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否認，在攝影術誕生的一世紀內，德國思想家班雅明一九三四就察覺到攝影絕對不單單只是記錄，無論拍攝者以什麼態度拍攝，被拍物或人永遠都是被關注的對象，或說，是被美化的對象：
相機「現在已無法拍攝一座廉租公寓或垃圾而不使其改觀。更別說一座河壩或一座電纜廠了：在它們面前，攝影只會說：『多美。』……它已通過時髦的、技術上完美的處理方式，成功地把凄慘的貧困本身變成享受對象。」
班雅明的觀察是對的。會被拍攝的，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因它是值得我們關注或美化的對象。
然而，若是如此，攝影將那些不起眼的、將那些被歷史遺忘的殘餘物拍攝下來，難道真的是幫我們更接近世界？真的是幫助這些邊緣物獲得它們應有的正視嗎？
亞當斯的老師威斯頓（Edward Weston，1886-1958）就是這類有理想的人：「向其他人揭示他們周遭活生生的世界，向他們展示他自己視而不見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威斯頓最有名的抽象作品即只剩曲線的女體，和猶如女體的青椒。在這裡我挑更像女體的貝殼給大家看看。不只是抽象式的視野，任何要求新的觀看方法，都是這種抽離真實的要求。
海因拍攝的勞動工人，其形式美讓照片更為雋永；史川德晚年「一視同仁」拍攝墨西哥苦工和偉大的畢卡索……這種表面上看似人道主義的拍攝，這種把整個世界再平凡不過的角落當作一張張照片集合而成的新視野，和注重形式和美感的畫意派之間，「在努力要美化世界和反過來努力要撕掉世界的面具之間，最終是沒有差別的……攝影的主要效果都是把世界轉化成一家百貨公司或無牆的展覽館，每個被拍攝對象都被貶值為一件消費品，或提升為一件美學欣賞品。」（105, 111）。
在相機前我們用中產階級偷窺上層社會的淫亂和捕捉下層社會的慘劇，相機美其名複製現實，喚起人們不曾見過的真實，然在文化意義上卻是加速這些不曾被見過的事物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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