是，希望讓台灣真正成為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若然，在政治上難免會被解讀為遷都具有台灣獨立的政治意涵，一旦如此，可能又增加遷都的困難性。接下來的問題是，透過政治分析，不同的國都遷建模式可能出現什麼樣的變化？由於實質整體的遷都方式改變幅度大，投入或改變的資源也多，出現的政治不確定性可能較高，風險亦可能較高。相較之下，其它三種模式由於改變幅度較小，政治不確定性相對於是較低。只是，若希望政治爭議愈小愈好，亦可能不切實際，或國都遷建到最後可能因為推動之政治意志力不強而中止。重點在於，國都遷建不能也不應只從政治角度進行分析，即便是政治人物在推動國都遷建，也要有其它層面的考量，例如經濟（資源）分配、行政效率、社會需求以及歷史文化傳承等因素。
二、國都遷建的經濟分析
由於民生問題首重經濟，或經濟係台灣生存的命脈，因此國都遷建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長期以來由於台灣整個發展重北部輕中南部，資源分配嚴重不均，除了造成都市人口膨脹，也導致鄉村人口嚴重流失，例如造成台北縣市總人口就佔全台灣的四分之一強。簡單的思考問題是，國都遷建是否有助提振經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國都不該遷建；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麼國都應該遷建。當然，國都遷建是否有助提振經濟，還必須作詳細評估，例如我們經常喜歡以股市、出超金額、物價指數、投資成長等，作經濟成長的指標。因此，簡單的思考問題是，國都遷建是否可以增加投資誘因？或許可以解釋的是，因為國都遷建需要投資龐大的建築工程，因此，國都遷建至少可以刺激國內建築業的景氣。至於國都遷建是否創造更多外商投資的誘因，可能還要設計相關配套措施。
關於經濟資源分配方面，值得探討的議題是，國都遷建是否有助資源分配更為平均或公平？可能有人會認為，國都遷往中南部，可以平衡長久以來資源不平均分配的現象，讓中南部有均等的機會發展或促進經濟繁榮。因此，國都遷建有助經濟資源公平分配。不過，這問題的根源又在於，是否國都遷建與經濟發展有關？關於政治影響經濟是肯定的，例如兩岸的政治決策就會影響兩岸商貿的往來。至於是否因為遷都，可以為遷建地區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投資意願、更公平的資源分配，可能要視其與政府部門之相關性而論。例如，如果企業依賴政府（工程）發包有很高的關連性，那麼該企業可能會跟著政府遷建；反之則不一定隨政府遷建，例如紐約為國際金融中心，許多金融機構並不因政治中心在華府而明顯整體遷移。不過，以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今天，是否會導致整個企業隨著政府遷建，作者持保留的態度；或許，以企業分部的方式而非將企業總部隨政府遷設，對企業的衝擊或成本可能較小。
或者，是否國都遷建有助增進「柏拉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s)，讓資源運用更有效率(Stiglitz, 1988: 82-83)，可以同時兼顧（改善）公平與經濟效率？關於這個問題，作者認為必須視所選訂的遷都地點，以及如何設計相關配套措施而定，而且短程與長期之思考也可能有所不同（短期可能利空、長期可能利多）。前文在經濟效率已有論述，至於公平方面，很多人認為遷都中南部，有助資源分配的平衡考量。但作者認為公平還應有其它解釋，例如國都遷建是否造成資源分配到少數利益團體，以及遷都是否有助改善貧富差距，都非常值得探討。而由於目前尚未有具體國都遷建規劃，因此尚難作具體評估。
那麼，什麼樣的遷都模式有助經濟效率的提升？這可以必須針對各項經濟指標作探討，或者，也可以從不同的經濟產業作思考。例如可以分別針對中小企業、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產業、無煙工業（旅遊業）、國際貿易等進行研究，探討什麼樣的國都遷建模式，比較能夠降低或消除前述產業關於經濟、政治或其它溝通與行政上的障礙等。研究結果可能與國都遷建有關，也可能無關；或可能遷都到某些地區，對某些產業有正相關，對某些產業無關的情形。或者，以目前相關資訊仍缺乏的情形，尚難評估遷都模式與經濟效率有什麼樣的正相關或負相關的結論。另一方面，國都遷建之經濟分析，亦可就成本效益進行探討，特別因為遷都必須使用龐大預算，這部分可另作議題深入論述，至可確定的是，預算編列過程一定會有政治力的介入。
三、國都遷建的行政分析
國都遷建牽涉到整體組織的變革，因此可以從組織變革的角度進行思考。例如作者在組織行為書中所述，為發揮國都遷建的成效（或稱組織績效），除了檢測環境需求，並建立組織成員共同認可與共享的願景，也要注意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獎勵制度、工作價值態度與行為之調整，否則難竟其功（楊永年，2005: 393-435；楊永年，1997）。例如，在北部的內政部與遷都中南部後的內政部，即便部長與屬員均相同，但其面對或接觸的環境（與他單位互動或合作的模式）已經改變，組織文化、組織結構與功能、獎勵系統等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如果在這過程中，沒有進行適切的計畫性變革，可能難以提升組織成員的工作表現。
在組織環境方面，遷都後的政府面對不同的環境，組織間關係必須重建，包括中央政府組織間，以及不同層面政府組織間，以及政府與其它營利與非營利組織關係等，都必須跟著重新建構網絡關係。也由於不同地區文化的差異，可能導致搬遷後政府組織文化的改變，必須預作準備。而也因為環境變遷，帶動組織內部結構與功能的變化。例如遷都過程，可能造成組織環境（工作業務）由複雜變單純，原因在於相關業務不一定能立即隨著遷都作調整；或也可能因為遷都後，處理相關業務的時間，特別是溝通連繫的時間會變長，而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影響組織結構與分工模式。
就激勵或工作滿足感因素分析，如果遷都到中南部，由於涉及組織成員家庭必須隨之搬遷，如前文所述，其遷都的意願可能不高（或工作滿足感可能因此降低）。因此，可能很多政府官員會想辦法不動，或阻止國都遷建。或者，除非建立公務員足夠的遷都誘因，或遷都規劃以三十年或五十年進行長程規劃（因為三十年約係公務員的公務生涯年限），否則難以降低公務員工作滿足感降低的衝擊。再者，由於遷都前後環境的差異，可能帶來公務人員價值喜好的不同，例如，若所遷都的地區擁有好山好水，或接近大自然的成本很低，可能帶動公務員接近大自然的生活價值與工作態度。簡言之，為提升國都遷建成效，工作或生活誘因的設計往往是遷都成效的關鍵因子。
四、國都遷建的社會分析
國都遷建的社會分析可以從兩個層面思考，第一，可以就系統理論的概念進行分析(Katz & Kahn, 1966)，因為國都（或國都遷建）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環；第二，可以就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層面進行分析，因為國都遷建是社會制度演化的結果，而且國都遷建也將導致社會制度的變革。首先，由於組織是開放系統，或國都遷建不可能自外於組織環境。外部的政治環境已於前文論述，但著重政治對遷都的影響，本部分則考量環境與遷都兩者之互動因素。換言之，我們可以把整個國都遷建視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系統（或遷都）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因素，不一定是由上而下的強力規劃，可以自然的讓各院、部會、局署等作適當規劃。
因此，值得探討的是，那一種遷都模式，比較適合社會的需求？就系統理論的概念分析，組織與環境會自動產生平衡。或者，放任社會自由討論，可以自然產生平衡或適當的遷都模式，這亦有如Hannan與Freeman(1977)所提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觀點。如果有一天首都的環境真的過於擁擠、不適合作為首都，遷都議題自然會產生（當然，這可配合資訊或認知的改造）；或者，一旦遷都時機成熟，適當的遷都模式會自然產生。而這其實牽涉到一個重要因素是，到底社會有無遷都之需求存在，媒體、非營利組織、一般民眾等，是否都感受到遷都之必要性，或對遷都是否有強烈需求，也是影響遷都的關鍵因素。由於目前尚未形成議題，遷都是否有社會需求，尚難評估。
其次，就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進行思考，North(1990)提出非正式規範(information constraints)、正式規範(formal constraints)與執行(enforcement)等為制度變遷的重要內涵。因為國都遷建必須立法，立法前要先有共識（朝野兩黨可能會有激烈的攻防），立法後對於法令解釋也還要進行調整或討論（也可能有利益團體介入），甚至於在執行時，也可能發生很多難以預期的狀況。遠古時代沒有法律規章，只有文化或非正式規範的存在，然而因為遠古時代屬於較為封閉型社會，這種非正式規範的約束往往相當的強。因此從歷史演化的觀點分析，制度的形成先得靠非正式規範的存在，所以若要能順利遷都，存在願景或具有共識，是立法的先決條件。
法律、規章或所有以書面存在的規定，都可以算是正式規範。雖然正式法令具有規範性，但若正式法令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缺乏罰則或則罰則太輕，違反的人可能很多；屆時可能要另訂法令進行規範，或可能要發展其它非正式規範，例如由資深或有名望的領導者登高一呼，才能形成約束的力量。換句話說，正式規範與非正式規範之間，存在相互影響或難以分割的內涵。遷都的過程由於牽涉龐大的遷都工程，因此具有爭議性，而以建構正式法令方式進行約束，成為國都遷建必須經歷的過程。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規範，最後都必須在執行發揮應有的約束功能，特別是國都遷建執行過程，有些部分（業務）可能要透過委外方式。加以立法部門也可能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更多的遷建資訊，執行部門對於委外單位，以及立法部門對於執行部分，都存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或監督的問題，形成另一個爭議的焦點。
那麼再回到本論文根本的問題，就社會層面進行分析，什麼樣的遷都模式比較接近整個社會脈動，具有較高的可行性，或有較佳的國都遷建成效？合理的說法是，如果願景建立與運作得宜，任何模式都可以很好。只不過，若國都遷建的願景由政治人物推出，極可能因為成為政治議題，反而容易招來為反對而反對的勢力。因此，若由第三者，例如由民間或非營利組織進行推動，形成議題，讓整個願景的形成與推動感覺是由下而上建立，可以降低政治的爭議性，或提高國都遷設之可行性。這亦如North(1990)所提有關制度的發展模式，先從非正式的規範進行發展，形成共識之後再變成正式化的法案由立法部門審議，可以避免來自政治與社會的衝擊，唯目前似乎仍未形成非正式的遷都共識。
五、國都遷建的歷史文化分析
由於首都具有文化表徵的意義存在，也就是說國都遷建涉及歷史文化的傳承，因此也不能不從歷史文化的觀點進行分析。雖然理論上，歷史與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歷史強調朝代或年代所代表的意涵；文化重視的則是價值與信仰的意義，或者文化可說是凝聚共識的國家根本。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探討在台灣的歷史文化洪流中，國都遷建代表什樣的歷史文化意義？這又可分兩方面討論，第一是對舊首都而言，可能會被解讀為是在否定過去的歷史、在拋去文化包袱、在放棄舊的價值認同；第二是對新首都而言，可能被解讀為在重新創造歷史、在建立新的文化表徵、在創造新的價值認同。因此，除非國都遷建能夠找到台灣歷史文化的精神，而且這精神能代表台灣，又能說服多數台灣人，才可能順利推動國都遷建，或者，才可能提升國都遷建的成效。
由於國都遷建等同政府再造（改造），不同點在於，國都遷建是中央政府組織的搬遷，政府再造一般則指政府組織內部的結構與文化改造。不過，兩者因為都是屬於計畫性變革，兩者對政府組織結構與文化都會產生衝擊或變化，因此概念上可以視為都是在進行政府改造。重點在於，國都遷建如果找不出大家共同認可的歷史文化精神（或其實也可稱之為願景），遷都不容易成功。關於這方面，日本政府在2000年所進行的組織改造經驗值得參考，日本中央省廳（中央政府之意）從二十二省廳（部會）精簡為十二省廳（部會）。
在日本的省廳改造計畫書中，特別將坂本竜馬個人照片成為日本省廳改造海報的宣傳人物 。因為坂本竜馬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關鍵人物，將日本帶上富強之路。在這方面，日本人都非常感念他對國家的貢獻，因此將他的照片放在日本省廳改造白皮書上，具有凝聚共識的力量。對於變革過程中所產生個人的權力喪失，就不會有太多的反對聲音。關於台灣的國都遷建議題，如果我們也能找到在台灣歷史文化的代表人物，應該也能產生凝聚共識的力量，有助國都遷建，只是作者目前尚未想到這樣的代表人物。
關於台灣首府之訂定（在此不稱首都之原因在於，台灣的過往歷史均係被統治或係殖民地，因此僅能以首府不適合以首都稱之），根據劉曜華(2005)所整理的資料顯示，在以往台灣歷史中，台南市、台中市、台北市都曾為台灣的行政中心或統治中心。台南曾為荷蘭、明朝鄭成功、清朝等之統治中心，期間約264年(1624-1887)；台中曾被清朝劉銘傳選為首府，但僅歷時5年(1887-1891)；台北市則歷經清末、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行政中心，歷時約141年(1891迄今)。顯然，從前述資料顯示，不論台北、台中或台南，在整部台灣史上，都未曾被視為「國都」，頂多如前文所述，這些城市只能當行政中心或統治中心。當然，如果視國民黨撤退台灣後在台北設置「統治中心」為主權獨立的作法，未嘗不可將之視為國都，只是因為統獨爭議未解，台北市在國際上一直末被正名為「國都」。
再回到本論文的問題，從歷史文化觀點，該不該遷都？若該，應遷到何處？顯然，從前文所述，如果台灣要展現不同的面貌，遷離台北是很好的選擇。那麼遷到何處較好呢？如果遷到台南，其歷史文化意義和留在台北差異不大，因為台南曾經是荷蘭、明朝、清朝的統治中心。那麼台中似乎是比較好的選擇，而南投因為也是台灣的中心點，又曾有省府之基礎，因此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當然，前述比較，似乎遺漏了新竹、苗栗、嘉義、高雄或其它更多的縣市。也就是說，台中與南投可以成為遷都的城市，為什麼其它縣市就不可以？因此，如果沒有具說服力的理由（歷史文化的觀點）說明這些縣市未被雀屏中選的原因，可能還是有很大的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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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關國都遷建，問題既多且廣，本論文應該只在作概念的初探與建構。在國都遷建模式上，作者認為可以從實質整體、實質部分、虛擬整體、虛擬部分等四個模式進行思考。而在國都遷建是否能達到應有的目標（或成效），作者則分從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歷史文化等不同層面，進行深入之分析。而就目前所得之國都遷建模式之推論，政治上應會有爭議存在；至於是否能達到經濟效率與資源分配更為公平，則須進一步研究；而就行政組織的角度分析，關於公務員滿意度，除非創造其它誘因，否則將會是負面的結果；就社會層面分析，遷都成效目前亦難具體論斷，不過若能先從非正式規範推動遷都，阻力可能較小；在歷史文化方面，可能台灣歷史並不長，加以過去荷蘭、明清統治、日本殖民，使得難以在台灣歷史找到台灣全民共有的文化精神標竿。
重點在於，本論文的貢獻在於，提供國都遷建規劃可能存在的問題、盲點與思考方向；至於比較具體的研究、分析與規劃，則留下後續研究者努力。另一方面，本論文其實也存在一些研究上的限制，由於國都遷建在國內尚未形成重要議題，所能蒐集到的相關資料相當有限；再者，論文從五個層面進行分析，每個層面都可以再深入分析四個國都遷建模式，甚至據此發展出訪談問題或問卷設計內容，唯本論因為經費、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未作問卷與訪談之實證調查，這是後續可以再作的研究。
關於遷都
高雄
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遷都在一區四市與台灣自治區憲法公投過關
取得合法性地位後
才 正式浮上檯面,成為下一階段政改的重要規劃.
首先,遷都目的為何?
有從國防安全做考量的,有從城市規劃做考量的,有從經濟面做考量 的.更有從風水面做考量的.都有其風格與優點在.
台灣應從何處做考量?
台灣按筆者規劃,為世界的燈塔之國,燈塔者俱經濟與文化各種考量 於一身.於是,交通便利,腹地廣大,科技力量雄厚等經濟優勢,成 為第一要件.
台灣的各大城市中,高雄有國際海空港,土地面積為台北的兩倍.又 有一高,國道三號,台一線,台十七線,市內道路規劃完善.若再加 上與屏東縣市,高雄縣,台南縣市合併成大台南直轄市,則各大工業 區加上台南科學園區,經濟上的條件遠優於其他直轄市.
文化上略遜於其他縣市,但北中部移居可輕易解決.
台北與北縣,基宜桃竹苗合併成大台北直轄市,仍沒有高雄港的優勢 .況台北是一規劃為幾十萬人口的盆地,擠進兩百萬人口,生活空間 狹窄,不俱備現代化花園城市的規劃,人口外移至桃園或南部,是趨 勢所在.當然,隨中央級機關遷至高雄,是順勢而為的外移計劃之一 .
遷都大台南直轄市的高雄市,是燈塔之國:台灣的未來重大國策之一
遷都隸屬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從屬關係問題,一般歸類為主權政策.但台灣的中華民國依憲法為一單一國體制,並把這問題歸類在行政區域劃分項目中.權責在中央級的行政與立法兩部門中.
但台灣的問題是體制不合時宜,明明是國旗國號領土之變更,已由國大修憲案通過公民複決法,單一國體制已名存實亡,而變成朝野平權制,卻又把遷都,縣市合併等問題歸類在行政區域劃分法中.雖然新修定的地制法為中央與地方皆可提案提供了法源依據.但根本問題還在領土主權屬主權政策,需透過比憲法位階更高的公投法,才俱備合法性.
一旦有提出國旗國號領土變更案公投通過者,則憲法中的地制法與行政院內政部中的行政區域劃分法,便與之相衝突而失效.
法令面臨相衝突而失效,是極為嚴重的憲政危機,這是應首先解決的憲政問題.
筆者提議的一區四市與統一憲法(台灣自治區憲法),並透過公投通過,是徹底解決此一問題的靈丹妙藥.
本文遷都高雄的提案,也是在一區四市通過後的進一步延伸法案.
我們看到在20世紀大部分都是經濟實力和建設相對比較弱的國家,像是緬甸, 尼日, 哈薩克, 巴基斯坦, 唯一例外的是德國, 德國算是所有20世紀遷都國家裡面, 唯一經濟實力比較強的, 但是它的原因是兩德統一, 所以西德放棄原來在Bonn的首都, 把行政中心遷移到柏林, 因為統一而遷都, 有人期待用這個原因遷都嗎?
Youfown wrote:
為何一定要強制均衡發...(恕刪)
壹、前言
遷都之概念最早由呂副總統所提出 ，國都之選訂與遷建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複雜層面與意涵，因為這關係到所有民眾對於國都意涵之認同，因此國都遷建當然也牽動前述複雜的因素。或台灣一旦有遷都議題之形成或規劃，可能造成前述政治與經濟（財政）等衝擊，也可能立即引發政治（對立）、經濟（資源分配）、行政（組織）、社會（認同）、歷史（定位）等討論或爭議，因此不能不針對前述因素預作準備或進行討論，或進行相關配套措施的研究與設計。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同朝代會在不同城市定都，但遷都還是比較少見，有些遷都甚至與戰爭或敵國威脅有關。
一、成效
什麼是國都遷建成效？國都遷建要有成效，首先要能滿足不同的政治利益，特別在政黨角力嚴重之時，若未顧及到政治利益的平衡量，國都遷建不可能成功，因此必須顧及利益團體的滿意度；第二，由於經濟是台灣的命脈，遷都相關政策的形成與思考，同時應該重視經濟效率與公平之達成；第三，國都遷建牽涉複雜的政府組織間關係，包括垂直與水平溝通協調聯繫的關係，因此行政效率與行政人員的感受度必須顧及；第四，由於國都遷建是國家大事，一定會引起廣泛的社會討論，因此不能不滿足社會民眾的需求，或應對社會需求有所回應；第五，歷史文化其實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核心價值與思想，換句話說，願景不能脫離歷史文化的根。因此，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歷史文化成為衡量國都遷建成效的五個考量層面，下文並將以這五個層面進行國都遷建與國都遷建成效之分析。
伍、國都遷建之分析
國都遷建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建立遷都的願景，讓這願景成為大家希望追求的夢想，透過遷都的完成，實現大家的夢想。首先，當然是領導者要先能建立願景，而這裏所謂的領導者當然包括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的領導者；或者，光是政治領導者建立不被其它層面認同的願景，不可能形成具有共識或大家認同的願景。而且既然是願景，應該是長遠的規劃，至少為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規劃。合理的說，所發展出的願景應該是跨政黨、政府組織、族群、宗教、領域。
國都遷建之分析首先涉及政治議題，因為必須歷經政治的考驗，因此政治分析不能免除；一旦形成遷都的共識，將歷經政策的形成、規劃、執行與評估等程序，政策分析必須顧慮，而因政策分析經常使用經濟取向之成本效益分析，因此政策分析亦應同時思考經濟分析；行政效率經常係重要的衡量指標，因此行政分析亦屬必要；社會的觀感係國都遷建成功與否的重要基礎，因此社會分析必須重視；國都遷建亦因牽涉歷史文化傳承，因此歷史文化觀點必須納入。國都遷建議題龐大，分成五個取向分析使得國都遷建議題亦形擴大，但為顧及論文之深度與廣度，因此分從五個層面進行分析。下文即分就政治、政策、行政、社會、文化等取向進行分析。
一、國都遷建的政治分析
關於國都遷建的政治分析，國都遷建從議題形成、成為法案、進入立法議程，乃至於在執行階段，都勢必要透過政黨協商。或因國都遷建必須經過行政程序，因此難免會有政治介入或受政治（利益團體）因素所左右。從過去政黨協商的狀況顯示，可能出現協商破裂、議題交換、議題杯葛等情形，可能出現許多難以預期的現象。在這方面，Moe(1990)提供很好的思考觀點，他認為官僚組織其實許多政治利益妥協的結果，政府組織在總統、國會議員、利益團體（含組織內部與組織外部的利益團體）交互影響下，形成具有政治不確定的官僚組織。由於國都遷建牽涉龐大的預算編列（投資），決策過程勢必引來諸多討論，讓國都遷建變成泛政治化的議題。從是否遷都、政策選擇、遷都地區、遷都地點選定、遷都方法、建築選擇、組織安排等，無不可能充滿政治角力或協商，其結果可能與早先的設計或想法有所出入。
換言之，國都遷建必須考量國內的政治生態或意識型態的問題，例如，如果考慮遷都高雄，由於高雄被視為泛綠大票倉，那麼泛藍的國會議員便可能極力反對。那麼遷都中部是否好些？可能未必，因為如果遷都台中或中部地區，可能會因現任縣市首長係泛藍或泛綠的考量，會被視為是任內的政績。而且目前立法委員三年一任（未來改為四年一任），總統與縣市首長都是四年一任（且僅能連選一任）。換句話說，在政治任期的考量下，所謂的國都遷建可能呈現不同的風貌。或者，有可能出現本屆與下屆政治人物不同政治觀點的情形（不論是否係同一政黨都可能發生觀點不同），導致遷都設計與作業規定的改變。不過，若其它因素不變，而且已存在遷都共識，台中與高雄相較，台中的政治性爭議可能較小。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遷都難免讓人聯想到，其政治意義是，希望讓台灣真正成為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若然，在政治上難免會被解讀為遷都具有台灣獨立的政治意涵，一旦如此，可能又增加遷都的困難性。接下來的問題是，透過政治分析，不同的國都遷建模式可能出現什麼樣的變化？由於實質整體的遷都方式改變幅度大，投入或改變的資源也多，出現的政治不確定性可能較高，風險亦可能較高。相較之下，其它三種模式由於改變幅度較小，政治不確定性相對於是較低。只是，若希望政治爭議愈小愈好，亦可能不切實際，或國都遷建到最後可能因為推動之政治意志力不強而中止。重點在於，國都遷建不能也不應只從政治角度進行分析，即便是政治人物在推動國都遷建，也要有其它層面的考量，例如經濟（資源）分配、行政效率、社會需求以及歷史文化傳承等因素。
二、國都遷建的經濟分析
由於民生問題首重經濟，或經濟係台灣生存的命脈，因此國都遷建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長期以來由於台灣整個發展重北部輕中南部，資源分配嚴重不均，除了造成都市人口膨脹，也導致鄉村人口嚴重流失，例如造成台北縣市總人口就佔全台灣的四分之一強。簡單的思考問題是，國都遷建是否有助提振經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國都不該遷建；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麼國都應該遷建。當然，國都遷建是否有助提振經濟，還必須作詳細評估，例如我們經常喜歡以股市、出超金額、物價指數、投資成長等，作經濟成長的指標。因此，簡單的思考問題是，國都遷建是否可以增加投資誘因？或許可以解釋的是，因為國都遷建需要投資龐大的建築工程，因此，國都遷建至少可以刺激國內建築業的景氣。至於國都遷建是否創造更多外商投資的誘因，可能還要設計相關配套措施。
關於經濟資源分配方面，值得探討的議題是，國都遷建是否有助資源分配更為平均或公平？可能有人會認為，國都遷往中南部，可以平衡長久以來資源不平均分配的現象，讓中南部有均等的機會發展或促進經濟繁榮。因此，國都遷建有助經濟資源公平分配。不過，這問題的根源又在於，是否國都遷建與經濟發展有關？關於政治影響經濟是肯定的，例如兩岸的政治決策就會影響兩岸商貿的往來。至於是否因為遷都，可以為遷建地區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投資意願、更公平的資源分配，可能要視其與政府部門之相關性而論。例如，如果企業依賴政府（工程）發包有很高的關連性，那麼該企業可能會跟著政府遷建；反之則不一定隨政府遷建，例如紐約為國際金融中心，許多金融機構並不因政治中心在華府而明顯整體遷移。不過，以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今天，是否會導致整個企業隨著政府遷建，作者持保留的態度；或許，以企業分部的方式而非將企業總部隨政府遷設，對企業的衝擊或成本可能較小。
或者，是否國都遷建有助增進「柏拉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s)，讓資源運用更有效率(Stiglitz, 1988: 82-83)，可以同時兼顧（改善）公平與經濟效率？關於這個問題，作者認為必須視所選訂的遷都地點，以及如何設計相關配套措施而定，而且短程與長期之思考也可能有所不同（短期可能利空、長期可能利多）。前文在經濟效率已有論述，至於公平方面，很多人認為遷都中南部，有助資源分配的平衡考量。但作者認為公平還應有其它解釋，例如國都遷建是否造成資源分配到少數利益團體，以及遷都是否有助改善貧富差距，都非常值得探討。而由於目前尚未有具體國都遷建規劃，因此尚難作具體評估。
那麼，什麼樣的遷都模式有助經濟效率的提升？這可以必須針對各項經濟指標作探討，或者，也可以從不同的經濟產業作思考。例如可以分別針對中小企業、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產業、無煙工業（旅遊業）、國際貿易等進行研究，探討什麼樣的國都遷建模式，比較能夠降低或消除前述產業關於經濟、政治或其它溝通與行政上的障礙等。研究結果可能與國都遷建有關，也可能無關；或可能遷都到某些地區，對某些產業有正相關，對某些產業無關的情形。或者，以目前相關資訊仍缺乏的情形，尚難評估遷都模式與經濟效率有什麼樣的正相關或負相關的結論。另一方面，國都遷建之經濟分析，亦可就成本效益進行探討，特別因為遷都必須使用龐大預算，這部分可另作議題深入論述，至可確定的是，預算編列過程一定會有政治力的介入。
三、國都遷建的行政分析
國都遷建牽涉到整體組織的變革，因此可以從組織變革的角度進行思考。例如作者在組織行為書中所述，為發揮國都遷建的成效（或稱組織績效），除了檢測環境需求，並建立組織成員共同認可與共享的願景，也要注意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獎勵制度、工作價值態度與行為之調整，否則難竟其功（楊永年，2005: 393-435；楊永年，1997）。例如，在北部的內政部與遷都中南部後的內政部，即便部長與屬員均相同，但其面對或接觸的環境（與他單位互動或合作的模式）已經改變，組織文化、組織結構與功能、獎勵系統等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如果在這過程中，沒有進行適切的計畫性變革，可能難以提升組織成員的工作表現。
在組織環境方面，遷都後的政府面對不同的環境，組織間關係必須重建，包括中央政府組織間，以及不同層面政府組織間，以及政府與其它營利與非營利組織關係等，都必須跟著重新建構網絡關係。也由於不同地區文化的差異，可能導致搬遷後政府組織文化的改變，必須預作準備。而也因為環境變遷，帶動組織內部結構與功能的變化。例如遷都過程，可能造成組織環境（工作業務）由複雜變單純，原因在於相關業務不一定能立即隨著遷都作調整；或也可能因為遷都後，處理相關業務的時間，特別是溝通連繫的時間會變長，而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影響組織結構與分工模式。
就激勵或工作滿足感因素分析，如果遷都到中南部，由於涉及組織成員家庭必須隨之搬遷，如前文所述，其遷都的意願可能不高（或工作滿足感可能因此降低）。因此，可能很多政府官員會想辦法不動，或阻止國都遷建。或者，除非建立公務員足夠的遷都誘因，或遷都規劃以三十年或五十年進行長程規劃（因為三十年約係公務員的公務生涯年限），否則難以降低公務員工作滿足感降低的衝擊。再者，由於遷都前後環境的差異，可能帶來公務人員價值喜好的不同，例如，若所遷都的地區擁有好山好水，或接近大自然的成本很低，可能帶動公務員接近大自然的生活價值與工作態度。簡言之，為提升國都遷建成效，工作或生活誘因的設計往往是遷都成效的關鍵因子。
四、國都遷建的社會分析
國都遷建的社會分析可以從兩個層面思考，第一，可以就系統理論的概念進行分析(Katz & Kahn, 1966)，因為國都（或國都遷建）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環；第二，可以就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層面進行分析，因為國都遷建是社會制度演化的結果，而且國都遷建也將導致社會制度的變革。首先，由於組織是開放系統，或國都遷建不可能自外於組織環境。外部的政治環境已於前文論述，但著重政治對遷都的影響，本部分則考量環境與遷都兩者之互動因素。換言之，我們可以把整個國都遷建視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系統（或遷都）的形成有其自然的因素，不一定是由上而下的強力規劃，可以自然的讓各院、部會、局署等作適當規劃。
因此，值得探討的是，那一種遷都模式，比較適合社會的需求？就系統理論的概念分析，組織與環境會自動產生平衡。或者，放任社會自由討論，可以自然產生平衡或適當的遷都模式，這亦有如Hannan與Freeman(1977)所提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觀點。如果有一天首都的環境真的過於擁擠、不適合作為首都，遷都議題自然會產生（當然，這可配合資訊或認知的改造）；或者，一旦遷都時機成熟，適當的遷都模式會自然產生。而這其實牽涉到一個重要因素是，到底社會有無遷都之需求存在，媒體、非營利組織、一般民眾等，是否都感受到遷都之必要性，或對遷都是否有強烈需求，也是影響遷都的關鍵因素。由於目前尚未形成議題，遷都是否有社會需求，尚難評估。
其次，就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角度進行思考，North(1990)提出非正式規範(information constraints)、正式規範(formal constraints)與執行(enforcement)等為制度變遷的重要內涵。因為國都遷建必須立法，立法前要先有共識（朝野兩黨可能會有激烈的攻防），立法後對於法令解釋也還要進行調整或討論（也可能有利益團體介入），甚至於在執行時，也可能發生很多難以預期的狀況。遠古時代沒有法律規章，只有文化或非正式規範的存在，然而因為遠古時代屬於較為封閉型社會，這種非正式規範的約束往往相當的強。因此從歷史演化的觀點分析，制度的形成先得靠非正式規範的存在，所以若要能順利遷都，存在願景或具有共識，是立法的先決條件。
法律、規章或所有以書面存在的規定，都可以算是正式規範。雖然正式法令具有規範性，但若正式法令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缺乏罰則或則罰則太輕，違反的人可能很多；屆時可能要另訂法令進行規範，或可能要發展其它非正式規範，例如由資深或有名望的領導者登高一呼，才能形成約束的力量。換句話說，正式規範與非正式規範之間，存在相互影響或難以分割的內涵。遷都的過程由於牽涉龐大的遷都工程，因此具有爭議性，而以建構正式法令方式進行約束，成為國都遷建必須經歷的過程。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規範，最後都必須在執行發揮應有的約束功能，特別是國都遷建執行過程，有些部分（業務）可能要透過委外方式。加以立法部門也可能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更多的遷建資訊，執行部門對於委外單位，以及立法部門對於執行部分，都存在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或監督的問題，形成另一個爭議的焦點。
那麼再回到本論文根本的問題，就社會層面進行分析，什麼樣的遷都模式比較接近整個社會脈動，具有較高的可行性，或有較佳的國都遷建成效？合理的說法是，如果願景建立與運作得宜，任何模式都可以很好。只不過，若國都遷建的願景由政治人物推出，極可能因為成為政治議題，反而容易招來為反對而反對的勢力。因此，若由第三者，例如由民間或非營利組織進行推動，形成議題，讓整個願景的形成與推動感覺是由下而上建立，可以降低政治的爭議性，或提高國都遷設之可行性。這亦如North(1990)所提有關制度的發展模式，先從非正式的規範進行發展，形成共識之後再變成正式化的法案由立法部門審議，可以避免來自政治與社會的衝擊，唯目前似乎仍未形成非正式的遷都共識。
五、國都遷建的歷史文化分析
由於首都具有文化表徵的意義存在，也就是說國都遷建涉及歷史文化的傳承，因此也不能不從歷史文化的觀點進行分析。雖然理論上，歷史與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歷史強調朝代或年代所代表的意涵；文化重視的則是價值與信仰的意義，或者文化可說是凝聚共識的國家根本。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探討在台灣的歷史文化洪流中，國都遷建代表什樣的歷史文化意義？這又可分兩方面討論，第一是對舊首都而言，可能會被解讀為是在否定過去的歷史、在拋去文化包袱、在放棄舊的價值認同；第二是對新首都而言，可能被解讀為在重新創造歷史、在建立新的文化表徵、在創造新的價值認同。因此，除非國都遷建能夠找到台灣歷史文化的精神，而且這精神能代表台灣，又能說服多數台灣人，才可能順利推動國都遷建，或者，才可能提升國都遷建的成效。
由於國都遷建等同政府再造（改造），不同點在於，國都遷建是中央政府組織的搬遷，政府再造一般則指政府組織內部的結構與文化改造。不過，兩者因為都是屬於計畫性變革，兩者對政府組織結構與文化都會產生衝擊或變化，因此概念上可以視為都是在進行政府改造。重點在於，國都遷建如果找不出大家共同認可的歷史文化精神（或其實也可稱之為願景），遷都不容易成功。關於這方面，日本政府在2000年所進行的組織改造經驗值得參考，日本中央省廳（中央政府之意）從二十二省廳（部會）精簡為十二省廳（部會）。
在日本的省廳改造計畫書中，特別將坂本竜馬個人照片成為日本省廳改造海報的宣傳人物 。因為坂本竜馬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關鍵人物，將日本帶上富強之路。在這方面，日本人都非常感念他對國家的貢獻，因此將他的照片放在日本省廳改造白皮書上，具有凝聚共識的力量。對於變革過程中所產生個人的權力喪失，就不會有太多的反對聲音。關於台灣的國都遷建議題，如果我們也能找到在台灣歷史文化的代表人物，應該也能產生凝聚共識的力量，有助國都遷建，只是作者目前尚未想到這樣的代表人物。
關於台灣首府之訂定（在此不稱首都之原因在於，台灣的過往歷史均係被統治或係殖民地，因此僅能以首府不適合以首都稱之），根據劉曜華(2005)所整理的資料顯示，在以往台灣歷史中，台南市、台中市、台北市都曾為台灣的行政中心或統治中心。台南曾為荷蘭、明朝鄭成功、清朝等之統治中心，期間約264年(1624-1887)；台中曾被清朝劉銘傳選為首府，但僅歷時5年(1887-1891)；台北市則歷經清末、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行政中心，歷時約141年(1891迄今)。顯然，從前述資料顯示，不論台北、台中或台南，在整部台灣史上，都未曾被視為「國都」，頂多如前文所述，這些城市只能當行政中心或統治中心。當然，如果視國民黨撤退台灣後在台北設置「統治中心」為主權獨立的作法，未嘗不可將之視為國都，只是因為統獨爭議未解，台北市在國際上一直末被正名為「國都」。
再回到本論文的問題，從歷史文化觀點，該不該遷都？若該，應遷到何處？顯然，從前文所述，如果台灣要展現不同的面貌，遷離台北是很好的選擇。那麼遷到何處較好呢？如果遷到台南，其歷史文化意義和留在台北差異不大，因為台南曾經是荷蘭、明朝、清朝的統治中心。那麼台中似乎是比較好的選擇，而南投因為也是台灣的中心點，又曾有省府之基礎，因此應該也是不錯的選擇。當然，前述比較，似乎遺漏了新竹、苗栗、嘉義、高雄或其它更多的縣市。也就是說，台中與南投可以成為遷都的城市，為什麼其它縣市就不可以？因此，如果沒有具說服力的理由（歷史文化的觀點）說明這些縣市未被雀屏中選的原因，可能還是有很大的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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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關國都遷建，問題既多且廣，本論文應該只在作概念的初探與建構。在國都遷建模式上，作者認為可以從實質整體、實質部分、虛擬整體、虛擬部分等四個模式進行思考。而在國都遷建是否能達到應有的目標（或成效），作者則分從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歷史文化等不同層面，進行深入之分析。而就目前所得之國都遷建模式之推論，政治上應會有爭議存在；至於是否能達到經濟效率與資源分配更為公平，則須進一步研究；而就行政組織的角度分析，關於公務員滿意度，除非創造其它誘因，否則將會是負面的結果；就社會層面分析，遷都成效目前亦難具體論斷，不過若能先從非正式規範推動遷都，阻力可能較小；在歷史文化方面，可能台灣歷史並不長，加以過去荷蘭、明清統治、日本殖民，使得難以在台灣歷史找到台灣全民共有的文化精神標竿。
重點在於，本論文的貢獻在於，提供國都遷建規劃可能存在的問題、盲點與思考方向；至於比較具體的研究、分析與規劃，則留下後續研究者努力。另一方面，本論文其實也存在一些研究上的限制，由於國都遷建在國內尚未形成重要議題，所能蒐集到的相關資料相當有限；再者，論文從五個層面進行分析，每個層面都可以再深入分析四個國都遷建模式，甚至據此發展出訪談問題或問卷設計內容，唯本論因為經費、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未作問卷與訪談之實證調查，這是後續可以再作的研究。
關於遷都
高雄
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遷都在一區四市與台灣自治區憲法公投過關
取得合法性地位後
才 正式浮上檯面,成為下一階段政改的重要規劃.
首先,遷都目的為何?
有從國防安全做考量的,有從城市規劃做考量的,有從經濟面做考量 的.更有從風水面做考量的.都有其風格與優點在.
台灣應從何處做考量?
台灣按筆者規劃,為世界的燈塔之國,燈塔者俱經濟與文化各種考量 於一身.於是,交通便利,腹地廣大,科技力量雄厚等經濟優勢,成 為第一要件.
台灣的各大城市中,高雄有國際海空港,土地面積為台北的兩倍.又 有一高,國道三號,台一線,台十七線,市內道路規劃完善.若再加 上與屏東縣市,高雄縣,台南縣市合併成大台南直轄市,則各大工業 區加上台南科學園區,經濟上的條件遠優於其他直轄市.
文化上略遜於其他縣市,但北中部移居可輕易解決.
台北與北縣,基宜桃竹苗合併成大台北直轄市,仍沒有高雄港的優勢 .況台北是一規劃為幾十萬人口的盆地,擠進兩百萬人口,生活空間 狹窄,不俱備現代化花園城市的規劃,人口外移至桃園或南部,是趨 勢所在.當然,隨中央級機關遷至高雄,是順勢而為的外移計劃之一 .
遷都大台南直轄市的高雄市,是燈塔之國:台灣的未來重大國策之一
遷都隸屬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從屬關係問題,一般歸類為主權政策.但台灣的中華民國依憲法為一單一國體制,並把這問題歸類在行政區域劃分項目中.權責在中央級的行政與立法兩部門中.
但台灣的問題是體制不合時宜,明明是國旗國號領土之變更,已由國大修憲案通過公民複決法,單一國體制已名存實亡,而變成朝野平權制,卻又把遷都,縣市合併等問題歸類在行政區域劃分法中.雖然新修定的地制法為中央與地方皆可提案提供了法源依據.但根本問題還在領土主權屬主權政策,需透過比憲法位階更高的公投法,才俱備合法性.
一旦有提出國旗國號領土變更案公投通過者,則憲法中的地制法與行政院內政部中的行政區域劃分法,便與之相衝突而失效.
法令面臨相衝突而失效,是極為嚴重的憲政危機,這是應首先解決的憲政問題.
筆者提議的一區四市與統一憲法(台灣自治區憲法),並透過公投通過,是徹底解決此一問題的靈丹妙藥.
本文遷都高雄的提案,也是在一區四市通過後的進一步延伸法案.
原文連結: 遷都的可行性研究 - 錢進房地產 - 聚財網 http://www.wearn.com/bbs/topic.asp?topic_id=200521#ixzz1nDEmUI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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