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003 wrote:
美股崩潰但是資本主...(恕刪)
那請問樓主何時要放空美股賺大錢？？
一直在那邊講馬克思主義幹嘛？ 小老百姓重要的是現在怎麼賺錢，不是在那邊煩惱資本主義何時崩潰，何時崩潰是政府該煩惱的事，關老百姓啥事？！
本金太少獲利會無感沒有錯，專注本業也沒錯，窮人一定不能翻身就太over了，舉最簡單的例子，考上醫學系就等於是晉升中產階級了，每年1500位醫學系學生全都來自有錢階級家庭嗎？ 當然不可能！ 讀台清交成理工科 建築系 財金科的，只要能進入本業，都有機會晉升中產階級，只要年收入能破百萬，好好理財，累積500萬本金是不到10年的事，退休時累積2000萬資產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以100萬美金才叫有錢人，那只有2000萬的確不算有錢人，但問題是有2000萬就能過中上生活品質了，追求破3000萬資產的意義大嗎？
樓主在一直說馬克思主義才是未來，我不否認我也認為台灣會走向社會主義（健保就是社會主義的最佳示範了），但那是國家政策上的事，經濟上還是走向計畫資本主義，完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何時才會到來？因為自動化機器人化所以最終馬克思主義才是王道？等到機器人能炒菜，取代護士打針，取代外科醫師開刀，再來說吧！
poppo6656 wrote:
那請問樓主何時要放空...(恕刪)
個人看法，樓主談的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必然引發的結果－－＞崩潰－－＞無產階級革命－－＞共產主義．而美股崩盤不等於資本主義崩潰．
所以，一系列的談話都是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出發解釋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的理性選擇，也就是唯物歷史主義的必然趨勢．但是，人的意識本身便存在矛盾統一的現象，理性（唯物）與感性（唯心）倆著存在矛盾統一，也就是存在二律背反的事實．
樓主試圖透過唯物主義的真理說服普羅大眾的方式，讓眾人了解到事實的真相進而做出理性的選擇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換言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皆以唯物主義為根基，亦存在二律背反的事實．
但是，人類的體制發展至今唯一的真理便是＂槍桿裡出政權＂．換言之，驅動群眾運動的根基是唯心是問的理盲與群盲，也就是政治與宗教．要所有人皆達到理性選擇的理想狀態不可行．
nickmice wrote:
個人看法，樓主談的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必然引發的結果－－＞崩潰－－＞無產階級革命－－＞共產主義．而美股崩盤不等於資本主義崩潰．
所以，一系列的談話都是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出發解釋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的理性選擇，也就是唯物歷史主義的必然趨勢．但是，人的意識本身便存在矛盾統一的現象，理性（唯物）與感性（唯心）倆著存在矛盾統一，也就是存在二律背反的事實．
樓主試圖透過唯物主義的真理說服普羅大眾的方式，讓眾人瞭解到事實的真相進而做出理性的選擇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換言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皆以唯物主義為根基，亦存在二律背反的事實．
但是，人類的體制發展至今唯一的真理便是＂槍桿裡出政權＂．換言之，驅動群眾運動的根基是唯心是問的理盲與群盲，也就是政治與宗教．要所有人皆達到理性選擇的理想狀態不可行．
你知道為什麼卡爾‧馬克思把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稱為「庸俗的經濟學」嗎?
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者只是從局部或是表面現象來推論
缺乏對整個圍觀層次生產關係的觀察，那麼主流的「微觀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又如何呢？
「商品拜物教」的意思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只見物不見人，只從物和物的關係出發
而根本沒有人和人的關係，也沒有看透資本主義本質是剩餘價值生產
就拿西方經濟學經濟模型來說比如索羅增長模型的全要素生產率，缺乏對生產關係的微觀觀察
又比如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 還有瓦爾拉斯一般均衡 等等等就是建立在庸俗經濟學假設之上的
又比如總經凱因斯的 投資=儲蓄，而忽略了少掉的固定資本折舊等等等
甚至包括一開始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後來轉向馬克思經濟學一樣很容易犯這種錯誤
比如主張消費不足論的斯維奇 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等等等
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
實證化，是經濟學的一個發展階段，產生於18世紀末，大致結束於19世紀70年代。大衛‧李嘉圖把古典經濟學發展到最高階段後，隨著政治的日趨進步，經濟學進入了以維護自由市場經濟為主要特徵的科學經濟學階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尼爾、穆勒、薩伊、馬爾薩斯等。
將經濟學冠以庸俗一詞，始於德國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論»中所說"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敲響了"。這裡，馬氏所指的是當時出現的一些為資本家的利益辯護的經濟學說。如英國學者西尼爾提出的所謂最後一小時論 ，一些人引用這一名詞指新古典經濟學現代西方經濟學，屬於謬誤。
凱因斯 儲蓄=投資 恆等式的錯誤 和薩伊定律的錯誤
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是以下
I（v+m）=Ⅱc
I（c+v+m）=Ic+Ⅱc
Ⅱ（c+v+m）=I（v+m）+Ⅱ（v+m）
資本累積模型
簡單再生產
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
什麼是簡單再生產
簡單再生產是指生產規模不變的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是擴大再生產的基礎和出發點，是擴大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實現條件
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所應具備的基本實現條件是：
第一部類的可變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之和必須等於第二部類的不變資本價值，即I(v + m) = IIc這個條件表明兩大部類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
從基本實現條件可以引申出另兩個實現條件：
一是第一部類生產的全部產品在價值上必須等於兩大部類所消耗的不變資本價值的總和，即I(c + v + m) = Ic + IIc。這個條件表明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生產與兩大部類對生產資料的需求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
二是第二部類的全部產品在價值上必須等於兩大部類的可變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之和，即II(c + v + m) = I(v + m) + II(v + m)。這個條件表明整個社會的消費資料生產與兩大部類的工人和資本家對消費資料的需求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
上述三個條件不能具備，社會總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
簡單再生產的類型
（1）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
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是指資本家把剝削來的剩餘價值全部用於個人消費，生產在原有規模上重覆進行。
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新特徵，進一步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
第一，資本家預付給工人的工資即可變資本，是工人在前一生產過程中新創造價值的一部分。所以，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既養活了自己，又創造出剩餘價值，養活了資本家。
第二，資本家的預付資本經過一定時期都會成為剩餘價值的積累物，即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可見，資本家的預付資本也是工人創造出來的。
第三，工人的個人消費，僅僅再生產出可供資本家繼續剝削的勞動力，因此，其實質是從屬於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必要條件。
以上特徵表明，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再生產商品、資本、勞動力等物質生產要素，而且也再生產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然是物質資料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統一。
（2）社會主義簡單再生產
社會主義簡單再生產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一個現實要素，指在擴大再生產的總體中相當於前期原有規模的部分。這一部分在現實的擴大再生產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構成擴大再生產的基礎和出發點。
它的重要性是：
①在擴大再生產的總體中，簡單再生產在數量上總是佔最大的份額，因而原有規模的再生產狀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整個擴大再生產的規模。
②原有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的維持，是生產建設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前提。
③原有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的維護，往往同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上的改善分不開，這裡蘊藏著擴大再生產的潛力，它和積累結合在一起，能夠共同促進再生產數量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
何干強：論凱恩斯「儲蓄＝投資」恆等式的錯誤
作者：何干強 來源：崑崙策研究院
2018年05月31日 8 次瀏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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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凱恩斯的本意，「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準確表達應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恆等式是從常識性的經濟現象推理出來的。全面理解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這是我們認識凱恩斯這個公式錯誤的不可缺少的科學指導。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可以清楚地看出，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社會追加總投資，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沿襲了斯密教條，在社會再生產的分析中犯了丟掉不變資本C的錯誤。搬用「儲蓄＝投資」公式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勢必誤導宏觀經濟調控。
凱恩斯提出的「儲蓄＝投資」恆等式，是西方宏觀經濟學進行數理分析的基本工具。目前我國經濟學界有一種傾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只適用於計畫經濟，而不適用於市場經濟，因而主張借鑑來源於凱恩斯經濟思想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來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不難看到，報刊上不斷有文章照搬凱恩斯的「儲蓄＝投資」公式，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問題，並由此提出對策主張。其實，馬克思是結合貨幣流回規律[1]來揭示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的，因而完全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照馬克思科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應當嚴肅地指出，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是錯誤的。謬種流傳，誤人誤國。目前，解決我國宏觀經濟逐步形成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已成當務之急。[2]為此，深入分析「儲蓄＝投資」這個公式表面性、片面性和應用於實踐的危害性，對於糾正宏觀經濟研究領域迷信凱恩斯主義的傾向，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凱恩斯「儲蓄＝投資」恆等式的理論邏輯
1、「儲蓄＝投資」恆等式的由來
凱恩斯主義的「儲蓄＝投資」這個公式，來自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要看清它的弊病，就有必要弄清提出這個恆等式的理論邏輯。
首先，凱恩斯在提出這個恆等式之前，對它的宏觀經濟基本概念做出了定義。主要是：
——總收入：就是全社會一定時期的收入總和，它等於「企業家的收入」加上「其他人的收入」。「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製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A代表該時期的全部銷售量」，直接成本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A而消耗掉「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設備等資本價值，用U表示；另一部分是「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等於要素成本」，用F表示。所謂要素成本也就是企業家付出的地租、工資、貸款利息等，它們是土地所有者、工人和銀行家的收入；顯然，總收入＝企業家收入＋其他人的收入＝（A－U－F）＋F＝（A－U），所以，凱恩斯說「總收入等於A－U」。
——儲蓄：「儲蓄的意思是收入超過消費支出的部分。」
——消費：「對整個社會而言，一個時期的總消費（C）等於Σ(A－A1)」[3]。（式中「ΣA是一個時期的總銷售量，而ΣA1則為企業家之間的購買量。」所謂企業家相互之間的購買量A1，指的是生產者之間相互購買生產資料的量。如果企業家購買的是消費品。他就不是作為企業家，而是作為消費者。而總銷售量由消費品和投資品（生產資料）構成，這樣，A－A1就是消費品的量或消費量。
——投資：「總投資（I）則為Σ(A1－U)」。既然A1是企業家投入資本買回的生產資料，而U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那麼在A1－U＞0的情況下，所謂總投資（I），就只能理解為追加的投資。
接著，凱恩斯就推理出「儲蓄＝投資」的公式。他認為，這些概念「都符合於常識，也符合於大多數經濟學者的傳統用法」，所以，「只要我們同意：收入等於現期產量的價值，現期投資等於沒有被用之於消費的現期產量，而儲蓄又等於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那麼，「儲蓄和投資的相等是必然的結果。簡言之：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儲蓄＝收入－消費；因此，儲蓄＝投資 」。
顯然，前兩個等式左右分別相加，收入＋儲蓄＝(消費＋投資)＋(收入－消費)；消去左右兩邊的同類項，去除正負抵消的部分，結果必然是：儲蓄＝投資。我們還可以按凱恩斯的說法，在下面的論述中，「一律省略掉Σ」，直接用凱恩斯定義的字母表述總量概念，換一種推理，也一樣得出「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
因為，收入＝A－U； 消費＝A－A1；按照定義，儲蓄＝收入－消費＝（A－U）－（A－A1）＝A1－U；按照定義：投資＝A1－U，所以，儲蓄＝投資。
以上就是凱恩斯得出宏觀經濟中的「儲蓄＝投資」恆等式的推理過程。
2、「儲蓄＝投資」恆等式的本義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投資，並不是指一定時期投入生產的全部生產資料投資，而是指新追加的投資。對照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理論，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全部生產資料投資是應當包括凱恩斯所說的「使用者成本」的。凱恩斯在其著作中對此一開始並沒有說清楚，後來他明確做了解釋，說「社會上所有的人的總儲蓄必然要等於社會上現行的新投資。」由此看來，按照凱恩斯的本意，「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準確表達應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也由此不難理解，他一開始研究的，就是社會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而不是像馬克思那樣，遵循社會再生產總是在實現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的一般規律，先弄清社會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再研究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可見，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一開始就存在簡單化的毛病。
「儲蓄＝投資」這個公式，按照凱恩斯對概念的定義，在數學推理上沒有錯；初看起來，也似乎像凱恩斯說的那樣，「符合於常識」。但是，問題在於，一般的常識和數學邏輯絕不能替代科學經濟學的邏輯。一般常識往往直接反映事物的現象，不等於揭示了事物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而數學邏輯如果能替代經濟學的邏輯，經濟學的數理分析就失去了自身的價值。經濟學要進行科學的數理分析，首先要明確分析對象的科學性質，在此前提下，才能應用數學邏輯作為分析工具。這個道理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數學邏輯上，3＋4＝7，這是常識；但是在經濟學邏輯上，問題就不這麼簡單，如果問，3幢房子加上4本書等於多少，我們按數學邏輯，只能回答是7個抽象東西，但是在經濟學上，這樣回答是毫無意義的。在經濟學上，你必須把房子和書抽象為性質上同一的「價值」或「凝結的勞動時間」，相加才有意義，而結果就顯然不是7這個結果了。
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是從常識性的經濟現象推理出來的。如果我們用《資本論》的唯物史觀經濟方法來分析，就可以看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是一個缺乏客觀經濟內在聯繫的，並不恆等的公式，因而根本沒有科學價值；用以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只會導致掩蓋矛盾、深化矛盾的嚴重後果。
二、結合儲蓄理解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實現條件
1、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儲蓄有關的實現條件
全面理解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這是我們認識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錯誤的不可缺少的科學指導。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人都明白，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實現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總產品價值的各組成部分必須形成一定的、平衡的比例關係結構；其基本公式可表示為：Ⅰ(v＋m/z＋m/x)＝Ⅱ(c＋m/y)。[4]但是，這對於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擴大再生產還不夠，還需要進一步理解馬克思深刻揭示的與商品流通和貨幣儲蓄相聯繫的兩種實現條件，而這對認識凱恩斯公式的錯誤尤其重要。
一是全社會的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全社會一部分資本家（1）或企業，他（它）們要用往年積累的固定資本折舊基金貨幣，進行實物更新，即購買新的固定資本實物，替代已經失去價值的固定資本；而另一部分資本家（2）或企業，則在當期無法進行實物更新，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商品，把貨幣化的固定資本損耗積累起來。前一部分資本家（企業）的折舊基金c(1)G的貨幣價值總量和後一部分資本家（企業）的體現固定資本損耗價值的商品c(2)d的價值總量之間，應當相等，即：c(1)G＝c(2)d，社會再生產才能夠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社會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平衡，這是社會再生產實現客觀需要的條件，但是在凱恩斯的「儲蓄＝投資」這個公式中，卻表現不出這種重要條件。
二是在社會擴大再生產追加投資過程中實現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條件。馬克思揭示出，社會再生產的兩大部類有許多產業部門，許多企業，它們的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並不是同步的。總有一類資本家或企業（用B來表示）的貨幣積累已達到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數額，當年已需要購買追加生產要素，進行實際積累（用mBG來表示）；而其他一類資本家或企業（用A來表示），當年則仍在通過出售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進行貨幣積累（用mAW來表示），以做好擴大再生產的準備。[5]這樣，兩大部類就既有實行單純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的B資本家或企業（進行實際積累），又有賣而不買的A資本家或企業（進行貨幣積累）。馬克思揭示出，A能出售商品進行貨幣積累的可能性，就在於B把以往已經積累的貨幣投入流通，來購買A的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於是得出，在一定時期，社會總資本實現擴大再生產在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方面的實現條件是，全社會一部分準備未來追加投資的A類資本家或企業，要賣掉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mA(W)，進行貨幣積累（即貨幣形態的資本儲蓄）；而另一部分在當期進行實物積累的資本家B或企業,則要用往年的積累貨幣資本mBG，購買追加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來實現擴大再生產，只有當mAW＝mBG，社會擴大再生產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凱恩斯的「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公式卻與馬克思的mAW＝mBG公式有本質的區別。
2、用圖式來闡釋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中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平衡
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圖1）[6]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馬克思關於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科學含義，弄清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的錯誤。
圖1：當Ⅰ(v m/x)=Ⅱc時，結合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的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
說明：圖中箭頭→表示兩大部類之間進行交換時的貨幣流通途徑；A表示出售商品進行貨幣積累，B表示購買商品進行實際積累；工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出賣的是勞動力商品。本圖為簡略計，撇開了表現不變資本中的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途徑。
圖1顯示，在Ⅰ(v＋m/z＋m/x)＝Ⅱ(c＋m/y)，且Ⅰ(v＋m/x)＝Ⅱc 的情況下，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商品流通，以及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情況：
其一，第Ⅰ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Ⅰm/y這部分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在本部類進行，並應當相等，即Ⅰ(m/y)BG＝Ⅰ(m/y)AW。
其二，第Ⅱ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Ⅱm/z這部分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也在本部類進行，經過Ⅱ(m/z)BG→追加工人的勞動力商品→Ⅱ(m/z)A W的途徑來實現，並要求Ⅱ(m/z)BG＝追加工人的勞動力商品＝Ⅱ(m/z)AW。
其三，Ⅰ(v＋m/x)和Ⅱc這兩部分商品的價值量相等，它們的商品交換途徑是：第Ⅰ部類Ⅰv商品的資本家付出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商品→工人得到工資貨幣，到第Ⅱ部類購買消費資料商品→第Ⅱ部類資本家到第Ⅰ部類購買生產資料商品補償一部分Ⅱc，使貨幣流回到第Ⅰ部類；或者，第Ⅱ部類的資本家付出貨幣，購買第Ⅰ部類資本家的Ⅰv商品→資本家得到貨幣，購買本部類工人的勞動力商品→工人到第Ⅱ部類購買消費資料商品，使貨幣流回到第Ⅱ部類。至於Ⅰm/x與Ⅱc之間的商品交換，在兩大部類資本家之間進行，任何一方預付貨幣作為交換的中介，貨幣都會回到預付的一方。
其四，第Ⅰ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Ⅰm/z與第Ⅱ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Ⅱm/y這兩部分，他們之間的交換隻能結合各部類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來進行。途徑是：第Ⅰ部類用追加可變資本貨幣Ⅰ(m/z)BG進行實際積累→它們作為工資貨幣付給本部類追加的工人→第Ⅰ部類追加的工人用勞動力商品換回的工資貨幣，到第Ⅱ部類購買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手中的商品Ⅱ(m/y)AW，這部分貨幣留在第Ⅱ部類；而第Ⅱ部類進行實際積累的資本家，則用貨幣Ⅱ(m/y)BG到第Ⅰ部類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那裡購買等價值量的生產資料商品Ⅰ(m/z)AW，作為追加的不變資本。這樣，經過上述途徑，兩大部類在交換中，既遵守了貨幣流回規律，又都實現了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實現了社會擴大再生產。
從圖式中不難看出，在社會總資本實現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中，進行實際積累的B資本家動用積累（儲蓄）的貨幣進行購買；而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A提供實物形態的用於追加資本的商品（追加生產資料和供追加勞動力的消費資料）。這兩類資本家處在兩大部類不同的部門，受產品價值不同部分的比例關係的制約，相互之間具有以下交換關係：Ⅰ(m/y)BG＝Ⅰ(m/y)AW，Ⅱ(m/z)BG＝Ⅱ(m/z)AW，Ⅰ(m/z)BG＝Ⅱ(m/y)AW，Ⅱ(m/y)BG＝Ⅰ(m/z)AW。綜合起來：Ⅰ(m/y)BG＋Ⅱ(m/z)BG＋Ⅰ(m/z)BG＋Ⅱ(m/y)BG＝Ⅰ(m/y)AW＋Ⅱ(m/z)AW＋Ⅱ(m/y)AW＋Ⅰ(m/z)AW，也就是：等式左邊全社會B類資本家手中的剩餘價值中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資本積累（BG）＝等式右邊全社會A類資本家購買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進行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額（AW）。理解了馬克思揭示的這種平衡條件，就容易看清凱恩斯「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錯誤了。
三、「儲蓄＝投資」恆等式的錯誤
1、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追加總投資
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可以清楚地看出，與追加總投資（即進行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AW）相等的，是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資本積累（BG）。但是，貨幣資本積累（BG）並不是社會總儲蓄，而只能是社會總儲蓄中的一部分。《資本論》和經濟現實都表明，社會總儲蓄包含豐富的內容，除了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它還至少包含：
其一，作為企業固定資本折舊基金積累的儲蓄。顯然，一定時期一部分資本家賣出體現固定資本損耗的商品，形成的折舊基金是包含在社會總儲蓄之中的。雖然這種折舊基金作為儲蓄，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可以暫時通過銀行信貸，作為追加投資使用，但是這部分折舊基金儲蓄從性質上說，並不是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如果這種儲蓄被銀行貸出而用於追加投資，那麼存入折舊基金的資本家到了自己需要進行實物更新之時，銀行將不能保證它們取回積累的折舊基金貨幣，用於固定資本更新。如果把本來用於固定資本更新的折舊基金儲蓄大量地用到追加資本即擴大再生產上，那就會連社會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
其二，企業的非追加投資性質的儲蓄。它們包括，企業必要的應付市場風險的準備金、企業在資本週轉中一般會產生的游離貨幣資本（企業資本的周轉期間包括生產期間和流通期間，這兩種期間的差別，往往會使企業資本在周轉中產生暫時不用的貨幣資本）、企業防災的保險金等，這些儲蓄一般來說，在性質上都不屬於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而主要是用於維持企業資本的正常循環和周轉。當然，在信用制度下，這不排除可以將它們暫時利用來追加投資，但是，這畢竟具有暫時性，並只能在較小的額度之內，如果超過一定期限和一定額度，勢必造成社會再生產的失衡。
其三，人們個人收入中結餘的消費基金。這種儲蓄雖然可以通過銀行信貸用於生產投資，但是，在現實中，由消費基金轉化的投資，既有用於追加投資的，也有被借用於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看，也不能說「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是恆等式。
由此看來，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社會追加總投資。說兩者恆等是錯誤的。
2、「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沿襲了斯密教條
所謂斯密教條，就是馬克思指出的，「一切商品（從而年商品產品）的價格分解為工資加利潤加地租這個教條」；斯密「把資本的不變價值部分從商品價值中驅逐出去」（簡稱「丟掉了不變資本c」）。
凱恩斯是從「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儲蓄＝收入－消費」這兩個等式，推導出「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我們已經知道，凱恩斯這些公式中的「投資」都是指社會追加的投資或「新投資」。這就意味著，凱恩斯公式中的社會總「收入」是撇開了資本家投入簡單再生產的原有舊資本的不變資本C的，由於凱恩斯和斯密一樣，沒有社會簡單再生產的概念，他們都一開始就研究社會擴大再生產，所以，他的「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Σ(v＋m)＝Σ[v＋(m/x＋m/y＋m/z)＝Σ[(v＋m/x)＋(m/y＋m/z)]，式中，v＋m/x（這裡v是工人的工資收入，m/x代表資本家的利潤、銀行家的利息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消費，（m/y＋m/z）是新投資（用於追加生產資料m/y和勞動力的剩餘價值m/z）。顯然，凱恩斯是把他對單個資本家的收入的定義，簡單地套用到全社會的收入上來了。
凱恩斯認為，「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製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用《資本論》的話語來表述，也就是在賣出的製成品的產品價值中W＝c＋v＋m中，扣除了c＋v這部分資本家投入的直接成本，並扣除了m這部分剩餘家中要付出的利息、地租等（假定他借款和租地經營），所剩餘的部分。對這個剩餘的部分，單個資本家一是用於個人消費（x/m），二是用於追加投資(y/m ＋z/m)。這對於單個資本家而言，是符合常識的。但是，凱恩斯卻把「消費＋儲蓄」視為總供給（售出總產品和勞務的總收入，分為消費和儲蓄），把「消費＋投資」視為總需求（對購買產品、勞務的總支出，用於消費、投資需求），並由此認為，只要全社會「儲蓄＝投資」，就可以實現「總供給＝總需求」 或「總收入＝總支出」！這說明，凱恩斯只是在社會的新創造的價值產品Σ(v＋m)範圍內定義總收入和總支出，這完全沿襲了斯密教條，在社會再生產的分析中犯了丟掉不變資本C的錯誤。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針對斯密教條，問道：「如果全部產品的價值都可以以收入的形式消費，舊資本又怎麼能夠得到補償；每一個資本的產品價值怎麼能夠等於三種收入加上C（不變資本）的價值總和，而所有資本的產品價值加起來的總和卻等於三種收入加上零的價值總和。」這段話完全適用於揭示凱恩斯的錯誤。我們知道，社會再生產必須從社會總產品出發，其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都只能來自社會總產品價值：Σ(c＋v＋m)＝Ⅰ(c＋v＋m)＋Ⅱ(c＋v＋m)。明白了這個前提，我們就不難領會馬克思這段話的兩層反問的意思：
第一層：在兩大部類的產品價值中，能夠供給全社會消費的，只能是生產消費品的第Ⅱ部類的產品Ⅱ(c＋v＋m)，也就是全社會的消費品Σ(v＋m)。由於實物形態的Ⅱc是消費品，它可以銷售出去，提供個人消費，按照社會再生產交換的途徑，它應當換回價值量等於Ⅰ(v＋m)的生產資料商品，來補償第Ⅱ部類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c；而Ⅱ(v＋m)在使用價值上本身是消費品，它銷售出去是供給本部類的個人消費需求的。這樣一來，因為在全社會以收入的形式來進行個人消費的，只能是消費資料商品Ⅱ(c＋v＋m)，所以，如果全部產品的價值都屬於供給用於兩大部類消費的Σ(v＋m)＝Ⅱ(c＋v＋m)，也就意味著全社會沒有生產生產資料Ⅰ(c＋v＋m)，那麼，第Ⅱ部類已經消耗的不變資本（舊資本）Ⅱc又如何能夠換回生產資料Ⅰ(v＋m)，而第Ⅰ部類自己再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Ⅰc，又怎麼能夠得到補償呢？
第二層：每一個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都是W＝c＋v＋m，它等於c(不變資本) 加上v(工資)、m(利潤和地租）這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按照數學加總的原理，所有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加起來的總和，就應當等於Σ(c＋v＋m)，卻怎麼能夠等於Σ(v＋m)即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呢？
可見，凱恩斯用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來推理全社會的「儲蓄＝投資」，並論證「總供給＝總需求」，這只不過是沿襲了斯密教條而已，是完全錯誤的。無疑，用這種不科學的、扭曲了社會再生產或宏觀經濟運動內在聯繫的理論來指導任何社會的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都只會帶來混亂的結果。
四、「儲蓄＝投資」公式對於宏觀調控實踐的誤導作用
1、搬用「儲蓄＝投資」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研究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可以知道，不變資本Σc的補償，這是研究社會再生產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各生產部門的產品價值之間形成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所要求的平衡比例關係，這是實現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基本條件。而凱恩斯「儲蓄＝投資」這個公式貫徹斯密教條，丟掉了Σc。如果搬用這個公式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就會主要考慮社會總儲蓄與總追加投資之間的關係，把儲蓄全都理解為貨幣資本的供給，把投資理解為對追加投資（購買追加生產資料）的需求，就不會考慮生產領域尤其是第部類不變資本Ⅰc的補償問題，也不會考慮追加投資要以社會再生產相應的部門之間形成一定比例關係為條件，更不會從「全國一盤棋」、社會化大生產要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要求角度，考慮追加資本的投資方向。這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2、用「儲蓄＝投資」公式進行數理分析勢必誤導宏觀經濟調控
「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公式的誤導作用，在現實中會有三種情況：
（1）某時期出現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的人，就會認為，當年儲蓄應當全部用於追加投資即購買追加生產資料產品），這樣就可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在一定時期能夠用於追加投資或實際積累的，只能是社會總儲蓄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積累基金，而這部分基金必須與在擴大再生產中能用於貨幣積累的體現剩餘價值的產品價值相等，或者說與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所決定的一定量的追加生產資料商品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量相等。這樣，如果把全部儲蓄的貨幣都用於購買一定量的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那麼就會導致投入流通的貨幣過多，超出了要購買的追加生產要素的商品價值量，這就會導致追加生產要素商品的價格上漲，導致社會總產品不同組成部分的價格關係失去原有的平衡，並導致各生產部門的生產要素結構發生變動，從而引起產業結構失衡。
（2）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來調控宏觀經濟，就會比第一種情況更多地將儲蓄的貨幣用於追加投資（購買生產要素商品），這會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和失衡更加嚴重。當然，可以設想把社會總儲蓄超過追加總投資的差額，不用於國內，而投到國外，這樣在國內似乎可以實現貨幣積累基金（用於實物積累）與追加生產要素的商品價值量（用於貨幣積累）的平衡。但是，如果把這種「差額」用於國際貿易的進口，那等於將國外商品購回國內銷售，這與在國內追加投資生產商品並無實質不同，因而不能達到促進國內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的目的。而如果把這種「差額」用於國外直接投資，那麼，除非是把資本奉送給外國，從一國民族資本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這種到外國的直接投資及其利潤，總是要返回國內的，這就仍然不能解決照搬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3）假定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來調控宏觀經濟，就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削減過剩的生產資料產品，使貨幣資本積累（BG）＝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額（AW）。在公有制是經濟基礎的條件下，可以把詳見下來的過剩產品暫時儲存起來，以後再使用；但是，即使能夠如此，仍然要弄清在社會總儲蓄中貨幣資本積累（BG）有多少，併力求在社會生產力的一定水平上社會再生產各部門形成何種平衡的比例關係，不解決這些問題，就仍然不能促使宏觀經濟實現平衡。如果私有制經濟比重很大，儲存過剩產品的方法就行不通，因為商品過剩，賣不出去，對私有制企業來說，將意味著企業資本循環中斷或破產；而從全社會看，破產企業達到一定程度，導致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發生新的不平衡，乃至引起經濟危機。另一種辦法是，設法增加用於實際積累的貨幣基金，這只有通過負債的方式或增發貨幣的方法，而舉債等於寅吃卯糧，為以後經濟發展留下隱患，增發貨幣（紙幣）則勢必引發通貨膨脹，這都只會暫時掩蓋宏觀經濟運動的矛盾甚至加深矛盾，都無法解決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不平衡問題。
綜上所述，凱恩斯的「儲蓄＝投資」公式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應用於實踐是有害的。我們只有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應用和發展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和流通的科學理論，才能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宏觀經濟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問題，開創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的新局面。
注 釋：
[1]馬克思揭示出，全社會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這兩大部類的各生產部門，在商品價值和實物形態兩方面，必須形成平衡的比例關係，並以貨幣流通為中介，進行相互補償和更新的交換，才能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當再生產（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規模擴大的）正常進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去的貨幣，必須流回到它的起點（無論這些貨幣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借來的）。這是一個規律」[1]511關於貨幣流回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第3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多處提到，參見該卷第446、459、507、533頁。）
[2]中央領導同志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經濟生活中的問題，根本的是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 （江澤民.大力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G]，人民出版社,2001:1070）；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資導致產能過剩的不良後果正在顯現」，「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當艱巨」（胡錦濤.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G]，人民出版,2008:70）；此後，又反覆要求調整好宏觀經濟結構。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報10月28日第1版）。足見結構失衡問題由來已久。
[3]請讀者注意，凱恩斯用C表示總消費；馬克思用C表示不變資本，不宜混淆。
[4]式中，c、v分別表示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m表示剩餘價值，m/x表示剩餘價值中用於資本家消費的價值產品，m/y、m/z分別表示剩餘價值用於追加不變資本和追加可變資本的部分，m＝m/x＋m/y＋m/z。在一般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這個等式通常表述為：Ⅰ(v △v m/x) ＝Ⅱ(c △c)。
[5]嚴格地說，mBG和mAW中的剩餘價值m應表示為（m－m/x），因為剩餘價值要扣除資本家的個人消費m/x，才能用於追加資本；為了不至於一開始把闡釋複雜化，這裡用m表示，是屬於m的意思。
[6]馬克思是通過「積累時Ⅱc的交換」，即兩大部類在Ⅰ(v＋m/x)和Ⅱc之間等於、大於、小於三種情況，來概述貨幣流回規律與社會擴大再生產實現條件之間關係的;[1]586～590,[2]圖1表現的是Ⅰ(v m/x)=Ⅱc這一種情況。
參考文獻：
[1]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何干強.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再研究[J]，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7（11）:27—52.
[3] [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4]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係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5期【作者授權】）
以下是行政院主計處網站資料心得 儲蓄率和投資的公式計算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10878&ctNode=770&mp=4
儲蓄會永遠大於淨追加投資，因為儲蓄率內包括固定資本消耗和折舊率(看紅粗體字)
儲蓄率如何計算，政府及企業為什麼有儲蓄？
答：
國民儲蓄係全國各經濟部門在一定期間內國民可支配所得未用於消費者，與一般大眾觀念上之儲蓄不同。
國民儲蓄淨額＝國民可支配所得－國民消費(＝民間消費＋政府消費)
國民儲蓄毛額＝國民儲蓄淨額＋固定資本消耗
國民儲蓄率(即儲蓄率)＝國民儲蓄毛額÷國民所得毛額×100％
儲蓄主要分為三部門：
(一)政府儲蓄：國民經濟會計所稱之政府儲蓄係指經常收入與經常支出之差額(並非歲計結餘)，因政府支出有屬於經常支出，有屬於資本支出(建置資產或償還債務)，而政府之經常收入扣除經常支出之餘額即政府儲蓄，可用於資本支出之財源。
(二)公司及準公司儲蓄：所稱公司及準公司，包括一般法律規定之特殊實體，以及雖不符合法律規定，惟其營利事實、組織目標及利益分配型態皆與公司組織相同之其他實體。其儲蓄之內容包括當期提撥之各類公積金及未分配盈餘等。
(三)家庭及NPISH儲蓄：係指家庭(包括家庭及非公司企業)及NPISH(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收到之可支配所得與消費支出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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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再生產
擴大再生產是指在擴大的規模上進行的再生產過程。其基礎是剩餘價值中的一部分用於生產性積累。擴大再生產可以分為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和內含型擴大再生產兩種。外延型擴大再生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要素的質量不變，單純依靠增加生產資料和勞動的數量、擴大生產場所的辦法來擴大生產規模。外延型擴大再生產亦稱粗放型擴大再生產，以生產向廣度發展為特徵。
擴大再生產舉例
例如，一個皮鞋生產商，如果每年都用同樣多的工具、設備、原材料和勞動力，生產同樣多的皮鞋，這就是簡單再生產；如果他在第二年增加了工具、設備、原材料，也多僱傭了勞動力，生產的皮鞋也大大增加，這就是擴大再生產。
任何一個社會，要想取得發展，都必須採用擴大再生產的方法。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生產無論怎麼樣擴大，總是以原有規模為基礎和出發點，只有在完成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所以，簡單再生產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和基礎，而擴大再生產則是簡單再生產的繼續和發展。
擴大再生產類型
分類
雖然所有的生產都是從簡單再生產開始的，但擴大再生產往往成為所有生產過程的主要特徵。一般說來，擴大再生產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和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
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是通過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而實現的擴大再生產。如上例中我們所舉的皮鞋生產商，如果他在生產技術、工藝水平、生產流程都不變的情況下，僅僅是靠增加工具、設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而形成的擴大再生產，就是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
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是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實現的擴大再生產。就是在廠房、機器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數量不增加的情況下，主要是通過技術進步、加強管理、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等方法，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
在現實生活中，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同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很難把它們兩者完全獨立開來。比如採用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時，隨著進行新的投資而增加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規模時，往往伴隨著生產要素質量的提高；在採用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而進行技術改進或更新機器設備時，同樣需要增加新的投資，並或多或少伴隨著數量規模的擴大。但需要我們明確的一點是，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改採用，內含式的擴大再生產在整個社會再生產中所佔的比重將越來越大，並將會成為擴大再生產的主要方式。
社會再生產，不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就其內容來說，既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又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一方面，再生產必須生產出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來補償或增加已經消耗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任何生產又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下進行的，隨著生產的不斷更新和重複，這種關係也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所以，任何社會的再生產都是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係再生產的統一。
擴大再生產條件
（1）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有兩個：
第一，Ⅰ（v + m）> Ⅱc .第一部類的可變資本價值與剩餘價值之和，必須大於第二部類的不變資本價值，為擴大再生產提供可追加的生產資料。
第二，Ⅱ（c + m-m/x）>Ⅰ（v + m/x）。第二部類的不變資本與用於積累的剩餘價值之和，必須大於第一部類的可變資本與資本家用於個人消費的剩餘價值之和，為擴大再生產提供可追加的消費資料。
（2）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有三個：
第一，第一部類原有可變資本的價值、追加的可變資本價值與本部類資本家用於個人消費的剩餘價值三者之和，必須等於第二部類原有的不變資本價值與追加的不變資本價值之和。用公式表示為：Ⅰ（v + Δv + m/x） = Ⅱ（c + Δc）
第二，第一部類全部產品的價值必須等於兩大部類原有不變資本價值和追加的不變資本價值之和。用公式表示為：Ⅰ（c + v + m）=Ⅰ（c + Δc）+ Ⅱ（c + Δc）
第三，第二部類全部產品的價值必須等於兩大部類原有的可變資本價值、追加的可變資本價值，以及資本家用於個人消費的剩餘價值之和。用公式表示為：
Ⅱ（c + v + m）=Ⅰ（v +Δv + m/x）+ Ⅱ（v +Δv + m/x）
在這三個實現條件中，第一個條件是基本條件，第二條件和第三個條件則是由第一個條件派生而來的。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三個實現條件共同表明了保持兩大部類適當比例關係的重要性。
擴大再生產原理解讀
擴大再生產實際上有一個積累的前提，即：I（V+M）>IIC。這個前提來自剩餘價值。如果設供資本家消費的剩餘價值為A（筆者是學習列昂節夫的著作入門的），用於資本化的剩餘價值為B，則可以得到：
第一，和簡單再生產類似，第一部類應該用自己的可變資本V與第二部類進行交換（當然這裡的可變資本V表現為原先的可變資本加上積累後的與可變資本結合的剩餘價值部分BV）。並且，第一部類中的A現在正表現為生產資料的形式。所以，A必須參與這個交換。再來考察第二部類的生產，就可以得到：新的參與再生產流程的成分是與不變資本C結合的剩餘價值積累部分BC。為了使交換無障礙的進行，他們的數量必須相等。所以實現擴大再生產的第一個條件是：I（V+A+BV）=II（C+BC）。
第二，社會生產資料的一切形式，來源於第一部類生產出的總生產資料。所以第一部類生產的價值總額等於第一、第二部類生產的全部不變資本及其附加的部分。公式化形式如下：I（C+V+M）=I（C+BC）+II（C+BC）。
第三，一切社會消費品來自於第二部類生產的生活資料。因此與上類似，第二部類生產的價值總額應等於第一、二部類資本家的消費和可變資本V的總額。也就是說，II（C+V+M）=I（A+V+BV）+II（A+V+BV）。
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錯誤
郎教授震撼再出發：提出「馬克思中觀經濟學」理論
社會生產無時不處在發展中，計畫使之有序，市場使之無序。
——郎咸平
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四十年來，中國經濟歷經了高速增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成長為「世界工廠」，而今我們還在向著「製造強國」邁進。
但我們發現，在思考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時，還是會有一部分人從西方理論中尋找坐標，直接採用國外的案例或者套用國外的數據而得出一些假設命題。雖然這些研究有一定的現實借鑑意義，但更多的是脫離了實際。
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分別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它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對人類的整個社會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我國的情況有些特殊，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並未按照西方所謂的標準模型進行制度轉型。簡單來說，就是西方的主流政治經濟學難以解釋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蹟。因此，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必須從「本土視角」出發，研究中國經濟增長邏輯必須先建立「本土意識」。
郎咸平教授花費了十年時間對此進行研究，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特點——以「中觀均衡」為切入點，從而實現社會均衡，並以數學的方式進行了論證。這一發現不僅能夠論證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能論證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目前，這本郎咸平教授的最新著作《馬克思中觀經濟學》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郎咸平教授在書中提出了「中觀經濟學」體系，他認為「中觀經濟學」的目的是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而不是頻繁發生經濟危機。根據「中觀經濟學」的邏輯框架，我們大致可以分析出以下幾點：
1、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本質，就是開放「第二部門，即生活資料部門」；
2、蘇聯之所以「垮台」，就是因為「第二部門即生活資料部門」實行了徹底的計畫經濟；
3、美國之所以發生「大蕭條」，就是因為「第一部門即生產資料部門」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
總的來說，今天全球的經濟競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思想的競爭。而「中觀經濟學」不僅能夠解決經濟穩定增長問題，也能解決社會均衡問題。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說「中觀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
那麼，到底什麼是「中觀經濟學」？我們從郎咸平教授新著《馬克思中觀經濟學》序言中摘出了一部分，可以作為解答：
大家所熟悉的西方經濟學可以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簡單的講，微觀經濟學分析「個人」行為——也就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消費者根據效用的大小決定商品的消費量。在既定價格之下，消費者會選擇一組商品使得它的效用極大化。生產者根據利潤的大小決定商品的生產量。在既定的價格之下，生產者會選擇生產一組商品使得他的利潤極大化。
而在價格的調整之下，生產者生產的商品會等於消費者消費的商品，也就是供給等於需求。而使得供給等於需求的這一組價格，就叫做均衡價格。在均衡價格之下，消費者的效用極大化，而生產者的利潤極大化，這就是一般均衡理論，學術界也稱之為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
宏觀經濟學討論的是「國家」層面的政策。具體的講，就是政府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微觀經濟學討論的是個人，宏觀經濟學討論的是國家。中間缺個環節就是微觀和宏觀經濟學都沒有討論的產業。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就是《資本論》。而整個三卷《資本論》的靈魂就是第二卷所分析的兩個產業（馬克思稱之為生產資料部門和生活資料部門）。
毫無疑問，《資本論》彌補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缺失的中間環節，所以我將此書定名為《馬克思中觀經濟學》。
和微觀經濟學相比，《資本論》和微觀經濟學都是在 1850至1870 年之間所發展的學科，因此具有可比性。《資本論》對於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並未做過於任何的討論。具體地說，《資本論》完全不討論消費者的效用，也不討論消費者如何決定不同商品的消費量。《資本論》就是假設消費者已經決定了不同商品的消費量。《資本論》雖然討論了生產者的利潤，但是生產者不是根據利潤極大化原則決定生產不同的商品。《資本論》假設生產者已經決定了不同商品的生產量。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關注了兩個產業（部門）的簡單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均衡問題。簡單再生產均衡可以對比微觀經濟學（或者叫做瓦爾拉斯）的靜態一般均衡，而擴大再生產均衡可以對比微觀經濟學（瓦爾拉斯）的動態一般均衡。
馬克思的再生產模型較瓦爾拉斯的模型要複雜且深入。瓦爾拉斯僅考慮到最簡單的生產和消費的均衡問題，而馬克思的均衡模型雖然形成時間可能早於瓦爾拉斯，但是其思考則更加深入。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上。
第一，馬克思考慮到了社會分配的問題，工人和資本家在收入來源和消費上均有所不同，這一點在瓦爾拉斯的模型中是沒有的。瓦爾拉斯假設所有消費者是完全相同的，且消費者也是生產者，他們自產自銷，這就沒有分配問題，他們在社會生產中沒有分工，社會生產利潤在他們之間平均分配，類似烏托邦。所以瓦爾拉斯的生產像是烏托邦式的生產，而馬克思研究的是實實在在的資本主義生產。
第二，馬克思是價值理論的集大成者，其將價值體系貫穿社會生產均衡全過程，所以馬克思經濟學不僅討論了價格下的均衡問題，還揭示了價值在其中的分配過程。
第三，瓦爾拉斯社會生產並不分部門，但是馬克思經濟學中將社會各行業分為兩個部門，一個生產資料部門（類似重工業），一個生活資料部門（類似輕工業）。將工業分兩個部門在簡單再生產（對應瓦爾拉斯靜態均衡）中意義不是很明顯，但是對於擴大再生產（對應瓦爾拉斯動態均衡）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生活資料部門僅僅用於生產維持廣大工人生存的商品，這個部門註定會被資本家所抑制，社會擴大再生產基本上主要針對於資本化程度更高的重工業部門，這是資本家剝削本質在社會行業分工上的表現。
當馬克思中觀經濟學的擴大再生產均衡確立後，消費和生產分別透過微觀經濟學所分析的消費者效用極大化和生產者利潤極大化得來。換句話說，瓦爾拉斯的微觀均衡會在此基礎上自行適應得出相應的安排。對於微觀層面的均衡，我們不妨假設已經通過前述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過程達到了各自最優。這樣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與今天的微觀經濟學就實現了無縫對接。更精準的說法就是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可以理解為中觀均衡，因為中觀均衡分析的角度更廣，而瓦爾拉斯的理論可以理解為微觀均衡，其分析角度更細。換句話說，馬克思的中觀經濟學達到了均衡以後，瓦爾拉斯的微觀經濟學才能達到均衡。
和宏觀經濟學相比，《資本論》完全不討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宏觀經濟學是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學科。在馬克思的時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是不存在的名詞。但是《資本論》和宏觀經濟學所追求的目的卻是相同的，都是追求經濟的穩定增長。
宏觀經濟學如何達到穩定的增長呢？就是政府控制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達到穩定的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已經承認了自由市場的不穩定性，所以政府必須尋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適當搭配以維持經濟穩定增長。舉例，當經濟蕭條的時候，以財政政策為例，政府應該增加政府支出或者減稅以拉動經濟。以貨幣政策為例，政府應該增加貨幣供應以降低利息，從而使得投資增加以拉動經濟。
1933年羅斯福新政加強國家干預經濟，以克服經濟危機
《資本論》如何達到穩定的增長呢？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設置中，部門 1 （生產資料部門）是優先的，部門 2 （生活資料部門）起到了後勤配合的作用。部門 1 節約部分或全部剩餘價值的消費，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擴大部門 1 的生產。部門 1 產出的生產資料在供部門 1 擴大再生產使用之外，剩餘的部分將用於部門 2 的再生產；部門 2 接收部門 1 剩餘的生產資料，按比例配套其他投入，進行本部門的擴大再生產。換句話講，馬克思心目中的計畫經濟就是政府對部門 1 的計畫，而不是針對部門 2。
馬克思在擴大再生產中的這一安排，一方面反應了資本家對生產資料（資本品）的追逐，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了非常明顯的「計畫經濟」特性。我們這裡說的計畫經濟，並不是針對微觀層面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上的計畫性（類似前蘇聯的計畫經濟），而是針對社會生產部門層面的計畫（類似東亞的產業扶植計畫）。部門 1 被設定為優先發展而應該被計畫的部門，部門 2 被設定為配闔第一部門的後勤部門。此時社會生產的發展，是靠部門 1 的優先發展來帶動的，部門 1 的優先發展帶動部門2的發展。在馬克思的時代，數學還沒發展出來，以線性代數為例，一直到了1940年之後才形成了今天線性代數教學內容體系。所以馬克思只能用低效率的文字敘述數學的問題。馬克思直覺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兩個部門，也就是整個社會都可以穩定的增長。在書中，我用線性代數和差分方程證明了馬克思的直覺是正確的。
在本書中，我們會嘗試改變馬克思的再生產安排，將這一「計畫性」去掉，來研究在自由市場下進行的擴大再生產。我繼續用線性代數和差分方程分析之後，驚奇地發現「市場化」的擴大再生產將變得極不穩定，在多數情況下都不能達到常規意義上的穩定擴張。而馬克思安排下的「計畫性」的擴大再生產是可以實現兩個部門同步的穩定擴張的，所以政府只要把握好部門1的計畫性，經濟自然穩定增長。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總結，社會生產無時不處在發展中，計畫使之有序，市場使之無序。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全面採取了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那麼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就是經濟的不穩定性。而凱恩斯所發展出來的宏觀經濟學就是在這個自由市場的背景下產生的。就是因為經濟的不穩定性，所以需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達到經濟的穩定增長。
有人根據「索羅增長模型」來說明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比較高
但是「全要素生產率」並不是「勞動生產率」
他是一個偽命題並不是真實的生產率和技術進步引起的
來源於跨國的剩餘價值轉移和剝削，美國直接印鈔票也可以增加全要素生產率
而且這一新古典經濟模型混淆了勞動力和資本的社會生產關係
所以得出非常慌繆的結論 資本和技術進步本質上是不可分割的現象
導致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預測失準
西方主流經濟學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實踐檢視與方法論反思——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時間：2018-04-13 16:47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生產率表現為資本的生產率，各要素都要服從資本增殖的需要。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的生產力表現為社會的生產力，特別是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結合方式，會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我們培育增長的新動能，政策的設計必須既要激勵生產力的層面的因素，又要激勵生產關係層面的因素，以提升勞動生產率為手段，塑造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機制。
自美國學者阿布拉莫維茨提出「除要素投入增加推動經濟增長之外還存在其他因素的貢獻」的觀點之後[1]，羅伯特‧索洛構建了一個可操作的模型度量了阿布拉莫維茨的所說的「不可知」的因素，並將這一不可知的因素歸於技術進步的貢獻，即通常被我們稱之為「索洛殘差」的部分，[2]美國學者肯德里克將這一殘差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3]由於索洛模型正確地指出了技術革新或技術進步作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形式在增長中的作用，相對於已有研究更能解釋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因素，因此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推崇。自此，全要素生產率就被賦予了魔幻般的作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作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或經濟能否維持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指標，並將其作為國家或地區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特別是在克魯格曼對「東亞奇蹟」提出質疑之後，[4]對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持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學者也紛紛加入其中，湧現了諸多關於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的觀點及政策主張。在當下，很多學者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看作是中國引領經濟新常態和實現供結側結構性改革目標的關鍵，甚至有學者直接將其看作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①]。那麼，這一具有魔幻般作用的概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範疇?其本身是否是科學的以及是否能真實地反映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以此為依據所制定的宏觀政策是否能有效引領我們的新常態?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指向的政策設計，是否能使我們順利實現結構調整和提升經濟效率的目標?由於這一理論事關我們未來發展路徑的選擇與政策制定的依據，因此我們有必要就這一理論進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一、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思想淵源與演化
全要素生產率或總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常常被指認為一個經濟體增加的產出中不能用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釋的部分，即產出增長率減去要素投入增長率的剩餘部分[②]。主流經濟學將其稱作要素組合的配置效率，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的不是單一要素對增長的貢獻，而是所有投入要素組合的貢獻，即人們常說的「索洛殘差」。索洛殘差在莫塞斯•阿布拉莫維茨看來，就是度量人類「無知」的部分，只是這個「無知的部分」被索洛解釋為「技術進步」，而後來者則一步步地將其歸於不同的主客觀要素，儘管這些要素的界定與分解本身未必是科學的。從對這一範疇的界定來看，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一個殘差或余值，其本身是在與作為要素的資本和勞動等的關係中確定的。在方法上，人們首先要界定和度量要素投入對增長的貢獻，然後才能度量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對要素貢獻的度量是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的前提。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理論，在本質上是建立在要素價值論基礎上的。從思想來源看，其是古典經濟學「斯密教條」和庸俗經濟學 「三位一體公式」的現代翻版。要探究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科學性與否，我們首先要分析其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和前提是否是科學的。
亞當‧斯密在其所著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無論什麼產品的全部價格，最後必由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一個部分構成。……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由那三個部分的全數或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一切商品價格，必然由那三個部分構成，而且作為勞動工資、土地地租或資本利潤，在國內不同居民間分配。」[5]亞當‧斯密將社會商品總價值歸於工資和剩餘的總和的這一觀點，被稱作「斯密教條」。事實上，斯密的這一觀點之所以被稱為「斯密教條」，是因為其忽略了生產中固定資本及其價值向商品的轉移。正是缺少了對固定資本的科學分析，阻塞了斯密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儘管斯密曾經試圖通過將收入劃分為總收入和純收入來彌補自己理論的缺陷，但由於其始終是與我們稱之為「斯密教條」的東西混雜在一起的，這使斯密最終沒能建立起科學的宏觀經濟理論。也正是斯密教條將產出或收入歸於這三個部分的觀點，為現代增長理論及其要素貢獻的分解和度量提供了思想來源與理論建構的基礎。薩伊繼承了斯密價值理論的庸俗部分，在「斯密教條」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生產和分配的三要素學說。薩伊將生產定義為「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認為資本、勞動和自然力都具有生產力，它們共同創造效用和財富。與生產上的三要素論相對應，自然衍生出分配上的三要素論，而其具體的邏輯就是「資本——利息(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馬克思將其諷喻為「三位一體公式」。
薩伊之後，西方主流經濟學繼承了他的這一思想，在微觀經濟學領域形成了要素價格理論，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形成了增長的要素貢獻理論和後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理論。需要說明的是，儘管薩伊之後的西方學者引入了新古典範式的供求均衡分析方法，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分析了要素價格的決定而不同於薩伊的單純的要素貢獻視角來說明要素貢獻或報酬，而且，自馬歇爾開始，他們又將利潤從利息範疇中獨立出來，用所謂的企業家才能來說明利潤的來源，但從本質上看，這些變化並沒有改變薩伊的要素貢獻論範式，有的只是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各類翻版。
隨著邊際主義分析佔據主流，西方經濟學不斷引入數學方法進行要素的分解和度量，在技術上就表現為各種生產函數的構建和檢驗方法的演變。從生產函數的構建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經歷了由使用生產函數到儘量迴避生產函數。而在使用總量生產函數上，也存在不斷改進測算方法和生產函數之間的關係的修正過程：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到隨機前沿面生產函數的使用等等。與上述相對應，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上，最終形成了兩種佔主流的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參數法和非參數法。參數法更依賴於設定生產函數，而且在函數的解釋變量的設定上也不斷加入新的要素以解釋那個「無知的部分」。相對於參數法，非參數法則儘量迴避生產函數，先後出現了指數法[③]和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兩種度量方法。但從整體來看，西方學者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無論是參數法還是非參數法，其分析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對要素投入貢獻的度量基礎之上的。在實際的經驗分析和實證檢驗過程中，絕大多數分析也都是先假定投入要素的貢獻既定，然後考察某一因素或幾個因素的變動導致的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情況，這種分析方法就是我們稱之為「單一因素」的分析範式，具有強烈的形而上學性。當然，按照薩伊的界定，這一範式是以主觀的效用論為基礎的，其本身又具有唯心主義的特徵。這樣，全要素生產率分析就在所謂的要素組合分析的外在形式下事實上排除了方法論上的辨證的系統方法。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理論其分析的基礎和前提不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話，那麼它的方法無論如何改進和貌似科學，也只能在錯誤的方向上漸行漸遠。因此，在討論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度量是否科學有效之前，我們有必要事先考察其理論基礎和分析的前提是否是科學的。
二、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本質與分析邏輯
由於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和度量是以對要素的增長貢獻的準確測度為前提的，而要素貢獻理論又是以薩伊的要素價值學說為基礎的，因此，要認識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科學性問題，我們首先要分析其理論基礎和分析的前提是否是科學合理的。事實上，早在馬克思那裡，就已經對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且指出了其觀點和方法的混亂與錯誤。
馬克思指出，「庸俗經濟學絲毫沒有想到，它作為出發點的這個三位一體：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勞動—工資或勞動價格，是三個顯然不可能組合在一起的部分」，[6]925而且，「這個公式應該包括各種收入源泉之間的關係」。[6]925但事實卻是，薩伊將分處不同領域的範疇置於同一個公式當中，即在公式的左側擺上自然形態的東西，而在公式的右側擺上價值形態的東西，同時將分別處於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範疇強行並列在一起。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資本作為一種特定的生產關係，其在再生產過程的不同環節上具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從它在流通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看，資本表現為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就貨幣資本來看，它是一定的貨幣額，而土地和勞動必須要用這種貨幣資本來租用和購買。因此，把資本和土地、勞動並列起來，就等於把資本的總價值量和它的兩個物質部分並列，這反映出的必然是一種混亂的關係。從生產過程中資本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看，資本表現為生產資本即生產過程的物質要素，表現為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勞動。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勞動就都表現資本的屬性，都是資本的存在形式，而不是自為存在的東西。土地這一自然要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才能成為其所有者憑藉對其具有的所有權而成為交易的對象，薩伊卻將這一自然要素與作為生產的因素的結果並列在一起——「一方面擺上一個使用價值，即土地，另一方面擺上一個價值，而且是一個特殊的價值部分」。[6]925對此，馬克思指出，「借此形成一個對立，那是愚蠢的做法」。[6]925這樣，薩伊就將生產的社會形式完全從這一公式中抽象掉了——完全抽象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在這個公式中，利潤，這個體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獨特特徵的剩餘價值形式，就幸運地被排除了。」[6]921,922由此，資本主義財富的真正來源就被這一形式掩蓋起來，經濟增長的源泉也被混淆為要素組合的貢獻。本來，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而利息(利潤)和地租是僱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因此，工資、利息(利潤)和地租都來源於僱傭工人所創造的新價值。但是，「三位一體公式」卻把這三種收入分別歸於了勞動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抽象、作為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資本和作為單純的自然要素的土地。而且，從總量的經濟增長來看，「總收益或總產品是再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把固定資本曾被使用但是沒有消費掉的部分撇開不說, 總收益或總產品的價值, 等於預付的、並在生產中消費掉的資本即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價值, 加上分解為利潤和地租的剩餘價值」。[6]951,952作為社會總收入在不同資本之間分配的，也只是「總產品扣除了被補償預付的、並在生產中消費掉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和由這個價值部分計量的產品部分以後, 所餘下的價值部分和由這個價值部分計量的產品部分」，[6]952而勞動者的工資，則是在流通領域通過預付支付的，並沒有參與所謂的收入分配。薩伊的這一系列混亂的觀點，甚至招致了另一位庸俗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龐巴維克的批判，「薩伊是想讓我們把資本的服務理解為真實資本裡存在著的自然力量的活動, 如負重獸類和機器的實際活動, 煤的熱力的發動等。但是如果他所指的是這一點, 則整個問題便全都錯了」。[7]
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思想，卻被薩伊之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繼承並被奉為經典。克拉克、薩繆爾森等將薩伊的這一思想數理化，他們將生產函數建立在「三位一體公式」基礎之上，成為西方主流增長理論的核心理念——將總產出或總產品歸於所謂的全部要素的貢獻，將在現有方法和技術不能分解和度量的部分歸於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額外的一個事實是，這些主流經濟學者往往對土地這個要素又存而不論，他們常常將要素增長貢獻的方程構建為一個不包含土地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即使按照他們的理論和邏輯，也必然存在較大的要素貢獻統計誤差，這在事實上也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的那個「無知的部分」。與此同時，由於他們將生產函數構建在使用價值基礎上，即效用的基礎之上，因此根本不能科學地反映要素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就必然無法說清楚這一社會關係對整體經濟效率的影響，而這也被他們納入了殘差或余值當中。從實踐來看，由於這個全要素生產率度量的是「不可知」因素的貢獻，其將增長的源泉和動力歸於一種混沌的因素集合，那麼建立其上的經濟政策也必然是模糊的。如果我們按照這一政策來指導經濟實踐，其結果必然是不確定的：要麼與政策目標漸行漸遠，要麼因模糊不清而無法操作。
三、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實踐檢視
前文已經闡明，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需要以對要素投入貢獻的科學而準確的度量為基礎和前提，這就要求人們能夠對不同要素進行科學而有效地分解。但事實上，薩伊的要素價值論本身就是非科學而混亂的，它完全掩蓋了一個社會生產的真正主體和價值的來源。那麼，建立其上的要素分解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在實踐上也必然存在混亂和誤差。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由於可供選擇的數學工具自身的侷限性，使研究者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和度量上始終無法有效解決因作為解釋變量的各要素之間的「共線性」所導致的統計誤差問題。上述兩個方面，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在實踐的應用上存在諸多的悖論。
1.價值源泉的錯設使要素分解無法真實反映要素的增長貢獻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剩餘價值或賺錢是這一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8]714這一規律又會以競爭的方式轉化為對資本家外在的強制規律發揮作用。[8]312現實的資本主義競爭，是通過使商品變得便宜來實現的，[8]722而商品的便宜程度，是由各個企業所具有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決定的。因此，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商品變得便宜就成為資本獲取價值增殖和維持自身生存的必然選擇。追求價值增殖和應對部門內部與部門之間的競爭，推動資本主義企業不斷調整企業的生產方式以實現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作為資本主義邏輯和歷史起點的協作，轉化為以企業內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以大機器體係為標誌的大規模生產，最終發展為當代的以全球性分散生產的國際分工網絡。相應地，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也由絕對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絕對剩餘價值生產轉化為以縮短勞動者必要勞動時間而相對延長剩餘勞動時間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使勞動者由對資本的形式隸屬轉化為實際隸屬，於是勞動的生產力也就轉化資本的生產力。因此，無論是就流通領域的貨幣與勞動力商品的交換，還是就勞動生產力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中的作用結果來說，它都表現為資本的屬性，隸屬於資本。因此，勞動者並沒有參與總收入的分配，有的只是不同資本之間共同佔有和瓜分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這樣，建立其上的增長貢獻的要素分解和度量就不可能真實地反映這一事實，以此為基礎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也就不可能是準確的。而且，就算是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要素價值論，資本和勞動都是增長的要素，其增長貢獻的度量也是與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悖論的。我們知道，全要素生產率是產出增長率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加權平均值之差，權重為要素的收入份額。但如果資本和勞動在收入中分配比例的變化恰好資本佔比的提高是勞動佔比的下降，或者是相反，那麼全要素生產率完全可能保持不變。例如，國際上一直有聲音認為中國前些年的經濟增長率被高估，但我國進行的前兩次經濟普查的結果卻發現，我們的增長率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我們將2004年的經濟增長率由10.1%上調為16.8%;將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為9.6%;而第三次經濟普查，則將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了3.4%。[9]按照我國學者的研究，這一期間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不但沒有增長，甚至是一直下降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因此，全要素生產率並未真實地反映增長的源泉。
2.資本與技術的不可分性使要素貢獻無法被有效分解
1957年，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羅伯特‧索洛在其增長理論中，將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勞動和被忽略的因素的增長，並將這一被忽略的要素歸於進術進步。按照索洛的研究，1909-1949年的美國經濟增長有87.5%應歸因於美國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這裡，索洛將資本(常常指新的投入或投資，因為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一種度量即期的方法)和技術進步分離開了，將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要素納入其增長的分解當中。索洛的這一增長的要素分解，甚至受到了西方學者如菲利普等的批評，[10]他們認為這一方法所使用的參數估計具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然而，西方學者的批判只是流於全要素生產率度量方法這一表面的錯誤，並未從本質上指出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錯誤根源。事實上，資本與技術從來就是不可分的：技術進步總是以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的積累和投入來體現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在作為固定資本的物質表現形式的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這一現代化生產方式時，資本才找到了與自己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只有當勞動資料不僅在形式上被規定為固定資本，而且揚棄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從而，固定資本在生產過程內部作為機器來同勞動相對立的時候，而整個生產過程不是從屬於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現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的時候，只有到這個時候，資本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11]93，94正如我們在前文指出的，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最大限度地縮短必要勞動是資本的一個必然趨勢，而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是這一趨勢的實現。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本身就是生產力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對此，馬克思指出，「對象化勞動本身不僅直接以產品的形式或者以當作勞動資料來使用的產品的形式出現，而且以生產力本身的形式出現。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對資本來說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使傳統的繼承下來的勞動資料適合於資本要求的歷史性變革。因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慧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只要固定資本是作為真正的生產資料而加入生產過程」。[11]92，93 「因此，機器體系表現為固定資本的最適當的形式，而固定資本——就資本對自身的關係來看——則表現為資本一般的最適當的形式。」[11]93可見，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技術進步總是與資本特別是固定資本聯繫在一起的，兩者從來是不可分的。為獲取更大的價值增殖和為應對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總是不斷尋求提升自身的生產率，這就賦予了資本一種趨勢：不斷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於是，「一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一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11]94既然資本和技術進步是不可分的，那麼將技術進步作為獨立的要素納入全要素生產率分解就必然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我們知道，伴隨企業的資本積累和生產規模的擴大，資本有機構成是不斷提高的，也就是說，新的固定資本的投入可能完全是一種新的異質性技術的體現，這必然會引起企業內部組織方式的變革，從而帶來產出效率的增長。而且，一個企業或產業的技術進步，可能完全是由於異質性生產資料或勞動對象(由其他部門或產業提供的中間品)的購入和使用實現的。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企業購入新機器本身是作為固定資本投資來實現的，但這種新的機器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技術進步，那麼由此帶來的產出效率的提升是應該歸於資本還是歸於技術?在實際的全要素生產率分解和度量中，其是被計入資本投資的，因為這個技術進步是包含在這一資本品的投資當中的。如果我們這樣做，並以此來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必然會有意無意地低估甚至忽略資本積累或投資在增長中的作用。事實上，這一點在西方學者那裡就提出了批判。斯蒂格利茨在討論資本積累和「學習」之間的界線時就指出，兩者之間的界限是不清晰的，「新理論的發現和新研究的實施通常來自新的投資。如果投資的節奏決定了學習的進程，我們當然就無法清楚地區分哪部分生產率的提高來自資本積累，哪部分來自科技進步了，因為兩者本身就糾纏不清。」[12]而且，在實證計量分析中，全要素生產率理論還忽視了固定資本的滯後效應。從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方法來看，其度量的主要是即期的投入和產出之間的變化，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反映的是即期的經濟效果。但對固定資本投入來說，其在生產過程中會長期發揮效應——這一效應在統計量上具有較強的滯後性，這種即期的計量就將固定資本在以後的生產中所發揮的作用忽略掉了，如此測度的全要素生產率，必然是以資本要素的貢獻被低估為前提，自然也就誇大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效果。我國學者鄭玉歆就指出，「全要素生產率的度量不但包括了所有沒有識別的帶來增長的因素, 而且還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誤差及差異」。[13]
3.「勞動要素化」設定忽略了增長的生產關係結構的作用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構成生產力要素的是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勞動。其中，最活躍最能動的是勞動者的勞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是生產力中最為重要的因素。然而，建立在「斯密教條」和「三位一體公式」基礎上的西方主流生產理論，將勞動者與資本等並列納入生產要素的集合，以生產函數形式構建了生產者決策模型，把一定社會關係下的物質生產僅僅看作是技術上的投入產出關係，認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要素的不同組合形式，實現利潤最大化。[14]在增長的核算中，主流經濟學往往使用新增就業指標，以勞動者收入在總收入的佔比度量勞動對增長的貢獻。這樣，勞動者就僅僅被視為同其他要素一樣的、服務於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勞動者的勞動也就被看作是每個個人的孤立行為。但問題是，人總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他的行為必然受到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制約。對於這一點，馬克思在批判李嘉圖的理論時曾經說到：「李嘉圖在他的書(地租)中說：各國只是生產的工場;人是消費和生產的機器;人的生命就是資本;經濟規律盲目地支配著世界。在李嘉圖看來，人是微不足道的，而產品則是一切。」[15]事實上，作為生產主體的人總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下從事物質生產的、作為歷史起點的現實的個人。他作為有生命的個人存在，總是同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化自然環境)相關聯，總是處於社會交往中並同社會歷史生活結合在一起。遺憾的是，李嘉圖這種邏輯上的缺陷不但沒有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那裡得到矯正，反而在後續的理論研究中不斷得以強化。特別是薩伊以來，直接把勞動者同資本、土地一樣看作是服務於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完全忽略了勞動者作為歷史的、現實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但從本質上來說，機器再先進，也是要靠勞動者去操縱的。因此，勞動者自身的勞動態度、勞動熱情、勞動的積極性和嚴謹性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將起著主要的作用。就像馬克思闡述的那樣：「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8]208可見，在馬克思這裡，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因此，不同的生產方式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不同結合方式所決定的生產的不同性質，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決定了勞動者是為自己勞動的，這可以直接激發勞動者的工作熱情和各種創新的出現;而在借助資本家實現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間接結合下，資本對勞動的佔有，使勞動者成為生產的要素而失去生產的真正的主體地位。由此，在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度量之前，抽象掉勞動者所處的社會關係，對勞動要素的貢獻進行度量是不可能真實地反映勞動的增長貢獻的。雖然有些西方學者看到了這種理論上的侷限性，並提出了以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人力資本增長理論，將全要素生產率歸於人力資本的積累。然而，人力資本理論雖然注意到了現代的生產更多地依賴於人自身的主觀創造性和知識的學習、創新與整合，強調智力投資對現代經濟增長的意義，卻完全抽象掉了生產關係。在其理論中，他們把人力資本作為一種投資所得，並且認為「人們已經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大量的知識和多種技能，他們已經變成了資本家」。[16]在實際的計量分析中，學術界也往往用受教育者的教育年限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層次來度量人力資本，但問題是，受教育者的層次尤其是受教育的年限，並不能真實地反映勞動者的素質或人力資本的高低。如果教育的接受者是在教育的供給結構與產業的需求結構已經錯位的條件下接受教育，那麼對某一產業來說，這樣的人力資源並不意味會提升這一產業的實際效率。而且，所謂的人力資本或智力資本，如果離開了具體的人，其事實上也是不存在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不同的激勵機制下，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會有所不同，其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也就不同。對於中國產業在經濟新常態下所面臨的「雙重鎖定」和「雙端擠壓」困境，我國學者黃群慧將其歸因於「工匠精神」的失落，並強調：「合理的激勵制度，能夠引導培育產業工人精益求精的行為習慣，最終形成體現為工匠精神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這就要求圍繞產業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訓、鑽研精神獎勵、創新導向激勵、職業社會保障等建立完善相應的激勵制度體系」，[17]這是對勞動者主觀能動性對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和生產力進步作用的一個很好的闡釋。
五、結論與啟示
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產出增長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長率後的余值，因其分析的理論基礎和前提本身的含混性與模糊性，建立其上的分解和度量也必然是含混而模糊的。一定意義上，學術界對全要素生產分析的熱情，來自於對技術進步的厚望。然而，一個社會的技術進步及由此所推動的經濟效率的提升，總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實現的。對此，馬克思指出，「在這裡，起作用的普遍規律在於：後一個[生產]形式的物質可能性——不論是工藝條件，還是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經濟結構——都是在前一個形式的範圍內創造出來的。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於需求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且是作為在工場手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時期所建立的殖民體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這個體系所創造的世界市場的結果而產生的。隨著一旦已經發生的、表現為工藝革命的生產力革命，還實現著生產關係的革命」。[17]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分析，由於抽象掉了一個社會生產關係特別是抽象掉了一個社會生產條件的分配和由此形成的收入分配關係抽象地討論增長的源泉、驅動力和資源的配置效率，必然會掩蓋生產力演化過程中最根本的特徵──資本與勞動之間關係的演化，也就不會考慮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結合方式的差異所導致的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差異。各國的發展實踐卻表明，大多數的工藝創新恰恰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對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忽略，必然使其無法建立科學而精確的效率度量。因此，我們制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培育增長的新動能的政策時，不能將政策制定的依據立足於這個理論上模糊的、計量上含混而殘缺不全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與度量的結果上。一個替代的方案是回到馬克思，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統一的框架下設計推動經濟有效發展的方案，即將發展置於「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的理念下，不斷推動生產的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馬克思看來，勞動生產率是由勞動者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決定的[8]53，它們是一個有機的系統，是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矛盾運動中發揮作用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生產率表現為資本的生產率，各要素都要服從資本增殖的需要。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的生產力表現為社會的生產力，特別是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結合方式，會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我們培育增長的新動能，政策的設計必須既要激勵生產力的層面的因素，又要激勵生產關係層面的因素，以提升勞動生產率為手段，塑造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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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472.
[①]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我國學者沈坤榮、賈康、羅慶朗等學者的相關論述。
[②] 所謂的生產要素的投入，最初常常係指資本和勞動。隨著增長核算模型的不斷拓展，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以及其他要素也不斷被納入要素的分解與核算體系當中。這裡，儘管將資本和勞動等作為並列的要素本身就是一種混亂的界定，但為行文的方便，我們暫時借用西方經濟學的話語對資本和勞動等範疇加以使用。
[③] 最初使用的指數法是Laspeyres指數公式，但由於這一指數無法實現對連續時間數據和離散型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隨後產生了目前三種比較流行的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指數方法：Divisia指數法、Tornqvist指數法和Malmquist指數法。
【魏旭，經濟學博士，吉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高冠中，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本文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7期，經作者授權察網發佈。】
個人心得：西尼爾把經手產品的價值和勞動力新創造的價值混淆了
最後2小時經手生產的產品價值=工資+利潤=總勞動時間新創造的價值11.5小時=5.75工資+5.75小時利潤
倒數第二個1小時的產品價值是自己的工資，另外1小時是利潤，
最後1小時經手的產品價值=5.75小時勞動時間， 另外一小時=5.75小時勞動時間
總勞動時間11.5小時當中的5.75小時是自己的工資稱為「必要勞動」時間
另外的5.75小時為「剩餘勞動」時間，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1小時勞動能等於5.75小時
答案是經手產品的價值當中包含了資本轉移到產品中的價值，但是資本不能從無到有創造價值
生產資料轉移的死勞動價值+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共同構成新創造的產品總價值
其中死勞動資本只能轉移價值到產品中一部份而不能從無到有創造價值
活勞動才能創造新價值(包含原物料、資本折舊)的價轉轉移到新產品中
這兩者的價值相加共同構成新產品的總價值 所以1小時勞動經手的產品價值=5.75小時
代表當中有轉移原物料棉花的和資本折舊的價值5.75-1=4.75小時
所以棉紗的總價值=4.75小時的資本轉移價值+1小時的工人新增價值
還有西尼爾沒搞清楚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的差別
還混淆了勞動力V和資本C 把流動資本當中的原物料和工資混淆在一起
也不會因為只減少或增加1小時就大幅改變剩餘價值率，然後增加或減少1小時棉花消耗也會增加或減少1小時
3．西尼耳的「最後一小時」
1836年的一個早晨，以經濟學識和文體優美著稱的納騷‧威‧西尼耳，這位在英國經濟學家中相當於克勞倫的人，從牛津被召往曼徹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經濟學，現在被召到這裡來學習政治經濟學。工廠主選中了他，要他充當鬥士去反對新頒布的工廠法[100]和比工廠法更激進的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工廠主以通常具有的實際敏感看出，這位教授先生「還需要好好地最後雕琢一番」。因此他們寫信叫他到曼徹斯特來。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徹斯特從工廠主那裡學到的課業，加以潤色，寫成一本小冊子：《關於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1837年倫敦版）。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們可以讀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話：
「按照現行法律，凡僱用不滿18歲的人的工廠，每天的勞動時間都不得超過11＋（1/2）小時，就是說，一週的前5天每天勞動12小時，星期六勞動9小時。下面的分析〈！〉說明，這種工廠的全部純利潤是由最後一小時提供的。假定工廠主投資100000鎊，其中用在廠房和機器上的是80000鎊，用在原料和工資上的是20000鎊。假定資本每年周轉一次，總利潤是15％，該廠全年的商品銷售額應該是價值115000鎊……一個工作日是23個1/2勞動小時，每個1/2勞動小時生產115000鎊的5/115或1/23。在構成總額115000鎊的23/23中，20/23即115000鎊中的100000鎊只是補償資本，1/23即總利潤〈！〉15000鎊中的5000鎊補償工廠和機器的磨損。其餘2/23即每天最後兩個1/2小時才生產10％的純利潤。因此，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工廠不是勞動11＋（1/2）小時，而是可以勞動13小時，那末，只要增加大約2600鎊流動資本，就能使純利潤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勞動時間每天縮短1小時，純利潤就會消失，縮短1＋（1/2）小時，總利潤也會消失。」［註：西尼耳《關於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1837年倫敦版第12、13頁。我們且不談那些和我們的目的無關的奇談怪論，例如，說工廠主把補償磨損的機器等等的金額，即補償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金額，算在總利潤或純利潤裡面。我們也不去談這些數據是否正確。萊昂納德‧霍納在《給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倫敦版）中已指明，這些數據除了供所謂「分析」外沒有什麼別的價值。萊昂納德‧霍納是1833年的工廠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廠視察員——其實是工廠檢查官。他對英國工人階級有不朽的貢獻。他終生不僅同激怒的工廠主作鬥爭，而且同大臣作鬥爭，對於這些大臣來說，計算工廠主在下院的「票數」比計算「人手」在工廠內的勞動小時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注（32）的補充：且不談西尼耳說的內容如何荒唐，他的敘述方法也是混亂的。其實，他想說的是：工廠主使工人每天勞動11＋（1/2）小時或23/2小時。正像一個工作日的情形一樣，全年的勞動也是由11＋（1/2）小時或23/2小時（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數）構成。按照這個假定，23/2個勞動小時生產的年產品為115000鎊；1/2個勞動小時生產的年產品為1/23×115000鎊；20/2個勞動小時生產20/23×115000鎊 ＝100000鎊．也就是說，它們只補償預付資本。餘下的3/2個勞動小時生產3/23×115000鎊＝15000鎊，即總利潤。在這3/2個勞動小時中，1/2個勞動小時生產1/23×115000鎊 ＝5000鎊，即只補償工廠和機器的損耗。最後的兩個1/2勞動小時，即最後一個勞動小時，生產2/23×115000鎊＝10000鎊，即純利潤。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後的2/23的產品轉化為工作日本身的各個部分。］
這位教授先生竟把這種東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廠主的怨言，認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生產從而再生產或補償建築物、機器、棉花、煤炭等等的價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多餘的。他只須回答：諸位先生！如果你們把勞動時間從11＋（1/2）小時減為10小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每天棉花、機器等等的消耗也會減少1＋（1/2）小時。因此，你們正好得失相當。以後你們的工人用來再生產或補償預付資本價值的時間也將少1＋（1/2）小時。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廠主所說的話，而是作為內行認為必須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請求工廠主先生們，在專門涉及純利潤同工作日長度的關係的問題上，不要把機器和廠房、原料和勞動混雜在一起，而把包含在廠房、機器、原料等等中的不變資本放在一邊，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放在另一邊。在這之後，如果按照工廠主的計算，工人是用2/3個勞動小時或1小時再生產或補償工資，那末這位分析家就應該接著說：
根據你們的說法，工人是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自己的工資，在最後一小時生產你們的剩餘價值或純利潤。因為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同樣的價值，所以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和最後一小時的產品具有同樣的價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費勞動，才生產價值，而他的勞動量是由他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的。按照你們的說法，工人的勞動時間是每天11＋（1/2）小時。他用這11＋（1/2）小時的一部分來生產或補償自己的工資，用另一部分來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在這個工作日內他再也沒有做別的事情。既然按照你們的說法，工人的工資和他提供的剩餘價值是同樣大的價值，那末工人顯然是在5＋（3/4）小時內生產自己的工資，在其餘5＋（3/4）小時內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其次，因為兩小時棉紗產品的價值等於他的工資的價值額加上你們的純利潤，所以這一棉紗的價值必然等於11＋（1/2）個勞動小時，也就是說，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必然等於5個勞動小時，最後一小時的產品也必然等於5＋（3/4）個勞動小時。現在我們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請注意！倒數第二個勞動小時同最初一個勞動小時一樣，都是一個通常的勞動小時。不多也不少。因此，紡紗工人怎麼能在1個勞動小時內生產出代表5＋（3/4）個勞動小時的棉紗價值呢？實際上，他並沒有創造這個奇蹟。他在1個勞動小時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是一定量的棉紗。這些棉紗的價值等於5＋（3/4）個勞動小時，其中4＋（3/4）小時未經他的協助就已包含在1小時消耗的生產資料棉花、機器等等內，而4/4小時或1小時才是由他自己加進的。因為他的工資是在5＋（3/4）小時內生產的，而1小時紡出的棉紗產品也包含5＋（3/4）個勞動小時。所以，他5＋（3/4）個勞動小時紡紗勞動的價值產品等於1小時紡紗勞動的產品價值，這並不是什麼魔法妖術。如果你們以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個時間原子來再生產或「補償」棉花、機器等等的價值，那你們就完全錯了。正由於他的勞動把棉花和紗錠變成棉紗，正由於他紡紗，棉花和紗錠的價值才自行轉移到棉紗上去。這種結果是靠他的勞動的質，而不是靠他的勞動的量造成的。當然，他1小時轉移到棉紗上去的棉花等等的價值比1/2小時多，但這只是因為他1小時紡掉的棉花比1/2小時多。現在你們懂了吧，你們所謂工人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他的工資的價值，在最後一小時生產純利潤，只不過是說，他的工作日的2小時（不管是最初2小時或是最後2小時）的棉紗產品，體現著11＋（1/2）個勞動小時，正好等於他的整個工作日。所謂工人在前5＋（3/4）小時生產他的工資，在後5＋（3/4）小時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又只不過是說，前5＋（3/4）小時你們給了報酬，後5＋（3/4）小時你們沒有給報酬。這裡我說勞動的報酬，而不說勞動力的報酬，是為了用你們的行話。諸位先生，現在請把你們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和你們沒有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比較一下，你們就會發現，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毫無疑問，如果你們使你們的「人手」不是勞動11＋（1/2）小時，而是勞動13小時，並且像你們會做的那樣，把額外的1＋（1/2）小時也歸入純粹的剩餘勞動，那末剩餘勞動就會 從5＋（3/4）小時增加到7＋（1/4）小時，從而剩餘價值率就會從100％增加到[126＋（2/23）]％。如果你們期望，加上1＋（1/2）小時就能使剩餘價值率從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樂觀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東西，特別是當人們把心放在錢袋裡的時候——如果你們擔心，工作日從11＋（1/2）小時縮減為10＋（1/2）小時會使你們的全部純利潤化為烏有，那又未免太悲觀了。事情決不是這樣的。假設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即使剩餘勞動從5＋（3/4）小時降為4＋（3/4）小時，仍然會得出一個很好的剩餘價值率，即[82＋（14/23）]％。但是這個致命的「最後一小時」——你們為它編造的神話比錫利亞信徒[101]為世界末日編造的神話還要多——是「十足的胡說」。失掉這最後一小時，你們並不會喪失「純利潤」，而你們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會失去「靈魂的純潔」。［註：西尼耳證明，工廠主的純利潤、英國棉紡織業的存在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都決定於「最後一個勞動小時」；而安德魯‧尤爾博士則又證明[102]，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滿18歲的青工在工廠的溫暖而純潔的道德氣氛裡關上整整12小時，而是提早「一小時」把他們趕到冷酷無情、放蕩不羈的外界去，他們就會因懶惰和邪惡而使靈魂不能得救。從1848年起，工廠視察員在半年一次的《報告》中一直拿「最後的」、「致命的一小時」來嘲弄工廠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廠視察報告中說：「假如下面這種巧妙的計算〈他引證西尼耳〉是正確的，聯合王國的所有棉紡織廠從1850年起就已經賠本了。」（《工廠視察員報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為止的半年》第19、20頁）當1848年議會通過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時，分散在多爾塞特和索美塞特兩郡交界處的農村麻紡廠的工廠主們，強迫一些正規工人接受一份反對這項法案的請願書，請願書中有這樣的話：「我們這些向你們請願的人，作為父母，認為增加一小時閒蕩的時間，結果只會使我們的孩子道德敗壞，因為懶惰是萬惡之源。」關於這一點，1848年10月31日的工廠視察員報告指出：「在這些惇厚善良的父母們的子女做工的麻紡廠裡，空氣中充滿著原料的塵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紡紗車間呆上10分鐘，也會感到非常難受，因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裡會立刻塞滿亞麻的碎屑，根本無法躲避，這不能不使你感到極度的痛苦。同時，由於機器飛速地轉動，這種勞動本身需要全神貫注，需要一刻不停地運用技巧和動作，這些兒童在這樣的空氣裡除了吃飯時間外整整勞動10小時，現在還要他們的父母說自己的子女『懶惰』，這未免太殘酷了……這些兒童的勞動時間比附近農村裡雇工的勞動時間還要長……所謂『懶惰和邪惡』這種無情的胡說必須斥之為十足的假仁假義和最無恥的偽善……大約在十二年以前，當有人在最高權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鄭重其事地公開宣佈工廠主的全部『純利潤』來源於『最後一小時』勞動，從而工作日縮短一小時就會消滅純利潤的時候，一部分公眾曾對這種自信程度感到驚訝；而現在，當這部分公眾看到下面的事實時恐怕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這就是：關於充滿善行的『最後一小時』的原始發現，從那時以來已經大大完善，不僅包括『利潤』，而且還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兒童的勞動時間減為整整10小時，兒童的道德會和他們的僱主的純利潤一道化為烏有，因為二者都取決於這最後的致命的一小時。」（《工廠視察員報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頁）接著，這份工廠視察員報告舉出了一些實例，說明這些工廠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說明他們怎樣施用陰謀、詭計、利誘、威脅、偽造等手段，迫使少數完全不會反抗的工人在這種請願書上籤名，然後把這種請願書冒充整個產業部門和整個郡的請願書提交議會。——無論是後來熱心擁護工廠立法而值得讚揚的西尼耳本人，還是先後反對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樣說明這一「原始發現」的錯誤結論。這個事實最能說明所謂經濟「科學」的現狀。他們只是訴諸實際經驗。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當你們的「最後一小時」真的敲響的時候，請你們想起牛津的這位教授吧。好了，但願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裡再同諸位相會。再見！［註：這位教授先生總算從這次曼徹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處！在《關於工廠法的書信》中，全部純利潤，即「利潤」、「利息」和甚至「更多的東西」取決於工人的一小時無酬勞動！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為牛津的大學生和有教養的庸人寫的《政治經濟學大綱》一書中，還反對李嘉圖提出的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論點，「發現」利潤來源於資本家的勞動，利息來源於資本家的禁慾主義，來源於他的《Abstinenz》〔「節慾」〕。這一派胡言本身是陳舊的，但「節慾」這個詞是新鮮的。羅雪爾先生把這個詞正確地譯成德文的《Enthaltung》〔「節制」〕。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維爾特們、舒耳茨們以及別的米歇爾們卻把這個詞變成了僧侶用語《Entsagung》〔「禁慾」〕。］……西尼耳1836年發現的「最後一小時」這個信號，在1848年4月15日，又被經濟學界的一位大官老爺詹姆斯‧威爾遜在倫敦《經濟學家》雜誌上重新吹奏起來，以反對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
許多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把勞動階級和工人階級消費不足當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這種觀點包括斯維齊的「消費不足論」根本是錯誤的，馬克思真正的資本主義危機經濟模型，是私有制的資本壟斷生產資料追求剩餘價值和利潤的矛盾，例如資本家用機器取代人力追求勞動生產率提高，自動化程度高和人工智慧的發展，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利潤率下降趨勢，另一種觀點如皮凱提的剩餘價值率不斷提高也是有很大錯誤的，因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絕大部分已經實現高度社會福利包括組織工會的抗爭資本家願意付出更高工資是因為從開發中國家輸入的剩餘價值分配一部份給他們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收買他們的下層階級對跨國資本家而言是有利的，也就是實行帝國主義透過跨國剝削從國外輸入剩餘價值來維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透過「民族資本主義」對外造成全球範圍內開發中國家更大的壓榨和剝削來收買他們國家內部的勞動者，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發達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已經變成「工人階級的貴族」，工人階級的貴族本身就已經分配到了一部分的剩餘價值，舉個例子來說：例如「印度麥當勞的工人工資比美國麥當勞工人低20倍」，在德國最窮的2%人口比印度90%的人口收入水平還要高還要富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同工不同酬，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點型特徵是帝國主義
1.跨國剩餘價值的轉移給底層人民透過壟斷高科技產業鏈條、壟斷高薪就業機會、提高社會福利
2.壟斷高科技和高附加價值產業，再用高於勞動價值的交換價值到全世界購買物品，少勞而多得
3.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融合形成金融資本
4.制定金融遊戲規則、不斷升息又降息以剪開發中國家羊毛或是直接借債(美債)印白條(美元)來購買實物商品
5.對外輸出資本獲取利潤
這都是帝國主義的特徵，列寧認為「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最高階段」理論是正確的
但是這種內部社會福利的提高是透過對外部更大程度的壓榨來實現的，摧毀帝國主義最有效的手段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讓已開發國家內部社會矛盾更大加速世界革命，加速國際無產階級這一新種族的全球覺醒和誕生，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是支持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
消費不足論：基於馬克思再生產模型和斯威齊模型的討論|學思
2017/06/12 來源：中國經濟學人
方 敏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內容摘要：消費不足論在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中具有深厚的傳統和深遠的影響。本文以復興馬克思主義消費不足論的代表斯威奇(Sweezy)為研究對象，指出其論證的根本缺陷， 在兩部類擴大再生產模型中引入資本在部類間的流動和投資(信貸)，對斯威齊的模型做了擴展分析。結果表明，即使滿足擴大再生產的平衡條件，消費不足現象也有可能出現。 但另一方面，消費不足也不像斯威齊斷言的那樣是資本主義固有的一種長期趨勢。資本積累過程中是否出現消費不足，取決於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及其與資本產出比的相互關係等條件。因此，把消費不足當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危機的根源是隱藏在消費不足現象背後的那些條件，即以利潤為目的並由競爭推動的資本不斷擴大規模、提高有機構成和生產效率的微觀基礎。本文的結論符合馬克思反對消費不足論的基本觀點及 其危機理論的方法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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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近期出版了新書《馬克思，資本與經濟瘋狂的原因》【註1】，哈維也向其他學者推薦了自己最新的論文。
在這篇名為《馬克思拒絕勞動價值理論》的論文中，大衛‧哈維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馬克思根本沒有提出「勞動價值論」。根據大衛‧哈維的說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不同於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理論，在馬克思看來，價值是一種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反映，而這只能在市場交換中被創造和揭示。在市場上，如同大衛‧哈維所說：「沒有市場，就沒有價值」，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就是說，價值只是體現在當它以貨幣形式實現的情況裡，而不體現在生產過程中。
大衛‧哈維認為，如果工資被壓縮到很低的程度甚至趨向於零，那麼就不會有市場上的商品交換，也就沒有了價值實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因此，從資本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避免危機的政策應該是「提高工資」，確保「合理消費」，並努力使得日常生活成為消費主義的一個起作用的領域。
大衛‧哈維指出，這種對價值理論的解釋「超越了李嘉圖，也與常識中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解讀相去甚遠。」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大衛‧哈維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解釋正確嗎？即使他是正確的，這種解釋是否具有經驗性？對此，借用馬克思最愛的說話方式，我想用三個「不」來表達對他觀點的否定立場。
李嘉圖（David Ricardo），英國政治學家，後人視之為最有影響力的古典經濟學家。
大衛‧哈維首先說，「普遍認為是馬克思把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改編為資本積累研究的奠基性概念的」，他接著說道，「由於勞動價值論被普遍抹殺，所以往往主流理論會說馬克思的理論毫無價值」，不清楚大衛‧哈維在這裡指的是誰。確實，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不可信的。長期以來，新古典主義的「憤青」們一直將勞動-價值的概念貼上「形而上學」的標籤。新李嘉圖主義、後斯拉法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他們也強烈傾向於否定任何「價值」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神秘主義。
大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能劃分出馬克思和李嘉圖的區別的，這種區別絕非大衛‧哈維所述，「李嘉圖有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沒有。」這其中的區別在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是建構在「具體勞動」（一定勞動時間內所耗費的物質上的勞動的量）之基礎上的，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則是建立在「抽象勞動」基礎上（在市場上「被社會承認」的勞動時間）。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本身是一種可以在市場上售賣的商品，事實上，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主要特徵，即大多數人沒有生產資料，所以，必須把他們的勞動力賣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因此，勞動與商品一樣，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有用的勞動，即人力勞動的支出，以一種具體的形式，為特定的目的，去創造某種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抽象勞動，即創造了商品所代表的價值，因此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進行了區分，這對於理解利潤的來源是絕對重要的。
這是馬克思價值規律的重大進步。工人通常在一天內為自己及其家庭的再生產而購買的商品所體現的勞動時間少於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實際向資本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時間。結果是，在任何一段時間內，工人生產的價值超過了資本所有者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無報酬勞動」和「剩餘價值」，馬克思的抽象勞動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質，而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都沒有揭示出這種剝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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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重大發現——「抽象勞動」，這區分了他的價值理論與之前的古典的勞動價值理論，大衛‧哈維對此只提到了一次，而且是蜻蜓點水式地加以論述的。這是因為大衛‧哈維把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闡釋建立在交換過程之上，而非耗費了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大衛‧哈維表示，「價值最初的確是凝結在商品裡的社會(抽象)勞動的反映」，但「在市場裡的規範狀態下，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只有當商品交換成為『正常的社會行為』被加以兌現時，價值才能存在」。所以，沒有貨幣，就沒有價值。
大衛‧哈維說得沒錯，不過在商品進入市場交換之前，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就已經被表徵在商品的價值裡了。價值通過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耗費實現，並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被抽象化。不是貨幣創造了價值，而是相反。貨幣是勞動支出的代表價值或交換價值，而不是倒過來。我想，在這個重要的理論點上，馬克思表述得很清晰，在《資本論》第一卷裡，他這樣寫道：「商品的價值在進入流通之前就體現在商品的價格里，也因此，它是流通的條件，而非結果。」【註2】。
穆雷‧史密斯在他的新書《看不見的利維坦》【註3】中對馬克思的價值規律與大衛‧哈維的解釋之間的區別作了簡明的解釋，馬克思說：「貨幣作為價值的尺度，是衡量商品內在價值的必要形式，即勞動時間。」史密斯點評說，「這顯然與所謂的價值是在交換過程中產生的觀點南轅北轍……這一描述是精確的，交換過程產生的作用，『勞動產品在市場上的均衡』就體現了一種真實的抽象，圍繞著交換的生產過程必須考慮『生理勞動』的消耗，它既創造使用價值，也創造價值，這裡既有具體勞動，也有抽象勞動。試圖論證價值不是在生產中創造的，而是在生產和流通的銜接過程中創造的，這是一個充滿循環論證的智力遊戲，可以讓人身心愉悅……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如果人們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除了價值形式和貨幣外，抽象勞動並沒有實質性的存在，那麼，商品價值似乎與其生產條件可以被如此理直氣壯地分割開來，然後就為論證價值和價格的同一性鋪平了道路。」
穆雷‧史密斯《看不見的利維坦》
相反，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建立在這一觀點上的，即商品生產的勞動產生價值，而交換則是通過貨幣形式來加以實現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能區分商品生產中創造的價值和剩餘價值，以及通過交換實現的那種不一樣的價值。
與主流經濟學家和新李嘉圖經濟學家的觀點相反，這裡不存在「神秘主義」。價值是客觀的、真實的，而不僅僅是用貨幣來表達的。馬克思的價值定律(用勞動時間來衡量)可以通過交換價值和價格從經驗上加以驗證【註4】。
大衛‧哈維的解釋是有道理的，如果只有在金錢交換和「貨幣在場」的時刻才能創造價值，那麼就會傾向於認為(有效)需求實現決定著資本是否能順利地積累起來而不是發生危機。為了證明這一點，大衛‧哈維詳細描述了資本主義積累對生活水平的影響，資本家致力於提高相對剩餘價值，也因此會採用自動化的手段，他舉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章的例子。大衛‧哈維強調說，資本主義積累的目的是將勞動力價值壓倒最低限度——甚至到窮困的程度。
大衛‧哈維總結道：「這是資本價值積累規律所走向的典型結果，在惡化勞動力再生產條件與資本永無止境地擴大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裡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實根源在於工資被壓低，人口大多數陷於貧窮的境地。」所以，「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工資被壓低」和「人口大多數陷於貧窮的境地」，這是一種「消費不足」論的觀點。
這裡有幾點要注意。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文版為第二十三章）裡論述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不只是指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大衛‧哈維忽視了這一一般規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資本的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這是相對剩餘價值上升的原因，也是利率趨勢變化的一個關鍵因素（《資本論》第三卷討論了利潤率下降趨勢），「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規律」，「長期利潤率下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奠定了基礎，大衛‧哈維恰恰忽視了這一點。
大衛‧哈維繼續論證他對消費不足的解釋：「價值取決於需求和慾望的存在，它被消費者群體的購買力所規定……這也意味著，將工資削減到幾乎一無所有，對實現市場價值和剩餘價值將適得其反。從資本角度，提高工資以確保『合理消費』，把日常生活作為消費主義的一個場域，是價值實現的關鍵。」因此，大衛‧哈維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工資受到壓制；所以，提高工資，確保「合理消費」，就能提供「購買力」，從而結束危機。
其實這種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消費不足的解釋，已經被馬克思本人給有利反駁了，大衛‧哈維引用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裡第二卷的內容，在第二卷裡，馬克思如此寫道：
「認為危機是由於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覆。除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消費或「盜賊」的消費以外，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但是，如果有人想使這個同義反覆具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說什麼工人階級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們從中得到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們的工資，弊端就可以消除，那麼，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註6】
在我看來，馬克思已經批判了哈維教授的論證和結論，即經濟危機是由於人們無法支付「所想、所需、慾望」而引起的。當然，是否有可能是馬克思錯了，大衛‧哈維對了呢？然而，經驗數據也不站在大衛‧哈維這邊。
讓我僅舉三個事實：第一，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的消費不是「需求」中最大的那部分，最大的那部分是生產性資本的消費。國內生產總值或支出是衡量消費需求的指標。在美國，消費似乎佔GDP的70%。然而，以「毛產品」為例，如果撇開國內生產總值內的所有中間增值環節，消費只佔生產總值的36%，其餘部分則構成資本對零件、物料、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是資本家的投資，它們才是需求搖擺不定因素和驅動因素，而不是工人的消費。
第二個事實也可以論證這一點。如果我們分析戰後美國經濟每一次衰退或衰退前的投資和消費變化，我們會發現，消費需求在引發衰退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主導作用。在自1953以來的6次衰退中，個人消費變化每次都低於GDP或投資的變化，1980-2年間個人消費根本沒有下降。然而，每次投資都下降了8-30%。
第三個事實與大衛‧哈維認為的「提高工資將有助於資本」的觀點有關。卡切迪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2次危機中，有11次工資是上漲的，只有1次是工資下降(1991年危機)，這證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裡說明的觀點。
大衛‧哈維的小論文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階級鬥爭可以不再由生產剩餘價值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決定。相反，大衛‧哈維在新書和全球各地的演講裡，不斷強調，在「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裡，通過「資本循環」，資本能找到出路。對於大衛‧哈維來說，階級鬥爭的「熱點」現在集中在變現(如租金、按揭、製藥公司的價格欺詐等)或分配(稅務、公共服務等)上，生產領域的階級鬥爭已經不那麼重要了(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存在了）。
在我看來，大衛‧哈維為了在論文裡支撐他的觀點，陷入了各種理論上的混亂。首先，他認為馬克思沒有勞動價值理論；其次，他認為價值在交換（變現）裡加以實現；其三，他認為利潤率（甚至僅僅只是利潤）與經濟危機無關聯：危機關鍵的本質在於，勞動力的價值被壓到最低限度甚至趨近於零，工人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了。這是比凱恩斯「消費不足」理論更粗糙的版本。
大衛‧哈維故意忽略了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及其對應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勞動二重性與價值二重性），馬克思發現的商品中的價值二重性被哈維歸約為工人缺乏購買使用價值的能力。對於大衛‧哈維來說，使用價值（想法和慾望）是關鍵，而不是交換價值。馬克思的理論認為，危機是由剩餘價值不足造成的；哈維的理論則把理由解釋為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們的使用價值不足。過度積累被消費不足所取代。階級鬥爭不再是工人對資本家，而是消費者同資本家或納稅人同政府之間的鬥爭。
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整個方法與工人鬥爭分析和戰略是相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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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1】大衛‧哈維《馬克思，資本與經濟瘋狂的原因》，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7日出版。
【註2】馬克思，《資本論》英譯版第一卷，本‧福克斯翻譯，第260頁，紐約Vintage出版社1977年發行。
【註3】穆雷‧史密斯，《看不見的利維坦》，《歷史唯物主義》系列，2018年發行。
【註4】科克肖特和科特瑞爾將經濟分解成許多部門，以表明這些部門的貨幣價值與同時用於生產總產出的勞動力密切相關。安瓦爾‧謝赫也做了類似的工作，他比較了市場價格、勞動力價值和根據美國投入產出表計算的標準生產價格，發現平均勞動力價值偏離了正常值：與市場價格的差距僅為9.2%，生產價格（按觀察到的利潤率計算）與市場價格的偏離僅為8.2%。萊夫特裡斯‧索夫裡迪斯（Lefteris Tsoulfidis）和迪米特裡斯‧帕塔裡迪斯（Dimitris Paitaridis）依據加拿大的投入產出表調查了價格-價值偏差問題，他們發現，對於加拿大經濟，其結果與馬克思的價值規律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G‧卡切迪(G Carchedi)指出，馬克思價值規律的有效性可以用美國官方數據來檢驗，這些數據是對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的貨幣價格進行歸約的。卡切迪發現，貨幣和價值利潤率向同一個方向移動(傾向向下)，它們的變動趨勢聯繫密切。
【註5】比如，馬克思提到資本有機構成上升趨勢，「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價格的比較分析所證實（象前面已經說明的），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只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價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價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18-719頁）；「一切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提高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生產的方法，而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又是積累的形成要素。因此，這些方法同時也就是資本生產資本或加速資本積累的方法。剩餘價值不斷再轉化為資本，表現為進入生產過程的資本量的不斷增長。這種增長又成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基礎，成為隨之出現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加速剩餘價值生產的方法的基礎。可見，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這兩種經濟因素由於這種互相推動的復合關係，引起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一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20頁）。
【註6】馬克思，《資本論》中譯本，第二卷，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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