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導致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貿易戰●馬克思如何看待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
貿易戰來了，馬克思怎麼看？連結
中美貿易戰來了，馬克思怎麼看？
那麼，馬克思是怎麼看待「貿易戰」的呢?在馬克思那個年代，貿易戰已然成為家常便飯。面對19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如此重要的「新常態」，馬克思有過相當深刻的剖析。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看法，竊以為有幾點值得重視：
(1)應當透過「自由貿易」爭論的表象，看到問題的要害不僅僅在於國家之間的競爭，更在於資本之間的競爭;
(2)有關「自由貿易」的利弊，必須放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中去評價;
(3)「自由貿易」中涉及到的各種利益關係是複雜的，也是變化的;
(4)「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分歧，在於資本利潤的損益;
(5)「貿易戰」的裁決者不是「公平」，而是市場實力。
下面，我給大家推薦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推薦這篇文章，並不是要給今天的現實做出什麼結論，而是希望為我們認識現實問題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視角，如此而已。
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教條，我們應當從新時代的高度來認識當下的「貿易戰」。但是，不論如何與時俱進，不論我們怎樣觀察現實問題，馬克思的這篇文章對於正確把握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而言，無疑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下面的論斷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
——「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
——「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2018年4月6日)
附：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
(1848年1月9日)
馬克思
先生們!
英國穀物法的廢除是自由貿易在19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勝利。在廠主們談論自由貿易的所有國家裡，他們主要指的是穀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貿易。對外國穀物徵收實行保護關稅，這是卑劣的行為，這是利用人民的飢餓進行投機。
廉價的面包，高額的工資，這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派不惜耗資百萬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他們的熱情已經感染了他們在大陸上的同夥。總之，人們要求自由貿易，是為了改善勞動階級處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盡辦法讓人民得到廉價的面包，而人民卻毫不領情。現在英國的廉價面包，如同法國的廉價政府一樣，都信譽掃地。人民把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人們，包令、布萊特一類人及其同夥，當做自己最大的敵人和最無恥的偽君子。
誰都知道：在英國，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間的鬥爭被稱為自由貿易派和憲章派之間的鬥爭。
現在我們來看看英國的自由貿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證明促使他們起來行動的那種高尚情感的。
他們向工人這樣說：
穀物稅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你們陷於貧困，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格昂貴。
工人反過來問廠主們：在最近30年中，我們的工業獲得巨大發展，而我們的工資的下降率卻大大超過了糧價的上漲率，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照你們所說的，我們交納給地主的稅，對每一個工人來說，每週約計3便士;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手工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8先令降到5先令，而在1823年到1843年這一時期內，自動工廠織工的工資從每週20先令降到8先令。
在這整個時期內，我們交納給地主們的稅從未超過3便士。而在1843年，面包價廉，市場繁榮的時候，你們對我們說過什麼話呢?----「你們是不幸的，因為你們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們的婚姻比你們的手藝還要多產！」
這就是當時你們自己對我們說過的話，同時你們還制訂了新的濟貧法，設立了習藝所這種無產者的巴士底獄。
廠主對此回答說：
工人先生們，你們說的對，決定工資水平的不僅是穀物的價格，而且還有供給的人手之間的競爭。
但是請你們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礫構成的。或許你們還以為可以在花盆裡種植穀物呢!要是我們不是慷慨地獻出自己的資本和勞動，用來耕種不毛之地，而是撇掉農業，專門來搞工業，那麼，整個歐洲就得把工廠都關掉，那時英國也就成了唯一的大工廠城市，而歐洲的其它部分就都變成英國的農業區了。
可是廠主和自己的工人們的這番談話被一個小商人打斷了。他向廠主說：
如果我們廢除了穀物法，那麼我們就荒廢了農業，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而迫使其它國家關閉它們的工廠來購買我們的工廠的產品。
結果將怎樣呢?我將失去現在農村的主顧，而國內貿易也會喪失市場。
廠主拋開工人轉過身來回答小鋪主說：這件事就聽之任之吧。一旦廢除了穀物稅，我們就會從國外得到更廉價的穀物。那時，我們就會降低工資，同時在那些供給我們穀物的國家裡，工資卻會因此而提高。
因此，除了我們已有的那些優越條件之外，又加上更少的工資，有了這一切優勢，我們就能迫使大陸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是，現在農場主和農業工人也插進來爭論了。
他們叫道：可是我們到底又將如何呢?
難道我們應該把養育我們的農業宣判死刑嗎?難道我們能夠聽任別人斷絕我們的生活來源嗎?
反穀物同盟卻不作回答，而一味滿足於給三部論述廢除穀物法對英國農業產生有益影響的優秀著作頒發獎金。
獲得這種獎金的是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們的著作已有成千上萬冊在農村流傳。
其中一位獲獎者企圖證明，自由輸入外國穀物既不會使農場主吃虧，也不會使僱傭勞動者吃虧，吃虧的是只是地主。他大聲疾呼：英國農場主不應該害怕穀物法的廢除，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英國那樣生產如此價廉物美的穀物。
因此，即使穀物價格下跌，也不會使你們遭致損失，因為這種下跌只能引起地租的縮減，但絕對不會傷及工業利潤和工資，它們依然會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
第二位獲獎者是莫爾斯先生。他相反地斷定，廢除穀物法的結果是穀物價格上漲。他挖空心思力圖證明，保護關稅從來都沒有能保證穀物得到有利的價格。
他引用事實來證實自己的論點說，在英國，每當輸入外國穀物的時候，穀物價格總要大大上漲，而當進口減少的時候，穀物價格便急劇下跌。這位獲獎者忘卻了不是進口引起價格上漲，而是價格上漲引起進口。
他的見解同他的獲獎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斷言說，每次穀物價格上漲總是有利於農場主和工人，而不利於地主。
第三位獲獎者是大廠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為大農場主寫的，他不能滿足於重複類似的濫調，他的話是比較科學的。
他承認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地租的上漲，只是因為穀物法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而穀物法之所以會引起穀物價格的上漲，正是由於穀物法會迫使資本投於劣等地，這是很容易說明的。
隨著人口的增長，由於外國穀物不能輸入，就不得不去開墾肥力較差的土地，耕種這種土地需要較大的耗費，因而它的產品也就較貴。
既然穀物的銷路有充分保證，那麼穀物的價格必然要受耗費最大的土地的產品價格的調節。這一價格和優等地的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便構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廢除穀物法而降低了穀物價格，從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話，那麼，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不再沒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緣故。由此可見，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農場主的破產。
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話，作這幾點說明是必要的。
他說，那些不能再繼續經營農業的小農場主，可以去工業中謀生。至於那些大農場主，則必然在農業中取勝。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他們，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們訂立期限極長的租約。這就有可能使這些農場主把巨額資本投向土地，更大規模地採用機器，從而也就節省了手工勞動，但手工勞動也將由於工資的普遍下降(這是廢除穀物法的直接結果)而更加低廉。
包令博士對所有這些論證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認。他在一個公眾集會上大聲說：「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
顯然，這種虛偽的說教根本不能使工人為面包跌價而感到欣喜。
其次，對於廠主那種單憑一時心血來潮而發的慈悲，工人又怎麼能夠相信呢?要知道對於將工廠工人的工作日從12小時減到10小時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214]反對最力的，正是這些廠主們！
為使你們對廠主的慈悲得到一個概念，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所有工廠都採用的廠規。
任何廠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套規程，其中規定對一切有意無意的過失都處以罰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上坐了一下，偶而私語或談笑，遲到了幾分鐘，損壞了機器的某一部件，或者製品的質量不合規格等等，他就得挨罰。事實上罰款往往超過工人實際造成的損失。為了設法使工人容易挨罰，工廠的鐘點撥快了，發給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製出好的成品。工頭要是沒有足夠的花招來增加犯規數字，便被辭退。
先生們，你們看，這種私人立法的建立是為了製造過失，而製造過失卻成為生財之道。因此，廠主不擇手段，竭力減低名義工資，甚至還要從這些並非由於工人的過失而造成的事故中得到好處。
這些廠主正是力圖使工人相信只要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他們是能夠不惜任何破費的慈善家。
這樣一來，廠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廠規用最卑劣的手法剋扣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犧牲借反穀物法同盟來提高工資。
他們不惜耗費巨大的開銷來建築宮殿，反穀物法同盟在這些宮殿裡也設立了自己的某種類似官邸的東西，他們派遣整批傳道大軍到英國各地宣傳自由貿易的宗教。他們刊印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四處贈送，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他們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拉攏報刊。為了領導自由貿易運動，他們組織龐大的管理機構，而且在公眾集會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辯之才。在一次這樣的群眾大會上，一個工人大聲喊道：
「要是地主出賣我們的骸骨，那麼，你們這些廠主就會首先買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麵粉！」
英國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鬥爭的意義的。他們很瞭解，人們希望降低面包價格就是為了降低工資，同時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工業利潤也就上升多少。
英國自由貿易派的傳道者，本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是和工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名著中說：
「要是我們不在自己的本土耕作而找尋新的市場以便獲得更廉價的穀物的話，那麼，工資就要降低，利潤就會增加。農產品的跌價不僅降低了農業工人的工資，而且也降低了所有產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工資。」
先生們，請不要以為工人在穀物價格較賤時至多收入4法郎，而過去卻收入5法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工人的工資和利潤比較起來難道不是越來越低嗎?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難道這還不清楚嗎?不但如此，工人實際上還遭受更大的損失。
當穀物的價格和工資都同樣處於較高的水平時，工人節省少許面包就足以滿足其它需要。但是一旦面包變得非常便宜，從而工資大大下降，工人便幾乎根本不能靠節約糧食來購買其它的東西了。
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並沒有被自由貿易派的幻想和謊言所欺騙;儘管他們同自由貿易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那只是為了消滅最後的封建殘餘並僅僅同一個敵人進行鬥爭。工人並沒有估計錯：為了向廠主進行報復，地主和工人聯合行動使十小時工作法案獲得通過;工人們30年來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穀物法後，就立即實現了。
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從口袋裡取出一份長長的統計表，他想論證，為了滿足(照他的說法)工人的消費，英國輸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雞雛等等。可是遺憾的是，他卻忘記了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時候，由於危機來臨，曼徹斯特和其它一些工業城市的工人卻被拋到了街頭。
在政治經濟學中，原則上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年的統計材料就得出一般規律。常常需要引證六七年來的平均數字，也就是說，需要引證在現代工業經過各個階段(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而完成它必然的週期這一段時期內的一些平均數字。
顯而易見，當一切商品跌價時(這種跌價是自由貿易的必然結果)，我用一個法郎買的東西要比過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和其它任何別的法郎一樣，具有同等價值。因此，自由貿易對工人會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裡只產生了一個小小的不方便，也就是說，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換別的商品以前，必須先以自己的勞動去交換資本。要是當他進行這種交換的時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勞動換得上述數量的法郎而其它一切商品又在跌價的話，那麼他的這種交易中始終都會是有利的。困難並不在於證明當一切商品跌價的時候，用同樣的錢可以買到更多的商品。
經濟學家總是在勞動與其它商品相交換的時候去觀察勞動價格。可是他們卻把勞動與資本相交換這一環節完全置之度外。
當開動生產商品的機器需要較少的費用時，則保養被稱為勞動者的這種機器所必需的東西，同樣也得跌價。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麼，同是商品的這種勞動的價格也同樣降低了。而且，正如我們在下面將看到的，勞動這種商品的價格的下跌較其它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時候，仍然繼續相信那些經濟學家的論據的勞動者將發現自己口袋裡的法郎已經融化，剩下的已不到5蘇[註：法國舊銅幣名，等於1/20法郎。——譯者注]了。
於是經濟學家們會對你們說：好吧，我們同意說工人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在自由貿易的統治下恐怕也不會減少)很快會使工資和低廉的商品價格互相一致起來。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價格會導致消費的增加;大量的消費需求要求大量的生產，而大量的生產又引起了對人手需求的增加;對人手需求增加的結果將是工資的提高。
全部論據可以歸結如下：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如果工業發展，如果財富、生產能力，總而言之，生產資本增加了對勞動的需求，那麼，勞動價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資也就提高了。資本的擴大是對工人最有利不過的事。這一點必須同意。要是資本停滯不動，工業卻不會停止不動而是會垮台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工業垮台的第一個犧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將先於資本家而死亡。而在資本擴大時，就像上面所說的，在對工人最有利的情況下，工人的命運又將如何呢?他還是一樣會死亡。生產資本的擴大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集中的結果是分工的擴大和機器的更廣泛的使用。分工的擴大使勞動的專門技能，勞動者的專門技能化為烏有，從前需要用這種專門技能的地方，現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從而工人之間的競爭也就加劇了。
這種競爭之所以更趨激烈，是因為分工使一個工人可以完成三個人的工作。機器的採用在更大規模上產生了同樣的結果。生產資本的擴大迫使工業資本家採用不斷擴大的生產資料進行工作，從而使一些小企業主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隊伍。其次，因為利息率隨著資本的積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過活，只好到工業中去工作，從而擴大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為市場(這種市場的需求它並並瞭解)而生產，生產就越是超過消費，供給就越是力圖強制需求，結果危機的發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頻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機又加速了資本的集中，擴大了無產階級的隊伍。
這樣，隨著生產資本的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劇烈了。大家的勞動報酬都減少了，而一些人的勞動負擔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徹斯特36個工廠中有1088個紡紗工人。到1841年紡紗工人總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們所照管的紗錠卻比1829年的1088個工人所照管的還要多53353個。假定採用手工勞動的數量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而相應增長的話，則工人的數量應達1848人;也就是說，機械的改進使1100個工人失去了工作。
經濟學家們的答覆，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一定會說，失去工作的人會找到別的職業。在經濟學家會議上，包令博士沒有忘卻引用這個論據，同時也沒有忘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萬倫敦織布工人為題發表了演說，這些工人長期以來徒勞無益地尋求自由貿易派向他們許諾的虛無縹緲的新職業而處於飢餓潦倒之中。
讓我們從包令博士的演說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說：「手工織工所處的貧困是所有從事這類勞動的人的必然遭遇，因為這種勞動易於學習，而且隨時都可能被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減少，就會引起危機。手工織工好像處於人生的邊緣。再走一步，他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點輕微的振盪，就足以置他們於死命。機械的進步使手工勞動越來越被排擠，因此在過渡時期必然要引起許多暫時的苦難。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個人的不幸作代價才能取得。工業的發展總是靠犧牲落後者來完成的;在所有的發明中間，只有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對手工織工的命運影響最大。在許多手工製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已經被排擠了，而在迄今尚用手製做的許多其它製品的生產中，手工織工也將被擊敗。」
他接下去說：「我這裡有印度總督跟東印度公司的往來信件，其中論及達卡地區的織布工人。總督在他的信件中說：幾年以前，東印度公司購入600萬到800萬匹當地手機織成的棉布。後來需求逐漸下降，大約縮減到100萬匹。
現在需求幾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從印度得到的棉布約為80萬匹。1830年印度輸出的還不到4000匹。而1800年裝船運送到葡萄牙的棉布，還有100萬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過2萬匹。
關於印度織工苦難的報告是可怕的。但是這些苦難的原因何在呢?
在於英國產品在市場的出現，在於用蒸汽發動的織布機來進行生產。大量的織工死於飢餓，其餘的人則轉入其它行業，特別是轉入農業勞動。不能改行的人則活該餓死。現在英國的棉布和棉紗充斥達卡地區。以美觀和耐久著稱於世的達卡細棉布，也由於英國機器的競爭而完全絕跡了。象東印度的整個階級所受的那種苦難，恐怕在全部貿易只上都很難找到第二個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說中所引用的事實是真實的，所以他的演說就更為出色。但是他力圖掩蓋這些事實時所使用的措詞，和自由貿易派的一切說教一樣，是偽善的。他把工人描寫成應該以更廉價的生產資料來代替的生產資料。他故弄玄虛，把他所說到的這種勞動看作完全特殊的勞動部門，而把排斥手工織工的機器也看作特殊的機器。他忘記了，任何一種手工勞動總有一天要經受手工織布勞動的命運。
「實際上任何機器設備的改進，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圖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勞動，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勞動代替成年男工的勞動，用非熟練工人的勞動代替熟練的手工業工人的勞動，以求降低勞動的價格。在大多數機器紡紗廠中，紡紗的儘是些16歲及16歲以下的小姑娘。由於用自動紡紗機代替了簡單的騾機，大部分紡紗工被解僱，留下的僅是些少年兒童。」
自由貿易的最狂熱的信徒尤爾博士的這些話，是對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補充。包令先生談到某些個人的不幸，同時又告訴我們，這些個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個階級於死命;他談到了過渡時期的暫時的苦難，而且毫不諱言，這些暫時的苦難，對大多數人說來，是從生存到死亡的轉變，而對其他的人說來，是從他們過去的處境到更壞的處境的轉變。如果他進一步說，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業的進步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麼，他也就等於承認勞動階級打苦難就是資產階級福祉的必要條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給予奄奄待斃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貿易派所創立的全部補償理論總的來說可歸結如下：
成千上萬的奄奄待斃的工人們，你們不應灰心失望。你們可以非常平靜地死去。你們的階級不會絕種的。它將永遠保有足夠數量的人聽任資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絕。如果資本不力求保存工人這種可供其不斷地剝削的材料，資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運用呢?
那麼，為什麼還要把關於實現自由貿易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作為未解決的問題來談呢?從魁奈到李嘉圖的經濟學家們所表述的一切規律是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礙自由貿易的羈絆已不再存在。這些規律的作用隨著自由貿易的實現而加強。其中第一條規律是說，競爭把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降低到該商品的最低生產費用。因此，最低工資是勞動的自然價格。什麼是最低工資呢?這就是說，要維持工人使他能勉強養活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後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資恰好就是為生產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認為工人只能得到這種最低工資，也不要認為他所得到的總是這種最低工資。
不是的，在這一規律的作用下，工人階級有時也有較幸運的時候。有時他的所得也會多於這種最低工資，但這種多餘部分不過是補充了他在工業停滯時期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不足部分而已。這就是說，工業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覆循環的週期，在這一定的週期內，如果把工人階級高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於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計起來，那麼它所得的總額恰好是這個最低額;換言之，工人階級只有經歷一切苦難和貧困，在工業戰場上拋下許多屍體，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保存下來。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階級還是繼續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數量還在增長。
事情還不止此。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更廉價的生活資料。於是，燒酒代替了啤酒，棉織品代替了毛織品和亞麻織品，馬鈴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於不斷地找到以更廉價更低劣的食品來維持勞動的新方法，最低工資也就不斷降低。如果說，起初這種工資迫使人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那麼，到最後就把人變成機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價值只不過在於他是一種生產力而已;資本家就是這樣來對待工人的。
隨著經濟學家們的前提，即自由貿易的實現和成為現實，勞動商品的這一規律，即最低工資的規律也就顯現出來。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貿易作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或者就同意說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工人一定要經受經濟規律的嚴厲打擊。
讓我們來作個總結：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麼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穀物法，不再有海關，不再有城市進口稅，一句話，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貧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況都全部消失，那時，一向掩蓋著他的真正敵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開了。
他將看到擺脫羈絆的資本對他的奴役並不亞於受關稅束縛的資本對他的奴役。
先生們，不要受自由這個抽象字眼的矇蔽！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個人在對待另一個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壓榨勞動者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不過是自由競爭基礎上的必然產物時，怎麼還能把自由競爭奉為自由的觀念呢?
我們已經指出，在同一個國家裡，自由貿易在不同階級之間會產生怎樣的一種友愛。即使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友愛關係，這種友愛關係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在任何個別國家內的自由競爭所引起的一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貿易的信徒對這個問題所散佈的詭辯上，這些詭辯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一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秉賦作競爭。而這個自然秉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一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同時不應忽視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它部門，並且保證那些主要從事於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例如，在國際交換中，棉花本身在貿易中比其它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義。自由貿易的信徒從每一個工業部門找出幾個特殊品種的生產，把它們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一般消費品的最廉價的生產等量齊觀，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麼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們，不要以為我們之所以批判自由貿易是打算維護保護關稅制度。
一個人宣稱自己是立憲制的敵人，並不見得自己就是舊制度的擁護者。
但是，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為了在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然而，一旦它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此外，保護關稅制度也促進了國內自由競爭的發展。因此，我們看到，在資產階級開始以一個階級自居的那些國家裡(例如在德國)，資產階級便竭力爭取保護關稅。保護關稅成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政權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但總的說來，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過去民族的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
卡爾‧馬克思於1848年1月9日發表..........
abc003 wrote:
我之前也和網友討論...(恕刪)
中美貿易戰的根本原因●是一隻永遠也吃不飽的資本兔子
以下是前幾天對對網友的回覆
1.中國能在過去維持經濟高速成長的秘訣在於，中國儲蓄率佔GDP比重為50%，而美國人幾乎不儲蓄，古典經濟學中的賽依法則儲蓄=投資，但這是在沒有國際資金流動的情況下，為什麼會有經濟成長?歐美的消費主義本質上只是把自己的資本消費掉不會增加勞動生產率所以才有7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經濟成長本質上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造成的，勞動生產率可以表述為每一單位的勞動產出更多數量的產品，勞動生產率為什麼會提高？原因在於不斷對自己的實體經濟進行投資&研發和擴大再生產，因此生產資料的數量和品質可以不斷提升，但是投資自己的經濟的經濟來源最終來自儲蓄，不管事國內儲蓄還是外國人的儲蓄，從國際資本帳範圍來看儲蓄=投資，但是以一國範圍來看儲蓄大於投資的比例就是超額儲蓄率，會有超額儲蓄產生是因為本國人民的儲蓄被投資在外國的經濟上，中國國內儲蓄率有50%不需依靠大量外國資本投資，美國人本身不愛儲蓄是依賴外國投資來推動其經濟成長的，這也是美國為什麼這麼在乎熱錢的流入，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規律就是不斷擴大在生產，產品會以更低廉的售價被生產出來，因此可以消費的更多，因此利潤率會降低，而中國的產能過剩導致低端產品(如鋼鐵 水泥這些)這些銷售不出去，因此前幾年才有供給測改革，中國工資也在提升降低了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率M/V(即利潤和工資的比率)，在低端製造業(鞋子 襪子 衣服雨傘這類產品)領域面臨越南、印度 緬甸印尼等低所得國家競爭，因此中國的戰略就是盡快升級到高端製造業領域，但是全世界的市場份額是有限的，
在外行看來，影響一國淨出口的因素似乎有以下幾項：
本國商品和外國商品的價格
匯率
貿易協定
貿易壁壘
本國和外國的景氣循環
但在事實上，決定淨出口的因素只有兩項：
國民儲蓄 國內投資
淨出口=國民儲蓄-國內投資（NX=S-I）
原因是：GDP=C+I+G+NX
∵Y=C+I+G+NX
∴Y-C-G=I+NX
∵S=Y-C-G
∴S=I+NX
∴NX=S-I （各字母代表的意義為：Y——GDP，I——國內投資，G——政府購買，NX——淨出口，S——國民儲蓄。）
資本兔子定律：有一隻資本兔子會不斷無限的吃草不斷長大，吃光了自己國內的草之後開始吃全世界的草，但是又有其他兔子競爭，英國兔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吃全世界的草 德國兔子在和英國兔子競爭全世界的草因此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來說一次大戰前的公債。僅僅靠守信的話，政府發行的各種債券還是沒法吸引人們去購買，這裡還需要一樣東西，就是回報，而且必須是高回報。英國政府所做的，其實和現在的企業沒什麼本質區別，簡單描述就是：發行債券或者股票→融資→投入項目運作→獲得收益→割取部分收益用於分紅→債券信用上升、股價上漲→發行新債（新股）→更大規模地融資→上更大的項目。遵循這樣一個正循環，一個企業便開始「做大做強」了。這個循環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項目運作→獲得收益」。具體到近代，對於叫做「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那家「企業」來說，它在當時的「項目」就是從當地人民或是其他列強手裡奪取殖民地，然後作為資本家工廠的原料產地及產品傾銷市場。而它的「投資者」則包括王室、貴族、資本家、平民百姓以及大量的國外投資人。在英國一次次的對外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黑奴貿易、鴉片貿易等種種勾當中，所有的「投資者」都分到了一份「紅利」。
資本家從殖民地以極低成本獲得原料，投入生產，再把產品傾銷回殖民地，獲得利潤。資本規模擴大，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國家實力進一步增強，於是資本家和政府合夥去搶更多的殖民地回來，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此週而復始的循環中，「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公司的殖民地「生意」（經濟）越做越大，競爭力也越來越強——套用證券交易中的說法，這就是在「多殺多」。這樣一來，荷蘭、西班牙、法國……一個又一個競爭對手被英國人打翻在地。英國開始海外殖民擴張的時間其實比歐洲其他國家要晚很多，但制度上的優勢讓英國後來居上，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基於這些資本，英國又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進入到了工業時代，由此在生產上進一步得到了優勢。
用政治經濟學裡的話來說，這裡面所反映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資本的擴張性」，不過要是這麼寫的話估計大家就沒興趣往下看了，所以這裡我們要換個說法。打個比方，有一種叫做「資本」的兔子（這裡我們先不去考慮生物學方面的合理性），對比以前的品種，這種兔子胃口超好，有多少草一次都能吃進去，而且生長迅速，理論上說沒有極限，越吃個頭越大，個頭越大，就需要吃越多的草……
最開始的時候，「資本」兔子肯定會先對窩邊的草下口，因為這樣最省事，但是窩邊草的數量畢竟有限，而且吃光了的話會危及兔子自身的安全，於是兔子就開始到更廣闊的地方去找草吃。
打從15世紀開始，在英國就生活著「資本兔子」，它們從窩邊草開始下口：先是兔（羊）吃人運動，之後失去土地的老百姓進入到了資本家的工廠裡做工。然而英國國內乃至歐洲地區的市場是有限的，為了提高利潤，資本家就拚命壓低工人的工資，延長勞動時間，越是這樣，工人的購買力越差，資本家的獲利空間越小，於是資本家越是要壓低工資，這顯然是一個遲早要走不下去的死循環。而且人不是機器，套用後來的一句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資本家不把工人當人看，工人們自然就要反抗，最早是消極地破壞機器，到後來發展成工人們團結起來組織罷工，給自己爭取權利，以至於到了19世紀20年代，工人們掀起了著名的憲章運動。總之，窩邊草再繼續吃下去，是要危及「資本兔子」的安全的，而且窩邊草也快被吃光了，於是「資本兔子」開始去吃遠處的草——當然這是為了表述方便，事實上資本家不管是窩邊草還是窩遠處的草，一直以來都本著是草就吃的原則，只不過不同的時間段，吃的力度有所不同罷了。這裡所說的「遠處的草地」就是殖民地。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國憲章運動，其直接產物之一是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工人待遇的逐步改善，社會矛盾的緩解，說到底並不是因為資本家慢慢變文明了，這是以開發中國家人民（當然那時還沒「第三世界」這個詞）的災難為代價換來的。
20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至少讓資本主義延壽了100多年，
但是馬克思所遇見的經濟學規律將在幾個世紀的時間內更長的時間內體現出來
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化學工業 電氣化 農業產量的增加 人口紅利 以及後來的30年代大蕭條
和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增加的人口紅利，都是給資本主義延壽的原因，但是這種擴張不是沒有極限的
因為到了一定程度，如果還不變革只會造成人類被永久奴役而已
美國是一個霸權主義國家，造成全世界人民的許多苦難，但是要看清現實才能更好的評估狀況
2.美國的貿易赤字來源於其利潤---即剩餘價值跨國轉移剝削全世界人民，依據特里芬悖論New Triffin Dilemm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iffin_dilemma
這困境最早是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該悖論的規律指出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就必須要輸出赤字，例如美元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要有美元從美國國內流出才有可能，那就會產生貿易赤字，但是美國有赤字代表美元匯率太高美元的購買力被高估才有可能，於是形成邏輯矛盾，一國貨幣要形成國際貨幣一定要有大量赤字，匯率一定要被高估，那製造業的基礎可能會被掏空，例如中美韓日台的三角貿易，美國出口一隻蘋果手機 賺走大量利潤 但是在中國富士康的工廠製造，進口韓台日的零組件，中國提供的勞動力最多只賺到了附加價值很微薄的組裝代工費用，而關鍵零組件卻要和日韓台進口，最後出口到美國，蘋果公司的利潤就變成美國的貿易赤字，按造這個邏輯iPhone變成中國的貿易順差，所以美日韓台的跨國資本主義公司的利潤藏到中國的貿易順差裡面去了，經濟學中，或者普通大眾觀念裡，一個普遍的謬誤是，貿易順差好，貿易逆差不好；貿易逆差有害本國經濟。關於貿易逆差和順差，一是在清代關於鴉片貿易帶來的貿易逆差；二是目前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對美順差，這兩個貿易差額現象都帶來激烈的爭論。巴斯夏在160年前，就指出了該觀念的錯誤。在該書第十三章《貿易差額》中，巴斯夏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一位法國商人出口了50法郎的葡萄酒到英國，在英國賣了70法郎，接著用這70法郎買了煤炭，然後又進口到法國，賣了90法郎。該商人賺了40法郎，但是法國對英國的貿易逆差卻是40法郎。
假如裝載葡萄酒的貨船在海上沉沒了，商人損失了40法郎，但是，法國海關的記錄結果卻是貿易順差40法郎！
最近的中美貿易戰的危機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模式演化而成，本質上是美國內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資本積累和集中的趨勢造成的必然結果，為了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得不找個假議題把內部危機轉化為外部危機，民族主義基本上都是非理性的為了把內部資本剝削窮人的矛盾轉化為外部矛盾，貿易赤字本質上是世界各國再對美國輸出剩餘價值造成的，也是特里芬悖論的結果，因此形成貿易經常帳赤字但是金融資本卻是淨流入，而貿易戰只不過是藉口，本質上是資本擴張爭奪世界市場份額所引發的危機，美國的民主早就已經是代理人模式，背後是財團金主提供政治獻金和控制國會是由說集團，寡頭媒體控制意識形態，川普只不過是懶的用幕後控制的方法自己跳出來選的差別而已，和那些躲在幕後控制的民主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偽民主，資產階級的代議民主制必然成為一種偽民主，民主的前提是經濟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最後顯示出西方經濟學的虛偽，為什麼西方在談論馬克思更多從人道角度出發而不敢研究馬克思提出的數學經濟模型出發，原因在於他們想掩蓋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生產剩餘價值的理論，就好比你研究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理論不看他的數學方程式去管他的私人領域之事一樣可笑比如牛頓和誰結婚生幾個孩子都是她的私事，如果說資本論第一卷是討論剩餘價值如何生產，第二卷是如何流通，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到資本主義有一個長期規律就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造成利潤率下降的規律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想理解這個原理可以參考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對於解釋最近全球化和西方國家反全球化例如脫歐的深層原因很有幫助
6建議看一看本書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大失敗 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能夠好解釋這個問題找出西方經濟學的缪誤，不管是凱因斯的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本質上都不能解釋的問題
解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理，
馬克思的利潤率公式P'=M/(C+V)
總價值W=C+V+M
P'=利潤率
M=剩餘價值
(C+V)等於所用的資本總量
C是不變資本，V可變資本就是工資， 而C是不變資本例如機器設備和廠房 利潤率P'，簡單來講就是所用資本總量和賺到剩餘價值的比率
如果資本家不壓抑V 即提高M/V剩餘價值率， P利潤率會有長期降低的趨勢 因為所用的資本(C+V)中的C不斷提高而分母不斷變大 利潤率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C不斷提高的結果使的分母(C+V)變大，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降低了社會總「平均利潤率」 即使V的絕對量不變還是會降低利潤率 而如果美國資本家要壓抑V工資 ，提高剩餘價值率M/V(即剝削率)也是存在美國國內的工會的抗議政治上的阻礙等等因此美國會走向帝國主義從國外輸入剩餘價值和利潤，但是現在中國製造業升級會擠佔他們高端市場的利潤(和剩餘價值份額)，就算剩餘價值比率M/V不變 即資本家不壓縮工人的工資比率，總資本(C+V)中的C提高也會降低總利潤，及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長期降低利潤率LTFPR規律的原因 也符合馬克斯的觀點 之所以說LTFRP規律「與常識相違背」，是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如下觀點似乎在直覺上是顯而易見的，即一個更有效率的資本主義就是一個賺錢更多的資本主義。這一直覺由於如下事實而得到強化，即技術先進的公司比技術落後的公司賺錢更多——通過採用比其競爭者更為先進的技術，單個公司的確提高了它的利潤率。然而，如果說這意味著當整個經濟體的生產力提高，整個經濟體範圍的利潤率也將會提高，那就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合成謬誤。 這裡我舉幾個類似的例子。在看台上如果你站起來，你會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個人都站了起來，那麼並不會每個人都看得更清楚。如果你獲得了碩士學位，你將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並且掙更多錢；但如果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碩士學位，那麼並不會每個人都得到更好的工作並且掙更多錢。 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是薩繆爾森提出來的。微觀上而言是對的東西，在宏觀上並不總是對的；反之，在宏觀上是對的東西，在微觀上可能是十分錯誤的。如，一戶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學習，考上大學，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這麼做，卻無法如願只能造成學歷的貶值。對個體而言是正確的事情對總體而言可能未必正確。如果不瞭解這一點，一個人就很容易掉進合成謬誤(FallacyofComposition)的陷阱。在日常生活中，合成謬誤的現象比比皆是。比如在觀看演出的過程中，前排的人為了看得更清楚一點而站起來，後排的人也不得不站起來，當所有的人都站起來之後大家都沒有看得更清楚，相反每個人的福利還大為下降。再比如，只有一個家庭購買轎車會大大方便出行，而當所有的家庭都擁有了自己的私家車之後，道路上可能車滿為患。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降低利潤率的主要原因也符合馬克斯的觀點 (但是利潤總量的增加和利潤率降低可以同時存在)
假設生產原來需要兩個工人，現在需要一個，那肯定是因為技術變了。如果勞動時間和工資沒變，那麼有機構成顯然上升了一倍。東西還是賣1000塊，那麼毫無疑問，一開始利潤是會上升的，因為你節省了一個人的工資或者說勞動力價值。但是這時候你的技術在這個時候不普及，別人都用兩個工人，你用一個，自然會賺到。當個別資本家應用新技術使得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他是可以通過暫時不變價格來提高利潤率的，但其他資本家看到這個資本家賺的這麼多，也採用這個技術，然後就是生產這個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降低，售價降低，直到利潤率回歸平均利潤率。在這個過程中假設剩餘價值率不變是為了敘述問題的方便。 不過問題也在這裡，如果假設了剩餘價值率不變，當全社會的資本有機構成c/v提高，那麼平均利潤率就會呈現降低的趨勢。剩餘價值率或者剝削率的提高，在資本論裡是被歸為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單位生產資料價值因技術進步不斷降低。也就是因為技術進步，不變資本c的價值量也在減少，抵消了因廣泛應用機器而產生的資本有機構成(c/v)的提高，此外還有對外貿易、股份資本等等。但馬克思認為這些因素只能延緩平均利潤率的下降，首先就是剝削率已經達到了極高的地步，再提高也只能通過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來提高，比不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關於單位生產資料的價值因勞動生產率提高而降低，從而抵消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馬克思的論證思路是這樣的：雖然單個機器價值下降了，但由於機器越來越複雜，整個機器體系的價值是趨於上升的；原材料裡的農業生產資料（比如麻布、酒精）產出時間長，其降價的速度比不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因此單位生產資料的價值的降低只能起到延緩作用，這個論證由於化工工業產品替代了一系列農業產品而失去效力，但經驗證據表明即使化工產品替代了農業產品，生產資料價格的降低速度也快不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速度，平均利潤率還是呈現下降趨勢的，具體的實證分析可參見《大失敗：資本主義生產大衰退的根本原因》 利潤率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C不斷提高的結果使的分母(C+V)變大，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只要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到一個程度實體經濟就沒有投資，會湧向高利潤率的金融和房地產等虛擬資本去做非生產性的投資(這是一種資源浪費)，因為資本主義完全是靠利潤在驅動的，投資實體經濟沒有低潤率，那麼實體資本累積率就會變慢，而虛擬的資本不斷累積就會造成泡沫 那麼只要一點點如匯率波動，利率波動 企業破產的機率就大增，在1950年代就算是績效不好不賺錢的企業也能維持很高利潤率比較不容易破產，而現在的環境實體經濟幾乎沒有投資喜歡金融投機和各種延伸商品因為回報率更高 這就是因為利潤率太低 投資固定資產回報的周轉率和時間太長 而這種經濟模型是安德魯克萊曼的觀點
許多人不要被資產階級洗腦已經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 和洞悉世界的能力了
01sitter wrote:
當資本主義下的窮人過得比馬克思主義下的無產階級還要爽時，誰還在意馬克思的長篇大論呢？
你完全忽略了跨國剩餘價值的轉移，
一國內的民族資本主義是以犧牲剝削海外更多地區的人來實現的
世界上35億人口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被跨國資本所剝削
世界上已開發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族群人口只有8億人
大多數在北美洲 西歐 日本等地方
如果他們不能出口高附加價值產品，並且用高於勞動價值的交換價格出口到全世界
那麼它們就不能維持他們社會的高度社會福利和內部的貧富差距不致擴大
換言之你根本就沒有認真看完馬克思所說的觀點
一個國家內的民族資本主義是以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隊伍擴大和更大程度的壓迫來實現的
如果沒有全球50~60億的中低所得開發中國家人口的勞動
那麼已開發國家就沒辦法在過去積累自己的資本
早期資本的積累模式是
1.西班牙的模式 直接搶劫和殺光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黃金、白銀剝奪他們的土地
2.後來進化到大英帝國模式，從非洲輸入黑奴隸到北美去種植棉花，然後廉價原料出口到英國去強化英國本土的工業資本
然後再傾銷產品回殖民地，完成這種壟斷優勢強化的迴圈
3.最終這套英國模式面臨德國的競爭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英國霸權隨之落幕
但現在卻是資本主義3.0的美國模式，這是一種美元和軍事結合掩蓋起來的霸權和帝國主義
中文歌詞
（一）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衝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
趁熱打鐵才會成功！
副歌
（六）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
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將它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副歌
就是儲蓄並不一定等於投資 ，但是投資率是和儲蓄率正相關的
那麼經濟高速成長可能是，中國儲蓄率比較高又採用了社會主義的方式宏觀調控
才可能把儲蓄引導到投資上來 社會主義再用這種剩餘價值擴大再生產
儲蓄=投資 是凱因斯從古典經濟賽依法則推導出來的
凱因斯沒有全面性從社會生產關係 貨幣和實物的擴大再生產考慮
何干強：論凱恩斯「儲蓄＝投資」恆等式的錯誤
何干強：論凱恩斯「儲蓄＝投資」恆等式的錯誤
作者：何干強 來源：崑崙策研究院
2018年05月31日 8 次瀏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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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凱恩斯的本意，「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準確表達應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恆等式是從常識性的經濟現象推理出來的。全面理解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這是我們認識凱恩斯這個公式錯誤的不可缺少的科學指導。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可以清楚地看出，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社會追加總投資，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沿襲了斯密教條，在社會再生產的分析中犯了丟掉不變資本C的錯誤。搬用「儲蓄＝投資」公式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勢必誤導宏觀經濟調控。
凱恩斯提出的「儲蓄＝投資」恆等式，是西方宏觀經濟學進行數理分析的基本工具。目前我國經濟學界有一種傾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只適用於計畫經濟，而不適用於市場經濟，因而主張借鑑來源於凱恩斯經濟思想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來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不難看到，報刊上不斷有文章照搬凱恩斯的「儲蓄＝投資」公式，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問題，並由此提出對策主張。其實，馬克思是結合貨幣流回規律[1]來揭示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的，因而完全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照馬克思科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應當嚴肅地指出，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是錯誤的。謬種流傳，誤人誤國。目前，解決我國宏觀經濟逐步形成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已成當務之急。[2]為此，深入分析「儲蓄＝投資」這個公式表面性、片面性和應用於實踐的危害性，對於糾正宏觀經濟研究領域迷信凱恩斯主義的傾向，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凱恩斯「儲蓄＝投資」恆等式的理論邏輯
1、「儲蓄＝投資」恆等式的由來
凱恩斯主義的「儲蓄＝投資」這個公式，來自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要看清它的弊病，就有必要弄清提出這個恆等式的理論邏輯。
首先，凱恩斯在提出這個恆等式之前，對它的宏觀經濟基本概念做出了定義。主要是：
——總收入：就是全社會一定時期的收入總和，它等於「企業家的收入」加上「其他人的收入」。「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製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A代表該時期的全部銷售量」，直接成本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A而消耗掉「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設備等資本價值，用U表示；另一部分是「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等於要素成本」，用F表示。所謂要素成本也就是企業家付出的地租、工資、貸款利息等，它們是土地所有者、工人和銀行家的收入；顯然，總收入＝企業家收入＋其他人的收入＝（A－U－F）＋F＝（A－U），所以，凱恩斯說「總收入等於A－U」。
——儲蓄：「儲蓄的意思是收入超過消費支出的部分。」
——消費：「對整個社會而言，一個時期的總消費（C）等於Σ(A－A1)」[3]。（式中「ΣA是一個時期的總銷售量，而ΣA1則為企業家之間的購買量。」所謂企業家相互之間的購買量A1，指的是生產者之間相互購買生產資料的量。如果企業家購買的是消費品。他就不是作為企業家，而是作為消費者。而總銷售量由消費品和投資品（生產資料）構成，這樣，A－A1就是消費品的量或消費量。
——投資：「總投資（I）則為Σ(A1－U)」。既然A1是企業家投入資本買回的生產資料，而U是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那麼在A1－U＞0的情況下，所謂總投資（I），就只能理解為追加的投資。
接著，凱恩斯就推理出「儲蓄＝投資」的公式。他認為，這些概念「都符合於常識，也符合於大多數經濟學者的傳統用法」，所以，「只要我們同意：收入等於現期產量的價值，現期投資等於沒有被用之於消費的現期產量，而儲蓄又等於收入超過消費的部分，」那麼，「儲蓄和投資的相等是必然的結果。簡言之：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儲蓄＝收入－消費；因此，儲蓄＝投資 」。
顯然，前兩個等式左右分別相加，收入＋儲蓄＝(消費＋投資)＋(收入－消費)；消去左右兩邊的同類項，去除正負抵消的部分，結果必然是：儲蓄＝投資。我們還可以按凱恩斯的說法，在下面的論述中，「一律省略掉Σ」，直接用凱恩斯定義的字母表述總量概念，換一種推理，也一樣得出「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
因為，收入＝A－U； 消費＝A－A1；按照定義，儲蓄＝收入－消費＝（A－U）－（A－A1）＝A1－U；按照定義：投資＝A1－U，所以，儲蓄＝投資。
以上就是凱恩斯得出宏觀經濟中的「儲蓄＝投資」恆等式的推理過程。
2、「儲蓄＝投資」恆等式的本義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投資，並不是指一定時期投入生產的全部生產資料投資，而是指新追加的投資。對照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理論，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全部生產資料投資是應當包括凱恩斯所說的「使用者成本」的。凱恩斯在其著作中對此一開始並沒有說清楚，後來他明確做了解釋，說「社會上所有的人的總儲蓄必然要等於社會上現行的新投資。」由此看來，按照凱恩斯的本意，「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準確表達應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也由此不難理解，他一開始研究的，就是社會總資本的擴大再生產，而不是像馬克思那樣，遵循社會再生產總是在實現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的一般規律，先弄清社會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再研究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可見，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一開始就存在簡單化的毛病。
「儲蓄＝投資」這個公式，按照凱恩斯對概念的定義，在數學推理上沒有錯；初看起來，也似乎像凱恩斯說的那樣，「符合於常識」。但是，問題在於，一般的常識和數學邏輯絕不能替代科學經濟學的邏輯。一般常識往往直接反映事物的現象，不等於揭示了事物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而數學邏輯如果能替代經濟學的邏輯，經濟學的數理分析就失去了自身的價值。經濟學要進行科學的數理分析，首先要明確分析對象的科學性質，在此前提下，才能應用數學邏輯作為分析工具。這個道理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數學邏輯上，3＋4＝7，這是常識；但是在經濟學邏輯上，問題就不這麼簡單，如果問，3幢房子加上4本書等於多少，我們按數學邏輯，只能回答是7個抽象東西，但是在經濟學上，這樣回答是毫無意義的。在經濟學上，你必須把房子和書抽象為性質上同一的「價值」或「凝結的勞動時間」，相加才有意義，而結果就顯然不是7這個結果了。
凱恩斯的這個恆等式是從常識性的經濟現象推理出來的。如果我們用《資本論》的唯物史觀經濟方法來分析，就可以看出，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是一個缺乏客觀經濟內在聯繫的，並不恆等的公式，因而根本沒有科學價值；用以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只會導致掩蓋矛盾、深化矛盾的嚴重後果。
二、結合儲蓄理解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實現條件
1、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儲蓄有關的實現條件
全面理解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這是我們認識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錯誤的不可缺少的科學指導。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人都明白，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實現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總產品價值的各組成部分必須形成一定的、平衡的比例關係結構；其基本公式可表示為：Ⅰ(v＋m/z＋m/x)＝Ⅱ(c＋m/y)。[4]但是，這對於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擴大再生產還不夠，還需要進一步理解馬克思深刻揭示的與商品流通和貨幣儲蓄相聯繫的兩種實現條件，而這對認識凱恩斯公式的錯誤尤其重要。
一是全社會的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全社會一部分資本家（1）或企業，他（它）們要用往年積累的固定資本折舊基金貨幣，進行實物更新，即購買新的固定資本實物，替代已經失去價值的固定資本；而另一部分資本家（2）或企業，則在當期無法進行實物更新，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商品，把貨幣化的固定資本損耗積累起來。前一部分資本家（企業）的折舊基金c(1)G的貨幣價值總量和後一部分資本家（企業）的體現固定資本損耗價值的商品c(2)d的價值總量之間，應當相等，即：c(1)G＝c(2)d，社會再生產才能夠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社會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平衡，這是社會再生產實現客觀需要的條件，但是在凱恩斯的「儲蓄＝投資」這個公式中，卻表現不出這種重要條件。
二是在社會擴大再生產追加投資過程中實現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條件。馬克思揭示出，社會再生產的兩大部類有許多產業部門，許多企業，它們的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並不是同步的。總有一類資本家或企業（用B來表示）的貨幣積累已達到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數額，當年已需要購買追加生產要素，進行實際積累（用mBG來表示）；而其他一類資本家或企業（用A來表示），當年則仍在通過出售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進行貨幣積累（用mAW來表示），以做好擴大再生產的準備。[5]這樣，兩大部類就既有實行單純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的B資本家或企業（進行實際積累），又有賣而不買的A資本家或企業（進行貨幣積累）。馬克思揭示出，A能出售商品進行貨幣積累的可能性，就在於B把以往已經積累的貨幣投入流通，來購買A的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於是得出，在一定時期，社會總資本實現擴大再生產在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方面的實現條件是，全社會一部分準備未來追加投資的A類資本家或企業，要賣掉體現剩餘價值的商品mA(W)，進行貨幣積累（即貨幣形態的資本儲蓄）；而另一部分在當期進行實物積累的資本家B或企業,則要用往年的積累貨幣資本mBG，購買追加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來實現擴大再生產，只有當mAW＝mBG，社會擴大再生產才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凱恩斯的「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公式卻與馬克思的mAW＝mBG公式有本質的區別。
2、用圖式來闡釋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中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平衡
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圖1）[6]可以比較清晰地理解馬克思關於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科學含義，弄清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的錯誤。
圖1：當Ⅰ(v m/x)=Ⅱc時，結合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的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
說明：圖中箭頭→表示兩大部類之間進行交換時的貨幣流通途徑；A表示出售商品進行貨幣積累，B表示購買商品進行實際積累；工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出賣的是勞動力商品。本圖為簡略計，撇開了表現不變資本中的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途徑。
圖1顯示，在Ⅰ(v＋m/z＋m/x)＝Ⅱ(c＋m/y)，且Ⅰ(v＋m/x)＝Ⅱc 的情況下，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商品流通，以及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情況：
其一，第Ⅰ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Ⅰm/y這部分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在本部類進行，並應當相等，即Ⅰ(m/y)BG＝Ⅰ(m/y)AW。
其二，第Ⅱ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Ⅱm/z這部分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也在本部類進行，經過Ⅱ(m/z)BG→追加工人的勞動力商品→Ⅱ(m/z)A W的途徑來實現，並要求Ⅱ(m/z)BG＝追加工人的勞動力商品＝Ⅱ(m/z)AW。
其三，Ⅰ(v＋m/x)和Ⅱc這兩部分商品的價值量相等，它們的商品交換途徑是：第Ⅰ部類Ⅰv商品的資本家付出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商品→工人得到工資貨幣，到第Ⅱ部類購買消費資料商品→第Ⅱ部類資本家到第Ⅰ部類購買生產資料商品補償一部分Ⅱc，使貨幣流回到第Ⅰ部類；或者，第Ⅱ部類的資本家付出貨幣，購買第Ⅰ部類資本家的Ⅰv商品→資本家得到貨幣，購買本部類工人的勞動力商品→工人到第Ⅱ部類購買消費資料商品，使貨幣流回到第Ⅱ部類。至於Ⅰm/x與Ⅱc之間的商品交換，在兩大部類資本家之間進行，任何一方預付貨幣作為交換的中介，貨幣都會回到預付的一方。
其四，第Ⅰ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Ⅰm/z與第Ⅱ部類追加的不變資本Ⅱm/y這兩部分，他們之間的交換隻能結合各部類的實際積累和貨幣積累來進行。途徑是：第Ⅰ部類用追加可變資本貨幣Ⅰ(m/z)BG進行實際積累→它們作為工資貨幣付給本部類追加的工人→第Ⅰ部類追加的工人用勞動力商品換回的工資貨幣，到第Ⅱ部類購買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手中的商品Ⅱ(m/y)AW，這部分貨幣留在第Ⅱ部類；而第Ⅱ部類進行實際積累的資本家，則用貨幣Ⅱ(m/y)BG到第Ⅰ部類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那裡購買等價值量的生產資料商品Ⅰ(m/z)AW，作為追加的不變資本。這樣，經過上述途徑，兩大部類在交換中，既遵守了貨幣流回規律，又都實現了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實現了社會擴大再生產。
從圖式中不難看出，在社會總資本實現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中，進行實際積累的B資本家動用積累（儲蓄）的貨幣進行購買；而進行貨幣積累的資本家A提供實物形態的用於追加資本的商品（追加生產資料和供追加勞動力的消費資料）。這兩類資本家處在兩大部類不同的部門，受產品價值不同部分的比例關係的制約，相互之間具有以下交換關係：Ⅰ(m/y)BG＝Ⅰ(m/y)AW，Ⅱ(m/z)BG＝Ⅱ(m/z)AW，Ⅰ(m/z)BG＝Ⅱ(m/y)AW，Ⅱ(m/y)BG＝Ⅰ(m/z)AW。綜合起來：Ⅰ(m/y)BG＋Ⅱ(m/z)BG＋Ⅰ(m/z)BG＋Ⅱ(m/y)BG＝Ⅰ(m/y)AW＋Ⅱ(m/z)AW＋Ⅱ(m/y)AW＋Ⅰ(m/z)AW，也就是：等式左邊全社會B類資本家手中的剩餘價值中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資本積累（BG）＝等式右邊全社會A類資本家購買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進行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額（AW）。理解了馬克思揭示的這種平衡條件，就容易看清凱恩斯「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錯誤了。
三、「儲蓄＝投資」恆等式的錯誤
1、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追加總投資
對照馬克思關於社會總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圖式，可以清楚地看出，與追加總投資（即進行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AW）相等的，是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資本積累（BG）。但是，貨幣資本積累（BG）並不是社會總儲蓄，而只能是社會總儲蓄中的一部分。《資本論》和經濟現實都表明，社會總儲蓄包含豐富的內容，除了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它還至少包含：
其一，作為企業固定資本折舊基金積累的儲蓄。顯然，一定時期一部分資本家賣出體現固定資本損耗的商品，形成的折舊基金是包含在社會總儲蓄之中的。雖然這種折舊基金作為儲蓄，在一定時間範圍內，可以暫時通過銀行信貸，作為追加投資使用，但是這部分折舊基金儲蓄從性質上說，並不是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如果這種儲蓄被銀行貸出而用於追加投資，那麼存入折舊基金的資本家到了自己需要進行實物更新之時，銀行將不能保證它們取回積累的折舊基金貨幣，用於固定資本更新。如果把本來用於固定資本更新的折舊基金儲蓄大量地用到追加資本即擴大再生產上，那就會連社會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
其二，企業的非追加投資性質的儲蓄。它們包括，企業必要的應付市場風險的準備金、企業在資本週轉中一般會產生的游離貨幣資本（企業資本的周轉期間包括生產期間和流通期間，這兩種期間的差別，往往會使企業資本在周轉中產生暫時不用的貨幣資本）、企業防災的保險金等，這些儲蓄一般來說，在性質上都不屬於用於追加投資的儲蓄，而主要是用於維持企業資本的正常循環和周轉。當然，在信用制度下，這不排除可以將它們暫時利用來追加投資，但是，這畢竟具有暫時性，並只能在較小的額度之內，如果超過一定期限和一定額度，勢必造成社會再生產的失衡。
其三，人們個人收入中結餘的消費基金。這種儲蓄雖然可以通過銀行信貸用於生產投資，但是，在現實中，由消費基金轉化的投資，既有用於追加投資的，也有被借用於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從這個角度看，也不能說「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是恆等式。
由此看來，社會總儲蓄並不恆等於社會追加總投資。說兩者恆等是錯誤的。
2、「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沿襲了斯密教條
所謂斯密教條，就是馬克思指出的，「一切商品（從而年商品產品）的價格分解為工資加利潤加地租這個教條」；斯密「把資本的不變價值部分從商品價值中驅逐出去」（簡稱「丟掉了不變資本c」）。
凱恩斯是從「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儲蓄＝收入－消費」這兩個等式，推導出「儲蓄＝投資」這個恆等式的。我們已經知道，凱恩斯這些公式中的「投資」都是指社會追加的投資或「新投資」。這就意味著，凱恩斯公式中的社會總「收入」是撇開了資本家投入簡單再生產的原有舊資本的不變資本C的，由於凱恩斯和斯密一樣，沒有社會簡單再生產的概念，他們都一開始就研究社會擴大再生產，所以，他的「收入＋產量的價值＝消費＋投資」，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Σ(v＋m)＝Σ[v＋(m/x＋m/y＋m/z)＝Σ[(v＋m/x)＋(m/y＋m/z)]，式中，v＋m/x（這裡v是工人的工資收入，m/x代表資本家的利潤、銀行家的利息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消費，（m/y＋m/z）是新投資（用於追加生產資料m/y和勞動力的剩餘價值m/z）。顯然，凱恩斯是把他對單個資本家的收入的定義，簡單地套用到全社會的收入上來了。
凱恩斯認為，「企業家的收入是他的在本期中被賣掉的製成品的賣價超過他的直接成本的部分」，用《資本論》的話語來表述，也就是在賣出的製成品的產品價值中W＝c＋v＋m中，扣除了c＋v這部分資本家投入的直接成本，並扣除了m這部分剩餘家中要付出的利息、地租等（假定他借款和租地經營），所剩餘的部分。對這個剩餘的部分，單個資本家一是用於個人消費（x/m），二是用於追加投資(y/m ＋z/m)。這對於單個資本家而言，是符合常識的。但是，凱恩斯卻把「消費＋儲蓄」視為總供給（售出總產品和勞務的總收入，分為消費和儲蓄），把「消費＋投資」視為總需求（對購買產品、勞務的總支出，用於消費、投資需求），並由此認為，只要全社會「儲蓄＝投資」，就可以實現「總供給＝總需求」 或「總收入＝總支出」！這說明，凱恩斯只是在社會的新創造的價值產品Σ(v＋m)範圍內定義總收入和總支出，這完全沿襲了斯密教條，在社會再生產的分析中犯了丟掉不變資本C的錯誤。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針對斯密教條，問道：「如果全部產品的價值都可以以收入的形式消費，舊資本又怎麼能夠得到補償；每一個資本的產品價值怎麼能夠等於三種收入加上C（不變資本）的價值總和，而所有資本的產品價值加起來的總和卻等於三種收入加上零的價值總和。」這段話完全適用於揭示凱恩斯的錯誤。我們知道，社會再生產必須從社會總產品出發，其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都只能來自社會總產品價值：Σ(c＋v＋m)＝Ⅰ(c＋v＋m)＋Ⅱ(c＋v＋m)。明白了這個前提，我們就不難領會馬克思這段話的兩層反問的意思：
第一層：在兩大部類的產品價值中，能夠供給全社會消費的，只能是生產消費品的第Ⅱ部類的產品Ⅱ(c＋v＋m)，也就是全社會的消費品Σ(v＋m)。由於實物形態的Ⅱc是消費品，它可以銷售出去，提供個人消費，按照社會再生產交換的途徑，它應當換回價值量等於Ⅰ(v＋m)的生產資料商品，來補償第Ⅱ部類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c；而Ⅱ(v＋m)在使用價值上本身是消費品，它銷售出去是供給本部類的個人消費需求的。這樣一來，因為在全社會以收入的形式來進行個人消費的，只能是消費資料商品Ⅱ(c＋v＋m)，所以，如果全部產品的價值都屬於供給用於兩大部類消費的Σ(v＋m)＝Ⅱ(c＋v＋m)，也就意味著全社會沒有生產生產資料Ⅰ(c＋v＋m)，那麼，第Ⅱ部類已經消耗的不變資本（舊資本）Ⅱc又如何能夠換回生產資料Ⅰ(v＋m)，而第Ⅰ部類自己再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Ⅰc，又怎麼能夠得到補償呢？
第二層：每一個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都是W＝c＋v＋m，它等於c(不變資本) 加上v(工資)、m(利潤和地租）這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按照數學加總的原理，所有單個資本的產品價值加起來的總和，就應當等於Σ(c＋v＋m)，卻怎麼能夠等於Σ(v＋m)即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呢？
可見，凱恩斯用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來推理全社會的「儲蓄＝投資」，並論證「總供給＝總需求」，這只不過是沿襲了斯密教條而已，是完全錯誤的。無疑，用這種不科學的、扭曲了社會再生產或宏觀經濟運動內在聯繫的理論來指導任何社會的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都只會帶來混亂的結果。
四、「儲蓄＝投資」公式對於宏觀調控實踐的誤導作用
1、搬用「儲蓄＝投資」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研究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可以知道，不變資本Σc的補償，這是研究社會再生產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各生產部門的產品價值之間形成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所要求的平衡比例關係，這是實現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基本條件。而凱恩斯「儲蓄＝投資」這個公式貫徹斯密教條，丟掉了Σc。如果搬用這個公式認識宏觀經濟運動，就會主要考慮社會總儲蓄與總追加投資之間的關係，把儲蓄全都理解為貨幣資本的供給，把投資理解為對追加投資（購買追加生產資料）的需求，就不會考慮生產領域尤其是第部類不變資本Ⅰc的補償問題，也不會考慮追加投資要以社會再生產相應的部門之間形成一定比例關係為條件，更不會從「全國一盤棋」、社會化大生產要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要求角度，考慮追加資本的投資方向。這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2、用「儲蓄＝投資」公式進行數理分析勢必誤導宏觀經濟調控
「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這個公式的誤導作用，在現實中會有三種情況：
（1）某時期出現儲蓄＝投資（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的人，就會認為，當年儲蓄應當全部用於追加投資即購買追加生產資料產品），這樣就可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在一定時期能夠用於追加投資或實際積累的，只能是社會總儲蓄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貨幣積累基金，而這部分基金必須與在擴大再生產中能用於貨幣積累的體現剩餘價值的產品價值相等，或者說與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所決定的一定量的追加生產資料商品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量相等。這樣，如果把全部儲蓄的貨幣都用於購買一定量的追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那麼就會導致投入流通的貨幣過多，超出了要購買的追加生產要素的商品價值量，這就會導致追加生產要素商品的價格上漲，導致社會總產品不同組成部分的價格關係失去原有的平衡，並導致各生產部門的生產要素結構發生變動，從而引起產業結構失衡。
（2）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來調控宏觀經濟，就會比第一種情況更多地將儲蓄的貨幣用於追加投資（購買生產要素商品），這會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和失衡更加嚴重。當然，可以設想把社會總儲蓄超過追加總投資的差額，不用於國內，而投到國外，這樣在國內似乎可以實現貨幣積累基金（用於實物積累）與追加生產要素的商品價值量（用於貨幣積累）的平衡。但是，如果把這種「差額」用於國際貿易的進口，那等於將國外商品購回國內銷售，這與在國內追加投資生產商品並無實質不同，因而不能達到促進國內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的目的。而如果把這種「差額」用於國外直接投資，那麼，除非是把資本奉送給外國，從一國民族資本再生產的角度來看，這種到外國的直接投資及其利潤，總是要返回國內的，這就仍然不能解決照搬凱恩斯「儲蓄＝投資」公式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3）假定社會總儲蓄＜追加總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搬用「儲蓄＝投資」公式來調控宏觀經濟，就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削減過剩的生產資料產品，使貨幣資本積累（BG）＝實際積累的追加資本額（AW）。在公有制是經濟基礎的條件下，可以把詳見下來的過剩產品暫時儲存起來，以後再使用；但是，即使能夠如此，仍然要弄清在社會總儲蓄中貨幣資本積累（BG）有多少，併力求在社會生產力的一定水平上社會再生產各部門形成何種平衡的比例關係，不解決這些問題，就仍然不能促使宏觀經濟實現平衡。如果私有制經濟比重很大，儲存過剩產品的方法就行不通，因為商品過剩，賣不出去，對私有制企業來說，將意味著企業資本循環中斷或破產；而從全社會看，破產企業達到一定程度，導致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發生新的不平衡，乃至引起經濟危機。另一種辦法是，設法增加用於實際積累的貨幣基金，這只有通過負債的方式或增發貨幣的方法，而舉債等於寅吃卯糧，為以後經濟發展留下隱患，增發貨幣（紙幣）則勢必引發通貨膨脹，這都只會暫時掩蓋宏觀經濟運動的矛盾甚至加深矛盾，都無法解決社會再生產比例關係不平衡問題。
綜上所述，凱恩斯的「儲蓄＝投資」公式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應用於實踐是有害的。我們只有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應用和發展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和流通的科學理論，才能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宏觀經濟的嚴重結構性失衡問題，開創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的新局面。
注 釋：
[1]馬克思揭示出，全社會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這兩大部類的各生產部門，在商品價值和實物形態兩方面，必須形成平衡的比例關係，並以貨幣流通為中介，進行相互補償和更新的交換，才能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在這個過程中，「當再生產（無論是簡單的、還是規模擴大的）正常進行時，由資本主義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去的貨幣，必須流回到它的起點（無論這些貨幣是他們自己的，還是借來的）。這是一個規律」[1]511關於貨幣流回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第3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多處提到，參見該卷第446、459、507、533頁。）
[2]中央領導同志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經濟生活中的問題，根本的是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 （江澤民.大力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優化升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G]，人民出版社,2001:1070）；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資導致產能過剩的不良後果正在顯現」，「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相當艱巨」（胡錦濤.搞好宏觀調控，促進科學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G]，人民出版,2008:70）；此後，又反覆要求調整好宏觀經濟結構。2016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報10月28日第1版）。足見結構失衡問題由來已久。
[3]請讀者注意，凱恩斯用C表示總消費；馬克思用C表示不變資本，不宜混淆。
[4]式中，c、v分別表示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m表示剩餘價值，m/x表示剩餘價值中用於資本家消費的價值產品，m/y、m/z分別表示剩餘價值用於追加不變資本和追加可變資本的部分，m＝m/x＋m/y＋m/z。在一般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這個等式通常表述為：Ⅰ(v △v m/x) ＝Ⅱ(c △c)。
[5]嚴格地說，mBG和mAW中的剩餘價值m應表示為（m－m/x），因為剩餘價值要扣除資本家的個人消費m/x，才能用於追加資本；為了不至於一開始把闡釋複雜化，這裡用m表示，是屬於m的意思。
[6]馬克思是通過「積累時Ⅱc的交換」，即兩大部類在Ⅰ(v＋m/x)和Ⅱc之間等於、大於、小於三種情況，來概述貨幣流回規律與社會擴大再生產實現條件之間關係的;[1]586～590,[2]圖1表現的是Ⅰ(v m/x)=Ⅱc這一種情況。
參考文獻：
[1] 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何干強.貨幣流回規律和社會再生產的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再研究[J]，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7（11）:27—52.
[3] [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譯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4]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係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5期
nickmice wrote:
以下是個人看法--------------------------------------------------分隔線從校長的結論中可以得知美國遏止中國大陸崛起的決心與作為已上升到冷戰以來的新高度,若任事態自然發展,世界的未來將陷入近半世紀的新冷戰格局.誠如文中所言,中華民族的農耕本性難以消弭,故長於技術應用和整合創新,對於理論與科研方面缺乏厚實基礎.但是,我認為正是由於中華民族的先天特長才有機會不讓新冷戰發生.若中國威脅論根源於美國內部矛盾的轉移與外溢,則幫助美國由外部進行內部的整合將有機會讓即將到來的新冷戰化干戈為玉帛.所以,探討美國內部矛盾的來源與解決方案,將有助於拯救中國自身,如同黑客帝國中的救世主最後透過解除AI的內部混亂換取地底人類的生存一般.若中和異變病毒是回歸秩序的關鍵,如何幫助美國去除影響其系統運作的病毒將成為重要課題.川普試圖透過回歸白人新教精神的做法是否會成功呢?我認為機會渺茫的主因在於美國產業的支柱在"金融"而非實業.所以,如何讓美國的優勢產業普惠所有美國人便成為關鍵所在.換言之,探討美國目前金融事業運行的BUG將有助於消弭其內部矛盾.對於財富分配不均導致民粹興起的論調並不適用於講求自由競爭的美國,我認為關鍵點在於財富分配的機會太過於稀缺與競爭機會的不均等,才導致階級固化,進而引發民粹思潮.我認為解決的方案是中國透過虛擬世界的創建與維護,擴大全球財富分配的面向與維度.這如同提供一個類似大富翁遊戲的網路虛擬空間,能夠讓所有人參與其中,當勝利者誕生之時,便是遊戲重置之時.這個虛擬世界將成為數字貨幣的流通空間與圍繞其生存的實體產業為支持基礎的跨越種族/宗教/性別/國籍的可持續性重分配財富的舞台.具體的說,人類生產力的增進是人類文明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如何提供每個人均等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天賦,將是增進生產力的主要課題.而地球資源與環境的有限性無法負擔前者的發展,唯有透過AI與機械人取代人力才能夠解放人類的勞動力,並在維繫每個人的生存條件下,透過虛擬世界的創建讓所有人得到分享人類文明的機會與均等發展的基礎,同時透過類似遊戲的財富再分配過程提升每個人的創造動機與增進生產力.結論,透過創見一個自由競爭的虛擬世界讓美國人民獲得均等的發展機會與財富重分配的機制刺激其不斷創新的動力.而中國則在改進與維護虛擬世界的過程中,發揮自身整合與應用的長才.如此,將虛擬的創新留給美國,而實業的維護與整合託付給中國,兩者在不同維度的合作,透過分別領域的競爭,達到陰陽融合的運行與共存共容.
美國內部矛盾的來源其實很簡單，就是資本不斷剝削剩餘價值用來積累、集中和積聚
美國內部不可能再提高剝削綠或剩餘價值率，因此只好從外部世界下手，從國外輸入剩餘價值，
透過不公平的金融規則 透過壟斷高端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和出口高附加價值產品
再用高於勞動價值的交換價格到全世界交換物品，或是乾脆印白條(美元)
美國內部發展，並不可能自己化干戈為玉帛，因為資本主義的唯一發展動力就是追求利潤
利潤就是一種剩餘價值，而美國內部的既得利益者卻不可能放棄自己手中的利益
因此只有轉變為帝國主義，要化解這種矛盾只有實行社會主義
但是要干預美國內政也是不現實的，因此只能看著貿易戰最後升級
當然美國內部的政治菁英非常清楚貿易戰本身就是個借口，
最終要的是遏制製造業2025的中國崛起，因為世界市場的份額和可以剝削的勞動力數量都是有限的
貿易逆差從特里芬博論來說是邏輯自相矛盾的假議題
還有貿易赤字對美國的企業來說賺取了大量利潤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你會說既然如此美國政治菁英何必發動貿易戰？
因為他們看的是未來中國製造業崛起會瓜分他們剝削其他國家剩餘價值的份額(及利潤份額)
這樣美國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們就不可能過奢侈的生活了，
而這對發展中國家來看和另外全球這50~60億人口來看是不公平的
開發中國家應該也要有發展高科技和出口高附加加值產品的機會，才可能打破技術壟斷
一方面中國只有9600美元人均GDP，中國的中產階級只有1億人口，還有5-6億農民工需要脫離貧困
已開發國家一般中產階級占國家人口40~50%
只有全面性的產業升級可能，讓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人都脫貧
但是全球開發中國家的50~60億人口都脫貧，他們就無法實現從外部輸入剩餘價值
最終美國可以能會轉向新納粹主義，然後發現這條路走不通
政治體制崩潰，不得比轉向社會主義，要美國轉向社會主義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用一條非常曲折的道路通向社會主義
如果不是因為對外大規模戰爭戰敗和發生嚴重的內戰 ，無產階階級革命
既得利益者絕對不會主動讓出利益，一方面美國本身還有新教和資本主義的信仰在
阻礙新型態社會生產關係的發產，美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會持續減少
貧富差距會持續惡化，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全部的發展動力都是依靠剩餘價值和利潤來進行
而科技進步會導致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也會提高
同時長期平均利潤率會降低 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構成都在提高
伴隨著跨國資本主義公司轉移海外、產業後備軍的擴大，反移民主義、貿易保護主義
最終是全球化的發展會提高勞動生產率 加速世界革命
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會加速國際無產階級這一新誕生的種族覺醒，成為全球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民族
馬克思的預測在100多年後看來還是相當準確的
最終是全球化會導致一個國際共產主義，加速世界革命的發生
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和民族主義這一類「精神鴉片」 和意識型態上層建築
從而看清楚到底是誰在剝削他們，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馬克思是同意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因為大市場的分工加速生產力的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會加速生產關係的發展，而導致上層建築被改變
陳平說工人有祖國，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美國的工人是工人階級的貴族，也就是列寧所說的「貴族工人」並不是真正的「國際無產階級工人」，這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被資本家收買的結果，國際無產階級的誕生是在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環境下和產業自由遷移人口自由移民條件下，達到各國工資均衡條件(已開發國家降低工資、開發中國家提高工資)，但為什麼達不到，列寧認為壟斷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出了本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你只要想一想「美國麥當勞的工資為什麼比印度麥當勞的工資高20倍」就明白了，因為有跨國剩餘價值的轉移，因為最底層的工人也分配到了剩餘價值，而已開發國家中的資本家就拿從國外賺來的剩餘價值去收買他們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勞工貴族」，因而表現為已開發國家的勞工收入水平比較高，資本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完全有理由收買他們，因為歐美國家國內存在工會，比如說「美國麥當勞工人的工資是印度麥當勞工人的20倍」，即使考慮購買力平價PPP也相差5~6倍，並不是因為美國麥當勞工人比較努力和聰明，因為是同一家企業的大致相同的工作內容在不同國家卻有不同工資，理論上印度和美國麥當勞員工他們勞動價值相等，做相同同樣的工作卻不同薪資，同工不同酬，理論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換，即外圍和半外圍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用較多的本國勞動換取較少的外國勞動。即向核心國家無償輸出剩餘勞動，用通俗的話講，就是「進貢」。不平等交換的途徑主要有如下三個： 較早開始資本積累的國家（核心國家）具有較大的資本存量和資本有機構成，在利潤率平均化的條件下其產品以高於價值的生產價格交換，而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產品的價值卻高於生產價格。因此，核心國家的產品包含價值（無差別人類勞動）較少，半外圍和外圍國家產品包含價值更多。故而國際貿易中核心國家事實上在剝削外圍半外圍國家的剩餘勞動。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核心國家的地位類似於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外圍半外圍國家的地位類似於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 核心國家佔有較先進的科學技術，並通過知識產權等方式強化技術和准入制度等的壟斷。這種壟斷主要被現有國際分工、市場份額、軍事和地緣政治霸權等因素所鞏固。核心國家由於佔有了這些先進的生產資料和壟斷了市場份額而佔有了外圍半外圍國家的一部分剩餘價值，即免費勞動，如專利費和品牌溢價等。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核心國家的地位類似於地主階級，外圍半外圍國家的資本家階級則類似於租地農場主，核心國家獲得的壟斷收入則相當於地租。 第三種情況則是由於外圍半外圍國家勞工組織較弱，環境保護較差，金融市場不完善，跨國公司可以規避諸如工傷賠償、保險、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監管和部分稅收等成本，以低於當地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的價格支付工資。這種勞務外包、產業轉移和金融投機的本質是剝奪性的原始積累，即以不可持續地壓榨外圍半外圍國家的勞動力、自然資源和破壞社會安全網絡的方式來攫取超額剩餘價值。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相當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掠奪。 對於外圍半外圍國家來講，該國統治階級對待上述三種途徑的態度和政策決定了該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基本國策。任何強化上述三種途徑的政策，都會強化核心國家對本國剩餘勞動的搾取，鎖定本國外圍或半外圍地位，這是充當國際資本在華利益代理人的買辦資產階級國策；任何對抗上述途徑的政策，都會弱化核心國家對本國經濟和政治的控制，嘗試突破外圍半外圍地位，乃至改變世界體系格局。 一個國家內的民族資本主義是以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隊伍擴大和更大程度的壓迫來實現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年1~6月)
‧ 一 生產集中和壟斷
‧ 二 銀行和銀行的新作用
‧ 三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
‧ 四 資本輸出
‧ 五 資本家瓜分世界
‧ 六 大國瓜分世界
‧ 七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
‧ 八 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 九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
‧ 十 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
一個國家內的民族資本主義是以另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隊伍擴大和更大程度的壓迫來實現的 如果沒有全球50~60億的中低所得開發中國家人口的勞動 那麼已開發國家就沒辦法在過去積累自己的資本 早期資本的積累模式是
1.西班牙的模式 直接搶劫和殺光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黃金、白銀剝奪他們的土地
2.後來進化到大英帝國模式，從非洲輸入黑奴隸到北美去種植棉花，然後廉價原料出口到英國去強化英國本土的工業資本 然後再傾銷產品回殖民地，完成這種壟斷優勢強化的迴圈
3.最終這套英國模式面臨德國的競爭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英國霸權隨之落幕
但現在卻是資本主義3.0的美國模式，這是一種美元和軍事結合掩蓋起來的霸權和帝國主義 透過金融+科技手段不斷剪全世界羊毛來達成
帝國主義國家的特色就是
1.高度集中化的趨勢形成壟斷壟斷優勢變成的一種阻礙競爭的手段，幾家大型跨國企業壟斷了產業市佔率的大型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家
2.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結合形成金融資本
3.對外資本輸出成了主要利潤來源，本身只做非生產性勞動例如金融服務業 和高附加價值產業少量的勞動 就可以對其他國家向收取貢付一樣，印美鈔源源不斷的輸入商品 這典型的國家就是美國
陳平說中國當初加入WTO和西方資本直接競爭，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當初中國加入WTO並沒有和西方產業直接競爭，而是和西方產業互補，西方產業在高端的研發和設計，當時中國在低端產業做代工，主要是幫西方跨國公司降低成本，因為中國薪資當時比西方便宜10~20倍，WTO條款都有一些保護開發中國家的條款例如逐漸開放取消關稅保護不是完全硬碰硬直接跟發國家競爭，否則只是弱肉強食馬上倒閉而以，而且中國還得到西方的技術，但是隨著中國製造業升級和資本的積累才會慢慢的和西方產業競爭去做資本密集度高+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一開始只是做勞力密集高的產業來互補。而這幾年中國薪資也在上升，一部份勞力密集產也轉移到緬甸和孟加拉越南和印尼等地，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等也經歷過這個過程1960年代台灣接收從美國淘汰不要的外移的紡織業等勞力密集產業，最後轉型到重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等資本技術密集行業，人均GDP才有2.4萬美元，只不過台灣產業太窄門類不夠多而已，中國也在經歷這個過程，但是當中國人口很多要脫貧，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壓縮到西方的高端製造業利潤率水平和市場份額，因此引起了貿易戰
nickmice wrote:
簡單的說，若生產資料共有，則能爆發較目前生產模式更高的生產力，進一步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而擺脫了為生存而勞動的階段，人類的創造力將進一步豐富公共化的生產資料，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
我十分肯定樓主在此的努力，雖然個人理解有限，在此表達支持。
Henrylin123 wrote:
知道200年來哪國人殺中國人最多嗎，
很簡單就是中國人，
中國領導者很少有把把自己人民當人看的。
Kenji.K wrote:
什麼叫被西方蹂躪了200年，什麼叫生靈塗炭
我告訴你，文革才是蹂躪，大躍進才是生靈塗炭
White bear wrote:
你忘了人性。
現實世界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分別由他們的信徒執行了幾十年後，生產力的差距就赤裸裸的攤在那裡。是誰的生產效率好不需要解釋了吧？
1.毛哲東本身的理論水平很低的他17歲才讀小學 馬克思是博士生兼哲學家+經濟學家
會搞出文革和大躍進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扭曲
2.史達林的大清洗並不是只有清洗一些反動的資產階級
他同時清洗掉很多正統派的列寧主義者,甚至是拖洛斯基也被史達林所暗殺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
第四國際
3.列寧還有大學生程度
但是就以理論水平和對經濟學理解的程度來看 馬克思>普列漢諾夫 >列寧
格奧爾基‧瓦連京諾維奇‧普列漢諾夫
4.毛哲東和史達林走的是「一國社會主義路線」 ,並不熱衷於世界革命和建立共產國際
毛哲東大煉鋼更是露出了他本身對於經濟理論和科學的無知(我已說過毛本身只有國小學生程度 17歲才讀中學)
毛輸出革命也只能往第三世界國家輸出,因為他沒聽懂列寧的工人貴族理論，不理解要如何打破帝國主義的壟斷模式
而中國的資本有機構成 和勞動生產率當時都是處於比西方社會低很多的狀態,
所以馬克思才會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應該會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
但列寧觀察到工人貴族現象 ,因此推斷壟斷的資本主義制度即帝國主義是最高階段會進一步加強和鞏固這一模式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這兩本書就已經表明列寧的思想
但列寧以為一國革命後不可能馬上發展出社會主義,因此才會提出先鋒隊理論等
他們並不懂200年前亞當斯密 李嘉圖和馬克思等人就已經知道的現象,所以不斷嘗試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
會把毛哲東和馬克斯混為一談的通常是受到如美國之音、法輪功等媒體妖魔化+洗腦無知的表現 或是兩蔣時代灌輸的洗腦教育
所謂市場分工和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亞當斯密舉出鐵釘的例子
西方的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說過如下的話 ----------
如果一個人來完成生產鐵釘或針，所有生產步驟他一天可能可以做10個針或鐵釘
(比如找鐵匠製作)
如果把鐵釘的生產拆解成1000個基礎的步驟
讓一群工人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分工合作
人均產量一天可能可以生產1000個鐵釘 相比之前的手工生產10個1人完成所有製程 單位產量提高100倍
人均產量在分工之下效率得到極大的提升 成本被降低
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戰勝農業時代手工業的原因
但是也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導致勞動者本身不擁有了生產資料
發生「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生產者勞動者之間發生的分離現象
在中世紀 許多農民本身就有生產資料 在英國也有許多小農 小店主本身是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以自己完成生產和銷售
而分工的效率提高帶來的提升導致「生產資料所有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上 和實際生產者的分離
馬克思就觀察到這種矛盾性的存在
這種制度的未來會如何會產生的結果雖然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了成本
但是也就是資本有機構成會提高 利潤率會在競爭之下變得越來越低
《國富論》中，第三章題目就是「論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斯密在第一段中提到：
「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場大小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就無法鼓勵人們始終專於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餘物隨意交換自己所需」。（斯密，1776年，31頁）
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市場範圍和生產範圍也是相關聯的：
「有些職業，即便是普通的職業只能在大城鎮存在。如搬運工，無法在除了大城鎮之外的地方找到工作並得以生存。在荒涼的蘇格蘭高地，那些人跡稀少的小鄉村，甚至不可能會有制釘這一行業。如果制釘工人每天能生產1000枚鐵釘，他們每年能生產出30萬枚鐵釘。但在蘇格蘭的窮鄉僻壤間，即便像制釘這樣的行業不可能存在，因為一年不可能售出1000枚鐵釘。」（斯密，1776年，31頁）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斯密對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理解是廣義的，而不僅僅侷限於常常提到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通常是指對於同一產品生產，其大規模生產的成本要低於小規模生產。斯密的理論是廣泛意義上的規模經濟，即大市場下的大規模生產，使得勞動分工成為可能—而勞動分工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有力因素。因而，市場規模提高了整個經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不是對某一特定產品生產而言的。從而斯密用一整段話來闡釋這一觀點：
「我們應該銘記，製造業的完美發展得益於勞動分工；而勞動分工的程度可以應用在各個製造業領域，但我們很有必要控制這個分工程度。市場的範圍決定了勞動分工的程度。」（亞當斯密，1776年，680頁）
亞當斯密已經知道市場分工的規模會影響到生產效率 也就是「規模經濟性」分工越細化成本越低,這個馬克思也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人口的多寡和市場規模的大小會影響到發展的前景,永遠不可能再小國家的經濟體內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經濟的分工體系,否則只會造成類似北韓那樣的悲慘結果,前蘇聯大約有3億人口,但西方不論控制的人口即市場規模最大和有資本機構成都超過東方,俄國一開始的資本有機構成就沒這麼高,另外帝國主義國家壟斷了生產資料和高附加價值產業還有金融體系的剝削,並用那些剩餘價值去收買他們本國的底層形成「勞工貴族」,勞工貴族團結在資本家內部被民族主義和唯心主義所洗腦,因此也很難輸入革命到發達國家內部,例如我舉出的「美國麥當勞工人比印度麥當勞工人工資高20倍」的例子就可以看的出來絕對有跨國剩餘價值轉移過程.也就是帝國主義. 另外普列漢諾夫的觀點和列寧有所不同
但是這種情況最近正在瓦解 ,從中美貿易戰中可以觀察出來,高技術產業正在擴散到開發中國家打破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例如中國的2025計畫,也就是減少了美國能夠分配到的剩餘價值,因此底層的工人貴族才會去支持川普搞民粹主義和新納粹主義,最終貿易戰博弈的結果假如是美國失敗很可能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從外國榨取的剩餘價值量變少,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內部矛盾會加大,然後出現資產階級難以分配他們國家內部的底層足夠的剩餘價值這狀況帝國主義會解體,甚至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會減少,就有可能發生內部革命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關於在俄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的爭論
Plekhanov and Lenin's Debate on Whether the Socialism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in Russia
內容提要：十月革命前夕，普列漢諾夫與列寧曾經就資本主義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普列漢諾夫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俄國革命必須嚴格遵循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循序漸進地演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規律，認為俄國當前的任務是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而不是立刻實施社會主義。而列寧則主張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不失時機地將革命引向社會主義，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在這場爭論中，就成功地奪取政權、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列寧無疑是勝利者。而從後來社會主義實踐的進程來說，普列漢諾夫的一些觀點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不無啟示意義。
關 鍵 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十月革命/民主
一、引言
眾所周知，如何才能在一個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對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秉持歷史決定論的立場，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對那些經濟文化落後的非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只是其最終的必然歸宿而不是近期的前景，其當前的迫切任務是努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社會主義的任務才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由於馬克思主義創立的時代絕大多數國家還處在前資本主義階段，所以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一方面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這種態度為後繼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資本主義的立場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更何況，晚年的馬克思在回答上述問題時確實與早期相比顯得有些猶豫和謹慎，不似早年那麼堅定。不過，在後來首先成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經濟文化卻十分落後的俄國，表現出急於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人，主要是後來那些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革命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相反，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後來較晚才改變觀點的列寧在內)倒是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實際，甚至可能是由於俄國相比於西歐的極端落後而表現得比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這個問題上更為謹慎。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這方面的觀點自始至終沒有改變過。正是由於這一點，引申出了他的許多其他方面的觀點，並最終導致他與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上最終被定格為「機會主義者」、「時代落伍者」。因此，仔細研究普列漢諾夫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及他與列寧的爭論並給予儘量不帶偏見的客觀評價，不僅對於普氏本人的思想和政治定位十分重要，而且對於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和解決也非常必要。
二、落後的俄國能否立刻實行社會主義？
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相關具體理論，並考慮到俄國經濟文化落後的實際狀況，普列漢諾夫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態度和立場應該說非常明確、毫不含糊：當前俄國社會的現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不足，因此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極不成熟，還需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在其開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發表的著名的《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1883年)一文中普列漢諾夫指出：「社會主義的組織，正如任何其他的組織一樣，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而這樣的基礎在現代的俄國是沒有的。人民生活的舊基礎是太狹隘，種類太不相同而片面了……生產的客觀社會諸條件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有社會主義組織的程度……」①在同年撰寫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動解放社」綱領》中，他也指出：「當代的俄國所遭受的……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痛苦，而且也有這一發展不夠的痛苦。」②後一說法，他在以後還多次重複過。根據對社會主義和俄國社會現實的這一認識，普列漢諾夫進而指出：「我們完全不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堅決地相信資本主義越是有力地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銳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越會臨近。」③「如果我們不願意背叛我們所代表的那個革命階級的利益，那麼我們應當毫無例外地堅決抵抗一切停止歷史車輪的企圖，換句話說，也就是堅決抵抗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④「凡是已經有可能用另一種更高的生產關係來代替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地方，我們就力求消滅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凡是我們只能在這種關係和過時的前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之間作一選擇的地方，我們則為它掃清道路。」⑤因此，俄國社會主義者當前的迫切任務不是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變革，而是儘力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掃清障礙，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階級準備去扮演它的將來獨立的和進攻的角色，據我們的意見，在現時所可能『規定的黨的任務』，就是這樣的。想把推翻專制制度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種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聯結為一，想在進行革命鬥爭時把社會發展的這兩個環節在的歷史中合而為一——就是等於把前者和後者到來的時刻都推遲」⑥。
基於這樣的認識，普列漢諾夫堅決主張俄國革命應分兩步走：革命的最近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保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基本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同時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準，待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時，再準備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並最終在俄國實現共產主義。考慮到俄國社會的極端落後，普列漢諾夫在提出上述革命的終極策略時，總是不忘強調這一革命策略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種邏輯的劃分，而應特別注意其時間性，即兩個革命階段之間必須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間隔，而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用他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能同專制制度的崩潰同時並舉」⑦。因此，他堅決反對當時俄國革命陣營中為相當一部分人所熱衷的那種「不斷革命」的「左」傾論調。
從這一革命的總策略出發，普列漢諾夫認為，在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階段，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策略是必須與俄國社會中一切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人結成同盟，只有這樣民主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針對當時革命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對資產階級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指出的那種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尖銳對立的情形，只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會有的現象，而並不是落後的俄國社會的現實。在他看來，在俄國意欲實現民主革命的現階段，資產階級不但不是革命的障礙，反而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並不是永遠對立的，二者至少在民主革命中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在革命中結成統一戰線是完全有可能的，關鍵是社會民主黨人的策略是否對頭。因此，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完全不必過分擔心和害怕資產階級。當然，像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也沒有過高估計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這種一致性決不會達到同一性的地步：資產階級要同舊制度的各種殘餘勢力和睦相處比起無產階級來容易得不能相提並論。德國資產階級即為一例。」⑧因此，「我們的策略隨時隨地也都應當這樣，當資產階級作為革命階級同舊制度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同它一起走。當資產階級放慢腳步，當它不再是革命階級的時候，我們就批評它」⑨。
在20世紀初之前，列寧基本贊同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不過，後來列寧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他看來，普列漢諾夫的觀點書生氣十足，完全不能適應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墮落為機會主義了。列寧的這種判斷來源於他此時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認定：與早期不同，20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是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的。當然，列寧也承認這樣的判斷是就整個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而言，他從來沒有否認過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當然不會忘記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教誨，在20世紀初之前，他也曾經多次以此為理論依據駁斥過俄國一些民粹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空想⑩。那時候，與普列漢諾夫相似，列寧表現得像是一個堅定的「西歐派」。不過，列寧畢竟首先是一個革命家、特別是一個革命策略大師，「與時俱進」、善於抓住稍縱即逝的革命時機是像他這樣的革命者的天性，於是他主張(至遲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在資本主義雖不如西方國家發達但確已達到相當水平的俄國，不失時機地推翻專制制度並實現社會主義。如果不這樣做，就是對歷史和人民的犯罪。實際上，早在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當時剛剛形成不久的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初步形成了這樣的想法，只不過鑑於當時的形勢和布爾什維克的力量，這樣的想法還完全不可能付諸實施，弱小的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公開亮出這樣的旗幟。後來革命失敗，使列寧意識到無論是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還是社會主義的實現都還是一個非常遙遠的事情。然而，歷史確實充滿弔詭和偶然性，第一次革命僅僅過去十餘年，布爾什維克的機會就不期而至，於是機敏的列寧力排眾議、不失時機地率領布爾什維克一舉奪得了政權，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裡必須指出，列寧觀點的改變不能僅僅歸結為外部環境變化的刺激和他善於調整和改變自己觀點的個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邏輯的制約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這就是，雖然馬克思終其一生始終肯定社會主義的實現和最終成功必須依賴於資本主義的一定發展，因而它始終鄙棄民粹主義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但馬克思並沒有明確說明(實際上也不可能說明)他所說的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定」的資本主義前提究竟是什麼？是否有精確的指標即資本主義究竟要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具體水平才能考慮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正如列寧所說：「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11)在列寧看來，既然資本主義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遲早會被拋棄，那麼，我們就算稍稍提早一點拋棄這個過時的廢物，至少不是什麼歷史罪過，還很可能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何況等革命者掌權後再來補資本主義生產力落後這一課也為時不晚！就像列寧所說的，就算俄國目前暫時還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和文明前提，但「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12)？所以，客觀地說，即便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來衡量，我們也難以得出列寧的觀點和行動一定是錯誤的結論。
列寧之所以發生這種後來被證明具有極為深遠的歷史影響的變化，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他思想深處有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一方面，列寧根據俄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俄國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認為俄國當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俄國社會缺乏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革命將加強資本主義的統治，革命後俄國將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列寧有時又認為，工農民主專政之後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按：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及歐洲革命的勝利並援助俄國革命)下通過鬥爭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寧發揮的正是這後一思想。但是在這之前，在列寧的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還是前一想法。」(13)「在關於工農民主專政前途的第一種考慮(按：即資本主義前途)中，對俄國客觀條件的尊重無疑佔了上風。……而在後一種設想(按：即社會主義前途)中，俄國『客觀條件』的不足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能動性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所克服，因此在這種思路中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能動性就被提到首位，通向社會主義之路上物質條件的匱乏可以由這種能動性的發揮而得到克服。」(14)另外，列寧之所以在二月革命後很快放棄以前的觀點，主張將資產階級革命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還在於：由於列寧只是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完成俄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工具，那麼在革命完成之後革命者就自然面臨著這一工具的存廢問題，從而尖銳地提出了非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權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問題。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原理早已告訴人們，在和平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是不能存在一個工農政權的，因而在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即工農民主專政建立後的進一步選擇只能是：或者是工農民主專政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或者是(在西方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這一專政快速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在1917年以前，列寧傾向於認為前者是俄國革命的前途，但二月革命爆發不久，列寧的看法改變了(15)。
其實，就連普列漢諾夫這樣「穩健」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以真正抵擋住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誘惑。他的如下這段話無疑可看成是對被他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的讓步：「但是這兩個時刻(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接近是取決於我們的。我們應當傚法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光輝榜樣，他們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當資產階級還採取革命行動時，同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同時，『一分鐘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間努力培養儘量明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敵對情形的意識』。當這樣做時，共產黨人是要使『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16)既然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有「一定」的發展(這是布爾什維克和反對他們的人都一致認可的)，那我們何必過分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何況這些詞句有些也是含糊不清的)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呢？
可普列漢諾夫究竟不是列寧，他更像是一個學究氣十足的理論家，他一生不僅很少變化而且似乎對列寧式的「善變」不屑一顧。他以不同的詞句反覆申述同一個觀點：「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遠沒有發揮出來。更確切一些說：與其說我們吃資本主義的苦頭，不如說我們吃資本主義不夠發達的苦頭。」(17)「以馬克思的學說為依據的社會主義政策當然有自己的邏輯。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麼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18)俄國並沒有做好走向社會主義的準備，「這是神聖的真理，只有不可救藥的空想主義者才能拒絕它」(19)。政權轉入社會主義者手中「無非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勞動群眾還沒有實行這種專政的準備。正像恩格斯指出過的，對於任何一個特定的階級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在它還沒有充分發展而不能適當的利用政權的時候就得到政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要遭到慘重的失敗。至於勞動群眾，那麼，如果它奪取政權，它的失敗也會是必然的，因為大家知道，俄國現在正遭受空前的經濟破壞。……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麵粉，因此當它還沒有磨好這種麵粉的時候，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必須讓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資產階級參加國家管理，在目前這個十分特殊的時期是特別必要的」(20)。
三、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上述爭論的評價及這一爭論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啟示
作為不帶偏見的歷史研究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普列漢諾夫當時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認識呢？今天這可能依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再給普氏貼上過去那種本身就含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標籤——「機會主義」的做法是難以被稱為客觀的研究了。因為只要我們仔細研究當時俄國的國際國內形勢，就不難真切地感受到普列漢諾夫如此謹慎的原因。實際上，當時如此謹小慎微的不僅是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樣的「穩健派」，就連在一向被視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內部，許多人也對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就奪取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充滿疑慮和不安。對此，列寧的回答(21)一開始還顯得比較謹慎，他一方面正面反駁加米涅夫等人關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觀點，指出從革命的含義是指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裡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裡來說，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而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已經完成？」這一問題提得不正確：因為在理論上，這樣抽象地、簡單地提問題，忽視了極其複雜的現實狀況；而在實踐上，這是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舉手投降。現實情況是，政權轉移到了資產階級手中，這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同時除了現實的政府外還存在著一個附屬政府，即蘇維埃，這也是一個政府，而加米涅夫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沒有完成」這一老布爾什維克的公式沒有包括這種現實。另一方面，他回擊對他的冒險主義的指責說：「在我的提綱中，絕對保險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失去作用的農民運動或整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一點也沒有布朗基主義的冒險行動，因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這種經驗完全排斥布朗基主義，完全根據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充分保證大多數人實行直接的、絕對的統治和發揮群眾的積極性。」(22)但很快列寧就改變了看法(保證布爾什維克不奪取政權的《論策略書》寫作於1917年4月8—13日之間，而改變觀點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寫作時間是同年4月10日)：「不推翻資本的權力，不把國家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爭得民主的非強制的和約。」(23)1917年6月上旬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列寧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會放棄這樣做(按：指掌握全部政權)，我們的黨也不放棄這樣做，它每一分鐘都準備掌握全部政權。」(24)不過，隨著後來蘇俄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列寧的觀點似乎有了一些變化。在其最後著作之一的《論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一文中，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前俄國在社會經濟關係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實施社會主義的準備，只是由於當時俄國社會的矛盾異常尖銳，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情況下，只能奮起鬥爭，奪取政權。但革命的成功使得他們能夠利用這一政權著手創造和發展文明，並「開始走向社會主義」(25)。甚至還在此前四年多就寫成的《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他指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26)
二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國革命的爭論實際上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無產階級應不應該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是否成熟，社會主義者是否應該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在普列漢諾夫看來，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後馬上繼續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那就是實施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他看來當時還遠未成熟，所以他斷然否認當前革命轉變的可能性。這方面他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而列寧的看法則不同，十月起義發生前，列寧和俄國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承認俄國近期的革命將是資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俄國而言還是比較遙遠的未來。但與普列漢諾夫不同的是，在大多數場合下(特別是為了反駁普列漢諾夫等人對他想「提早」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指責時)列寧是將上述兩個問題分開對待的：先奪取政權，再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立刻實現了社會主義，或者奪取政權本身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前面已說過，《四月提綱》提出時，列寧並沒有明確提出奪取政權的要求，更沒有把奪取政權後要建立的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十月革命成功後的情況又如何呢？從列寧那時公開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來看，起初他只是稱這一革命為「工農革命」或「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而沒有將其界定為社會主義革命。「從1917年革命事件一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明白了俄國尚未為直接『實施社會主義』作好準備。但是他們奪取政權不是為了直接實現社會主義變革，而是為了完成民主變革。」(27)「在十月起義的進程中，並沒有特彆強調這場正在進行的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與後來的許多宣傳用的套話和聲明相反，起義當天——10月25日(11月7日)——說的是『布爾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農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本文作者注)，已經成功了。」(28)托洛茨基在描述列寧當時的立場時指出，這一立場導致的結論是「在只有工人階級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才能完成民主革命」(29)。這就是說，在列寧看來，雖然已經發生了二月革命，但這一革命是不徹底的民主革命，沒有實現他早在1905年革命時就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理想，所以必須繼續革命，使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奪得政權，才能真正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列寧著名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
當然，對十月革命性質的界定，列寧的看法不久就發生了改變，明確肯定它屬於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說法就成為公認的、流行的觀點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道理不難理解：雖然十月革命前列寧明確反對托洛茨基激進的「不斷革命論」，但一旦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情況就可能有所改變，之前如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這一被認為似乎是難以踰越的界限，現在可能變得不那麼不可企及了(30)。就像托洛茨基所說的：「無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最低』和『最高』綱領(按：指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和它在經濟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政治旗幟下取得政權，它都必須走上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31)。從邏輯上說，托洛茨基的觀點並沒有必然性，列寧區分革命的兩個階段或主張「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從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托洛茨基的看法確實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是因為，雖然從理論上說革命可分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但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間隔有多長列寧並沒有明確說明，這就使這一「兩個革命階段」的理論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為後來以種種理由縮短這一進程或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預留了空間。列寧本人雖然經常強調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不應該過早地實行社會主義，但同時他也有另一方面的思想，即一旦時機成熟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只不過在二月革命爆發前，前一方面的思想表現得比較突出，後一方面的思想比較隱晦。但二月革命發生以後，列寧逐漸改變了觀點，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迅速奪取政權，並將資產階級革命不失時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的轉變固然有其政治敏銳這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視列寧思想中早已存在的這後一傾向的潛在影響。
一方面，在上述問題上，相比於列寧政治上的高度敏銳和靈活性，普列漢諾夫確實顯得比較呆板和教條，列寧對他在這方面的批評是正確的。而且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本身也無可厚非。如果像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這些自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死抱著「無產階級只能在資本主義鞏固的基礎上才能奪取政權，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這樣的觀點不放，那恐怕社會主義永遠沒有成功的那一天(按照這種「社會主義條件論」來看，最具備實行社會主義條件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卻至今也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因此，如下一段話是比較公允的：「孟什維克始終不渝地忠於他們的信仰，這種品格確實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品質。但是，他們的學說有嚴重缺陷，孟什維克運動因此而衰落下去，終於銷聲匿跡。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可以在不發達的俄國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而自己不想去奪取政權，這種見解在理論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實際上是非常不現實的。要是沒有工人階級大規模地參與的話，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進行，那麼期望無產階級把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願望壓在心底，難道合理嗎？可曾有過什麼階級為革命出過力，然後自願退讓，讓別的階級去獲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實？」(32)
另一方面，從後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來看，普列漢諾夫對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認識也有其合理之處和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後，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革命者應該繼續前進，將革命不斷向深處引導。即使不能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在至少已經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基本條件，所以應該立即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再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發動的。應該說，革命確實獲得了成功，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從社會主義近一百年的實踐過程來看，當初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的看法是有些過於樂觀了。在這方面，普列漢諾夫雖然反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轉變，從而被視為機會主義者，但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說，在他的這種反對中隱藏著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非常值得重視的意見，那就是：二月革命雖然成功地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革命就已經真的大功告成了。對像俄國這樣的資本主義不發達、資產階級民主本來就很薄弱甚至完全闕如的落後國家來說，社會主義者在奪取政權以後，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民主革命已經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徹底過時，從而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相反，與那些具有比較長期和深厚的民主傳統的國家相比，落後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更應該注重和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是我們今天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時所應獲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經驗教訓。的確，從歷史來看，「在一個充滿著『領地』、『封邑』、『小公爵』、『獨斷專行』和『家族統治』的社會裡發動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在一個無論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處於第四等級地位的中世紀社會裡發動反對近代文明的『革命』，會造成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那場『反修防修』的浩劫說明了這一切」(33)。
其次，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最終政治目標無疑是要在俄國社會實現社會主義，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者或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又深深地相信，歷史的發展必須循序漸進，不可單憑某一個階級或黨派甚至個人的主觀好惡而隨意跨越那些本不可以輕易跨越的歷史階段。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的歷史階段。與列寧及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的是，普列漢諾夫所謂「資本主義不可跨越」，不僅指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不可跨越——即使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國家勝利了，也必須補上資本主義大生產缺失這一課，否則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也同意；而且也指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可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加以借鑑和利用，這點至少十月革命後的列寧是不會贊同的。特別是考慮到長期的封建專制歷史使俄國社會極度缺乏民主和自由，普列漢諾夫特別重視這個問題。當然，和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普列漢諾夫談論民主和自由都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相比封建主義的專制是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終歸會被未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所代替」這一歷史決定論的理論架構中進行的。只不過，比較而言，普列漢諾夫更多地談到前者，與列寧相比他顯然更多地注意到俄國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傳統(後者在談到俄國社會的落後時，似乎更關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內容)，並且還認為二月革命後的俄國應該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因為既然俄國社會已經走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又暫時不能被超越，那談論資本主義民主已經過時、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優越在他看來就是不適當的，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當務之急應該是在俄國社會儘快地補上民主自由缺失這一課。
如此看來，雖然在普列漢諾夫眼裡，資產階級民主並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有害和恐怖，反而對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有益的東西，但我們必須注意到，普列漢諾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始終都沒有遊離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外，始終都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最高利益前提下進行的。他多次強調的一句話「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34)就是這個意思。「要順利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有政治自由。」(35)「爭取政治自由應該是，而且只能是為在多少遙遠的未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的必要條件之一。」(36)正因為這樣，他也沒少像一般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抨擊資本主義的民主和自由，認為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些口號的價值只是形式上的，因而是冠冕堂皇的，批評這個口號「一百多年，這個出色的口號最好不過地同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剝削群眾的現象和平地相處」(37)。更是因為這樣，他才會要求對民主應有所限制：「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而如果為了革命的成功需要暫時限制一下某個民主原則的作用，那麼在這種限制面前停步不前就會是罪過的。」(38)姑且不論普列漢諾夫的上述看法是否正確，但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和強調，對我們反思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值得我們今天加以注意。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固然不能因為後來蘇聯解體、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而事後諸葛亮般地指責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初選擇社會主義是錯誤的，是冒險主義；同樣，對普列漢諾夫反對在俄國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因而反對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這件事，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是將其斥之為「落後者」、「機會主義」而簡單了事。今天看來，普列漢諾夫關於革命應有步驟、分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在革命過程中革命者不可急於求成等觀點還是相當有預見性的。我們看到，在革命漫長的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無論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者，還是以共產黨人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都具備堅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地奔向他們心中神聖的革命目標。但歷史地看，他們當中許多人當初都犯了一個共同的毛病，即革命的「急性病」。無論是孫中山的「畢其功於一役」，還是毛澤東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都是這種革命急性病的典型表現，其後果已如「大躍進」這樣的歷史悲劇所一再證明。與此不同的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以「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重新審視革命和建設等事關重大的問題，於是行動的目標變得實在了，路線、方針、政策變得切實可行了，表面上看目標似乎降低了，建設速度也降下來了，但由於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反而取得了扎紮實實的成效。
①②⑥《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4、79頁。
③④⑤⑦《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上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172、174、305、126頁。
⑧⑨《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227、66頁。
⑩直到二月革命發生時，在1917年3月中旬回國前夕，列寧還對瑞士工人說：「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裡，社會主義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
(11)《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12)《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頁。
(13)(14)(15)曹浩瀚：《列寧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97、165頁。
(16)《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
(17)(18)(19)(20)《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03、23—24、203、207頁。
(21)這裡有必要說明，與過去人們普遍的看法有所不同，筆者發現在列寧著名的「四月提綱」中並沒有明確提出由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設想，更沒有提出立刻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問題，相反，列寧認為：「我們的直接任務並不是『實施』社會主義，而只是立刻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該提綱中比較激進的地方只是：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支持，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議會制共和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等等。
(22)(23)《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7頁。
(24)(26)《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21頁。
(25)參見《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頁。
(27)(28)(29)[俄]阿‧帕‧布堅科：《蘇聯歷史的現實悲劇》，載李宗禹主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頁、637頁注(23)。
(30)何況十月革命至少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即介於舊式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革命階段，它實行的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甚至直接就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專政。
(31)[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蔡漢敖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63、62頁。
(32)[俄]亞伯拉罕‧阿謝爾編：《俄國革命中的孟什維克》，石菊英、余瑞先譯，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發行，第40頁。其實孟什維克有時也表現得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教條，他們曾經有如下主張：「雖然我們一定要經歷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這兩場革命可能不像西方那樣，被一段長時期的和平發展分割開來。假如內戰延長，作為民主革命而開始的革命，很可能就會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無論如何，我們切不可忽視這種可能性。社會民主黨同空想的無政府主義相反，始終認為，俄國不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可能躍進到社會主義階段。但是，我們並沒有想要規定出這兩者之間的確切間隔時間。世界資本主義在繼續發展，資本主義條件開始在改變俄國的舊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越是延緩專制制度崩潰的時間，人們就越有理由期望從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前書第63頁。)
(33)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34)《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35)《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3頁。
(36)《在祖國的一年——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年言論全集》，王蔭廷、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22—23頁。
(37)《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下冊)》，虛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417頁。
(38)《普列漢諾夫文選》，張光明編，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頁。
首先樓主會認為毛哲東是馬克思主義者,很顯然就是完全的無知+被法輪功美國之音和兩蔣洗腦灌輸教育 自己就沒認真獨立思考過
再不然就是自己本身是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因此才有的反動思想,你自身的經濟狀態決定你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者有以下流派
1.馬克斯列寧主義 正統派以第三國際為代表
2.托洛斯基主義 托派以第四國際為代表
3.民主馬克思 改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 以考斯基、德國的伯恩斯坦 英國工黨的柯賓為代表
愛德華‧伯恩施坦
4.盧森堡主義
5.史達林主義以 一國社會主義和蘇聯計畫經濟為代表
六藝君子 wrote:
不必陷入名詞的遊戲與思考的泥沼,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重大的辯證缺陷, 而且這個辯證缺陷還經過了實務的驗證:
1.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請問無產階級人數眾多, 如何專政? 誰說了算?
2. 承接(1), 必然性地, 必定由無產階級專政轉化成共產黨專政
3. 同樣的問題再度發生, 共產黨員這麼多, 如何專政? 誰說了算?
4. 植基於武裝鬥爭路線, (3) 必定演變成槍桿子出政權, 由控制最大武力的少數共產黨員專政
於是人類最大的悲劇就是滿懷理想色彩, 嘗試拯救被奴隸人們的共產主義, 毫無例外地, 一個一個變成恐怖的暴力獨裁集團, 借助無上的烏托邦理論, 超越人類社會的道德與法律之後, 反而將每個個體逼入了最醜陋的求生動物本性, 毫無仁愛, 反對溫情, 集體失智, 全部變成共黨最高統治者精神與肉體的奴隸, 打破了所謂的封建, 卻建造了最大的人間地獄, 打倒了帝王, 卻製造出比帝王更獨裁的暴力獨裁者.
以剝奪個人自由意志為遂行手段的任何主義, 即便描繪的是天堂, 在地上實現的卻往往是地獄 -- Mobile01/六藝君子
1.馬克思主義有許多流派 比如盧森堡主義、列寧主義、托洛斯基的第四國際
我的提法是所謂列寧主義的流派，但他並非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形式
羅莎‧盧森堡
第四國際
比如盧森堡主義的馬克斯就認為要和多黨制的西方民主結合
這種「政治多黨制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有支持者
羅莎‧盧森堡是西方國家政治多黨民主+經濟民主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的提法是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但是不能代表全部的馬克思形式
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完全不同，甚至批判過布爾什維克的一黨專制
但是你知道羅莎‧盧森堡後來怎麼死的嗎？
就是被資產階級暗殺掉的 所以「西方的多黨制民主馬克思就胎死腹中了」
而托派的「第四國際」也主張布爾什維克不應該一黨獨大，但他堅持要推不斷革命和推動世界革命
因為不符合蘇聯當時的國情行不通，在波蘭遭遇慘敗
托洛斯基主張十月革命後應以先支援其他國家共產黨革命為最優先路線，
史達林則是以先鞏固建設蘇聯這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優先路線，後行有餘力再支援世界革命。
後來史達林把它暗殺在墨西哥了 ，托派的第四國際也並是馬克思主義非主流的形式
羅莎‧盧森堡，1895年
我個人認為「盧森堡的西式多黨制民主馬克思」根本都行不通
因為最終一定會演化成資產階級專政
但是盧森堡的確是令人敬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第二國際理論家
她為革命付出生命 最終還被資產階級暗殺掉了
英國工黨 民主馬克思主義者(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者)柯賓的困境
英國大選在即馬克思為何受推崇？ - BBC News 中文
英國工黨領導層大力推薦《資本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經濟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究竟是本怎樣的書？
騎腳踏車上班、欣賞馬克思的英國老左派：工黨領袖柯賓-風傳媒
柯賓無疑是一位惇厚而忠實的改良主義者。但，也因此，他將面臨改良主義的全部問題。
2015年5月7日，在英國國會大選中面臨再次敗選的工黨，當時的工黨領導人——知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學者之子艾德‧米勒班（Ed Miliband），隔日隨即宣佈負起政治責任，辭去擔任了約4年8個月的黨魁一職。
該年9月，自1983年成為國會下議院議員後，從未擔任過任何內閣（或者影子內閣）成員，被視為工黨內左派的邊緣候選人——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在工黨黨魁選舉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當選。
隔年，僅短短9個月多月左右時間，工黨內的中、右派藉脫歐公投等議題，開始對柯賓的領導權提出挑戰，黨內影子內閣成員紛紛辭職逼宮，黨內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對他發起不信任投票，黨內情勢完全不利於柯賓，然而拒絕辭職的柯賓，在2016年9月；一年內的第二次黨魁選舉中，再一次囊括了超過六成的選票，強勢擊退了競爭者歐文‧史密斯（Owen Smith）。
從最不受歡迎到離唐寧街10號一步之遙？
事實上，從柯賓當選工黨領導人的那一刻起，英國的主流媒體（尤其是右派傳媒），就毫不遮掩的攻擊柯賓明確偏左的主張與立場，不斷透過將他描述、定調為unelectable（無法選贏的）在野黨領導人。甚至將他比喻為工黨1980年代上一位試圖將黨帶往左轉的黨魁富特（Michael Foot），並以1983年富特與工黨在大選中慘敗的經驗，預言柯賓帶領下的工黨必然將在選舉中走向潰敗1。
對於工黨黨內主流的中、右派以及英國媒體，幾乎堅定不移的看法是：工黨在1994年布萊爾當選為在野黨領導人後，所逐步確定的「共識」或「真理」是，工黨只有在意識型態與政治主張上，放棄傳統偏左的「改良主義」色彩，放棄以工人階級為主要支持對象，極力往中間靠攏，將黨定位為「大眾黨」而非「工人階級政黨」，才有可能獲得執政的機會。這個所謂的黨內甚至社會的所謂「共識」，主宰、制約了工黨黨內超過20年的發展路線。
然而，這個被不斷警告牢不可破、不應該越雷池一步的「共識」，在今年6月份的英國國會大選開票後，徹底的粉碎與瓦解了。
柯賓在2015年成為工黨領導人後，不同於他的前任黨魁米勒班——對於黨內路線「左轉」顯得搖擺不定、遲疑躊躇，面對工人與學生的抗爭態度曖昧、模糊。柯賓打從一開始就高舉了左轉的大旗，他大大方方的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雖然，這裡「社會主義者」的意義與內涵還是在改良主義的框架下來界定）。
舉例來說，當米勒班在2015年大選前，終於略為抱定主意、明確表態，將推動讓大學學費從9,000英鎊，較為溫和的調降為6,000英鎊時（2010年保守黨政府一次性地將大學學費自3,000英鎊巨幅調漲至9,000英鎊，而引發數十萬高中生與大學生的大規模抗議，而事實上，將高等教育推向商品化與市場化，最劇烈的轉變其實是出現在布萊爾執政的時期）。柯賓成為黨領導人後的主張，卻是直接廢除學費，讓英國的大學回到早年免學費的傳統。
這種明確、不再是模稜兩可的「左轉」主張，事實上一直是柯賓成為國會議員以來的長期立場，這也是他過去在黨內「邊緣」的主因，但當他成為黨的領導人後，這樣的主張與立場，讓許多過去對工黨已經死心與絕望的工人與青年，開始重新對工黨產生希望，其中更有許多人開始主動參與到「支持」／「保衛」柯賓路線的運動。
大幅成長的年輕選民支持
今年4月，保守黨首相梅伊宣佈解散國會、提前進行大選，梅伊與保守黨原本的算盤，是希望在脫歐公投後，操作脫歐的議題、先發制人，希望透過提前改選重挫工黨，來「確保英國擁有更穩定、更有力的政府」。然而6月份大選結果出爐後，結果卻讓保守黨以及工黨內中、右派啞口無言。
柯賓領導下的工黨，在選舉期間推出了被形容為自1983年富特以來最「左傾」的選舉政策主張宣言，除了廢除大學學費外，還包括了將推動鐵路與郵政部門重新國有化、打擊企業逃稅、取消給企業的稅賦減免等等政策主張。柯賓在選戰中結合各大小左翼組織、青年團體與草根社會運動團體2，透過大小演講、社群媒體等方式直接與民眾接觸，繞過主流媒體不友善與敵視的干擾，最終，工黨勝選的席次大幅度增加了30席（發動提前改選的保守黨反倒減少了13席），如果以總體得票率來看，柯賓帶領下的工黨拿到了超過40%的得票率，足足比2015年的大選增加了將近10%選票，這是自1974年以來工黨在大選中的第三高得票率（前兩名分別為1997年的43.2%與2001年的40.7%）3。
如果從選民支持的年齡結構來看，工黨在18-24與25-34兩個年輕的年齡層民眾當中，分別獲得了超過六成與接近六成的壓倒性支持率（相較於2015兩者皆呈現了約20％的成長），而且，根據媒體的報導，青年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更是創下新高。即便在35-44這個年齡層，工黨也拿到了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4。
若以選民階級與區域來看，柯賓領導的工黨，此次也拿回了許多本來就是傳統工人社區的重鎮，過去在工黨右轉時期流失的選票。
「柯賓現象」反應了什麼？
大選過後不久，柯賓竟然從主流媒體過去「最不受歡迎」與「無法選贏」的黨領導人，在最新的民調中，成了英國民眾眼中「最適合擔任首相」的政治人物。經濟學人雜誌在選後幾天的一篇評論中，下了這麼樣的一個標題：
布萊爾路線在6月8日正式終結，工黨現在是屬於柯賓（路線）了！5
2015年工黨輸掉大選時，倫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題為「米勒班的左轉讓工黨輸掉選舉」的專文分析6。然而，不過事隔兩年，當下「柯賓現象」背後所反應的，其實是工人階級與青年們，這一、兩個世代的民眾，過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義風潮下最大的受害者，在歷經金融危機後新一輪的「樽節政策」進一步攻擊各項「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後，用清楚的行動與態度，表達出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與貧富不均的憤怒與不滿。
換言之，米勒班與工黨在2015年輸掉大選，並非如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太過「左傾」，而是根本不夠「左傾」。
入主唐寧街10號是當前左翼的最高目標？
這其實才是英國社會興起的「柯賓現象」背後所傳達出最寶貴而關鍵的訊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對新自由主義的憤怒，對走不出金融危機的不耐，讓民粹主義隱隱蠢動著，這股社會集體憤怒、失落與焦躁，需要一套分析與解釋、需要一個可以說服的計畫與方案、需要一個可以讓安置他們憤怒的政治選擇，這樣的選擇，如果左翼無法承擔，那麼，極右翼與法西斯就會趁勢而入。
對於左翼而言，或者更明確的說，對於不同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左翼而言，「柯賓現象」終於在英國政治撐開了一些左翼發展的空間與契機，然而，「柯賓現象」同時也伴隨著危機與風險。
簡單來說，將柯賓與工黨送進唐寧街10號，會是或應該是「左翼」的最高目標嗎？對於工黨黨內目前暫時休兵、閉嘴的中、右派而言，現階段當然是開始殷切著期盼的柯賓重新帶領工黨重返「執政榮光」。但對於為數眾多過去根本放棄工黨的左翼小團體與草根社運組織，讓工黨重新入主唐寧街10號，很可能只會再一次重演過往歷史上不斷發生改良主義的各種侷限、甚至悲劇罷了。
事實上，綜觀柯賓在大選所提出來的政策主張宣言內容，一來，在社會主義左翼經濟學家的分析中7，其實非但稱不上太過激進，實際上左轉的力道恐怕都還尚嫌不足，對「戰略性事業」國有化的規模，其實並不足以撐起疲弱不振的國內投資，而更關鍵的是，即便是這樣的政策綱領，以目前工黨內仍舊是中右派當道的情勢，以目前英國具壟斷地位的跨國金融機構仍強勢主導、影響著英國的各項政策方向，以目前資本家與媒體對柯賓左傾路線不斷上升的敵意，一旦工黨與柯賓真正透過選舉重新執政，恐怕都很難讓這些目前提出來政策綱領一一落實。這其實並非只是當前英國的政治困境，坦白說，這很可能是長久以來所有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政策的根本困境。
回顧Syriza：在希臘的崛起、困境與「背叛」
上述英國的政治困境絕非孤例，同為歐盟一員的希臘這些年來的發展，即可作為佐證，這些年來一度打著「反樽節」旗號，在希臘政治局勢中不斷擴張、捲動大規模左翼與社會運動團體支持的新興政黨Syriza（激進左翼聯盟），2015年甚至在獲得多數希臘工人與青年的支持下，成為希臘國會的第一大黨主導組閣執政。
然而，Syriza的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為了迅速獲得最大支持、取得執政權，原先較為激進主張逐漸被更加溫和與改良者所取代。甚至在執政後，即便在公投壓倒性反對繼續接受歐盟、歐洲央行所提出對勞工與基層民眾無比嚴苛的「樽節方案」，Syriza的執政團隊依舊選擇留在歐元區，甚至以更加嚴苛的條件，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及歐洲央行「三駕馬車」所提出的紓困「樽節方案」，而被嚴厲批評為「出賣靈魂」8。
Syriza的困境其實與英國左翼或者全世界左翼的困境多多少少有些類似，在過去近四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右翼意識型態霸權之下，2008年危機後的工人階級群眾，事實上，呈現的一種意識型態近乎真空的狀態。當前對資本主義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多數恐怕是來自於素樸的直觀，而相對缺乏完整對左翼意識型態的整體認識與思想準備，在這樣的情況底下，Syriza或者柯賓主導下工黨，雖然短時間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這樣的社會集體需求，而成為不滿與憤怒下的新選擇，然而，一旦這樣的政治力量在掌握國家機器執政後，受限於各種隨時準備反撲的反動力量，以及改良主義本身的政治選擇，發生類似上述Syriza被視為「背叛」的重新轉向，對左翼政治與左翼力量的反挫與重創，恐怕將是更為嚴重！
怎麼辦？
那麼，倘若重新高舉「正統」或「古典」改良主義的旗幟，試圖在資本主義的代議制度中取得「執政權」，尋求推動改良主義政策，恐怕並非當前左翼運動最重要與最關鍵的目標的話，那麼，面對世界各地工人與青年在金融危機後對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憤怒時，左翼運動優先的工作與任務又會是什麼呢？
無論是在英國、希臘，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把握住在這些因政治經濟大環境變動所極為難得開啟民眾意識轉變的契機與空間，透過對左翼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極推介與傳播，讓更多的工人與青年，能夠清楚而正確的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剝削的本質與其內在必然且無法調和的矛盾；能夠充分意識到：當前的困境，無法靠著努力解決資本主義「內」所產生的問題來克服，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能夠耐著性子理解到：要取代資本主義，不可能藉由在資本主義內取得「單一」一個國家「一時」的執政權來完成，它必然需要仰賴一個全球的、國際主義式的漫長全面性革命進程。
而這不代表左翼應該自動放棄掉日常生活各個戰場的政治或經濟鬥爭（諸如代議制度選舉或個別工會的組織工作與活動），相反地，左翼應該更積極的介入，但重點是我們需要同時賦予這些行動更深刻與更長遠的意涵。讓群眾在資本主義代議制度中看見它的侷限與反民主本質，讓工人在工作組織起來的行動中，體認必須超過資本主義僱傭制度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使工人階級與青年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認識全面提升與武裝，以作為下一波擴大左翼運動的堅固基礎，直到我們能夠真正翻轉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或許，才會是左翼在無論是英國的科賓熱、希臘的Syriza熱等現象中，真正最優先的工作與任務。
•1. 對於1983年工黨黨魁富特敗選原因的分析，有評論指出事實上富特的所謂「過度左傾」並非主因，而是受到英國與阿根廷所爆發的「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影響，可參見"1983: the biggest myth in Labour Party history"。諷刺的是，事實上，富特本身當時同樣支持英國出兵「捍衛」遠在南大西洋的福克蘭群島。
•2. 不少分析指出，科賓2015年當選為工黨黨魁不久後，以支持科賓與「左翼化」工黨為宗旨而成立的草根運動組織「Momentum」，在科賓的兩次黨魁選舉與今年的國會大選中，扮演著協助科賓獲得青年與社運組織支持的重要功能。至2017年7月，Momentum在英國各地擁有約150個地方團體（local group），會員人數超過2.7萬人。
•3. Jeremy Corbyn just made history with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Labour's vote share since 1945.
•4. Young voters, class and turnout: how Britain voted in 2017.
•5. The Labour Party now belongs to Jeremy Corbyn.
•6. Ed Miliband's move to the left lost Labour the election.
•7. 推薦參考Michael Roberts發表於2015年9月11日文章"Corbynomics – extreme or moderate?"。該文翻譯可見〈「柯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8. 可以參考Costas Lapavitsas 所寫的"One year on, Syriza has sold its soul for power"。
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重審歷史案件。蘇聯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正式宣佈為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平反，撤消當年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羅森戈爾茨等二十人的判決，認為」這些人的行為沒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5]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恢復布哈林的黨籍。1988年10月20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決定恢復甦共前領導人布哈林的科學院院士稱號，並撤銷了1937年5月21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將布哈林開除科學院的決定。在慶祝十月革命70週年的講話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特別讚許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50年之後的今天，戈巴契夫像布哈林期待的那樣，為他解開了史達林系下的"可怕的罪行之結"。
布哈林長期以來被看作「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直到蘇聯最高法院都為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了，蘇共才公開承認史達林殺錯了他們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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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經濟學家，共產國際重要領導人。 曾被列寧稱為「受黨愛戴的人」
對於布哈林這個名字，共產黨人一點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從閱讀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啟蒙小冊子走近馬克思主義的。此書成為當年每個入黨申請人的必讀書。
隨著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這個名字從我們的記憶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隨著對農業發展到底應該走一條什麼樣道路認識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們。當年布哈林與斯大林激烈論戰並最終造成個人悲劇的「新經濟政策」，後來被譽為「唯一正確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譽為列寧身後布爾什維克高層最理解新經濟政策意義的人。198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還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熱」。
經濟政策論爭被上綱到政治鬥爭
列寧逝世後，布哈林是繼承和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對於發展社會主義農業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之間發生了衝突。
托洛茨基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提出了超工業化計畫，主張通過降低農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價格、增加賦稅等犧牲農民的辦法來發展工業。布哈林認為這將破壞蘇維埃政權工農聯盟的基礎並出現災難性後果。他針鋒相對地提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應該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換，應該進一步減少對農民的限制，鼓勵個體經濟的發展，使農村雇工合法化，減少農業稅收，讓農民自由地種地、生產和銷售糧食，同時降低工業品的價格，從而獲得農民的支持，促進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國將拉著農民的大車以蝸牛爬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布哈林「階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經濟政策觀。在1925年黨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農民發出號召:「發財致富吧！發展自己的經濟，不要擔心有人壓制你們。」
季諾維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講話是「富農傾向」，並強調富農的危險性，要求對富農保持壓力，增加對富農的稅收，部分地恢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推廣大型集體農莊，更加重視工業的發展。季諾維也夫強調說：「新經濟政策只是一種向資本主義的退卻，它的基礎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此，不能掩蓋新經濟政策的消極面，必須防止右傾的危險。」他還特別攻擊了布哈林讓農民發財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經濟政策上的論爭，客觀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鬥爭的需要。在這場關於經濟政策論爭的初期，斯大林靜觀雙方爭執，一直不表態。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經濟才幹和理論權威地位，在駁斥和批判反對派的鬥爭中佔得先機。斯大林一方面贊同布哈林的主張有現實操作性，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認「發財致富」的口號是錯誤的。
布爾什維克1925—1927年間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對布哈林進行猛烈抨擊，而斯大林營壘則稱布哈林為「我黨最優秀的理論家」、「我黨最優秀的幹部」、敢於「說出自己思想」，是「我們大家全體愛戴和支持」的人。
後來，當托季聯盟被徹底摧毀後，布哈林這個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淪為了階下囚。
斯大林大權在握後便試圖改變新經濟政策，開始雄心勃勃地執行「大規模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這樣，布哈林的經濟政策又不可避免地與斯大林「對落後的俄國工農業生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嘗試」發生嚴重對立。
美國人科恩在《布哈林》一書中說：「斯大林的政策人為地製造了1932—1933年的饑饉，俄國歷史上最可怕的饑饉。」50多年後《真理報》報導：「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際，餓死的人大約有三四百萬。」這是長期以來諱莫如深的一個數字。
1927年秋冬，蘇聯發生糧食收購危機。斯大林認為危機的原因是富農囤積糧食和商人投機倒把，主張採取反對富農的強制措施，包括沒收餘糧。斯大林還強調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糧食生產地區完成集體化。
這就使「農業集體化運動」達到了「狂熱的頂點」。由於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區出現了強迫命令的現象。為了達到集體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區大刮浮誇風，以行政命令代替說服教育，有的地方竟採取「剝奪財產」、「褫奪選舉權」等手段，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一些地方領導人出於「邀功請賞」心理，公然違反中央關於「集體農莊運動，只是把基本生產資料公有的農業勞動組合」的指示，蠻橫地跳過勞動組合而徑直組織農業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實行了公有化。於是，有些農民就用屠宰牲口的辦法進行反抗。據披露：1929年頭幾個月，在全國3400萬匹馬中，有1800萬匹被宰；1400萬頭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當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觸目驚心的饑饉景象時，感到如果不站出來說話就「有昧於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發生了激烈爭吵。在強制農民加入集體化農莊遭到布哈林反對時，斯大林說：「在舊制度下，農民進行單干，用古老陳舊的方法和舊式農具工作，為地主和資本家、為富農和投機分子工作，自己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而使別人發財致富。」這就把經濟政策論爭上升到了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經濟上的衝突已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布哈林罵斯大林是「渺小的東方暴君」，並且退出會場。隨後，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寫好的辭職聲明。據說，斯大林接到這些辭職聲明時，臉色蒼白，雙手哆嗦。不僅如此，從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還連續發表3篇文章，不點名地對斯大林的路線進行了公開抗議。其中《列寧的遺囑》一文，闡明了列寧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一篇反對斯大林經濟政策的宣言。在隨後的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與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評了斯大林的過激行為。
斯大林的經濟政策在現實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蘇聯國內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了嚴重的饑荒。面對難以收拾的局面，他在會上被迫作出讓步。
然而斯大林有著「文過飾非」的心理，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甚至會做出「掩耳盜鈴」的舉動。斯大林忌諱提饑饉，只要一提「饑饉」這個詞，立即敏感地判定為「別有用心」，「反革命鼓動」。斯大林對一個膽敢在政治局會上談到饑饉的人咆哮道：「你應該辭掉州委書記和烏克蘭中央委員的職務，到作家協會去，去寫童話，好給傻瓜讀。」
妻子娜傑日達自殺對斯大林的嚴重創傷
斯大林對敢於提出異議的結髮妻子也毫不客氣。1931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娜傑日達開槍自殺，當年《真理報》的說法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精神憂鬱」。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披露：「那一天晚上，所有的要員都聚在伏羅希洛夫家，阿盧利耶娃（娜傑日達）表達了對導致饑荒的農民政策的批評。斯大林用俄語中最骯髒的字眼厲聲責罵她。回到家裡後，克里姆林宮的服務員發現她情緒激憤，過了一會兒，她的房間裡就響起了槍聲……」
娜傑日達是斯大林老戰友阿盧利耶夫的女兒。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孤身一人來到彼得格勒時曾寄宿在老戰友家中。1919年，39歲的斯大林與不滿18歲的娜傑日達成婚。娜傑日達年輕、貌美、上進，她具備與斯大林夫人身份相適應的知識水平與工作能力。她隨斯大林上過前線，在列寧辦公室當過秘書……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在給友人的信中，對媽媽作了這樣的回憶：
問題在於媽媽一直堅持自己對於生活的理解。她從不妥協。她自己屬於革命的年輕一代，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計畫的熱情勞動者。他們是具有堅強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設者，他們自己就是新的人，他們虔誠地相信革命把人們從市儈習氣和舊社會的罪惡中解放出來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義的全部力量相信這一切，而她周圍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她的信念。在這些人中間，我父親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範。
娜傑日達自殺前給斯大林留下一份遺書，斯大林看後，感到「氣憤至極」，「憤怒壓倒了悲傷」， 立即將遺書撕毀。斯大林認為這是他「最親密和忠誠的朋友」對他的「背叛」。大概正因為如此，在娜傑日達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斯大林走近棺材站了一會兒，突然用雙手推開棺材，轉身走了。此後，斯大林也沒有再到新聖母公墓去參加妻子的葬禮。
解力夫在《縱橫捭闔斯大林》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從看到過這張條子的人那裡得知，條子上充滿了對斯大林個人以及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申斥和指責。當時正是農村為使農民加入集體農莊而出現了強迫現象最嚴重的時候。
斯維特蘭娜說：「媽媽死後，爸爸的心靈上受到嚴重的創傷。他對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層陰影，同親屬和朋友的關係疏遠了。他相信一切現行的或潛在的反對派必須根除和摧毀。他的猜忌和獨裁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斯維特蘭娜還說：「爸爸一直在尋找致媽媽於死命的『罪魁禍首』是誰，是什麼？」
也許從那一刻起，布哈林的悲劇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布哈林犯了極其幼稚的政治錯誤
斯大林一向善於把經濟論爭上綱為政治鬥爭。1928年4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上，斯大林不點名地批評「有人想在農村實行一種既使富人喜歡又使窮人喜歡的政策，這種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在紅色教授學院的報告中，再次不點名地批評布哈林是「恢復富農經濟……離開了列寧主義」，「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經走到了斯大林容忍極限的邊緣，但他「不撞南牆不回頭」。
在隨後一系列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上，布哈林又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是恢復「軍事共產主義」，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後果，必然導致農業生產的衰退。
斯大林被布哈林逼到了無以轉圜的死角，他開始了猛烈反擊。在1929年4 月召開的中央和中央監委的全會上，斯大林作了長篇發言，全面而廣泛地批評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團」，第一次在全黨面前公開了持續一年之久的黨的最高領導層內部的分歧。全會還作出決議：堅決譴責布哈林等人的經濟觀點，並撤銷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和《真理報》的職務，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這就相當於給布哈林亮出了「黃牌警告」，或者說是下了「最後通牒」。
但布哈林仍「執迷不悟」，「決心帶著他的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布哈林與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發表聲明，宣稱堅持自己的觀點。最後，全會作出決議：撤銷右傾分子的領導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面對斯大林的嚴厲反擊，布哈林卻在政治上犯了一個極其幼稚的錯誤。他秘密約見加米涅夫，並非常激動地指責：「斯大林的路線總的來說是對革命的災難。這條路線將會給我們帶來毀滅……他是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把一切都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布哈林沒想到加米涅夫把這次談話作了記錄，是他自己為經濟論爭塗抹上政治派別的色彩，這就給斯大林提供了打擊布哈林的把柄。1929年初，政治局委員和中央監委幾位領導人召開聯席會議，譴責布哈林進行「派別活動」。斯大林指控「布哈林集團」反對黨的路線，提出了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政綱」，企圖「同托洛茨基分子拼湊反黨聯盟」等。布哈林沒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長達30頁的反訴書，指控斯大林的政治行動和政策。
斯大林在1930年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別有深意地暗示「最近黨內出現了一些異己分子，他們不瞭解階級政策的原則，企圖同富農和睦相處」，「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這已經成為「屁股坐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斯大林提醒全黨，時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隱匿的階級敵人」。並提出那個貽害無窮的論斷：「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階級敵人會更多地冒出來。」至此，布哈林與斯大林的矛盾完全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斯大林輕諾寡信，布哈林被處死
布哈林和列寧之間，有著長期而親密的友誼。在那封被稱為「政治遺囑」的信中，列寧給予布哈林極高的評價：「是最傑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列寧患病期間，布哈林經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寧總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領到花園去，談論各種問題。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響，首先就要破壞人們印象中列寧與布哈林親密的關係和感情。斯大林要通過法庭向人們宣佈：「布哈林從來就不是列寧的親密戰友，而是列寧最凶惡的敵人。」斯大林命令審訊人員，必須讓布哈林承認曾企圖暗殺列寧。內務部人員起草了一份審訊筆錄，其中寫道：早在1917年，當他得知德國政府為列寧提供火車包廂，同意列寧在戰爭狀態下穿越德國的時候，就開始懷疑列寧同德國人之間有見不得人的勾當。後來，當列寧堅持要與德國人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他便確信列寧是德國間諜，從而生出了殺害列寧的念頭和計畫。這是一箭雙鵰的陰謀，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貶低了列寧。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絕在供詞上籤字，並怒不可遏地說：「斯大林這是要把死去的列寧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幾個月裡，布哈林一直拒絕招供。內務部人員加緊了刑訊，偵訊人員增加了一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親自督戰，伏羅希洛夫作為政治局的代表也參與審訊。他們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兒子作為「人質」，以他們的安全為要挾，對布哈林「曉以利害」。內務部像對待其他受審人一樣，以斯大林的名義向布哈林許諾，只要布哈林能滿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兒子就會平安無事，他本人也只會受點監禁之苦。
斯大林是施展此類手腕的高手。
就在兩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會上，斯大林還親自為布哈林敬酒，說：「我們都瞭解他熱愛他，誰要是老記著過去，誰就從我的眼前滾開！」與此同時，內務部卻正在準備一份布哈林「過去反列寧」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週年紀念日，布哈林拿著《消息報》主編的通行證參加紅場的慶祝活動。一年前，他是作為國家領導人登上列寧墓上的主觀禮台，而現在只能站在觀禮台的一側了。這時，一個衛兵跑過來向布哈林敬了個禮，說：「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請我轉告您，您站的不是您應站的地方，他請您馬上到主觀禮台去。」就在說這話的時候，斯大林已決定把布哈林從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名單裡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內務部人員帶著搜查證闖進布哈林家。正要開始搜查時，通向克里姆林宮的專線電話響了。電話是斯大林打來的。布哈林侷促不安地告訴斯大林內務部的人正在家裡搜查，斯大林大聲吼道：「叫他們統統滾出去。」於是搜查停止了。而當時，斯大林正在召開會議討論是否馬上逮捕布哈林。
「前車之鑑，後車之覆」。無數事實讓布哈林對斯大林有了清醒的認識。布哈林知道自己難免一死，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個念頭：保護好自己的家人。
最後，雙方作出妥協，達成一個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寧與德國勾結之事，也可以不說企圖謀殺列寧，只說為阻止和約簽訂而打算將列寧逮捕，並扣押一晝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認自己是德國間諜，但必須承認參與了對基洛夫和高爾基的謀殺，還得承認企圖謀殺斯大林。這樣，布哈林的家人將不受任何牽連，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再次「輕諾寡信」，布哈林最終還是被處以極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與布爾什維克革命》一書中說：「布哈林死的時候嘴裡咒罵著斯大林。他是挺著胸脯站著死去的，而不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樣，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著要求憐憫。」
入獄之前，布哈林已作了最壞打算。他草擬了一封《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要求妻子拉林娜一遍遍地背誦，直至一字不差。信中寫下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這樣的遺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面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面對著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裡，我堅信，經過歷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污穢沖掉……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的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讀著布哈林的遺書，不知是應該感動還是嘆息。革命浪費了億萬人民對它的感情，或者說是粗暴地蹂躪和踐蹋了人們曾對它有過的忠誠，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從布哈林的政治悲劇中，我們看到了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當我們把蘇維埃早期幾位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劇放到一起，則驀然意識到：儘管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性格特點各異，但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都毫無例外地扮演了同樣的悲劇角色。
JINDERLANDOFFICE wrote:
請樓主回答我這個問...(恕刪)
人類不是機器 也不是資本家的購買耕田用的牛馬等畜生用來給資本家增值資本
一開始資產階級就沒有把人類當作有人權的人來看
資產階級經濟學是把勞動力當作生產要素
只是去想如何把這頭耕田用的牛養得更便宜
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 勞動者和資本家的議價能力不對等
但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關係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
而在馬克斯主義學原理來說 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是相互聯繫起來的
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會改變生產關係
生產關係的發展會推動上層建築的轉變
另一方面舊時代的上層建築也對新時代的生產關係起到反作用力
我舉出過這些例子
1.慈禧太后反對火車和鐵路
2.20世紀中國女人裹小腳
3.伊斯蘭女性蒙面
4.古蘭經允許男人娶4個老婆等例子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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