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的討論認為消費不足論導致經濟不景氣 但這是謊言
meridian wrote:
省錢不會更有錢，但會更窮。
你的消費支出減少，導致台灣經濟下滑，
廠商賺錢減少，聘用人員的需求降低，願意付出薪水降低
長期來看，你的作法會讓你與你週遭朋友越來越窮。
最後，在台灣的你們只能出國當外勞。
想賺錢就要學會花錢，學會花錢才能學會賺錢。
儲蓄和投資是為了生產剩餘價值以實現資本增值
也就是為了未來能夠剝削別人更多，而讓自己未來消費的更多
因為財富會以指數的形式增長 今天的1元儲蓄等於明天的10元 你會消費嗎?
這可以表現在擴大生產上 讓物品更便宜的生產出來 G-W-G' 即貨幣-商品-貨幣'
而投資實業的目的在於 先省下一筆錢投資在資本支出 讓生產變的更有效率
但資本也可以類似金融衍生品和房地產業純粹的剝削和純粹用錢賺錢 G-G' 貨幣-貨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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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早已告訴我們，儲蓄是一種美德，揮霍浪費可恥。這個古老的智慧，反映了我們共同的道德判斷，以及未雨綢繆的明智抉擇。但是這個世界上總有許多揮霍成性的人，也總有許多理論家，為揮霍行為尋找合理化的借口。
古典經濟學家勇於駁斥他們那個時代的種種謬論，他們認為符合個人最佳利益的儲蓄政策，也符合國家的最佳利益。他們指出，懂得長遠打算的理性儲蓄者，對整個社會不會有害，反而有益。但當今社會，古老的節儉美德連同古典經濟學家的警醒之言受到抨擊，許多人搬出反對節儉的新理由，提倡支出的論調蔚然成風。
為了把這個基本的問題盡可能講清楚，我們再來借用經濟學家巴斯夏所舉的一個經典例子。假設有兩兄弟各繼承了一筆財富，每年有50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中一人揮金如土，另一人謹慎節儉。我們在這裏忽略掉所得稅、以及兩兄弟是否應該去工作賺錢，是否該把大部分錢捐給慈善機構，因為這些問題和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主題無關。
哥哥阿爾文是個揮霍者，他不僅有揮霍的性情，而且有揮霍的信念。他是卡爾.洛貝圖斯（Karl Rodbertus）的忠實信徒。在19世紀中葉，洛貝圖斯宣稱資本家「必須將他們賺來的錢全部用於享受和奢靡」，因為如果他們「決定節省，……商品將積壓，部分工人將失業」。阿爾文常出入夜總會；小費出手十分大方；他愛講排場，養了很多仆從；他有兩名私家司機，車子買了一輛又一輛；他畜養一批賽馬；他喜歡架遊艇出航，去各地觀光；他給太太買鑽石項鏈和毛皮大衣；送朋友貴重卻派不上用場的禮物。
為了這一切，他只好動用老本。但他義無反顧。如果節省是一種罪惡，不節省當然就是美德；再說這麼做，可以補償吝嗇鬼弟弟本傑明由於節省犯下的罪行。
不用說，阿爾文對於男女服務生、餐廳老板、皮貨商、珠寶商、各類奢侈品店家來說都是最受歡迎的人。他被視為眾人的財神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他四處揮灑鈔票，人們才有那麼多工作可做。
弟弟本傑明的人緣比起哥哥簡直相形見拙。他很少光顧珠寶店、皮貨店和夜總會，也不會親昵地直呼侍者領班的名字。與阿爾文年年吃老本不同，本傑明要謹慎得多。他一年的花銷在25 000美元左右。在那些目光短淺的人看來，他提供的工作機會顯然不到阿爾文的一半，另外25 000美元則絲毫沒有派上用場，就跟那筆錢不存在一樣。
且慢！讓我們來看看本傑明究竟是如何支配那另外25 000美元的。那筆錢，他並沒有放在錢袋子、書桌抽屜和保險箱裏面。他把錢存到銀行，或者拿去投資。如果他是存到商業銀行或儲蓄銀行，銀行會借給企業用作周轉金，或用於購買證券。換句話說，本傑明的錢用於直接或間接投資。這些錢被用於投資購置或建造生產資料——房屋、寫字樓、工廠、輪船、卡車、機器。本傑明投入這些用途的數額與他將錢直接用於消費的數額一樣多，都能使錢進入流通、創造就業機會。
總之，現代世界中的「儲蓄」，只是支出的另一種形式。兩者的差別，通常在於前者把錢交給別人用於擴大生產。就提供就業機會來說，本傑明既「儲蓄」又「支出」帶來的效果，與阿爾文單純支出的效果一樣，他們投入流通的資金也一樣多。主要區別就在於，阿爾文花錢提供的就業機會，每個人都看得到；而要認清本傑明儲蓄的錢所起到的同樣的作用，則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觀察和思考。
12年後，阿爾文破產了。他不再流連於夜總會和時尚精品店；那些曾奉他為財神爺的人如今談起他時，嘲笑他是傻蛋一個。他寫信向本傑明借錢。本傑明的支出和儲蓄比率還是和以前一樣，由於投資收益不斷增長，通過他的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僅數量更多，並且那些工作待遇更加好、勞動生產率更高。他的資本財富和收入都比以前高。簡單來說，他增加了國家的生產能力，阿爾文卻沒有。
2
近年來，關於儲蓄的謬論層出不窮，不能都借用上面兩兄弟的例子來加以駁斥，有必要針對那些謬論進行進一步的探討。許多謬論連最基本的概念都搞混，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犯這種錯誤的人中不乏知名經濟學作者。例如，儲蓄一詞有時被用來單指蓄藏（hoarding）金錢，有時被用去指投資，甚至用來用去不加區分。
如果僅僅是缺乏理智、莫名其妙地大量蓄藏金錢，在大多數經濟狀況中都是有害無益的。但是這種蓄藏金錢的情形極為罕見。有些舍不得花錢的情形看上去與之有些類似，但那是理性抉擇的結果，與其有著本質區別。例如，經濟衰退時期，消費和投資萎縮。消費者買東西都很儉省，部分原因是擔心工作不保，想留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也就是說，他們緊縮消費，不是因為吝嗇守財，而是對前景擔憂，萬一真的失去工作，讓家裏能夠多維持一段時間的花銷。
消費者緊縮消費還有另一個原因。物價可能正在回落，但是消費者預期還會繼續降價。如果他們推後再消費，用同樣多的錢就能夠買到更多的東西。他們不希望拿錢去買正在縮水貶值的商品；他們不急於把手裏正在（相對）升值的錢花出去。
同樣的預期心理使人麼緊縮投資。他們對企業的贏利能力已經失去信心。再者，他們願意再等幾個月，屆時或許可以買到更便宜的股票或債券。換句話說，他們不願持有可能貶值的商品，也可以說他們想要持有可能升值的貨幣。
同樣，把這種緊縮消費與緊縮投資的行為歸入到「儲蓄」名下，也是不對的。它的動機與一般的儲蓄有所不同。將這種「儲蓄」說成是經濟蕭條的起因，更是大錯特錯。恰恰相反，它是經濟蕭條的後果。假設有一個國家，每年的儲蓄占總生產的20%左右。這個數字已遠遠超過美國曆年來的淨儲蓄記錄，我們取個偏大的整數，一來便於計算，二來好讓那些指責「儲蓄過度」的人服氣。
由於每年的儲蓄和投資，這個國家的總生產年年增加。（為了單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忽略影響增長不均衡的所有因素。）假設生產每年增加2.5個百分點（為了簡化計算，我們用百分點，不用百分率）。我們選用11年期樣本，並用指數的形式來表現經濟增長的情況。如下表所示：
年 總生產 生活資料生產 生產資料生產
第1年 100 80 20
第2年 102.5 82 20.5
第3年 105 84 21
第4年 107.5 86 21.5
第5年 110 88 22
第6年 112.5 90 22.5
第7年 115 92 23
第8年 117.5 94 23.5
第9年 120 96 24
第10年 122.5 98 24.5
第11年 125 100 25
首先請注意，每年總生產的增長是由於儲蓄所引起的，沒有儲蓄就沒有總生產的增長。（你也可以想象，不花什麼錢，單靠改良和新發明去提高生產力的情況，但是這方面的增幅非常小；真要靠新工藝新設備，還得要有足夠的投資才行。）這種儲蓄年複一年被用於增加現有機器的數量和改進其品質，從而提高全國的產品產量。「蛋糕」確實會越做越大（這一點正是有人站出來反對儲蓄的理由）；每一年做出來的蛋糕，的確不會全部吃掉。但是這裏面並沒有違背理性或者頻繁的自我克制。其實，每年吃掉的蛋糕越來越大塊；到了第11年底，該年單單消費者吃掉的蛋糕，就等於第一年消費者吃掉的蛋糕和生產者吃掉的蛋糕的總合。此外，用來生產產品的資本設備，也比第一年多25%。
讓我們看看其他方面。每年有20%的國民收入用於儲蓄，並沒有擾亂消費品工業的運行。如果它們在第一年生產的產品只賣出80個點（假設未獲滿足的需求並未使價格上漲），它們在擬定第二年生產計劃的時候，當然不會笨到假設能夠賣出100個點。換句話說，消費品工業已經習慣假設過去的儲蓄率會持續下去。只有儲蓄出於預料突然大增，才會擾亂它們的運行，使它們的產品賣不出去。
我們已經談過，儲蓄突然大減，就會擾亂生產資料工業的運行。要是存在銀行的錢，全部被取出來購買消費品，就業不會增加，只會使消費品的價格升高，使生產資料的價格下跌。其總體影響首先會迫使就業發生移轉，短期內會使生產資料工業相關行業的就業縮減。長期的影響將是使整個社會的生產低於本來可以達到的水平。
我們現在來談和儲蓄有關的最後一個謬論。經常有人認為，能夠被吸納的新資本數量，有一定的上限，或甚至已經達到了資本擴張的上限。這樣的觀點從孤陋寡聞的人嘴裏說出來還可以想象，連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也持有相同的見解，簡直令人匪夷所思。現代社會幾乎全部的財富，也就是17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由它累積的資本構成的。
這種資本一部分是由許多稱之為耐用消費品的東西組成，例如汽車、冰箱、家具、中學、大學、教堂、圖書館、醫院，以及所有私人住宅。世界曆史上，這些東西從來沒有充足過。就算住宅的數量夠多，可以改善和想要改善的居住品質卻是無限的，也就是興建更好的房屋，永遠沒有上限。
這種資本的第二個組成部分，可以稱之為資本本體（capital proper），它由生產工具組成，包括最原始的斧頭、刀、犁，到最精密的機床、最大的發電機或粒子回旋加速器，或者設備最先進的工廠。在這方面，可以擴增和想要擴增的數量，尤其是品質，也同樣沒有上限。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有「過剩」的資本，除非最落後國家的技術裝備趕上最先進國家；除非美國效率最差的工廠趕上設備最新、最好的工廠；除非最現代化的生產工具，已經達到人類智力的極限，再也無法改進。只要這些尚未實現，就有對資本的無限需求。
如何「吸納」新增資本呢？如何實現其「償付」呢？如果能將資本儲蓄起來，它會自行吸納和自行償付。生產者會投資於新的生產資料（也就是購買更好、更精巧的新工具），因為這些工具能夠降低生產成本；這些工具做得出純靠手工根本做不出來的產品（包括我們身邊的大部分用品，例如書籍、打字機、汽車、火車機車、吊橋）；或者，這些工具能夠大幅提高產量；或者（換種方式來說），這些工具能夠降低單位生產成本。而且，就像單位生產成本可以降低到什麼程度並沒有極限（除非每樣東西都是零成本生產），可以吸納的新資本數量，也沒有極限。
由於新增資本使得單位生產成本穩定下降，這樣一來：它可以減低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成本，還可以提高使用新設備的勞工領得的工資，因為新設備能夠提升勞動生產率。因此，新機器對直接使用它們的人，以及廣大的消費者，都有好處。對消費者來說，同樣的錢，能買到更多、更好的產品。或者說這些東西提高了他們的實質收入。對使用新機器的勞工來說，除了貨幣工資增加，實質工資也增加了。汽車業是個典型的例子。美國的汽車工業的工資是全世界同行中最高的，甚至在美國的各行各業中也排在工薪族之最。例如（大約1960年以前）美國的汽車制造商仍能以比世界其他各國更低的價格出售其產品，因為其單位成本更低。其秘訣在於美國生產汽車時，每位勞工和每輛汽車所使用的資本量比其他國家都大。
不過，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到達這個過程的極限，也有人認為，即使還沒到達極限，但這樣繼續儲蓄和增加資本存量也是愚蠢的。
消費不足論是錯的
經濟發展缺乏動力是由於利潤率長期降低造成的
消費不足論者的直覺
前面我證明了，消費不足論作者提出的作為最近這場經濟危機和衰退的至關重要的根本原因的現象，在更進一步的考察下被證明是根本不存在的現象。如果這就是它全部的錯誤，那麼我們就能夠得出結論，應當拒絕把消費不足當做是解釋當前這個問題的一個因素，但它並非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作為解釋因素。然而，我將要證明，事實上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拒絕它，因為消費不足的理論是建立在一個使它站不住腳的基本的（並且是低級的）邏輯錯誤的基礎之上。在討論這一錯誤之前，考察一下導致它興起的潛在直覺是有用的。
消費不足理論主張，經濟危機和衰退是由於支付給工人的太少從而據稱造成了支出不足所引起的。這反過來暗示著，如果工人的境況更好，經濟也將會更好。由於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因此這一觀念顯得非常奇怪。當工人的薪資下降，他們的損失就是僱傭他們的公司獲得的額外利潤，而利潤則是給資本主義制度添加動力的燃料。使這個制度出現問題的不是利潤率的上升，而是下降。
然而，消費不足論陣營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處境比管理者、所有者等差的工人將他們收入中的較大份額花費在消費品和服務上。因此，如果工人的薪資和/或收入份額下降，個人消費需求就將趨於下降。這事實上會降低利潤，它有可能為一場經濟危機或衰退創造了條件，除非個人消費需求的下降被需求的其他組成部分的上升所抵消。
讓我們詳細考察一下企業的生產性消費需求——換言之，即它們的投資需求。它包括企業用來建造建築物（工廠、商場、辦公室，如此等等）以及購買機器、其他設備和軟件的支出。如果投資需求上升，並且這種上升大得足以抵消個人消費需求的下降，那麼工資或工人收入份額的下降就不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這樣的話，它就不會導致一場經濟危機或衰退。
然而，消費不足論者聲稱，投資需求的增長在長期中不可能比個人消費需求的增長快。為什麼不會呢？哦，他們說，如果企業投資於新的工廠和機器等，並使用它們來生產更多的物品，那麼他們就不得不賣掉這些物品。這顯然是正確的。但接下來就出現了消費不足論者的直覺：企業最終不得不把這些物品賣給公眾。
消費不足論者的確認識到投資品是生產出來的，並且一些投資品是用來生產更多的投資品的。但是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這個過程最終將帶來更多的鞋子和iPods，並且增加的投資品數量和用來生產更多的鞋子和iPods所需要的數量一樣多。在長期中，那些不帶來額外的鞋子和iPods的投資品不可能會增加。
為什麼不會呢？為什麼企業就不能最終相互銷售而非得賣給公眾呢？比如說，為什麼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過程，採礦公司把鐵賣給用鐵來煉鋼的公司；鋼的生產者把鋼賣給用鋼來生產採礦設備的公司；採礦設備的生產者不是把這些採礦設備賣給iPods和鞋子生產者，而是賣給採礦公司，而它們再用這些設備採掘出更多的鐵……如此這般一直下去呢？（當然，我並不是說一個不生產任何消費品的體系，我所說的只是這樣一個體系，其中消費品的生產和對消費品的需求的上升遠遠慢於投資品的生產和需求。）
消費不足論者的回答是，「不管生產過程的歷史形式如何，生產過程現在是而且必然繼續是為人類的消費而生產產品的過程」（Sweezy，1970：172）①。然而，無論是斯威齊還是其他消費不足論的作者，都不曾提供任何證據或論證來支持這一斷言。它只是消費不足論者以教條的形式所提出的，就好像它是一個已確立的事實一樣的直覺。下一節我將考察斯威齊和巴蘭後來提出的一個看上去更為堅實的對消費不足理論的論證。現在，我只想說，儘管他們的論證明顯受到了上述直覺的啟發，但它與上述直覺有很大不同。這個直覺不得不涉及生產的目的——即為人類的消費而生產產品，而巴蘭和斯威齊的論證則並非如此。這個直覺說的是為生產更多的投資品而生產投資品最終是不可能的，而巴蘭和斯威齊所尋求的只是表明這樣一個過程是不可能的。
無論如何，消費不足論者的直覺引出了關於經濟低迷的一個理論。對消費品的需求為投資需求設定了一個嚴格的最終極限，因此總需求受到消費需求有限增長的抑制。但是技術進步導致潛在產出較快的增長。這一矛盾的結果是出現了總供給超出總需求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結構性趨勢。這種狀況在長期中當然是不可持續的。如果產出的增長的確暫時超出了消費需求所設定的極限，其結果就必然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要麼生產和就業必須下滑，要麼價格必須下降，要麼這兩者以某種相互結合的方式出現。
其他一些理論只是簡單地假定需求跟不上生產。消費不足論者則試圖解釋為什麼它跟不上生產，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就像馬克思最初在《資本論》第2卷的再生產圖式中所證明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張最終必然受到有限的消費需求的抑制這一至關重要的主張恰恰是錯誤的。[10]他並不懷疑這一趨勢指向消費不足，但他表明這一趨勢並不構成生產擴張的不可克服的障礙。（Dunayevskaya，2000：126）
總產出的一部分是消費品，另有一部分是投資品（生產資料），它們將被直接或間接地用於生產未來的消費品。消費需求確實給產出的這兩個部分的擴張設定了一個極限。然而，再生產圖式證明了，首先，這裡還存在產出的最後一個部分，即將被用來生產追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而追加的生產資料隨後又生產出了甚至更多的生產資料，以此類推，就像是在鐵→鋼→採礦設備→鐵……這個例子中一樣。在這個鏈條中所有鐵、鋼和採礦設備全都沒有進入消費品的生產。最後這一部分產出的增長並不受「人類消費」的限制，這是因為它的需求者並不是人類，而是資本主義公司。
再生產圖式還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如表8.2所示，通常需要最後這部分產出相對於總產出擴張。機器被用來生產機器和生產食品。假定每台機器只能使用一年。在第1年和第2年中，經濟的總產出為100美元，並且每一個部門在生產中耗盡的機器價值和增加的新價值兩者都等於產出價值的一半。但是用粗體字表示出來的最後那部分產出的價值，即部門I用來生產新機器的機器，在第1年只有25美元，而第2年為30美元。這給部門I創造了工人額外就業的機會，同時由於部門I現在有了更多的機器和工人，部門I的產出的價值也更大了。（部門I所使用的機器和僱傭的工人數量的增長，最初是由於部門II規模的縮減才成為可能的。）
本章批判性地考察了消費不足論關於大衰退根本原因的觀點，同樣還考察了消費不足論的理論基礎。在下一章，我將討論這一理論的政治內涵，在當前這一歷史時刻我對它感到十分擔憂。我相信它引起了資本主義能夠被塑造的更加公平和相對不易發生危機這樣一種虛幻的希望，而試圖實現這一目標的失敗很可能會導致理想的幻滅和向右派的轉變。一些讀者或許希望首先讀到這個討論，但我把它延遲到下一章以避免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我是出於政治原因而摒棄消費不足論，而不是在經驗的和邏輯的基礎上對它進行批評。
我已在本書中證明，大衰退的根源在於過去幾十年中債務的大規模累積，債務的累積可以追溯到盈利能力的持續下降，盈利能力的下降是就業相對於資本積累速度的增長不足所導致的。消費不足論的作者，與其他作者一樣，同意債務累積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他們主張，它是根源於對工人的支付下降和/或工人收入份額的下降，而這兩者則導致了消費支出的不足——或者說，如果消費不是靠債務支撐，就會出現消費支出的不足。相反，我將證明，最近這場危機不可能追溯到美國工人所得到的薪酬的下降或他們的收入份額的下降，因為這兩者任何一個都沒有下降。
然而，即使消費不足論的作者在有關事實上是正確的，我隨後也將表明我們仍然不得不拒絕他們關於危機的觀點，因為消費不足理論所依賴的基礎是錯誤的。我將批評這一理論背後的直覺，而且我將證明消費不足論的一個關鍵文本——保羅‧A.巴蘭（Paul A. Baran）和保羅‧M.斯威齊（Paul M. Sweezy）的《壟斷資本》——包含著對這一理論的辯護，而這一辯護卻是建立在一個邏輯錯誤之上的，並且它在經驗基礎上具有嚴重的缺陷。
謊言，該死的謊言，和消費不足論的統計數字
有三種謊言：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
——馬克‧吐溫的流行格言，出處不詳
接下來的證據表明，消費不足論關於大衰退根本原因的觀點是錯誤的。與消費不足論作者所認為的相反，美國工人階級得到的國民收入份額並沒有下降；它在40年中一直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比1960年高很多。此外，在過去30年中（這一時期有著可靠的數據），美國工人的薪酬即使在我們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之後也有所上升——根據某種衡量，上升了差不多37％。
工人的國民收入份額
在本書其他部分，我已經討論了這樣一種主張，即最近這場經濟危機是一個不可還原的金融危機，是一種由金融所統治的資本主義特殊形式的一場危機，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場危機。《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一份長久以來一直贊同消費不足論和所謂「左翼凱恩斯主義」傳統的出版物——的兩位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馬格多夫（John Bellamy Foster andFred Magdoff，2008），最近把金融危機的觀念和消費不足論融合在了一起：[1]
正是始於1970年代的經濟相對停滯的現實……導致了「金融化資本主義的新體制」的出現，……通過這一體制，經濟中的需求「多虧資本泡沫」而得到刺激。……但是這樣一種金融化的增長模式不能夠產生快速的經濟發展——不管持續多久，並且這一模式也是不可持續的……
解釋整個動力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在美國工資和薪水對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率的下降中發現的。1970年代的停滯導致資本通過壓低勞動成本來提高利潤，從而發動了一場加快了的針對工人的階級戰爭……圖3顯示了工資和薪水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自1960年代晚期至今的急劇下降。
福斯特和馬格多夫的圖3使用美國政府官方數據來顯示，工資和薪水自1960年佔GDP的52％和1970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6％。它看上去很有說服力，除非你也查看了政府目錄並意識到這張圖遺漏了一大塊不斷增長的勞動人民的收入。工人收入的這些其他組成部分的數據是容易獲得的；它們報告在福斯特和馬格多夫用來獲得其工資和薪水數據的同一張表上。
哈維（2010：13）不加評論的使用了基本相同的圖，裡克‧沃爾夫（Rick Wolff，2008a）在一篇發表於《每月評論電子期刊》（Monthly Review's MRZine）上的文章中重制了此圖並用它作為自己分析的基礎。最近，沃爾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Resnick）發表了一個對經濟危機的解釋，其中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製造業中支付給工人的實際工資自〔1970年代晚期〕至今差不多保持不變，甚至還略有下降」（Resnick and Wolff，2010：176），但是他們忽略了製造業工人收入的其他組成部分。
在福斯特和馬格多夫發表圖3的幾個月前，時任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長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寫道，「關注工資而不是總薪酬」是一個「衡量錯誤」，它「帶來了關於國民收入份額如何演變的一種錯誤的觀點。工資和薪水對GDP的比率這個極具誤導性的數字自197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6％」。（2008：2，4；強調為本文所加）他還鄭重提到，這個錯誤已經「導致一些分析者得出勞動收入的上升與生產力的增長不相一致的結論」。（同上：2）
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的注意力侷限在工資和薪水之上，那麼他遺漏了什麼呢？首先，工人的總薪酬還包括許多僱主支付的健康和退休福利，還有僱主代表其工人所支付的一部分社會安全福利保障和老年保健醫療稅（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taxes）。由於美國人口正在老齡化，並且退休後生活得更久，健康醫療費用增長極為迅速，自1970年以後，薪酬中這些非工資組成部分的增長速度是工資和薪水的2倍。事實上，工人現在更少直接提取其薪酬，而是為他們老年的生活進行更多的儲蓄。[2]
第二，政府付給人們尤其是工人階級大量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醫療福利，退伍軍人福利，還有例如福利援助金和失業保險福利等其他項目。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和更多的人被納入到社會保險和醫療體系，這些社會福利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同樣也增加了。當然，勞動人民也把比以前更多的錢放入社會保險和醫療基金。因此，我們需要減去他們通過其稅收貢獻出去的部分；我們要加到總薪酬中去的，僅僅是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和為社會福利而徵收的那部分稅收。我將稱這個差額為「政府淨社會福利」。自1970年以來，淨福利的增長速度幾乎是工資和薪水收入的4倍。
儘管福斯特和馬格多夫的圖3把工人的收入表示為GDP的一個份額，但這是又一個衡量錯誤（見Feldstein，2008：4）。美國大約八分之一的GDP由現有固定資產的「耗費」構成，這一部分不屬於任何人的收入，BEA和其他國民經濟核算機構在計算國民收入時會把這一部分減去。因此，對收入分配的分析應當考慮國民收入的份額，而不是GDP的份額。
圖8.1比較了福斯特和馬格多夫的結果和我以如下方式得到的結果，即把非工資薪酬和政府淨社會福利計算在內，同時衡量工人的收入對國民收入的份額而不是對GDP的份額。自1960至2007年間，工資薪水對GDP的份額和對國民收入的份額下降了6.2和5.8個百分點。但是總薪酬對國民收入的份額上升了0.8個百分點，在政府淨社會福利也被包含進去時工人的國民收入份額上升了5.0個百分點。自1970至2007年間，工資薪水對GDP和對國民收入的份額下降了7.5和7.6個百分點。但是總薪酬對國民收入的份額只下降了3.0個百分點，而在政府淨社會福利也被包含進去時，工人的國民收入份額上升了0.1個百分點。[3]
圖8.1 1960—2009美國國民收入的工人份額
我並不想暗示工人生活得很好。情況並非如此。他們在1970年代中期時並不富裕，自那以後他們的收入也只有緩慢地增長。但是他們生活得不好的理由與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下降毫無關係，因為根本沒有出現這種下降。就像我在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公司僱員薪酬增長的放緩同樣也不是一個分配現象，而是由公司總收入（淨增加值）增長的放緩所導致的結果。由於公司收入一直都沒有快速增長，勞動人口的收入一直保持著對公司收入的一個近乎不變的份額，因此他們的薪酬僅是緩慢地增長。
實際薪酬
此外，福斯特和馬格多夫寫道，工資和薪水佔GDP的份額的下降
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儘管在過去幾十年中生產力和利潤有了巨大的增長，美國非農私人企業部門工人的（用1982年美元衡量的）〔經通貨膨脹調整的〕實際工資，在1972年達到每小時8.99美元的高點，到2006年下降到8.24美元（相當於1967年的小時實際工資）。
這個陳述中的一個問題是，它也僅僅考慮了工資和薪水，而不是勞動人民的總薪酬，他們在退休後獲得的收入在其薪酬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大。另一個問題是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有不同的方法。他們所選擇的方法使實際薪資的增長看上去更小。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他們使用了城市工薪收入者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W）。一個容易獲得並且被廣泛採用的替代指數是PCE價格指數。因為CPI-W（如同其他類型的CPI一樣）不是一個前後一致的序列——1985年以前它對房主住宅費用的估計基於住宅價值，而在此後的年份中它們是基於相似住宅的房租費用（見Bosworth and Perry，1994：320—321）——因此，在分析跨越這兩個時期時它的有效性是有限的。無論如何，福斯特和馬格多夫都應該告知讀者調整通貨膨脹的不同方法以及這些方法所帶來的不同結果。
第三個問題是他們採用了「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薪資數據。幾年以前，美國勞工統計局（BLS）宣佈終止發佈這一數據序列；後來它又決定保留這一數據序列，但同時也發佈一個納入全部私人部門工人的替代衡量。計畫終止發佈的一個原因是生產和非管理工人這一類別對於回答政府調查問卷的人來說沒有多大意義。美國勞工部（2005）指出：
……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工作小時數和工資總額數據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蒐集，這是因為這些分類方式對調查對象沒有意義。許多調查對象報告稱無法將他們的工資記錄按照生產/非管理類別的定義列成表格。
由於這個原因，圖8.2和8.3還考慮了所有私人部門美國勞動的數據。他們的工資和薪水數據只有在1976年以後才可獲得；他們的小時總薪酬數據只有在1980年以後才可獲得。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小時總薪酬數據只有在1981年6月至2005年11月期間才可獲得。這些工人的其他總薪酬數字是我的估計。[4]
圖8.2清楚地表明，實際小時總薪酬顯著上升而不是下降，生產和非管理工人實際薪酬的上升始終在平均水平之上。當我們使用PCE價格指數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時，我們發現他們的薪酬在1980至2009年間上升了37％，而所有工人的薪酬上升了35％。當我們用CPI-W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時，我們發現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薪酬上升了27％，而所有工人的薪酬上升了25％。
圖8.2 實際小時薪酬，美國私人企業工人
（對2009年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我們使用PCE價格指數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我們發現如圖8.3所示，實際工資和薪水同樣也上升而非下降。自1972至2009年間，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工資和薪水上升了12％。自1976至2009年間，他們的工資和薪水上升了14％，而全部私人部門工人的工資和薪水上升了22％。即使當我們使用CPI-W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我們發現全部私人部門工人的工資和薪水上升了7％。唯一下降的數據序列是福斯特和馬格多夫提供的那個——用CPI-W對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工資和薪水進行平減得到的數據序列，它自1972年以來下降了4％。
圖8.3 實際小時工資和薪水，美國私人企業工人
（對2009年水平的百分比）
上述分析的結果是，一個人要想得到工人的實際薪資下降的結論，他必須做到所有以下這幾點：
（1）僅僅考察工資和薪水，而忽略更有意義的總薪酬數字；
（2）僅僅使用CPI-W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而忽略PCE價格指數；
（3）僅僅考察生產和非管理工人數據序列，而忽略全部工人的數據。
但是即使一個人做到了上述所有這些，他仍然會發現美國工人的實際薪資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是在上升的。當使用CPI-W作為通貨膨脹的衡量時，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實際工資和薪水在羅納德‧里根於1981年執政以來上升了9％。
根據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的一項廣為人知的研究（例如Piketty and Saez，2003），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和工資不平等在最近幾十年中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增長。這似乎是在表明，管理者和專業人士在薪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增長，而「普通」工人的薪資則出現停滯或下滑。然而，如我在上一章所討論的那樣，非管理僱員在美國公司淨增加值中的份額在1985至2007年間大幅下降，圖8.3為這一結論提供了獨立的證據。儘管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樣，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數據是有問題的，但它們仍然是普通工人實際工資和薪水的最好的信息來源，這是因為它們排除了公司所有者、「主要受僱於指揮、監督他人或為他人制訂工作計畫」的那些僱員，以及「〔提供服務的行業中〕未直接參與生產的僱員」。[5]圖8.3顯示，在1986至2009年間，生產和非管理工人的實際工資和薪水的增長速度，與私人企業工人整體的實際工資和薪水的增長速度相同。
明顯相反的是，皮凱蒂和賽斯的數據帶來了這一結論，即收入最低的90％的人口，其平均實際工資自1986至2008年間上升了17.9％，而最高的10％的實際薪水的上升速度幾乎是它的3倍，為48.2％。[6]為什麼皮凱蒂和賽斯的數據產生的結果與BLS報告的結果有如此大的差別，其原因並不那麼明顯，但清楚的是他們的數據集是極不典型的。它建立在人們在所得稅申報表上報告的工資和薪水數據的基礎上，其侷限性是顯而易見的。BLS的工資和薪水數據則是建立在對營業處所調查的基礎之上的。
此外，BLS的數據是關於個人的數據，而皮凱蒂和賽斯的工資和薪水數據則是關於納稅單位（tax units）的數據。如果位於工資分配底層的每納稅單位工薪收入者數量的下降快於頂層的下降，那麼衡量到的不平等的提高就將偏大。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或許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在美國，一個納稅單位要麼是一個沒有結婚的單身者，要麼是已結婚的一對夫婦——他們要填寫合併申報表（兩種情況下都包括所撫養的全部孩子），因此結婚率的下降趨於降低每納稅單位的工薪收入者的數量。這項研究發現，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中，婚姻率已經出現了非常急劇的下降。例如，在1970至2007年間，在沒有高中文憑的人口中，30至44歲已結婚的男性所佔的百分比下降了39個百分點，而在大學畢業的人口中只下降了19個百分點（Fry and Cohn，2010：19）。由於低教育人口通常獲得較低的工資，這表明，在工資分配的底層中，每納稅單位工薪收入者數量的下降很可能大得不成比例，這導致皮凱蒂和賽斯的數據誇大了不平等的增長。
伯克豪瑟、拉雷莫爾和西蒙（Burkhauser，Larrimore andSimon，2011）的一項新的研究表明，皮凱蒂和賽斯的發現就收入分配而言也是極具誤導性的，因為他們是以一種極不尋常的方式定義收入的。表8.1顯示了自1979至2007年間美國人口中的五分位人口（以20％為一組進行分組）實際收入的百分比變化總量。在第一行中，收入是按照皮凱蒂和賽斯對它的定義來定義的；在第二行中，它是按照「在有關美國貧困、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文獻中最常使用的」（Burkhauser，2011：8）方式來定義的。[7]所有這三個收入的定義都帶來了收入不平等增加的結果，但是當使用皮凱蒂和賽斯的定義時增加的程度遠遠更高，而他們的定義是唯一一個帶來中低層收入的美國人的實際收入下降或停滯這一結論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